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摘自:《李玲: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至此,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然后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对内弥补市场失灵,遏制利益集团,维护公平正义。
然而,新的问题是——政府自身变成利益集团怎么办?
首先明确,通过缩小政府责任、弱化政府能力来防止政府变质,是一种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消极办法。政府让渡的权力和资源,到不了老百姓手里,而只能为其他利益集团俘获。拉美东欧私有化后,国家的垄断变成私人的垄断,更加加剧财富分配不公平,自由化的金融体系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引发危机。美欧新自由主义改革,缩小政府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结果扩大收入差距,都是明显例子。
但是,如何防止国家异化成为利益集团,这确实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国家可以消亡,真正地实现“把政府关进笼子,把权力交给社会”。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还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来得及回答,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建设这种“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新型国家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反而有可能把政治权力和掌握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成为新的资产阶级。苏联从1950年代之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放权让利”,结果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最后正是这个特权阶层瓦解了苏联。
对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异化,避免走向苏联式的失败,毛泽东最先做出了探索。他在1950年代就注意到了苏联的教训。他批评了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矛盾,实现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不能自动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而是需要使劳动者真正参加管理上层建筑。他说,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壱拾弐]。1960年,他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壱拾参]。
毛泽东把他这方面的思想叫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探索,是要找到一条公有制和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防止本是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党和政府异化为利益集团。他给出的办法,就是实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党实行广泛的群众路线。“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壱拾四]。
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追赶和维护安全的压力大,以及封建残余、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尚未根本改造,毛泽东的设计并未很好地实现。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色调。他的最后一首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写道:“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壱拾伍],就是通过赞成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中央政权深入地方,强化国家能力,减少对地方豪强大族的依靠,表明共产党不允许官僚机构形成新的“藩镇割据”[壱拾六]。他在1974年最后一次同周恩来彻夜长谈时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林彪一类的人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壱拾七]。他反复强调,要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因为他看到,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新的利益集团,坚决要避免中国走向这条道路。他晚年推荐最多的理论著作是《法兰西内战》,因为巴黎公社的精神就是,把无产者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实现“联合的自由的劳动”。
述往事,思来者。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和事业,在一个十分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扩大社会自由,把毛泽东时代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市场经济自由、权利的传统较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在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上始终没有犯颠覆性错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决心和能力坚持群众路线,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遏制各种利益集团,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下一步的任务,则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国家治理的这些做法制度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将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最艰巨的一项课题——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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