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摘自：《李玲：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讲市场经济，人们就会想到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认为他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其实这不是斯密强调的重点。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壱]。可见，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这一点同马克思高度一致，《资本论》第24章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谴责资产阶级政府“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弐]”，“把工人刚刚争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参]。不同的是，斯密没有指出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而马克思指出了，那就是通过革命建立代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和政权。
当时，刚刚进入工业社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规则的作用还不突出，仅仅是一个“守夜人”。因此，斯密反对作为“掠夺之手”的政府，也算抓住了主要矛盾。然而，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市场失灵愈来愈凸显，政府作用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20世纪“大萧条”之后，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推动下，资产阶级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医疗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建立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职能逐步增加。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之后，通过制度竞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以更大力度强化政府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制度，以至于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人运动、劳动力短缺、知识经济等原因，劳资对立已经消除，政府已经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当年设想通过革命解决的问题在欧洲已经和平解决了[四]。但1980年代之后，以减少政府干预为主题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席卷全球，带来了短期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南北差距和各国内部的社会差距，特别是东欧、东亚、拉美的不少国家接受了“小政府”理念，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放松金融监管，导致了经济金融危机。
可见，到这一阶段，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暴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医改。从肯尼迪到奥巴马，一直试图为美国平民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但是受到医药产业利益集团阻挠，反对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我们不要大政府”。而对于发动战争、买卖军火这种对平民利益不大、对利益集团却大有油水的事，利益集团就不再说“反对大政府”了，反而上赶着促成。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了65%以上的国民收入，2010年这1%的人占有了政府挽救危机支出的93%，美国贫富分化达到了近一个世纪最严峻的时期[伍]。这种“政府放权”，惠及的是1%的人，代价是那99%。可见，这种“限制政府权力”，完全把事情搞反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问题更加复杂在于，由于制度不健全，政府同时具备“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鼓吹“小政府”很容易迷惑人，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让政府放弃了本该承担的“保护之手”的责任。东欧和拉美的教训表明，一些国际说客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福利最小化，恐怕是以“约束政府权力”之名，行涣散政府能力之实，以维护他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占优地位。所以要明确，“约束政府权力”不是要弱化国家能力，而是为了更有效、更有力地履行国家治理的职能。
有效的市场需要有为的政府，同样也需要有机的社会，市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有效的社会保障、完善的社会组织、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保障市场经济起点公平的前提，也能够抵御市场风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如果脱离了所在的社会关系，就一刻也生存不了。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恰恰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他们的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从而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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