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以来，美国遭遇到一系列来自于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挑战。这些挑战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冷战后所获取的霸权地位开始出现式微之势，另一方面可能也正是一个帝国走下坡路的外在征兆。
新世纪美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新世纪之初，美国就面临着来自于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威胁——九一一恐怖袭击。与以往安全威胁不同的是，这次是以一种非常规、非对称手段对美国本土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威胁，其行为主体是行踪诡秘、组织严密、分布广泛的“基地”(al-Qaeda，卡伊达)组织。这次恐怖袭击打破了美国本土不受攻击的神话，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传统安全观。正因为其对美国人所产生的震撼性效应，小布什政府才挟美国国力之优势与打击恐怖主义之道德旗帜以令四方，提出了“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边，要么与我们为敌”的口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同时对世界上诸多敌对政权冠之以“暴政前哨”、“邪恶轴心”的名号，欲以一己之力平定天下，建立真正“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经过了八年战争，待到小布什任期结束之时，美国也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当年小布什在美国“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任务完成”的那一幕成为人们揶揄他最好的材料。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着来自于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挑战。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挑战对于美国霸权的影响更加深远。当奥巴马总统走马上任的时候，他蓦然发现，全球力量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微妙但不可逆转的重组，国际体系也因此而出现了新的特征。于是，奥巴马在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体系需要进行调整，以容纳更多新的力量中心的利益诉求。他明白，美国如果不主动对国际体系进行调整，那么被动调整给美国所带来的成本将会更大。
新世纪美国面临的内部挑战
由于年年征战，美国国内财政吃紧，当年克林顿离任之时给美国留下了大量的财政盈余，而小布什留下的是大笔财政赤字。屋漏又遭连夜雨。正当美国受困于两战之时，美国国内经济又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终于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之后爆发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人自己。更准确一点来说，是因为美国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华尔街财阀的贪婪以及美国政府监管的缺失而致。
当然，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其原因有过很多的猜测，其中之一便认为这是美国自导自演的“闹剧”，即所谓的“阴谋论”。但是，从金融危机对美国所造成的影响来看，包括对美国经济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发展模式的冲击性影响以及对美国国家软实力的消极影响来看，若是美国有意为之，从目前情势来看，这也是一个“毙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自残式战略。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美国国内还出现了新的政治与社会运动。2010年，美国“茶党”(Tea Party)在政坛搅动了一方池水。2011年9月，美国国内掀起了“占领华尔街”( Occupy Wall Street)的社会运动，他们打出的旗号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尽管并不能将这一现象解读为美国政治之殇，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当下状况的不满。这种不满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美国两党政治斗争方面，尤其是对越演愈烈的政治极化现象。
实际上，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两党在诸多内部议题上意见相左，如医疗改革、移民改革、债务上限等，这些内政事务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如2013年10月所出现的政府“停摆”现象，很大程度上成为奥巴马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的主要原因。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采取了诸多非常规经济救济手段，如实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同时，为了紧缩财政，美国不得不对国防部“开刀”，要求其在未来十年内削减487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美国防长哈格尔表示：“这些减支太快、太多、太突然、太不负责任，”将会严重影响到美国的战备能力与应对挑战的能力。2014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中也指出：“美国面临着迅速变化的安全环境……国防部也面临着一个日益变化且充满变数的财政环境。”“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持续的自动减支措施将在未来十年严重影响美军能力。”
实际上，美国已经感受到了军力削弱所带来的被动影响，如美国在利比亚战争中采取所谓的“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战略即是美国责任分担战略的一个典型案例。到了叙利亚危机之时，美国的军事介入能力受到了更大的质疑。奥巴马所划定的“红线”被逾越，而美国却显得犹豫不决，最后接受了俄罗斯“化武换和平”的倡议。等到了乌克兰问题之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在这一事件中将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引发俄美军事对峙的措施。果不其然，奥巴马明确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将不会考虑动用军事干预手段。
鉴于美国实力式微之势，奥巴马还强调，美国不会向乌克兰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实际上，无论是叙利亚危机，还是乌克兰问题，美国所遭遇的尴尬不仅仅在于地缘战略博弈中所处于的“守势”地位，更在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盟国对于其履行承诺能力的质疑。这种不信任感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美国在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在全球(主要是欧洲、亚洲以及中东地区)构建了广泛、可靠的同盟与伙伴网络。支撑这一网络的要件除了美国的实力之外，便是各国对于美国在关键时刻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的信心。如果这些国家对美国履约能力感到怀疑的话，便会直接动摇美国同盟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换句话说，此时的美国所需要的正是盟国或伙伴国的信心与信任支持。
但是，美国何以在霸权式微的情境下要求其盟国及伙伴国对其安全承诺抱持信心呢?无非有两种手段：其一是不断强调美国拥有履约的能力与意愿。这正是美国目前正在做的工作。例如，2014年3月20日，奥巴马在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时就强调，“美国对北约(NATO)盟国的支持毫不动摇”;哈格尔近日在访问日本前夕接受《日经新闻》书面专访时表示：“我前来访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再次向美国的盟国保证，我们会履行对其安全的承诺。”针对菲律宾将南中国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美国政府也表现出明确的支持态度。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夫(Marie Harf)在2014年3月30日的声明中说：“美国重申对以和平方式解决领海争端的做法的支持，而不必害怕任何形式的报复，包括恐吓和胁迫。”
其二是通过实际行动展现美国安全承诺的有效性。例如，美国可能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其盟友或伙伴国在国际争端中的利益诉求，如向部分国家提供军事装备、将尖端武器系统部署到相关区域、与其盟国展开有指向性的军事演习，等等。然而，这样做美国可能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一方面是美国可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盟国或伙伴国拖进国际争端中，从而令美国不得不在具体事务中选边站队。实际上，美国对待不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国际争端一贯抱持战略模糊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美国可能会遭遇到实在的战略风险，如陷入到与另一大国的战略冲突之中。
从历史上看，当某一霸权处于式微之中时，国际关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将会增加国际社会的风险系数。也许，当下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如果处于式微中的霸权国家能够慎重进行战略选择，而其他大国可以充分考虑到该霸权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威望需要，新的历史图景将会被描绘于世人面前。(任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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