四、苏联衰落和解体的教训探讨

　　关于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几年来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研究，见仁见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从列宁去世以后，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就开始衰落，这个危机过程一直在深化，但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焕发出来的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忘我劳动的热情并没有稍减，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而执政党的危机恰恰长期被战争的危机所抑制，为苏联战争胜利和建设的成就以及军事的强大所掩盖。战争结束以后，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共产党的衰落趋于明朗化，突出表现在领袖素质迅速下降，特别是政治思维能力、理论创新能力和与此相联系的执政能力迅速下降。七十年代前后这个不断深化的党内危机逐渐外化为社会危机。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政治思维”的“改革”完全失败，引爆了执政党的危机，美国立即跟进，乘虚而入，施以“援手”，1991年苏联解体解体只是这一执政党长期政治危机的一个必然后果。对此，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从一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角度分析，提出以下几点观察似乎是有意义的。

　　(一)斯大林去世以后，从国内看，苏联历史迎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国际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和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由于当时苏联共产党领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政治上缺乏远见，执政能力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能力都与苏联的地位不相称，而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又缺少对领袖的“纠错机制”，这样就给苏联的建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也为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和世界变局埋下祸根。

　　在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年代，在军事共产主义遭到失败的危机关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在苏维埃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时的条件极其严酷，但是领袖和党有超凡的理论创新能力和执政能力，使其一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危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几篇重要著作，是他晚年对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宝贵的探索。关于这条被称为列宁开辟的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在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公认的首席理论家布哈林的演讲和著作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和发挥。在战前严酷的历史条件下，随着1928年以后新经济政策被迫废止和党内斗争的发展，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列宁的“政治遗产”被长期冻结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历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时历史提出的任务是“更新斯大林模式”，即在研究总结新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宝贵经验，继承列宁“政治遗嘱”的宝贵遗产，再结合总结苏联建设和“斯大林模式”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创新社会主义，提炼出战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而为发展和改革指出方向，实际上需要从经济和政治上更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苏联新领导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不理解时代提出的任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任务。由于种种原因，苏共的政治思维和理论思维早已经失去了二十年代的活力，苏共党内已经少有大政治家和深刻的大思想家。即使党内有思想家、理论家的苗子，由于政治和体制原因，也出不来。列宁时代，党内是一个高素质的领袖群体;斯大林时代只剩下一个领袖和一群助手;斯大林逝世后，再经过党内斗争(如将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一些老近卫军打成反党集团)实际上已经只有党务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从而无力从理论上提出苏共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新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上提出在市场和民主等方面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任务。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耐普曼)、外国资本、发展民主、反对官僚机构，等等社会主义道路的要素，这些原本在二十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重大的历史启示。然而，这个问题从斯大林逝世到苏联解体长达三十多年里，似乎从来没有在最高层次上被提出过。新经济政策道路和列宁的“政治遗嘱”这一极为宝贵的政治遗产被苏联领导人永远地冻结了，遗忘了，浪掷了。只剩下列宁的遗体在红场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世人凭吊、瞻仰、致敬、献花。社会主义日益变成脱离实际和没有生命力的空洞僵化的概念。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苏共限于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水平，又一味以老子党自居，自己固守传统模式，不能改革，也不允许别人改革，走自己的道路，对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问题的性质判断不够准确，轻率动用武力，酿成严重后果。这样的社会主义如何能保持青春，如何能成功地应对西方不断改革和发展的新模式的挑战呢?加以种种其它造成内部离心倾向的情事，都表明其领导人缺乏领导和驾御东欧政局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必要的德能。五十年代发生的许多类似的政治事件，包括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严重后果，都是领导人的错误造成自乱阵脚，对后来世界革命形势的消退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党内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师哲同志对赫鲁晓夫有近距离的深刻的观察。他说，赫鲁晓夫出身于矿工家庭。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很低。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愚昧无知、粗鲁野蛮，莽撞无理。他头脑混乱，思路不清，只凭主观臆想，而没有政策、策略观点，行事只凭感情冲动，而又诡计多端。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信口开河。⒃1954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醒他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有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赫鲁晓夫仍不以为然，竟然说，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对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轻浮、浮躁的态度，真是不可思议。”“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个混蛋，也曾向毛主席谈过。对我的话，毛主席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肯定，他只是这样讲：‘他们(指苏联)安定下来了，我们的事就好办了。’”⒄这样一个“混蛋”第一书记居然一干就是十一年(1953-1964)，岂非败事有余?所以，五六十年代苏联的经济改革搞砸了，斯大林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乱了，中苏关系搞僵了，国际革命形势消退了，都不奇怪。苏联和俄罗斯至今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其实，中国历来认为，领导地位是自然形成的。赫鲁晓夫其人，德才都不够分量，有什么好争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赫鲁晓夫“萝卜不怎么样”，但“长在埂上”，苏联的地位、威望和实力都是客观存在。可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伟大，也是客观存在，对此斯大林晚年也给予高度评价。如果中苏能够互相团结，互相尊重，取长补短，成犄角之势，借战后国际形势的东风，何事不可为?可惜，不是“将熊熊一窝”，反倒是将相失和，加以其它方面的种种原因，战后一度出现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生生给断送掉了，造成后患无穷。

　　斯大林在消灭了德国法西斯之前，就已经先行消灭了列宁时代留下的党内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理论家，消灭了在国内战争、工业化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乎所有可能与他比肩抗衡的党内军事家、政治家和优秀高级干部。斯大林是伟大的政治家，可惜这样一来也就变成了后无来者的孤家寡人。加以列宁时代的政治遗产被放弃，这不能不极大地削弱了苏共对国际政治问题和历史转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理论创新和战略思维能力。思想愈来愈丧失活力，思想家消失了，或边缘化了，或成为体制外人物，成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这是苏联在战略上输给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

　　苏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创新能力下降，早在战前就有明显表现，而在斯大林去世前就更加突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可以这样说，在1947、1948年间，苏联认真地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实质性问题，但所站的立场是摸棱两可的;而在1949年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灵活、巧妙，革命确实在步步走向胜利(这在中苏两党当年来往的电报中反映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态度，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苏共领导层中大脑比较清醒、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个人，其余的人，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大多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而已。”⒅“其余的人”，包括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浅薄而又狂妄，不了解中国，不善于同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又有独特的经历、性格、长处的大国相处，更不了解苏联同样需要中国，轻率地搞砸了中苏关系，等于自己揿动了国际政局变动的按钮，酿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美国的特点正相反，战后是砸重金造多种智库，做总统决策的“外脑”，如战后建立军方背景的兰德公司等，七十年代以后更是鼓励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被聘为终身教授，以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美英。这使得美国政府的决策可以有很强的多角度的智力支持。当然，美苏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可是即使相近的体制之间比，这一点苏联也不如中国。中国虽然由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打击和损失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但是毕竟由于周恩来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地刻意保护，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留下了一批宝贵人才。斯大林身边，没有一位周恩来，所以斯大林死后，出现政治“真空”，既出不来邓小平，也出不来陈云，剩下几个仅有的老近卫军也被打成反党集团(莫洛托夫是列宁时代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结果两国的命运自然就不一样了。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解，中国领导人确有高见，中苏改革的高下也不是偶然的。例如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⒆小平同志一辈子实践长于理论，可是一句话就抓住了半个多世纪苏联历史的要害，高下立见!

　　赫鲁晓夫固然败事有余，勃烈日涅夫也成事不足，干脆放弃改革，与党内官僚集团妥协，大家共享“太平盛世”——“发达社会主义”，自欺欺人。这就完全背离了列宁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这是战后苏联发展战略的两大败笔，九十年代的失败先就已经输掉一半。在战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和政治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下，不改革明明是“等死”，却要自欺欺人地高喊“发达社会主义”，这是走黑道唱歌——给自己壮胆。苏共日益变得保守、僵化、腐败，蜕化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浪掷了从1953-1983年整整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机遇期，而且正是这三十年中，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中，口头上标榜“发达社会主义”，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官僚特权阶级恶性发展，完全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宗旨，脱离了人民群众。战前和战争时期苏联人民长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消费)，但是苏共在战后长期不能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民主的要求，相反自己作威作福，压制迫害不同政见，改革成为笑柄，不仅没有完成历史转折，反而消解了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取得的和由卫国战争胜利巩固的执政合法性，人民失望已久。战后苏联发展战略的第三大败笔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建”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发明的“三七开”是个很管用的政治经验，苏联领导人没有这个政治智慧，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的“重建”，都是搞全盘否定。1917-1985年，苏联社会主义搞了68年，戈尔巴乔夫上来要“重建”，岂不是历史全错了。看似勇敢，实为卤莽，与当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一样，一下子造成全面混乱，使自己陷于政治被动。“重建”的“路线图”也不对：如果战略策略得当，不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些华而不实、自乱阵脚的不急之务，先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恢复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按住经济这一头，再徐图大计，先经济后政治，先内政后外交，再同美国谈判对等裁军事宜。这样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一城一城地往回扳，也还可能会有历史的良性转机。但这需要有大政治家，大战略家掌舵。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满足于“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这是行小惠而忘大义，不理解历史需要什么，基本没有忧患意识，后来干脆政治上麻木不仁，颟顸自大，不相信美国人要搞垮苏联，更看不到自己在衰落。克格勃的情报工作是一流的，绝对不缺情报，但领导人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思想理论和政治水平、政治能力和驾御能力是三流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追求所谓“全人类价值”，将“全人类利益”置于苏联民族利益之上，是喝了“美国牌”迷魂汤，说到底是投降主义，难怪事后美国讥讽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哈佛研究生水平。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他连“勃烈日涅夫主义”都不如。其实美国骨子里就是要搞垮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从不松懈，这是美国政治上的厉害之处。戈尔巴乔夫上台，对历史使命没有理解，对人民要什么不知道，对自己的要干什么也心中无数，做起来必然没有章法，遇到挑战就自乱阵脚。苏共的改革脱离人民，脱离全党，领导人以演讲为主要工作方式，鼓吹热闹了几年，没有实效，经济还下滑，民怨沸腾，于是由列宁斯大林时代积累下的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资本金”(执政合法性)就彻底赔光了。脱离人民，这也是“8.19事件”失败和叶利钦能上台的根本原因。哀莫大于心死。人民厌倦了，失望了，希望换一个面孔，换一伙人执政，换一种活法，哪怕试一试也好。这是人民无可非议的权利。苏共这个“安泰”是自己不要大地母亲，失去了力量的源泉，能怪母亲吗?试想，如果苏共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苏共在历史关键时刻头脑清醒，而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其领导人和干部哪怕有10%敢于为国家挺身而出，而不是明哲保身;那么“8.19”事件发生以后，叶利钦在坦克上的演讲根本不会有那么大作用，军队也不会失去方向，苏共根本不会遭到被“取缔”的羞辱和灭顶之灾，美国的“第五纵队”也难以翻起大浪。“8.19事件”的领导人之所以畏首畏尾，不能成事，想吃又怕烫着，归根结底是，第一，没有反危机的政治纲领，政治上没有明确的方向;第二，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造反的底气不足，人民也不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全党全国都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本来维护苏联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业，结果变成了一个小集团的“阴谋”。不败而何?反之，这件事要象“列宁在十月”那样，早早提出“四月提纲”武装全党，明确行动的目标和意义，目光如炬，认清道路，旗帜鲜明，口号明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依靠人民群众来做，不成而何?

　　(二)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一条政治铁律。十六到十九世纪，西欧从民族国家兴起，到建立世界霸权，几百年间从一个相当贫穷落后甚至饥荒遍地的状态成为全球化的暴发户。西欧由此骄傲而落后，为美国超过，接着又被苏联超过，并在战后长期处于苏联庞大的军事实力的阴影中。但是战后苏联人登上霸主地位以后却不幸步了西欧的后尘，也骄傲得不可一世，这使得苏联战后从强大走向衰落，战略上陷入被动。而且由于失道寡助，政治上孤立无援，在自己政治上最衰弱的时候被美国施以“援手”，先是明掐，后遭暗算，最终遭到解体的厄运。1949年斯大林在会见中国代表团时说过一段当时看起来似乎平常，但是实际上意义深远的话。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从西方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还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20)斯大林对中苏关系之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的重大意义的理解是极其深刻的。经历了中苏分裂、苏联解体、世界变局和历史倒退以后，现在回过头来读这段话，联系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说明美英对这个问题不仅理解同样深刻，而且战略和手段都相当老辣，不知世人有何感想?

　　中俄关系的历史基础不够坚实，俄国人对中国至今不甚了解。历史上，十八世纪以前两国不通音问，俄国人只是从西欧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中国信息的“二手货”。俄国人历史上崇拜西方文明，对中国不屑一顾。十九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则对我搞“黄色俄罗斯”的殖民战略。俄罗斯人对中华文明和中国的好感始自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托氏早年也是个“胡适”(西化派)，晚年对西方文明失望，认为西方出现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转而对中国文明寄予厚望。为此他与清末民初的著名中国学者辜鸿铭通过信，希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以便“拯救世界”。再以后除了列宁对中国有过短暂的示好以外，以后的中苏关系一直疙疙瘩瘩。五十年代以后有过“蜜月”，可惜太短。苏联解体，两极世界倾覆，其国际政治原因要追溯到中苏分裂。苏共的骄傲和狂妄有老沙皇的“基因”，搞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自乱社会主义阵营，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势;然后苏联又到处交恶、树敌、出兵，孤立自己;终于从被动转变为盲动，以后更酿成戈氏的“改革”大祸;最后演变为恶性权斗，更发展到引狼入室，城门失火，自毁基业，殃及世界。这期间苏联对华有几处严重失策，一是主要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刚愎自用造成中苏分歧与隔阂日益加深;二是落井下石，乘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索要抗美援朝的“战费”，这既非大国风度，又极伤感情;三是1969年竟然要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这步臭棋丧心病狂，也愚蠢至极，彻底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变，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然中国并不吃亏。其所以丧心病狂，思想根源还是骄傲，发展为狂妄，同时也表明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政治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对美国人的“软刀子割头”颟顸不觉，居然还有心“掐”中国。至于九十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更证明斯大林所言不虚：“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毕竟是大政治家，说话有战略高度。从二十一世纪看，这句话仍然有现实意义。

　　苏联解体，美国于是不可一世，布什政府正在步前苏联的后尘而不自知，主张“文明冲突”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同样是丧心病狂。另一方面，历史经验足够教会我们如何理解国际政治。所以，所谓犄角之势，也必须建立在中国自身强大的基础之上，否则不足以与之抗衡，也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合作。俄罗斯是大国新败，近年来虽有所恢复，但真正复起至少还要一代人时间。所以，俄罗斯同样很需要中国，这也是中俄关系的战略机遇期。

　　(三)五十年代以后苏联共产党彻底放弃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代的政治遗产，理论越来越脱离实际，陷于僵化，丧失了生命力，实践上必然不能够正确把握历史转机，完成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全面转型的历史任务，在与西方的“和平竞赛”和“和平演变”中打了败仗。苏联和中国的历史证明，落后国家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不可能很短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分成若干阶段，而每一个阶段按其顺序都有其中心任务。执政党必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理论上正确认识自己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历史任务，在实践上及时提出这个任务，在政策上紧紧围绕这个任务，千方百计地排除任何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并自觉地及时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迎接和完成下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这样周而复始，循序渐进，完成现代化历程。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发动了“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并通过新经济政策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实际上开辟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被中止，从而如何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列宁晚年思考的重大问题被搁置起来，但毕竟斯大林正确地抓住战前工业化的历史任务，通过1928-1941年的两个半五年计划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尽管代价沉重，这一时期总算不辱历史使命。但是用沙皇帝国的办法搞社会主义，只符合俄罗斯民族主义利益，而距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太远。战后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则虽然存在，但是已经严重扭曲，国家具有某种封建帝国性质。战后苏共本应改弦易辙，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上，重新提出战前迫于形势不得已被搁置的历史任务，沿着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以及列宁晚年著作指示的方向继续探索，在正确总结战前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战后的形势，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模式和整个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转型。包括解决列宁已经在思考的政治民主、防止官僚化和文化革命等重大问题。这是战后苏共面临的历史使命。这些在1953年以前没有条件去做，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整整三年由于出现“领袖真空”也没有条件去做。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不但根本没有提出这个历史任务，却由于在“斯大林问题”上和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卤莽而在以后长期使自己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和混乱局面，最终导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共产党始终没能给自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全面地深刻地提出这样的转型任务，这说明党在思想理论上对历史使命的理解肤浅，失去了理论创新能力，表明苏共的战略思维能力退化，也就决定了战略决策能力退化，只能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现实任务。应当说对于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变的问题，苏共提出的比较早，也算深刻;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距离新经济政策时期差得很远，对市场机制畏之如虎，后来经济改革干脆“偃旗息鼓”了。苏联对市场机制的消极面看得太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就更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已经永远失去了列宁时代强大的理论思维和创新能力，在斯大林以后也不能产生强有力的政治领袖。这样，从1953-1964年这个极其宝贵的历史转折时期就成了“蹉跎岁月”。这与中国在1976-1978年的政治局面和以后的历史转折形成鲜明的对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和政策成果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吸收，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之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知久加诺夫同志作何感想?从社会主义转型的角度看，勃烈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同样是“蹉跎岁月”，不能改革，就是等死。可惜的是，勃烈日涅夫以后，如同斯大林死后，竟然又蹉跎了三年，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看，苏联已经耽误不起时间了。所以，苏联的失败在历史上早已经潜伏了危机。中国“文革”时期何尝不是如此?但是中国能实现历史转折，转折出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就是中国的福气和战略优势了。这要拜中华文明之赐，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现代钟出一个毛泽东，同时(请注意同时二字)又钟出一个周恩来，而且两位伟人共事合作始终，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带领共产党和人民夺取全国解放时，他们可以共同建功立业;在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时，在毛泽东的其它战友不能发挥作用时，还有周恩来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相忍为国，辅佐运筹，折冲樽俎，致使党和国家得以保全，避免分裂，更使得一批民族精英得以幸存，后来的历史得以成功转折。苏联就没有这个运气了。可见，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很深，不是一两个领导人的问题，是一个转型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更是一个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能力问题。这其中有大量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尚待研究。这些年来，美国研究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投入了大量资源。俄罗斯近在咫尺，是永恒的邻邦，研究苏联和俄罗斯，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需要造就人才，加大投入。

　　(四)六七十年代苏联内外树敌，左右开弓，四面出击，陷入盲动主义，为后来的迅速衰落埋下祸根。战后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势力扩张，并建立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以及中国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对于战后世界格局形成的积极影响和对于提高苏联本身国际地位的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世界和平和苏联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的积极意义也是巨大的。虽然战后建立了苏美军事战略均势，但是苏联在经济技术实力上的差距还是不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立足长远，扎牢篱笆，稳扎稳打，团结内部，完成转型，壮大势力，徐图大计，才是上策。但是苏联不能平等对待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内部鸡飞狗跳。特别是一面造成中苏分裂，一面到处在国际上与美国争锋，等于左右开弓，四面出击，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国力。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成为沙皇俄国地缘政治的继承人，又当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头”，要维持这个帝国与西方对抗，又要输出革命，必须持续承担大量的义务，保持大量的军力，也就背上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包袱。苏联进入八十年代，在西方军备竞赛与和平演变的强大压力下，实际上早已背不动东欧这个包袱了。卸包袱是苏联最终在西方压力下放弃东欧的一个财政原因。

　　(五)冷战和东西方政治对抗的国际环境极大地限制了战后苏联国内外战略、政策的选择余地和活动空间。这是战后苏联迟迟不能实行重大改革的一个客观原因。苏联被西方在国际政治上牵制住，动弹不得，到七十年代以后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这方面苏联有苦难言，美苏对抗，战略均势，大树底下好乘凉，许多国家在其中受益，所以一味指责苏联也有失公允。可见，军事对抗往往上去就下不来。可是真的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这需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如果是那样，岂不是注定苏联迟早要垮吗?美国在军事竞赛中拖垮了苏联，尝到了甜头，老想着故伎重演，逼中国上套。所以，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处理好国际竞争与国内发展的关系，使自己既得到国家安全，又能够发展壮大自己，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和借鉴苏联经验教训。办法总是有的，特别是世界多极化条件下，选择的空间会大得多。

　　其实，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要害并不仅仅在于照搬西方，私有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还在于私有化中暴富的寡头集团勾结西方，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进而要控制国家政权。尽管这个集团资本不少，但是政治上只是一个勾结国际垄断资本、出卖本国利益的、具有买办性质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极为脆弱，如果他们掌握国家政权，最终必然导致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从而使俄罗斯重蹈沙皇俄国的覆辙，丧失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独立发展道路和断送俄罗斯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前途。普京是一个典型和杰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尽管社会主义道路被放弃，但是经过九十年代的折腾，俄罗斯人终于明白，正是十月革命使得俄罗斯民族得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十九世纪以前的落后、阴霾和自卑;正是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和拯救了俄罗斯民族免于灭亡的命运;总之，俄罗斯人终于明白，由于自己在政治上难得的“一时糊涂”，已经葬送了苏联国家，现在无论如何再不能容忍少数利欲熏心、不顾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寡头葬送伟大的骄傲的俄罗斯民族。这样，就不难理解叶利钦所干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推荐普京上台。一些西方人不懂“宏观”，老是专注“微观”，挖其中的什么“内幕”，其实这里有的不是“内幕”，而是民族大义，就是俄罗斯民族生死存亡的利益选择。要说“内幕”，这就是最大的“内幕”。对此，笔者深信不疑。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俄罗斯官方在关于一系列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历史问题，包括斯大林等重大问题方面立场和观点的变化，转持相对客观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普京总统亲自为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讲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了。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过社会震荡以后，终于开始走出一条根据本国人民的利益所选择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还有待实践发展才能更好地加以概括，但是它的民族特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可调节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清晰的。

　　五、“和平演变”是一种“安乐死”

　　前文已经谈到，而且根据“安泰”原理也可知，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苏共从脱离人民到背叛人民，所以苏共丧权和苏联解体是慢性自杀，不是他杀。但是说苏联解体与和平演变没有关系，那是妄顾事实，或者是政治上糊涂。

　　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泪史中产生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时期从空想变成科学的。世界上有不平等和贫困，就一定有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思想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不死鸟”。但是社会主义思想是“不死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死”。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形式需要艰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只是方法。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更多地与战争、冷战和政治对抗相联系，是没有最终成功的实现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终归历史太短，需要探索，需要改革，需要发展，这就是生，就有生机。相反，社会主义理论和体制僵化、凝固，不能与时俱进，必然走向反面，这就是死。这是抽象掉国际政治斗争而论，孤立地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与死。事实上，无论在在美苏对抗还是在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政治斗争都具有对抗性的一面，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和策略，公开宣称要置我于死地，这是不是对抗性?所以，从战略上看，战后条件下，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是“等死”，而照搬西方的改革或赫鲁晓夫式的卤莽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推倒重来”的改革是“找死”，那么，“和平演变”则是战后美国发明的对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安乐死”。“安乐死”是战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一以贯之的，从未松懈过的国际政治思想和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其思想源出美国学者乔治·凯南，但中国人更熟悉杜勒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们对此早已耳熟能详。前文讲到，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和平演变不是苏联解体的首要原因。但是这句话不完全适合于东欧。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硬碰硬地打出来的。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攻克柏林的路上，用苏军的坦克和皮靴趟出来的，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原就比较发达，波兰尤其特殊，各国与苏联的差别很大。苏联模式“移植”东欧以后，从来就闹水土不服，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在战后半个世纪里从未间断过。不是社会主义不适合东欧，而是苏联模式自己都不适合战后条件，需要改革，如何能适合东欧?正因为如此，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矛盾历来尖锐而又不可能消除，东欧国家地处苏联与西方的中间地带，于是成为苏联集团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成为软肋，也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最先得手的地区。须知，战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其所以政治稳定，社会繁荣，是因为这些国家进行了福利国家的改革，如同政治上种了“牛痘”，有了政治免疫力，从而自行消化了社会主义的影响。而苏联把东欧国家捆得铁桶一般，不允许稍许改革，等于自己将东欧这些铁桶变成“火药桶”。所以，东欧剧变中和平演变的因素有内因，有基础，其作用也必定要比苏联大，历史也久远。但即使这样，对东欧而言，也不能说和平演变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东欧原本应当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用武力压制。一旦不用武力，马上分崩离析。但苏联自己的情况不同，先是苏共“自腐”，自我演变，然后才是“虫生”，西方的和平演变乘虚而入，把美式白兰地“酿”成俄式伏特加，一点点灌，潜移默化，最终得手。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和苏联解体前后，更有大批“第五纵队”介入，加速演变过程，苏联解体还不罢手，直到叶利钦执政后期“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灾难深重，俄国人大“醉”初醒，克格勃势力兴起，美国才开始收手。可以说，在现阶段对西方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和平演变战略已经被美国人玩得烂熟，加以美国特别舍得往这方面砸钱，这一手确实厉害。

　　有些事情，由于掌握资料不足，难以区别是和平演变还是“第五纵队”。苏联解体前后发生了很多按照常识难以理解的事情。例如1991年5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半年，戈尔巴乔夫派亚夫林斯基去美国，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三百亿至五百亿美圆，五年共援助一千五百亿至两千五百亿美圆;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则要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的“改革”，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与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一个不成文的原则是“大改革大援助，小改革小援助，不改革不援助。”几个经济学家如何能够敲定如此重大的国际政治、国际金融问题呢?亚夫林斯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如何能承担这等军国大事，又如何能赢得哈佛对手起码的尊重呢?不耍你又待如何呢?就这样一个明显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一纸空文和政治骗局，戈氏当成真事。7月16日，他的皮包里夹着“哈佛计划”到达伦敦，会晤西方各国首脑，请求兑现巨额援助。结果可想而知，一个美圆也没捞到，反而闹成国际笑话，自取其辱。怪谁呢?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怪不得西方的。四个月以后，苏联解体，但是“哈佛计划”却变本加厉地推行开来。这件事到底是和平演变还是第五纵队，抑或两者都是?政治家“白痴”到这种程度?还是“走火入魔”?或是另有隐情?直令今人拍案惊奇，也殊不可解。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在二十世纪就贡献了两个顶级的政治家，一个是伟大的列宁，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领袖和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一个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掘墓人。

　　再如，1991年当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条约签署之后，叶利钦首先打电话报告美国总统布什。(21)这是什么行为?不要说在斯大林时期这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按照常规，第一，这是通敌行为，叶氏不是苏联总统，无权越过总统直接与敌国总统和任何外国人通报重大国务信息;第二，出卖苏联利益;第三，向美国卖身投靠。这三条中任何一条，都足以断送当事人的前程，战时或非常时期就是死罪。但在苏联，一个克格勃令人闻风丧胆的国家，竟然稀松平常。再如，叶利钦取缔苏联共产党，简直就是美国白宫命令的执行人。对此，还是俄罗斯人自己看得最清楚：“所有行动的指挥都来自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灭苏共，不枪杀苏联政权，他们是无法分割、甩卖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这是西方为消灭苏共、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重大行动。……按照久加诺夫的观点，这是冷战的结束性行动，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华盛顿，就在老布什手中。”(22)苏共是苏联的心脏，取缔苏共，王纲解钮，苏联随即解体。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早就研究明白，制定了方案，由苏联人自己实施，最理想不过。所以，久加诺夫的这个观点虽然正确，惜乎是事后诸葛亮。事后诸葛亮不可取，而事前下决心作决策又极难。如此这般，大势就可知了。国际政治中似此种苏联解体前后国家政治被操纵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叶利钦任俄罗斯总统时，盖达尔政府里有几百个外国经济学家作顾问，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克格勃系统的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就算当时克格勃都“中风”了，难道叶利钦总统也“中风”了?古往今来，国家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几回闻?这其中必然另有隐情。总之，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看起来似乎很费解，其实想想也简单，无非幕后有政治交易而已。

　　有和平演变战略，就理应有反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反和平演变战略无论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完全必要的。“不改革死路一条，照搬西方模式的改革，是一条死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1989年到1990年在苏联东欧这一年的经历更加深了我的在八十年代形成的信念，实际上这是当年国内关梦觉先生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形成的一种共识，是对1982年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呼应，我只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年轻的追随者。这种观点在当时西风渐烈的气候下，没有产生大的影响，而且被一些人诬为“保守”，甚至是“反对经济改革”。其实，当时真正反对经济改革的人很少，而他们是真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经济改革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当“长痛不如短痛”的“价格闯关”等项改革主张和措施闯出通货膨胀的祸来，特别是在发生了1989年东欧剧变、北京政治风波的惊天大祸以后，重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也是有根据的。问题是，否定经济改革的极“左”思潮也随之泛起，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反和平演变在理论和实践上会变成反对和否定经济改革。所以，如何从理论和政策上明确坚持改革与反和平演变的界限，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反和平演变在理论上就会迷失方向，实践上或者反不下去，或者妨碍改革和发展。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时不得已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实践上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在政治上吃了一剂苦药。

　　在当时情况下，我深感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正面临严峻考验，但也面临转机，我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走出自己“特色”的道路。这个观点写进了1992年春发表的《苏联解体对东北亚的影响》一文。这里摘录其中结尾一段：

　　“中国其所以在国际风云如此变幻的今天，仍然能保持政局稳定，最根本的一条是得益于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对于在当前关键的历史时刻把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格局正在加速重新组合。中国能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争取到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从国内因素上说，取决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苏联解体使中国的改革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和国际意义。今天，只有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勇敢地探索改革的新思路，才是上策，才能真正赢得长治久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既不是东欧，也不是苏联。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子，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路子。”(23)笔者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的检验，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今天仍有意义。实际上经过八十年代后期到今天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发展和改革，随着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基本轮廓愈来愈清晰了，关键在于克服阻力和排除干扰。而问题还在于恰恰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反和平演变实际上将可能导致偏离党的基本路线，耽搁、阻碍发展和改革，甚至错过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所以随着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而推动的又一轮发展和改革的启动，反和平演变的口号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这在当时有其必然性，但是其后遗症也表现出来。

　　1992年以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国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咄咄逼人的国际形势，国内劳动力、资本、产能过剩与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保短缺的严峻局面，泾渭分明的社会分化以及仍然相当紧张的社会关系，对我国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一个关乎全局和命运的根本问题：要从根本上实现和谐社会和中华复兴的战略目标，必须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的那样：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这在实际上是端正发展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大大加强了对中国推行分化、西化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而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能够把反和平演变提到必要的高度，甚至不提，而在理论战线特别是经济理论也包括国际问题领域的学者基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分析工具，转用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指标体系观察、分析和规范我国在日益深入地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民经济运行，用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察、分析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试图规范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而对于我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重大风险要么估计不足，要么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从近年来中央高调宣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倡“八荣八耻”以及党的十七大报告围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确立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看，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反对和抵制和平演变的态度和做法，同样也是坚定不移的。

　　第二节 苏联解体后的美国霸权及其影响

　　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世界格局垮台。世界面临一个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美国的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把这个历史时机演变成为自己谋私利和建立世界霸权的时机。俄国十月革命打断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原本开创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随着苏联解体，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大门面临被关闭的危险，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遭遇了强大的逆流。所以这里将苏联解体与美国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为这是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宏观背景之一。

　　随着布什政府被一小伙极端主义分子所把持，不仅美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而且世界已经陷入全面的罕见的乱局。人类在核时代遭遇如此乱局，表明人类正在接近毁灭的边缘。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核扩散已经无法阻止，重新使用核武器，似乎也已经为时不远了。美国政府的胡作非为，不仅正在遭到全世界的抵制，而且正在日益激起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乔治·索罗斯在2003年就已经指出：“布什总统正在把美国和全世界领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24)到了2005年，连布什政府的高参和原先极力鼓吹怂恿布什追求全球霸权的布热津斯基也倒转枪口，批评布什推行“自杀性治国术”，带来全球灾难。(25)所以，对美国及其学者不能盲目崇拜，此是一例。

　　研究美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更重要的不仅是研究美国在国际上做了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需要研究它的政治哲学和它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理解了美国和布什政府的思想，才能深刻理解其全部政策，才能有正确有力的应对。

　　一、布什政府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来源

　　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在历史和现实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是一种强大的资源和力量所在。政治高手都深暗此道。美国非常了解这一点，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个资源。在这方面，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是高手。两极世界，意识形态斗争是基本特征。当然，在操控意识形态方面，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完全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了。

　　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美国信念”，它来自十七至十八世纪北美洲最早的白人“定居者”的信念，这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根源。“美国信念”的核心是基督教(新教)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混合物，这一点深深地置根于美国早期的殖民史，与英法等欧洲国家迥然不同。这一点使得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比欧洲更加“野”性，而同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所以理解美国意识形态有两个要素，一是早期殖民史，二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新教也好，旧教也罢，并不重要。人人尽知的，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美洲原是印地安人的领土和家园，从欧洲越洋跨海而来的最早的白人定居者，现代美国人的祖先，屠杀了7000万到9000万印地安人，霸占了北美洲。这段“出身不好”的历史，是永远无法从美国人心头抹去的一片阴霾;正因为如此，几百年来印地安人的幽灵一直在美洲大陆徘徊不去，如泣如诉，直到永远。这实在令人不堪忍受，所以美国人需要基督教，需要每周都去教堂，需要上帝拯救他们的灵魂，驱散那些冤魂。因为如果没有想象中的基督赋予美国“定居者”的“使命”，要杀人如麻，两百年如一日，对于任何人来说，即使如文明进化大大晚于中华民族而相信“人性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也是于心何忍的。这是中西文明的一个不小的差别。中华文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只不过“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罢了。中国人其所以没有宗教，，也与中国远古的历史有关。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居然能够主要靠儒家文明就可以井然有序地维持一个大国几千年于不坠，而且文化昌明，富庶平和(按照西方近代早期标准)，这在十八世纪曾经让伏尔泰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叹为观止。传说伏尔泰自从读了利马窦等人翻译的儒家经典以后，在自己家里让基督“下岗”，孔子登堂，天天礼拜，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能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如伏尔泰者，毕竟极少。而且伏氏毕竟是法国人，文化高。直到现在美国人仍不能理解中国，一个基本原因是各自的历史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也就迥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自成一统，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需要越洋跨海，攻城略地，杀人如麻，血流飘杵，因此灵魂清白，不需要上帝“救赎”。读者莫笑，以为笔者胡诌，这是中西文化不同的一个历史根源。西方基督教的起源，原本与当时欧洲的贫困、饥饿、堕落、混乱的世道密切相关。基督，希腊语的原意是“涂过油的人”，转意是“救世主”，是上帝派遣到人间拯救因罪孽而受难的人。说句实在话，西方之需要宗教，其经济根源，在古代是因为贫穷和饥俄(农业极为落后)，难以生存而滋生罪孽;在近代同样是因为中世纪晚期的饥荒、瘟疫、战争和动乱，生存空间不够，需要“按照上帝的意志”殖民扩张，杀土著(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他们是一面祷告，一面屠杀，一面扩张殖民，一路全球化到今天。按照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本性和处世原则，阿Q头上长癞，干卿底事?视而不见就完了，何苦揭人疮疤，自倒胃口?但是，现在是非颠倒，真相掩盖，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史实都被修改过了，强权几乎就可以瞒天过海，特别是人家正打上门来。再不说，不仅中国人自己思想上被解除武装，毫无鉴别力、防御力，而且会造成错觉，以为中国人是傻瓜，弱智，可欺，会引狼入室。

　　经过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欧洲白人两百多年的殖民“开拓”以后，大约90%的印地安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欧洲人终于鹊巢鸠占，成为北美的“定居者”。为了使良心自安，“定居者”以圣经为依据阐述自己在新大陆的“神圣使命”。他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把他们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派他们“出使到原野”。要在北美这块上帝给予的“应许之地”建立“新耶路撒冷”，据说，这就是他们自己与上帝之间的“立约”。而按照圣经的思想，印地安人(包括一切非基督徒)不是人，他们只是近似人类的动物，必须除掉。这样做不仅是执行上帝的使命，而且据说他们其所以要在北美建立一座“山颠之城”，是为全世界树立榜样。这就是所谓“定居者”的信念。于是，在此基础上，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美国独立和建国前后就形成和确立了以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为原则的“美国信念”。 所谓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是指白种人发财致富的自由和平等，是白人的个人主义，与有色人种无关，美国当年搞“排华法案”残酷迫害华工(猪崽)时是毫不手软的。“美国信念”是美国白人，准确地说是盎格鲁·萨克逊人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需要把自己的理念、制度强加于全世界，可以随意干涉他国内政并且不理睬他人感受和批评的哲学依据。可见，“美国信念”一开始就是一个基于殖民利益的虚伪的政治信念，这就是美国“定居者”的文化。后来一代代的移民到来，成为新美国人，相当于皈依一个新的宗教，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次痛苦的文化转型。否则你永远是美国的边缘人。这也是一代一代的华侨，心底永远向着“东土大唐”的文化根源。定居者的文化，到了后来再加上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的移植，到了二十世纪再加上土著文化、黑人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点缀，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文化。待到十九世纪美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以后，美国人“救世”的使命感就愈发强烈，“拯救”(称霸就是拯救)全世界就更加“义不容辞”了。亨廷顿说：“当年人们定居美利坚，除了宗教动机以外，自然还有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动机。”这是不打自招。但是他接着说：“但宗教仍是主要的”，(26)这就是弥天大谎了。

　　美国的建立和发展，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虽然一路顺利，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来居上时，却遭遇两次世界大战，耽搁了霸业。虽然两次大战都大发其财，但毕竟由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作梗”，一时霸业难成。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变策略，“两手抓”，一面开动军事机器，作全球宪兵;一面靠软实力，搞和平演变。到了七十年代，国际形势似有峰回路转的苗头，里根和撒切尔抓住时机，继续“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在大搞“高边疆”推高军备竞赛的同时，又推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终于得手。然而，福兮祸所伏。苏联解体给美国带来的“通吃全球”的喜悦还未消退，刚刚制定的以中国为敌的国际战略实施不久，半路杀出了程咬金，转眼就发生了“9.11”事件。这里我们抛开具体事件，分析一下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理念(政治哲学)，“9.11”事件只是强化了这一理念。

　　美国的宗教、文化和自身的历史经验都使得他们绝对崇拜武力，用国际政治经济学语言表达叫权力。这一点与中国完全不同，清代以前中国称西方人为“生番”，不光用语轻蔑，也不准确。所谓“生”番，是说人家不成熟，其实西方文明虽然形成很晚，成熟不成熟本质上都是一样，这是由他们的历史和宗教决定的，轻蔑解决不了问题。索罗斯对布什政府的政治哲学或理念是这样描述的：“根本原则可被总结为以下方面：国际关系是权力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权力决定胜利，法律使胜利合法化。美国无可非议地在后冷战世界占绝对权力地位，因此它可以把它的观点、兴趣和价值观强加给整个世界。世界将会从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中获得好处，因为美国模式已经证明了它的优越性。然而在前几届政府的领导下，美国都没能充分发挥其权力的潜能。这一情况必须被纠正。美国必须坚守其在世界上的霸权。”(27)这种政治哲学只是美国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却是核心部分，通常被称为保守主义，索罗斯称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生形态。他说：“我称它为原生的原因是，它忽略了适者生存的法则中的相互合作而完全片面强调竞争。在经济领域，竞争是在企业之间进行的;而在国际关系领域，竞争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在经济事件中，社会达尔文主义采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形式;而在国际关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了美国对世界霸权的追逐。”(28)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仍有不够深刻和美化之嫌。因为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历史上都是晚近的，十八世纪以来的主义。上述布什政府的政治理念，骨子里仍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一点还是前总统卡特看得深透，索罗斯不是美国“定居者”的后裔，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匈牙利移民，也许这就是区别所在。但是，索罗斯出自苏联阵营且对国际政治经济素有研究，自有其深刻的观察和独到之处。他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美国社会这回“栽”了，“陷入了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的圈套之中”，同时美国(包括这些理论家)也陷入了本·拉登为其设置的圈套之中。

　　笔者不信教，对基督教也没有偏见，以上所述只是讲“美国信念”、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殖民史与“布什主义”的关系。基督教也有很多派别，耶苏也有诸如不争的说法，只不过比老子晚五百年。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9)同时老子又有主张弱能胜强，以柔克刚、不抵抗的教导，基督徒中许多人包括美国人属于温和派、教友派，为人善良、充满爱心、极端反战的。好人到处有，任何宗教里也都有。正如任何宗教，都有一些原教旨主义者，都有一些极端派。凡是宗教走火入魔，变成极端派，都差不多具有邪教性质。中国佛教里就有吃粪、饮溺的和尚。道教和其它教也有不少神秘的怪行。只不过基督教走火入魔的支派更多。例如，前些年美洲发生一件宗教狂热的惨剧——“人民庙”中九百多个狂热信徒，随其教主詹姆·琼斯(Jimmy Jones)集体自杀。(30)这种基督教的狂热支派，在今日北美也仍然所在多有，只不过处于社会边缘，甚至于边缘也不是，不能影响政治。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却能赢得不少有钱有权的上层美国“大佬”的青睐，进而影响布什政府的政策。如果前者能影响美国政治，例如象“人民庙”之类的，那就太可怕了。

　　二、“布什主义”和反恐战争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的俄国，与民粹主义有关。但是当代恐怖主义却与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无关，而与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反对恐怖主义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理论上是其霸权主义和“文明的冲突”理论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伪命题;在实践上，是一箭三雕，既可以独霸世界最大的油库，控制中东军事战略要地，又可以进一步打击和摧残阿拉伯民族及其文明。

　　“9.11”事件发生在“文明的冲突”背景下，不是偶然的。把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变成捆绑在腰间的巨大的自杀性“人肉炸弹”，这是一个极为大胆和富有创意的空前而未必绝后的恐怖主义活动，它将当代“不对称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即恐怖主义者也可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阶段。试想，如果劫机者挟带了便携式核武器或生化武器，那将会是什么后果?制造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原创者”不会不知道它的后果。但这是“文明的冲突”中弱势群体“最后的斗争”，是短兵相接的背水一战。穷人的最后一招，就是拼命，拿身体作炸弹的“运载工具”。即使在高科技的今天，这门穷人的“绝技”也不可小看。因为在恐怖主义者看来，高科技的好处在于它本身没思想，不势利，不会嫌贫爱富，你能用，我也能用。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越有钱越怕死。穷人(国)能豁出死，因为活着也是受罪，活够了;富人(国)豁不出埋，因为许多荣华富贵、子女玉帛享受不尽。“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这段歌词所包含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一句“极左”就能骂倒的，“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包括英国的富豪们惴惴，老百姓不安，有些美国人把美国政府与天下人为敌的外交政策看成凶兆，竟然为此移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所以，现代高科技战争固然“高”，但也是双刃剑。光靠砸钱搞太空武器，搞得再多也没有出路，也未必安全。在“恐怖主义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和全球化的今天，仅核扩散这一条就足以把富国与穷国一起送上天堂。君不见现在做梦都想搞核武器的，偷偷在搞核武器的国家和组织，正如雨后春笋一般?布什想独霸世界?亨廷顿想让其它文明灭种?别人想这么干，穷国可能挡不住，但是可以让你也活不好，甚至也活不成。谁说高科技条件下，人心向背不起作用?好虎架不住群狼，今天也是一样。所以人类不可能在恶性竞争中找到出路，不可能在高科技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中找到出路，相反只能找到死路。在现代社会，人类无法在物质上，而只能在精神、文化中找到出路，只能从改变政治哲学中找到出路。恰恰是在这里，托尔斯泰看到西方文明的危机，并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寄予厚望。历史经验证明，改变政治哲学，改变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对抗，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定要从最强的国家开始，而不是从相对弱势的一方开始。所以，“9.11”事件原本是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者”在政治上反思的机会。正是在苏联解体以后，在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国际政治演变中，索罗斯等美国高层的有识之士看到一味蛮干不行，不仅实现不了美国霸权，而且会葬送美国霸权。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被右翼所操纵，不仅不会反思，反而借“9.11”事件之机，将美国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演变成“布什主义”。

　　2002年布什在美国西点军校发表总统演说阐述了布什主义，随后布什主义被纳入同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策略”。“布什主义有两个重要支柱：第一，美国应该尽其所能维持其绝对的世界军事霸主地位;第二，美国应该占据先发制人的权利。综合起来看，以上两个支柱支持两类主权国家：一类是在国际谈判和国际义务中占据优先地位的美国，另一类是服从于布什主义的所有其它主权国家。这使人联想到乔治·奥维尔(George Owell)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里写的警句：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为平等。”“当布什总统说——事实上他经常这么说——‘自由’终将获胜，他实际上是指美国终将获胜。”(31)所以，布什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是：布什主义=霸权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主义(帝国主义)。布什主义认为，美国强大到了无可匹敌的程度，所以美国掌握了终极真理，上帝站在美国一边。这样一来，上帝再次选择了美国来完成“神圣使命”。于是美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强权在手，想打谁就打谁;屎盆子在握，想扣谁就扣谁。这种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帝国主义混生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一贯宣称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完全背道而驰。

　　美国毕竟是现代国家，政界中也不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即使同是基督徒，也有温和派。所以，1992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国防部就推出了反映上述指导思想的备忘录，因引起极大争议而被搁置。但是在右翼势力控制和主导政治的条件下这只是暂时现象。到了1998年，这股势力卷土重来，上书克林顿总统，主张美军入侵伊拉克。这就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维茨等人，索罗斯说：“这些人有着明确的操纵国家的意图，当‘9.11’恐怖分子袭击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良机时，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全盘袒露自己的目标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普通公众尚未完全了解这段历史。”(32)他还揭露说，事件前美国还没有一个明确指定的敌人(其实已经指定了中国——引者)，还不能光明正大地增加军费开支。事件一发生，敌人自动出现，布什总统对恐怖主义宣战，并且整个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同仇敌忾。然后布什政府为了它自身的目的，就继续利用恐怖分子袭击作为手段有意地渲染恐怖气氛并且使这种气氛紧紧笼罩住整个美国人民，从而达到使批评者沉默的效果，并使国家一致服从总统的领导而保持团结。继而，布什总统利用反恐战争来追逐它的美国霸权之梦。这就是‘9.11’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经过。”(33)但是，“对伊拉克的入侵是布什主义的第一次实践，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美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之间正在出现一条深深的裂痕。这正是本·拉登一直希望看到的。通过向恐怖主义宣战以及入侵伊拉克，布什总统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恐怖分子的圈套。”(34)但是，由于布什政府对公众的“预谋的欺骗”，“大多数人相信恐怖主义对我们个人和国家的存在造成一种威胁，而发动反恐战争是我们的正当防卫举措。美国已经由受害者转变为犯罪者，这一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简直是惊世骇俗之谈。”(35)“关于伊拉克的争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掩饰。美国入侵伊拉克是被什么因素所驱使?人们几乎不能提及保障石油供应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因为除了‘反恐’以外的不同看法都会被当作不爱国的表现，甚至更糟。”(36)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自己也这样认为，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现在“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布什政府的政策。”“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潮一起左右了共和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先是被全球化进程的胜利所加强，然后被苏维埃系统的崩溃所加强。”(37)这句话换成我们的语言就是：新自由主义演变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受到了两个因素影响，一是里根政府推行的全球化战略的胜利;二是苏联解体的喜悦。这种带有原始野性的右翼思潮在2000年大选中进一步左右了美国政治，大法官裁定布什获胜，于是布什主义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苏联解体以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

　　三、苏联解体和美国霸权的影响

　　两极世界不是理想的世界。但是至少有战略平衡下的世界秩序，美苏两霸也相互制约，出牌要有所顾忌。苏联解体，世界体系翻盘。如果美国真是世界进步的领袖，此是整合世界，收拾河山，重建更加平等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以造福人类的绝好时机。这需要美国出以公心。对于以“世界领袖”自诩的国家，期望和要求高些，属于人之常情。美国有私心，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经济人”嘛。战后初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自己出钱搞马歇尔计划拯救西欧，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例如担心苏联通吃欧洲)，但是至少在西方赢得人心，也巩固了自身的西方霸主地位。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霸主国，作为全世界各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佐立克也应该反求诸己)，如果拿出点儿负责精神，搞它几个“马歇尔计划”(据估计，美国占领伊拉克的代价仅在2003-2004财政年度就高达1600亿美圆。这个数字大大超过马歇尔计划的支出)，扶贫济困，发展世界经济，推动世界和谐、和平和进步，那将赢得全世界的拥护和推戴，利人利己，其霸主国的地位也可保无虞。可是，布什政府却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左右，走火入魔，不仅把美国也把世界带上了火山口，也给世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布什政府的霸权主义行径引发全球动乱。布热津斯基说是恐怖主义引发全球动乱，其实恰恰相反。现在全世界众口一词，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自私自利、最不负责任的国家。且不说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诸如此类不负责任的事情美国都做得理直气壮。不特如此，美国还妄自尊大到如此地步，可以置联合国和国际舆论于不顾，说打谁就打谁，而且公然满口“国家利益”。“上行下效”，“领导”带头胡整，就难怪世界乱套了。现在的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最严重也最危险的是，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象爱滋病一样扩散。而相当严重的全球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危机，以及两极分化、南北问题、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等等问题，早已经酝酿很久，但是美国不理睬，不负责任，所以很难有效地治理。

　　其次，苏联解体，布什政府为所欲为，在引发一系列地缘政治后果和全球动乱同时，更严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进步的意识形态，导致相当一部分人类社会成员一时迷失了发展方向。以往苏联被西方描绘成“红色魔鬼”，现在“红色魔鬼”消失了，美国脱去“美丽肩”的外衣，现形为不顾别人死活，专为自己打算，霸占世界油库的“黑色魔鬼”。不仅如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在在都暴露出美国一些当道者要通吃世界文明的狼子野心。这世界还有什么公理?弱小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活路?苏联解体，美国成为独霸，这大大削弱了一些小国的国际地位，无论其过去属于哪个阵营，都似乎失去了方向，或是纷纷改换门庭，或是困惑无助。一位一直跟着美国走却仍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洗劫的东南亚国家总统抱怨说：“我们一向是反共的，矛盾的是，我们最大的灾祸是打败了共产主义。冷战结束使我们失去了唯一的杠杆，我们不再有脱离背叛的选项。现在我们无法转到其它阵营。”(38)小国在政治上陷入彷徨，有条件的可以傍大款，例如加入欧盟什么的;也有的想加入美国，人家不要;没有条件的，“不能转到其它阵营的”，在国际政治上很难“选项”。为什么世界变得如此混乱，如此冷漠”?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卖国腐败的“铁三角”猖獗横行?为什么“傍大款”不仅成为许多人的行为准则和心理，甚至成为某种国际政治“潮流”?因为是非颠倒了。是非没了标准，许多人忘记了历史，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自我，蜂拥般地加入欧盟和北约。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大国的游戏，小国夹在中间，难以自处，也是实情。但是大国自有其原则。如果俄罗斯也加入北约，那还是北约吗?中、俄这样的“大块头”，又有独特的文明，只能靠自己，没有别的“选项”。小国没办法，思想、理论和道德上没了是非，一些人就只有“跟着感觉走”，干脆站到美国一边，横竖一条心，跟着美国走，拉着霸主国的手，沿着美国全球化的一条道跑到黑了。这成为一时的潮流。当然小国也不尽如此，也有别的“选项”，例如古巴，但毕竟很难做到。且看，东欧国家拼命加入欧盟，而且捷足先登，后来居上;土耳其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努力也没有结果，但仍然矢志不渝，热脸贴冷屁股有如此执着者。美国是楼台高锁，不然加入美国的申请书更将可能雪片一般，有的国家作梦都盼望自己成为星条旗上的新星，以为那是现代化的捷径。如同加入欧盟，与国际接轨，一步到位，省去了多少改革发展的麻烦，节省了多少时间和资源。如同美女嫁大款，房车一步到位，据说可以省却十年奋斗的艰辛，何乐而不为(幸福与否就是另一本帐了)?可是美国早就宣布，没有领土野心(那是过时的国际政治)，这是封门。现如今，野蛮对文明占了上风，还说是文明“冲突”了，原教旨主义公然抬头，横行无忌。臭名昭著的十字军精神居然、公然挂在号称全世界最民主的美国总统的嘴上。于是人类文明和历史大倒退，到处闹信仰危机，许多国家共产主义理想幻灭，似乎追求公平和正义，已经失去理由;惟利是图、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无须证明的国际公理。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贫富之间的鸿沟之深历史上前所未有……但还要糟糕得多的是，世界上有钱有势的阶层居然如此富得正确、欺人‘有理’，这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39)正因为如此，当“9.11”事件发生，“当丛林之王受到袭击时，其它动物皆大欢喜。”(40)西方国家从重商主义时代，靠掠夺屠杀获得“第一桶金”起家，到十九世纪建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只崇尚丛林法则，不懂得也不理睬世界需要和谐，在人类政治和文明方面已经迷失方向达几百年。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西方有识之士两度向东方寻求真理和拯救西方世界之道，均被打压下去。但是东方至少还有自己的方向，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一直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后来被西方侵略打断，沦为半殖民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靠着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激励，靠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实现了近代历史上最大的进步。社会主义道路原是苏联开辟出来，与中国和许多落后民族国家一起走出来的成功的翻身之路。它尽管存在许多主要由历史原因决定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毕竟代表着人类的平等理想;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强大存在，才有战后西方国家的巨大社会进步。现在这一切，虽然其文明价值还在，却由于苏联解体被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打入冰雪之中。

　　现实的混乱源于政治失衡导致的意识形态混乱，文明的倒退是暂时的现象。人类不可能就此走向毁灭，人类有足够的理智、智慧和能力拯救自己，不可能听任一小撮利令智昏者如此横行下去。随着局势的演变，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也都在发生变化。美国高悬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招牌，挥舞消灭暴政、伸张正义的虚伪旗帜，用公义和霸权谋取私利，并利用美圆发行权和操纵国际金融，在全世界占尽便宜;这还不够，还要求有说打谁就打谁的先发制人权，还要占人家园(伊拉克)，灭人文明，搞得天怒人怨，千夫所指。如此胡作非为，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易经》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美国不积善而积恶，衰落更加不可避免。美国一直处心积虑地想将中国引向金融危机和社会动乱，没想到自己的金融也出现了次级债危机。美国的经济泡沫已经接近破裂，如果引发全面金融危机，导致美圆信用崩溃，那就很难设想了。布什政府其实是在孤注一掷，绑架全球，作一场世纪豪赌，想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搞定世界，梦想注定破灭。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邪恶如此猖獗，世道如此混沌的乱局中，世界各国对正义、秩序与和平多有期待，对崛起和复兴中的中国也正多有期待。中国能够在狂风恶浪中独树一帜，成为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的中流砥柱，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政治中坚持自己的理念和原则，高举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旗帜，国际威望不断增长，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坚定力量，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钦佩和尊敬，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注释：

　　①(苏)B·T琼图洛夫等：《苏联经济史》，中译本，第10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

　　③ 同上，第169页。

　　④(俄)罗伊·麦得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中译本，第9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同上，第217页。

　　⑥(俄)《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主张走“特殊道路”》，《新消息报》2007年8月13日。

　　⑦《美俄若搞冷战，对中国没好处》，《环球时报》2007年8月30日。

　　⑧同④，第226页。

　　⑨《中国改革：思想与现实》，第1卷，第21-33页，莫斯科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91年俄文版。

　　⑩米·列·季塔连柯博士当时的身份是苏联科学院远东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总统远东事务顾问，现已退休。

　　⑾90年代初以前，北京饭店在莫斯科是招待中国民间人士的顶级场所。

　　⑿音腕，据钱世明先生考证，蔓系藤科植物，大蔓现均写成大腕，是以讹传讹。本书从钱说。

　　⒀(美)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⒁同④，第224页。

　　⒂ 同④，第226页。

　　⒃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闻录》，第202-20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⒄ 同上，第203页。

　　⒅ 同上，第73-74页。

　　⒆ 高长武：《试解邓小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评价》，2007年8月4日《人民网》。

　　⒇同(17)，第23、22页。

　　(21)同④，第219页。

　　(22)(俄)《苏维埃俄罗斯》，2001年8月21日，转引自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中译本，第98-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3)郑彪：《苏联解体对东北亚的影响》，《东北亚论坛》1992年第2期。

　　(24)(美)乔治·索罗斯：《美国的霸权泡沫》中译本，第16页，商务引书馆2004年版。

　　(25)《“自杀性治国术”带来国际性灾难》，《参考消息》2005年10月25日第3版。

　　(26)(美)亨廷顿：《我们是谁》，转引自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第40页，台湾，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

　　(27)(美)乔治·索罗斯：《美国的霸权泡沫》中译本，第11页，商务引书馆2004年版。

　　(28)同上。

　　(29)只不过耶苏比老子晚五百年。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同时老子又主张弱能胜强，以柔克刚。

　　(30)参见(美)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53-5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同(28)，第17页。

　　(32)同(28)，第15页。

　　(33)同(28)，第16页。

　　(34)同(28)，第19页。

　　(35)同(28)，第28页。

　　(36)同(28)，第29页。

　　(37)同(28)，第149页。

　　(38)转引自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第28页，台湾，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隐去了这位总统的名字。

　　(39)同上，第20页。

　　(40)同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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