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导致苏共亡党亡国悲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接连发生两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曾经显赫一时、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在须臾之间戏剧性土崩瓦解;东欧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倒台，由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这一重大而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永远铭记于心，引以为鉴，坚决防范苏东悲剧在中国重演。一位国际友人说的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也经受不住由于中国的失败而受到的打击了。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由逐步演变走向加速崩溃，当然是其自身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历史与现实的多方面因素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苏共长期忽视意识形态工作，最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无疑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1991年6月美国一家机构在莫斯科的调查结果可说明一切：在接受调查的苏联党政要员中，竟有76.7%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事实上，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推行错误的、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路线，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地位，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放任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允许国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公开活动等，才酿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历史悲剧，而戈尔巴乔夫无疑是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
在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大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攻势下，戈氏丢掉共产主义信念，鼓吹什么“新思维”，什么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改革目标，进行以“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为标志的政治改革。他深知“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道理，通过开展“重新评价历史”运动，彻底否定斯大林，攻击列宁和马克思，歪曲和丑化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导致苏共思想极度混乱和组织分裂，进而否定整个苏共，改变苏共的纲领、性质、指导思想及组织原则，彻底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戈氏这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使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骤然失去了领导核心和凝聚力，政局激烈动荡，最终导致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丢掉了维持近75年的苏维埃政权。
当然，民族问题的长期发酵、冒泡、爆发，亦是造成苏联迅速解体的直接原因。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共有100多个民族)，前苏联由于民族政策不当或失误，历来民族关系紧张，民族分裂倾向严重。戈氏执政时期，由于西方加紧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挑唆破坏民族关系，加上苏联内部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一些少数民族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直接造成苏联解体的结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苏联解体对素有苏联“卫星国”之称、早已政局不稳的东欧各国，无疑是火上浇油，直接起了导向作用，引起它们政治社会动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特别是戈氏直接出卖了东德，支持西德实现了对东德的兼并统一。
若换个视角看，如果说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与斯大林模式有关，也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之过，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苏东国家在试图改革这一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严重弊病的斯大林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对这一模式不是辩证“扬弃”，而是从矫枉过正到彻底否定，犹如倒洗澡水连孩子也一起倒掉。对那些正直的共产党人来说，我看就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或教训可以总结三条：
其一，没有找到一条符合其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没有真正赢得人民的支持。联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绝大多数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一史实，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近一个世纪的两次严重挫折说明了什么?不能说明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欧洲国情，也不能说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而只能说明欧洲共产党人尚未找到一条建设有欧洲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说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要在这片大地上取得胜利谈何容易。
其二，头脑浑浑噩噩，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苏东国家的阴险图谋丧失应有的政治警惕性，没有把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发展安全放在头等重要地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事关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执政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任何忽视或削弱，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扩散或强化。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没有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意识形态领域必然成为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我们若是在这场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意识形态战争”中打了败仗，社会主义就会不保，资本主义就会复辟。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维护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同时倾力整合/整治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思潮，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不变。
其三，维持政权较之夺取政权更艰难，要始终像维护生命一样维护政权安全。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讲的非常清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总结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 接着他提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务必”教诲。
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确保国家安全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
国家安全是个内涵极为宽泛的概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内外矛盾都比较复杂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情况就更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对此，个人有两点理解，其一，这是以一种“大安全观”，亦即习总书记最近确切指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来审视国家安全形势;这种“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质是国家安全发展问题。其二，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发展形势比较严峻。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大安全观”或“总体国家安全观”看，中国的国家安全总体包括国际与国内(即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国际层面，国家安全包括领土主权安全，国防安全，外交安全，国际发展利益安全等。这其中既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内层面，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包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信息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其中既包括国家“硬实力”安全，也包括国家“软实力”安全。而这国家安全的内外两个层面，实际是“一体两面”关系，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无论从国际层面看，还是从国内层面看，最重要、最根本的都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而政治、政权安全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安全。所谓意识形态安全，从思想意识角度看，是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安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安全，社会主流舆论健康向上;从政治角度看，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安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安全，党的执政地位安全。所谓意识形态安全，不是指不受任何渗透、挑战或威胁(这是不现实的空想)，而是指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挑战威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渗透与反渗透、制衡与反制衡过程中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使自己站得住、立得稳，不被改变、取代或边缘化。显然，这种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所在，亦是捍卫我国安全发展的关键所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也深知此理，他们攻讦的主要矛头就是指向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旦让他们的政治图谋得逞，无论是否定了党的领导，还是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抑或邓小平理论，就是天大的问题，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党要退位或变质，国要改旗易帜，人民要失去主人翁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夭折，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关于意识形态在国家安全发展上的极端重要性与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我国历代领导人说的非常精辟到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毛主席一向重视意识形态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西方国家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剧烈动荡，国内也出现一股恶意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反对什么“党天下”，鼓吹什么“轮流坐庄”的逆流。对此，毛主席指出，不组织力量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国就“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后来毛主席又进一步提出他的“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理论”,并提醒我们：“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灵。”
邓小平同志在“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接连两次告诫我们，一次说：“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另一次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说，“改革开放，当然就要吸收外国的东西，就要来往，但在来往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地把应有的警惕丧失了，对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两种制度的斗争，对国际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妄想消灭社会主义的企图丧失了警惕。”
胡锦涛同志多次反复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上下手。”他说，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强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他告诫全党“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抓好，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最近他又明确提出“坚决防范‘颜色革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要求。
应特别指出的是，习总书记将“党的中心工作”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相提并论，并对相关部门直接下达“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工作要求，不仅高瞻远瞩，而且十分罕见，足见总书记对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极端重要性的极端重视。依个人愚见，党的经济建设工作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个辩证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处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是政权性质变化的先导;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一旦动摇甚至丧失，就会重蹈前苏东国家的覆辙，党要变质，国要变色，国家要大乱。所以，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物质生产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否则真的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应当看清两个事实，一是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有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很弱小，处在边缘位置;二是当今中国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化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泛滥严重，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处于被淡化甚至边缘化的危险中。鉴此严峻形势，我们的党要惊醒起来，认清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尽快提高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能力，充分运用自己的执政优势和宣传动员优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理直气壮、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在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我们应遵照“如遇水，不遏则滔天”的古训，坚决遏制与防范美国等敌对势力利用学术文化、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及互联网等新旧媒体对我无孔不入、势若洪水般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坚决防范它们通过“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让中国也改旗易帜的政治图谋，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真正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从而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发展安全。
鉴于上述种种理由，大力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坚决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理应成为我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中极端重要的内容之一。或换言之，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应将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确保政治/政权安全放在头等重要位置。
我们都知道，发展是个硬道理,对任何事物都是永恒的主题，但问题是怎么发展。一定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发展才能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才能基本平稳顺利与可持续。安全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所以，一方面，确保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安全，是一切发展、一切安全的根本;另一方面，国家发展战略又是最大、最根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下，弱国无外交，也无国防，落后就要挨打;维护国家安全，要靠实力，靠硬实力，也靠软实力。国家只有软硬势力都发展，越发展，越强大，才能越安全。发展才有安全，安全才能发展。习总书记3月24日在第三届世界核安全峰会上阐述核安全观时指出，要“发展与安全并重”，“为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我认为，这也是对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关系的最精辟深刻的解读。
有鉴于此，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看，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故此，与其分别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样两个战略，似乎不如将两项战略“合二而一”，即统一起来，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发展战略更科学，更适用。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制定新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意识形态领域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反共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突破口和主战场。为印证这一点，不妨先请几个反面教员——美国的几代领导人及其政要、学者给我们上上课，看他们是怎么看、怎么说这个问题的。
前总统尼克松公开宣称，“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他还说，“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应该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前总统里根和尼克松唱一个调子。他说，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较量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按照美国的理想去影响事态的发展”，“使我们的政治和宣传力量达到被剥夺了自由的地区……以鼓励他们产生变革的希望和了解自由之都的好处。”
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应“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人权、民主是21世纪版鸦片战争的武器”，“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使现有的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还为更直接地争取民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美国政府智库兰德公司一位教授更是有感而发说：现在我们对付中国比过去对付苏联难多了。我们搞垮苏联只用了“两化”，就是“西化”和“分化”，要搞垮中国至少还要再加“四化”，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中国官员“腐化”，让中共领袖“丑化”，让马列主义在多元化意识形态冲击下“溶化”。
此外，有必要一提的是，美国战略决策层为将中国未来的发展纳入美国的掌控之下，于2008年初专门成立了一个针对中国的新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薛瑞福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充当美国决策者对华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大脑”，以实现美国当局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目标。该所的具体任务是：从考察亚太形势入手，一方面培植各国内部的反对派，掌控主导整个亚太地区国家的发展趋势，重点将矛头指向中国，研究和推进“西化、分化”中国的目标和策略;另一方面，从中发现和利用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各种因素和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使中国的内外发展处于夹缝中，特别是减少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威胁，降低中国在美国主导的整个亚太地区所占的分量。
美国高层上述这些言之凿凿的政策主张与相关措施，都已外化在美对华的各种行动中，外化为目前国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主张和行动。换言之，这些错误思潮、主张和行动正是美国等敌对势力长期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结果，一种响应或呼应。
毋庸讳言，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对我国并非毫无作用。当前，西方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及各种代表性社会思潮在我国学界、媒界、法律界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已经产生一定影响，并逐渐演变为一股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改革、稳定的负面的社会思潮。
2014年2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表了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社会思潮调查结果，根据其社会关注度、活跃度、影响力三项权重得分比，计算出各自综合得分的排序如下：(1)新自由主义9.2，(2)历史虚无主义8.5，(3)民族主义8.4，(4)创新马克思主义7.8，(5)普世价值论7.5，(6)宪政思潮7.4，(7)民粹主义6.5，(8)新左派6.3，(9)新儒家6.2，(10)伪科学5.8。
应当说，这种量化调查结果不一定十分准确，但足以说明问题。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度里，占第一、第二位的竟然是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创新马克思主义仅排在第四位，紧随其后的又是“普世价值论”和宪政思潮，这岂非咄咄怪事!现在，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已成为传播范围最广、支持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思想流派;“普世价值论”也在知识群体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样的情况，不能不让人为我国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捏一把汗!
在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长期浸染下，我国许多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念出现严重的西化趋向。有个典型例子：据说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公然对学生宣称：我的讲课就是要把共产主义从你们的头脑中抹掉。学生听了尖锐地质问校领导，“我们的学校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更为严重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渗透已俘掳了不少数党员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他们理想滑坡、信念动摇、思想蜕变、作风腐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盛行，或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辨方向，成了政治上的庸人和糊涂虫;或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打了败仗，道德败坏，携款外逃，甚至叛国投敌等等。至于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的严重影响，更是令人忧心。
种种事实让人不得不思考，在美国等敌对势力长期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下，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建制内，在我们的官员中、学者中，是不是已经形成了美国的“第五纵队”?现在可否这样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不是正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各种反华反共敌对势力“西化分化”而“和平演变”的风险呢?
当前我国家安全发展最大的威胁和挑战是什么?我认为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持续强力渗透和国内与之相呼应的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蔓延和发酵，因为它使我们真正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现实危险。美国等敌对势力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倒逼我们树立底线思维和危机意识，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警世呐喊!尽管这种“危险”与“炮火”与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的“危险”与“炮火”不同。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要消除各种认识分歧，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危险”面前，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主席曾提醒我们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广泛存在着“重改革开放发展，轻安全风险防范”的倾向。鉴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形势极为严峻，个人认为，中央国安会成立后，似乎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统筹处理好改革、发展与安全、稳定的辩证关系，大力强化意识形态安全与建设工作，坚决抵御美国等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并防范其外化为一场“颜色革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避免重蹈前苏共亡党亡国的覆辙。
中国国家安全发展战略思维的最高境界是“防患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此，一要使自己尽快发展得足够强大，使敌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现在敌人硬实力威胁也好，软实力渗透也好，一切都因为我们各方面还不够强大。二要清楚告诉一切敌对势力那哪些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动的“红线”，一旦触动就要面临严重后果，付出沉重代价，而且中国历来是说话算数的。三要远见卓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我们要发挥先人的聪明睿智，真正懂得“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深邃哲理，以“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高度政治敏感性、洞察力和忧患意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有备”才能“无患”，或将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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