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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戈尔巴乔夫主张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

李仁峰 · 2014-05-04 · 来源:
刹闸国企私有化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引人注目的是,苏联东欧各国在批判旧模式的同时,越来越明显的主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主张建立平等的“混合所有制”。

  (这是中国社科院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特别是1989年至1990年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情况研究成果,发表于《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2期)

——针对苏联的所有制状况,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所有制问题“已成为扣人心弦的举世瞩目的问题”,应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改变现有的看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使所有制“更接近人和劳动集体的利益”。

——引人注目的是,苏联东欧各国在批判旧模式的同时,越来越明显的主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主张建立平等的“混合所有制”。

——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所有制法》的第一条明文写道:“采取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应让工作人员脱离生产资料和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这主要是为了对劳动者的心理进行某种安慰,然而,一旦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货币转变为资本成为普遍现象时,该条文的意义将化为乌有,很明显,该条文与之后的许多条款是相互矛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了力求缓和改革对劳动群众的冲击力,其效果如何不敢妄加评论。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既想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又想进行根本改革这样一种 复杂思维的一个侧面。

——自1985年以来,苏联东欧各国围绕市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三年来,解决了“30多年来所进行的长期讨论和试验”的市场问题,而当前市场问题已进入实施阶段。近半年来,围绕向市场过渡的方针和步骤的激烈争论,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向市场过渡的紧迫感, “社会上走过了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可见,向市场过渡,可能是苏联以及整个社会“走向文明世界的最强有力的转变”。

——近五年来,苏联东欧各国都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有进展,也有失误,更严重的是,某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竟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当前,苏联东欧各国,正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建立市场机制这两大主题,进行经济改革.从目前形势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已呈不可逆转之势.

【正文】

  自1989年以来,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战略目标业已逐渐明确,改革的轮廓已大的体形成,概括起来有如下两大方面。

  一、否定僵化的所有制模式,建立新型的“混合所有制”。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它涉及人与人、集体与集体,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等方面的一系列关系和广泛的相互利益关系。因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是苏联东欧各国改革中的首要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苏联东欧各国,长期受斯大林理论的束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僵化 的模式,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有两种公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全民所有制是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其发展前景是,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建立“共产主义所有制”,以此作为共产党人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面对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则采取批判、限制、甚至消灭的方针。

  这种有害的理论和实践,妨碍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早在50年代初,南斯拉夫共产党率先向斯大林模式提出挑战.铁托曾针锋相对地提出, “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低级形式”,而不是“最高级形式”,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所有制的“最高级形式”。

  南共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尽管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然而,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匈牙利领导人曾提出,国家所有制是最高级所有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各种所有制形式都应“只受市场的检验,而不受道义和政治标准的检验。”保加利亚领导人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导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脱离群众”,使劳动群众“疏远了”社会主义财产关系,使某些政权机关“脱离劳动人民”。

  苏联学者则公开批评说,现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整个社会财富“既是共同的,又是无主的”,在很多情况下,被某些掌握公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用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广大劳动者则被排除在直接管理和支配公有财富之外.

  针对苏联的所有制状况,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所有制问题“已成为扣人心弦的举世瞩目的问题”,应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改变现有的看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使所有制“更接近人和劳动集体的利益”。

  引人注目的是,苏联东欧各国在批判旧模式的同时,越来越明显的主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多元化,主张建立平等的“混合所有制”。

  保加利亚党原领导人曾提出,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应对其“实行租本改革”,建立新形式的所有制关系.党的新领导人也提出,应发展多元化的各种所有制,并进行“平等的竞争”。

  匈牙利原领导人曾明确提出,应当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一种混合型经济”,这是“非常现实的原则和实际问题”,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方向”。匈现政府则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中,逐步扩大私有成分,缩小国营成分,计划在三年后,使前者增加到30%左右,使后者缩减到50%以下。至于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仍是个未知数。

  罗马尼亚现领导人表示,今天许多国家在实行私有化后, “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应当“慢慢来”,并希望摆脱“任何模式和任何教条”。罗政府有关负责人认为, “私有化只是一种手段,” “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戈尔巴乔夫则提出, “要实际利用体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各种各样的形式’.1990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决定中也明确指出,苏共中央在支持各种形式的企业非国有化的同时,“主张集体所有制形式的优先地位”,反对将土地“转让或出售给个人所有”。

  1990年3月,苏联正式颁布了《所有制法》,苏领导人认为,它是“决定社会新前景的经济改革宣言”,其主要原则是, “承认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

  根据现行法律,苏联的所有制可分为以下五大类:

  (一)公民所有制:劳动经营户所有制,农户所有制;个人副业所有制。

  (二)集体所有制:租赁企业所有制,集体企业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经济联合体(联合公司)所有制;社会组织和基金会所有制;宗教组织所有制。

  (三)国家所有制:全联盟所有制;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有制,行政地区构成体所有制(市政所有制),国营企业劳动集体成员所有制;国营企业财产;国家机关财产。

  (四)外国所有制:台资企业所有制;外国公民所有制;外国法人所有制;外国和国际组织所有制。

  (五)混合所有制:国家一集体所有制,国家一集体一个人所有制;集体一个人所有制。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东欧各国都在逐步抛弃传统的所有制模式,探索新型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已呈必然趋势。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所有制模式的转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困难。

  第一,如何对现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进行评估。当前,苏联东欧各国以国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一部分是没收反动统治阶级的财产,一部分是在集体化过程中劳动者的联合资产,第三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人民共同积累的财富。过去的经济运行机制,对生产资料的价值从未进行过认真的评估,客观上也没有这种必要。而实施生产资料多元化的占有方式时,这方面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评估企业资产,已成为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以什么价格进行评估?由谁来组织评估工作?叶利钦提出,只须100天时间,即 可对苏联的固定生产基金,房产,黄金储备,内债。外债“作出评估”,这显然是纸上谈兵.在波兰、匈牙利已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某些原企业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在实行股份制时,将企业的原有资产以极低的价格进行评估,并买进大量股份,之后,又以较高价格转让和出售,从中渔利而成为巨富。这虽然是个别现象,然而,却向人们提出丁一个严肃的原则问题。

  第二,谁将是出售和转让生产资料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以消灭人剥削人为主要宗旨,以社会公正为主要目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因此,在共同富裕 的基础上,富裕程度的差别并不十分悬殊。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效应,占有生产资料的观念相当淡薄。此外,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条件下,劳动者收入的绝大部分被用作消费。在上述情况下,可当作资本的资金自然十分有限。例如,1988年,苏联的国民财富(土地、矿藏、森林除外)达4万亿卢布,80%为公有财产。当年,全国居民存款总额仅2967亿卢布。即使将全部存款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仅及其价值的l0%。又如,1909年捷克的固定基金总额为4.3万亿克朗,当年,居民的存款总额也仅2960亿克朗。可见,向本国居民出售社会财富并使其成为新的所有者难度很大 “首先会遇到由谁来买的问题”。试图通过私打化“来迅速聚集人民的储蓄”, “是不现实的”。叶利钦提出,在“私有化阶段”的150天内,利用“所有制非国有化”的方式,可使“国家获得2000亿卢布”,这显然是一种幻想。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到外资方面,更多地期望借助外国资本来实现所有制多元化。有的国家领导人公开提出, “应当引进外国资本,为建立私有制提供可能性”,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至公然声称, “没有外国资本,就不可能实现私有化”,需要外国投资“比需要贷款更加迫切”。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其一,国际资本相当有限,不可能抽出巨额资金用于购买苏联东 欧各国的现有资产。其二,资本家以赢利为主要目的,购买这些国家的陈旧资产,未必会给他们带来超额利润.其三,苏联东欧各国的政局尚动荡不止,未来的结局尚难定论, “变化是复杂的崎岖的”, “改革的前途难以预料”,投资的风险太大。因此,尽管这些国家一再传出各种投资信息,但实际并未取得多大进展。

  第三,广大劳动者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尚难预测。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宣传,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现在突然提出通过“非国有化”、 “私有化”等途 径,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尽管可将此看作是——场革命性的改革,然而广大劳动 者的“失落感”是难以避免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所有制法》的第一条明文写道:“采取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应让工作人员脱离生产资料和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这主要是为了对劳动者的心理进行某种安慰,然而,一旦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货币转变为资本成为普遍现象时,该条文的意义将化为乌有,很明显,该条文与之后的许多条款是相互矛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了力求缓和改革对劳动群众的冲击力,其效果如何不敢妄加评论。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既想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又想进行根本改革这样一种 复杂思维的一个侧面。

  二、否定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既是一种客观规律,也是当代人类的良好愿望,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否定。恩格斯曾经设想,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计划经济”是全世界公认的20世纪人类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最伟大的创造。然而,在实践中将其发展为“国民经济计划化”,并认为, “计划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经济职能,并具有指令的性质”,为此要求各部门的发展计划“严格地协调一致”和“结成一体”,将一个国家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事无巨细地均纳入计划,这正如列宁当时所指出的, “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

  这种绝对化了的“国民经济计划化’体制,尽管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客观规律和理性”,其缺陷和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其一,管理人员过多,费用极高。为了实现“国民经济 计划化”,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花费了巨额资金.例如,苏联管理领域的人员达1800万人之众, 占全国劳动力的15%,就是说,每6—7个人当中,就有一名管理人员”,每年的管理费总额达400亿卢布,相当于国家预算总支出的7%左右,而每年增加的国民收入仅200忆卢布左右。其二,助长了官僚主义、瞎指挥。例如,乌克兰共和国的冶金部,每年召开的大小会议达400次,下达的文件1.5万多种,其指标达18.6万个。1988年4月, 苏联一次废除了12万多项决议、条例、法令等经济管理部门的文件。文山会海可见一斑。其三,扼杀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导致了技术落后,产品更新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劳动者缺乏 积极性的被动局面。其四,社会产品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一个国家地域辽阔,各地的生产条件、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各层次人们的需求各不相同,要将其生产和消费全部纳入榷个计划,只能导致脱节和混乱。苏联每年仅由中央计划规定的工业产品目录表达2400多万种产品。每年由国家定价的产品达20多万种。目前,苏联居民有1600多亿卢布的消费基金得不到实乱而同时却有大量积压商品无法出售,全国的超定额储备竞高达2470亿卢布。

  与“国民经济计划化”相适应的是“特种的商品生产理论”,这一理论的特征有三。其 一.由于存在着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只有“经过商品的联系”来实现他们的产品交换。

  其二,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流通领域,因为“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 “只会阻碍”人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其三,大力发展“产品交换制度”,逐步“缩小商品流通”和“扩人产品交换”范围,为此应将集体所引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以使集体所有制的基本财产和产品, “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为消灭商品生产创造条件。

  上述理论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其一,S(有从社会上义经济发展的全局米阐明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的暂时并存。其二,忽视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反对把生产资料当作商品,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领域的调节作用。其三,力求通过“产品交换制度”,缩小商品交换范围,以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以便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结果,由于“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市场”, “健康的竞赛和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直接联系多半具有市场性质和自然经济性质”。实践表明,这种理论妨碍了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发展,从而 也妨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的根本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形成的只不过是产品极不丰富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自然经济性质的产品经济,与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相差极远。

  “国民经济计划化”和传统的商品生产理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曾起过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自1985年以来,苏联东欧各国围绕市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三年来,解决了“30多年来所进行的长期讨论和试验”的市场问题,而当前市场问题已进入实施阶段。近半年来,围绕向市场过渡的方针和步骤的激烈争论,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向市场过渡的紧迫感, “社会上走过了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可见,向市场过渡,可能是苏联以及整个社会“走向文明世界的最强有力的转变”。

  苏联东欧各国对市场问题上的新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传统模式对市场的片面理解,有关社会主义市场概念本身,以及它的内涵,功能和作用,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空白点”。于是形成了对市场的误解和建立起了“扭曲形式的市场”。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体系极为发 达,然而,市场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市场就已普遍存在, “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了市场”。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制定出其他更有效的民主的经营机制”,因之,自从商品出现之后,原则上讲,每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实现,都有赖于市场体系。市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可以为各种社会经济体制进行“有效地服务,”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经济机制, “是极不明智的和荒谬的”。

  第二,有效地利用市场权制,有助于解决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 由于回避市场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因之,既没有形成科学的市场理论,也没有形成对市场的“总构想”,这是产生经济低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社会经济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市场经济比“计划化”的经济“更灵活、更节俭、更机敏、更活跃”,是调节生产和消费、鼓励取得效益的“灵活工具”,可更有效地调节需求关系,起着某种“调节器”的作用。没有市场,就不可能得到必要数量的商品,“更谈不上高质量的商品了”。只有通过市场, “才能真正表现社会的需求”,并为发展生产和提高人们的主动性“开辟各种可能性”,这不仅是对“平 均主义心理和实践”的打击,同时也为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 “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向市场过渡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改造”,其目的是要建立“有效的、面向人的经济”,为鼓励才干,热爱劳动,对劳动成果高度关心创造条件。可见,市场经济“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经济生活民主化”, “激励人们更有效的劳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手段。

  第三,市场与社会主义并行不悖,应将市场与计划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传统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导致“放弃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统一的政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社会的不安定,导致生产资料私有化, “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 “就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无法确保”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决不会选择任何“以市场机制为方向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 “会削弱”党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痛苦的经历”,等等。

  经济改革过程中广泛开展的理论讨论,突破了上述传统观念,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现在理论界普遍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还是在资本主义甚至在封建主义社会, “都有市场存在”,不能把市场同社会形态“搅在—起”,市场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属性”,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引进的”,市场与社会主义并行不悖。几十年来,苏联东欧各国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商品市场(主要是消费品市场),而没有相应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后两大市场“尚在襁褓阶段”,因之,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完整的市场。当前这些国家正处于行政命令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在许多情况下出现了“权力真空”和“情理真空”现象。为了防止国家“陷入经济混乱甚 至政治混乱”,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计划与市场辩证地结合起来”,不能放弃“国家对经济进程的调节”,市场和调节“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概念”。在苏联,针对“主权国家联盟”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法律之战”,明确提出, “没有统一的全苏市场是不可思议的”,应“确保联盟经济领域的统一”,在放弃过分集中的同时,决不能陷入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分散,否则,必然“导致经济混乱”。人们的良好愿望是,应把原来计划经济的优点与市场机制的长处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操作起来难度极大,直到目前为止,尚无成功的先例,仍是“哥 德巴赫猜想”。

  第四,市场不是灵丹妙药,建立市场机制是一个漫长过程。由于旧体制缺陷的充分暴露和在改革中的连连失误,新旧体制之间“再也无法平衡了’,从而使供求矛盾尖锐化,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矛盾,“人们已失去了耐心”,急于从转向市场经济中寻找出路。这样一来,使经济向市场过渡的速度“比预料的快得多”。东欧各国领导人,对向市场过渡的愿望更强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市场经济上,认为一旦推行市场经济,一切社会经济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因而对市场经济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此,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市场机制 只是一种手段,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能把市场“看作是灵丹妙药”。

  与此同时,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家还明确提出,建立市场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施时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从旧的行政命令体制转向市场机制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体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它的应有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体制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5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进行新的探索。近五年来,苏联东欧各国都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有进展,也有失误,更严重的是,某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竟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当前,苏联东欧各国,正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建立市场机制这两大主题,进行经济改革.从目前形势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但是,改革经济运转模式,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系列问题等待解决,困难重重,风险很大,前途叵测,要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只能是空想.正因为如此,要对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前景,作出明确的判断 和得出某种结论,同样是不实际的,只能是冷静观察,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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