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摘自：《李玲：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目标，这是对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探索的继承。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要再过三十年，我们各方面的制度才能比较成熟定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实践邓小平的愿望，那就是回答“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如何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建设，使得执政之后的共产党始终保持本色，对市场、社会进行治理，从而实现公平正义，使国家长治久安，江山永不变色，并最终走向“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
结合市场、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切中时弊，确实是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当前中国市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和治理体系的不完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割断政府和资本的联系，强化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实施“亲资本”政策，政府主导招商引资，对包括外资在内的资本极尽优惠，以行政力量“流转”土地，这就是典型的“掠夺之手”。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当年马克思的主张一样，政府不应该同资本站在一起。这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针对性。
向社会放权，首先需要有机的社会基础。在市场冲击下，我国基层社会已经碎片化，特别是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普通劳动者，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市民社会”，容易异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甚至为外部势力所掌握。所以，我们要建立的只能是大多数人的“人民社会”，这需要平等的经济基础，实现共同富裕，让普通劳动者有工作、有保障、有尊严、有希望。这样他们才能有条件、有动力参加社会事务，形成良性的、同政府合作而不是对立的社会组织。
现代国家治理，不是简单地“向市场分权、向社会分权”。特别是广大农村的首要问题，并非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不足，而是社会的溃败、治理的无力。当前，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的不健全，政府直接面向千万小农，治理成本空前提高。而基层政府税源不足，捉襟见肘，基层干部疲于奔命，一些地方连最基本的社会治安、环境治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都难以保障。农村社会内部分化，缺乏共同的经济基础，加上社会空心化，集体土地权益实际上被少数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食洋不化地主张放权、自治，会直接动摇人民共和国的根基。
十八大以来，对群众路线的回归，已经逐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针[壱拾八]，也将是改革的正确方针。当前，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化的普及，许多过去曾经设想但难以做到的事情可以成为现实。由此，我们主张
——市场、社会和国家治理相辅相成。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保障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参与。而市场经济和社会参与的发展，又反过来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
——中国共产党具有完善的基层组织，高效的执政和执行能力，有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和发扬这些优势。
——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缩小阶层差距，遏制利益集团，为市场经济奠定公平的起点，使市场经济服务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要建设面向大众的“人民社会”，把群众路线从作风建设转化为制度建设。扩大人民群众对各项改革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发展协商民主，建设在劳动者共享政治经济权利、广泛而有序的直接政治参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人民社会”。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在网络世界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将帮助我们实现超越现有其他制度的现代国家制度：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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