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文明的演进和冲突（上）

　　第四章 文明的演进和冲突

　　几百年来，西方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占尽好处的同时，其弱肉强食的政治哲学走进了死胡同。尽管从十八世纪起的三百年来，西方国家不断有有识之士对此进行呼吁，但是极少数掌握权柄和财富的人们不能自省，更不能自拔。为此，在二十世纪前四十五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开始使用可以导致人类毁灭的原子弹。终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里，美国作为世界的霸主国和“领导者”，为着满足一己的私利、野心和贪婪，极其不负责任和野蛮地将人类文明逼上了濒临毁灭的悬崖。

　　苏联解体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通吃世界的野心。亨廷顿和福山们认为，“主义的冲突”已经结束，“历史已经终结”，而通吃世界的历史机遇已经来到，于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原始野性发作，“文明的冲突”开始“图穷匕见”。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以西方基督教文明发言人的口气宣告：“21世纪是作为宗教的时代而开始的。”(美国)“国旗成为一种实际上宗教性的象征，等于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十字架。”“美国将自己的国家由‘希望的乐土’重新定位为‘十字军之国’。”了解西方历史的人都懂得这种宗教语言的含义和杀机，这是当代十字军东征的宣言，又要杀异教徒。这次十字军东征的对象是世界上所有的“异教徒”，根据“文明的冲突”的定义，他们依次是：中国人、俄罗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和非洲人，等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硕果仅存的几种文明狭路相逢了。中国希望建设和谐世界，不断向美国等国家输送利益，派发“大礼包”，到处释放善意，但是人家不仅不领情，不道谢，反而不依不饶，锁定要与你决斗，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问题和任务提得如此露骨和凶狠，将一切绥靖主义和幼稚、不切实际的幻想击得粉碎。

　　从全球化更广阔的背景，必须看到“文明的冲突”，来者不善，杀气腾腾，咄咄逼人。欧盟和北约东扩已经“捞过了界”，进入亚洲;美加墨的北美一体化正加速发展，美国更是以我为敌，八方包围上来;随着国际政治失衡，国际斗争越来越回到殖民地时代，越来越带有血腥味。在电脑时代，一个横跨大西洋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为龙头的英语白人民族共同体正在迅速兴起。这种国际现象，被海外华人学者称为“讲英语的‘纯白人民族主义’(Pure White Nationalism或亚利安民族主义Aryan Nationalism”。后者与战前的印欧民族主义不同，是囊括犹太民族的)。① 西方人不仅已经公开叫板，而且已经打到了中国大门口，兵临城下。这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野蛮叫嚣不是说着玩儿的，人家不仅早已经箭在弦上，而且早已经占领阿富汗，对中国形成大兵压境之势。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西方要吞没中华文明和通吃世界，实不可能。美国也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和无所不能。但是，如果对国际大势和民族危机熟视无睹，没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甚至麻木不仁，没有一个通盘考虑，没有有效得力的战略和战术应对，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当此中国崛起之际，也是中华民族危亡之秋，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回顾中西方文明演进的历史，增强对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第一节 东西方文明的兴衰和演进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了飞速发展，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战略弱点之一是文凭泛滥而文化不足，许多人更不懂历史包括文明史，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西方国家——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如何与他们打交道?西方国家一贯非常重视对国民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教育。在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失衡的今天，在美国人已经吹起“文明冲突”号角的情况下，不仅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而且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对此有必要的了解。

　　一、中华文明及其对西方的影响

　　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仑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并称人类的四大古代文明，原是人类文明的主流之一。后来巴比仑文明、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灭亡，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就不是人类文明的主流之一，而是存在的唯一主流了。至于古希腊文明，则是后来在古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古希腊文明因战争而灭绝。至少从这时起，一直到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一千五百年中，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发达的主流文明。伊斯兰文明产生于民族大迁徙以后，至于现在所谓西方文明，是指西方基督教文明，则更是在伊斯兰文明以后，在中世纪的中晚期开始形成的，这时距古希腊文明的灭绝已经一千五百年以上了。基督教的存在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回事。

　　中华文明早在秦汉以后就完成了民族融合，成为人类古老文明幸存的主流和强势文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的典范。欧洲中世纪晚期(1300-1500)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收了各种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兴起，近五百多年来随着对外扩张而迅速发展，主要在工业革命以后逐渐崛起为强势文明，而且在1842年通过鸦片战争打败老大中国，后来居上。此后，中国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中华文明在近代一百多年的逆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奋斗拼搏，实现独立，经历转型，人类最古老文明仅存的硕果又焕发青春了。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曾长期对人类有“较大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文明是中国的优势和强项，是西方的弱项。西方引为自豪的古希腊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说：“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②雪莱是著名诗人，而且是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这句诗一般的语言就是明证。说得好听点这几乎是无根据的夸大，说得直率一点这是吹牛，而且忒离谱。李敖说英国人的祖先是瑞典海盗，不是虚言，其实不止英国。英国的法律也不起源于希腊，而源于罗马;文学，也许只有雪莱式的诗人的灵感来源于希腊;至于宗教和艺术，与希腊也无什么大关系。实际上，正如美国学者所说，西方基督教文明“是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许多影响混合的产物。”③所以，西方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晚近兴起的“拼盘”，它的强项在工业文明。现代西方几乎没有多少象样的古代文明。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东西方史学文献的比较上。正如著名旅美学者唐德刚先生说：“我国传统史学家自左丘明、孔丘、司马迁而下，实是举世无匹的。我们试翻《四库全书总目》里的史部目录，看看那五百六十五种史学名著的提要(那一千五百八十七种‘存目’就不必谈了);再去翻翻欧洲史学同一时期类似的书目，一比便知高下。‘四库’(全书修于两百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而后，由乾嘉而清末而民初，由戴震、章学诚而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柳诒徵到缪凤林……这近两百年的成就也是惊人的。所以许多对中国传统文明有自卑感的朋友，也实在大可不必。”④ 这是说史学，即使讲其它科学理论，现今世界上许多学科的开山之作，也都是中国人写的。除了上面说的史学的《史记》等，农学的《齐民要术》，军事学的《孙子兵法》，建筑学的《营造法式》，医学的《本草纲目》，等等，哪个不是世界第一?就说咱钱塘人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的科学建树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学术、科技、经济，在十六世纪以前，在许多领域真的是独步世界。对此种事实，近两百多年来，无论是十八世纪的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还是二十世纪科学史家李约瑟、哲学家罗素为代表的西方有识之士，都不仅坦然承认，而且不乏敬畏之心。前德国驻华大使康拉德·赛茨说：“在过去近2000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⑤ 至于西方骄人的近代工业文明，也是在中华文明“第一推动力”(借用西方宗教的这个概念)的作用下起步的。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那本划时代的著作《新工具论》中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三大发明，“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力量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⑥ 培根当时还不知道这三大发明都来自中国，当然他也就更不知道中国还有一项更古老的造纸发明，是在西汉初年，约为公元前100-200年。到了唐代以后，经过阿拉伯传到西方。当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技术中心。而且实行自由贸易，没有技术专利制度，实行技术共享，不懂得技术可以卖钱，这也是中国文化使然。但是阿拉伯人却精得很，替中国人赚了欧洲人大量“专利费”。 公元八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长期严防技术扩散，按中国技术造纸然后高价销往欧洲，在长达几百年里赚取了欧洲人无数利润。⑦也可能是阿拉伯人的“专利费”太重，据说到十三世纪，意大利人发明了造纸，可是已经比中国大约晚了一千五百年。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按照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说法是“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应不是虚言，结果是宋人毕升在1041-1048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中国可以用五种颜色印制彩绘书刊，“五彩缤纷”一词是否由此而来，待考。1248年成吉思汗占领了匈牙利，将印刷术带到了欧洲。印刷术传到欧洲，对西方近代文明迅速发展和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但是这时距离中国雕版印刷出现，已经过去了大约七百年。在这漫长的七百年里，中国人享受着批量生产的日益精美的书卷，而中世纪欧洲的教士修女们则是靠艰苦的手抄本复制文献。说到中国古代的技术，老说四大发明，有些国人很不以为然，其实他们是不如培根那样了解它们对于人类和西方的伟大意义。

　　其实，中国古代最骄人的技术还是农业。西方人近代以前不大会种地，这不是夸张。就说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地区的人比起中国农民，也还不会种地，例如非洲一些国家，甚至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也是如此。中国早在公元前600-200年就使用了铁犁，而欧洲则在1050-1200年才有铁犁。铁犁的发明(连同三圃制和磨一起)在西欧历史上居然被称为“第一次农业革命”，⑧比中国晚了1250—1800年，居然称为“革命”，可见“不会种地”一说不是污蔑不实之辞。赛茨指出：“基于这些以及其它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欧洲。直到进入新时代(指十六世纪以后——引者)时，欧洲农作物收成与种子的比例还保持在4：1时，而中国人早已达到了10：1。当欧洲人在十七八世纪学习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后，欧洲农业才发生了巨大飞跃。中国在12世纪的水平，欧洲人在20世纪才达到。”⑨可见，当代“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出在中国，是有历史文化渊源的。

　　所以，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欧洲中心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是错误的。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也是我们今天走向现代化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在“文明的冲突”的今天，让每一个中国人了解这一点，记住这一点，时不时地强调这一点，对消除一些人的民族自卑感和复兴中华有重要意义，不要怕人讥笑自己好说“先前阔”。就是“先前阔”，“先前阔”并没什么不好。岂止“先前阔”，今后也要“阔”。只不过，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坚定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是要“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⑩

　　二、西方文明是晚近发展和走向衰落的文明

　　西方最早的古希腊文明来源于东方的古巴比仑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惜古希腊文明也灭亡太早。中华文明其所以独特，不仅在于她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其它文明截然不同的东方文明，而且是人类迄今存在的唯一最古老的文明。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是一种晚近兴起的文明。西方民族形成和文明的兴起，是大迁徙时代以后的事，最早曾受到中华文明的推动。早在耶苏降生前后，历史上屡犯中原的匈奴抗不住西汉卫青(?-前106年)、霍去病(?-前117年)的连年征讨，逃难到中亚和东欧。匈奴原不是奴，名匈(Hun)，即匈牙利(Hungary)之匈，为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由于历史上经常饥荒难耐，屡犯我边境，被汉人呼之为奴。今匈牙利名Hungary，与匈Hun为同一词根，不知历史上此匈与彼匈是否“本是同根生”?需要作DNA检测;匈牙利国名Hungary与英文饥饿一词Hungry仅一a之差，不知有何渊源?事实是，匈奴虽败给中国西汉，流窜到了中亚和东欧以后却变成“凶”人(这使人联想起俄罗斯经过蒙古人两百四十年残暴统治以后崛起的伊凡雷帝)，终于在公元四、五世纪，也就是罗马帝国解体前后，大举西侵，把个欧洲闹得天翻地覆，终于酿成了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在这个“民族大迁徙”多米诺骨牌的东端，也是源头，是卫青、霍去病赶跑了匈奴，后来匈奴逞凶了中亚东欧，推动了日尔曼人原始公社解体，进而又影响到罗马帝国解体。日尔曼人于是越过莱茵河，进入不列颠，以后才有英语和英国呢。民族大迁徙也是人类文明传播融合的过程。在耶苏降生直到公元600年前后，整个欧洲处于民族迁徙融合，罗马帝国分裂解体，战争频仍动荡不安的黑暗时期。就文明而言，罗马帝国解体，给了基督教发展的机会。进入公元600-1050年，也就是欧洲史称中世纪早期以后，社会得以安定喘息，封建诸侯的庄园经济得以逐步形成，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得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逐渐形成，但是也还没有发展到象样的文明。因为当时“在欧洲各地，除那些最享有特权的个人外，所有人都生活在饥饿的边缘”。(11)所谓“饥饿的边缘”，无非粉饰，说到底还是饥饿，原因是没有铁制工具，用木头工具种地，就是不大会种地，原始农业产量极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2)在普遍饥饿，没有物质基础的状态下是难以发展文明的。而在公元七至十一世纪中，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直到中世纪晚期它们都高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上。美国学者坦率地说：“因为相形于这两种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一个落伍者。它在经济方面发展程度最低，在宗教与政治方面都面临组织弱点。”所以，“在此几百年间，西方世界一直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和麦加的阴影之中。”(13)今天的情形正好倒了个个儿。

　　根据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概括，西方文化有三个来源：(1)希腊文化;(2)犹太教及其伦理;(3)现代工业文明。他说：“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学得了文学和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许多社会生活中温文尔雅的礼节。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得了狂热的信念即所谓的信仰，由善恶观念决定的道德热情、宗教偏见和某些民族主义的东西。从应用于工业的科学中，我们学到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识。我们就是上帝的信念，相信我们能成为无科学知识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真正主宰。我们也学得了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依靠这些方法，我们能获得大多数真正的知识。”罗素是西方现代的大学者，他的这段话水分很大，真伪并存，需要作如下分析。首先，所谓“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学得了文学和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许多社会生活中温文尔雅的礼节。”从上文对雪莱的诗句的评论已知，这句话基本是忒离谱。罗素与雪莱同文同种，有古希腊情结可以理解，但这不是事实，已为现代西方史学成果所否定。其次，“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得了狂热的信念即所谓的信仰，由善恶观念决定的道德热情、宗教偏见和某些民族主义的东西。从应用于工业的科学中，我们学到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识。我们就是上帝的信念，相信我们能成为无科学知识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真正主宰。”这句话很实，西方人的宗教狂热、政治偏见即所谓信仰，不仅把人看成生来即是恶的，与中国人古代信奉的“人之初，性本善”完全相反;而且更要命的是对异教徒的态度是排斥，是杀，杀，杀。特别是“我们就是上帝的信念”，特别狂妄，也特别有侵略性，西方人要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也是“美国信念”的来源。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东西，是西方文明从工业和近代科学中得到了知识和力量的源泉。培根有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道出了西方文明强大的秘密——工业文明。

　　所以，对西方文明必须分析，首先，总体上其核心价值体系即宗教观念是违反科学的，是不可取的，而且是有害的，有侵略性的，是必须防备的。罗素所谓“温文尔雅的礼节”这是西方人外表的包装，它只有建立在与人为善的价值观基础上才是可取的，否则即成虚伪。应当指出，现代西方人，即使是基督徒中也有温和派，主张与人为善，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不是主流。西方政治比如美国的政治领域，主流是基督教愿教旨主义，是最危险的;其次，工业文明和近现代科学，是西方文明力量的来源，这是最宝贵的，也是我们最缺乏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我们一定能学会的。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正确的，优秀的。例如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义。孟子见梁惠王，毫不客气地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4)西方列强是梁惠王“转世”——不懂仁义。这不是骂人，西方文化没有“仁”、“义”的概念，他们也不理解，英文里也没这个词，不能翻译的。林语堂把“仁”译成英文“仁慈”，完全错误。待人接物，儒家也提倡仁义，但并不主张无原则地忍让，所谓孔子主张“以德报怨”，甚至将其夸大为我中华美德，那是以讹传讹，误尽苍生，流毒甚广，至今难消。实际上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5)这里孔子主张以直报怨，指一般待人接物，不是指对外国。如果论到外交，一般国际惯例是“以牙还牙”，当然对待小国，有时可以酌情。这是中国传统文明，虽是农业文明，却有普世价值，永恒价值。中华文明缺的是工业文明这一块，补上这一块，我中华文明就有了两翼——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翼自能腾飞世界。西方再如何发展，也是一翼，飞起来一定偏颇，需要向东方取经，补上另一翼。所以，中西比较，顾后瞻前，越比我们应当越有信心。

　　西方文明的崛起，最初的精神资源来源于宗教，即建立在犹太教基础上的基督教。而早期基督教的狂热与当时的饥谨所产生的对外扩张相联系，所谓与追求东方黄金和财富的渴望相交织的，首先是得到食物而活命的需要，这才是中世纪西欧八次十字军东征(1096年起持续200年)的物质和精神动力。宗教的信念、偏见、征服异教徒的使命感和狂热，千百年来深深地融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全部意识形态，直到今天。其中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就更为偏激和狂热，其最原始的经济根源也是饥饿与物质极度贫乏。所以理解西方文明，一定不能离开宗教，这是它最原始的意识形态来源。而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生，又深深地置根于经济根源：农业落后，粮食不足，饥谨流行。此外，罗素所说“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学得了……许多社会生活中温文尔雅的礼节文明”，这些都是十六世纪西欧人解决了温饱，社会剩余产品增加，开始富裕起来以后的事情。还是管子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中西莫不如此。古希腊文明灭亡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和基督教文明兴起(十五世纪)之间差不多相隔两千年。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文化对西欧哪里有什么影响。西欧是在近代大航海运动，也就是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开始以后，在早期海外殖民体系建立和资本原始积累到相当程度以后，以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开始了兴办教育包括创办大学的风潮。所以是文艺复兴使得古希腊文化和其它文化相继注入,形成了西方文明。包括道德伦理、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礼仪、服饰的讲究、餐具的配备和使用等等，都是晚近时代的事情。不象中国，文明很早，在儒家学说诞生以前就形成了人们的伦理道德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各有一套行为规范，尊卑长幼有序，社会运行有条不紊。酒器餐具在商代就已经相当精美讲究，服饰的等级和讲究也是很早了，有身份有文化的上等人着装都是宽袍大袖，绫罗绸缎属于贵族和富人服饰，老百姓穿布衣，读书人穿长衫，百工着短打;衣服就是身份，房子就更显身份，不能乱来的;包括使用筷子更是源远流长。当然同西方比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了。农业文明中国第一。西方文明主要在于罗素说的第三，现代工业文明，这才是西方胜过我们的关键所在。至于市场经济、近代自然科学、近代社会科学、近代工程科学、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人权之类，基本上都是现代工业文明使得西方国家暴富强大以后的产物。自由民主人权这类更是贴金的包装，说软就软，说硬就硬，不能太当真的。不是讲进化论吗?西方人进化晚，蒙昧时代长，文明起步比中国晚几千年。但是落后反而有“后发优势”，农业文明虽然落后，但是无食物者无畏，无知者无畏，这里就有转机。以八次十字军东征为先导，近代西欧国家靠海外扩张、打家劫舍、攻城略地，征服殖民地(杀异教徒)起家，先下手为强，不但一举摆脱饥荒危机，而且积累了财富，开阔了眼界，于是“沐猴而冠”;有钱以后就大力发展科教文化，量变引起质变，爆发工业革命，进一步推动全球化，“通吃”世界，于是称霸至今。近五百多年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而化之地讲，基本脉络就这么回事。近代史上所谓殖民和扩张这些词汇，多少都是粉饰之辞，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明就里，必须掰开揉碎了说，才能明白。殖民者，移民也，就是鹊巢鸠占。扩张者，扩大疆土、扩大势力也，就是攻城略地。殖民和扩张，都要靠暴力。所以，只要西方殖民者一旦“发现新大陆”，就杀人无数，血流漂杵了。但是，嗜血成性毕竟是野蛮人的特征，后辈富裕起来也就文明起来以后，文过饰非，为尊者讳，“修改”教科书，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饱受殖民地苦难的中国人研究历史，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就不能被轻轻骗过了。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终于发现五百年来“增长”已经到了“极限”，地球的资源已经被造得差不多了(主要是被西方挥霍、祸害得差不多了)，目前太空技术还落后，暂时地球只有一个，太空移民还办不到(有钱也不行)。怎么办?原教旨主义者的思路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杀异教徒，反正有的是大规模杀伤性(应为“杀死性”或“毁灭性”)武器。于是“文明的冲突”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一来，一个小小的伊拉克打了四年都摆不平，“通吃”世界看来力不从心;二来，全世界的国家不都是傻瓜，颇有些众怒难犯的态势。所以现在布什政府有点进退两难。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美国总统的高位让布什爷儿俩干得不亦乐乎，现在民主党见有机可乘，克林顿和希拉里两口子杀将出来。这两口子政治上是绝配，你看克林顿虽然好色不倦，但希拉里并不介怀，人也漂亮，既“有容”，又“乃大”，同心协力，竞选正欢，正上演一出“妇唱夫随”，演好了就续演一出夫妻“轮流执政”。眼看大选在望，登台在即，所以兴头上对台上的小布什冷嘲热讽。可怜小布什人称牛崽，宛如程咬金，三板斧过后早就没了辙，硬撑在那里，上不去下不来(中文念“卡”)，就等着总统“换届”，内心挺难受，坦言几年来大哭多次。美国人坦率起来，有时也挺可爱。看来美国总统的至尊高位，那把椅子其实难坐，搞不好就烧屁股。

　　具体说，十五世纪以后，西欧实际上是在东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华文明等)西渐和多种文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开始加速。欧洲的民族原本受到东方的长期压迫，例如西欧受到阿拉伯人的长期压迫，中东欧长期受到蒙古人的压迫，那时候就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被压迫的好处就是可以从强者身上学习，伺机崛起。欧洲人与中国人相同的一点是善于学习，这一点不是很多民族都具备的。俄罗斯人从蒙古人长达两百多年的残暴统治中学出来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1530-1584)，从此走上扩张道路，逐渐崛起。俄罗斯的地利是连着欧亚大陆，但是陆路交通极为困难，而且地处高寒地带，就更困难，所以落后;西欧的地利是海洋。“要致富，先修路”，海路是天然的，不用修，所以西欧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幸运的还是西欧在近代开始时就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天时，就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导致中世纪辉煌和强大的拜占庭文明灭亡，几百年来西欧人头上的“金钟罩”和通向东方的巨大屏障得以去除，这才轮到西欧人发起大航海运动，给予了西方文明崛起一个天赐良机。西方人写史，有意不提这个重要事件对欧洲崛起的影响。中国人不能跟着稀里糊涂被蒙过去。否则，有强大的拜占庭帝国横在地中海和红海的出入口，又有印度洋的制海权，很难想象葡萄牙那几条小船如何进得了东南亚。但是拜占庭帝国一垮，西欧正值文艺复兴的的思潮洗礼，又从拜占庭文化中学得了许多东西，又久惯于航海，又从中国学得了火炮技术，于是渐渐在公海大洋上横行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现代西方文明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包括世界多种民族文明和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支柱的一个混合体。西方国家崛起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纪以后，这时民族国家开始兴起，重商主义旗帜飘扬，各国之间争夺财富和海上霸权的战争烽火燃烧了几百年不息，烧出了一个拿破仑，再烧出一个希特勒，就是没能烧出一个秦始皇和汉武帝，没能打出一个统一的欧洲，倒是出了一批世界列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的民族多为从各地迁徙而来，语言和文化难以融合，不能如秦汉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仑，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更谈不上统一文化和统一成一个国家。无论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做到，倒是今天的欧盟正在做到这一点，不过比秦始皇已经晚了两千二百年。到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于是将西欧国家对全世界的工业“比较优势”相对固定下来，近代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的形成了。

　　总之，在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带来巨大财富的基础上，在十六至十九世纪短短的几百年里西方文明得到了凤凰涅磐(下木)式的飞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过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积累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残酷现实已经使得西欧先进的思想家看到处于上升期的西方政治哲学和商业文明的弊端。正在他们对于自己的文明前途感到困惑和怀疑的时候，由利马窦等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翻译和写作的关于中华文明(主要是儒家文明)的典籍传回西方，实际上形成了十八世纪西欧国家一场影响深远的东学西渐运动。中华文明对西欧的影响后来虽然中断，但是历史的影响至今还在。到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英国的发展达到顶点，开始衰落。英国的衰落也是近代西方文明，首先是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人类的政治哲学如果一味追求自由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如果没有中华文明仁义、和谐、天人合一等思想体系与之相辅相成，与之中和，就必然导致无日无之、没有出路的生存角逐，人类最后即使不是同归于尽，竞争到最后，剩下的人也是要疯掉的，要毁灭的。尼采(1844-1900)在提出鼓吹权力意志的“超人”哲学以后，不就疯掉了吗?可能是害了“政治狂想症”。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十九世纪末美国、德国和日本又相继崛起。然后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最后搞出了可以灭绝人类的核武器。这是西方政治哲学和文明走进死胡同而没有出路的明证，实际上这个弱肉强食的哲学已经崩溃，只是由于利益，少数迷信实力的人不回头，一意孤行。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西方世界连同文明进一步衰落。美国通俗的大众文化其所以举世“欣羡”，受到大众欢迎，并不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商业文化的高度发展和人类失去理想，对现实无奈、苦闷无助、得过且过的宣泄。以法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历来就瞧不起美国文化，但实力上又比不过。英国的世界霸权曾经维持了百年，而二战后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转眼之间就开始衰落。石油武器出现，戏剧性地打击和削弱了西方的权力，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弱势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沉重打击，是“不对称的战争”。“恐怖主义”是对西方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美欧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进一步标志着西方政治和文明的衰落，“西方”这一政治概念正在消解。读者诸公不必为萨科齐和默克尔的右倾表演所困扰，小布什都是强弩之末，这一对男女能走多远?苏联解体也并不是西方文明和道义的胜利，只是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分布，也削弱了西欧对美国的依赖。两德统一扩大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力量，同样意味着世界权力分布的变化。总之，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文明并没有改变衰落的命运，世界正在乱成一锅粥，这是西方文明作为世界主流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上打了胜仗，占了便宜，这是由于物质而不是文明的力量，所谓“新自由主义”只是西方文明的冒牌货。摩根索指出：“美国取得对‘自由世界’以至全世界的似乎是不容挑战的领导地位，有效地掩盖了所谓西方世界这个集体事实上的衰落以及美国本身的衰败趋势。西方的衰落和混乱趋势在里根政府反对苏联‘邪恶帝国’的意识形态讨伐中昭然若揭，这一讨伐常常置业已削弱的北大西洋共同体的团结于不顾。”(16)摩根索认为，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讨伐在道义上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打出“反对共产主义，保卫自由世界”的旗号，但是采取的却是维护本国利益的政策，从而使自己公然站在殖民主义即邪恶一边。他说：“造成西方道德衰竭的原因在于，西方没有能力制定一种可以用来为其立场和利益辩护并反驳其敌人和诋毁者的道德原则。”(17)这就是西方弱肉强食的政治哲学彻底失败的表现，也是基督教文明的力量枯竭所致。相反，中国崛起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对此不能仅作经济和政治的解读。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18)短短一句话，一个不卑不亢、独立自主、坚忍不拔、伸张正义的大国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是中华文明泱泱大国的气度和形象。这样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虽古老却又焕发洋溢出青春风采的文明，拿它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顺其自然。中国崛起，也就是中华文明复兴，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平衡力量，恰逢其时，给西方和世界带来的是福音，而不是威胁，这一点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三、对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解读

　　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发展不平衡和政治权力的变化。但是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是不能仅从政治本身去解读的。在政治背后起作用的除了经济利益以外，只有从历史文化甚至哲学层面去把握，才能更深刻地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精神，是追求和的境界。天人合一，就是追求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和谐);同时，也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这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在物质生活还相当贫乏的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思想，至今也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历史证明，人类如果不去追求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平衡，是注定要痛苦的，注定要永无休止地发生冲突，也是没有出路的。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这套传统理论虽然了不起，却不能与西方达成共识。西方文明或称基督教文明，是在基督教关于原罪和救赎的催眠中求得内心平衡的。人与世界如何统一，基督不但根本不管，推给恺撒，实际上是“默许”和怂恿他的门徒在长达两百年(1096-1291年)里发动八次十字军东征，怂恿其以基督的名义滥杀无辜。是争夺圣地耶路撒冷吗?不，那是骗人的鬼话，是争夺东方的财富。今天，基督仍然“默许”美国在短短几年里就连续发动三场战争(海湾、阿富汗、伊拉克)?是为了传播民主、自由的福音吗?不，那也是骗人的鬼话，是为了石油财富和世界霸权。基督教教人仇视异教徒，是有所本的。据圣经记载，天主对亚巴郎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应遵守我的约。……你们中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在生后八日都应受割损。这样，我的约刻在你们肉体上作为永久的约。凡未割去包皮，未受割损的男子，应由民间铲除，因为他违反了我的约。”(19)至少这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这个文明自从诞生就与东方文明不同，它引导人们相信人性恶，使得欧洲自基督教诞生以后就一直处于长期内战，甚至相互灭绝性的厮杀之中。欧洲人历史上杀起异教徒来是不眨眼的。欧洲人登上北美大陆，杀了印地安人小一个亿，搞得没有劳动力，于是转从非洲运来黑奴;还不够，就改运华工作“猪崽”，灭绝人性。而儒家文化则“以仁为本”，主张仁义、道德，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人们各安其分，过有礼有序的生活。早期的西方传教士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好处，成为近代东学西渐的文化使者，对欧洲启蒙思想曾产生不小的推动作用。其中利马窦有奠基之功。由他开启的欧洲在华耶稣会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起不断向欧洲传播关于中国文化、历史、人文、社会和风土人情的知识和信息。在他们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但就其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而言，实行的是与西方完全相反的原则。这场持续了几乎长达百年的东学西渐运动几乎引发了十八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危机，但最终因与西方政治需要不合而遭夭折。

　　莱布尼兹是欧洲最早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的价值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出于直觉感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后会超过欧洲。他在1699年写道：“有谁可以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一个民族，他们拥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高于我们的文明生活，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甚至只有我们创造了整个道德文明。可是事实又如何呢?”(20)从莱布尼兹的学术地位和这段话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欧洲思想界受到的震撼。根据赛兹的描述，莱布尼兹是这样做的中西比较：“在生存的实际能力方面，中国与欧洲相当;在科学思维、逻辑、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不如欧洲;在军事技术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是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与其说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所致，因为他们藐视以武力侵犯人身或者相互厮杀有关的事情、东西，同时也因为他们厌恶战争，在此有些类似耶苏，出于高尚精神，而不是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出于恐惧。’此外，毫无争议，在伦理道德以及政治方面，中国超过欧洲。”(21)莱布尼兹的观察真是入木三分。赛兹指出，莱布尼兹出生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在他看来，基督教对于引导欧洲人礼貌而和平地生活，似乎无能为力。所以迫切需要中国向欧洲派出儒学的“传教士”。他的论证逻辑是：“中国人现在利用耶苏会会员在学习数学、自然科学，从而也就弥补上了在这方面的不足。而欧洲人就该加快学习中国人那理性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自然神学(当时欧洲人认为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长期稳定，乃是由于儒学的伦理道德体系表明它是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学说——引者)。如果只是单向传播认知的话，那么这些领域欧洲人很快地就会被中国人抛在后面。欧洲人必须向中国学习。为实现这个目的，莱布尼兹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22)莱布尼兹的预见在三百年后开始部分地实现了，虽然欧洲人还没有“被中国人抛在后面”，但是“孔子”(学院)已经在周游世界了，而且欧洲和世界各国仍在排队向中国申办“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为何物?为什么不叫语言学院?须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有思想的文字，“孔子学院”乃扩大我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向中国学习”，曾经是莱布尼兹以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座标，其中以对伏尔泰的影响最大。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其实就是孔子的“粉丝”，这对他的“重农主义”学说无疑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斗争角度看，中国文化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大为流行，以至于欧洲“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没有人没读过有关中国的书，”(23)也是因为中国文化给了欧洲反对宗教和贵族的思想武器。这实际上无异于引发了一场欧洲的精神危机。有趣的是，追根溯源，是利马窦等耶苏会会员。原本西方向中国派出传教士，是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没想到适得其反，基督教差一点被儒学伤了筋骨，于是引起激烈的报复。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总体上不适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场东学西渐引发的巨大影响终于被孟德斯鸠为首的另一派启蒙思想家打压下去，中国于是被妖魔化为“东方专制政体”的典范。当然，这样做并不妨碍西欧国家借鉴中国的某些好东西，例如文官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等等。十九世纪以后中国政治的腐朽越来越为西方来华的的商人和传教士所洞悉，渐渐地在西方殖民者眼里对中国的敬畏就荡让无存，而完全被蔑视所代替了。这在庚子之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东学西渐带来的中国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冲击也是巨大的。赛兹指出：“欧洲遇到了中国儒家精英们所担心的问题，开放通往外国的大门势必伴随着对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冲击。虽说对波旁王朝统治没有太大冲击，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却随着外来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的传入而遇到了震动，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这种震动。由此直至欧洲在19、20世纪毁灭中国文化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化巨人笼罩着欧洲。”(24)这也许就是前法国总统希拉克至今对于中国文化寄予厚望的历史原因吧。

　　面对中国文化，莱布尼兹对基督教文化的困惑不无道理，甚至可以说切中要害。西方文明不缺少科学和进取，相反却不管旁人死活地非常进取，而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与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南辕北辙。所以中西文化至少从政治家看来，属于“道不同不相为谋”，西方加以排斥并不奇怪。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包含有太多的真诚和古朴，中西两种文明碰撞，我们吃亏原属正常。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明，后者虽然野蛮，但是它“发明了机关枪”(辜鸿铭语)。从长远看，两种文明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对此，国人要有自信心。其实，不少外国人比我们看得明白。从李光耀极力敦促新加坡人学习汉语中，从近年来汉语的全球热中，都透露出未来的某种信息。罗素在八十多年前写道：“我敢断言，假如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在未来的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富有希望的中国表现出来的这种学习热忱，确实使人回想起15世纪意大利不朽的文艺复兴精神。”1945年斯大林对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今天，从莱布尼兹到罗素，到斯大林，这些欧洲人的预言正在兑现。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里了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明的自信。在二十世纪初德国的大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看来，一种文明一旦出现帝国主义，就是恺撒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文明就要谢幕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无论其政府采取何种宪政结构，权力最终都会落入恺撒式人物手里。这是因为“金钱以民主的形式获得了胜利。”甚至“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一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在他们的面前，金钱的势力崩溃了。帝国时代，在每一支文化中都一样，意味着心智和金钱的政治的终结。血统的力量，未受破坏的身体的力量，恢复了其古老的统治的地位。‘种族性’涌现出来了，纯粹而不可抗拒——强者取得胜利，渣滓则沦为他们的战利品。”(25)斯宾格勒接着说：“恺撒式的强人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文明时代的一切，最终都将在战争面前灰飞湮灭，人类的历史重又进入它的野蛮时期，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循环。”(26)斯宾格勒对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的文化循环的描述是：“人类的高级历史倦怠地躺下来睡觉了。人又变成为植物，依附于泥土，默默无言……农民重新出现了……这是一种忙碌的知足的人群，任凭军人皇帝的暴风骤雨从他们身边刮过……人们活着仅仅是为了糊口，只有一点点节存，一点点财产，但还得忍受下去……在高处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永恒更迭，在低处的人们则只能祈祷”。在对痛苦的忍受中，随着历史的终结，世界和平将会降临。而“所谓的‘世界和平’也不过是文明时代早已做惯了金钱和机器的奴隶的人们为自己随时准备放弃战争、屈服于武力而扯出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他得出结论说：“今日的西方世界就处在这个文明时期，就处在这个世界大战的前夜。它的未来必将是文化的出于必然性的最后命运的印证，不论你是否同意，也不论你是否愿意，那命运就在那里：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27)这话是在一百年前说的，却象是对今天说的一样。这就是思想家的伟大之处。本来，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文明也取得了很大发展，这就是西欧和北欧大多数国家所代表的方向。但是美国却执意走另一个方向。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正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所说，美国“原教旨主义在宗教和政府中越来越有势力”，两者“同流合污”，美国政府在国内外为所欲为，致使美国长期奉行的基本价值观濒临危机，美国陷入道德危机。”(28)卡特所批评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的“同流合污”，再次证明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堕落;再次暴露了在美国，民主是政治的婢女。同时也表明，西方文明和今天的世界还是处于斯宾格勒所说的这个循环的怪圈中，只不过已经是回光返照。布什是不是当代的恺撒呢?恺撒早就死了，政治人物退化是一种人类学现象。当代的恺撒也就是“三板斧”的水平。

　　卡特所批评的布什政府的问题，其直接原因在于苏联解体导致的世界政治失去平衡，所以美国可以为所欲为。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世界政治的相对平衡如同中国崛起一样，是可以预期的。面对西方文明的衰落趋势，中华文明的长处和优势是十八世纪以来连西方人也感觉和认识到的，却被我们自己一些人弃如敝屣。我们古老文明的优势所焕发出来的活力，已经在国际政治上表现出来。当前最要紧的是要恢复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夯实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基，以迎战全球化面临的新形势。西方文明的衰落表明，世界的文明需要多元化的平衡。长期以来在近现代西方的文献中，充斥着千篇一律的“西方中心论”。好象全部历史就是西方创造的一样，这是西方国家对历史的解读。中国叫“中”国，固然不合地理常识。可是凭什么叫“远东”，就合乎地理常识呢?不还是“欧洲中心论”吗?所以是五十步笑百步，都一样。赛茨对此批评说：“欧洲把先进于他人的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29)赛茨的这段话应当制成精美的书签或其它文具什么的，印在上面，广为散发，时不时给国人提个醒，也免得有人老给洋人擦鞋。其实在差不多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就曾对于“西方中心论”的荒诞给以无情的嘲笑和批判：“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领地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并将其当作中心的太阳。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但是，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30)斯宾格勒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发挥：按照“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国和埃及的几千年的遥远历史便被缩小为纯粹的插曲，而我们的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则被肆意夸大，如巨型怪影般傲然耸立。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和假象，是我们西方人的自欺欺人;我们之所以把西欧历史和文化当作中心，其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生长在这里，可我们可以这样的理由来构造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吗?假若可以这样，那中国的历史学家岂不也有理由建立另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将十字军、文艺复兴、恺撒、菲特烈大帝等等只是一笔带过吗?(31)斯宾格勒的观点在西方二十世纪初一度影响极大，但终于因不合垄断资本的利益，不能成为意识形态“主流”，所以它的精神价值被严重低估。此外，中国当然有理由来构造不仅是世界历史，而且包括似乎所有学科的以中国人的视角为基础的学科框架。这个伟大的事业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再版，就是当代中国版的文艺复兴运动。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的进程，这一运动的脚步声已经可以听到。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际上已经吹响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号角。历史上中华文明几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最终都完成了基于自身原有文明的融合、整合和发展，而使中华文明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并得以传承，延续至今。历史上中华文明的整合是在国家并不见得强大，甚至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完成的，例如元朝和清朝，即使“五胡”入主中原，最终也未能“乱华”。今天，国家强大，中华文明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发展和复兴，实现凤凰涅磐(下木)，浴火重生，腾飞世界，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笔者不是在这里自说自话，此刻可能很有些人对此嗤之以鼻，或者不以为然。其实他们真的不懂，当代世界进步力量和世界有识之士对我中国的期许，正所在多有，甚至超过老美呢。例如当代西方大思想家汤因比在1974年就指出，未来能够引导世界走向持久和平的，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俄国和日本，而是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就抱有大同理想，要建立大同世界。(32)

　　事实证明，任何外部压力都阻止不了中华复兴的历史潮流。值得重视的还是我们内部。自尼采(1844-1900)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以来，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垄断资本所抛弃，但是它却作为政治“催眠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纯粹是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诛心之论”。被西方近现代哲人推崇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却被某些中国人自己“重估”得分文不值。近二十多年来泛滥成灾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如今在俄罗斯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在中国也该清理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33)多年来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免成为一时的“失路之人”，这也是一种转型时期暂时的国际现象。一些人物竞相向西方出售民族国家利益，卖“祖”求荣，卖国求荣。他们的最终下场很惨。政治人物的下场，不是以“死”为期的，他们是历史人物，是要让历史来审判的。政治人物，有的几千年鞭尸不止，这种事史不绝书，盖棺又岂能论定?

　　四、“全球化泡末”

　　企业发行股票的金额超过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额，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叫资本掺水。资本一旦掺水，就不免“泡沫化”。资本泡沫化来源于虚拟资本的产生，由资产价值高估而来。资产一旦高估，就可以按照高估的资本额发行股票，发行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创业利润。说白了，“泡沫化”可以蒙钱。这个办法传开来，“空手”可以“套白狼”，泡沫经济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强势者可以从泡沫中大量蒙钱，所以自荷兰“郁金香事件”以来几百年，世界资本市场就形成了泡沫机制，泡沫屡吹屡破，屡破屡吹;愈吹愈大，愈大愈吹;直到吹破天拉倒。所以，资本主义既是个“教人致富”的主义，也是个“教人学坏”的主义，诚如沃勒斯坦所言：“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34)这是有其经济根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二十多年被骂惨了的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如一日的重农抑商，既有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也有其意识形态根源。沃勒斯坦说：“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35)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府一向就是有意压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一旦重商轻农，两极分化，人心不古，弃农经商，粮食危机，社会动荡不安，朝廷如何“可持续发展”?所以对商业和商人，时不时得“抑制”、打压一下，甚至抄家灭门，这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不能持续积累的重要原因。中国地理环境与西欧完全不同，西靠大山和荒漠，东、南靠海，北边不毛之地(降水少，不能种地)，不能对外扩张。海外扩张?压根没有动过这个念头。近代海上颇不平静，按照中国文化，与其与狼共舞，就不如闭关自守了。所以中国在宋朝时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远超过当时西欧和世界任何国家。但是直到晚清时代，也没有走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让许多中外学者唏嘘不已的事情，其实是自我打压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动选择。在这一点上骂残古人也没有用，反而暴露了自己对历史和国情的无知。正因为市场和资本的社会政治功能有其负面，“教人学坏”，所以直到孙中山革命，还害怕资本，还要“节制资本”呢。1890年美国颁布反垄断法，国家垄断调节，何尝不是“节制资本”?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利用资本、发展资本的同时，也必然需要引导资本，适当“节制资本”的负面影响，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党的十七大报告说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6)何谓“引导”?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就是有疏有堵，叫作引导。堵，就是节制。但是，西方文明对资本主义是“从恶如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接着上文说：“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37)所谓“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这话里颇有玄机。什么是“基督教文明最为虚弱的时候”?就是中世纪晚期;“虚弱”是什么意思?就是饥荒、瘟疫和战乱的危机把西欧社会折磨得很“虚弱”。至于说基督教文明对资本主义“屈服”了，莫如说基督教文明从恶如崩，乘势而起。所以作为西方学者，即使如沃勒斯坦者，也不得不多少用些曲笔。但是瑕不掩瑜。一些西方教授有其可取可爱可敬之处者，在于他们占有资料，有真学问;特别可贵的是决不媚上，也不媚外，更不媚俗。

　　全球化的今天，到处都在现代化，也不免泡沫化。泡沫经济以外，泡沫民主、泡沫学术、泡沫学人……，总之，泡沫无处不在，不仅资本，几乎所有的东西无不可以掺水，难怪全世界闹“水危机”。人类整天泡在一种泡沫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自知，更不自拔。在笔者看来，全球化所推崇的所谓“数字化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泡沫化生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既提高生活品质，又降低生活品质，没有必要，至少是可有可无。例如电视机、小汽车、大房子就属于可有可无。现代化的快节奏使许多人因跟不上发展而自馁，其实大可不必烦恼。现代化的许多所谓“发展”，其实只是“变化”而已，与万花筒一般，看不看都行，与生活的本质和目的无必然联系。说这话可能被人笑话，是“酸葡萄心理”。对笔者而言，现代化的“数字化生存”远没有明代士大夫的简单、冲淡、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快乐。现在西方人对全球化的繁华、繁琐的生活过腻了，也流行起反朴归真的“简单生活”，以为是“创新”了。其实“简单生活”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中国。中国传统中的这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原是最古老也最现代，最落后也最先进的，因为它是最科学也最环保的，因此也是最该全球化的。谁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普世价值”呢?

　　当今最大的泡沫化还存在于全球化本身，也可以叫做“全球化泡沫”。经济全球化原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起点是1493年罗马教廷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颁发中分地球的敕令(Papal Edict)，迄今已有五百一十五年了。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被利用来作为推行“全球美国化”的政治工具，于是全球化就成为近三十年来在国际上包括被喊得最响也最滥的一个口号，成为一个被国际思潮误导和滥用的泡末化概念。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化日益成为一个综合的大文化概念，文化(当然是西方文化，是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美国文化)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全球化无论在事实和意义上都被夸大了。先来看看经济全球化的泡末化。

　　首先，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而是一个多次被中断甚至险些被葬送的过程。不仅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而且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存在以及战后中国等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都打断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甚至可以说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开启了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或说是开启了另一种全球化——社会主义全球化。东方叫“世界革命”，西方叫“输出革命”。现在“革命尚未成功”，苏联已经失败，但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毕竟对人类是有伟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仍是世界的理想和现实的出路，“同志仍须努力”。连美国人自己都看到，帝国主义只有毁灭，没有出路。索罗斯其所以宣称不惜一切代价，舍得一身“剐”(财)，要把布什拉下马，就是看到再让小布什这个“牛仔”胡搞下去，美国就麻烦大了。小布什“胡搞”，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福山之类的理论家是助纣为虐者。近来布热津斯基和福山的口风已经改变，下面还有戏看。所以，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说成是五百年历史的持续过程，好象是西方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相反，社会主义功亏一篑，人类进步的历史经验还待总结，实践还在继续，历史岂能终结?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美国再胡搞下去，早晚来一个核武器全球化，那时候随时可能打起核大战，历史真要终结了。特别是美国人没有东方智慧，不懂得冤家宜解不宜结和穷寇勿追的道理，一味迷信武力，不懂得怀柔变通，把人往死里逼，“恐怖主义”者岂是杀得完的?一旦“人肉炸弹”演变成“人肉核炸弹”(便携式核武器)，防不胜防，有多少太空反导系统，还不是摆设?所以第一个倒霉的，很可能是美国自己。所以，西方文明之没有出路，也在这里。

　　其次，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是同时存在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最早是由西欧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竞争推动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定以后，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这一点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体系中活动的主体，尽管不再只限于民族国家了，但是主权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仍然是主体中的主体。无论跨国公司如何发展，国际政治仍然以主权国家为基础。西方崇尚现实主义，所以心里清楚得很。索罗斯说：“无论主权观念是否过时(根本没有过时。“主权过时论”代表霸权国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引者)，主权依旧是现今世界秩序的基础。除此以外的设想都是乌托邦的理想。正如我们所见，我们生活在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全球化时代，但是政治力量依然置根于主权国家之中。”(38)随着布什政府继续挥霍美国实力，世界格局还将继续向多极化发展和演变，政治多元化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同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再次，美国大力传播“全球化”意识形态，其政治目的是实现全球“美国化”。“美国化”正在遭到许多国家的共同抵制。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借用索罗斯的说法，全球化已经成为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事业”。(39)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的辨证统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全球化了。由于美国利用霸主国地位刻意推动全球美国化，当代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美(国)化”趋势。在推行意识形态美国化战略方面，美国采取了巧妙的包装手段，就是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包装在“全球化”意识形态(例如“普世价值”、“全人类价值”等等)外衣之中。“全球化”是一种在各领域都流传很广的意识形态，其基本思想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地球村”的“村民”都更加相互依赖，现存的民族主权国家即将消解，人类将成为一个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成为世界人或“地球人”。这种思想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都有其理论表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把西方(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说成是“普世”性的，反对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们不反对全人类利益和“普世”价值，但是我们必须反对和抵制这种“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洗脑”。当前，全球化的“美国化”浪潮已经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整个意识形态乃至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所珍视的许多优秀传统造成严重侵蚀，以至全球化的“美国化”成为一个相当严重和严肃的问题。学者和媒体对此应有责任，需要向公众特别是青年言明真相和利害，不应继续误导舆论。今日读报，又有一通栏大标题赫然入目：“中美都姓全球化，相煎何太急”，此种轻佻、不负责任的语言并非出自记者而是学者手笔，实不应当。还说，中美“真乃同为全球化生，相煎何太急”。(40)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美国难以遏制中国崛起，这都是事实;与此相适应，美国应当调整自己的心态、认识和政策，顺应形势，如同百年前英国对待美国那样，美国有识之士对此已有一些呼吁，但远不是主流声音。中国学者也需要讲这个道理，但不是这样自贬身价和硬套近乎的讲法。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兄弟阋于墙”，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跟本挨不上。硬要往上“挨”，岂非自取其辱?从中国1842年被强行卷入全球化，到1997年主动加入全球化，至今还只是全球化的对象，基本上是被人家“化”的对象，我们尚无资格也不想“姓”全球化，更扯不到什么“同根生”。老实说，美国对中国早已经兵临城下，不仅箭在弦上，而且射在身上，却要对人家说什么“相煎何太急”，是何言欤?中国崛起，就是要从全球化的对象变为全球化的主体(之一)，以“中国话”加入全球化，取得应有的话语权，既顺应全球化，又影响全球化。这才叫“有所作为”。美英能推动全球化，苏联能一度打断全球化，焉知中国不能影响全球化?现在已经在影响，今后更要继续影响全球化，而且要与全世界进步力量一起推动全球化向和谐世界发展。

　　第四，最大的泡沫是所谓美国建立了单极世界，其它国家似乎只有俯首称臣甚至听凭宰割的分了。布热津斯基在《美国的抉择》中认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国力强大表现为有四大优势：一是军力覆盖全球;二是经济实力‘三是科技实力;四是大众文化。这四点加一起使美国得以独步全球，实行全球独裁。现实证明，这四点都被他泡沫化了，是心理战，是讹诈。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仍无力实行“全球独裁”。这是美国自己的一厢情愿，也是国际舆论一时的误判。当代任何国家都没有独霸全球、通吃世界的实力和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如果美国硬要实行“全球独裁”，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的独裁将带来不安，并毁灭美国。”

　　全球化意识形态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的误区，就是所有人都会成为赢家。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全球化按照GDP衡量，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扩大了世界各国之间及其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化，少数国家才是赢家。

　　首先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主要是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分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德法国等西欧国家没有紧跟美国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等原因，造成西欧国家与美英在政治上的分裂和经济上的分化。从经济上说，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由于受到原有福利制度的拖累等原因，发展相对落后。

　　其次，美英等国家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倒行逆施，政府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能力遭到人为削弱。其结果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其经济机制是“对资本和雇佣征收的税额下降了，而其它形式的税收(特别是和消费有关的税)依然逐步上升。换言之，税收负担已经从资本占有者身上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和中产阶级那里。这同政府原来所作的承诺并不相符，但人们不能把它当作无意产生的后果，因为这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有意实现的情形。”(41)

　　最后，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及其社会成员分成了赢家和输家。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促进了经济总量增加，但是其中大部分好处被赢家占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沦为输家。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内部，七十年代以来穷人和中产阶级也成为输家。“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相当于57%最穷人口的财富。世界上有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圆;有十亿以上人口每天靠不到一美圆度日。同时，世界上所有私人开销中，有86%是由那些生活在高收入的国家中排在前列的20%的人口消费掉的。”(42)不仅如此，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贫富之间的鸿沟之深历史上前所未有……但还要糟糕得多的是，世界上有钱有势的阶层居然如此富得正确、欺人‘有理’，这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43)正因为如此，当“9.11”事件发生，“当丛林之王受到袭击时，其它动物皆大欢喜。”(44)索罗斯指出：“诚然，全球化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考虑到通过全球化增加的财富可以用来弥补贫富差距，以及其它全球化的缺陷，此外还有一部分剩余，那么全球化的益处超过了代价。麻烦在于，全球化的赢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家之间，都不给予输家任何补偿。”(45)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裕的人的财富等于占世界人口57%的最贫穷的人的财富。”一种舆论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少有的赢家，其实代价也是巨大的。对此需要专门总结研究，笼统地说中国也是赢家，既没有多大意义，似乎也有恭维或忽悠中国的成分，而且实际上现在言之尚早。总之，虽然我们必须参与全球化，但是也没有理由盲目地同全世界的富人一起，为全球化欢呼雀跃，因为那是可笑的。

　　美国学者吉尔平指出，认为全球化会使所有国家受益的观点，“没有认识到政治力量在全球化成败中的至关重要性。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相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个规模来说，19世纪中期比今天的高。英国运用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支持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全球化速度大大放慢，因为一个又一个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开始对进口商品采取歧视态度。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化垮了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确立领导权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46)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后果长期以来被“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全球化“泡沫”所掩盖。中国需要调整和修正自己对全球化的看法和应对。我们不需要美国的“全球化”意识形态，那种以为全球化会最终导致主权国家消失之类的观点，既是乌托邦，也是“迷魂药”，目的在于误导和削弱中国，在于把中国和中华文明当作全球化的对象，最终要“化”了我们。在笔者看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根本任务是要从全球化的对象转变为全球化的主体之一，这也是世界多极化的含义和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提高开放质量”，建立“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培育我国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提法，都表明我国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应对的不断深化和成熟。

　　第二节 “文明的冲突”

　　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这是近代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始了真刀真枪的公开对抗，“阶级的冲突”被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起来，演变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主义的冲突”，具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实践提供了历史机遇。于是，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外化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和后来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主义的冲突”历史，并不为过。其实，被“主义的冲突”所掩盖着的仍是民族的冲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id J Toynbee，1889-1975)从文化角度提出关于文化的“挑战与反应”学说，本质上还是民族冲突。他认为，挑战与反应是文明成长的主要动力，当然也是文明(民族)灭亡的原因，那是因为落后民族没有对外民族的挑战做出成功应对，例如印地安人文明没有成功地应对欧洲白人的入侵。全球化的历史其实是欧洲白人对世界有色人种进行挑战、扩张、征服、掠夺以及部分灭绝的历史，日本是个例外。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为二十世纪“主义的冲突”所掩盖，并由于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东西方的军事战略均势，由于殖民体系瓦解而从总体上遭到中断。这当然不符合西方资本集团利益。所以，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平衡打破，美国登上军事颠峰，俨然以尼采哲学的“超人”自居来“重估一切价值”，于是“民族的冲突 ”撕下了“主义”的面纱，“文明的冲突”自然就赤膊登场了。在西方看来，这就是冷战结束的历史意义。

　　一、 “现代十字军”的战表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不惜砸下重金搞“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意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但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核冬天”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地处美苏之间的西欧国家大都走上了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道路，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和平演变。这与美国战后的政治战略是南辕北辙的。美国与西欧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地理上靠近苏联，其中许多小国原本没有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和条件，也不想成为美苏对抗的炮灰。德国经过两次大战的失败，其悔过的表现不乏真诚和深刻的思考。这是西欧特别是北欧国家在福利国家道路上走得很远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不同，地处北美洲，周边没有敌人。美国是西方的政治领袖和霸主国，是民主形式掩盖下的寡头政治。虽然有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改善民生的举措，从根本上不过是为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空前政治危机中挽救垄断资本政权免遭灭顶之灾，是在政治上采取的权宜之计。，战后则是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美国称霸世界的念头从未削弱过。不同的国情和地缘政治条件，是七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诸多危机爆发的背景下除了英国以外的西欧国家与美国在政治上渐行渐远的原因。从本质上说，在人类整体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西欧更多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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