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20世纪的政治对抗和制度演变
第一章 苏联解体剖视
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对抗和两种制度演变的世纪，也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世纪。在这个已经过去，但是对于人类的现实和未来仍有着深远影响的世纪中，苏联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苏联解体了，苏联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永远不会“解体”。世界至今生活在苏联解体激起的历史性海啸的余波之中。
如何评价苏联及其历史，如何研判苏联解体，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更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战略利益。苏联的诞生和解体都是二十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是对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进程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也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国际因素。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所处的最为紧关节要的历史时刻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绕开这个问题是不可思议的，恰恰相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由于中国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对当代世界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苏联解体，举世震惊;全球鼓噪，迄今未休。其中喧嚣一时、也最为肤浅的观点当推日裔美人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据说，随着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后者的胜利宣告结束，从此“自由世界”再无对手，历史也就“终结”了。这种近乎梦呓的仅凭感性得出的肤浅结论，不仅在政治上适合美国的冷战需要，而且耸人听闻，类同裸奔，吸引眼球，适于炒作。可惜形势比人强，转眼之间，九十年代的喧嚣已趋于沉寂。这并非是说福山教授之类的学者没有学问，或故作惊人之语(十年后他已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结论错误)，而是再次证明学者的立场、方法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于其研究成果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其实，历史岂能终结?“苏联号”社会主义巨轮沉没，“中国号”社会主义巨轮却正在劈开历史的惊涛骇浪，稳步快速地前进。即使是人类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主义的冲突”也还在继续，多极化政治和多元化文明更在发展。全球化和多极化、多元化这两种趋势同时存在和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个半世纪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不断探索、铺垫和蓄势，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势不可当。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更新，是发展中世界的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复兴。
从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公历11月7日)到1991年11月苏联宣告解体，苏维埃俄国和苏联(1924年成立)作为国际政治实体存在整整七十四年，严丝合缝。换言之，苏联差不多伴随着二十世纪的始终，曾经是一个强大得令它的敌人战栗的国际政治存在。但是，苏联解体以后，在许多国际文献中，在西方一些笔下，苏联好象从来不曾存在过。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在全世界都有表现，但历史却是抹不去的。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也由于地缘因素，俄罗斯永远都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中，至今仍能够感受到“苏联号”巨轮倾覆所产生的余波的影响。
站在中国的立场和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辅之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方法重新认识苏联，充分地肯定其存在的政治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正确地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增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自觉性和政治信念，对于确立中国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苏联虽败犹荣
汤因比(Amold J.Toynbee，1889-1975)是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把人类文明和民族的兴衰归结为“挑战与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和苏联崛起不啻为近代俄罗斯民族和文化对于西方民族国家和文明带来的严峻挑战的一次成功的反应，而马克思主义恰恰适应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民族的政治需要。实用主义者往往以成败论英雄，奉胜者王侯败者贼为圭臬。这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政治原是最现实的东西嘛。但是说到苏联解体，人们往往陷入一个误区，似乎苏联解体，不仅表明苏联一无可取，而且似乎“北极熊”从此在地球上灭绝了。可是打开地图一看，俄罗斯仍然横跨欧亚大陆，特别是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例如资源)和军事、政治存在。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资产流失”得太多太多，以至把自彼得大帝以来几百年积累的老底子都丢了不少。这些家底，包括苏联七十四年积累的巨大物质和精神遗产，这些都被俄罗斯所继承。苏联解体，俄罗斯还在。这不同于一般所谓“亡国”，毕竟它没有被外国占领和统治;苏联解体引起大量“资产流失”，但是毕竟俄罗斯自十六世纪起就开始对外扩张，四五百年里积累的家底太厚，而苏联七十四年历史中毕竟有近半个世纪是超级大国。苏联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是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崛起以后纵横驰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回合。在这个堪称坚苦卓绝的史诗般的历史回合中，有无数成功的骄傲，也有许多失败的痛苦。最终苏联解体了，失败了。这是一个巨人的失败，解体的失败掩不住七十四年苏联历史留下的历史光辉。这是任何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所承认的。相信国际上有些人直到现在，想起前苏联，还会心惊肉跳。所以，苏联虽败犹荣。在历史舞台上，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胜败乃兵家常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地看待苏联历史，才能正确地理解苏联及其解体，才能有助于从中汲取对我们来说极其宝贵也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所以，对于评价和研究苏联解体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不能一味跟着西方的鸟叫，需要有中国立场和视角。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苏联这块“石头”，不同寻常，对中国有特殊的永恒的重要的意义。
一、历史回眸
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基本特征，置根于它长期民族苦难的历史积淀。俄罗斯历史上的苦难，源于地理位置的偏远、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也来自于两个半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和残暴统治。作为人类近代优秀文明之一的斯拉夫文明，在历史上同西方基督教文明一样，都是一种晚近兴起的文明。它原是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边缘地位开始，进一步在拜占庭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斯拉夫派，后来又与西方文明相融合和相抗争，成为近代一种相对独立和先进的文明。十八世纪以前，俄罗斯与中国关山远阻，毫无联系，也毫无了解，这方面他们甚至不如西欧。
欧洲中世纪(公元600-1500年)的经济文化发展远落后于东方，当时的欧洲饥荒严重，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对于欧洲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十字军东征(1096-1291)打通了西欧通过地中海通向东方的贸易通道，其后果也使原本更为偏僻落后的维金(今瑞典)人长期失去了通往希腊的贸易通道，而基辅罗斯作为维金人长期维持这条贸易通道的枢纽地位随之丧失，处于更加封闭落后的境地。直到公元十五世纪上半叶(相当于中国明代景泰年以前)，基辅罗斯的范围分裂成许多公国，而这些公国又分裂成无数封建领地，实际是一盘散沙。这里既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更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蒙古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征服和残暴统治，更使得罗斯经济大大落后于西欧，更不消说，远远落后于中国。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始于蒙古统治衰落基础上产生的伊凡·雷帝(ИванⅣ Васильевич，Грозный，1530-1584)，1547年加冕称沙皇(意为恺撒)。雷帝原称伊凡四世，他从蒙古人身上学会了残暴的统治，以镇压大贵族反抗闻名，故有“雷帝”之称。列宾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伊凡雷帝杀子》，极其恐怖，表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沙皇俄国的历史，从伊凡雷帝开始，向西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向东越过乌拉尔山大举东侵。以后的历代沙皇，都是继承雷帝开创的事业。沙皇俄国的兴起，是十五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一部分;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实际上也是近代欧洲对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一部分。沙皇俄国的历史对外是一部血腥的扩张史，对内也是建立在俄罗斯民族一部“苦难的历程”之上的。从1917年建立苏维埃俄国，到1924年苏联成立，再到1991年苏联轰然解体，这七十四年，是俄罗斯的历史面貌和国际地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由此引起世界政治体系翻盘和再翻盘的历史。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俄罗斯千年以来一部悲壮的历程的延续。
1917年的沙皇俄国，名为帝国主义，其实原本是一头军事封建资本主义的怪兽：头进入了资本主义，整个身体(不仅是尾巴)还留在中世纪的农奴制——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由于种种原因，俄国在各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近代的这种现状，严重地折磨着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是追随西方国家，走“西化”的道路;还是走斯拉夫民族自己的道路?由于经济上严重依赖英国和法国，它在一次大战中参加协约国，实际上是尾随其后，为虎作伥，它自己的工业远不如敌国。例如战时俄国的钢产量只相当于德国的1/8。①战争失败，经济崩溃，政治革命，沙皇政府垮台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权维护的是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的利益，甚至不能维护本民族利益和生存。沙皇制度垮台，一切都在政治和历史发展的逻辑之中，不能怪革命。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政治上无能，也决定了自己垮台的命运。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危机表明，追随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西化”道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完全破产。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没有出路，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看不到生存、受教育、就业和享受人权的其它途径。饱受没有土地、饥饿和赎金(改变农奴身份需要缴纳的钱)折磨的广大农民更为悲惨，广大士兵则面临上前线为帝国主义当炮灰的命运，他们必然追随革命。而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有着爱国主义民族传统和良知的广大知识分子也多拥护革命。所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欧洲大陆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由于西方某些人恶毒攻击的那样，是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所谓“阴谋”。那是势所必然，是人民的愿望，顺势而为，不是什么“阴谋”所能奏效的。列宁不愧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天才，对历史的转折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对人民的愿望有着深刻体察，对发动革命的时机有时钟般精确的把握。正如1917年9月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在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要想前进是不可能的”，② “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③话音刚落，两个月以后十月革命就成功了，世界历史由此改变方向。你说列宁对历史时机的把握不是时钟般的精确?而且，在历史激流的旋涡中，在极其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打拼出来的政治家绝不会是书呆子，象列宁这样理论上和政治上极强，具有天才般的政治操作能力的领袖，又具有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和高深的文化修养，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他的心与民族历史和人民息息相通，这是他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连他的敌人也没办法不震惊，不佩服。相形之下，看看七十年以后在苏联历史转折时期一些政客的表现，一个曾经如此强大的政党，其领袖怯懦、自私、无能、不负责任和堕落至此，是这个曾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政党的政治思维能力、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严重退化的表现。在历史转折关头，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政治家首先要有钢铁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意志，对时代和政局的脉搏要有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洞察和准确的把握，而且操作上该出手就出手，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共产党的事业，关键是要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不是小孩子，在这个最重大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上，玩不得花活儿。戈氏是一个缺乏政治信念和责任感的意志薄弱者，对政局心中无数，在历史关键时刻私字当头，不作为，随波逐流。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8.19事件”发生前半个月，戈尔巴乔夫就到他在克里米亚半岛新建的福罗斯别墅度假享受去了。直到事件发生，自己还颟顸不觉。按照罗伊·麦得维杰夫的说法，在被软禁的时刻，他的表现除了令人鄙视，没有别的。“戈尔巴乔夫在3天的监禁期间，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他的对手。”④因为他不具备政治领袖应有的素质，“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知道历史要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⑤他的对手叶利钦倒是对时局有感觉，有把握，也有意志，有野心，这些都有;可惜政治家最重要的东西——政治信仰没有，对国家民族的政治责任感没有，对历史和政治方向的把握完全错误，对苏联和俄罗斯面临的巨大国际政治风险毫无察觉。他抛弃了社会主义，也抛弃了俄罗斯民族立场，在他狭隘的胸膛里火一般燃烧的只是个人的私欲。他只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历史要什么，国家和人民要什么。正是由于苏联这条巨轮由这样两个人先后操盘，不知不觉中又有来自西方“第五纵队”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了舵盘，国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斯大林注定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实，对任何政治家都是不能用世俗眼光去理解的。政治权力如同财富、地位、名气所有这些在世俗眼中闪着光环的东西一样，是会使人“异化”的。这与阶级和政党没有关系。这些姑且不论。斯大林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政治经济环境，对于历史需要什么，苏联需要什么，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列宁提出的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任务——“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斯大林有极深刻的理解、忧患意识和历史紧迫感。丘吉尔以仇视共产主义的西方政治家著称，他曾有一句著名的评论：斯大林把俄国从一个农奴制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评论政治家，要着眼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别的不是不重要，而是次重要。这也是近来普京总统亲自为俄罗斯修改历史教科书讲话，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原因所在。需要补充的是，丘吉尔说的这一切是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的。西方的工业化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算起，经历了几百年。苏维埃俄国从沙皇手里接过来的只有一点点破烂不堪的现代工业，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语)加工业化在内，只经过短短二十一年(1924-1945)苏联就一跃成为世界两强之一。如果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算起，扣除反法西斯战争的五年，就只有十四年建设时间。十四年走过英、法、葡、荷等西欧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等等结构性的变化之大，任务之艰巨，政治震荡之剧烈、斗争之激烈和残酷可想而知，难怪就“血流漂杵”了。斯大林时期“挖农民”太苦，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极为残酷，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一定要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所处的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离开政治历史条件，抽象地进行道义审判，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误导现实。当然，这些问题都给社会主义和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至今仍需要研究总结。但是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研究历史，司马迁留下一个好传统，就是从大处着眼，但也不忽略小处。这恰恰与历史唯物主义殊途同归。西方许多著作中，把苏联战前工业化这段历史写得乱七八糟，离开时代的主题和主线，津津乐道于政治斗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符合西方利益的。西方国家一些政客和学者享受着苏联红军击败德国法西斯的余荫，却不管苏联当时最需要什么。所以，评论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重大历史关头，这一点尤其重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基本结论得出之后，再去分析主观与客观，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责任，各有各的帐。我国传统史学，研究历史人物也讲究“春秋大义”，将动机和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呢。从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推倒重建)与“新政治思维”，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错误根源都是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果必然搞砸。因为“推倒重建”的政治含义是全盘否定和历史虚无。既然过去“全错了”，共产党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就应该下台，让别人来“重建”。这才符合政治逻辑。如果去掉意识形态偏见，持平而论，俄国这样一个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搞得筋疲力尽的一个畸形的落后的农奴制“怪兽”国家，一个敢于砸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薄弱链条而后起的，以社会主义为旗帜标新立异的国家，竟然在经历了国内战争、外国武装干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二连三大规模摧残的同时，在世界强敌狼虫虎豹的联合绞杀和围追堵截中走过了整整七十四年(1917年11月到1991年11月)，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而且作为世界两霸之一抗了四五十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历史奇迹。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仅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且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甚至连丘吉尔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莫里斯·多布这样的经济史学家的水平也没有，而与西方抱有政治偏见的学者为伍了。即使离开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中国传统史学观点，也特别需要指出，苏联不是被军事进攻击败的，犹如英雄没有战死沙场，而是凯旋之后骄傲自大，逐渐思想退化，意志消磨，体力衰退，沉湎于“子女玉帛”，在最后关头又误吃了对手的蒙汗药，内斗外掐而死。所以说，苏联解体，乃是英雄末路——虽败犹荣。
当然，笔者这里说苏联虽败犹荣，主要是针对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说几句公道话，并非想为苏联唱挽歌，更不是要全盘肯定苏联历史。苏联史虽只七十四年，其中正反经验极其丰富，特别是其中可资借鉴者和涉及到中国利益者，瑕瑜互见，问题很多，这些后文还要谈到。
二、苏联对世界的历史贡献
苏联虽败犹荣，这只是道出一个历史事实。而且，只要俄罗斯不死，苏联的余威就尚存，仍是心腹大患，就有人睡不着觉。如果中俄战略合作，就更叫人心惊肉跳。中俄等五国元首共同出席的“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跨国界联合军演，就是一例。1917-1991年，在占据了二十世纪四分之三历史中苏维埃俄国和苏联的存在，其难以估量的国际政治意义是无可否认的。很难设想，二十世纪中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竟是什么世界?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例，如果没有苏联人民在欧洲战场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或者1941年冬天苏联兵败莫斯科城下，希特勒必定回师西进，区区英仑三岛岂能经得起德军的蹂躏?没有强大的苏军抵抗和“喀秋莎”，欧洲各国又有何人何国能敌德国法西斯的坦克?那时“北约”还未生出娘胎，欧洲岂不都成了希特勒的囊中物，哪里还有什么后来的欧盟及其东扩?至于之后美国与德国是否会发生火并，其结果如何，都难以设想。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里就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美苏对抗，东西方政治平衡，半个世纪没有世界大战。苏联刚刚解体，现在美国已经有人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所以，墙倒众人推，胜者王侯败者贼;或者前人栽树，后人骂娘;或者坐着乘凉，不知道腰疼;既是世俗间司空见惯的世态炎凉，也是常见的国际政治生态景观，但却不是科学。这些人，要么是真的不懂政治，或者是政治上糊涂，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居心叵测，另有目的。苏联解体后国际上泛起了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潮，在俄罗斯、东欧和全世界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后果。中国作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有责任为苏联历史讨回公道。因为如何评价苏联，从来都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和利益，关系到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事业。
首先，苏维埃俄国打断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人类进步的新纪元。苏维埃俄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从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变成了成功的实践，由此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两种制度和两种前途命运的对抗和竞争，打断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为人类走向公平美好的未来创造了政治前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政治体系的对抗和竞争决定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面貌。十月革命和苏联推动了人类进步，苏联解体导致美国独霸和全球动乱，历史为之倒退，这是一个事实。
其次，苏维埃俄国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俄罗斯从一个落后的刚刚摆脱了封建农奴制的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强国。苏联正是基于战前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和人民英勇的抗击，从德国法西斯的魔掌中拯救了大半个欧洲。同时，苏联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早期的建设。苏联人民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人民翻身解放而不是由于资本的压迫焕发出的忘我劳动精神，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壮举，也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再次，苏联诞生和中国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使得社会主义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强大的社会进步力量，促进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使得这个世界变得相对平等了很多，也大幅度地促进了人类进步。包括美国《民权法案》(1964年)在内的国际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胜利，正是在六十年代革命斗争高涨的国际形势下实现的。正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作用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存在了几百年之后，终于土崩瓦解。
最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东西方对抗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演变和福利国家兴起的主要外部因素。正是出于对世界革命的顾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才不得不在经济和政治上作出大幅度让步，被迫进行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实际上至今还在享受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余荫。
如果去掉意识形态的偏见，苏联的诞生、迅速发展和崛起创造了一个落后国家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霸主国的奇迹。这主要还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力量，否则难以想象。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既没有发生世界所担心的核扩散和核灾难，也避免了全局性的战乱，俄罗斯没有成为南斯拉夫，总体上保持了政治稳定。这一点也得益于苏联七十四年巨大的建设成就，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民族关系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也堪称奇迹。
以上的概括虽然是挂一漏万，但也足以证明苏联对世界的巨大而深远的贡献和影响。苏联没有最终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它为人类的现代历史开了头，并带领人类走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这段伟大光辉的历程及其在历史上发生的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是抹不去的。二十世纪世界政治舞台的四件大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苏联解体;两件事是苏联，占据了二十世纪的一头一尾。所以，说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也就是资本的世纪，并不正确，它也是劳动与资本对抗和相持的世纪，是苏联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世纪，这才完整。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方向逆转。进入二十一世纪，苏联已然出局，俄罗斯重新进场。美国单边主义的独角戏已经唱不下去，世界多极化的格局正在深入展开。
三、苏联是俄罗斯的断代史
近代折磨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也是影响俄国社会历史的一个根本问题——他们长期不没有彻底搞清楚“我们是谁”(且借用亨廷顿的话)。这个问题也是近代以来长期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但是，俄罗斯又有不同。在民族和文明方面，中国人和西欧人都有自己民族明确的文明归属，都知道自己“是谁”。俄国人不然。古罗斯地处欧洲大陆的边缘，气候寒冷，交通不便，文明发展较晚，历史上苦难深重。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包括蒙古人残暴统治的两百四十年的历史，十五世纪以后俄罗斯民族国家在兴起过程中，其民族文化形成受到拜占庭文明、西欧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的深刻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族文化的影响，其民族文化和心理兼具东西多种不同文化的特征而有其特殊性，俄罗斯人内心深藏几百年而至今挥之难去的自卑感，来源于它处于近代西方文化的边缘。在近代史上从彼得大帝起俄罗斯追赶西方几百年，但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在经济政治上也只能附英、法强国的尾翼，在文化上一直不为西方所认同，被视为有拜占庭等文化基因的另类。这种长期“以西为师”，长期追赶西方而不为认同的现实，使得俄罗斯民族在近代西欧国家崛起的浪潮冲击下，处于某种文明撕裂的痛苦之中。从沙皇时代俄国就想脱亚入欧却求之不得，凡此种种境遇使得在高寒地带爱喝烈性“沃特噶”的俄罗斯草原民族在几百年中形成容易激动、易走极端的民族政治文化心理。二十世纪的一部苏联兴亡史，只是整个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断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近代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俄罗斯民族在“入(西)欧”不成的背景下，摆脱贫穷落后和走向强国道路的探索。其实，俄国人几百年的战略目标在苏联战后已经实现了，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后人没能把它保住，根本原因是没能完成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转型。但是，后来的政治领袖见不及此，面对冷战和军备的种种压力，政治上的心理压力达到极限(他们与中国人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不同)，在各种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不仅失去了政治方向，而且“容易激动、易走极端”的毛病犯了，又中了西方的“反间计”，喝了人家的蒙汗药，遂把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成就抛在九霄云外，一头扎向西方的政治怀抱(叶利钦是个酒徒，也是俄罗斯某些民族性格的代表)。在一番热脸贴冷屁股却百般见拒之后，特别是西方的“美援”、“休克疗法”等政治骗局一一暴露之后，俄罗斯内心充满被欺骗、被歧视的屈辱和悲愤是很自然的。理解苏联及其解体，如果有这个历史、文化和民族的视角，苏联解体前后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功实践，但是马克思主义其所以在俄罗斯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除了其本身的科学性以外，也是由于马克思的主义作为十九世纪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理论给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和希望、利益和救赎等观念以一种现代化的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列宁主义为俄罗斯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何尝不是由于列宁的主义为落后的俄罗斯在战争的崩溃中解救自身，并进而赶超西方而成功地另辟蹊径——开辟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俄罗斯道路?否则，斯大林主义就不可理解。一种外来的主义，如果不能适应本民族的现实政治需要，唤起本民族的利益呼应，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要想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固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如果没有基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现实政治利益基础上的民族精英的呼应，“送来了”又如何呢?一百多年来，西方给中国“送”来了多少主义，何以马列主义被中国所接受而成功了呢?也是由于马列的主义给觉醒的中华民族实现其百年来雪耻富强的政治理想，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朱毛”点燃的“星星之火”，其所以“可以燎原”，井冈山的老百姓认识马列是何方神圣?只认你“朱毛”的共产党是民族英雄、人民领袖，跟着你走能过好日子就行了。“苏联解体”这个事件恰恰相反，本来俄罗斯几百年梦寐以求的强国梦已经由苏联实现，没有社会主义哪里有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苏联共产党长期不信仰马列主义，俄罗斯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竟然“忘记”了这个基本历史事实。这方面，除苏共的问题以外，俄罗斯文化深层的某些因素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内心又很骄傲，这不仅是由于它的文化与曾经辉煌强大一时的古代拜占庭文化相联系，更因为在法国文化影响下，十八至十九世纪自罗蒙诺索夫以后，俄罗斯在哲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简直可以说是群星璀璨，涌现出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化巨匠。这样的民族也确有骄傲的资本。正是历史积淀的耻辱、自卑和骄傲驱使俄罗斯人通过列宁的思想和实践在十月革命后不断寻找通往现代化的，与西方不同的，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在前苏联和现今俄罗斯的理论中，没有类似“中国特色”这样明确的概括，但是这种思想和实践是清楚的。其实，列宁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为俄罗斯开辟出通过“耐普曼”(俄文Нэпман，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条道路在战前被搁置，在战后更被历史“遗忘”。这不能不说是导致苏联模式失败的重大历史和理论根源。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的历史发生倒退，至少失去了几十年时间。苏联解体，俄罗斯据说是得到了“自由”和“民主”，后来发现不能“当饭吃”，于是从西式“民主”再往回退。回顾近二十年俄罗斯走过的路，“算大帐”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亏大发了。现如今，许多事不得不“看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折腾，严重的挫折使得俄罗斯主张走“特殊道路”或称“第三条道路”的人越来越多。⑥这是一种彻底的民族觉醒，并不是西方人说的什么“孤立主义”，美国可以搞“孤立主义”，俄罗斯是欧亚大陆国家，不可能搞，想“孤立”也“孤立”不了。虽然对于这条“特殊道路”是什么，必定还需要探索。但是俄罗斯终于彻底明白，无论自己怎样“改革”，政治上如何“美容”，甚至对西方投怀送抱，低声下气地要求“加入西方(北约)”，也彻底没戏;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不仅铁定没有好果子吃，而且尊严丧尽，利益尽失，这口窝囊气也咽不下去。这个用苏联解体和“十年动乱”换来的重大历史教训，俄罗斯将永世不忘。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俄罗斯民族的“西化”(向西方文明归化)的情结。先是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不带俄罗斯“玩儿”，进而是普京总统与美国公然反目，而且“亮出肌肉”(这也是“俄式”文化)，这是世界多极化的重大“利好”(借用股票术语)。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中国如何发扬古代传统智慧，学习近代西方经验，也包括学习俄罗斯经验，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甚至于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坐收多国之金”(《左传》的思想和表述)，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这是一个大题目。今后俄罗斯走的“特殊道路”，值得关注，也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毕竟中俄是不可改变的邻邦，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之一，也是国际资源之一。
这里顺便说一句，近年来对于中美俄三角关系，国内有许多令人费解的糊涂观点。例如近来美俄关系紧张，笔者读到以《美俄若搞冷战，对中国没好处》为通栏标题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是题目费解，莫非以为美俄若搞同盟，就对中国有好处?逻辑上就不成立。文章说：“中国之所以成为重量级旗手是因为当前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符合中国的个性，中国的能量才得以爆发。一旦回到冷战状态，中国必然成为全球大棋局的看客和追随者。”⑦似乎中国得以发展，是赶上好时候了，不是由于自己努力。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错误。美俄一旦冷战，何以中国就沦为看客和追随者，太没有自信了吧?又说：“冷战终结对中国是幸事，中国成为和平红利的受益者，成为全球化的幸运儿。”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美国政府眼中“冷战胜利的幸存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国有什么“和平红利”可言?中国的发展不是平白受益，而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沉重代价的结果，中国自1842年被卷入全球化，一直灾难深重，道路坎坷，从来就不是什么全球化的“幸运儿”。今天中国给跨国公司打工，挣一点微不足道的“血汗工资”，有何“幸运”可言?
四、社会主义是“不死鸟”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鲁迅诗)苏联给二十世纪人类世界带来的平等、进步和福趾远大于灾难，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受益良多。可是政治就是政治。美国是当今的霸主国，虽然同样不免走下坡路，恰逢苏联解体，美国又受益最大，于是全世界的乌鸦嘴群起鼓噪，妖魔化社会主义，而且全然不顾历史事实，墙倒众人推。更有甚者，甚至苏联解体，连“十月革命”的案也翻了。如同孙子守成无能，败了家业，连爷爷创业都错了，颠倒黑白有如此者。可见，世态炎凉，非但人情世故，政治也是如此。
虽然看起来似乎二十世纪人类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在政治实践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却越来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演变，混合生长。这也是当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随着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已经消失，社会主义正在发展与改革的浴火中重生，正在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无视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把苏联解体等同于社会主义失败，包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制度和生活方式统统在内，统统“埋葬”，这是一种最为简单肤浅的皮相之见。大同世界和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追求了几千年、几百年的美好理想，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半个多世纪以后，社会主义才从一种思想理论变成人类的实践。战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国内外的复杂条件、环境和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扭曲并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一百多年来人类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走过了相当复杂、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世界资本主义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到一百年，要求社会主义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不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是不现实的。
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只是社会主义实现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虽然不再主要表现为一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仍然具有多样化的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伴随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正在展示出愈来愈大的国际魅力。二十一世纪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正在兴起。而在欧洲发达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福利国家原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影响下的产物，目前正在经受挑战。无论它如何改革，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为欧洲进步的成果，只会更加适应当代现实而更加富有生命力。即使在美国模式中，无论资本的力量如何强大和右翼如何力图瓦解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也难以倒退回“罗斯福新政”以前。换言之，社会主义因素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制度中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思想也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前两年美国有一百六十多名超级富豪联名致信给布什总统，反对取消遗产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近半数的家庭陷于贫困，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千万。现在的俄罗斯人中大部分仍留恋苏联，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目前，无论在社会中下层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以往对苏联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中也仍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看法具有代表性：“没有任何理由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逆转的崩溃。”⑧这是俄罗斯人经过九十年代“醉”后一场噩梦醒来时吐出的“酒后真言”。二十一世纪俄罗斯的资本主义道路将如何走法，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模式。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目前俄罗斯的一个大体看得出的政治方向。而在列宁主义词典中，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如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样。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就是七十四年的苏联历史将为今后俄罗斯发展的道路打上深刻的烙印。总之，苏联解体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且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演进恰恰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才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思想和实践发展趋势的实质所在，只不过历史的本质常常为纷繁复杂的表象所掩盖和为舆论所误导。所以，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政治震荡过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在蓬勃发展的世界政治生活的现实，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世界亿万人民和代表人类进步的政治诉求。
西方某些势力千方百计试图将中国推离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只要中国这杆社会主义大旗不倒，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再次有“春风吹又生”的历史转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这块真金的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她需要在烈火中反复锤炼，需要经过炼狱般的反复考验，才能永生，才能更加美丽。“不死鸟”就是由于“浴火”才得以“重生”的。社会主义其所以是“不死鸟”，深深地置根于当代世界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全球化只是这一矛盾华丽的外套。在劳动与资本的历史性博弈中，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百年中，劳动逐渐显示力量，占了上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形势逆转，在这一轮博弈中，资本得以翻过身来，成为赢家，美国则成为最大的赢家。然而，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历史没有终结。从人类进入新世纪的情况看，最大的赢家开始向反面转化。从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看，新的一轮政治和文明的搏弈正在展开，国际政治斗争(包括阶级斗争)的新格局、新形势和新阵线正在形成。世界上穷人太多，不能尽杀;穷国太多，不能尽灭;社会主义不仅终因“好之者众，未能废也”，而且正在蓄积新的力量。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是当代一种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它代表劳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有力量的。而“不死鸟”将在经受历史的考验之后再次展开她美丽的双翅向未来翱翔。这不是笔者梦呓，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节 破解“世纪之迷”
苏联东欧集团，一个支撑两极结构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庞然大物，一个曾经拥有骇人的政治军事实力的巨大的国际政治实体，竟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轰然解体，不复存在，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个曾经成为无数专家和公众困惑不解的“世纪之迷”，至今仍然吸引人们研究和思考。这里以个人的观察、研究和经历为基础，试图为破解这一“世纪之迷”提供一些助力。
一、一个中国学者的亲身经历
东欧剧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1990年早春，硝烟尚未散去，笔者曾带着这个问题从苏联进入罗马尼亚，到一些原经互会国家走马观花。站在布加勒斯特原罗共中央办公大楼前，望着刚刚烟熏火燎过的墙壁和残破的窗门上密集的弹痕，笔者脑子里第一个涌现的竟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一普通人当年最耳熟能详的词句。这可能是中国人特有的感受。广场不远处有几辆发动着的坦克，几个穿迷彩服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走动，这一切似乎告诉我这里不久前在起义士兵、群众和总统卫队之间确曾发生激烈的枪战。城市异常沉闷，街头行人稀疏，人们脸色凝重，行色匆匆，一些人腋下夹着两条面包棍。商店里空空如也，特别是食品，极为短缺。在街头问路必须讲英语，用俄语必遭白眼，而且看样子搞不好会惹祸上身。于是我脑子里浮现出一连串的电视镜头，就是1989年12月25日处决原罗共最高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夫妇的现场录象，那是莫斯科电视台转播的。那些画面使人联想起1945年暴尸街头的墨索里尼。可是，这两者曾经是死对头，怎么能够联系起来呢?
布加勒斯特的暴动发生在1989年12月22日，当时罗马尼亚的政治局势失控得极为迅速，街头的口号喊得最响的，是“要面包”，“要自由”，“不要齐奥塞斯库”。那些日子里罗马尼亚电视台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播放处决齐氏夫妇现场的画面，街头万众欢腾，重现了只有1945年罗马尼亚被苏军解放时才有的历史画面。可是，一个战时曾经五次入狱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爱国者和共产党领袖，不久前还在“全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再次当选的总书记，怎么会转眼之间就落得如此下场呢?要知道从赢得最后一次欢呼到经历处决，只有短短的三十二天。
笔者幼时经历过“左”祸的巨大冲击，加以十年“文革”中文攻武斗以及粉碎“四人帮”的经历，以及亲历了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对眼前的事件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解。但毕竟身临其境，有所不同，仍感到触目惊心。“要面包”?虽然罗马尼亚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可是看看布加勒斯特街头老百姓的住宅公寓也还可以，一般的住宅楼前也稀稀拉拉地停放着几辆“拉达”模样的私家车，比当时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情况要好得多。食品是短缺不假，但是比起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算什么呢?至于发生内战吗?再想起中国人民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多年来勒紧裤带，援助了你们多少东西?怎么会搞到如此地步?总之，不得其解，一头雾水。一路走马观花，又到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一进匈牙利立刻感觉到市场经济的活力和人们的富裕。布达佩斯位于多瑙河两岸，横跨两岸的各种风格的大铁桥至少有六七座，装点着城市与河流，既美丽又壮观。城市保留着大量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巴洛克风格和新古典风格的建筑。在南岸俯视布达城堡，可以看到沿岸边高地伸展的中世纪的城墙、众多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宫殿和排屋，以及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建筑。你可以从中感受到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欧洲浓郁的人文气息。布达佩斯人民的生活要比布加勒斯特好得多，人们的穿着也光鲜体面，生活相对富裕悠闲，人们的脸上露出轻松愉快的表情;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好得多，包括公共大巴，看起来同西方国家没什么区别，也看不到社会紧张气氛。这都得益于经济改革。在离首都不远的著名的巴拉顿湖景区，大部分观光者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其中一些人明显地拥有较高的身份或地位，看起来相当体面，一般说来这是国际高档旅游区的景观。当地人得益于旅游业发达，家庭旅馆和个体经济很多，小老板生意很好，既富裕又开心。巴拉顿的苏军，正面临撤离回国，气氛与环境显得很不协调。匈牙利的经济虽是市场调节，但是到了周六中午以后直到周日全天，需求不能创造供给，所有的餐饮和商店几乎一律关门休息。外来人很不方便。最早到达匈牙利经商的一批中国人，虽然人数很少，但这时已经进入布达佩斯。这里的外国人，居住三个月就可以办“绿卡”。房租也不算贵，两居室的一套公寓每月只要几十个美金，到车站接几个中国游客住几天就赚出来了。早期来经商的环境很宽松，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越来越多，环境就紧张了。在匈牙利的几天，市场的活力给人印象深刻。到了布拉格，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进了“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伏尔塔瓦河也很美，市容感受与布达佩斯差不多，但市场的活力似乎不如。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都有大河流经，配以两岸的古典主义建筑，增色许多。无论是匈牙利，还是捷克斯洛伐克，这里商品供应充足，人民的生活不仅体面，而且安定悠闲，看得出经济上底子厚实，看不出动乱的痕迹，更看不出这里的社会主义制度濒于崩溃的迹象。
进入德国以后，气氛陡然一变，时为1990年3月。一年前，也就是1989年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宣布“柏林墙还将存在五十到一百年，”话音刚落，戈尔巴乔夫就把他卖了。五月，大批东德人经匈牙利涌入西德。十月，执政十八年的昂纳克下台，政府被迫解散。11月9日，柏林墙开放。1990年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对《真理报》记者强调，德国统一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这等于撒手不管，把东德当“大礼包”送给了联邦德国。于是东德更加动荡。抱着到“自由世界”开开眼的目的，我从东柏林乘地铁到了西柏林，从地道上来一看，“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也有阳光照耀。满大街人头攒动，仔细观察，除了人种不同，也没啥稀奇。花花世界，倒甚是好看;商品琳琅满目，一看价格，换算成人民币，都是天价，令人眩目。可是总不能白来一趟，观光之余，人困马乏，囊中羞涩，只好叫一杯啤酒，算是开了“洋荤”，也权当到此一游的纪念。1990年，国内一般教授的工资才三几百元人民币，没有外财，远没有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教授、博导们阔绰，更没有国内一些“先富”阶级那样“豪迈”，在欧洲购物浑不问价，遇到中意商品，往往“席卷”而去。所以，相信当时许多朋友出国与本人心有同感，当不是胡说。至于到了波兰华沙，比罗马尼亚差不多，市面萧条，人心浮动，到处乱哄哄一片。东欧几国转了一圈，只得到一些宝贵的但却只是感性的认识。对于东欧剧变，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如同那里一些国家的政局，乱哄哄一片，没有头绪。
1989年9月至1990年9月，我因公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高访，得以亲历了解体前一年的苏联。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是前苏联专门培养国际关系和外交人才的高等学府，座落在莫斯科西南郊。与莫斯科大学的豪华气派和帝国气象不大一样，这里除了这些，还可以闻到苏联社会的“贵族”气息，似有普希金皇村中学的味道，因为这里历来有不少苏共中央的权贵子弟。2003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俄罗斯期间，曾在这里发表重要演讲。中国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苏，既是学习专业，回来报国，又带有到革命圣地“朝拜”的性质和心理。八十年代已经不同。八十年代末去苏联的学者，虽然穷点，但是经过几年改革开放，思想上对苏联的衰落和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有所认识。加以中苏关系的历史恩怨，可说对苏联怀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的感情。在八十年代后期国内知识界开始向外“分流”(“一流”的流向美欧;“二流”的流向市场或官场，弃文经商或“学而优则仕”;“三流”、“四流”的继续教书育人;轮到研究苏联东欧问题者，恐怕已是不入流了。所以不少人因“没有出息”而纷纷改行转向)的情况下，去苏的许多年轻人的想法是既然去不了美欧，去苏联也算“聊胜于无”。笔者属于“不入流”的学者，自认为经过“十年寒窗苦”，既然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没有“千钟粟”，更没有“青云得路”，就不能再傻读书;于是给自己定的任务是“行万里路”，考察游历，研究社会。我是1978年恢复高考上学的那拨人，加以底子薄，心气高，所以特珍惜年华，不珍惜身子骨，玩命地读了几年书，所以出道较早。承前辈谬赏，同行认同，在学术圈子里也多少浪得一点虚名，当时苏联科学院远东所也注意到“有这么个人来了”，有一位叫卡申的朋友常与我联系，不无关照。至于国际关系学院则指定了一名五十多岁的资深副教授女士作我的“指导教师”，按照苏联人的习惯，应当说也不是随便指定的。当时苏联还撑着“帝国”的架子，象国际关系学院这等名牌兼贵族大学的教授学者们，对中国“毛头”学者无意中流露出某些居高临下的“师道尊严”，乃是无比正常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中国似乎还是五十年代的学生。这位副教授女士在我报到当天对她进行礼节性拜访时，针对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即用一种权威语气教导我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好家伙，我给她一个见面礼，她还我一个下马威。我顿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读者诸君，七七、七八级刚恢复高考的那拨大学生，想当初也是一道社会风景线。许多人二十多岁，就已经是饱经历史风霜的小“油条”了。如果禀赋不是太差，上学以后再玩命拼几年，正值学术界青黄不接之时，猎取功名虽说不象关云长“于百万军中取上将头颅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也差不太多;再经名家调教一番，再出几次风头，见过一点小世面，也就不免有些人五人六起来。笔者不幸就属于此类，加以研究苏联，对其弊端看得较多，内心的自尊和高傲也是很“不可救药”的，至少也是不亚于面前这位胖胖的苏联老大嫂的。这样一个人，面对苏联老大嫂的“教训”，尽管对方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副博士)，自然心有定力，面无惧色。但是毕竟历练不够，外表冷静，内心也不免激烈：想你苏联改革三十多年，改成这个样子，凭什么指责中国?我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学者，关(梦觉)老师调教出来的博士，你博士还是个“副”的，凭什么教训我?但一转念：“好男不与女斗，你真是一个苏联老大嫂，一个学院派的书呆子，你哪里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哪里懂得‘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玄机和妙处?”出于礼貌，这话不能说出口。而且，这“妙处”也“难与君说”。我来苏联是“行万里路的”，于是采取“不争论”政策。由此我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有了一次切身的感受。从此我就“消失”了，“行万里路”去了。一年以后，直到回国之前，我再次礼节性地拜访了这位副教授女士。她见了我，嘴角向下，脸色不免难看。我自知于理不亏，但于礼似乎有亏，送上一支漂亮的钢笔，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表示感谢，其实表示歉意是真。话又说回来，这位俄罗斯副教授女士，虽然教条一点，但一定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一个好人。但是她不免小看了中国人，其实是小看了中国经济改革，失于高傲。再看中苏关系后来搞砸了，包括苏联后来栽了，其思想根源都与盲目骄傲有关。现在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谦虚多了，“何前倨而后恭也”?形势使然也。可以说中俄关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俄国人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谦虚。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当时已是苏联解体前夕，整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而且眼看着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陡起，民怨开始沸腾。戈尔巴乔夫已经把苏联带上了悬崖。对此，我作为亲历者，每天要吃饭走路，所以有切身感受。
苏联经济结构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恶化立即在消费品市场上得到表现。当时中国人还穷，改革初期国内商品还有限，花色、品种也很单调，所以一般中国人来苏都有一份私人采购计划。1989年9月我刚到莫斯科时，市场供应还算正常，所以采购也还有收获，例如呢子大衣什么的。10月，随着莫斯科漫长的冬天到来，市场抢购风潮骤起。进入11月以后，不仅服装等轻工业品开始短缺，最要紧的是食品开始紧张，商店里象奶制品、香肠、啤酒、肉类和鱼类，经常排队。苏联社会的文明程度较高，排队再长也无人“加塞儿”，边排队边读书看报的很多，让我这外国人不禁肃然起敬。而且苏联老太太多，又普遍有公德心，特爱管“闲事”。 即使有人想加塞儿，也怕众怒难犯。后来，排队也不成了，商店和食品店的货架经常是空空如也。整个冬天在食品短缺中度过，但是面包、粮食总是有的。而且，苏联城里人一般在市郊都有Дача，也可以叫别墅，就是小木屋，有点园田地，种些土豆、西红柿什么的，不无小补。黑市汇率的变化最为明显。美元一直是抢手货，苏联的新“耐普曼”不惜代价地收购美圆，所以黑市汇价涨得很快。1989年10月卢布兑美圆的黑市汇率为5：1;10月28日官方宣布卢布实行双重汇率，黑市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到12月底即已飞涨到16-17：1;到1990年春已经突破20：1。等到了1990年5月以后，冬天过去了，但市场情况并不见好转。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商品特别是食品短缺，人们日常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特别困难。喊了多年的改革不但没有效果，生活水平还急剧下降，积累多年的社会不满情绪急剧上升。一般苏联人的性格特点容易激动，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普通百姓与共产党权贵的矛盾更加突出。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冲突已经相当严重。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反苏反共情绪高涨，许多地方公开举办反苏的展览会。整个苏联充斥着动荡不安和不祥的气氛。我接触到的一些苏联知识分子普遍对戈尔巴乔夫不满，对苏联的命运忧心忡忡，不时有关于可能爆发内战的流言。
我当时的直觉，感到苏联弥漫着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的政治气氛，加以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点，知识分子中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很大，社会人心相当浮躁。所以，当1990年夏天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远东问题》月刊向我约稿时，我根据在国内的研究，写出一篇《西方经济思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的论文，意在用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前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方面某些照搬西方的倾向提醒苏联。该文收入了远东所的论文集，⑨没有如约发表在《远东问题》上。这与当时苏联“向西看”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西化派”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对西方的东西不辨香臭，趋之若骛，不可能重视中国经验。
1990年冬，也就是回国后不久，我收到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列·季塔连科博士的邀请，去该所进行个人学术访问。⑩那时去莫斯科，需要从北京坐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看一星期的北国风光，才逛荡到。到了莫斯科，其实就一件事。季塔连柯博士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请我便宴，由该所的达尼洛夫作译员和记录。这次与前次见苏联老大嫂大不相同，不仅给予礼遇，而且规格不低，⑾特别是双方身份相差悬殊，完全出乎意料。而且这种学术交流，没有题目，事先没办法准备，只好现场发挥。北京饭店过去也吃过，可这次吃的什么根本不知道，只听得他向我接二连三地提了一大串关于中国宏观形势的问题，我想可能是我的研究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是一介书生，对国家大事只能讲我的学术观点。两个多小时飞过去了，好不容易轮到我提问——不提问就亏了，关于苏联对东北亚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态度和政策。他很坦率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还说无论朝鲜半岛发生什么情况，苏联一定不会介入，也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流血。季氏是苏联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又是总统远东事务顾问，应是个中权威人士。我等于掏到了苏联官方的底牌，心想虽然辛苦，但不虚此行。事实也证明有成绩，回国后又有某局长为此乐滋滋地请我，满面春风，告诉我受到部座表扬，原来如此。于是我欣然“两头吃”。第二年，苏联已经解体，季塔连柯博士又来电相邀，当时高校都非常困难，学校没有经费，从各方面看我的研究工作已难以为继。以我的俗眼，眼看市场大潮涌起，社会变革在即，学术前途渺茫。踌躇一年，我终于忍痛离开学习工作了十几年，对我在学术上有栽培养育之恩的母校吉林大学，也就放弃了专业。我之内心抱愧于吉林大学，是在多年之后。古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说少小离家，眷恋不舍。当时的心情正相反，这也是大气候使然。
这一趟苏联访问使我真正懂得国际交流是怎么回事。中国学者之研究国际问题，一定要对本国问题有些根基，才可能作高质量的国际交流，也才会有些国际影响。这是学者扬名立蔓的正道，⑿炒作固然可以收效于一时，终究靠不住。我虽然自断前程，没能扬名立蔓，但毕竟窥得堂奥，写在这里，希望对同人和后学有所借鉴。前些年有机会见到过去的学界朋友，满座腾蛟起凤，皆已扬名立蔓者，三杯酒下肚，叙起友情，不免口吐莲花，言下对笔者深感惋惜。其实，自古以来人生得失乃是一笔糊涂帐，见仁见智，名利只是其中一部分，很难说得清楚。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与外人道也。
在西方国家，战后的史学已走上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的方向，盖因英雄史观久已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口述历史”(narratuve history)，即通过大量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对自己平凡生活的回忆来反映时代。其实，这也不尽是西风东渐，蜚声海内外的旅美学者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先生一辈子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⒀以上一段，如实地记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也是中国社会动荡时期的一段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笔者认为既是记录了一个中国学者眼里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前夕的一段历史，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内与我思想相近、经历相似的许多“读书人”的思想、生活和经历的一鳞半爪。自忖写出来无论于史于人，至少对年轻人还是有意义的。
二、后期战略失误：苏联败因探讨之一
1992年以后，笔者调京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岗位。但关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没时间写，就抽时间看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但很久没有令我信服的答案。倒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各方面矛盾进一步暴露和展开，给了我对苏联解体问题的启示。这也是中苏许多问题由于制度相近，往往可以触类旁通。笔者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分别回答，不能一锅搅马勺。
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原本就根基不牢，那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攻克柏林的路上，在苏军坦克碾过以后从苏联“移植”的。苏联模式“移植”东欧以后，从来就闹水土不服，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在半个世纪里从未间断。如果苏联有点雅量，敢于让其走“东欧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留在自己的体系内;象“西欧模式”特别是“北欧模式”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却还留在西方体系内那样，也不至于后来成为“火药桶”。苏联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模式和执政党问题。苏联问题决定东欧问题。苏联有病，东欧一定发烧。美苏对抗后期，苏联“病”重，渐渐撑不住，为了自救，最后乃把东欧作礼物送给了西方。结果是多米诺骨牌，全垮。可悲的是，羊入虎口，竟然乐不可支。东欧剧变，兴高采烈地挣脱苏联，满心以为加入欧盟是一步登天去，实现了欧洲化，实际上是吞下了“拉美化”的苦果。东欧这些小国，原本就是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大国争雄，小国夹在中间，历来最难自处。不作苏联的附庸，就作西方的附庸。小国保持独立自主和中立，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谈何容易?战后的东欧，雅尔塔协议的框架下，不存在这种条件。这能怪谁呢?最要命的还在于，剧变之后，掌握东欧国家命运的精英集团屈服于外国资本和外国政府的压力，私字当头，把本国的大部分价值拱手献出，自己则瓜分了剩余价值，而又逃避了法律追究。由此，就决定了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对东欧问题，需要专门探讨。不但苏联和东欧问题，不能一锅搅马勺，就是对苏联七十四年历史的成败利钝，也不能一锅搅马勺，作一概而论。而应当以1945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评论。前期是成功的(无论代价多大)，标志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解放，苏联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崛起为超级大国，这是硬指标。苏联失败在于后期，基本原因在于理论上、制度上不能创新，没有正确地认识和提出战后苏联的中心任务，导致实践上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都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战略错误，首先输在软实力。如此，战后几十年积累下的战略错误已经导致严重的战略性、结构性失败，到1985年时在美苏对抗和竞争中苏联已经完全没有胜算。这时候的“中心任务”是不要输的太惨，当时也还有几种可能的选择，遗憾的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最惨的失败方式。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是一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历史过程。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必然要经历若干前后衔接的历史阶段。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中心任务，这些任务，各有自己的时序位置，既不可以打乱顺序，超越阶段，揠苗助长;也不可以本末倒置，先搞一些不急之务，而将当务之急的中心任务抛在脑后。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一个革命党或执政党只有能够在理论上正确地认识各历史阶段的任务，在自己的纲领中正确地阐述这些任务，才可能在战略上和政策上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特别是避免战略上、方向上犯大的错误。例如中国的“文革”其所以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应当在党的八大以后就及时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实现民富国强，而不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苏联的情况是：列宁时代准确地把握了历史任务和历史时机，胜利地完成了十月革命，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并初步开辟了通过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斯大林时期苏联积累的问题很多，许多问题也很严重，但是战前的中心任务是工业化和备战(集体化问题从属于工业化)，这个历史任务也完成了。当时根本顾不上思考太多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经济模式问题，也包括政治上许多问题，这些都令人遗憾地成为“成本和代价”，但毕竟赢得了反法西斯战胜的胜利。虽然不能“一俊遮百丑”，但是斯大林时期把握住了工业化的中心任务，总算没错。否则苏联在1941年恐怕就“解体”了，提前五十年。这应当不算是笔者“大胆假设”，也不需要“小心求证”，而是一个常识。那么，战后苏联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呢?笔者这里冒昧地做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分析。
战后初期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的要点大体是：(1)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给苏联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国际威望，苏联通过雅尔塔协议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和补偿，势力范围大大扩张，中国和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如日中天。苏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明显的政治优势;(2)美英提出称霸世界的战略原则并发动对苏联集团的“冷战”(杜鲁门主义)，公开宣称苏联是“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实施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建立北约和西方军事战略同盟;(3)苏联被迫应战，先后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经互会和华约，美苏政治军事战略对抗的格局形成。
从战略上说，战后美国对苏联一开始就是先发制人，咄咄逼人;苏联被逼上梁山，想要休养生息而不可得。英美老谋深算，吃定了苏联经济实力远不如自己，战后又急于休养生息，调整战时经济结构，恢复元气，再上台阶。所以偏不给你机会，套上你的牛鼻子牵着走。回过头看杜鲁门主义，一半是遏制，一半是心理战，“冷战”也是一种心理战，未必敢真的大打出手，一是因为苏联也有了原子弹;二是苏联红军打出了威风，美国自忖真的打起来在战场上没有胜算;三是苏联有国际政治优势，打苏联师出无名，这在西方民主国家通不过，所以先要妖魔化苏联。从当时苏联一方的情况看，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差距较大;但苏联有政治优势，这一点在战后初期不可小觑，足以弥补经济不足，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东西方战略平衡。但是，国际形势给出的提示是，第一，虽是美苏战略平衡，经济上苏联却是弱势，需要迎头赶上，至少要经过几十年和平建设。第二，美苏军事战略平衡给出半个世纪左右的战略机遇期是可能的。
战后初期苏联在国内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对斯大林模式更新转型，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二是经济体制向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转型(理论上如何概括是另一回事);三是经济结构的改造转型;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这在理论上至少出发点和基础原本是现成的，就是回到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一种提法叫列宁的“政治遗嘱”);再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加以重新概括总结，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回到这条列宁指引的已经结合了苏维埃俄国国情特征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得到更新，必将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方面焕发出活力，大大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也必将大大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的软实力。加以如果苏联谦虚谨慎，处理好中苏关系，也能尊重和利用中国的政治经验，协助妥善地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既保持阵营团结，又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有特色，使其有活力。如果这样，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威望必然逐步上升，随着后来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向东方靠拢(如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和西欧福利国家建设，国际格局将是另一番面貌，苏联会在战略上越来越主动。但是这样做，苏联必须有理论高度，有战略远见，实践上善于韬光养晦，谦虚谨慎，苦炼内功，养精蓄锐，避免与美国针锋相对，更避免不必要的主动出击和刺激对方，如古巴导弹危机和针对美国的全面战略争夺、输出革命、战略扩张;另一方面一定要放下身段，不搞“老子党”，搞兄弟党，并给毛泽东、周恩来以梁山泊吴用的地位，则无论波、匈事件，还是布拉格问题决不会搞到那种坦克上街的程度，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不会解体，而且可能会蒸蒸日上，也未可知。但是这些事情只能由斯大林以后的领导人来完成转折，来实现创新。可是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既无思维和理论的创新能力，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提出历史任务，完成增长方式和体制的转型;又无战略远见，看不到中苏关系的决定意义;而且骄傲自大、心胸狭窄、处世鲁莽，把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搞得鸡飞狗跳，分崩离析;而且在自己的实力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搞针锋相对的军事对抗。这在战略上先就输着。
有人说历史不能假设，其实未必正确。还有人说，美国逼苏联军事对抗，苏联别无选择。这等于说苏联失败是必然的，是宿命论。但是笔者对自己以上的“大胆假设”，也未来得及“小心求证”，没有把握，在这里冒昧提出，也是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大方之家。
三、“安泰”现象：苏联败因探讨之二
苏联解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现象，其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是其中最根本的政治原因其实也最简单：哀莫大于心死。苏共因骄傲而战略失着;因蜕化腐败而脱离人民，人民对苏共，久已心死，于是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奋斗牺牲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源被挥霍殆尽。
试想，如果美国在1991年象德国法西斯在1941年一样，向苏联发起军事进攻，苏联一定会迅速动员起来，进行反击。苏联可以与美国同归于尽，但国家一定不会解体。因为战时苏联共产党可以调动政治和民族两种资源，即使政治资源不足，民族资源足可以弥补。可是，在和平条件下，苏联竟轰然解体了。正如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结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他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因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里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⒁看来，苏联解体真的成了二十世纪的“世纪之迷”。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发展和改革的形势也日益复杂化。笔者逐渐在中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分化中悟出苏联解体的道理。这个道理可以借用安泰的希腊神话故事加以说明。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安泰是海神波塞冬与大地母神盖亚的儿子。凡外乡人路过利比亚，必须与他格斗。安泰从不知疲倦，只要身体贴着大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汲取力量。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在连续三次击倒安泰之后，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他把安泰举到空中，将他扼杀。
在这个故事中，安泰是他杀。没有人把苏联“举到空中”，苏联这个安泰是自己离开大地母亲的。所以是自杀，是慢性自杀，不是他杀。所以，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和平演变，等于认定是他杀，是不能服人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古人也有辩证法思想，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懂这个道理。但是说苏联解体与和平演变没有关系，那是妄顾事实，或是政治上糊涂。这一点后文再作讨论。
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衰落。⒂这句话击中了要害，但是还没有说透。为什么会造成意识形态衰落呢?关键还在苏共本身的政治退化，首先高层长期以来就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苏联共产党至少从勃烈日涅夫时代起，多年不信马列，更不学马列，自我感觉良好，靠一个苏斯洛夫在那里装模作样，拿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意识形态摆弄，不能创新;执政党长期脱离人民，不懂得自己是靠人民起家，还得靠人民的支持存在和靠人民发展的深刻道理，以为共产党的江山是铁打的营盘，最后把自己玩完了。马列主义是苏联共产党的灵魂，是望远镜和探照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是连接布尔什维克与老百姓的脐带;自己“灵魂出窍”，把望远镜扔了，探照灯砸了，脐带割断了，政治上慢性自杀至此，再给你吃上点“美国牌”蒙汗药，不就死定了?还怪人家“和平演变”、“休克疗法”、“特洛伊木马”、“第五纵队”什么的?自己先就在政治上“休克”了，美国不过是乘机“帮”上一把，踹上一脚而已，不踹白不踹，所以还得怪自己。这也是普京今天如此强硬的道理——物极必反。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苏联垮了，俄罗斯爬起来，几百年来第一次输得这么惨，关键不是被打败(那样还好看一些)，是被对手玩儿“残”的。淘尽伏尔加河水，难洗今朝满面羞。打倒了，爬起来，晃了晃，想了想，总还是军事大国、资源大国、科技教育强国。本钱还在，元气渐渐恢复，“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平心而论，当今世界，要说赌，还得数美国和俄罗斯(别看人家新败复起)，人家输得起，输了可以重新上桌，叫号，再赌;没别的，就是几百年以来积累的本钱大，别人比不了。当然，俄罗斯赌本大，除了资源，也是由于搞了七十四年社会主义打的底子厚(例如教育、科学、人力资本，等等)。
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政权是靠资本的力量取得的，但是也不能一味置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也要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共产党的政权是靠人民的力量取得的，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苏联共产党是安泰，苏联人民就是大地母亲。1917年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资本利益(包括外国资本)，与人民相对立，自己又软弱无能，撑不住局面，垮掉了。是严重的国家民族危机，是饥饿的工农和水兵的拥戴，使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政权。这首先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能给他们面包、工作和土地。战前工业化和战争期间是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共产党与人民同甘共苦，共赴国难。战后经济恢复，生活安定好转，共产党的特权阶级和官僚政治也迅速发展，社会政治的深层次危机开始显露，只不过为战争胜利所带来的政治威望和一个时期的成就所掩盖。
安泰的故事所说明的政治学原理，在中国古代就有名训，叫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语出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从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的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情系民生，以及有关“民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不同寻常的提法中都可以看出中国执政党对古今中外这一教训的深刻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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