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我国政府在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标志着我国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经贸合作方向，由偏重东部海路变为东部海路与西部陆路双方向均衡发展。这必将对21世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备受世界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论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具体内容时，需以更具有时代感和历史纵深感的多维视角，审视相关重大战略利益，同时勾勒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应具备的特点，提出相应战略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重大战略利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对外经济合作为主的综合性战略构想，涉及我国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战略利益，只要规划合理、实施得当，就能够使中国突破若干制约发展的战略瓶颈。
第一，激活陆权优势，破解东西部发展失衡的难题。
陆权的统治地位被海权取代，是贯穿世界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西方工业革命后，海权步入大发展时代，陆上商路的价值大大降低，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没落。然而，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当代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几百年来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正在逐渐下降，导致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加快，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21世纪即使不是欧亚世纪，至少也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并存的世纪。我国面朝太平洋、背靠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将尽显无疑。
改革开放初期，海权仍保持着绝对优势。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向东部聚集，这符合经济规律，但却加剧了东西部差距。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挖掘西部发展潜力，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近十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东西部差距仍然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只能充当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后方和原料、劳动力供给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为中国打通通往欧洲、中东的陆上通道，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将成为这条通道的战略前沿，产生类似东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吸引生产要素聚集，刺激经济发展。例如，“渝新欧”铁路开通后，重庆加工的商品出口到欧洲的时间大大缩短。惠普等知名跨国公司因此大幅增加投资，把重庆作为对欧出口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区域合作，创造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外需。
出口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主引擎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订单急剧减少，导致中国东部大量工厂停工，给我国面向出口的工业产能带来很大冲击。转变发展方式，更重视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然而，增加消费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紧密相联，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升级更是长期性任务，难以一蹴而就。因此，我国必须开拓境外市场，保持出口合理的规模和增速。
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且其市场更符合中国商品的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一旦具有投资能力，就会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为我国带来更多出口订单和服务合同。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此为指导，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输出，不但有利于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将给合作伙伴国带来更多经济收益，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转换为对我国制造业的新需求。
第三，维护经济安全，打造多元化出口贸易通道。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美国在各个领域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明显加快了对华战略遏制步伐，日本对我国一再挑衅，致使中国东部安全压力陡增。我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问题凸显。中国很大一部分外贸商品和石油通过“南海—马六甲”通道运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国打造多条陆路出口贸易通道，不但可以直接对冲东部经济安全风险，而且能够使中国成为连接东亚与欧洲、中东、非洲的交通和能源走廊，增加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倚重，弱化其追随美、日遏制中国的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需具备的特征
根据时代特点、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具备以下特征，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的重大战略需求：
首先，地域范围超越古丝绸之路，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
习主席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指出，“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渐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这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多走向的，范围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由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人们有关丝绸之路的概念一般局限于我国西北至中亚的通道，这很容易给外界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西北一个方向的印象。这种倾向是需要纠正的。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俄罗斯南下、印度北上、欧盟东进的必经之路。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趋势加快，进一步提升了中亚的战略价值。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等主要国际力量在中亚地区展开了大博弈。俄罗斯推出了欧亚联盟计划，试图通过推动与中亚的一体化，为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圈定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则针锋相对，欧盟推出了“中亚伙伴计划”，美国相继推出了“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中亚的南向和西向一体化。印度积极推动中亚与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而土耳其则大力推动中亚与西亚的经济一体化。印度和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客观上起到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经济一体化的效果，得到了美欧支持。
“丝绸之路经济带”如果仅限于西北走向，就会与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积极推动的中亚南向和西向一体化的战略意图相悖，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甚至可能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其与中亚经济一体化计划的最有力竞争者，试图赶在中国在中亚地区取得绝对经济优势之前，以欧亚经济共同体及未来欧亚联盟为依托，主导中亚经济秩序。俄专家指出，“俄罗斯将越来越难以遏制中国在上合组织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何况北京可以在双边基础上向其成员国提供贷款，对俄罗斯利益来说，这比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联合机制慷慨解囊还要危险。莫斯科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控制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节奏，使其发展速度不超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中国积极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等大手笔经济合作项目的进展，目前并不很理想。
能否成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多数国际力量均能接受的方案。为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西北、南、西三个方向并重，整体推进。“古代丝绸之路的路上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北丝绸之路，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指的是自长安出发，从新疆出境经过中亚到达欧洲的线路。南方丝绸之路指的是自成都出发，从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的贸易路线。”中国正在沿南方丝绸之路积极打造“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在新疆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南亚、西亚与中国西部地区连为一体，强化中国经济的辐射作用。其与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等国的战略利益没有大的冲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包容和统合这些国家不同的区域一体化方案。比如，美国推动南亚与中亚的电力、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符合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利益;而中国推动中亚与南亚的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加强中亚、南亚与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使中国西部有可能利用其它国家取得的多边经济合作成果。例如，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试图修复并管理阿富汗的铁路网，这项计划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阿中国企业也将从中受益。对俄罗斯而言，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大超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范围，只要其一体化程度低于欧亚经济共同体，就有可能被俄视为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有益补充。而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也会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受益。例如，“中国通往欧洲的渝新欧铁路运营后，由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海关联盟在2012年1月全面运行，取消了穿越三国边境时冗长的海关检查，货物运输节省了好几天时间，还大大减少了货物失窃的情况。”
第三，功能作用超越商贸范畴，推动新型区域经济大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该讲话精神体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上，就是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做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丝绸之路在古代只是一条商路，而要搞“区域大合作”，就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商贸概念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如果仅提供过境服务，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其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比较有限。我国既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就需要考虑发挥自身制造业能力，培养产品出口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释放出巨大市场潜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无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而是以新殖民主义方式，通过对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以及技术、人才、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垄断权，盘剥发展中国家。我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南南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因此必然将伴随着中国的工业文明输出，并以此带动合作伙伴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我国也将从合作中获得多重收益：一是境外原料的本地化加工将更有效益，使经济要素配置更为合理;二是中国从“本土发展型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布局型跨国工业集团”，原料和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压力以及环境压力都将由此大幅降低;三是中国将从合作伙伴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外需。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经济带”肩负着并且能够完成创造“南南合作的新模式”的历史重任。这种“南南合作模式”具有互利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定能团结所有合作伙伴，共同化解危机性因素，推动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形成。
第三，依靠最新高科技成果，建立高效互联互通网络。
在海权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交通不便，沦为欧亚大陆的欧洲经济板块和东亚经济板块的边缘地带。正如蒸汽机技术开启了海权时代一样，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彻底改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经济地位。
新一代高铁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正在颠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的需求，吸引新的投资。”“中国与周边国家高铁系统的建成，必将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产生革命性的转变。西部大开发将获得巨大动力，新疆将成为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连的国际大通道，而云南将成为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交往的国际大通道。此外，跨境高铁网络的建设还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增强。正如瑞典学者卡尔森(Carlzon)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所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今天投资高铁的决定是起决定性的决策之一。’”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纪嘉纶教授指出，“中国高铁技术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能够打包出口。高速铁路技术的高低，不仅看铁路，还要看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车辆制造等多方面技术水平。中国高铁技术由铁道部整体统一引进，通过消化吸收创新，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技术体系，并且能够打包出口。第二，中国高铁技术层次比较丰富，经过六次大提速，中国高铁可以达到时速200—250千米，也可以达到350千米。第三，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成本低，比其他国家低20%左右。”中国的高铁技术优势，不仅能赢得出口订单，而且为主导“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因为高铁路线的规划会直接导致一批大城市的出现，直接改变域内城市布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积极的铁路修建计划。哈萨克斯坦境内已有8700英里的铁路线，正抓紧修建连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乃至伊朗的新铁路。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计划刺激了地区竞争的出现。为了升级与中国相连的铁路，特别是改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状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一项投资4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高铁大展宏图提供了机遇。
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保障了越来越多、即便是偏远地区的人口，可以与世界同步获取信息，商务信息交流更为便捷。我国信息产业在科技和商业上都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仅以华为集团为例，其2013年销售收入达2400亿元人民币，未来5年收入增长将保持在10%左右。华为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历程。过去10年来，华为每年都将销售收入10%以上的资金用于创新，2004年至2013年，华为累计在研发创新上投入1539亿元。如今4G技术方兴未艾，而在4G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的华为却已开始布局5G。华为400G核心骨干网技术领先业界一年以上，有15万员工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2013年，我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了中亚第一条手机生产线。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技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催化剂。我国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利用自身信息产业优势，为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信息的高效传播提供优质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具备信息化的特点。
除高铁、通讯外，我国还在电力、公路、能源管网等产业具有优势。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急需发展的。我国将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大力加强与域内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并通过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网络化运营，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贸合作效率，增进国家间互信，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应战略举措
第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相结合。
阿富汗处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至关重要，将使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西亚连成互联互通的经济板块，使中国西部由经济发展大后方变为战略前沿，使中国的陆权优势和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中的地位得到强化，促使域内多边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迎来高潮，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而所有这些，都会威胁到作为传统海权国—美国的霸权。美国不具备帮助阿富汗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真诚愿望，其军事占领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底线是在欧亚大陆中心留下难以收拾的残局，破坏欧亚大陆整合进程，滞迟欧亚世纪的来临。美国的战略企图使其无法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广泛动员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着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
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是阿富汗出现动荡与战争，滋生三股势力、毒品、有组织犯罪等安全问题的诱因。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后，阿富汗经济结构畸形化，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和“外军服务”，对外依存度极高，进口额占外贸总额的98%。此情如不改变，阿富汗将因在美军撤离后失去重要收入来源而面临严峻挑战，并为美通过国际援助干涉其内政留下可乘之机。美军的撤离，还会给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制造机会。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如果得以壮大，就会利用阿富汗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向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张，甚至可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因此，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来说刻不容缓。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创造条件。阿富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帮助阿富汗经济发展的方式应是“授人以渔”，即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结合中阿战略需求，加大对阿富汗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投入，使阿富汗经济有机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整体开发的规模效益。阿富汗将在此过程中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升级，并进而成为和平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国家。
第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相结合。
上海合作组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天然合作平台，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几乎覆盖了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印度、巴基斯坦吸收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题中应有之义。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就能够覆盖到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提高经济合作的有效性和保障工业输出方案的系统性。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有力地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互联互通。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希望将其铁路网与未来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铁路、以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相连。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修建这两条铁路，不但会获得印度、巴基斯坦的支持，尽早建成哈吉塔阿巴印铁路和中吉乌一纵一横两条铁路大动脉;而且将大大提高路网的运营效益，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多边经贸合作注入巨大活力。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对接将更具可操作性：东南向与东盟及未来的“区域综合伙伴关系”(RCEP)计划对接;西向与中东、非洲对接;西北向与欧洲对接;东向与东亚及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区”对接。这样，“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主导国，我国将大大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大幅提高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能力。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富汗是由部落构成的国家，部落长老们的政治倾向性决定着政局走向，而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普什图族系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很多部落长老与巴基斯坦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印度对阿富汗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加。2011年10月，印阿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在安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和民间往来等领域全面开展合作。印度是阿富汗的重要援助国，“2001年以来，印度援助阿富汗的资金已超到20亿美元”。印度逐步加大了对阿军事援助，自“印阿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允许双方扩大军事训练方面合作以来，已有许多阿富汗军官前往印度受训。”虽然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的政治互信有待提高，但是不能片面地将印度加强对阿关系视为对中、巴的战略遏制。这里有对中阿经济合作构成竞争的一面，但并非主要方面。印阿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开辟道路。印阿经济合作越紧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过境需求就越大，印巴合作与关系改善的条件就越成熟。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面临着严重的天然气短缺问题，都高度重视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并为该项目尽早建成而努力。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都试图解决阿富汗问题，且各有优势。有效整合四国资源，需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印、巴同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如果成为正式成员国，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将为四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协同行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反之，四国的力量可能被分散。
第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秉承“上合精神”。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就必须创新合作理念。上海合作组织以发展中国家视角审视世界发展道路，创新性地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强调的是互利与和谐，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掠夺方式产生鲜明对比。只要秉承“上合精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导权就会获得域内国家的广泛认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能仅靠市场自发力量，需重视战略规划。这一点，早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的保障，主要来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而非城镇社会经济的自我发展。”如果放弃战略规划，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路”而不是“带”，因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初期，域内国家的市场相对狭小。假如我国不开展有计划的工业输出，提高域内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附加值，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点儿过境收入，中国商品也就只能出口到西方市场。
印度、俄罗斯等域内大国都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方案。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要素最全，工业输出能力最强，并且在国内经济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我国应参照国内经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区域性功能划分，规划好工业输出的目标和方式、方法，充分照顾域内国家的发展权。这样做，将对别国的一体化方案起到很好的包容效果，使其为我所用，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正能量。
“上合精神”是解决阿富汗问题和打通阿富汗通道的钥匙。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在于其沿用了不合时宜的军事占领方式，以及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操控方式，表现为忽视阿发展权，藐视阿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阿历史悠久，伊斯兰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而美无视阿的国情，不尊重阿文化与传统，强行推动西方普世价值，酿成“烧经事件”等严重亵渎伊斯兰教的事件，引发示威浪潮;加之美军军纪不严，滥杀无辜，很快便失去民心。中国以“上合精神”解决阿富汗问题，采用的方式不是军事干预，而是劝谈促合，帮助阿富汗由乱变治，并找到一条符合其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上合精神”也是打消域内国家对华疑虑的法宝。面对越来越强大和奋发有为的中国，即使印度这样的大国，也会有疑虑。2012年，一个由外交和国防资深官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发表了题为《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对外战略政策》的报告，提出“必须努力限制中国对印度市场，尤其是对印度基础设施市场的渗透。即便允许中国进入，但必须带有各种保护和在其他领域推进印度利益的条件。”我国秉承“上合精神”与域内所有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充分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文化。长此以往，“上合精神”必将深入人心，成为域内国家相互交往的宗旨。“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将真正形成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和谐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也将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起到良好示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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