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拙作《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是以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创建中国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尝试，也是适应时代需要对社会科学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乃至创建中国学派东路的一种大胆探索。专著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演进给以诠释，更对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的西化、新自由主义美国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加以分析批判，对国际国内的现实给予了强烈关注，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大胆地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具有独到性的观点。这些观点被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外形势的演进所证明是正确的，故本书出版后特别是近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反响。该书已经售罄，现应读者要求在我的博客上连载，从今天起每天刊出一章，连续十二天发完。其中内容和注释个别地方与正式出版的有出入，以书为准。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穷人也要有根打狗棍——自序
拙作是在今年春节前后开始构思执笔撰写的，历时十个月。正可谓十月怀胎，所以常与友人戏言，在生孩子。其实撰写专著，比不得生孩子那般容易。盖因怀胎的过程幸福而轻松，分娩的痛苦只在转眼之间。著作则不然。虽然本书写的速度不慢，也是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之作，且是基于多年的积累，凝结了多年的思考。
我这一代人，被称为“倒霉”的一代，或称为“倒霉蛋(代)儿”也未尝不可。所谓倒霉者，少时，该读书的青春年华——下乡;及壮，该作为的华年——下海;将老，到了人生该收获的年龄——对不起，下岗。但是，祸兮福所依。这种经历给了这一代人丰富的阅历，这是搞社会科学研究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从1982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一直到1992年，总计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学科里趟了十年。那十年，我在吉林大学，正值改革开放前期，思想观点的交锋虽然激烈，但总的说来学术空气很浓，学风正派，那个时代的世道人心和学术环境令人怀念。
1989-1991年，北京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于世界和中国，对整个知识界，乃至对个人，都是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和经历。其中1989-1990年，正是苏联的最后一年，恰逢我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得以亲历苏联解体前夕社会的震荡，亲眼目睹了知识界的彷徨，百姓的艰辛，民怨的沸腾。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市场经济狂飙再起，“弄潮儿向涛头立”，高校也不能免俗。我于是有机会又在北京的金融市场滚了十年。这十年虽然没有时间写作，但后几年有时间看书，加以得京畿之利和身在市场旋涡(金融是市场的旋涡)之便，对经济和政治两个市场的运行(西方政治学认为存在一个与经济市场平行的政治市场)以及对重大问题的观察思考从未停止过，对我国九十年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某些趋势深感忧虑，对社会人生的历练体会尤其深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个思想深层的情节是报国，要说知识分子不爱国，那是“诬一世之人”，现在同样如此。古人云，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九二年重新涌起的市场大潮，如同钱潮汹涌，“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下海)。当时下海，许多人原是作君子不成，才作“小人”的。笔者下海，没有雄心壮志，只为谋身，纯属小人。内心实有不甘，于2003年学术归队。笔者虽是江南生人，但自幼流落东北，吃高粱米籽儿长大，土泥人——心实，写文章不说假话，后又受到关梦觉先生大家风范、报国情节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也懂得一点“书生报国一支笔”的大义，此番经过市场红尘十年历炼，对社会人生更有些认识，对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不移。2003年春“非典”肆虐的敏感时刻，笔者写出《从‘非典’看中国转轨》一文，为民生疾苦和国家长治久安大声疾呼，为“新政”挺身叫好。当时文章只能在网上发表，一时竟四处转载。
这段“过门”，交代了笔者一段经历，主要是为了说明本书基本思想观点的背景和来历。笔者不是时下人人艳羡的“成功人士”，没有耀眼的光环。笔者自忖，这种经历，在五十年代出生和改革开放以来有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基于这样一种背景、经历和阅历，对当代世界格局和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才生发出笔者的基本倾向和基本观点，思考是严肃认真的。
这些年流行西学，“向西看”，我也胡乱看一些，但另一个更主要的读书偏好是“回头看”，所以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写出来的东西在时下看来有些老气横秋。其所以写成这样，虽不是故意如此，但多少也有一点“反潮流”的意思。多年来西风凛冽，把洋科场，具体说就是美国学术界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的影响形成的坏风气吹过太平洋，带到中国，污染环境。美国多年来流行以注脚作学问的恶习，一步一注，以炫耀博学。竟有一个注脚长达三百页的。西方经济学又流行“去政治化”、公式化、数学化、工具化，竟至于搞到没有思想，没有价值判断，更没有感情的地步。即使不谈内容，就说文风，对中国的影响也相当大。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经济学著作，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生活，何等丰富多彩?但是某些经济学论文著作，包括教科书，却往往行文枯涩，诘屈聱牙，面目可憎，不要说青年学生每难卒读，就我这“(半)老东西”读起来也味同嚼蜡，甚至不知所云。这是洋八股害惨中国人，其实中国古代传统治学方法不是这样的。先师关梦觉教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才子，妙笔生花，出口成颂，能发表旧体诗。师生相得，谈得兴起，往往就是学生学艺偷艺的良机。一次点评时人著作，先生说某某文章“辞费”，古人写文章言简意赅。你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就几百字，(写得)热热闹闹的。又一次谈到作文奥秘，先生说，我写文章也得到郭(沫若)老的教益。当年我在三厅(国民党中宣部第三厅)郭老手下做中校科员。郭老说，政论文章也不能板起面孔，也要有文采，才能动人。笔者体会，这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洛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照(上明下空)檄》，把武则天骂得狗血淋头，体无完肤，但是文章写得文采飞扬，竟能使“则天见檄而叹其才也。”其实所谓政论文章要有文采，还只是一个表达形式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价值判断。政论文章(经济文章往往也是一种政论)无论形式如何，都应当是内容自然的表现，而不是做作。文采出于感情，感情源于价值判断。写作要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这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生动传神，首先不在于司马公的才气过人，而是他对人物的爱憎分明。梁启超大笔如椽，文章风靡一个时代，是因为“笔端常带感情”。其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他先存了一个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说：“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些提法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包括好的文风也要有所复兴。当然，笔者人微言轻，加以学养有限，更不敢望移风易俗，只是做一个尝试，缺点谬误一定不少，还要请各位前辈、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九十年代以来两极世界倾覆，世界历史倒退。无论对苏联解体抱何种态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不仅“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更甚，由此不仅“主义的冲突”历史没有终结，更加激化，而且引发了“文明的冲突”，矛头首先直指中华文明。亨廷顿无异于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吹响了“现代十字军东征”的号角。总之，当代全球化将所有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命运都前所未有地更加深刻和紧密地裹挟其中，纵使我们想要继续“韬光”，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文明的冲突”挑战也不再允许中国“养晦”，任何个人也休想作“观察家”而置身局外。由此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对中华民族的，是不分党派政见，也不分穷人富人的，甚至也不分大陆海外的。当然，党的十七大报告说了，机遇也前所未有，而且“机遇大于挑战”。机遇大于挑战，是一种战略判断，完全正确。但是，实践上究竟如何，取决于我们的应对。中国的迅猛发展与美国的霸权衰落在世纪之交相遇，这是影响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变动的一个基本因素，也是当前激起美国反华浪潮的基本原因。大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的反华主义浪潮只是美国自身经济和政治状况恶化的反映，中国不过是替罪羊。例如最近美国有评论指出：“中国遭到抨击的真实原因是，美国的决策者和舆论领袖们对于自己在国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无能感到非常沮丧。在国会和布什政府之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都表露无疑。从本质上说，责怪中国是一种美国集体自我憎恨的表现。”((美)斯蒂芬·里克特：《美国和反华主义的兴起》，2007年11月1日《全球主义》在线杂志)但是评论归评论，反华浪潮不会因此偃旗息鼓。这是美国崛起百多年以来少有的遭受精神上自我折磨的痛苦，也是美国在衰落中历史转折的阵痛，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必然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据笔者根据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更加迅速发展演变的国际形势判断，新的世界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将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形成。这正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所以，中国的学人、政治家、企业家和中华民族要有更加强大的自信、更加开阔的视野，对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美国政策是否调整，如何调整，那都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不能对此抱有幻想。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篇》所以，抓紧战略机遇期，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根本。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刚刚闭幕，“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69页。)所谓坚冰，是新自由主义;所谓航路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小平同志在1982年提出来的，二十五年后党的十七大如此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因为这条道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而偏离这条道路则必然吃苦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风云变幻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次极为严峻的也是难得的考验，中国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把握住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政治方向，归因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开辟出这条伟大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再次证明，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复兴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探照灯和望远镜，也是穷人、穷国的打狗棍。国际政治经济学也要实现中国化，也是中国的打狗棍。
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美英发达国家兴起，本质上是为了在现存国际体系解体和变动中寻找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路径。中国其所以需要引进、改造和发展这门学科，是由于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是为了在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中，在当代全球化极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下，探索中国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正因为如此，在引进、消化和改造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是一项势在必行和刻不容缓的任务。笔者在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研究领域多少有些涉猎，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却是一个新手。鉴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展很快，实践迫切需要在多年引进的基础上创建中国自己的这门学科，于是笔者不揣冒昧，也就不自量力了。这里，笔者向为引进和发展这门学科作出贡献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学者及有关朋友表示敬意，并向学界和全社会虚心请教。这本书的出版，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设一个靶子，欢迎前辈和同人、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本书是一本专著，但是可以作为高校和党校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使用，所以采用了教科书的体例。由于笔者有意减少学报气味，行文尽量通俗化、口语化，庶几非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也能接受，读而终卷。
本书的写作还有一点个人情结。我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学术上开始成熟，是在进入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师门的五年。师门五年，受益受恩匪浅。我在吉林大学学习工作的十几年里，得到张维达教授、池元吉教授、穆中魂教授、宛樵教授等许多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关怀，也受到原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教授、原副校长林云(三滴水加云)教授等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在吉林大学打下的根基，我断无能力完成这样一本学术著作。谨以此书向先师关梦觉教授表示深切的怀念，向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或虽然没有教过却给予我帮助、关照和鼓励的人们，以及向母校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和焱(上龙下天)先生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给予了殷切的关怀和支持，吴颖丽和陈琼女士承担了编辑工作，并对书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这些都是我应该在此一并致谢的。
郑彪
2007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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