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六章 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①报告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②十七大报告高屋建瓴，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旗帜、方向和道路问题，一扫长期笼罩于我国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老自由主义阴霾，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恰逢其时。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和近代的强国思路

　　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出现和作为独立学科兴起，是近四十年的事。但是作为这一学科的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却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古已有之。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国际竞争之学，是强国之学。“百代犹行秦政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就是西周以来八百年长期国际竞争的结果，从此建立了我们这个最古老的中华世界强国，西方叫我们中华帝国。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主张国际秩序需要霸主国的领导，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早已为古代中国的国际政治实践所证实。早在罗马帝国出现之前，中华帝国就是东方世界的政治中心和领导国。在差不多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东方世界几乎就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这是历史事实。中国的这种国际地位总体上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甚至中国在1842年沦为半殖民地以后，对周边国家还维持着某种领导地位和这样的关系，而且对方是自愿维持这样的关系。例如朝鲜。③所以，中国历史上积累了大量处理古代社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经验，特别是先秦时代。秦汉统一中华之后，居高临下，对周围无数小的民族部落，既有征伐，也有仲裁，实际上成为东方世界的领导国和政治稳定力量。所以，如果将来有一天要审查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国的资历，那是可以追溯得比现在任何国家都久远得多的。

　　一、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是“内政”，不是外交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以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中华帝国崛起。到汉代，已货畅八方，威扬天下。当时的“天下”，基本上不脱亚洲，但是国人带着国货已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到达西亚、北非和欧洲，甚至可能更远。可见中国人自古就最先有“全球化”意识，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似乎自古就“闭关锁国”和“因循守旧”。那时候西欧还没有开化。中国至少在长达近两千年的世界历史上，是人类最大的且持续存在的国际经济体。至今美国一些人崇拜的罗马帝国，其统治范围不过是地中海地区，与中华帝国不好比的。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多极化时代，特别是战国七雄时期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外交活动精彩纷呈。秦汉以后的中国完成了民族统一融合，逐渐没有真正的外交，那时候“外边”不发达，周边的外交也就成为“内交”了。所以中国历代只有内政，没有外交，只在九卿六部其中的礼部下设理番院，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国家民委④)，属于内政，不是外交部，更没有部的规格地位。直到鸦片战争被打出来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算有了外交部。不过，这时还是没有外交，因为“弱国无外交”。所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是名为办外交，实为“割地赔款部”、“给洋人跑腿部”的雅号罢了。

　　古代中华帝国对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关系，是以“朝贡”和“回赠”形式关系表现出来的一种家长制的居高临下“走亲戚”式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放大的内政，不是外交。与西方历史上存在的帝国不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不是占有后者剩余产品的一种形式，更不是掠夺，而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纯属象征意义的“亲戚”关系。许多当事国不仅愿意接受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且以这种关系为荣，甚至于主动上门要求建立这种关系而被“朝廷”以路远为由婉拒(如东南亚国家);或者自家出了“事情”，上门要求中国出面“摆平”。远的不说，近的例如十九世纪末的朝鲜，“城内失火”，自家救不得，要求中国派“国际维和部队”，你不管都不行，于是也成就了袁世凯的一段“政绩”。因为那是一种大国的保护伞，虽然不是“核保护伞”，也是小国生存的国际政治条件。那时候绝对不会有长白山或什么所谓“白头山”、“黑头山”之类的问题。当然，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实践大致不脱政治权术范畴，所谓“柔远能迩，敦(左木右享)德允元”。⑤但是在思想理论上有儒家文化的仁、义、礼、和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和王道政治思想在起作用，源远流长。这一点与近年来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历史上是有渊源的。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思想和实践，与近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两回事，但是对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却是历史上独一份的宝库。在思想史上有渊源，至今不仅仍有发掘和研究的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农业文明的历史文化悠久，这是中国特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国家贫弱的时候，越发显得是“劣势”，是“包袱”。随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文化历史传统“精华素”的作用反倒日益凸显。对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西方有评论，如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就说，中国比俄罗斯成熟。这话其实似是而非。这里面有历史文化根源。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海内外不断有研究成果证明，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魁奈的重农主义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都与“中学西渐”有关。甚至前几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提出，斯密的“自由放任”一词直接源自老子《道德经》“无为而治”的中文西译，而且斯密是从魁奈手里得到的。众所周知，魁奈有浓厚的“中国情结”、被誉为“欧洲孔夫子”，其实是孔子的“粉丝”。香港学者的这个成果对西方经济学说史具有某种“颠覆性”，一时引起国际轰动。随着中国崛起，此类成果在国内外可能“方兴未艾”，以后可以借鉴之处尚多。

　　可见中国不是自古就不如人。中国人近代落后挨打受欺负，养成一些国人的自卑心理，似乎近代不如人，古代也不如人;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评的“言必称希腊”(指苏联)的教条主义发展到今天的言必称美国的另一种教条主义。历史上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和国际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炎黄子孙感到自豪，足以启发和激励我们建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国学者创建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历史渊源和优势。

　　二、 先秦时代中国的外交成就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思想文化极其繁荣的时期，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之深远，令人敬畏。中华文明在这个时期经过井喷式发展，开始相对稳定下来。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形象，也是在这个时期得以最终形成。这一时期留下的《左传》、《国语》、《国策》、《晏子》和《管子》等中国古代典籍，其中有大量处理国际关系的思想、政策、案例和脍炙人口的故事。这里面有大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元素。试举管子、范蠡、晏子和孙子的成就为例。

　　《葵丘之盟》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国的国君，齐桓公成就霸业主要得益于管仲(?——前645年)。管仲，名夷吾，经商出身，后经鲍叔牙推荐得任齐国的上卿，尊称“仲父”，治齐四十年。在齐桓公的支持下，实行改革，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于成就霸业，齐国成为霸主国。为了维护当时的国际和平，于公元前651年由齐国上卿管仲主持各国在齐国葵丘(今山东临淄，属淄博市)会盟，即召开国际会议，签署了各国必须遵守的国际条约——《葵丘之盟》。当时虽然列国纷争，齐国称霸，但是名义上周朝还在。所以，齐国这样做，实际是“挟(周)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情景使人联想起当前的国际形势，某些地方很相象，只不过齐桓公已经“移民”美国，而管仲扮演的角色酷似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

　　《葵丘之盟》的内容是：“毋雍泉;毋讫籴(音笛，繁体，右加翟);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繁体)国(繁体)事。”⑥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各国“禁止截留河水;禁止囤积粮食;禁止更换太子;禁止以侧室取代正室;禁止妇女参与国事。”周初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经过长年征伐吞并，到公元前700年左右，黄河、长江和淮河流域仍有许多中小国家，如此则大的江河都属于国际河流(这一点至今仍是中国各省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特征之一)。经过至少夏、商、周几个朝代的长期发展，各国已经形成相对统一的国际市场，首先是粮食市场。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各国之间形成的联姻和通婚的传统源远流长。因此，凡属上游国家截流蓄水;有国家乘荒年大量买进粮食，囤积居奇;甚至更换太子、以侧室取代正室和妇女参与国事;诸如此类的看似国内事务或“帝王家事”，实际上都可能殃及别国或引起国际纠纷。所以，这“五禁条约”相当于当时的国际公法，相当重要，齐国就是霸主国和领导国。这件事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意义，实际上也为四百三十年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改土归流、统一国家的千古伟业奠定了最早的国际政治基础。事过境迁，今天这“五禁”的后三条早已过时，但是“毋雍泉;毋讫籴”仍有现实意义。特别是治水、引水、用水一条，不仅是中华民族千古难题，现在正在升级，不仅水资源不足，再加上一条污染，酿成国际问题也是可能的，如去年松花江的严重污染殃及俄罗斯。如今，“朝核危机”终于经过四年六轮艰苦的谈判，按照中国最初的主张和平解决。“六方会谈”虽不明说管仲主持，但在北京举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也接近齐国，对危机的和平解决中国至少起了半个管仲的作用，这也是明摆着的。随着世界格局的继续演变，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正所在多有，中国在国际上适当地多负些责任，多参与一些国际盟会和会谈之类的活动，做做庄什么的，甚至起更大的作用，也是义不容辞的。

　　《卧薪尝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虽是越王勾践，但成就勾践的却是范蠡，两个都是浙江人。范蠡，字少白，春秋末为越国大夫。越王勾践在夫椒(今江苏省吴县西南)被吴王夫差击败，困于会稽山(今浙江境内)。范蠡献计以卑词厚礼向吴王求和，后又亲自赴吴国作两年人质。回到越国后辅佐勾践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势日盛。公元前482年，趁吴王大会诸侯之机，范蠡献计大举攻吴，获胜。九年后灭吴，迫使吴王夫差自杀。大功告成后，又助勾践成为中原霸主国。这时范蠡对勾践察言观色，洞察危机，不但不居功，反而激流勇退，隐姓埋名，携西施乘船过海至齐国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富甲天下，称陶朱公。他对市场价格颇有研究，他认为物价变化全在供求;要稳定物价，就要由官府干预，于谷贱时收购，谷贵时平价卖出。又认为国势盛衰是不断变化的，对付敌国的策略也要随形势而变化，强盛时力戒骄傲，衰弱时要争取有利时机，创造条件，转弱为强。⑦这个事例是中国古代转败为胜、以弱胜强的典型，也是成功的国际战略的典型。至于范蠡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理政经商甚至打仗的大才全才，理论和实践的大才全才。难怪近代海内外华商都尊奉其为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面临苏东剧变的国际危机时小平同志提出的二十字治国方针中“韬光养晦”的出典，就是这段故事。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政治智慧被小平同志翻作二十世纪末的治国和外交方略，谁能说这不是推陈出新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呢?

　　《晏子使楚》晏子(?—前500年)，名婴。稍晚于管子，齐景公时为齐相。这时齐国已从霸主国的地位跌落，而楚国是正在崛起的强国，所以出使楚国是一项不轻松的任务。晏子极聪明，极善辞令，但身材矮小。就因为身材矮小，为楚王所轻，生出一段精彩生辉而又有趣的外交故事。《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宾者更导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荫，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⑧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晏子出师楚国，楚国人因为他个子矮小，就在大门边上开了个小门让他进去。晏子不进，说：“出使到狗国的使者，才从狗门进。今天我出使楚国，楚国不是狗国，所以我不应当从此门进去。”迎宾小姐不得已转请晏大使从正门进入。见面后楚王说：“让你这样一个矮子出使，莫非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回答：“齐国光临淄就有三百个社区，人多得是，以至于走到街上大家把袖子一举，就能遮住太阳;大家把头上的汗擦一擦甩一甩，就如下雨一般。怎么能说齐国没人呢?”⑨楚王又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偏让你(这矮子)出使呢?”晏子说：“齐国外派使臣，是有规格的。优秀的使臣出使上等国家，没有才具的使臣，出使下等国家。象我晏婴这样这种最没有才能的人，才派我出师楚国。”晏子面对楚王的高压和强权，勇敢机智，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利益，传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外交佳话。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是举世公认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钟出的伟大民族英雄。在周恩来无数外交故事佳话中可以看到晏子的影子，据此可以判断他老人家早年一定曾经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有过钻研。其所以判断是早年，是因为他老人家在总理的位置上实在是太忙了，即使忙里偷闲，也难得看书，特别是看线装书了。这一点就远不如伟大领袖毛泽东了。毛泽东读线装书读出政治家的最高水平，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举世公认的。这也对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启发。老实说，晏子使楚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与两千年后西欧重商主义时代的弱肉强食式的外交和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权术，完全是两种文明，高下自见。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外交思想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完全是两种文明。所以，谁能说这些古代文明遗产不是中国创建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特有的优势呢?不仅如此，这也是当代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复兴特有的优势。

　　《葵丘之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比较早，也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成功案例。《葵丘之盟》本质上就是一个古代的国际组织，也是古代国际法的萌芽。不管西方认不认帐，这是事实，中国学者自己要了解。范蠡的政治经济成就表明，他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对国际政治和市场经济、价格运动就有深刻的研究，对两者的相互关系不仅理论上有深刻认识，实践上也能把握自如。他对价格运动的规律(实际是对市场机制的规律)的描述和对官府(国家)干预市场、吞吐货物、平抑物价的“平粜理论”的论述，可说是人类对国家调节市场最早的天才发现。可惜马克思当年只称道了亚里士多德对价值的天才见解，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知道还有范蠡在先一百多年。范蠡对市场机制和价格运动规律的研究比起英国古典经济学更早了两千二百多年，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和方法的论述更是要比凯恩斯要早近两千五百年。他对国家兴衰规律的理论认识以及由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兴越灭吴的成功的国际政治实践，堪称中国古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这样讲，不算夸张。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例子很多，涌现了不少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管子、范蠡和晏子只是这一时期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的一小部分。

　　【孙子兵法】孙子，名武，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人。与范蠡为同时代人。公元前532年，因避齐乱，来到南方吴国，潜心研究兵法，结识伍子胥。时诸侯争霸，伍子胥将孙子推荐给吴王阖闾，称其人“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

　　孙子觐见吴王之后，呈上自著兵法十三篇，得拜上将军，封军师。自此孙子和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史记》记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也。”⑩孙子又辅佐吴王夫差破越复仇。后夫差不纳忠言，逼死伍子胥，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复仇，就与孙子无涉了。《孙子兵法》自成体系，缜密严谨，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是中国和世界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比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要早两千三百多年，历来为兵家宝典。近代更被译成二十九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军事院校包括美国西点军校，《孙子兵法》都是必修课。据说海湾战争中发给美军军官人手一册。现在《孙子兵法》不仅是军事宝典，也成了国际商业宝典，国际政治和商战宝典。如此一来，岂不成了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学”著作了?

　　进化论流行以来，人们盲目地相信后人一概优越于前人。其实不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也都是有国际政治思想指导的，当时的概括诸如“尊王攘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挟天子以令天下”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只是没有来得及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葵丘之盟和上述其它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萌芽状态的理论和实践，到秦汉以后中国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逐渐在历史上丧失了进一步成长的土壤。到了近代，中国在外交上的总体态势是挨打受欺负的“被动反应式”。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情况始发生根本改变。现在，中国国势日渐强盛，在国际上进入和平崛起阶段，引进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同时“整理国故”，吸收本民族历史上的有关思想理论和经验成就，推陈出新，恰逢其时。

　　当然，萌芽毕竟是萌芽，这一切同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两码事。但是却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国际政治领域的成就，这些成就有理由写入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前史，成为人类文明成就的一部分，以启迪后人，并垂久远。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愤青”对动辄就提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类的历史成就很反感，其实还是要提的。再不提，连中医甚至汉字都快成为别国的“发明”了，真正是历史“虚无”了。以上翻出故纸堆里的几件中国古董，不是硬要说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而是为了说明中国早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约两千年前(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为十五世纪以后)就已经拥有国际关系领域高水平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成就。中国古代的有关成就还有待发掘、研究和总结，但无疑将成为建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是中国学者的优势，我们自己不借鉴，别人迟早也要借鉴的。《孙子兵法》就是典型案例。随着中华文明的影响扩大(“孔子”已经“走出去”了)，今后这种案例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必定会加强。近代西方汉学发展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东海龙宫“借宝”，在二十一世纪这种趋势会有大的发展。所以，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实践并从中汲取智慧、营养，而且完全可以引以为自豪。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也只不过二、三百年，而我们在世界历史上“领跑”的时间更长，成就也足以自信，更不必气馁。按照中国古训，家有古董，可以藏之名山，传于后人，但不可炫耀于人前。但世界的“今训”也告诉我们，古董家宝之类，也不能老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需要晒晒太阳，需要写进书里，既是宣示国人，振奋精神，鼓舞斗志;也是宣传国际，使世界了解而不是误解中国。西方国家例如美国人一般是知识面很狭窄的，不了解中国的事，特别是古代的事;再就是也起一种国际备忘作用。总之，真理和事实老也不提(国家要是衰弱，提也白提;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提)，久而久之必然被历史湮没，国人从数典忘祖到“忘典忘祖”，外国就更不认帐了了。戈培尔曾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虽是歪理邪说，也是基于世界近代史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政治心理学”的逻辑，虽然是骗子和强盗的逻辑，但至今仍有市场。君不见，近现代国际上时兴修改教科书吗?近年来不仅中国的许多历史问题、国际问题，就连周边许多领土、领海、文化、民俗甚至中医的起源、端午节的由来之类都成了争议。争议者的方法其实都是向近代西方学的。俗话说，富挪坟，穷搬家。其实，富了以后还要修家谱、族谱，粉饰先人，为先人讳，实在不行就移花接木，看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东西方一样)，近代以来被上升为“国际惯例”。“修”族谱可以理解，但不能太“离谱”。李敖先生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节目中说英国人的祖先是北欧海盗。揭人家疮疤固然不够“厚道”，但这也是近代西方人乱改祖谱弄得历史面目全非所致。话说回来，毕竟那是别人的事情。英雄可以不问出身，但是一定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这是作人的根，立国强国的根，也是作学问的根。在全球化条件下，就更是如此。这不仅是由于全球化条件下，西风烈，容易刮得人找不到北，甚至连根拔起，被“化掉”而失去民族自我。而且是由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这句话道出了全球化条件下作学问和做一切事情的道理。民族的根愈深，中西合壁的学问之树愈茂，越是可能有国际地位。反之，越是拜倒在西方的文化面前，失去民族的根，表面上可能会得到洋人廉价的捧场，实际上收获的却是对方内心的鄙夷。这一点，能决定全球化中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成败。

　　三、近代以来中国强国思路的演变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历史起点。一个曾经傲立东方两千年的有着灿烂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和昔日的世界强国，竟被一个来自西方几百万人口的弹丸小国的国际大毒枭强按下龙头，这简直不成体统。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民族精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伟大长征，前赴后继地探索现代强国之路。概括地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强国思路经历了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论——“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社会主义救中国”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几个阶段的演变。这其中每个阶段几乎都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探索、斗争、挫折、反复、失败、比较、思考、再探索和再斗争的不懈努力，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通过全民族坚忍不拔地顽强奋斗不断前进的。这是一个古老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斗争的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的历程。这样一个不怕牺牲，不懈斗争，愈挫愈奋，不断前进的伟大民族，又戴着几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两千年世界强国的“历史勋章”，在西方一些人眼里是“可怕的”。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积累面前，在认清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的历史浪潮终于涌来而恰逢西方文明衰落这两者都不可阻挡的时候，西方列强也不是完全没有敬畏和恐惧心理。在政治上看透这一点，当知近代一些中国人的自卑感是没有道理的。在人类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且注定同历史上一样，正在并将继续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就是自1842年中国加入全球化以来全部历史的结论。当然，这个历史结论也是经过不断付出代价，逐渐被实践证明，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和被历史证实的。

　　晚清的中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后，中国人尝到西人现代化的苦头，在最早接触洋务的先进的中国人中产生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强国思想。晚清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是由于旧学教育的根基还在，旧式人才和有识之士还不乏其人。旧式人才也是可以救国的，晚清以来就靠这些人才终于没有亡国，魏源就是一个突出代表。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人才以亦旧亦新、亦中亦西为佳。所谓学贯中西者难得，是指中学和西学俱深俱精，而且能融会贯通，“半瓶子醋”固然不行，“两瓶子醋”也不行。总得贯通以后，酿成“一瓶子醋”，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管用了。“师夷制夷”的思想最早是由林则徐的幕僚魏源(1794-1857)提出来的。魏源，晚清进士。他主编的《海国图志》五十卷，影响深远。梁启超曾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其中的强国之论，在中国“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魏源最有影响之论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实际上成为近代改革思想的先驱，也为洋务运动指出了方向。魏源作为近代最早探索强国道路的先进国人，有许多政论至今仍能切中时弊。例如早在《南京条约》签定次年(1843)，他就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竟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才;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11)魏源无疑是从鸦片战争的危机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财富迅增，社会分化，人才紧缺，官场逆向淘汰，“铁三角”横行;加以区域分化，地方坐大，中央集权严重削弱;于是网上传言“令不出中南海”，可见魏源的看法今天也有意义。近年来，中央的权威得以加强，党的十七大更是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更好地协调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全国一盘棋”上来，这是令人鼓舞的。

　　甲午一战无情地击碎了洋务运动的梦想，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考虑“师夷之长技”不能只局限于“硬件”，还需要“软件”。但是如此一来，将置几千年中国的纲常名教于何地?这个问题在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之后，成为一个亟待解决但实际上百多年来也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华文明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张之洞毕竟是儒学大家和官场老吏，深暗时弊，又深知兹事体大，不可造次。经过反复掂量，终于审时度势，既坚持传统名教，又顺应历史潮流，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夜刊行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思路。“中体西用”论虽然在政治上不赞成但实际上同情戊戌变法，在理论上不够正确和彻底，但是在实践上成为洋务派的旗帜，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是不能一棍子打死的。什么叫“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语出冯桂芬，1809-1897)这一洋务派思想和实践的概括。“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就要保留皇权，这为历史潮流所不容。但实际上，抛开“体”、“用”的是非不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抓住了近代中国在全球化冲击下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本质。正因为如此，1898年以来一百零九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没有离开这个题目。张之洞最早提出了解决中西“文明的冲突”的大思路。“中体西用”的思路虽行不通，但能抓住问题，提出问题，提出思路，在十九世纪末，实不简单，具有启发后人的作用。而且这个思路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把“体”理解为与时俱进的中华文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中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者也融入其中，则“中体西用”论今天仍有意义。加入全球化，需要高扬民族之魂，不能魂不守舍。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党的十七大所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所扎根的中华历史文化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来，把个老大中国冲得七昏八素。宣统退位以后，“中体西用”似乎越发不中用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后，基于对古老中华亡国灭种的忧患引起的激愤，以鲁迅“拿来主义”论为一方，以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为另一方的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世纪斗争就此展开。这里所说的“全盘西化”，主要指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至于生活方式也属于文化范畴。但毕竟西化主要不是指生活方式穿西装革履，喝咖啡牛奶，乘汽车飞机。因为物质文明，是东还是西，很难说。例如洋枪洋炮的基础——火药原生于“东土大宋”，后经蒙古人之手辗转出洋。近代西方物质文明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基础发展而来，能一律称之为“西”?就思想文化而言，其实，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愤青”也是很多的，包括鲁迅、胡适在内，都不同程度有愤世疾俗的情绪。这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情绪的正常反应，未可厚非。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愤青”自有其可爱之处。大家的本意都想救国、强国，个人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主张也就不同。激烈一点是社会历史条件使然。一开始就想卖国祸国的，为数极少。一些后来做了恶人的，年青时代有的也是仁人志士，如汪精卫。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再到蒋介石，许多人民族主义的思想、抱负都是有的。但是政治上却都是走西化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历史证明此路不通。孙中山晚年醒悟到需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后来国民党坐拥各种资源，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才，但是长期依附于帝国主义，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一边，将特殊利益集团置于国家民族利益和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置人民大众于水火而不顾。而这一切在抗战胜利以后更加变本加厉，这就决定了它与中国共产党中原逐鹿必然失败，也证明中国沿这条道路走绝没有出头之日。加以作为领袖的蒋介石总体上资质不够，靠玩弄权术，且牌技拙劣，作为政治家终非大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伦相比，高下立见，不败而何?所以，近代中国强国之路，也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条路，还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干出来的。萨特不是说“存在即是合理”吗?社会主义在中国，就是一个历史存在，就是合理。合什么理呢?首先是合近代中华民族的第一条大道理，就是救亡图存，然后富民强国。这两条，都是干出来的，不是选举能够选出来的，这就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当然，中间搞了十年“文革”，造成执政危机，但是中国出了个邓小平、陈云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终于转危为安，转安为强了。又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和改革，无论有何种不足和问题，在近代一百六十年来的中国历史上，现在的综合国力最强，国际地位最高，民生最好，面临的形势和前途也最好。这样讲，不是说现在不需要忧患意识，恰恰相反，正如古训所言，天下最不可为者，名为承平之世，实有不测之忧(语出苏东坡)。但是，毕竟与三十年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了。对于历史问题的评价，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叫“宜粗不宜细”，这是政治智慧，也是方法论。因为看历史，首先是看本质，看趋势，看大方向。至于具体问题，无论哪个历史阶段，都不胜枚举，“这卡那卡的，多了。”问题都需要研究，总结，吸取教训，加以解决，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也不是容易解决的。“走俄国人的路”，主要是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至于它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也是无数牺牲换来的。五十年代初期搞建设学习苏联，有照搬的倾向，这在当时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苏联道路、斯拉夫文化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就已发现并纠正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试图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打了“左满舵”，以至于越搞越“左”，终于发生“文革”并一搞就是十年，失足了。这一失足成多年恨。1979年以后，经过不到三年探索，1982就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轮廓终于比较清晰了。取得这个伟大成就，同样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谓巨大的代价，主要是全球“大气候”条件下的道路问题，“西化”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干扰。一个时期以来，“西化”道路特别是照搬美国道路的思潮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事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卫生医疗事业改革失败，有关部门公开承认是由于照搬美国模式。这方面的问题有历史原因，“大气候”原因，有其必然性。回顾近代中华民族探索强国之路的历史，可以发现，坚持独立自主，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也就是以我为主的现代化，其中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延续、传承和再生成为一条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它始终挥之不去，棒打不灭，始终在历史上顽强地起作用;作为传统文化的灵魂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是爱国主义总是能够融化到三民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另一方面，“全盘西化”的思路也总是要表现自己，有机会就冒出来兴风作浪，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国际推手。九十年代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和“西化”的国际思潮一度强大，归根结底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动使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股力量已经在全球退潮。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化”道路的斗争，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对矛盾，还会长期存在和斗争下去。党的十七大表明，重要的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反复探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问题，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方向上已经解决。至于具体理论上、政策实践上和工作上的问题，包括刘国光同志在2005年两次讲话所提出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教学、科研领域的许多问题，相信也正在以稳妥的方法逐步解决。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会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第二节 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全球化以来，在经济学说史上明确提出后起国家需要建立本民族的经济学而不能盲目跟着发达国家跑的第一人，是十九世纪德国的李斯特。当时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经过英国的强势推广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李斯特针锋相对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经济学”。今天我们引进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是从中华民族立场和利益出发所理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应当是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也是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这一工程的一部分，属于待建立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范畴。

　　一、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势在必行

　　学术转型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中国的学术转型，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转来转去，耽误了不少时间。全盘西化，此路不通，已为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一再证明。据著名旅美学者、胡适的大弟子唐德刚先生讲，胡适中年以后即对自己早年着力鼓吹的“全盘西化”论私心以为大谬，但是由于他二十几岁即暴得大名，一生爱惜羽毛，为盛名所累，竟也将错就错，不加纠正。他说，与早年鼓吹的“全盘西化”论相反，“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之精义。”“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12)以胡适之早年的激进和聪明才智，而且在中美两国治学从政(外交)几十年，一辈子崇拜美国，最有条件实现“全盘西化”，尚且对中国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归而“适之”。可见其中有深刻的不可不“适之”的道理。可以说，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路子，从清末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强国思路，到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应变的指导思想，到“五四”运动以后“全盘西化”转型论的滥觞，再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老一辈学贯中西的诸多大师和前辈们大体与胡适差不多的“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治学模式，再到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这个模式反映出的是一个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规律。从解放前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生态环境看，专事贩运西学教书写作，而没有“中学”根底，即使有很硬的洋文凭，在学术界也是很难“混”的。相反，解放前在“全盘西化”论泛滥的背景下，靠一张中国小学文凭，靠坚持国学研究而暴得大名的如钱穆先生者，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而钱先生居然一辈子受到追捧和礼遇，去港之后竟得到耶鲁大学等美国机构的长期不懈的资助。反观中国大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愈整越“左”，愈“左”愈整，人仰马翻，“落英缤纷”，中国学术的许多优秀传统和文化失去传承，人文损失惨重。改革开放以后，与1949年前后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弃马克思主义而去，转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虽然也不无收获，甚至各方面个人收获很大，但终究不免分化转型，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后，许多人再次调整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方向，甚至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近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东来，经长期中国化以后，必将如佛教东来经中国化以后创造出禅宗，终于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其一部分。包括其它东来的近现代西学，如培根所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个人如此，民族亦然。中华文化，如同弥勒佛的肚子，大度能容天下文化，已为几千年历史一再证明)，适应中国国情，当是大势所趋，逐渐也会成为学林的人心所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唐先生所说的胡适走过的道路。一部中国百年来学术生态的转型变迁史，转来转去，河东河西，很值得深思。

　　国际政治经济学，顾名思义，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从实践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被用来认识客观世界，制定政策，而且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历史上就是如此，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包括在全球大力推行“华盛顿共识”和大搞“颜色革命”等做法看，更是如此。全球化把世界分成赢家和输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输家，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造成这样一种极端的后果，以及造成拉美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严重困难的处境，与美英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和政策有密切关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所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坚持推行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不稳定;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也承认这一点。”(13)他还尖锐地批评美国的虚伪：“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经济体一直以来被广为效仿。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遗余力地将关于自身经济中政府所扮演角色的特定观点向全球推广，特别是通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来推广。”(14)但是，“美国努力向国外推广的思想与自己在国内的实践是何等大相径庭。”(15)斯蒂格利茨是一个正直、有良知和对发展中国家富有同情心的学者，曾长期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和世界银行副行长，当不是虚言。可见，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完全不同的利益，总体上不具有“普世性”。从现实看，在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严重不平等和激烈冲突的条件下，西方某些势力极力向我国宣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世性”，从根本上说是伪善的。全球化至今五百多年的历史经验，以及近三十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华盛顿共识”流行的“新鲜经验”，无不提醒发展中国家：世界体系中的伪善无时不在，在现代条件下其伪装日益巧妙，许多所谓“普世性”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欺骗。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工人的老实、贫穷、容易满足和中国政府的隐忍让步态度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颟顸无知视为软弱可欺，他们明明在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以及金融往来中早已经赚得钵满罐满，明知道中国如果算上环境生态以及社会成本，许多企业的出口差不多是“赔本赚吆喝”，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中国工资太低影响了他们国家工人就业。不仅如此，还满世界刮起抹黑中国制造的风潮，大有煽动全球抵制中国产品的架势。对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个风潮的本质是西方通过打压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来遏制中国崛起。而要识别国际体系中的伪善、欺骗和扭转某些国人“被欺负没够”的倾向，就要培养自己的鉴别力，就需要有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当前，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必要破除两种不正确的观念。

　　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从西方引进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件好事。在一段时间内，在这门新学科中存在照猫画虎，甚至有照搬或生吞活剥的倾向，都未可厚非。问题是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也不必因此就妄自菲薄：似乎我们除了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跑就没得干;更不能因此就鄙薄国人，似乎既然中国落后，建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都不能提出。甚至断言“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16)近年来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引进和翻译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有些指导思想仍值得商榷。例如在一本著作的《出版者言》中说：“我们一直在呼吁建设独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但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学科交叉如此频繁和复杂，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为不可能。”(17)这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糊涂观念。

　　首先，学科自主是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学术上的体现，本质上是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问题。在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大前提下，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国际问题研究关系到国际战略、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合作和外交政策，一句话，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国运所系。社会科学学科不能独立自主，就是在意识形态和基础理论上不能独立自主，如此一来，国家外经、外交如何坚持独立自主?所谓“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全球化已经几百年了，中国从1842年起就处在“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不是始自今日。在理论上不存在“完全自主”和“不完全自主”问题，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如同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或者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东欧中亚国家一样，丧失独立自主。实践上如何在坚持基本原则和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做出灵活变通处理，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说“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学科交叉如此频繁和复杂，”以至于一些同志感到“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为不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经过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两次“全球化”思潮冲击，实际上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和西方意识形态泛滥，思想理论被冲击得七昏八素，失去正确方向的结果。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西方不再“设防”，一些人在理论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武器，甚至在政治上失去了代表着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忘记了引进是为了“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一来，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自主就必然丧失，几乎也没有人提了，提也白提，只能在课堂上讲讲，无处发表。“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当今时代，信息爆炸，西方著作浩如烟海，其中泛泛之作也很多。到哪里去捕捉对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用的思想、理论和资料?这就需要淘金。淘金不是“吞金”，那是自杀，淘金是为我所用。既然能为我所用，学术也就独立自主了。可见能否坚持学术独立自主，完全不在于引进和吸收了多少西方的学术成果，而在于有无中国的主心骨。当然也要有强大的鉴别、批判、消化和吸收能力。在笔者看来，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有关著作，其精华不在于对国际问题和历史的大量正确的和不那么正确的甚至完全不正确的描述，而首先在于其中包含的西方国家在近几百年不平凡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强国经验、国际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其次在大量宝贵的资料。如同少林武士研究西洋拳击和剑法，专门琢磨人家怎样出拳亮剑，如何搏击、打人和防身的招数。这些“金子”，有些可以直接拿来用，有些需要分析研究，有些需要琢磨，需要悟。

　　其次，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更放弃了列宁主义，连民族主义都放弃了，而以西方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政治学为圭臬，这样一来就导致实践上把中国自己的利益融化在资本全球化的利益中了。殊不知全球化总体上代表资本的利益，现存国际体系首先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资本的利益体现在全球剩余价值M中，全球M由美国主导的跨国公司分割，中国工人连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V都不能全部拿到，此外企业或许可以从M中得到一点零头碎脑，但要看人家脸色。加以多年来跨国公司挟自身的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优势，大肆兼并战略产业，种种情况已经在冲击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学科上不能坚持独立自主只是政治经济上独立自主受到威胁侵蚀这种社会大背景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并不奇怪。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变，党的十七大以后还会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新的大趋势。认识和顺应这种大趋势，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领域也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有了建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学科独立自主的方向问题自能迎刃而解。

　　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全球化条件下适应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的需要，也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更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当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不独经济政治，也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和学术。这是历史潮流，国运所系，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学者同人当以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为重，即使为个人前途计，也不可不察。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仰望星空的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探路——既要“仰望星空”，也要关注脚下(的路)。有幸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的人，是很光荣的。当然，首先是责任，个人利益和前途亦在其中。今日的中国就处在这个时期，这个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它的未来，必将是扎根于这块土地上生长了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明之树，经过嫁接现代西方文明而重新焕发出青春之后，所结出丰硕的中国风味的社会主义之果。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命运。中华文明的复兴和西方文明的没落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上相遇。正如现代西方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ier，1880-1936)所说：“不论你是否同意，也不论你是否愿意，那命运就在那里：‘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19)

　　二、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势在必行，是现实需要。从理论上看，首先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定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经济体利益的反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体系，是经济全球化五百多年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在本质上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核心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体系中，霸主国家、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外围国家从根本上说，有其不同的利益。因此作为国家利益的理论表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同一个版本。其次，从战略上看，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能力，基本上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实现自身利益与建设和谐世界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强弱和实现程度，首先取决于对全球化进程和现存体系变动的洞察力。一方面，中国正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不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能实现中国崛起;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影响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平等一些，才有我们后起国家的空间，才符合我们的利益。这就需要了解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国际条件和通向这个目标的路径。再次，从国际现实看，在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严重不平等和激烈冲突条件下，中国也必须有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工作是异常艰巨的，也是极为紧迫的。这不是哪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而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包括海内外炎黄子孙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利益。由此产生了这门学科的神圣感，产生了学者的政治和历史责任感。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理论一经掌握了广大干部群众，就会变成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物质力量。当然，这不光是靠某一门学科。

　　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无论如何艰巨，都是必须实现的。归根结底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发展、崛起和复兴这一历史任务的需要。近代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国家霸权的压力下启动向现代化的转型，经过一百六十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不懈奋斗，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赢得了今天的新局面。近代中国社会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的转型已经进入最后完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历史冲刺”的时期。新时期和新局面来之不易，发展、改革和转型都是为了实现民族崛起和复兴。历史告诉我们，民族和国家不崛起，人民在国际上抬不起头，也就没有好日子过。中国崛起的关键期就在本世纪前几十年。中国需要和平崛起，国际社会的反应复杂，不一定都乐见其成，这条路既艰险、布满荆棘而又非走不可。中国无论怎样完成崛起(和平或非和平)，都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一，当前，大幅度提高国家的国际战略能力，亟需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基本理论支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20)统筹能力，世界眼光，战略思维，这是一个国际战略能力问题。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经验都表明，政治思维、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的战略谋划、战略预见、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能力。而“战略能力决定国家命运。”(21)

　　第二，物质力量固然是战略能力的基础，但精神力量也是决定性因素。美国人至今想不通朝鲜战争打输的道理，是因为与我们有完全不同价值判断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苏联赢得卫国战争，首先是由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开始实施了基于“战争不可避免”这一正确政治判断的一整套战略。而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也首先在于最高领导人的所谓“新政治思维”犯了致命的国际政治和战略错误。其政治要害是投降主义，理论要害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沉迷于西方作为战略欺骗的国际缓和，一旦实施不对称的国际政治(外交)实践，便成政治自杀。英国从英伦三岛崛起到建立“日不落帝国”;美国建国后两百多年，国际地位节节攀升，终于实现霸主地位并维持至今，都得益于战略能力。反之，英国眼看着自己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衰落而无所作为，是由于其丧失了战略控制能力。现在美国正在步百年前英国的后尘，也是由于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能力退化而透支国力，美国正在迅速失去对全球的战略控制能力。美国不可避免的战略收缩正在为别人腾出战略空间。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注定要穿越无数荆棘丛生地带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战略能力。实现这一任务，经验和智慧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还要有很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支持。这是西方强国特别是美英的经验，也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需要。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阐述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时，第一次使用了“思想库”的概念，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当既是这方面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

　　第三，探索和平发展的国际道路、途径和实现机制，也需要建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正确地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历史和现状、结构和运行;科学地正确地揭示近代以来世界强国兴衰的规律，正确总结其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科学地正确地阐述现存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和正在加速发生的力量消长(例如美国的消和中国的长)的结构性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这一切都需要上升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就事论事，才能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强国的国际道路和实现途径、机制问题。例如，随着霸权国实力衰弱和霸主地位的下降以及新的强国兴起，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必定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给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地位提升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任何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都必然是有的国家和经济体的利益受损，有的受益。受益的国家和经济体必然要通过调整或改造经济结构，通过发展国际贸易不断提升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以及通过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合作等对外经济政治外交活动去影响、改变甚至控制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这些国际活动的结果，到了一定程度必然要表现为政治诉求。这就导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就是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衰落中的霸主国家或利益受损国家和经济体必然竭力利用自己尚存的地位和实力，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外交、军事等途径对新的强国或新兴国家进行围堵和打压或设置种种陷阱，或转嫁危机(如美国一直在向国际社会包括中国转嫁金融危机)，或嫁祸于人(抓替罪羊，“中国威胁”之类);另一方面则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自我保护。当前美国和欧洲贸易保护主义蜂起就是一例。近代以来，战争崛起尚且不易，和平崛起更是没有先例。这个过程必然是充满矛盾、冲突、斗争和风险的。从历史上看，其结果，要么诉诸武力，打出一个新体制;要么谈判解决，相互协调，谈出一个新体制。(22)

　　当然，能战方能言和，谈也要以实力包括武力为后盾，以敢战必胜的决心为支撑。这种历史上国际风云变幻卷起的大机遇，远的不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有过几次。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失之交臂。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总体上把握得不错，终于成功地杀出一条血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终于清晰起来了。所谓“杀出一条血路”，这样讲，一是中国在“文革”末期的景况相当严重，不仅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实际上是政治危机;二是近二十九年来的发展和改革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在真正是时来运转了，和平崛起不仅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的共识，而且已经成为初见成效的实践。但是，这一切都要求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概括、阐述并作出理论上进一步的预见。在世界和中国历史转型关键期的今天，只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这种国际机会，才能主动地自觉地把握这种国际机会，学会识别风险，趋利避害，才能有效地降低崛起的风险和总体成本，提高崛起的效率，加快崛起的历史进程。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动是绝对的，而且早已在发生。民族国家等国际经济体之间争夺未来的竞争是空前激烈的。竞争的结果如何，是相对的。竞而争之与顺其自然是不一样的。德国和日本十九世纪后期迅速崛起，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强大意志推动下政府和企业乃至国民共同行为的结果。有正确理论指导的竞争与自发的竞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无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有无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战略和政策实施，有无先进的文化和正确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撑，结果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本来应当不言自明。可是现在，由于对外开放日久天长，“全球化思潮”冲击得厉害，思想理论界一度既薄弱又混沌，言与不言也是不一样的。

　　第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决定了提高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亟需要建立这门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决定了这门学科对于国家具有全局性的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国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是“为政治家、分析家、银行家以及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利益服务的。”特别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因为“他们积极地在政府间与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组织(IGO和NGO)中进行活动。”(23)在我国，这门学科应当成为大学本科生的公共必修课，而无论其文理农工医。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成为今后县团级以上干部和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党校系统、军队院校系统相关社会科学教师的必修课。目前，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同党的宗旨不完全适应;干部队伍的素质同社会发展不完全适应;一些干部的立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变化等等与现实需要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比较突出和普遍。提高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能力，开阔其国际视野，“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提高其居安思危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民族意识等等，关系到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2007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印发的《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在笔者看来，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同时科学地有选择地吸收国内外的相关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建适合中国需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项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三、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系列(不限于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次包括列宁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有关理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的有关理论和思想，以及其它有关思想和理论等;二是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列，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等;三是西方国际关系等有关学说系列，包括国际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历史学等有关学科;四是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系列，包括中国历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系列的有关思想理论和实际材料。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是否可以包括这几个方面，这里只是提个思路可供研究。现就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联系当前的实际，再作一点讨论。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和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实际上都是基于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自主、包容、吸收、消化、扬弃的优秀传统，都是对这个传统的发扬光大。这个方针不仅是文化建设的方针，也适合于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对待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如同其它一切外来学科一样，其指导思想也是洋为中用。

　　既是“洋”为中所用，就是“中”为主体、本位，“洋”为辅助，为“用”。这在理论上原本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两度发生过照搬苏联经验的“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延安整风时期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两次都得到纠正。教条主义问题无论“左”右，其要害都是一样，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在政治上是放弃中国本位;在思想理论上是一种迷信，盲目性，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在社会心理上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实践结果是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但是在实践上，在中共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发生过，右倾教条主义不要说发生，听都很少听过，似乎没有这回事。近二十九年来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经历了一次由西方经济学说冲击引起右倾教条主义。在这个时代有幸参与经济改革研究和实践的人，特别是在前沿的，都体会了一次“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酸甜苦辣。

　　这股思潮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传播，从一开始曾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和抵制，但仍然蔓延很快，到八十年代后期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形成通货膨胀、思想混乱的严重形势，终于酿成1989年的政治风波，造成严重后果。笔者那几年有幸考进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梦觉先生的师门，得以追随左右，也曾摇旗呐喊，为国分忧。师门五年(1985-1989)，正值经济改革进入城市，形势“轰轰烈烈”变化的几年，三天两头跑先生家，聆听教诲。先生的旧学底子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功底深，学问大，官也大，阅历深，对政治和理论风云，站得高，看得远，明确告戒学生“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要跟着跑，不要上西方的当”。欣逢那样一个剧变的年代，得遇那样一位高师点拨，学生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成熟自然很快，表现在发表的文章也更加上路。例如笔者在政治风波前的1988年写道：“对外开放以来，国外多种思潮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第三次把借鉴与独创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既不能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同时吸收当代西方的科学成果，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舍此，没有别的选择。背离了这条道路，只能导致混乱和倒退。”据此，笔者论证和提出了城市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实现间接控制为主的模式不能‘一步到位’”，“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结合是现阶段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23)当时所谓“照搬别国模式”是照搬西方或美国模式的曲笔，谁都明白。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不幸而被言中。当然这已不是先见之明，因为一切在八十年代已经打下伏笔。现在我们重温我国老一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回顾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后学无法不对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以及对党和国家民族事业的忠诚充满敬意和钦佩。

　　“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论文、专著和译著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外国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直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不错，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 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

　　“近年来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性质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二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24)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是当前社会诸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随着诸多社会矛盾的缓解，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问题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总的情况与经济学大同小异。因此，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树立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反对两种教条主义倾向，当前突出地是要反对照搬西方有关理论学说(不限于国际关系)的倾向。这是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任务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舶来品，要洋为中用，无疑需要学习。但是首先要明确创建这门学科的目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发展、改革和崛起，为百姓的福趾和国家富强，为中华复兴服务。就近代史而言，中国崛起是后来居上，所以要学习西方国家经验，结合国情探索国际赶超之法。经济全球化如同一场历史竞赛的马拉松。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前就起跑了，中国是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才被裹挟卷入全球化的。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变法图强，就是起跑。真正开始起跑实际上已经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跑太晚，按部就班发展不行，必须要有超出常规又符合国情的科学赶超之法。其次，学习外国经验，先要有自信，要“站着学”。国际赶超之法没人告诉我们，相反西方国家还蓄意误导我们，这就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对西方学说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深入研究。任何学问重在“悟”，学尚在其次，“学而不思则罔”，就是迷惘无所得。既要虚心请教，又要破除迷信。放弃独立思考，也就取不到“真经”。而且，放弃独立思考，片面地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变成了“单声道”的你教我学，搞不好会被洗脑。海外学者郑永年已经在呼吁“中国应该预防思维美国化”。(25)其实，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大师，非马克思莫属。试问哪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可以同《资本论》相比，可以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能力?在中国，最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改变中国命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再次证明，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富民强国之路。所以，“站着学”就是守住“中字诀”，才谈得上洋为中用。洋为中用就是一切以“中”即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依归，适合的就“用”，不适合的就“弃”。这是近代所有学习西学而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的共同经验。

　　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的发展、改革和崛起服务。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学术必须为现代化服务。否则，“置天下饥谨于不顾”，就成了空洞无物的宋明理学了。怎么服务?这就涉及学科的任务。具体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现存国际体系经济关系历史和现状的深入研究，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的内在矛盾运动的本质联系，进而揭示这一体系正在发生的瓦解的机制、进程和后果，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和复兴提供理论指导、国际路径启示，为提高党和国家的国际战略能力提供思想理论支持。

　　第三节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本书第五章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无疑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而且我们多年来已经在借鉴使用。限于篇幅，本节除了实证方法和沃勒斯坦的“一体化”研究方法以外，对西方的其它研究方法不再讨论，而主要联系实际讨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26)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指方法论基础。

　　正如本书第五章所指出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所以在中国，说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政治上和理论上按理应当是不成为问题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恰恰是一些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

　　“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十六字令”是陈岱孙先生生前留下的珍贵题词，他凝结了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生的治学经验。陈岱老与先师关梦老是一代人。先生说：“我们那时候大学里哪儿有马克思主义呀?都是西方经济学。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自学成才。”老一代科班出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实际上都是从西方经济学转向马克思主义而奠定一生的政治信仰和学术基础的，既成为革命者，也成名成家，如关梦觉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年许多学者反其道而行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方经济学而猎取功名，成名成家甚至飞黄腾达的。李白有诗云：“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27)谢公屐是指晋代大诗人谢灵运喜爬山，自己发明一种木屐，前后有齿，穿着登山能抓地借力，下山能防滑。改革开放，时来运转，西方经济学成为时代的“谢公屐”，穿之可以“登青云”，“见海日”，“闻天鸡”。这种情势有其“时世造英雄”的客观必然性，不全是人为造成，所以一般来说，不必指责个人，更不必有“酸葡萄”心理。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既不够客观公允，也没有必要。问题不在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得到发展，这种发展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实际上被取消，被边缘化，导致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思潮泛滥，在意识形态和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对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

　　上面讲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四个来源。这四个来源不是并列的，在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不仅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由发展和改革的新鲜经验所证明了的。同时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由宪法保障的。马克思主义其所以在世界和中国有倒转乾坤的巨大力量，其“秘密”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正是在这个科学方法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找到了它的薄弱环节和与之相适应的革命道路，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取得了全国政权。建国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中都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原因，凡是遭到失败和挫折，总结其原因，无不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特别是吃了“形而上学猖獗”(此是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用语)的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代起就一贯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不能低估这一持续了几十年的党内学习运动的作用。老实说，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难万险总能化险为夷，特别是没有遭受苏联共产党的厄运，这是一个理论原因。在那个年代里，不管有没有文化，官大官小，是不是党员，中国老百姓多少都有点哲学头脑，凡事都懂得讲个“一分为二”，这对于整个社会在“文革”中历经磨难而终能挺到出头和历史转折之日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以后产生的代表社会弱势群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主义，是代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主义，也是代表穷国利益的主义。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相近;它提倡的的集体主义、反对剥削压迫、共同富裕精神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水火不能相容，却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相通;它指出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道路既与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起义的传统相呼应，又能引起自幼受到“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念熏陶而又投身于救亡图存运动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共鸣，正好适应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政治理想和二十世纪的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求幸福的现实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得到了现代科学理论形态的科学阐释和充分表达。这是马克思主义一经在中国落地，就能够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一番艰苦的“中国化”改造之后，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根本原因。而历史也雄辩地证明，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本质上与上世纪初相比并没有变化，中国的富民强国和中华复兴的历史任务仍有待下大力气完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也还远没有完成，所以作为领导中国富强、崛起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付出了无数代价和由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所以，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然，这里指的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种认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普世性”，可以直接搬用，甚至在教材选择上提倡直接使用西方原版以便与国际“接轨”的观点和做法，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28)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但基于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学科的目的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一番批判地吸收、改造和再创造的功夫，写出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材。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是理论分析工具，也是意识形态，还可以用作国际政治工具。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霸权稳定论”。它的本质是稳定霸权和维护霸权，是为在保持美国的所谓“世界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探索新的世界秩序提供理论依据。而所谓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过是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的地位的一种“谦虚的”、“有礼貌”的别名。这是与中国所主张的“和谐世界”相冲突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虽然中国崛起并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又如，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暗含的理论前提和假设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自然的，最有效率的，合乎人类本性的;现存的即是合理的;等等。这些都不是事实，不能为我们所接受。再譬如，在“霸权稳定”论、“历史的终结”论和“文明的冲突”论所维护的美国外交政策中渗透着尼采的帝国主义哲学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些都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性质，而美国又以中国为“对手”，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不为中国所接受是很自然的，也是必须的。所以，在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方面，有必要确立几个观点：

　　第一，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就坚持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抽象法，就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第二，由于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要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吸收其合理性，但是这个体系必须肢解之后才能为我所用，具体内容不能照搬，体系更不能照搬。在若干具体理论和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地方，但是需要加以认真鉴别、吸收和利用;

　　第三，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洋为中用，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它的意识形态，有主流的，也有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离开它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意识形态需要改革，需要与时俱进，但是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是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的，否则意识形态就要起反作用。在西方，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欧洲人比较重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在美国，意识形态一词多含贬义。美国不大承认自己的内外政策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更不肯承认它往往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其政策的政治目的。其实，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美国的国际战略和政策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加于人的动机。无论是在历史上、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的近十几年里，都是如此。中国人对此是印象深刻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归根结底来自于1949年获得的政治独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功不可没。中国五十八年的发展和空前的成就，得益于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和至今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管用，只有以它为指导，才能够解决中国在当今极其复杂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能保障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才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同汉斯·摩根索所说：“在政治理论中，新颖独特未必是优点，年代久远未必是缺点。”(29)关键是管用还是不管用，符合不符合利益需要。而这恰恰也符合西方政治现实主义的准则。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它反映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所秉持的国际价值标准，不可能脱离民族文化、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制度以及全球问题等诸如此类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讳言国家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这些都是不同版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要涵盖的前提。所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

　　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一样，需要建立科学范畴，或者赋予某些已有的科学范畴以新的含义。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0)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科学范畴只有通过对国际经济关系本身运动的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是本原的，科学范畴是其理论表现，是第二性的。而且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31)就范畴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概念、范畴的形成决定方法，而不是研究方法决定概念和范畴。更不是研究方法至上，也不是方法越新颖，成果就越有思想，越有价值。因此，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只能是唯物史观。有了唯物史观，就有了对于世界史观的总体把握，才能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运动进行科学研究，才能进一步揭示现存的世界体系演变、解体和向新的世界体系结构过渡的规律。否则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存的世界体系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秩序”，对于中国崛起还有什么意义?你凭什么要改变国际经济秩序?如果按照“自然秩序”理论，“存在就是合理”，结论只能是按照自由主义的“原理”，不仅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退回到十九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结果必然是“依附”于发达国家了事。中国也就无须对国际体系进行研究了。有了唯物史观及其所依据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才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必然性，才能科学地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经济模式的演变。用唯心史观没有办法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演变。事实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张“只有按唯物主义重建政治经济学，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并使之与凯恩斯的理论相融合。”(32)

　　中国不仅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可须臾离开。中国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长时期“左”的错误，其方法论根源是形而上学。同样，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特征也是“形而上学猖獗”。这是导致二十世纪“90年代的喧嚣”(斯蒂格利茨语)的意识形态方法论根源。实践证明，离开唯物辩证法就必然造成认识论的混乱，导致理论和实践上走极端。这个亏我们已经吃的不小，不能再含糊下去。在单边主义横行(单边主义之行不通也在于认识论的方法论错误)的国际形势下，更是如此：用“一分法”观察国际形势，必然得出“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悲观结论，于是主观上惊慌失措，客观上削弱自己，助长霸主国“赢家通吃”的野心;用辩证法的“两分法”观察国际形势，才符合客观实际，后起国家也才有崛起的希望和信心。近代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霸主国的地位一旦形成，它的或快或慢的衰落过程也就开始了。十九世纪的英国如此，二十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规律。此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首先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外某些势力抱有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和社会性质的政治幻想是注定要落空的)和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其次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引进和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超脱时空和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一旦超脱，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作用。

　　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必然要坚持劳动价值论 (信息革命只不过大大提高了活劳动的效率，并不能如同托夫勒所说否定劳动价值论)，这就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和基本方法。这就是要求研究者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站在人类社会追求公正进步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立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立场。立场和方法不同(不是所有的方法都不同)，决定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基本上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话语体系。不顾这方面的区别，片面强调理论上“同国际接轨”，甚至于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总体上具有“普适性”，也就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必然导致在国际经济活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国际弱势群体)模糊了自己的利益和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最终丧失自己的利益。

　　三、关于抽象法和阶级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用科学的抽象法来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抽象力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能力。科学的抽象法是指抽去某一现象的非本质的次要的标志，通过思维引出其固有的本质的东西，并加以概括，得出概念、范畴和理论。马克思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运用科学的抽象法，从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最本质的生产关系加以研究，揭示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离开抽象法，就会模糊自己的视线，看不见自己的利益。例如错综复杂的经济全球化滚滚而来，令人眼花缭乱。离开抽象法，就会被现象所迷惑，以为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文化、语言甚至肤色的差别真的即将被“抹去”， “世界大同”就要来临，准备作“世界人”(“国际公民”)了。其实，透过全球化万花筒般的迷雾，来看南北问题，其实本质上仍然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已。

　　科学的抽象法的叙述方法本质上是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历史的分析方法就是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来研究和说明经济关系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33)正是根据这一方法，本书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考察，从重商主义开始。而在西方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历史中，埋藏着近代大国崛起的而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秘密。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不大谈重商主义，从理论上看，这是与古典经济学诋毁重商主义一脉相承的;从实践上看，是与发达国家掩盖自己早期的殖民扩张史的需要相适应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要崛起，就必须了解和深入研究重商主义的历史。所以，建立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方法非常重要。正如同十九世纪李斯特创建的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于德国崛起的重要意义一样。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政治性、民族性的科学。政治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现为阶级性，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要探索和回答中国崛起的路径问题，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分析方法指导，否则不但认识不到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连辨别政治方向都成问题。苏联解体，与戈氏的“新政治思维”大有关系，理论上的失足就从这里开始。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回避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造成目前不少现实问题的理论根源。但是当代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问题的关键和难点主要不在理论，而在实践。国内问题复杂而敏感，需要专门研究。在国际问题上，也是如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具体政策如何处理，可以从权。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回避政治性，特别是阶级性，可现实表明越来越回避不了。于是有人想修正理论，也有人在研究方法和文字表述上用阶层分析代替阶级分析，暂时含糊过去，但是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国际上如何讲“阶层”，岂不是开“国际玩笑”?但是可以讲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集团。分析国际矛盾例如南北问题、跨国公司问题，等等，无法回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之间的矛盾，本质上还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回避了阶级分析，国际斗争就缺少科学依据，搞不好就成了机会主义，反倒对自身利益不利。阶级分析方法早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使用了，到李嘉图手里得到很大发挥，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能允许的极限。阶级分析是经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才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而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摒弃。因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阶级分析方法太“烫手”，搞不好不光砸饭碗，还累及身家性命。例如凯恩斯就认为，阶级斗争不过是“令人厌烦的混乱”，(34)因而他的《通论》既忽略阶级，也“忽略”垄断的作用。正如奥斯卡·兰格所说，这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局限。(35)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站在物质上富有的、精神上“有教养的”大资产阶级一边，他认为“令人厌烦的混乱”，真正是言为心声。中国现今的学者，极为富有的也不算多，还是小资和中产居多。其实中国的小资和中产，地位很不稳定，基本上就是穷人，或者随时可能变成穷人。既是穷人，凭什么跟凯恩斯站在一边，而且也不够“资格”：资产的“格”。有些年青学者是一时糊涂：自己是穷人，却拥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分明是提着自己的猪头，拜人家的庙门(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当代被“依附论”学者所继承，证明是穷国认识自身利益的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依附论”学者的成就一向是被严重低估了的，这在西方国家很自然。可在中国也遭到冷遇，就不那么自然了。“依附”理论的成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方法，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附论”的理论成就和国际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真正的“穷人经济学”或“穷国经济学 ”，或真正有价值的“发展经济学”。历史经验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包括阶级分析方法，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连自己的利益在哪里都可能认识不清，甚至误把西方国家的利益认作自己的利益，很可能迷失方向而丧失自己的根本利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看法比中国一些人清醒。例如罗伯特·吉尔平说：“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对资本主义的一般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还是有用的。只要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强调的那些资本主义缺陷——资本主义发展中‘繁荣和萧条’周期、大量的财富和广泛的贫困并存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对市场份额的激烈追逐——依旧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会继续流传下去。”(36)这不是西方个别学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尚且有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就不仅是有用了，而是须臾不可离开，更不能放弃。否则，立马就吃苦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要处理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又要处理好执政党和政府同资本的关系，还要处理好执政党政府同劳动的关系。这就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有关学说。既不能如当下泛起的极“左”思潮所主张的回到“阶级斗争时代”;也不能完全漠视社会分化，使其处于“自由放任”状态，而是要加以引导和有效管理，使其纳入符合社会根本利益“和谐社会”的轨道。用阶层分析代替不了阶级分析，因为阶层毕竟只是阶级的“层”。西方的国家垄断调节和福利国家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政府力图驾御垄断资本。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要学会驾御国际国内资本的本领。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也难以避免社会分化的今天，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如何与时俱进地发展这一理论，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挑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和实践的难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很快，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需要坚持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四、关于实证方法和沃勒斯坦的“一体化”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古代叫经世致用，原是中国历史上“阳明学派”的主张和实践。梁启超说：阳明学派“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37)可见理论联系实际，救亡图存，富民强国，这也是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一部分，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风所要求的和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精神财富。西方学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样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这种双重(政治与经济互动——引者注)研究的前提，是将理论问题研究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38)在这方面，西方一些学者的著作做得不错。我们可以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他们的某些观点，但是应当承认他们的著作一般来说视野开阔，熟悉现实，资料丰富，信息量大，这样理论联系起现实来比较得心应手。在我国理论联系实际，说起来无人反对，但做起来往往是两层皮。一种风气吹来已久，就是回避现实，回避政治，实际上又回避不掉，使得国内一些理论著作写出来干巴巴，讲出来学生打瞌睡。这实际上是学风颓败的表现，本质上与明代学者回避现实，专搞“明心见性”的所谓研究是一路。明顾炎武(1613-1682)对此批评说：“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39)可见，顾炎武认为是这种学风导致明朝亡了天下。一种学风可以亡国，不完全是危言耸听。其实任何时代，学风只是一定时期的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反映。就现实而论，名为“政治经济学”，而且加上“国际”二字，如何回避得了现实?个中原因虽然不难理解，但是平心而论，回避现实对学者自身的学术成长并不有利，实际上是自废武功，害己害人。当然，理论联系实际难度大，不容易做，是一件费功夫也考功夫的事情。然而，惟其如此，才更有意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推崇实证研究方法，而自己恰恰由于“去政治化”而不能实证。马克思说：“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40)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实证经济学?因为它不仅“观察”而且揭示了“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而西方经济学用萨缪尔逊的自白是“省略了‘阶级斗争’”。“省略”了阶级斗争，必然与实际生活相矛盾，如何“实证”，又如何“科学”得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规范经济学，又是实证经济学。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经过长期“去政治化”的处理，光顾了“规范”却自废武功而无力“实证”，所以被凯恩斯嘲笑为“不是学说，只是一种方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这也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以及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根本原因所在。

　　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方法。总的说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最有优势，而现代西方理论“不够用”。这是西方“回归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因。但是西方学者对于研究国际问题，在方法论方面自有创新之处。最突出的代表是沃勒斯坦创造的“一体化”研究方法。

　　在沃勒斯坦看来，国际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他指出，“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如果某人的研究只集中在各种组织，其意义是有限的;如果研究集中在社会体系，其研究将一无所获。我不采用多学科方法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41)沃勒斯坦所使用的“一体化”研究方法，是“力求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军事学、宗教学 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融为一体，不是简单的拼凑综合，而是有机的联系衔接成为一个整体，力求从整体上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脉络和历史轨迹。”(42)可见，沃勒斯坦创造和使用的“一体化”研究方法与跨学科方法不同，要求也更高，而比单学科的传统方法的要求就更高。这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难度很大，要求很高的方法。笔者认为，“一体化”方法是当代社会科学很有前途的一种新方法。

　　第四节 建立适合国情的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学术的指挥棒和生命线，它决定学术界的方向和生态环境，也能决定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败。不良的学术生态不变，错误的学术规范依旧，不要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新生儿”生不出来，生出来也活不了;说一句不算危言耸听的话，就连老学科甚至整个中国的学术都可能被“搞死”。

　　据有关评论，过去二十多年，我国出版的文科学术著作数量惊人，GDP贡献很大，堪称世界大国。其中也确有不少好书，但所占比例很低，结果是学术成果总体质量不高。以至于我国学者撰写的许多学术著作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问题在文风搞坏了，学术规范歪了。坏文风成为“萨斯”(“非典”)，传播极快，污染学术生态环境，也污染学者。起初还有点看不惯，时间一长，见怪不怪，“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不要小看文风，会搞死人的，会葬送事业的。延安整风的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八股”也是“洋八股”，当时是“苏联式”的。如今需要反对的“洋八股”是“西式”的，主要是“美式”的。反对“洋八股”以改进文风，必然要求端正学术规范。这个问题终于提上了最高中枢的议事日程。

　　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大力改进学风和文风”(43)这个问题关系极大，涉及范围也很广，这里只谈学术及其规范，因为它关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孩子”能否生出来，或者胎死腹中，所以提出来讨论。

　　一、全民搞学术，如同“大炼钢铁”

　　学术这东西，不是象牙塔里的专利，没那么神秘。一般人，只要学有专长，不经过大学训练一样搞得出色。这方面的例子太多，远的不说，现代人理有华罗庚，文有钱穆，都是自学成才的大家。正因为需要学有专长，就不是谁都能搞的，社会也不需要谁都去搞。“文革”时期工农兵推倒了“象牙塔”，师道没了尊严，嘲笑了“马尾巴的功能”，在一般人思想里似乎学术就人人搞得了。现在搞得从幼儿园到大学，凡教师提职称一律要求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甚至机关干部提职也要求发表“论文”。至于硕士生和博士生要取得学位，更要求在核心刊物发表，副教授、教授每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什么级别的刊物多少分，完不成“分”的，一没面子，二没奖金，三不能晋级，结果搞得到处抄袭，丑闻不断，真正逼良为娼，莫此为甚。搞出来的科研成果，不能说都不行，但是据有关专家认为，大部分属于低水平重复，直如“大炼钢铁”，劳民伤财不说，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最吃亏倒霉的是学生，学不着东西。

　　大学教师搞科研，这是提高师资和教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先师关梦觉教授曾说：“教书不搞科研，到顶是个教书匠。”科研是教师自身发展的硬道理，但是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在国家重点大学主持重点学科，科研自是生命线。大学里也需要教书匠，就全国总体而言，更多的大学教师的定位其实应当是教书匠，即以教学为主不是不搞科研，但不是现在这种搞法。少数科研高手在真正的高水平大学(不是现在所谓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现在已经搞乱了，甚至糟蹋了)和研究机构组成“国家队”，集中资源搞高水平课题攻坚，科学家与教书匠分工合作，相得益彰，这样教育事业才有希望。这才能体现斯密讲的分工的优势和效率。教书教得好，一样享有高名、社会地位和优厚待遇。强于现在“大炼钢铁”，结果教学科研都上不去。这叫“刘二爷剥蒜——两耽误”。一个好的教书匠也不容易呢。孔子述而不作，弟子三千，一辈子没有科研成果，不就是个教书匠吗?但是功垂千载，流芳百世。现在时代不同了，教书匠的定位也不是不搞科研，但是方向不同，要求不同，主要精力放在教材建设和教学法研究等方面。美国的大学分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和教学型学院(Teaching College)，分工明确，但又不绝对，麻省理工学院不叫大学，一样是世界名牌。我们可好，全都是大学，全都搞科研，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赶鸭子上架，学校里没有学术氛围，教师们却忙于各类科研项目，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是一种无序，闹个大家乐和，“利益均沾”，总体效益很差。搞到这个程度，问题不在教师，也不在学校，正如刘国光教授所说，在主管部门。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仅教学和科研管理，就连教学和科研方向，都出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44)讲话原文批评主管部门的字样，发表时删去了。但是意见没有删去，这种带有根本方向的问题显然大学没有权力决定。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至今没有纠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 “稀饭(“西”范)”乎?“中饭(“中”范)乎?

　　“规范”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可见，学术规范就是作学问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浪潮一冲，中国自己“约定俗成”的科研标准被冲掉了。科研管理也“规范化”了，一切以“红头文件”为准。但是文件以什么为准呢?当然以国际标准为标准，简称“国标”。这样一来管理简便，表格一填，电脑一输，硬杠一卡，管理效率很高，也方便，外行管理内行，得心应手，特受管理部门欢迎。但是问题也就来了。科研不是交谊舞，只有一个“国标”，就是“华尔兹”，大秧歌扭得再好，不入流。科研实在复杂得很，以自然科学而论，袁隆平，大名鼎鼎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墙里开花墙外红，2007年被美国科学院评为外籍院士，但是多少年来硬是评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社会科学还有个意识形态问题，就更复杂了。例如以陈岱老为例，老先生一辈子述而不作，走孔子的路子，直到晚年才出版一本小册子叫《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还是讲义。按照现在的“国标”，在北大根本混不下去。以中国近年来经济学家的争论看，笔者认为2005年刘国光同志的两次讲话代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水平。可是如果按照唯“国标”是论的某些人看来，刘老先生连经济学家的“格”都不够。可见，问题出在“国标”本身，出在学术标准或学术规范本身。改进学风和文风，就要建立正确的学术规范。因为学术规范是学术的指挥棒，是关乎学术兴衰的要素，是决定学者生死的命门。

　　学术成果贵在创见，学术本身贵在独立。这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具有“普世价值”。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在于其独立而已。”不独立，毋宁死，这是一代宗师王国维先生投湖的根本原因。(45)陈寅恪也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46)所以独立是学术的生命线，这里暗含着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就是中华民族利益。崇尚独立，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独立，这是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人民和学者最可宝贵的品格，也是全球化的今天学者最可宝贵的品格。把中国的学术标准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术标准简单地定位于国际标准，在“西方中心论”统治全球的今天，实际上是以西方国家认可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就是确立一个“西范(稀饭)”，不符合“西范”的，就没有项目，没有经费，不能评奖，甚至不能发表，不能提职(称);一句话，不合“西范”，就不“开饭”。即使开饭也只是开“稀饭”，吃不饱，也饿不死，只能自费搞科研。这种学术规范，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也脱离了中国实际和国情。长此以往，不加纠正，即使不象顾炎武所言“亡党亡国”，学术也是要衰落甚至灭亡的。

　　学术标准或规范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学科自主，学术自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陈岱老对西方经济学的这“十六字令”，可以作为制定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指导思想。洋为中用，以我为主，既适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又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以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学术地位为宗旨，既不反对也不强求与国际接轨，接轨也要有自己的方式;不要怕人家不承认，众口铄金，成了气候，就承认了。这样坚持下去，久而久之，才能形成中国学派，才能培养出与我泱泱大国地位相称的中国学术气派。

　　三、 从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争论看我国学术规范

　　近年来伴随着对实践中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和对改革的理论反思深入，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争论。争论是实践中的矛盾在理论上的反应。此次大规模争论发自民间，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所以一向力主“不争论”的官方政策并未加干涉。两派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实际上奉行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规范。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学术标准的改变，基本原因是大气候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西方思潮成为“主流”，西方标准成为指挥棒。在这一背景下，学术标准的改变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以诺贝尔奖为最高标准，这也是“老谋子”(张艺谋)争夺奥斯卡奖的路子。中国经济学家开始热身，“运动”诺贝尔奖。但是这个标准实在不易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这就是二，以文章发表于国际“核心刊物”为标准，这叫与“国际接轨”。国际核心刊物一定是英美国家的，也就是以英文发表，其观点和学术话语为西方认可。比如笔者当年曾在苏联以俄文发表的，而且以批判《西方经济思潮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为题，肯定遭到封杀。不封杀也不行。其实国际核心刊物发表也不容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难以实现。于是再退而求其次，就是三，以文章发表于国内核心刊物或获哪一级奖励，或取得哪一级课题资助为准，内容完全不管。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话语权+“版面费”，是“功夫在诗外”。这三条标准比程咬金的“三板斧”还厉害，因为这“三板斧”砍下去，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经济学家队伍就“纯洁”了，一般人连教授都“提”不上，也就与经济学家无缘了。同时这“三板斧”砍下去，差不多就逼良为娼了。可是这“三板斧”，说到底只是“一板斧”，就是英美标准，“洋”标准。

　　说到学术标准，有个香港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界两派咬成一团，看不过眼，放出了一句重话：“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如石投湖，颇激起一阵涟漪。一时间，有因对“主流”经济学家“解恨”而叫好的，有因“伤自尊”或抱不平而叫骂的，也有乘机起哄的，插科打诨的，惟恐天下不乱的，等等，不一而足。敢放出此种重话的人一定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否则既没资格也没胆量居高临下，放言高论，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据说中国现有几十万吃经济学这碗饭而成为“家”的人，不愧为时代的显学。据此公说，经济学的国际标准是判定真伪经济学家的好方法。目前世界上被优秀的经济学家看中的经济学期刊有二十种，被一流经济学家尊重的有十二至十五种。衡量经济学家，首先看他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和被引用的情况。说到底，还是英美标准，到底是香港学者，出言就是英美标准，能与国际接轨，只是话说出来有股“九七”前的港腔。可是人家郎咸平也是香港学者，看来不可一概而论。凡事专以英美标准为标准，在中国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半殖民地心态。要说有多久，百年以上总是有的。中国人在清道光(1821-1851)年以前的通病是妄自尊大，后来一些人走向反面，一蟹不如一蟹，终于失去自信，所以引起鲁迅先生的质问：“中国人失去自信了吗?”直到1949年以后普通中国人的自信才逐渐恢复。近年来经不住“第三次浪潮”一冲，或者作了“海龟”到公海里或潮头上游一游，世面是见了，一些人的自信也就冲没了。或者自以为完成了国际化的“学术转型”，接了“鬼”(轨)了。可惜的是，这些学者在海外呆久了，满以为自己是国际化了，其实是“去中国化”了。中国学者无论怎样“去中国化”，一对黑眼珠是扣不下去的，一身“黄皮”是蜕不去的，文化是你的DNA，没办法变的。

　　说到这里，讲个插曲，是亲身经历，说出来一不怕自爆其丑，二也搏大家一笑。经济学家，在八十年代是一顶何等荣耀的桂冠(据说是社会科学之冠)，笔者当年跟着大经济学家关梦觉先生学步攻博，还不是一门心思当经济学家，虽不能至，也心向往之。但是人比较苯，底子又薄，所以相信勤能补拙，玩儿命写文章，也浪了点虚名。之后突然悟出一点道理：名利相较，虽都是空，但是利这东西还可以“五花马，千斤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名这东西其实最空，说不是就什么也不是。于是到九二年春弃学之时，竟然“义无返顾”，想起来很是对不起母校吉林大学。没想到转眼到前些年，竟然不幸言中，经济学家的名声犹如纸币贬值，那叫一个快，竟然顶风臭四十里。每在饭局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开始胡说八道，有时蹦出点“高论”来，时有新朋友问：“哎，你是学什么的?”笔者顿时心虚，不堪招架，只能借着酒精打马虎眼：“哪里，哪里，混饭，混饭。”这也不是矫情瞎编，前些年北京就是有流言，说出门不要被认出是经济学家，否则要“挨板儿砖”的。“挨板儿砖”者，北京土话，就是被穷人用砖头砸脑袋也!试想，笔者一向服膺马克思及其主义，为国家百姓没少呐喊，甚至为此受屈，真要挨了板砖，岂不比窦娥还冤!所以，如今经济学家，门槛太高，“机会成本”更高，仔细盘算，不当也罢。

　　“标准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学家所为何事?目的不同，标准自然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又使人想起上文已经提到的中国明代以来思想界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孔孟创立的儒学本是鼓励读书人入世，用世，以天下为己任的。汉代以后，儒学日益沦为统治术。自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元、明、清三朝科考明确规定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将科考作为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诱导天下书生追逐功名利禄的统治工具。更鼓吹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于是学术沦为“死学”，其唯一功能是沦为学者猎取个人名利富贵的敲门砖，于社会进步无用了。至明代中期出了个王阳明，经逆境后的独立思考，创立“知行合一”学说，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于是一扫千年的颓败学风。由于顺应社会需要，“阳明学派”顿时成为“扬名”学派，蜚声海内外，以后又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著名学者不断弘扬，历久不衰。百多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无不受其影响，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代人，早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毕生投身革命事业，学习洋学(马克思主义)，又不迷信洋学(包括苏联经验)，坚持独立思考，自主创新，虽历经曲折，终于不坠，这才有中国现在的局面。中国成功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政治标准，还是学术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用”的标准：看对中国图强崛起有没有用。用，应当成为中国学术的“国家标准”。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至于个人的标准，不想“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向往读书作官发财，“读书为稻梁谋”，为“黄金屋”，为“颜如玉”，为“千钟粟”，为留学后作“传教士”或洋买办，诸如此类，这都是个人自由，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属于个人“标准”。个人标准，可以用于家教，不能用来误导社会的。读书完全没有个人考虑，那是圣贤。普通人，按季羡林先生的说法，60%考虑自己，40%考虑别人，就是好人。其实读书之中，读书之余考虑别人，关注社会，包括关心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的“好人”，就是现在也不在少数。

　　说到底，以西方学术标准为中国标准(特别是西方以名利为诱饵加以引导)，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是为了给中国知识分子洗脑，并通过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洗脑，使中国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使中国永远不再能够产生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独立不羁，永远打不垮的民族英雄以及近代以来能够对于西学进行独立思考的民族文化精英。这样一来，国际垄断资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将中国“全球化”。将中国“摆平”以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将不在话下(至少美国人这样认为)。剩下几个发达国家再分而治之，逐一“化”去，全球“美国化”指日可待。布什的干法，将白宫的这一目的透露得一清二楚。所以，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和中国问题的学术这样立标准，这种标准需要修订。中国要崛起，中华要复兴，必须搞一点“特立独行”，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学科和问题上自立实用的学术标准，政府带头推动，扭转颓败的士风学风。至少社会科学应当这样做。

　　一些原有才华的学界朋友，八十年代以后出国深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跻身于海外学林，有的还颇被看重，实属不易。笔者作为同时代的学人，眼看着他们出去的种种艰辛。现今他们收入丰厚，也是奋斗所得，人有所值。大陆有学者对此说三道四，不免露出酸气。据笔者观察，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改革开放以后留学海外学有所成，又服务于外国机构而不失中国赤子心的，首推本家的郑永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郑永年为国人推重，不独因其身居海外，慧眼所及，处处为国进言;而且在于他作为中国学人的风骨，绝没有那种“汉儿傍得胡儿睡，便向宗邦傲汉人”的恶俗。留学海外，最忌有挟洋自重之嫌，历来为正派学者所不齿。例如钱中书先生在《围城》里刻画了一位任民国地方教育局长的“海龟”嘴脸——手提文明棍，言必称英国，一张嘴还磕巴：“兄——兄弟我，我，我在英——英国的时候”云云，电视连续剧有这个镜头，十分可笑。

　　平心而论，前述那位大陆出去的香港学者在海外谋生，个人奋斗到如今，也很不容易。我们留在国内的“土鳖”不可以存门户之见。问题在于其观点也大可商榷。

　　首先是大肆宣传以国际标准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标准”，看起来似乎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客观上是误导中国。等于帮美国队往中国球门里踢球，或自己踢自己的“乌龙”，这种事干不得。把国际标准作为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做“国际人”，那是个人私事，别人毋庸置喙。其次，“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种话岂能说得?“众怒难犯”还是小事，实在犯了也无所谓，主要是这话里透出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学术“贵族”气，由于其标准是西方标准，也是错误标准，实际上透出的乃是一种“西崽”气质，这是要不得的。这种殖民地学者(或殖民地官员，都是一样)气息，虽然“气焰熏人”，但当事人往往自己不觉得，还挺美，自我陶醉，属于“当局者迷”一类，一般人也见怪不怪，还颇有些人艳羡不已。近年来报刊不时出现一些颇为出格的“西崽”言论，按照“俞权域标准”衡量是属于有某种嫌疑的，可当事人却浑不觉察，甚至于在笔者看来此种人近来有竞相比赛谁人“胆儿肥”(东北俗语，指胆儿大)之嫌疑。这是否是党的十七大前的某种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国外对中国政府施压的某种呼应，反映某种政治动向，笔者不敢妄断，但至少算是现如今中国转型期的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学术生态。再次，丁先生在大陆讲学，主张政府加大投入，打造最好的大学经济系，使教授收入最高，毕业生收入也最高，“只要目标对了，投入越大产出越多”。一句话，化钱堆，重金之下，必有一流大学。这是典型的“经济人”导向，是孟子所鄙视的“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也是全球化条件下学者个人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美国办大学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路子，结果世界各国的学者往美国跑。这也是误导，提高真才实学者的待遇，这一点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但是不能搬，也搬不起。搬得起也不能照搬，因为同样道理：只要目标错了，投入越大产出越小，甚至产出为负。

　　这里对有些看法提出商榷，并无意说其有意误导。相反，据本人观察，海外学者无不真诚地希望中国学术进步。但在海外待久了，谋生立足不易，全靠个人奋斗，有些人再加上其它个人原因或政治原因，知识结构连带思想感情和价值判断难免起变化，对国情也日渐隔膜疏离，所以说话做事有时候难免事与愿违。这也是某些有才华的中国学者留洋生活或流亡生活久了，回国以后，其学术观点反倒不如出国前为国人所接受的一个原因，倒不是江郎才尽，主要是经历坎坷所致，想来也挺可惜的。

　　注释：

　　①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同上。

　　③ 1882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紧急向中国乞援。清朝政府遂派丁汝昌率海军驰援，驱逐日军。1885年又派袁世凯护送朝鲜大院君回国，并出任商务委员，协助支撑危局。

　　④ 中国古代的理番院的“番”，系指周边的少数民族。所以，它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民委，是一点不错的。

　　⑤ 《尚书·舜典》

　　⑥ 见《春秋毂梁传·僖公九年》

　　⑦ 见《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

　　⑧ 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

　　⑨ 闾为中国古代基层组织单位，25户为一闾。前句“宾者”在春秋年代似应为男士，但字面上看不出性别，按现在习惯，译成迎宾小姐，无伤大雅，搏读者一笑。

　　⑩ 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1)魏源·《圣武记》。

　　(12)(美)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3、5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九十年代的喧嚣》，中译本，第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14)同上。

　　(15)同上。

　　(16)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卷首语。

　　⑪ (17)(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中译本出版者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鲁迅诗句：《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⑫ (19)(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第一卷，第4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⑬ (20)同①。

　　⑭ (21)参见张文木：《战略能力决定国家命运》，2007年2月1日《环球时报》。

　　(22)本段受益于吉尔平对霸权稳定论的阐述，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第三章第二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⑮ (23)郑彪：《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24)陈岱荪：《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高等教育战线》1997年第12期。

　　(25)郑永年：《中国应该预防思维美国化》，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转引自《国际在线》2007年8月22日。

　　(26)同①。

　　(27)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28)在一本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的尾页附有一张致中国教师的反馈表，内称：“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的教育界，提升教学质量，2003年麦格劳-希尔教师服务中心在京成立。在您确认将本书作为指定教材后，请您填好以下表格并经系主任签字盖章后寄回，麦格劳-希尔教师服务中心将免费向您提供相应教学课件，或网络化课程管理资源。”(参见(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尾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本教材资料丰富，对于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参考资料是有益的，作为研究生的参考阅读资料也是可以的，但是直接作为大学教材使用是不妥的。而且，2003年美国已经在北京设置这样的“教师‘服务’机构”，等于“服务”到家了，这种做法，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29)(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译本，第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31)同上，第144页。

　　(32)(英)M·C 霍华德、 J·E 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929-1990》，中译本，第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33)《马恩选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43页。

　　(34)同(32)，第10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35)同上，第95页。

　　(36)(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第9-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38)(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9)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70页。

　　(4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第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2)庞卓恒：《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第1、2卷序，同上，第10页。

　　(43)胡锦涛同志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200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通栏标题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44)刘国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些问题》，2005年11月21日《浙江日报》。

　　(45)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6)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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