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冲突”与民族冲突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有不同的派别，也有温和派。现在掌控布什政府的原教旨主义是其中最极端最凶残的派别，骨子里充满对异教徒的杀机。这在中世纪的八次十字军东征和近代欧洲宗教战争、宗教改革前后的历史中都得以充分地表现。近代以来这种宗教的狂热和杀机与资本的性格相融合，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血与火”的历史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悲惨世界”中都有极为典型的表现。西方文化中这种宗教的狂热、偏激和杀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在二十世纪，由于人类的进步，特别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资本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和法制的节制，西方宗教的狂热和偏见也受到压制，但是一有机会就会发作，例如表现为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歇斯底里。二战时的德国与日本，同为法西斯，但是前者与宗教密切相关，后者主要与日本岛国政治文化的负面因素相联系。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毒素而今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重新发作起来，在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当代新“十字军东征”的叫嚣和政策中得以体现，与希特勒当年堪可比拟。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如此疯狂，而是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但是原教旨主义对西方一般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主宰了西方的政治哲学，这样一来世界就在劫难逃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也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其实布什及其“狗头军师”使用的十字军的比喻是颇为不祥的，历史上西方八次十字军东征，均已失败告终，当年的阿拉伯人是很厉害的。中世纪阿拉伯人在中西之间树立的这个无可逾越的政治屏障，对中国的外部环境是有利的，所以阿拉伯人历史上就是中国的朋友。但是1453年以后，西方民族国家兴起，早年强大称雄的阿拉伯文明逐渐在西方的分化、打击和宰割下衰落至今，被西方报了中世纪历史的“一箭之仇”，也是触目惊心的，可为今天中国认真借鉴的历史教训。从最早葡萄牙人的“十字军”到当代美国“十字军”，西方文化的所谓“政治使命感”都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原教旨主义。只不过事过境迁，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不同了，穿上了“西装革履”：现代的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等。卡特是作过总统的，他对此中奥秘当然心知肚明。他在2002年说，现今“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各种教派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都明显地趋向于原教旨主义。”(47)这是世界政治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倒退。他对什么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因为我与上帝结盟，所以我高人一等，我的观点应该流行，任何与我意见不同的人本来就是错误的’，进而推论，那些人本来就‘低人一等’，最后得出结论：他们只是‘近似人类的人’，因此，他们的生活不重要。这一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紧张的宗教冲突。”(48)卡特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说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圣经的原意比较，还是相当委婉和含蓄。需要根据圣经“翻译”一下：所谓“意见不同的人”就是指“异教徒”;所谓“近似人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不重要”，其实是他们“不是人”和“他们的生活不重要”，这里有翻译错误，因为“生命”和“生活”在英文中是一个词(life)。所谓“得出结论;他们的生命不重要”，就是“杀异教徒”。所谓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紧张的宗教冲突”，其实不仅是造成宗教冲突，也包括意识形态冲突、制度冲突和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的基督教含义也是当代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就是“杀异教徒”。这不仅是因为现在罗马教皇与美国早已经结成“神圣同盟”(国际政治同盟)，而且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渗入西方文化的骨髓。离开宗教，对西方文化和政治无法正确解读。但是实际上，在那些人心里，真的是上帝与他“同在”吗?没有的事，上帝只是虚幻，只有他自己。卡特作过总统，上面的话说得委婉，不如学者来得直率。一位西方人写道：“一个奇怪的氛围弥漫在小布什的周围：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的妻子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赖斯的父亲是亚拉巴马州的传教士;领导总统讲话写作班子的麦克尔·吉尔森毕业于素有‘福音会哈佛’的惠顿学院。此人赞同基督教极右派的预言，认为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即将到来，反基督者将再次来临，然后是救世主即将显现。白宫的全体人员都参加每天的《圣经》学习小组。现在，总统府象一个巨大的祈祷厅。那些当权的人早晚集体阅读《圣经》之余，处理着美国和世界大事。”(49)在“主义的冲突”历史“终结”以后，世界进入混乱无序状态，“春秋无义战”频频发生，既无主义更无正义可言，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回归，以此为他们向一切敌对国家发动战争作舆论准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谁是异教徒和敌人，理论上没有确定的含义，但是实践上是清楚的，说到底，还不就是布什手里的屎盆子，说扣谁就扣谁。
国际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义冲突，只是表象，背后是集团和国家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前途。但是这也只是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解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文化层面上作进一步的解读，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固然主义的冲突只是现象，利益的冲突是本质。但是在利益的冲突后面，已经不仅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图穷匕见出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华丽辞藻掩盖下的，是民族的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民族的冲突，比主义的冲突更深刻。西方文明是盎格鲁·撒克逊主导的文明。亨廷顿把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列为八大文明。它们依次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其实搞这么多文明并列，玩的是障眼法。在西方人眼里，现今称得上或有资格与西方文明冲突，或说有资格被西方文明视为对手的无非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中国)、东正教文明(俄罗斯)和伊斯兰文明(阿拉伯国家)。历史无数次证明，对手(民族)消灭了，文明就没了。如同1453年拜占庭帝国覆灭，拜占庭文明就消失了一样。所以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民族的冲突，但是后者好说不好听，还是“文明的冲突”的提法更“文明”一些。其实都是一样，图穷匕见。问题还在于，美英做事既阴险又不留余地，1453年拜占廷文明灭亡以后，几百年来阿拉伯文明对于基督教文明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到二战以后英国又弄出个以色列来，把个阿拉伯世界搞得人仰马翻不算，美国还要占人家园，灭人种族和文明，仅仅是为了中东的石油和战略位置。阿拉伯人眼看没有活路，被迫走上“恐怖主义”道路，无非是拼死作最后一搏。所谓“恐怖主义”，表面上很“恐怖”，本质上也是可怜巴巴的“主义”。所以，“文明的冲突”既是人类原始的冲突，也是最现代的冲突，或许是最后的冲突，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在今天需要修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是“最后的斗争”，因为那只是“主义的冲突”。“最后的斗争”是“文明的冲突”。当“文明的冲突”历史也终结了，地球经过“核冬天”的“洗礼”，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同某小说中所描写的，就剩下一个人(与基督同在的民族)，还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好还有一个卖大饼的。那时地球上只剩下20%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就都不那么危机了，剩下的人类极少数白人精英(有色人种的精英不要存此等妄想)，还可以从容研究宇宙移民问题。现在不是已经在为极少数超级富豪着手准备后路了吗?发展中国家的富豪们(例如阿拉伯的石油巨富们)以为，凭着手里的“旧船票”(巨额石油美圆)能够登上通往太空移民点的“布什号”客船(宇宙飞船)吗?如果他们懂一点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就应当明白该支持谁，该往哪里撒钱。从伊朗要在中国建油库，看得出来，事情在起变化。伊朗的强硬，源于政治上清醒，心理上坚强，其实对美国人，他们看得很透。阿拉伯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历史上长期强大的民族，现在也不乏高人，不是白给的(它致命的问题是不团结，也是由于上了殖民者的套)。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变化的。变亦变，不变亦变。中国就是要在变中崛起和复兴。
当代“文明的冲突”表现为种族的冲突，在美国“反恐战争”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恐怖主义”者似乎是一些沉默寡言、只做不说，上来就拼命的人，其实有深刻的政治头脑。“恐怖主义”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索罗斯有一个不乏深刻的说明。他说：“在本·拉登看来，美国的文明是退化的文明(这是不乏深刻的思想——引者)。美国富裕而强大，但没有真正的信仰(同样不乏深刻——引者)。为了使信仰获胜，必须毁灭美国文明。而毁灭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美国的弱点：畏惧死亡。美国对恐怖主义袭击做出的回应将是竭力打击看不见的敌人。因为罪魁祸首一直不见踪影，美国的本能反应就是找到一个无辜的替罪羊。而替罪羊一定是穆斯林，而伊斯兰将被激怒，以致于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挑起普遍对抗。尽管西方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但是伊斯兰将最终取得胜利，因为它具有主要的竞争性优势：伊斯兰人不畏惧死亡。”(50)索罗斯的这段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而本·拉登则是魔鬼般天才的超级国际战略家。他接着分析道：“到目前为止，事态的发展符合了我推演出来的本·拉登的疯狂预期。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楼确实坍塌了，使恐怖主义袭击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匪夷所思。而布什总统做出的回应就是向恐怖主义宣战。本·拉登真正的期望无疑就是美国反击阿富汗;那就是为什么本·拉登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两天，指使刺客暗杀了阿富汗的马苏德将军(Ahmed Shah Massoud)，一名唯一能够有效地组织战役组织反对塔利班军队的指挥官。美国入侵伊拉克不啻为送给本·拉登的意外的礼物。来到阿拉伯土地的美国士兵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基地组织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沉睡的细胞苏醒了。据说，在沙特阿拉伯，大约3000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人离开了本国。这3000人里，必定有一部分活跃在伊拉克。布什总统说伊拉克已经成为反恐战争的中心前线，此话不假。无论布什总统是否知情，他已经陷入了恐怖分子的盘算之中。”(51)
文明的冲突演化成民族的冲突，盎格鲁·萨克逊人正在阿拉伯人的战略诱导下，同阿拉伯人在中东展开对决。结果会如何呢?美国有军事优势，它可以赢得战争。阿拉伯人有道义优势和“竞争性优势”，它可以赢得胜利。美国右翼太狂，他们不过是一些不懂辩证法的“唯武器论者”和“唯实力论者”，苏联解体使得他们忘乎所以，现在一只脚还陷在伊拉克，就迫不及待地将枪口对准中国，同时又对准俄罗斯，希特勒尚且懂得避免两面作战，美国如此疯狂，结果会如何，难道还需要论证吗?他们不过是一群现代尼采，尼采最后疯掉了，他们现在就“疯”掉了。其实他们没有真疯，问题在于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无限膨胀，加上宗教中毒太深，已经不是不管别人死活，而是为了自己活得好，根本不让别人活，逼得全世界被迫合伙与他们拼命。这样一来，形势就必然逆转。
中国几千年的古代优秀文明，如同“太极拳”、“少林拳”，于今仍有用武之地，必须发扬光大，健脑健体，强身防身。中华文明这套古老的“功夫”，西方没有。西方文明基本上是近五百年兴起的文明，其核心竞争力是宗教的狂热、偏见和野蛮(野蛮对文明，一直是一种强大的竞争力，如古代的斯巴达对雅典)加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如原子弹、导弹、航天、高科技一类如同西方的“拳击术”，中国必须全部学到手，加以创新。文明不好学，野蛮好学。中国原也是崇文尚武的民族。这样学习下来，中国人就有中西两套功夫对付西方一套拳。再“祭”出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法宝，在《战国策》、合纵连横的基础上，推动出一个无形的当代国际统一战线，纵使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其奈我中华民族何?待到中国崛起，他日更将纵横捭阖于世界舞台，展开其有声有色的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看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顶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遥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52)那么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看正在崛起的中国，它就已经是乘风破浪于世界公海、八方围堵也不能阻拦的一艘巨轮，是东方重新升起的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修炼了七七四十九天后登炉而出、正在得道成仙的孙悟空。玉帝当初既是小心眼，也是被宵小包围，听信西学谗言，迷信武力，以至于犯了战略错误。要是有东方智慧，采用怀柔之术，早封了孙悟空“齐天大圣”，何至于撕破脸皮，后来打上灵霄宝殿，大闹天宫?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压在五行山底下的孙悟空，已经恢复了当年的自信。
谈到文明冲突与民族冲突，需要对日本说上几句。日本是近代西方列强中唯一的有色人种，是列强中的“少数民族”。日本文明在东亚是一个晚近发展的文明，因此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隋唐文化的边缘上发展起来，近代又嫁接了西方文明。日本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没有得其精妙，例如仁义礼智信这些“精华素”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有限，只得些皮毛，多为表面文章。例如历代日本天皇的名讳中都有一个“仁”字，但是日本对于自己民族以及文明的母体——中国的态度，前恭而后倨，近代以来很少释放出善意，完全看不出来，反而几次加害于其文明母体。其民族精神的深处，其实有很隐蔽的自卑感在作祟，因为其文明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如同日本人的礼节，烦琐而多表面文章。日本人内心崇尚强者，蔑视弱者，完全是西方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但是毕竟日本与中国半是同文同种，其现代文化其实属于中西之间的一个边缘地带。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其文化出了日本列岛，在亚洲以外的影响有限。战后日本的政治捏在美国人手里，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搞得半死。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冲突中，日本文明被亨廷顿列于中华文明之后，这是何意?如果日本以为自己是世界经济大国，在文明的冲突中可保无忧，可能就打错了算盘。其实即使日本右翼，与美国右翼也不是一回事，因为DNA不同。既然日本文明是介于中西之间，毕竟离中国近得多些，根子在中国。在当代文明冲突的格局中，中日文明有没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衰落真的对日本有利?日本在西方人、美国人内心深处，究竟是同类还是异类?抑或也是“异教徒”?所以，处理二十一世纪日中关系，不光需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还要有关于文明的思考，要有战略眼光。关于文明的思考，比关于主义的思考来得深刻。文明冲突的实质是盎格鲁·萨克逊要横扫一切异教徒，日本的利益在哪里呢?日本人喜欢读《三国演义》，须知中日均被大洋彼岸的国家欺负，中日修好，则成”“犄角之势”，则“亚洲雄风震天吼”，白种人拿黄种人没办法。日本人也熟悉《西游记》，中日是孙悟空，大洋彼岸的国家是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行山。与中国修好，则不用唐僧搭救，五行山不推自倒。孙悟空解放出来，不是大闹天宫，而是做善事，成正果。对世界进步有大作用，日本也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和利益。否则，与中国较劲，叫板，没有用的，越不过去。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最近李光耀先生也说：日本也不能与中国抗衡。所以，中日两国，抗衡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修好则比翼齐飞，腾飞世界。日本人不是崇拜唐代中国吗?唐初四杰的王勃有诗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中日，如能象战后法德一样化敌为友，则将化腐朽为神奇，对世界和平进步，对亚洲振兴，对两国自身利益的意义，比法德修好大得许多。跟着美国，日本永远是个“套中人”，如同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的手心。与中国修好，就能解“套”，还能腾飞。总之，战略利益，日本要想清楚。
日本这个民族，历史上长期生活在中华文明的阴影中，近代得以鲤鱼翻身，自是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以上不是全面考察日本，所以似乎负面说得多些，其实也正因为如此，才与我中华可以互补。
三、“旧金山共识”透视
笔者宁愿上述关于一个美丽的姑娘的故事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不是事实。可是笔者又不得不相信自己不是小人，也不是傻瓜。前引卡特和索罗斯的话就是有力的证明。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为证。据《何新访谈录》透露，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西方认为)最重要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科学精英，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峰会议。与会者包括当时尚未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布热津斯基、索罗斯、奈斯比特等人。议题为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二十一世纪。会议认为，(苏联解体以后)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已成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即将不复存在。欧洲模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已经过时。精英们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仅靠全球20%的人口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繁荣，因为全世界的价值的主要部分是由这20%的人类创造的。(以下引号部分均系该次会议纪要的直接引语)因此，世界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赚钱和消费，此外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的继承人。”换言之，其余近80%的世界人口，都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废物，他们属于垃圾人口，因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这80%的垃圾人口多分布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他们对于20%的精英人口是一个巨大的麻烦而且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是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全球精英的“邪恶轴心”。为此，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义”，即“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就是所谓“喂奶”路线。他解释说：“未来人类社会是1/5(人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让其余4/5的废料人口被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奶过日子”。 如果其余80%的人不愿接受这个方案，或者如果说，1/5的精英已不愿意再对那无用的4/5人渣实施喂奶呢?那么就产生另一个方案，就是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出席会议的精英们认为，当今地球所负载的无用而劣质的人口垃圾实在是太多了。当代所面临的全球环境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问题，使人口危机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必须用战争和瘟疫(生物武器)来消灭他们。由于现代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由20%的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代表)所创造，所以必须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请注意，以上思想来源于尼采，连“群畜”也是尼采使用的语言。所以，所谓“布什主义”无非是新尼采主义。布什者，人称牛仔，从他对中国咬牙切齿的狠劲看，至多是“现代十字军”的一介死士而已，能有什么“主义”呢?
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次会议纪要的全文，但仅此一段就足够精彩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不妨简要地分析一下。
总的来看，这次会议是对“文明的冲突”论最有力的诠释。
首先，从时间顺序上看事情的内在逻辑：1991年11月苏联解体。1993年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由学者根据二十世纪末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提出美国新世纪的战略构想。两年后，1995年9月召开这次旧金山峰会，由即将出任美国总统的政治家以及英国政治家这些西方政治首脑、商界巨子和顶级智囊加以确认并达成“旧金山共识”。其实所谓“共识”也是相对的，从索罗斯的言论著作看，他并不赞成“布什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疯狂。1995年“旧金山共识”，历史将记住这次会议，因为这是二十一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右翼最新最高的国际战略决策，是向全世界80%人口发动当代“十字军远征”的“出师表”，也是我们对当前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局势动向变化进行研判的理论和政策依据。1996年亨廷顿又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乃是根据这一战略决策提出落实这一战略、重建1/5精英世界的进一步论证。
其次，它具有突出的反人道性质。所谓“文明的冲突”是图穷匕现，由“20%：80%”理论和会议实际上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新马尔萨斯政策(“喂奶路线”和“高技术灭绝”)得到证明。人们早就发现，反恐搞了多年，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其实藏在最发达国家的武器库、保险柜和实验室里。在当代科技条件下，不要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大规模“杀死性”武器在技术上也没有问题。据说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这就为“文明”地，以符合基督教道德和当代发达国家人们心理的现代科学方式推行马尔萨斯主义提供了手段。
再次，这是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发表的“赢家通吃”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宣言，也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二十世纪后半叶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这一战略和进程的表现，“旧金山共识”不过是十九世纪末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或叫“唯意志论”的当代翻版。苏联解体最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东西方国际政治平衡，普京所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首先应指东西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最有金钱、最有权势也最自私自利和最无人性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赢家通吃”的历史机会来了!这是几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十六至十九世纪是西方列强先后蜂起，二十世纪先是群狼竞逐，后来是两霸相争。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苏联解体被看作是千僖年送给美国的“大礼包”，从此美国可以“全无敌”了。其实他们错了。世界上有两种东西多了，最容易使人丧失理智。一种叫“利令智昏”，钱太多了智商容易下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一种是“权令智昏”，权力太大，地位太高，智商也容易下降，以为自己无所不至。如果“权”和“利”同时交集于一人，那就更危险。人在这时候十有八九都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别人，瞪两眼儿进入盲区。与会的五百精英中许多人就是处于这种状态。有些与会者其实不是精英，只是给精英抬轿。譬如搞垮苏联以后自己的饭碗也被叶利钦砸了的那个人，现代社会虽不提倡殉国(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城破，守将必殉城;国破则国君殉国，如明崇祯)，闭门思过或写书也好，不甘寂寞也可以，总不至于立马改换门庭，认贼为父。而且，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智者不饮盗泉之水，给国际垄断资本搞什么基金会?形同讨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何至苟且堕落至此?至于布什的水准，恐怕也未必够精英，但是在位时可以作政治代表人物，卸任以后也还可以在另1%至2%的富豪里找到席位。总之，一个伊拉克打了四年还摆不平，美国自己也发现“赢家通吃”的愿望难以实现。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别以为高科技可以改变政治规律。终不成把80%的人灭了?本·拉登会越来越多。搞不好美国高层自己就会窝里反。美国人最务实，不信就看。
最后，所谓20%人口和优秀文明无疑是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这就更印证了本人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然也不好说笔者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因为没有这么“度”的。现在世界人口65亿，20%是13亿。盎格鲁·萨克逊人在美国的算它3亿(宽点打)。还有英国人5883万(2000年数字)，算6000万。其它西欧、北美、大洋州的，还有散兵游勇于世界各地的，美国讲人权，不能落下。德国人得算上，倒不是德国人不好惹，因为日尔曼人那是他祖宗，再加上8000万。问题在于什么是盎格鲁·萨克逊?千百年的人类迁徙，文化交流，人种混杂。特别是全球化以来，全世界殖民体系几百年历史，西人多情，到处留种，血缘混杂。一旦非洲、南美、印度、阿拉伯的都找上来，如何做这全球化的DNA检测，也是个难题。反正这是一笔糊涂帐。不要说混血问题，就是白人，据统计占世界人口54%，就是35亿，又太多了。世界精英人口的名额有限，其实不用算也没有中国人的份，白人都不够分配，还得三取一，所以无论穷富贵贱，中国人都要想清楚。
说了半天，“旧金山共识”骨子里还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中国人在理论上已经被“旧金山共识”归入80%的大堆，这没什么好说的。孔子早有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53)所以，对富贵不应当有偏见，更不应当盲目地“仇富”。问题在于，少数富贵人士无暇读书，陷入一种主观盲目性，以为自己特殊，所赖者不外是富甲一方、位尊九五、权倾一时、名扬四海。富甲一方，十几个亿人民币的身家算是当今富豪了，其实国际垄断资本哪里看得上眼，“更能消几番风雨(金融危机)，匆匆春又归去”;位尊九五，权倾一时，且不说“高处不胜寒”，“我欲乘风归去”，又，那官位岂是可以久坐的?权柄岂是可以久掌的?名扬四海，那就更是虚的，信息时代，香臭之间的转换可以在转瞬之间实现，耀眼的光环转眼就化为乌有，变成顶风臭四十里。所以，事情都是相对的。当然，也可以脚底板抹油——一走了之。可是，到了那一步，惶惶如丧家之犬，生命的意义何在呢?只剩下生物学意义了，如流亡伦敦的别列左夫斯基，岂不哀哉?所以，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要看清楚国际政治经济大局和自己的位置：80%。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事情就怕捂着，说开了就好办。《水浒》里林冲雪夜上梁山一回，王仑小心眼不容人，恨不得“杀异教徒”。而林冲是个有儒家文化、能忍耐而又绵里藏针的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最后被逼不过，吼出一句“这梁山泊就是你王仑的不成?”一刀结果了那厮性命。俗话说：人怕逼，马怕骑。逼急了就有办法。越强大就越虚弱，越有钱就越怕死，本·拉登懂辨证法，看得没错。所以一个“恐怖主义”就让美国头痛不已，一旦“四面楚歌”，谁也受不了。这也是政治规律。
第三节 中华文明与和谐世界
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当前“文明冲突”面前，关乎生死存亡，既然不让韬光养晦，也就只能挑明了说话。在阿拉伯世界看来，本·拉登是民族英雄，也是当代一条有骨头、有智慧、有办法的一条汉子。其实何止阿拉伯世界，私下里为拉登叫好的不在少数。伊斯兰文明在中世纪一直是俯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高等文明”。但是1453年拜占廷帝国灭亡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这一点与1991年苏联解体的国际政治影响有相似之处。拜占庭帝国灭亡，大航海运动兴起，基督教文明于是交上了鸿运，乘势而起，从此在近几百年中阿拉伯文明的地位每况愈下。终于在二十世纪被迫走上“恐怖主义”道路。本·拉登有的是钱，本可以过自己的舒服日子，但是选择现在的生活和斗争方式，表明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民族英雄。阿拉伯文明的历史命运给了中华文明一个极好的警示。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本不想出头，到底还是成为出头鸟。树欲静而风不止，奈何?其实这也是好事。按照汤因比的理论，强烈的挑战可以摧毁一个文明，适度的挑战足以刺激一个文明崛起。现在美国把中国当对手，当敌人，这是逼着中国崛起。不管中国想不想，愿意不愿意，反正都是一回事。但是世界热点多，伊朗对美国正顶得厉害，俄罗斯已经公开与美英闹翻，对着干，美国后院拉美也不消停。中国需要抓紧时机，统筹安排，又好又快地发展。从世界历史看，中国的发展实在来得晚了些：中国刚刚起飞，世界已经是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四伏了。即便如此，中国是过河的卒子，只能往前拱，也必须往前拱，而且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内坚持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合法利益，这样才有社会和谐，才有民族团结兴旺，才有国家富强发达和政治、文化昌明的前途，也才能崛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谐社会，就要维护社会公正，以正压邪，人心就有凝聚力，就有民族团结，国家就有力量，就不怕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压力，就能维护独立自主和国家民族利益，就会无往而不胜。总之，对于“文明的冲突”和“旧金山共识”之类的狂言，必须重视，需要“全民共识”，但不必过于忧心，也用不着与其争论。横竖都是一样。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是一位值得敬佩的老先生，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发表以后，汤教授立即撰文予以驳斥，并且引用老子的《道德经》予以批驳，主张“文明的共存”，其忠勇和学识都令人敬佩。但这是对牛弹琴。文明的冲突问题一开始就是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文明本身的问题。磨刀比争论更有意义。世界局势就是这样，中华复兴又不可阻挡，这就需要中国看透，看透了，心态反倒放平了，也不必太当回事，做好自己的事情，天不会塌下来。做不好自己的事情，阿拉伯文明(国家)就是前车之鉴。
一、文明自戕是中国百年教训
从世界范围看，近代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般都受到一个基本问题困扰：如何处理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凡是走全盘西化道路的，远的不说，仅亚洲如土耳其、菲律宾，后果都远不理想。尤其是土耳其，把自己的文字都改掉了，一心一意加入西方，到现在搞得非驴非马，欧盟进不去，伊斯兰国家又回不来，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全盘西化也是困扰中国百年的老问题。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有进步意义，也有副作用。原因是不打一下，西学进不来。但是不能“打倒”，打倒以后，中国人就“失去精神家园”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批孔，边际效益递减，越到晚近越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自戕”;而副作用却越到晚近益发严重，“边际效益递增”。历史证明，当时一些激进人士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也是“愤青”，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茅厕”以后，除了西化，也没有高招。到了“文革”时期，实际上在现代化的文明转型中已经成为“失路之人”，这次更狠，变成“砸烂孔家店”，砸烂了却无以善其后，“四旧”破了个一塌糊涂，直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要说“四新”，“一新”也没立起来。所以，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批孔，理论上不够正确，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实践上造成副作用“边际效益递增”，越到晚近越成为中国人的“文明自戕”。在现代化的文明转型道路上，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我们这个民族走了弯路，文化自戕是中国近百年的深刻教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当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55)这段话，短短二百六十五个字，凝结了我们民族百多年的经验教训，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指明了在当代全球化和“文明的冲突”中我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前进发展的光辉道路。这段话至少有三个要点不容忽视，一是中华文化必须弘扬，这是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前提。然后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具体分析，使其现代化，而现代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等等。二是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国家，但又不独西方一途，理论上无懈可击，现实上有重大意义，妙极了;三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第三点，虽然语意含蓄，却道出了我中华儿女压抑多年的心声，何等气吞山河，振奋人心!想我祖国崛起之后，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中华文明浴火重生，如凤凰涅磐(下木)，“两个翅膀”，腾飞世界，我中华儿女也得以扬眉，一吐百多年的一口鸟气!
读者诸君，中国共产党按照十七大这个路子走下去，还有什么话说?无论左中右，海内外，贫富穷通，总是中华儿女，血浓于水。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冲突”中，别无选择，只有审时度势，捐弃前嫌，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语)，这是全民族的共同利益。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立论不可取，但是观察不乏深刻。他认为，二十一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的“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的文明母体。他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它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 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粱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粱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的文明已死，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子，正是粱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耳其“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二十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所以，梁氏是预见，亨氏是总结，高下立见;而且梁的预见早亨的总结一百年，谁谓中国无人?梁启超的卓见今天仍具有警世意义。
逛书店乃文人一大乐趣，前不久看到国内近代最享盛名之学府的一本厚书，通篇论证孔子是“丧家犬”。笔者垂垂老矣，荷尔蒙消退，对所谓畅销书视同超女之类，一般是不看的。既然网上骂声一片，也就看看是何奇书，有何高论。翻开第一页，一眼看到引英文homelose(失去家园)作批孔的论据，顿时倒了胃口。首先，中国人骂孔子由来已久，骂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于今有两千五百年历史，《史记》也有记载，早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到英文中去“引经据典”，还以此鸣高，此种丢人现眼就太离谱了。孔子是与古希腊同时代人，古英语源于日尔曼语，比古希腊语至少晚一千年以上，而现代英语更是十五世纪以来的近代语言，比孔子晚两千年。所以到英语的dog-homelose中去找孔子是“丧家犬”的依据是匪夷所思的，是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事。其次，这样一来由于“文化自戕”的行为，本身无意中就变成了“全球化”冲击下的“失路之人”，这是好听的，不好听的，就是dog-homelose了，岂不是自取其辱?说到这里，笔者对孔子当年挨骂时表现出的气度倒是佩服。据《史记》载，郑人对子贡污蔑夫子周游列国是“累累若丧家之犬”，”“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可见，“丧家之犬”可视为夫子自道。别说学问、道德、人品，就论气度，今不如昔，也差得忒远了。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有趣。前一段网上传言国家某部有人要学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岳飞是民族英雄，并为秦烩(木旁)喊冤，说是秦氏夫妇在岳飞父子坟前跪了千百年，应该还以人权，让其站起来。因为这消息有来头，我心想，这年头思想混乱，保不齐会有人乱来。赶到西湖畔岳庙一看，岳公无恙，回来“报告”给学生。杭州人杰地灵，历来有正气，对岳飞崇敬有加，对秦氏夫妇不齿，但对“人权”一说，这些年“暖(西)风熏得游人醉”，学生颇感困惑。我当即解释说：“什么人权?跪着就是秦烩(木旁)的人权。”师生顿时开怀大笑，豁然开朗。这也是当教师的乐趣。近闻贬岳扬秦的电视片已经拍成，如此看来这消息还颇耐人寻味，但我料这股风终不成气候。传说岳飞平反之后，有人撰写一副对联，描绘秦烩(木旁)与老婆王氏事败后的对话。上联说：“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下联答：“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有道是“妻贤夫祸少”，古今同理。所以此联有传世意义，抄录于此，权当警世恒言。
二、强化忧患意识、民族意识和复兴意识
中华文明几千年历经劫难而不灭，包括近百多年以来历经劫难而不灭，反而于今重振崛起之风，是因为这个伟大文明所钟出的民族的脊梁，代有传人，不绝于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5)近年来思想界极为活跃，也极为混乱，批评甚至攻击诋毁恶搞民族英雄包括鲁迅成为时髦。鲁迅是人不是神，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批评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中国人的立场。毛泽东说过：“批评要注意政治。”对鲁迅这样一个人物的评价，尤其如此，特别是在今天“文明的冲突”的历史背景下。现在已经兵临城下，人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我们这里闹着批鲁迅，窝里斗，而且许多文章格调很低，污言秽语，真不知是何居心?这样做，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毛泽东说，鲁迅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半殖民地人民身上最宝贵的品格，也正因为如此，他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而且是第一等的圣人。鲁迅身上这个最突出最宝贵的品格，与抗日战争中一切爱国者心灵相通，所以毛泽东又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鲁迅是民族英雄，毛泽东也是民族英雄，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中国几千年历经浩劫而不亡，盖因民族英雄，代有传人。中国共产党树起鲁迅这面旗帜，乃是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可惜一些人不懂历史。鲁迅没有一丝媚骨，他的硬骨头精神是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品格，也是今天在“文明的冲突”中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的民族品格。对鲁迅不是不能批评，但凡批鲁迅者，须先正心诚意。如某些没有灵魂，不会思想，只会“码字”的泼皮者流，偶有愚者一得，就把鲁迅先生请出来，骂一通以为得意。这真是蓬雀之诅咒鲲鹏!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讲话中称毛泽东为“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56)毛泽东同斯大林一样，是有争议的政治家，但是对民族英雄的结论，持异议的不多。其实，作为民族英雄毛泽东只是一个主要代表，而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代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哪一个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所以，这个重要讲话第一次使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这样的重要提法，是有深意的。邓小平同志晚年多次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无可争议地是二十世纪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历史上活动时间最久的民族英雄，更是新时期的民族英雄。需要强调的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另一位伟大的理应与之齐名的民族英雄，是周恩来。胡锦涛同志接着指出：“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57)但毕竟“第二位的错误”带来了“十年浩劫”，损失巨大。所幸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周恩来(毛泽东的其他战友们已经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进行了大量婉转的抵制、挽救、补台等等工作，取得了重大的但未必人人看得见的成就。正是周恩来毕生的伟大贡献，特别是他一贯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不谋私权私利、忍辱负重、相忍为国的高尚人格和情操建立了他在党和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党的威望由于“文革”而造成的损失，成为党和国家在最困难条件下保持团结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党心、军心和民心的寄托。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发生后，周恩来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气概，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苦心孤诣地与“四人帮”八方周旋，折冲樽俎，殚精竭虑，斗智斗勇，拼着一生英名毁于一旦(生死早已在投身革命时置之度外)，也要拯救国家民族人民于苦难。终因他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周旋运筹有方，得以在身后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文革”十年内乱中，周恩来相忍为国，大智大勇，独撑乱局，致使党和国家危而不亡，终有转机。其护国保国之功，福泽万代。此其在“文革”中的最大贡献一;在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处于万分危机的千钧一发之际，老人家拖着风烛残年的癌病之躯，以中国古典式的高超政治智慧，万分精心地谋划运筹中美关系的战略转折，通过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关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和战争问题的座谈纪要，非常得体而又非常有力地终于促成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战略决策，于危难中再次挽救了国家民族。此其二。这两件至今使我们中华民族享受其余荫而又福泽万代的惊天伟业，是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极其险恶的政治气氛而又极其孤立的环境中，以及在万般屈辱之下，为他所至爱的党和国家、民族、人民默默地作出的最后的无私的贡献。我以我血荐轩辕。他明知人们难以理解这一点，甚至会向他的英名泼脏水，但是他问心无愧了，他太累太累了，他终于要休息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世界级的历史巨人，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万年文明史，和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悲壮的一百三十六年(1840-1976)近代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派的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以及新中国建国以后曲折复杂的二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史所钟出来的两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无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人格化体现，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座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山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合作一生，奋斗一生，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是当代中国政治史的一曲悲壮的“绝唱”。毛周相提并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和光辉形象才能完整。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提法)，导致“十年浩劫”，加以党的八大以来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所以胡锦涛讲话中使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这样的重要提法，应是有其特定含义，不是偶然的，也可以理解为毛周并论，这样党的事业和形象才完整。尼克松在1976年说，没有毛，中国革命的火炬不能点燃;没有周，中国革命会被大火烧成灰烬。这真是入木三分的评论。所以，由于建国以后二十七年这段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周恩来护党、护国和保国的历史作用尤为重要，也尤其难能可贵。可惜现如今许多人，包括一些前些年受尽“主流”打压，近几年终于当红的学者朋友，如我当年的同窗学友、一起患难住院的病友、一帮在宿舍里切磋学术和吹牛放炮的“吹友”，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扬帆先生，都只知毛，不知周，更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和极其微妙敏感复杂的关系中毛与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分歧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处方式以及各自在历史(主要是“文革”)进程中实际所起的伟大作用。他们似乎用朴素的感情代替理智，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战友们的重要贡献;忘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依托的是一个众多民族精英领袖组成的团队，是没有共产党才“没有新中国”;也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严重错误”，恰恰是因为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也脱离了他的主要战友。他们不知道没有周，“文革”的灾难会导致“中国革命会被大火烧成灰烬”;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周当时是毫无凭借，是孤军奋战，是“以一人敌一‘国’”!没有周的高瞻远瞩和历史作用，中国革命会毁于“文革”的灾难而万劫不复，如何顺利地迎来历史的转折?他们似乎更没有想到，如果没有身处“文革”政治斗争的险恶困境和难以想象的长期工作重压对周身体的摧残，如果天佑中华，再假周十五至二十年阳寿，以周治国的高瞻远瞩和政治圆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航船会航行得更加平稳和顺利，有些事何至于走到极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提到老同学扬帆教授，绝无恶意。相反，笔者对扬帆教授近年来的成就深感钦佩，对其许多非主流观点特别是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深表赞同，对其比笔者还不可救药的某些个性也略表善意的劝告。
“文明的冲突”时代呼唤民族英雄。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现代史上以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他们的学生为代表的中华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终于迎来中国崛起的历史时机，在现代中华民族旗帜上的这四位民族英雄足以领袖群伦，号召海内外炎黄子孙。当代中国真正的民族精英正在续写这一英雄谱。当前，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忧患意识、民族意识和复兴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台湾和三千万海外炎黄子孙。其实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兴起以来，几百年中影响国家关系的主要的社会力量还是民族利益和民族主义，只不过在二十世纪被意识形态斗争所掩盖起来，现在又被各种各样的“化”掩盖起来：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西化、分化、普世化、美国化，等等，等等。这些“化”，有机遇，有风险，需要分辨。从国际政治上看(文化、意识形态都是政治)，最大的风险，千变万化，不离一化，就是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目前也是最佳时机，也是关键时刻。关键看怎么走，走得好就是崛起和复兴，福泽万代;走不好就不堪设想。全球化的今天，休存“分久必合”的梦想。所以，强化民族忧患和复兴意识，包括所有的国人在内。中国不是日本，日本的少数精英集团，虽然不是盎格鲁·萨克逊，但在经济政治上早已同西方主流利益集团“混合生长”，联为一体，他们在西方为未来设计的利益格局的“政治包厢”中或许(仅仅是或许)已经为自己和后人预留了席位。中国的后发劣势决定，中国的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面前，是“弱势群体”，具有先天的软弱性，这在毛泽东在八十年前所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有深刻的论述，至今有现实意义。中国现今的民族资本，一旦离开统一强大的主权国家支撑，靠单打独斗，在国际市场上风险极大，很难有所作为。
当前，中国需要强化忧患意识、民族意识和复兴意识。说到民族意识，是指中华民族意识，而不是指汉族意识，也不是指少数民族意识。中国几千年历史和世界近五百多年全球化的历史都表明，民族数量是越来越少，民族规模是越滚越大，民族融合是主要趋势。但是全球化不可能融合成一个民族，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即使相互借鉴融合，最终也只能是和而不同。更何况，人家不想与你融合，而是想“化”之。同时，历史证明，民族融合是强国之路，民族分裂是取败之道。美国最初从北美十三州发展到现在五十一州，是不分民族的，各色人等都是一个民族——“美利坚族”。欧盟从最初六国到现在二十七国，也是这个路子。其实这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的路子：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而且功垂久远，福泽当代。现在中国仍有五十六个民族，将来民族界限消失，汇成一个中华民族，这就叫有容乃大。海外学者唐德刚先生指出，清廷改满州和新疆为省，民国改内蒙为省，是符合中国历史改土归流的历史潮流的。建国以后恢复为少数民族自治区，是照搬了苏联模式，留下了乱源。(58)笔者以为这个批评不无道理。当然，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例如说这种做法是照搬苏联，虽然不无根据，其实当时也不乏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上的考虑。但是从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看，改土归流是正途，这一点完全正确。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兴起“汉服热”，这对于挖掘传统服饰文化，丰富人民生活，弘扬传统文化，本无可非议。但是它反映出一种强调民族差别的思潮，却是与民族融合的进步历史方向相背离的。所以，宁可叫华服，也不宜叫汉服(当然需要少数民族认可)，尤其是如果上了奥运会，叫汉服就更不妥。即使如季羡林教授说，奥运会开幕式上推出孔子，也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所以，汉族也好，少数民族也罢，都不应过于强化自我意识，既然“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那就干脆通称中华儿女，同作一个炎黄子孙，有何不好?
唐德刚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华人学者，胡适的大弟子。对唐先生的大才和功力，笔者佩服之至。但是对先生的某些政治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例如先生追随胡适，且长期生活在海外，其好处是旁观者清，有很多真知灼见，并占有大量珍贵的资料，文风也独树一帜。由于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胡适的高徒，政治上不免存了先入之见;加以去国以后，长期缺少大陆生活的切身体验，故对新中国历史和对共产党不免存有一些偏见。但是瑕不掩瑜，对唐先生的中华海外爱国赤子情怀和民族观点，笔者推崇备至。例如他说：“所以我们亚裔学人，如无视这一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新发展(指美加墨一体化和欧盟东扩形成的世界白人对有色人种国家形成的“包围圈”——引者)，而跟着‘欧洲中心主义者’(Eurocentrists)，去胡吹什么‘中国威胁论’，或自命清高，去反对什么民族主义，以及去乱搞点什么‘中国也可以说不’一类小儿科的宣传，都是吠非其树(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也。
朋友，他们应该反对的，不是我们那个可怜巴巴的中华民族主义，把十二亿华裔受尽百年屈辱之后，所发生的一点儿望治之心，看成今后的‘黄祸’(Yellow Peril)，老爹，稍有心肝的华裔知识分子，何忍出口?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朋友，我们的中华民族主义恐怕还不够资格当‘黄祸’呢!替那个不声不响的，却排山倒海而来的‘新亚利安世界秩序’(New Arynized World Order)，做一点未雨绸缪的制衡工作，才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呢;而这项工作，笔者不学，恐怕也正是我华裔不可自弃的发展方向呢!”(59)这段话，对于一些懵懂的国人，不啻为青天霹雳。其发自海外学者的议论，固然是旁观者清;但作为炎黄子孙，又何尝不是爱国情深，杜鹃啼血，读来无法不为之动容。
在强化民族意识方面，欧洲国家普遍做得好。这与这些国家的殖民历史有关，他们对全球化毁灭民族性的问题有深刻理解，所以从十九世纪就注意保护本民族文化，借以加强国民的民族意识。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珍视，从星罗棋布的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古建筑等等可见一斑，与中国城市许多地方推倒文物古迹的“拆”、“拆”、“拆”呈鲜明对照。有人揶揄：中国的英文名字叫China，读起来就象是“拆——哪”。西方对建博物馆这类文化基础设施舍得花钱，参观博物馆同上剧院看戏一样，蔚为风气。德国总理默克尔，笔者对此人“不感冒”，但是又不能因人废言，她说：“在全球化时代，知道我们的来历，根在哪里，哪些艺术家在过去为我们创造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创造未来，即使在网络时代，多去博物馆永远是值得的。”(60)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不忘作“民族人”，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急忙忙争当“国际人”，其实是只能作“黑皮白心人”或“香蕉人”。想作西方人，心情可以理解，结果是拼死做不到，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犬。麦克尔·杰克逊原本是美国人，虽是黑人，长相也不错，偏要“漂”成白人，结果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成为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冲突造成弱势文化载体自我异化和人格分裂的一个典型。近现代史上，作为个人，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作为民族国家，亚、非、拉都也不乏先例。这是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失去自我、亡国灭种的取败之道。
现实要求中国强化忧患意识、民族意识和复兴意识。世界已明显感觉到中国人日益提高的民族自信。中国只要沿着党的十七大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不消五十年，到本世纪中期，胜算是一定在我。如今中华复兴势不可当，即使有个把陷阱，走一点弯路，也不要紧。许多人担心中国“拉美化”，但是中国不是拉美。拉美没有自己的文化，拉美文化是印地安文化，早灭了。现在所谓拉美文化，是葡萄牙人的欧洲文化的变种，是西方文化的边缘。拉美落入全球化陷阱，两百年不能自拔，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夸张一点说，中华文明中“君子自强不息”六个字就足以救国强国。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吃亏不少，但是有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城一池地扳，集腋成裘，不信春风唤不回。大多数中国人只向往富强，不向往与西方同化，许多人不明白“文明冲突”的政治含义，要宣传教育，爱国心人皆有之，需要因势利导。搞好了，现在社会上崇洋媚外媚美的恶俗一定可以扭转，国势富强，上行下效，可以移风易俗。心随势转，这是规律，香港回归十年来社会风气变化就是明证。反腐败就搞不定?近的如香港、新加坡;远的如马克·吐温笔下十九世纪美国“镀金时代”，什么腐败、投机诈骗、假冒伪劣，乌烟瘴气的事多了。后来严格实行法制，也大都得到治理。香港和外国能做到的，中国迟早也能做到。有趣的是，由于《镀金时代》揭露了当时美国东部的投机商、企业家和官员包括议员相互勾结的“铁三角”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出版后反响强烈。马克·吐温在一次饭局上回答记者关于小说真实性的提问时，可能借着酒劲儿，不小心骂了一句“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激起议员公愤，纷纷要求道歉。事后可能酒劲过去了，马克·吐温被迫声明：“日前本人在酒席上发言，说有些国会议员是‘狗婊子养的’，事后有人向我兴师问罪。本人再三考虑，觉得此言不妥，特登报声明，并对原话修改如下：‘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幸祈见谅。”此事闹得议员们苦笑不得，自取其辱，读者无不开怀，后来终于不了了之。笔者不通美国文化，不知道“狗婊子”是个什么来历，是否狗与婊子有什么关系也未可知。总之“狗婊子议员”一定不是个东西。中国现在也是“镀金时代”，是否也有“狗婊子议员”，这倒不一定，但总要用大脑而不是用“下半身”写作，而且少写一点“丰乳肥臀”，多出两个马克·吐温，就好了。
三、“和谐世界”与“秩序世界”
其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美国和苏联的霸权地位几乎同时开始衰落。两极世界体系不可避免地开始向重建世界秩序演变，苏联后来撑不住，如果能作有智慧、有秩序地撤退，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在美国一方，美国无力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衰落的外在标志，容易被看到。但是美国由此可以随意发行美圆，又获得了从全世界为自己输血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修补了美国霸权，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巩固其霸权，但是这一点因为在“暗处”，又属于专业性很强的金融问题，一般人不了解，所以曾长期被人们忽略。七十年代苏联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表面上风光，内里在迅速腐败衰落，被美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美国下决心在自己彻底衰落之前通过“负债经营”击败苏联，获得胜利，就可以通过重建“世界新秩序”，通吃世界，捞回老本，挽救霸权，维持久远。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终于悟出了这一点。原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历史学家弗罗亚诺夫指出：“只要冠以苏联之名的俄罗斯帝国存在，那么‘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么战胜苏联，要么承认自己的计划破产。这个计划于20世纪下半叶已进入加紧实施阶段。因此，‘世界的幕后力量’决定消灭苏联，而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为其提供了契机。这场改革不仅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别的，正是通过建立世界新秩序将一切陈旧的变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一场将世界国际化的运动正在进行，20世纪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这个进程的表现。”(61)尽管这是事后诸葛亮，也是深刻有益的见解。果然，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上日程，1995年的“旧金山共识”就是为美国为首的西方重建世界秩序定调。苏联解体后，美国立即以中国为对手，战略大计早就定了，只是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本·拉登干扰了一下。至于对华政策长期在“战略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之间摇摆不定，模糊不清，只是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明确定位。经过长期观察思考，2005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了“利益攸关者”。后来又不放心，即在前面加上“负责任”三个字，等于给孙悟空戴个“金箍”，于是美国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算是给中国在拟重建的世界秩序中安排了“席位”，每年都要念上几遍“紧箍”咒”。
对于美国给中国安排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席位，中国一直没有正面表态。在实际行动上中国是尊重美国利益的。但是美国要活的好，至少也得让别人活，不能一个劲往死路上逼。中国战争时期有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叫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条经验仍然有用。现在搞“和平与发展”，需要中西对话交流，但是“求同”不能忘了“存异”，和平也需要斗争。历史经验表明，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能战方可言和，言和更须备战。这是周总理当年在中美建交时刻的名言。这方面苏联和中国都有经验教训。中国对于待建的世界秩序当然有自己的理解。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讲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及近代中国人民在为民族解放和富强奋斗的历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也包括与西方进步价值观的接轨。这等于间接回答了“旧金山共识”。因为“旧金山共识”具有的反人道性质，即使在西方也不能公开讨论，毕竟只是极少数超级富豪阶级的共识。紧接着，胡锦涛同志在沙特阿拉伯又提出和阐述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构想，包括第一，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第二，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第三，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中国的“和谐世界”是对美国的“秩序世界”的回答;中国的“文明的和谐进步”是对美国的“文明的冲突”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提出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是两个涉及内外政策战略目标的伟大构想，既具有极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理解中国内外政策变化的重要依据。
无论从价值观、哲学基础和权力结构来看，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与美国构想的“秩序世界”都有根本不同。按照中国传统说法，“和谐世界”是王道政治，“秩序世界”是霸道政治或霸权政治。虽然“道”不同，但王道与霸道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力的王道没人理你，也就不成其为“道”;一味逞霸，想通吃天下，既做不到，也行之不远。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世界霸主，也不能独家通吃世界，也需要承认列强的利益，才有“划分势力范围”和“利益均沾”一说。同样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刺激了美国一些人的胃口大开，想赢家通吃，虽然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一个伊拉克美国占领了四年都难啃下来，“通吃世界”的想法就更不实际。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撰文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反秩序力量”冲击“秩序世界”，美国已经在伊拉克战败，必须依靠全世界来支持以维持秩序。他呼吁欧洲、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不要隔岸观火，要帮助美国一起收拾残局。(62)所以美国需要调整对“秩序世界”的构想。实际上，“和谐世界”与“秩序世界”两者之间不仅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两种架构之间和中美两国利益之间有许多重合之处。首先，“和谐世界”也是一种“秩序世界”，不过是另一种“秩序”，是多极、多元秩序，是平衡秩序，而不是霸权秩序。其次，“和谐世界”既是一个世界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也是一个需要各国多极共同努力争取的实现过程。而“秩序世界”似乎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但不可能是一个战略目标，毋宁说是一个现实目标或“战术目标”。“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不是一顶什么桂冠，而是个笼头，对此中国心里有数。但是这个国际政治概念反映了中国复兴过程中需要经历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与美国有共同利益。即使在将来的世界体系中，即使有人想用西方文明统一全球，搞类似全球罗马帝国什么的，也趁早别白日做梦。在亨廷顿列举的八种文明中，其它不论，就中华文明自身而言，复兴是唯一的选项，没有别的前途。所以，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双赢是最明智的选择。对此，还是“旁观者清”。前德国驻华大使康拉德·赛茨指出：“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他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要求双方要有冷静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国不仅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现存体系中，而且要赋予他领导地位。中国也要承认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大国地位。”(63)赛茨的观点比较理智，大概可以理解为欧洲人对美国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一新概念的一种解读。其实，中国“决不当头”是出自真心，不是矫情;而且中国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也深知“领导地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谁“赋予”的。关键是中国在国际上有自己的正当利益，这是应当受到尊重的。
旅美印度学者谭中先生认为，“中国要实现‘和谐世界’的理想就必须从‘秩序世界’的现实着手努力”，是中肯之论。谭中还指出：“小布什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霸道的总统”，现已从白宫的“跛足鸭”成为“烤鸭”，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百般玩弄。美国“骨子里最自私，只要‘我荣’，不要‘人荣’，这是大喊‘中国威胁论’和‘印度威胁论’的美国人的内心底牌。”(64)这叫作旁观者清。从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势看，美国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政策，其趋向有可能导致“秩序世界”与“和谐世界”两种构想的接近。不过这恐怕要等到下一届美国总统任期了。
注释：
① 参见(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卷，第56-57页，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
②(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中译本，上卷，第262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③ 同上。
④(美)唐德刚：《史学与红学》，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德)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中译本，第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⑥ 转引自上书，第12页。
⑦ 同上，第13页。
⑧ 同②，第538页。
⑨ 同⑤，第14页。
⑩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11)同②，第531页。
(12)《管子·牧民》
(13)同②，第475页。
(14)《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15)“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见《论语·宪问篇》。“以直报怨：直者直道，公平无私。我虽于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反有所加厚，是谓直。”“以德报德，人之有德于我，我必以德报之，亦即直道也。然德不论厚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若计较厚薄以为报，是非以德报德，乃以利偿利矣。此又小人之至私至薄，非所谓报德。”见钱穆：《论语新解》，第381-382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16)(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译本，第3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同上，第388页。
(18)同⑩。
(19)《旧约·创世纪》，第17章立割损礼。
(20)转引自(德)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中译本，第4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21)同上。
(22)同上，第46-47页。
(23)同上，第48页。
(24)同上。
(25)(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中译本，第3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26)同上，第39-40页。
(27)同上，第40页。
(28)(美)吉米·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中译本，第2-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9)同(20)，第15页。
(30)同(25)，第23页。
(31)参见译者吴琼的中文版导言，同上书，第23-24页。
(32)(英)汤因比：《地球的继承者》，纽约《地平线》杂志1974年夏季版。
(33)王勃：《滕王阁序》
(3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第一卷，第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5)同上。
(36)同⑩。
(37)同(34)。
(38)(美)乔治·索罗斯：《美国霸权的泡末》，中译本，第86页，商务引书馆2004年版。
(39)同上，第78页。
(40)王义桅：《中美都姓全球化，相煎何太急》，2007年8月8日《环球时报》。
(41)同(38)，第80页。
(42)转引自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第20页，台湾，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
(43)同上。
(44)同上，第44页。
(45)同(38)，第81页。
(46)(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中文版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7)(美)吉米·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中译本，第2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8)同上，第26-27页。
(49)(美)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第11-19页。转引自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第185页，台湾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
(50)(美)乔治·索罗斯：《美国的霸权泡末》，中译本，第147页，商务引书馆2004年版。
(51)同上，第147-148页。
(52)《毛泽东选集》，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53)《论语·里仁篇第四》
(54)同⑩。
(55)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6)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200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57)同上。
(58)(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卷，第18页，台湾，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
(59)同上，第58-59页。
(60)转引自徐迅雷：《博物馆滋养国民素质》，2007年6月26日《环球时报》。
(61)转引自(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中译本，第2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2)转引自(美)谭中：《‘和谐世界’与‘秩序世界’》，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5月19日。
(63)同⑤，第31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64)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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