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国际战略力量结构的变化，如何评估美国国家实力就成为研究世界格局走向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前提，由此学术界也一直热衷于借助某些重大国际事件讨论美国霸权的衰落问题。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越战的梦魇，加上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逼近美国的垄断地位，使“美国霸权衰落论”一度甚嚣尘上;而美国的多次战略调整，加上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又使“衰落论”观点黯淡而去。进入21世纪，由于小布什政府奉行崇尚武力政策与单边主义做法，导致了伊拉克的乱局、部分盟友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加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再次引发了“美国霸权衰落论”。此次美国霸权的衰落与前几次有何异同?这次“衰落”是否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终结?作为崛起中的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正在“衰落”中的霸权国?
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两种观点
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性的理论预测。对“美国霸权衰落”这一命题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近年来，一些著名学者都曾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性做出过预测。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通过分析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轨迹，总结出了大国经济生产、社会消费、军事扩张三者之间的关系，从霸权国家日渐庞大的海外利益与其国内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的角度做出预言：“历史上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权利，美国将面临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其最终结局一定会回归到仅仅占据世界财富和力量达16%或18%的‘正常国家’。”①2009年1月15日，保罗·肯尼迪在“美国世界论坛网”发表题为“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的文章，再次阐述了美国霸权衰落的观点。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沃尔兹从均势理论出发，指出由于霸权国家承担了太多的义务，而且其他国家会对其产生恐惧从而走上结盟抗衡的道路，因此单极霸主一定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制衡。②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库普乾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一方面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论述了美国南方和西部人口上升导致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偏好越发强大，跨党派的中间道路越来越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认为一体化的欧洲实力逐渐崛起，必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最终致使美国时代的终结。③
与上述悲观性预测相反，也有学者对美国霸权走向做出了相对乐观的判断。如沃尔福斯认为，美国拥有全面的实力组合并且压倒性地领先其他国家，其他大国均位于亚欧大陆上，彼此容易产生不满，美国十分容易通过“离岸平衡”的手段维持其单极地位，因此，冷战后的美国是一个“压倒性的单极霸权”④;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注意到亚洲等世界其余地方的崛起，但是他仍认为“其余世界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美国在军事、新兴产业、教育、人口和观念上具有巨大优势，未来的世界中“美国的空间逐渐变小，但它将笼罩在美国的观念和理想之下”。⑤对美国霸权持有乐观看法的代表性学者，哈佛大学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教授，他认为美国具有强大的软权力，它大大提高了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并降低了使用硬权力的成本，这将打破霸权衰落说法的宿命论观点。⑥尽管约瑟夫·奈后来指出因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所激发的反美主义削弱了美国的软权力，⑦但是他同时强调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大潮中，美国对世界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小于别国，具有全球最为领先的竞争力和创造力。⑧从当前美国政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观点看，尽管他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美国经济，但并未动摇美国的实力地位，美国仍是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还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挑战美国的这一实力地位，因此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霸权正在衰退。
不同学者之所以对美国霸权走向有不同的的判断，主要原因在于分析方法和主观认知的差异。事实上，预测霸权国是否衰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命题，正如有学者提到的，尽管在某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知道哪些是变量，哪些因果关系是决定性的，但由于这首先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把握，理论家们也很难进行很好的预测。⑨就霸权国衰落这个命题而言，它包含了“霸权国”与“衰落”两个概念，不同学者之间对什么是霸权国以及衰落的标志等基本问题难以形成一个公认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方法。
如阎学通教授所分析的，实力地位是一国实力与他国实力大小的比较，并依实力大小进行国际排序，包含了“实力排序”和“实力差距”双重含义，实力差距决定实力排序，但实力排序并不能反映实力差距的性质和程度。⑩一般而言，一国的实力地位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实力。一个国家的实力从比较的角度可分为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从实力的构成看，又可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从时间看，国家实力又可分为现实实力和潜在实力。因此，评估一国的实力地位应主要分析本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的比例和差距情况。但如何分析一个国家的实力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还是衰落需要考察很多因素，霸权国绝不仅仅是某一时期世界上单纯的军事第一或者经济第一的国家，也不是综合国力全部指标都要排名第一的国家，而是指在某一时期综合国力的众多指标排名第一，愿意并且能够持续主导国际体系的制度和观念的领导国家。沃尔兹就指出，国际体系中某些国家“极”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11由于涉及变量的多元及分析方法的多样，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学术界还无法就哪种衡量综合国力的模式最为准确达成一致，也没有建立起来得到普遍承认的国家实力预测理论。现有衡量综合国力的方法主要还是列出影响因子，大致估测某个国家短期内的现实综合实力，但是对于国家实力兴衰的基本动因、综合实力的结构等问题尚缺乏共识。12
对美国霸权衰落的研究也是一样，它不仅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方法分析出美国的绝对综合实力情况，而且更需要与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要战略力量相比较，进一步观察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实力差距的变化，以评估出美国的相对综合实力。这样，对美国霸权的研究就需要区分霸权国是在绝对意义上的衰落，还是相对意义上的衰落。
从世界历史看，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均被美国等国家超过，并且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失去了领先位置，失去了巩固殖民体系与应对德国和美国崛起的能力，英镑也失去了国际标准货币的地位。因此，英国霸权的衰落是绝对意义上的衰落。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尽管美国综合国力中的部分经济指标有所下降，但它并没有丧失在世界产业链条中的优势地位，同时，美国还通过战略调整继续主导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盟国安全体系，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走上霸权的上升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美国霸权属于相对意义上的衰落。当前美国的“衰落”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性质一样，仍然是相对意义上的。
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未实质性削弱
毋庸置疑，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奉行的崇尚武力政策和单边主义做法不仅激起了包括其传统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而且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没有建立起新的中东秩序，反而刺激了伊朗和朝鲜大力发展核武器，全球的反美情绪在冷战后达到了一个顶峰，美国软权力大大削弱。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又是一次沉重打击。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2011年的GDP虽然仍是世界第一，但占全球GDP比重已经从1945年的50%降至21.5%。GDP增长率在2009年跌至-2.2%，尽管2010年实现复苏，但与之相伴的债务水平也达到新高。截至2012年6月，美国国债总额为15.85万亿美元，已达到美国GDP的103%。另外，美国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2010年的数据为9.6% ，132011年仍维持在9%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将美国经济推向严重衰退。高盛集团发布研究数据称，按照现行经济走势，美国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被中国超过，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变成两极甚至多极。
美国在军事实力、教育水平、科研力量、人口构成等方面的数据仍然遥遥领先。国际体系依然处在美国主导之下，美国当前是处于霸权的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即便经济格局出现两极或者多极化的趋势，也不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终结。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美国2011年的军费是711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全世界军费总和的41%，超过从第二名到第十五名国家军费的总和。14美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体现为武器的先进、军种的完备，也体现为它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和基地，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通过历次战争所培养出的作战经验和为军事科研提供有力支持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和应用科学。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2012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指出，美国是全球高等教育和科技研发最为强劲的国家。2009年，美国拥有2070万正式注册的本科生，分别有134000名和41100名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顺利毕业。长期以来，2/3的本科生和63%的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受到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在科研成果方面，美国科技学术方面的论文达到全球总数的26%，排名第二的中国占全球的9%。不仅如此，美国持续对科技研发予以有力支持，于2009年投入40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1%。2010年美国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为3.6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3%，而排名第二的中国仅占全世界总额的7%。15因此，美国是目前为止对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投入最大、回报最大的国家。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无论以何种形式展开，它最有可能发起的地方仍然是美国。
另一项值得特别注意之处是美国的人口构成特点。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并且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一方面，美国仍然维持着13.5‰左右的出生率，而俄罗斯和北欧诸国则面临着人口的负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目前仍然是吸引移民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美国劳动力参与率达到63.7%，高于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60.5%。到2030年，美国人口会增长6500万，同比之下的欧洲人口增长将会停滞。届时，美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被中国超过，这将使美国的劳动力人口比重高于具有竞争力的其他国家，年轻人负担的养老任务也相对轻些，社会活力也更加旺盛。
美国仍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二战后，美国通过发起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从制度上构筑了以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通过为其成员提供安全、贸易、援助、稳定货币等多样的公共物品，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稳定。除了被美国政府列为“流氓国家”的少数政府外，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获得了大多数国家认可。罗伯特·吉尔平等学者认为，美国承担越发沉重的国际责任以及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将逐渐耗光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事实上，美国从来就对承担哪些国际责任、承担多少国际责任留有主动权。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为减少经济负担，美国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仍保留美元的霸权地位;80年代面临日本和德国的贸易冲击，美国也结束了两国对美的贸易歧视政策。目前，美国维护的国际责任仅仅是以其为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对于自由贸易体系和联合国体系则基本将责任分给了众多国家，在国际军控、气候变化、国际法律等义务方面则尽力选择逃避以减轻负担。无疑，美国处理国际责任的灵活方式也保持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尽管从数据指标的意义上看，受新兴大国兴起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有所缩小，但无论是新兴大国的兴起还是金融危机，都没有对美国的国家人口、领土、资源禀赋、军事实力、支配舆论的权力等要素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仍保持相对稳定的实力差距，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都还不能同美国相提并论，美国的“一超”地位依旧岿然不动。
美国强大的战略调整能力不容忽视
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言，美国是一个具有渐进改革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具有强大的战略调整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危机。霸权地位的维护不仅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且需要处理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而适宜的战略调整是连接二者的重要桥梁。
针对小布什政府所激发的全球反美浪潮，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巧实力外交”是在综合吸收约瑟夫·奈提出的“硬权力加软权力”、罗克宁的“战略收缩”、约翰·鲁杰的“多边主义”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巧实力外交”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思想的公关术语，在该战略指导下，奥巴马政府为修复美国的软权力，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外交政策调整：一是地缘政治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脱身政策，寻求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调整对“失败国家”和敌对国家的政策，高调宣布“重返亚太”;17二是在国际人权事务上强调盟国的义务，力求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在2011年3月的利比亚战争中，美国一改其原来的做法，鼓动盟国一马当先，自己仅起到支持和掩护的作用，并借助非盟和联合国安理会为这场战争包裹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三是美国在全球公共议题上展现出责任意识，重启一系列国际多边谈判。如奥巴马推进停滞多年的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在国内积极推进新能源开发和绿色经济，说服参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由此可见，“巧实力外交”是对小布什政府战略僵硬的调整，它将战略收缩、多边主义、大国协调、盟国协作、形象塑造等进行了巧妙的结合，但是美国仍然保留着使用硬权力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后手段，这在最近美国执意要求叙利亚巴沙尔下台的种种努力中得以展现。该战略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帮助美国提升了它的国际声望。
面对眼花缭乱的棋局，美国能够迅速实现战略调整的原因分析。首先，来源于其对国际体系控制手段的多样化。从权力构成来看，美国有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组合;从权力运用方式来看，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双边主义、多边主义;从机制选择来看，美国可以选择沿用旧有机制，也可推动之前存在但作用不大的机制，也可另起炉灶重新创立一个机制。有趣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具体的手段，美国都不会为之“痴迷”。这源于美国强烈的实用主义传统：这种手段不行了，就用下一种。比如对国际危机的干预，美国在卢旺达种族屠杀之际选择了孤立主义的不干预政策;在科索沃危机期间纠集北约盟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实施空袭但不派出地面部队;在利比亚危机期间极力争取了安理会对禁飞区的授权并且扩大了禁飞区的解释，由盟国出面冲锋陷阵;在第一次朝核危机时期主要采取了“接触”加“谈判”政策，而在第二次朝核危机时期则转变为“遏制”加“孤立”政策。
其次，国内政治的党派制衡限制了某一战略的无度扩张。从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来看，美国一直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论，并且集中反映在国会的党派竞争中。就两党传统而言，民主党更多奉行自由主义理念，热衷于推广普世的道德信念、维护国际机制的效力，习惯多边主义外交，对扩张较为谨慎;而共和党更信奉新保主义思想，主张坚守美国自己的道德理念，质疑国际机制的效力，习惯单边主义外交，强势扩张美国霸权。美国两党之间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相互竞争和制衡有利于美国及时调整对外战略，避免霸权国扩张无度的通病。可以说，由于两党的分歧更多是在策略上、侧重点上的分歧，两党政治都承认美国的基本战略利益，因此，政党制衡与轮流执政为美国内政和外交提供强大的纠错功能。
再次，国际机制对美国战略行为具有一定的塑造效应。制度霸权是美国霸权的特点，这意味着美国不必直接强制其他国家，而是可以通过对国际机制的塑造，为国际体系内的行为体确立规则，使其降低了直接施展权力所付出的成本，并且收益更加持久。美国认识到，当它想要让某项国际机制成为维护美国霸权体系的工具时，就需要出面承担该项机制的各项成本并且动员其他国家共同加入。比如谈判多年的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事实上《京都议定书》所提出的5年预算期和第一个承诺期以及减排目标的6种温室气体都是美国提出来的;基于国内传统经济和对发展中国家责任的考虑，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直接打击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但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参与并主导该议题的努力，这在奥巴马政府制定国内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计划、回归国际气候治理谈判中得以展现。
新兴大国尚无法制衡美国霸权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在世界GDP中的份额比重越来越大，他们已快速成长为世界经济的主力军，但从国际体系的结构特点看，它们仍长期处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边缘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自身的利益偏好施加在国际机制的设计当中，不但自己能够持久获益，并且制定了集体行为的规范。在经济领域，当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些国际经济机制和条款摆到中国等新兴国家面前，使这些国家原有的政策体系与西方设计的国际机制有时显得格格不入，让它们倍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要么改变传统的经济政策，加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机制，要么就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比如，G20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商讨国际金融与经济事务的重要机制，然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它的影响一直微乎其微，主要权利和抉择基本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G8框架下进行的。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新兴国家对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偏好受到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强烈冲击，他们反对美国主导的一次次人道主义干涉。
新兴国家没有联合起来对美国进行有效的制衡，也没有进一步走向制衡的可能性。无疑，新兴国家对现行国际体系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并主要服务于西方国家的现实是不满的，它们也力图从力量对比、组织规范、国际共识与共同议题等方面推动国际力量格局的演进，加速多极化发展进程。新兴国家之所以没有联合起来并进行有效制衡是因为：首先，新兴大国制衡美国的成本远远大于从当前国际体系获取的收益。尽管它们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着诸多不满，但是它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一直得益于稳定的自由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而对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有效制衡就需要新兴大国之间彼此联合甚至军事结盟，这极不现实。其次，新兴国家都主要是地区大国，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大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领土争端等矛盾，美国极易利用这些矛盾，通过“离岸平衡”手段牵制和制衡他们。18如俄罗斯有车臣问题、与亲美邻国的关系问题，中国则存在与日本、印度和部分东盟国家的关系问题，印度则担忧同中国及巴基斯坦的关系，巴西也时刻警惕着阿根廷，这些问题恰恰消耗了它们不少精力，而且同地区竞争对手的平衡策略也注定少不了美国的帮助。再次，这些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利益分歧与不信任。从地缘上，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同时接壤，彼此总会有些顾虑和猜忌。在当前国际规则方面，它们彼此的主张之间也存在矛盾。印度和巴西的“入常”主张，事实上都没能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印度的核试验政策也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这些无疑打消了结成制衡同盟的可能性。
新兴大国对美国进行门槛较低的“软制衡”的可能性分析。“软制衡”是指“运用非军事手段对美国政策进行延缓、阻挠和破坏”，包括“通过国际机制的否决、经济策略、外交纠缠”等手段。19有学者认为，二等强国面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又无力进行军事制衡时，会采取上述“软制衡”的方式提升美国维护霸权的成本，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强势的单边主义，那么长此以往，这种“软制衡”有可能会变成“硬制衡”。笔者认为，新兴大国在当前美国霸权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推动了“软制衡”动机的产生，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也不难发现“软制衡”的情况。比如在IMF的投票机制中新兴国家就力主对美国进行“软制衡”，修改国际金融规则。长期以来，美国独享具有否决权的16.8%的投票份额，而新兴经济体一直难以享有话语权。经过讨价还价，在2010年G20峰会上，各国就IMF改革达成一致，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投票份额，尤其是中国的份额将由原来的3.82%上升为6.39%，变成IMF份额第三名的国家。此次决议本应在2012年前生效，但事实上，美国一直拖延改革的日期，仍然希望中国等新兴国家“多出钱，少说话”。
新兴大国的“软制衡”有明显的局限性，更难以发展成为“硬制衡”。虽然这种“软制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表达新兴国家对美国霸权体系的不满，但是尚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首先，这些新兴国家还无法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纠结于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从国家实力上看，这些国家均处在严格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他们在履行国际责任、担当发展中国家代表等方面，都把自己划在了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而在国际权利诉求和修改、建立国际机制等方面，这些新兴国家又往往要求与发达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的不确定性，不仅引发了发达国家的不满，而且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比如，无论是地区事务上还是在诸如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新兴大国不断强调自身作为崛起中大国的身份，既要参与世界和地区秩序的管理，也希望自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优势。另外，在WTO领域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方面，新兴大国一直主张并享有一定的优势待遇，因为较低的能力意味着较低的义务。可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对新兴大国抱以不满，不再希望以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对待新兴大国，而是希望它们承担同发达国家一样的义务。
其次，新兴大国仍然把对美关系看得比同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更为重要，因为与美国打交道所获得的利益大于对美国“软制衡”所付出的成本。新兴大国对美国进行“软制衡”动机的强弱，与美国实行何种类型的外交政策及新兴大国从中获取的利益密切相关。当美国奉行多边主义的对外“接触”政策时，新兴国家就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机制，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新兴国家“软制衡”的动机就会变弱，他们会首先考虑与美国的贸易、技术交流、政治关系、军事交往等问题;反之，当美国实行单边主义，藐视国际机制，悍然发动不具备合法性的战争，新兴国家“软制衡”的动机就可能增强。所以，新兴国家对美国“软制衡”的出发点是将其行为拉回到坚持自由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以变成“硬制衡”为最终目的。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他们在当前国际体系生存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些新兴大国都不仅不会在对美关系上掉以轻心，而且还将对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战略的核心。
结论
尽管面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加之遭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并未改变其引领最新科技变革的能力、在国际体系中的一超地位及其在全球各领域的特殊影响力，美国在经济规模、创新能力、军事实力、制度建设与软力量方面有着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优势。同时，无论新兴大国的兴起还是金融危机都没有改变当前大国基本战略态势的对比和权力结构。另外，由于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相对衰落，在相对衰落逆境下培育了强大的战略调整经验和能力，美国凭借这些经验和能力将克服大国崛起和金融危机对其霸权带来的困境。由此可见，美国实力目前处于绝对增长和相对下滑的状态，这种下滑属于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的性质。从未来一段时间看，美国霸权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它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仍会维持较长的时间。我们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来认识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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