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香港的高房价是导致该地区财富集中度过高的主因。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一份名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榜单显示，香港已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
《经济学人》给出的解释是香港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导致其不动产价格飞涨，而作为贸易中心，香港成为了游资炒作房产的目的地。长期以来，香港对于打击垄断行为过于松懈，直到两年前才通过一部《竞争法》。上述几种因素的叠加，导致香港房价上涨的利润都落入了几大地产商的口袋之中
1873年，当马克·吐温发表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时，他或许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名字会成为美国历史，甚至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注脚。马克·吐温在书中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历史上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峰。在古典自由主义的余晖之下，美国政府秉承着“无为而治”的理念，导致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财阀掌握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并通过贿赂政客为自己谋利。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一度让西方国家对这种“裙带资本主义”警醒。然而如今发达国家又迎来第二次“裙带资本主义”时代，而新兴国家也正经历着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集中。
不久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一份名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榜单显示，香港已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位列前十的还包括以政府廉洁高效著称的新加坡。
这份榜单的排名让不少人感到“意外”。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驱动下高速发展，资产价格的膨胀加剧了贫富分化。在“占领华尔街”的现场，在埃及开罗广场，在乌克兰的街头，生活越过越差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只能选择用暴力表达自己的愤怒。在全球范围内，历史似乎再次回到了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裙带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土地供应紧张是主因
为何以“经济自由”著称的香港位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榜首?不少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同时质疑这份榜单的有效性。
根据《经济学人》文章中的解释，这一研究建立在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门Ruchir Sharma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Aditi Gandhi以及Michael Walton三人的工作之上。具体而言，《经济学人》从《福布斯》富豪榜中攫取数据，计算从事寻租重灾区行业的富豪的个人财产，以及他们的财产占国家(地区)GDP的比例。
《经济学人》选取了23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五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十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八个小一些但是通常被认为裙带资本主义严重的国家。来自寻租重灾区富豪的个人财产所占国际GDP比例越高，则经济体越容易遭受裙带资本主义的侵蚀。
至于何谓“寻租重灾区”行业，《经济学人》同样给出了自己的判断——那些容易垄断、需要牌照或政府参与的行业。具体而言，这些行业包括：赌博、煤炭、棕榈油、木材、军工、银行业、基础设施、石化、港口和机场、房地产、钢铁冶金和采掘、公用事业和通信等十个行业。
这样的统计方式未免有些粗糙。对此，“全球反腐败”博客网站Eden Schiffmann撰文评论道，“虽然各种榜单看起来总是可笑的并且饱受争议，但这份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榜单可能连裙带资本在这些国家中所占据的比例都没有告诉世人。”
就连《经济学人》自己都在文章中承认指数的统计方法有“局限性”。首先，不是所有的寻租者都公开自己的财富。其次，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属于寻租重灾区的方式有些粗暴。在一些被《经济学人》归类为开放市场的行业中，其实存在着大量的垄断和寻租行为。比如美国硅谷的互联网巨头们就是这一行业事实上的垄断者。第三，《经济学人》只计算了亿万富豪的财富，然而大量的寻租者都达不到入选《福布斯》百人富豪榜的标准，这必然会造成数据的遗漏。
具体到为何香港名列第一，《经济学人》给出的解释是香港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导致其不动产价格飞涨，而作为贸易中心，香港成为了游资炒作房产的目的地。长期以来，香港对于打击垄断行为过于松懈，直到两年前才通过一部《竞争法》。上述几种因素的叠加，导致香港房价上涨的利润都落入了几大地产商的口袋之中。而房地产行业正是《经济学人》所认为的寻租高发区。
如果仔细分析数据的来源，或许对于这一结果并不意外。《国际金融报》记者查阅2014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单，发现中国香港地区上榜人数共45人，李嘉诚以310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第一。其中有26人所处的行业被认为是寻租重灾区，大部分都是房地产行业，共17人上榜。此外，还包括赌场及电信等行业。这一数据并未包括以“多元化经营”而位居前列的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人。众所周知，他们公司旗下的地产开发商才是这个行业里的“天王”。
地产大亨赚取暴利
不过，这份榜单中真正让人惊讶的是香港远远领先其他对手的财富集中度。《经济学人》的统计图表中显示，香港富豪的财富占据地区GDP比例接近80%，其中接近60%的部分都是来自《经济学人》认为的寻租严重行业。而第二名俄罗斯富豪的财富只占据国家GDP的20%。
作为一个除了地理位置和深水港外，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城市型经济体，香港的绝大多数财富都来自贸易、加工工业和金融、法律等服务行业。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香港GDP达到2721亿美元，同比温和上涨2.9%。其中服务业占GDP比例90%以上。
但是《经济学人》的榜单却显示，香港亿万富豪的主要财富大多来自于经营房地产或其他垄断性的行业。相对于香港的经济规模，这些人的财富比例不但超乎寻常的大，而且增加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还快得多。有评论指出，这意味着真正为香港社会创造大部分新增财富的行业和工，反而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受到了排挤和盘剥。
2013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21900港元。这意味着为了买一套总价六七百万港元的公寓，普通白领唯有耗尽一生积蓄，以数十年的辛勤工作换来一套50平方米的蜗居。尽管如此，他们已经比大多数人幸运了。2011年，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537，再次延续了全球第一的“桂冠”。在香港700万常住人口中，有123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其中，有大约10万人左右的居民生活在“笼屋”之中。所谓“笼屋”，就是将一间房子隔成一个个像火车硬卧的床铺，每层床铺用铁丝网围起来，然后就当作一个房子租出去的“住宅”。一张床大小的空间，人们在里面吃、住、睡，这就是“笼屋”居民的家。
尽管房地产商一再声明，香港的房价贵是因为“人多地少”。但实际上，香港虽然面积仅有约1100平方公里，但由于基本不存在农业和工业用地，可供开发居住的土地相当宽裕。然而为了保证丰厚的利润，香港地产商囤积大量土地而不开发。导致整个香港的土地开发率仅为23.7%，其中用于住宅用途的土地开发面积更只有76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6.8%。
高昂的房价背后是地产大亨们赚取的惊人利润。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经过对13个住宅项目考察之后发现，加上土地在内的所有开发成本，最低的收益是77%，最高的是364%。显然，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成为了普通香港家庭最大的压力，也压垮了赤贫阶层对生活的希望，更是新一届港府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然而，当《经济学人》公布这份榜单之后，并没有在香港引起舆论的涟漪。与之相对应的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反应。据《马来邮报》报道，这期包含“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经济学人》杂志时，曾在马来西亚出版时遭受过当地政府的内容审查。
熟悉东南亚各国国情的名记斯蒂芬·维恩斯在《南华早报》上撰文解释了香港之所以如此沉默的原因，“任何关于贫富差距的榜单中都会出现香港的身影，并且大多位于并不光彩的前列。《经济学人》的这份榜单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房地产金融战
以梁振英为代表的新一届香港政府对此并非无动于衷。与他的前任曾荫权总是打着精致的领结出现在公众面前不同，梁振英的出身更为平民，他的父亲只是一名警察。
或许是平凡的出身让梁振英更懂得“体恤民情”。上任之后，梁振英立刻着手调控香港的楼市，反复加码重税及收紧按揭措施。新一届香港政府上台之后，将针对住宅买卖征收最高15%的额外印花税加到最高20%，同时配合对外地人统一征收15%的买家印花税。去年2月，香港政府又决定将买卖印花税全面翻倍，最高达房价的8.5%。
同一时期，香港政府要求金管局强制银行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以配合楼市调控措施。然而由于资金面过于宽松，银行面临巨大的放贷压力，这一场人为的“加息潮”仅仅维持了三个月，银行又纷纷将按揭利率下调回原先水平。
对此，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曾坦言，“政府并没有‘银子弹’，一招能解决所有楼市问题”。在他看来，香港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只是暂时抑制买家的需求，尽量让更少的人买房，以解决楼价暴涨的燃眉之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政府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纷纷开足马力印刷钞票。而新兴市场国家为了保持竞争力也加入这一行列。在过去的几年，全球都陷入了量化宽松的狂欢之中。持续数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以资金“自由港”闻名的香港更是首当其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香港房价暴涨23%，涨幅位居全球首位。与四年前相比，香港楼市价格基本翻番。2013年第一季度香港房价甚至比1997年高峰期高出38%。以主供家庭使用的500平方英尺(约45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小户型住宅为例，均价已经从2009年的170万-180万港元飙升至360万-380万港元。
尽管香港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楼市管理措施，但真正决定香港楼市的力量却绝非香港政府可以控制。有接近香港政府高层的人士透露，香港楼价真正出现下跌，要到未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香港调升贷款利率之时。
今年年初，美联储主席耶伦向外界释放了今年秋天退出QE的信号，并称此后6个月会考虑加息。与之相对应的是香港楼市自2014年来已经出现了下跌。2月，新鸿基地产推出的某货尾楼盘，价格为平均每平方尺9268港元，比去年下降近35%。算上开发商提供的各项优惠折扣，项目价格最高降幅可达40%。此前，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在香港推出的新盘也降价25%开售。
不过全球范围内，日本和欧洲央行依然继续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近期也进入下行通道，这都让香港的楼市价格走向变得不那么明朗。香港的房地产一向被认为是良好的投资品，吸引着全球涌入的资金。不仅如此，由投机客们炒作而起的房价孕育着风险，香港的楼市也以大起大落的高波动而著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一次让香港人认识到了“负资产”。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评论道，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使香港经济元气大伤，往后的十几年里香港居民收入仅仅是缓慢恢复。
“守夜人”的失灵
与“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带来的尴尬不同，香港在另一份榜单中的表现则被视为整个香港社会自豪的财富。具体而言，最近二十年，香港每年都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中名列第一，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最为自由的地区。
不过，在财经专栏魏峰看来，这两项看似截然不同的排名之间，其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长期以来都被“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的原教旨自由经济理论所俘虏，一味只强调让企业在市场中“凭各自本事”搏击，却对于现实经济中的自然垄断和“马太效应”熟视无睹。
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斯蒂芬·维恩斯的认可，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一榜单至少让香港感到不快，并显示了为何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坚定地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行”。
《经济学人》的这份研究同样显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正在变得好转，原因是2005年来自寻租重灾区行业的亿万富翁占比76%，今年则下跌至56%。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之下，香港的确算得上是“逆势而行”。
事实上，在经历了数次资本主义危机，并发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之后，西方国家早已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定位。即使是在最相信市场力量的美国，早在1890年就开始连续颁布多部反垄断法，以解决“镀金时代”产生的超级托拉斯，“大萧条”后更是通过限制行业巨头和建立社会保障来保证经济公平。对于有天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交通、公用事业，以及中心城区的房地产业而言，政府名义上的不干预只会蜕变成对垄断者的变相保护。
就香港而言，直到2012年才通过了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香港竞争条例》。在此之前，地产商业大亨们早已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累积。在香港，一般普遍认为，有六大家族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包括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氏家族等。如果把来自中国内地的红筹公司从恒生指数中出去，那么剩下的24家公司中，有8家直接处于香港地产商控制下的房地产公司，4家是其控制的公共事业公司，11家是间接被香港六大家族或其他商业大亨控制的公司，与房地产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上，无论是港英政府还是回归之后的特区政府都曾尝试摆脱地产大亨对香港楼市的控制。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在任内推行过反垄断法，最终不了了之。首任特首董建华推出的“八万五公屋”计划，生不逢时遭遇亚洲金融危机而夭折。此后，香港政府的行政风格愈发趋于保守。2003年“非典”之后，香港楼市暴跌。香港政府为了“托市”，甚至十多年内没有主动卖地。
这一次，挺身而出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正努力推动社会的变革。《经济学人》对此评论道，“一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革命正在进行。”
200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告全港市民书》，严厉地指出“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国家，跨代贫困不仅令青年一代绝望，可耻之极的是权贵的附庸仍以市场会自我调节为由，阻止种种保护和关怀弱势的政策和措施上马。”
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持续长达两个月，愤怒的年轻人在祖科蒂公园安营扎寨，他们高举着标语，谴责大企业利用金钱影响政治，要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项目中。随后这一活动蔓延到伦敦、墨尔本、东京等地。
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时，尽管梁振英没有获得李嘉诚、李兆基等香港富豪的认可，何鸿燊甚至公开声称，“如果梁振英当选香港特首，我将从香港撤出投资”，但最终他以60.9%的得票率战胜了对手唐英年。在民意调查中，梁振英的民众支持率更是位列三位候选人之首。
或许是意识到了社会中这股涌动的新思潮，梁振英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香港将告别传统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转向一种更“积极”的治理模式。他说：“我们必须关注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和私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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