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被称为“毛泽东时代”。在一个昏睡百年初醒的东方大国，一个古老民族在忍受了百年屈辱之后终于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时，在海内外同呼盛世的开国大典之后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其历史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各种政治运动的频繁展开;各种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回肠荡气;西方人不大看得懂东方文化，对中国抱有一种无法释怀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抱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感情和心理(咒骂中国同样是出于一种复杂心理)。西方学者对中国这段历史的评论有不少精彩之笔，也有大量误解。海外华人学者，毕竟同文同种，容易理解这段历史，一般来说，他们的学术功底扎实，学风严谨，又拥有史料优势，不乏精彩的著作。但其中由于大部分缺乏60年来的大陆生活，缺少感同身受，自然隔了一层;加之一些学者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许多事件和人物多有误解。而中国大陆人自己对这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描述性的成果多，真正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特别是能够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全面、深入和科学地研究，能够对未来中国发展提供有价值、有深度、有战略意义的思考的研究，还很不够。
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学术研究使用何种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目的和立场密切相关。当代中国学人研究学术的正确目的，不应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实现中华复兴。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国道统特别是中国学统所要求的。中华复兴，理论上归根结底要靠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靠唯物辨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这是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辨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辨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辨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这段话被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所接受，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政治宣言。⑴历史证明，这个道理非常正确，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非常深刻。
关于坚持辨证唯物论，本书第七章再来讨论，这里先谈坚持唯物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归结为国际生产关系，把国际生产关系提高到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就可以揭示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趋势;就可以看出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走出低潮，但是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新自由主义破产和美国金融海啸以后，世界政治出现一些新的动向;而世界已经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终结时期”(沃勒斯坦语)。从历史的眼光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这就不难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华复兴和马克思主义复兴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坚持唯物史观，就会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中国来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这条道路经历了何种曲折反复，历史的大方向并没有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正确，中华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现在连海峡对岸的同胞、学者、海外华人与所有国际上追求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国家、政党和人民，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乐见其成。
坚持唯物史观，在展开本章内容时必须强调几个观点，作为讨论的前提。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自1840年起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斗争的最宝贵的政治成果，是全民族几代人用无数生命和鲜血灌注的。这个共和国虽然还有诸多不足，但却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孕育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唯一的政治和文化载体，是孕育了这个伟大文明的这块神圣热土(包括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万平方公里领海)的地缘政治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这段历史绝不是一个黑洞，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只能肯定成绩，汲取教训;但是泼去脏水，不能连孩子一起泼掉。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为改革开放和中华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必要的经济基础。
第二，对于极左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即使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问题，由于历史已经前进，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发生变化，也是可以讨论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义，所谓“左”的路线和错误，是指在政治上形成这条路线的某些思想、理论、方针和政策实践所导致的错误，这些需要批判和否定。同时，也需要根据历史的新鲜经验对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加以仔细深入的研究、“剥离”和再认识。这里所说的思想理论，不是指所有的理论，有些思想理论还大有研究的价值和余地。
例如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两点论”(即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和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的条件下存在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的观点)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等关于国际形势基本判断的一系列观点，都是符合唯物辩证法，而不是极左的;对苏共“三和两全”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及整个中苏论战，其中固然如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所说“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但是其中仍包含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量极其宝贵和有益的经验。又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将“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其理论和实践是不正确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在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国内外出现某些重大动向的条件下，对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适当的概括，在理论上仍有价值;而在政策实践上如何适当地灵活地加以把握，大有研究的余地。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然“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究竟是“哪一种条件”或“哪些条件”，近年来的国际国内情况是不是具备类“某种条件”，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在政策上有所遵循;长期不回答也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对“左”的路线和错误加以定义，路线主要是指政治路线，至于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虽然也有理论和政策表现，毕竟情况复杂，需要加以区别。这样加以限定和区别以后，就可以分清楚脏水和孩子。因为在1957-1976年这20年中，虽然“左”的错误愈演愈烈，但是毕竟有“左”的错误，也有对错误的抵制和斗争;有破坏，也有建设和调整;有恶，也有善;有少数政治人物的活动，也有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毕竟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虽说是“一举”粉碎“四人帮”，也是1971年“9.13事件”以来党内健康力量的斗争以及后来的“四五运动”奠定了政治和社会基础。所以，不能否定了“左”的路线和错误，就连同这段历史统统加以否定，于是历史似乎就“一团漆黑”，成为“黑洞”了。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不能割断，前30年的历史不能一笔抹杀，即使存在许多错误和问题，甚至发生过历史曲折，发生过十年“文革”的危难，但是这一切没有改变这个国家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共和国既是中华复兴道路上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倒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日益面临从根本上改变的现实危险)。粉碎“四人帮”和随后的历史转折，毕竟是共产党自己领导完成的，前30年历史毕竟与解放前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没有国家工业化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也没有一天停止，党对工业化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和计划经济，那都是历史贡献。后来搞“左”了，但是各有各的账，应当按照“资产负债”分开算账，不能一锅搅马勺。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一穷二白”、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艰苦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巨大的忘我劳动，谱写了中华民族为崛起而斗争的一首不乏悲壮色彩的历史史诗，这难道有什么错?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人民是伟大的，也是无辜的，领袖需要为人民负责，人民不能为领袖负责。不能全盘否定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包括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历史也不能全盘否定，也不是一团漆黑，至少抗战不能否定，经济建设也搞了一些，学术文化教育建设，例如“西南联大”，如此等等。总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第四，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需要深化，从而在思想理论上为未来开辟道路。但是毕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卓越领导人和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用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的话说：“毛泽东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坚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他的后期错误所形成的“毛泽东现象”，有其极为错综复杂的根源。对他建国以后的严重错误，党的抵制和斗争不力，同时党也为此受到严重伤害。但是毕竟不能因领袖个人的错误而否定全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而且毕竟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历史的曲折，创造了历史的崭新局面。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才是真正实事求是，否则连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为历史辩护，与其说是为共产党辩护，莫如说是为中国人辩护。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历史真的是“一团漆黑”，等于说中国人一无是处，而改革开放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步，乃是一种通过改革开放而被西方文化的变相征服，是中国文化的萎缩，而不是中西文化的主动交融和中华文明的浴火重生。无论历史上的错误如何，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错误，那些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对中国进行干预的国家，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目的是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使中国变成西方的奴仆。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发生的那样。小布什说“反共就是反华”，将问题的实质说得十分透彻。而极少数在政治上看似明白其实“糊涂”的中国人，在这场中西方之间既是“主义的冲突”，更是“文明的冲突”中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符合历史真实的学术，往往最容易引起争议。学术引导国家，与国家利益和命运密不可分，这既是学术的光荣和责任所在，有时也为学术和学者带来灾难。历史上统治者以政治权力为武器，迫害异己思想和思想者。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事例。历史上读书人的良心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毫无保障。所幸的是，现在的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作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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