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上文对美国七十年代以来战略意图的分析决不是主观臆断，更不是痴人说梦，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从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战略实施和在解读“布什主义”、“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中悟出的结论。
进入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出现了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复杂情况：苏联实际上陷入慢性危机，并日益落入西方“缓和”的圈套；中国陷入“文革”内耗；中苏冲突一度严重到一触即发；发展中国家出现分化；革命形势消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过战后持续较快发展以后进入结构调整；科技领先、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福利改善、社会进步等等大大改善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形象，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其不断恶化的政治被动局面。这些复杂情况改变了东西方的政治力量对比，战略平衡开始打破，国际形势明显向有利于西方倾斜。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的战略退却（一退再退）已经差不多一百年了。历史性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七十年代以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展开了在国际上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为政治掩护的与“共产主义”的反攻和决战。其国内政策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和大规模减税以及削减社会福利，实际上是通过杀贫济富的改革政策向富豪们“送礼”，其政治实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全面反扑。但是，限于条件，还只是反攻而不能倒算，仅仅反扑而已。1982年，里根总统与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签署秘密协议，相约联手埋葬“共产主义”，这是美英国际战略的明证。这一时期美英联手，借助国际金融机构等组织（包括索罗斯基金等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上全面加强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冷战和新自由主义渗透；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一面拉拢，一面渗透；对拉美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给以毁灭性打击。经过这一回合较量，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战略在苏联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普遍得手，在中国一度产生影响，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受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和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两极世界的格局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结构。美苏对抗长达半个世纪，消耗了地球上的大量资源和双方的国力，从现象上看，苏联解体似乎美国获胜，实际上两败俱伤。美国的衰落趋势也正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日益显露，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靠美圆的发行机制和全球输血维持。美国是撑着衰落的病体，困兽犹斗，在与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作“世纪的决战和赌博”，其政治上孤注一掷的性质是明显的。美国敢于孤注一掷，在于它预先打好算盘：美国搞垮苏联东欧以后，可以乘势“摆平”中国和俄罗斯，至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则完全不在话下。待美国荡平世界，转过身来，西欧必然俯首听命，而日本经过“广场协议”的日圆升值，已经摆平。于是，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赢家，就可以“通吃世界”。从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看，美国在战术上确实“扳回了一局”。但是它在战略上输定了。这是由它的全球化战略所具有的实际上的“反人道”性质决定的，而且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美国已经陷入由它推行的全球化战略为自己挖下的“全球化陷阱”不能自拔。困兽犹斗。我们且看它如何挣扎，如何收场。
二、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的两条道路
现在来描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已经成为惊世骇俗之论，一定会有人认为是痴人说梦。不是吗?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到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再到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结果怎么样，东欧垮了，苏联解体了，中国改革了。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旧“发达”。其实，这些都是现象，不是本质。1982年笔者曾有兴趣讨论帝国主义的“垂死性”问题，提出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个别论断，要承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调节对战后的长足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等等，诸如此类。(13)二十五年过去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意识形态几乎翻了个个儿。现在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任何人都吃五谷杂粮，都有局限性，领袖也不例外。对以上三位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这里不去讨论，只是需要强调他们的论断无论有几分对错，多少都是有历史依据的，不是无的放失。列宁的依据是垄断形成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依据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毛泽东的依据是战后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而一度形成的世界反帝、反殖和反对种族歧视的革命斗争高涨形势。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是杜撰。上述三位都是当代世界公认为一流的政治家，对国际形势都有非凡的洞察力，纵使“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中就没有一丝一毫真理的元素?从历史的大跨度的趋势看，从事物的本质看，从他们的论断所依据的历史事实看，上述论断即便失误，也不能全盘否定。这是因为他们的论断所依据的那些历史事实的背后，确实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普通人是凭感性认识世界和接受真理，遇到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不免有糊涂认识，这不难理解。高级干部和专业人士，特别是许多高级专业人士，既然是“高级”，就需要比一般人站得高一些，看得深一些，远一些。世间的事务，现象与本质相背离，是一种常态;相一致，是一种变态。这是人们都了解的常识。国际政治，大千世界，一方面无论穷富国家，上至道貌岸然的达官显贵，下至姿态万千的芸芸众生，其实每天都需要吃喝拉撒睡，极其世俗;另一方面，国际风云，国际关系，波鹬云诡，瞬息万变，又极其复杂。惟其世俗，谁都能说上几句，如同看车的老太太都侃股票，特别是京城的出租车司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侃起天下大事来，一口气能说上半小时，俨然专家。又惟其复杂，国际政治事实上成为难以把握的“真经”，一种进门容易修行难的学问。特别是现如今，物欲横流，诱惑特多，作学问真的很难。在世俗生活中，人心难免势利，荣华富贵，人心所向，趋之若骛，虽不能至，也心向往之。说是物是人非，其实千百年来，世道变化大，人心变化小。全球化条件下也时兴“傍大款”。美国久居西方世界霸主，又领导全球化，所以“傍”美国这个大款成为某种世界性潮流。问题是，学者一旦傍了大款，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就要打折了。所以现如今，这学问难作着呢。
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始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崩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达国家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正是在这个过渡和危机中，诞生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高级”就高级在它实际上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入口。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演变的表现，只是垄断资产阶级自己不自觉，而社会主义者又长期不作此理解，或者不便于这样概括罢了。由资本的本性决定，垄断资产阶级总体上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演变，他们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而且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迫于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得已作出让步。这种让步，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4)在形成历史的合力中，单个意志的权重不同，力的大小和方向不同，社会发展和演进的道路会有很大不同。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现在人们都接受关于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道路的观点。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和相应的两条道路。顺应历史潮流和为大多数人谋福祉的方向，向社会主义演进，这是进步的道路。即使它历经曲折，但注定是最终将取得胜利的道路。西欧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北欧走在欧洲最前列;逆历史潮流的方向，坚持为少数人的私利而与大多数人为敌的道路，是反动的道路。布什政府正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即使得势于一时，但是注定是最终灭亡的道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中，罗斯福“新政”和希特勒“新秩序”实际上代表了摆脱危机的两种政治选择。前者主观上是试图通过政治妥协寻求出路，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在客观上为美国的肌体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剂量还不小;客观上也推动美国和西欧国家向社会主义演变。后者是试图通过暴力和种族灭绝强行在德国和全欧洲推行雅利安人的“新秩序”，进而实现全球的“新秩序”。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属于此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希特勒的梦想，随着战后德国的深刻反省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实践，向社会主义的继续演进，在欧洲基本上堵塞了把人类再次推进世界大战深渊的道路。这也是现在老欧洲与美国霸权疏离的历史根源。战后西欧国家的政治实践表明，他们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些领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西欧国家的经济没有走在最前列，落在了美国后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欧为维护社会政治进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付出的代价。
由于美国的霸主地位，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从资本向劳动让步的权宜之计转向战略反攻，导致国际局势发生逆转。美国反攻的旗帜是新自由主义，其政策方向，在国内是从罗斯福新政倒退;在国际，在发达国家，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在发展中国家，是取消经济援助，通过推行“华盛顿共识”继续将其推向“全球化陷阱”;对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包括新自由主义和“休克疗法”等等。其目的是实现以“美国标准”为标准的的全球化。发生这样的逆转，其一是由于在整个二十世纪，掌握政权的垄断资本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时机终于被等来了，抓住了。其二，少数垄断资本集团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几乎到处都能找到当地的特殊利益集团与之勾结，沆瀣一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家贼引来外鬼，形成国内“铁三角”与外国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结盟。其三，除了他们能够操纵(不完全是掌握)政权之外，还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新自由主义操纵了美国和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因为新自由主义重要，有关方面没有忘记向坐了几十年冷板凳的新自由主义“先驱”哈耶克教授送去“迟来的爱”(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哈耶克在三十年代写了一本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可是他们绝没有想到，在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美国最终走火入魔，正如索罗斯所言，将被带上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这真是历史绝妙的讽刺。福兮祸所伏。在七十年代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西欧国家付出了经济落后于美国的代价，维持了社会进步;美国的科技和经济走在前面，却为了霸权正在政治上付出代价，而且将继续付出代价。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却加速了美国的“疯狂”和衰落。欧谚说，上帝要让你灭亡，先让你疯狂。 历史的辩证法真是无情。得耶?失耶?只能“让历史来审判”吧。
三、“美国梦”与“欧洲梦”
美国与欧洲同床异梦，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同床异梦的结果，导致欧洲与美国政治上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美国梦”中国人比较熟悉，它是指一般说来，在美国，每个人都拥有机遇来追求个人的成功、财富和幸福。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如此。在美国社会中，成功与财富是一体两面，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的选择就越多，自由就越多，也就越是成功。所以，美国梦的理论依据是个人主义、“经济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它对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可以不管不顾，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它的好处是富于进取精神和充满活力;它的负面作用是到处引起冲突;它的解决办法就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你死我活。尽管美国人在他们的“定居者”祖先编织的美丽的梦里已经奋斗生存了两个世纪，但是他们终于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一个在世人看来是最自私自利的国家，它的后果到最后就是导致一种“死亡文化”。2007年7月6 日是美国独立231年纪念日，今年的独立日使美国人感到格外困惑。在这一天，一个英国记者以直率而不乏调侃的批评笔调来祝贺美国的节日：“美国太爱钱了，它崇拜金钱，把市场当作上帝。美国太吝啬了，它的捐款比例比其它国家低。美国很粗俗，是个暴发户。美国的文化地位低下，却要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令人害怕“美国化”。美国傲慢无理，用恩赐的态度对待来自其它文化的‘小猴子’。美国太强大了，它的军事开支超过了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总和。
美国是个伪君子，它把为自身利益发动的战争粉饰成人道主义干预，并用刺刀来输出民主。美国自相矛盾，它煽动一些不民主国家的‘政权更迭’，却为另一些不民主国家提供武器、援助和贸易。美国的外交政策出尔反尔，它摒弃了维系数十年和平的‘不先进攻’原则，用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先发制人’取代了‘威慑’。美国与以色列走得太近了。美国抵制多边决议，喜欢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美国招致欧洲国家的嫉妒，导致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势力集团。美国撞上了砖墙——中国的长城。美国没能解决伊斯兰教难题。美国甚至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大选中44%的投票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美国的指责无尽无穷。为美国说话已经成为一种众叛亲离。
美国拥有一套杰出的思想体系，但它已经忘了那是什么，或是忘了应该如何表述。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睡美人。现在是时候把她叫醒了。”(15)美国是不是睡美人，中国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姑且不论。但是这段话至少说明老欧洲人早已很反感美国，以至今天连英国人也看不下眼了。
“欧洲梦”是随着战后美国梦的退色而由欧洲人逐步作起来的梦。欧洲梦与美国梦的不同，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因素，但是也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对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念、政治理想和生存方式的追求。对于两者的区别，美国的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写道：“人们可以指出为什么欧洲似乎正在率先进入新时代的许多条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释里，有一条最为关键，那就是我们所珍爱的美国梦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导致美国身陷僵局。美国梦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成功——此词在美国方言里基本与‘经济成功’同义。美国梦过于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因此无法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它是一个陈年旧梦，浸透着早已萎谢的开拓意识。而当美国精神正在‘过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时，一个崭新的欧洲梦却正在诞生。这个梦想更好地适应着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它允诺将人性提升为全球意识，以同一个日益彼此关联的全球化社会合拍。
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deep play)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16)
美国人民四百年来(不仅是建国以来两百年，还要加上“开拓”北美的两百年)为了实现美国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因为如此，美国梦对于美国人和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曾经有过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美国梦终归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梦”，它大大透支了全球的资源，它的“红颜”正在无可奈何地老去。美国梦的几乎所有优点正在凸显其缺点的一面，优点永远同缺点相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被人为地上升为美国试图将全球“化”为泛美利坚合众国的强权政治梦，变成了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同化世界的殖民文化梦，变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试图在所谓“文明的冲突”中发动现代“十字军东征”，消灭那些实际上被布什政府内外少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权势人物视为“异教徒”的有关国家的种族灭绝梦。这样一来，布什政府实际上就已经把美国带上了战前德国走过的道路，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美国人民实际上已经成为鹰派的政治赌注和人质。普京总统在2007年访美之前不久将美国与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和有趣的是，在杰里米·里夫金看来，欧洲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不是汉学家，却推崇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和谐、关注感情、体谅他人的思想。他说：“长期以来，中欧之间共享着某种特殊关系。尽管时有争执，常常竞赛、偶尔拌嘴，我们还是可以公平地说，地球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向对方的巨大成就表示了相当的倾慕。思想和发明在两者之间自由地流动着，过去五百年间尤为鼎盛。”(17)这段话等于承认全球化以来中学西渐的影响，包括利马窦等人翻译介绍的儒家经典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对其现代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里夫金还说：“如今，随着美国梦开始退色，世界许多其它地区都把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以求汲取21世纪的灵感和引导拥有25个成员国、近5亿人口的欧盟，挺身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跨国政治空间。而拥有13亿人口和非凡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在全球化世界里不容小觑。在许多方面，这两大政治经济超级强权的命运都会越来越有赖于他们向对方学习、缔结起相互友好之紧密纽带的开放性，这不仅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双边利益，也将造福于其他各族人民。”(18)
尽管欧洲梦有很多理想色彩，尽管笔者并不认同杰里米·里夫金上述对中欧历史关系“偶尔拌嘴”(太轻浮了)的描述，但是欧洲梦确实代表了当代欧洲的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确实代表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尽管欧洲人的欧洲梦不见得情愿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只是意识形态不同，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第三节 若干理论和战略思考
限于历史条件，1978年以前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难以进行深入的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十来年，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虽然这期间也有各种干扰，但总的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如同我国的各项事业，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另一方面，西方意识形态的涌入和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避免地使得盲目崇西方的思潮流行开来。而在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在理论上“说不清楚”的问题，而对现代资本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久就被崇拜的浪潮冲掉了。至于后来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人放弃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就更是江河日下了。
社会主义其所以一度“说不清楚”，首先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够，导致对现代资本主义“说不清楚”。对现代资本主义认识不够，看不到现代资本主义被迫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进步趋势，看不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就，特别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国家干预、再分配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福利国家建设等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单纯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结果，从而把这些国家百年来的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记在了在资本主义的帐上。把社会主义在西方获得的历史性成就记在了西方政治帐户的“资产”和“收益”，而不是记在马克思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帐户上。与此同时，相形之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曲折引起西方反社会主义的喧嚣声中，在国际和国内的舆论中，在社会主义被“妖魔化”的同时，资本主义更是被一些人美化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样就更妨碍了科学认识。
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会使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避免陷入盲目性。例如，不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就搞不清现实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联系和区别，就不知道何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其客观条件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是什么，时代提出的任务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信仰危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缺乏依据的?诸如此类，关系甚大。所以，在当前形势下，为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确有必要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先把资本主义说说清楚。说清楚现代资本主义，谈何容易?那是一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巨大的理论工程(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程)，非个人力量所能及。
在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关键还在于解放思想，要突破两种教条主义，关键还是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19)法宝还是那个法宝。但是，现在强调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无论环境、条件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大气候”的影响、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我们工作上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放弃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中国化进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那些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的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西方理论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崇拜，甚至导致在我国实际上一度形成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这是多年来我国发展与改革的伟大事业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论根源。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早在2004年就已经指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20)所以，在当前条件下，解放思想实际上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从对于西方理论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要继续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这方面的教条主义虽说总体上已经式微，但是随着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泛起，来自“左”的方面的教条主义有所抬头。所以真正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实现大的突破，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由于近年来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激化，国际环境也相当严峻，思想理论和政策争论与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纠缠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乍看上去泾渭分明，实际上双方营垒的组成很不简单，各种思潮观点和政治目的鱼龙混杂，且往往带有浓厚的火药味儿，双方都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乱者。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冷静、平心静气地进行理论探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笔者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问题，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两种教条主义。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又要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这就需要重新认识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确立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历史趋势总体上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当代发达国家历史演进的一个基本趋势。建立社会保障、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政策等等，这些垄断资本政府迫于阶级斗争形势不得不采取的向劳动作出政治让步的政策，客观上成为阶级斗争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是二十世纪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政治政治力量对比，从而引起这些国家内部社会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第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也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进入社会主义的入口，必然伴随着垄断资产阶级激烈的反抗所引发的严重政治斗争，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和政治利益，被迫让出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时刻没有忘记从全世界劳动人民手中夺回自己失去的利益。这使得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总体上成为一个很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发生倒退的过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垄断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选择具有关键性作用(例如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拯救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大国政府的选择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东西方的政治平衡开始倾斜，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战略均势遭到破坏，这是二十世纪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美国连同英国为了“一己之私”，带头开了历史倒车。这也是完全合乎政治逻辑的。但是开历史倒车的人一定会得到历史的惩罚和“报应”，一定没有好下场，这也是符合政治逻辑的。美英的政治家多是基督徒，应当知道“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如果对上帝的感受不管不顾，只能证明其宗教的虚伪。美英两国联袂上演的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爱好和平、追求人类进步的人们上了极为生动也极为深刻的一堂国际政治经济学课。在这一轮世界范围内资本向劳动的反扑过程中，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劳动对资本的地位在一些国家倒退了许多年。世界历史的倒退使得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某种类似当年苏维埃俄国的国际环境。这也表明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多么艰难、复杂、曲折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没有终结，苏联解体、美英得势都是“历史范畴”，人类向社会主义演进的总趋势如同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乃是大势所趋，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已经有五百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入口处发生倒退。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却闪耀出思想的光辉。这样讲，虽然已经超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论断的原意，但是不影响我们从中得到新的历史的启示。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实践不到一百年，正是青少年时期。有道是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原谅。所以，如果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定会坦然面对历史的曲折沧桑，一定会对自己的信念和对我们的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
第三，美国和西欧国家，有其共同利益，又有很大区别。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与西欧越来越同床异梦，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代表了发达国家社会演变的不同方向。美国在铤而走险，欧洲不愿意把自己栓在美国的战车上，美国与欧洲貌合神离，已经从暗斗发展到明争，前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多次公开表示对美国的失望与寄希望于拥有伟大的东方古老文明和政治智慧的中国。正视这些事实，有重要意义。
所以，无视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和战后欧洲国家的深刻变化，把发达国家看成是铁板一块，这种陈旧的理论观点早已经落后于当代实践，不仅无法指导我们新时期的事业，搞得不好，还会添乱。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较量，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人类和中国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准备。对于美国来说，二十一世纪必须解决中国问题，是十分明确的战略。对于二十一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的预见，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不断跟踪才能作出判断的大问题。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相对比较主动，占尽先机，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在国际问题研究上舍得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政治总的走向，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必将形成，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将在新的政治平衡基础上重新建立，人类争取和平、发展、公正、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从长期看，社会主义仍然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剩余价值的转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大大缓解的局面，自从七十年代以来美英新自由主义的倒行逆施，已经明显恶化。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在当代条件下世界市场的空间还相当大。也就是从理论上说，总体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垄断调节生产关系来缓和国内矛盾的空间也还不小。但是也要看实践上如何发展。以美国为例，如果国家机器继续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挟持而穷兵黩武，其政治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随着内外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美国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地将会继续发展。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圆的地位，那是美国的命门。从理论上说美国和苏联一样，看起来是庞然大物，可是美国是“人”不是神，如果美圆的金融危机闹起来，也会致命。所以美国一定会向国际社会转嫁得很远，相信美国有这个危机。况且，国际和国内的斗争形势发展未必会允许其走政治智慧。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充满风险、危机和变数，变数也是机遇。千帆竞发，如同九级浪里航船，就看各国如何掌舵了。至于国际形势发展会不会引起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是美国人也在思考的问题。威廉·格雷德先生写道：“由于新兴的工业经济碰上类似的阶级斗争从而引发了相同的阶级划分，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陷入资本主义本身的弱点中。将来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是进行改革从而避免过去的那种限制人类发展、阶级压迫的模式呢，还是可悲地简单重复马克思所指出的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全球工业化革命，正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以其惊人高效的发明，使阶级问题进一步尖锐化。因为新的资本组织结构用技术来代替人类劳动，使少数人力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打破了社会的平衡，使资本家更有利可图。一方面因为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方面节省投资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使得很多人失业没有工资，这样就成倍加重了社会福利负担。因此阶级斗争在许多地方重新上演，只不过再也无法指责马克思主义了。”(21)今天，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政治走向，仍然可以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列宁晚年的思考中得到历史的启示：“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22)一百多年来，发达国家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得到“训练和培养”，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更不必说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近的金融危机中得到长期的“训练和培养”;阿拉伯国家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受害者;东欧国家已经吞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苦果;俄罗斯则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残酷“训练和培养”，欲回到前社会主义苏联而不能;中国也在九十年代受到很好的“训练和培养”;全世界都受到了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可以说，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拯救人类自身，全球范围的抵制霸权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气候正在形成。
注释：
①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理论概括，纵使其理论不完善，并不等于没有历史依据。后来斯大林连同他的“总危机”理论一起被“妖魔化”，好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不存在似的。
② 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的“红色恐怖”，包括枪毙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行动，不但沉重打击了俄国资产阶级，也给予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以极为强烈的震撼。这都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背景和动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叶利钦重新厚葬了这个历史上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这就不仅否定了“十月革命”，连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和1905年的革命也否定了。这个事件被扯上俄国宗教问题，其实只是政治掩护。虽然这是叶利钦在政治上向美国投怀送抱，但是等于推翻了一百年的俄国历史，好象历史上“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和尼古拉的暴政不存在似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攫取中东铁路的筑路权(1894)、强占旅顺、大连(1898)、参加八国联军逞凶最烈(1900)、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日俄战争”等等罪行都是这个尼古拉干的，所以他死有余辜。至于枪杀他全家连同孩子确实过分，但这事发生在1918年7月16日，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已经发生，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战争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也是西方国家索命，不独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且，历史证明，阶级斗争一斗起来，你死我活，哪里顾得许多?正如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一句台词所说：“正如两个人打架，你能说哪一拳正确，哪一拳不正确?”这样讲，绝不是回护过激行为，而是针对那种离开具体的政治历史条件，甚至离开起码的民族立场，用抽象的所谓道德标准轻率、随意地臧否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倾向，而这恰恰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势力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动的一种值得警惕的，以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倾向和思潮。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美)威廉·格雷德：《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中译本，第4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⑤同④，第452-453页。
⑥ 同④，第453页。
⑦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⑧ 转引自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第227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刘福垣：《社会保障主义宣言》第251-2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⑩《论语• 里仁篇》。
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参见俄罗斯外交防御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答记者问。（俄）《生意人报》2007年8月13日。
(13)参见郑彪：《也谈“按照列宁的原意认识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世界经济与政治》1982年第10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5)(英)莫里斯·萨奇：《醒醒吧，睡美人美利坚》，《金融时报》2007年7月4日。
(16)(美)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前言，中译本，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7)同上。
(18)同上。
(19)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20)陈奎元：《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21)同④，第526-5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2)《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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