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中华文明对秦文明坏的一面的过度宣扬，成为相当一部分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认知，当然还有很多人觉得很困惑，很不能理解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 它所创造的文明难道没有优秀的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吗?我们既不可能把自己头发拔起来，离开这块土地，也不可能到外星去吧?那么我们就要实实在在的来自我反省 我们文明的健康点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一个烂透了的文明形态。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从十字军东征以后，慢慢形成了文艺复兴思潮，并进入了启蒙运动时代，而两 者作为诱发因素来讲，某种意义上起源于十字军东征，是对东方文明的向往，或者受到的启迪，这个东方基本不包括中国，主要指的是当今的西亚北非等中东地区， 但是他们更多对文艺复兴的反思是中世纪渐渐成为一种无所谓的时代，所以文艺复兴的一个最大的思考方向最重要一点就是越过一千多年的中世纪，直接和古罗马古 希腊文明对接，并从中汲取阳光健康的营养。这种思潮在几百年的流淌中，弥漫中，终于诞生了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又伴随着生产力的改变，所以它对最新的革命有 了贡献，所以酝酿出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制度，于是资本主义革命爆发了，这次世界闻名的大转折，足以给我们中华文明提供一个大的参考，我们是否一定要拘泥 于我们认为清末的中国文明还是中国文明的激进状态?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精神空间，认真去审视中国文明的整体，发现我们的健康时段，以健康时段作文我们民族 阳光健康的历史根基。
从而在这个阳光健康的基础上重整我们的文明，来重建我们的文明，我认为这个 审视中华文明的角度和视野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那么在我们民族如此长的历史长河中，哪一个时段是我们健康阳光的时段呢?就是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时 期，这三大时段算起来有600年左右，问题是这三大时段在中国所有时段的史书上是贬低的，挖苦的，否定的，不仅仅是秦，从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看起，历代 史书最后涉及总体评点的部分，全部是总春秋以后礼崩乐坏，战国是多么坏，秦更是多么坏，然后自汉以来如何如何，重新进入好的轮回，基本上，对我们的三大时 代全部否定，在现在已知的历史常识，在我们已知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是，春秋战国，是我们观点林立的时代，是我们思想爆炸的时代，是我们阳光政治的时代，是我 们豪迈奔放的时代，所有这些，健康，阳光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代迸发出来的，最高的战争水平，包括最伟大的农业技术，包跨各个阶段的最高层，古典社会的最 高峰，
包括我们所追究的成语，十之六七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呢么在这么强力的证据 上，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二十四史里对春秋战国，秦帝国全面的否定和贬低呢?所以扭曲的三大时代实际上把我们历史上最健康，最阳光的三大时代打入了黑牢， 那么从此之后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阳光，英雄的时代值得我们去诉说，值得我们去向外界叙述，我们所说的都是自西周以来，王道礼制的这一套沉闷保守腐朽的 东西，所以发觉这些历史中积极，健康，多元的东西，自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就有了某种共识和涌动，当然的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中 国文明酱缸论，西方价值理念崇拜等等，那么让我们真正进入历史，真正展现一下那个时代。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里，如果选取一个时期做最好的历史平台，那便是春秋战国秦这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是大创造、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从分治时代进入到统一时代，在文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达到了高峰。
比如说政治领域，那个时代是阳光政治最典型的时代，政治透明。管仲在《韩非 子》里说“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意思是政治家在屋子里说话，要让满屋子的人听见，在厅堂里说话，也要让所有人听见，越公开越 好，不要私下叽里咕噜。那时也是阳谋政治最充分的时代，布衣士子能做到“合则留，不合则去”，我对国王建言，你接受了，我就是你的治国大臣，你不接受，我 就到别国去了，很自由。
我的历史观可以概括为历史实践主义，用历史实践作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尺，衡 量一个时代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文明地位，就看历史实践表现出来的结果如何，而非看任何典籍的说法如何。以秦朝为例，统一了六国，创建了统一文明，展开了统 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具体举措，留下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生存框架，这就是最大的成就。历史如何评判甚至扭曲、妖魔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要说到司马迁的历史观了。他的历史观很迂腐，是一种春秋史观，效法孔子的春秋笔法，用春秋道义的理念来评判历史、记录历史，发挥影响两千多年。我的史观，是以历史实践为根基，而不是以经典理论的评判为根基，这是最大的区别。
在我之前，也有史学家提出过“原生文明”这样的说法，认为就是土生土长的意 思，没有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而我则把“原生文明”理论化了。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民族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文明形成、沉积、升华、积累、总结、稳定 并且以最高的形态去表现的时期;这个时期过去之后，文明得以成形，进入传承过程。比如中国，就我们的统一文明而言，春秋战国秦三大时代就是统一文明的正 源，意思是说，春秋战国秦就是我们的原生文明，我们的文明在这个时期成形、稳定下来了，在秦朝时最终定型，成为统一文明。从汉开始，中国文明进入了复制的 历史。
我的写作有支撑力的话，还是因为一种现实力量的驱使。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价 值观崩溃，我们的文明走过了五千年，到了面临最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了。我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们国家经历了很多危亡时刻，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文明丧失过信心，但 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自我迷失，不再有信心，觉得和西方人比起来不具优势，要照搬西方社会结构模式，好像我们的文明真的要衰 亡了。这是最大的社会危机，是来自自我的危机。
我对这种社会危机的认识相对清醒、相对自觉，这种危机状态必须加以克服，我 们要从历史传统去寻找信心，这支撑了我的写作。未来没有成为现实，不能空想，我们要恢复信心，就得回到历史，看我们的祖先趟过怎样的高山大川，经历过怎样 的危亡、危机，而顺利度过来了。要知道，今天的危机并不比过去的危机严重多少，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了呢?这个理念要传达给社会，由历史的事实反映出来，就 得通过作品来实现。也就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我写了《大秦帝国》。
：“中国崛起”也好，“中国模式”也好，都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思考和表达。 从为复兴中华民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共同点，但并不是说我提出中国原生文明的理念，是为了契合这些。我的理念是为民族寻找一种信心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 健康的平台往前融合发展，在理念上来说，对比“中国模式”“中国崛起”，这属于另外的问题。这是不是“殊途”都可以讨论。如果殊途同归的话，那是最好吧。
从我寻找、理清信心的根基这个逻辑思维的角度来说，可以提出新的目标，就是重建中国文明;他们不研究历史，只立足现实，提出“中国模式”等，可能也会提出未来的目标。
大平台指中国的国情。很多时候，我们崇尚西方，但往往没有考虑在国情的基础 上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不出什么操作手段，而我说的“平台”是指历史平台，把历史平台清理好，力争让所有的先进理念能够落脚，让社会达成共识——我们文 明的正源在哪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还有当代合理的制度，包括西方的制度——让这些在历史平台上继续往前延伸。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就是在文明的根 基上生长起来的。
他们觉得我不对很正常啊，我也觉得他们不对呢……这是受到了司马迁那种历史 观的影响，不符合现代的基本理念，比如评价人物的时候，凡是明哲保身、逃避国家责任的人都被司马迁赞扬为最高境界，一些为国家负责任的人却被批评。评判任 何一个朝代的政权及其文明地位，都看死了多少人，是否施行仁政。这种绝对人道主义，中国的史学、文学都有此倾向性。人道主义本身是好的，我也赞成，问题是 不能把它绝对化。
历史细节的考证，依赖于你的阅读量和你的知识积累。这里也包含一种历史的推 理和发现能力，很多事，一般人不会发现什么，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但是我能发现它，我读的历史典籍较多，还包括大量的实用典籍如《水经注》《梦溪笔谈》《天 工开物》等。这些实用典籍历史学家很少读，我不但读，还把它们作为经常使用的工具，因为这些典籍包含很多历史细节。在细节层面，不能靠想象，而靠阅读、考 证。我觉得，《大秦帝国》在注意细节上做到了最严格的程度。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专制主义吗
秦帝国创建中央集权制，是发生在多元分治时代的革命性事变。
战国时代，多元分治已经发展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开 始出现了内在的转折——华夏世界在兼并融合中发展为七大板块结构，这就是七大战国的裂土分治。这一过程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趋势——强力融合，多极简化，走向 统一。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历经五百余年诸侯分治的震荡，多元裂土的种种致命弊端，都已经彻底无遗地充分暴露出来;对多元分治的危害，当时的华夏世 界已经有了痛切透彻的感知，有了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为历史的大潮。
当此转折，秦帝国实现了历史大潮的指向目标，既统一了中国的疆域，又统一了 中国的文明。关于秦帝国的统一，历来的提法只是笼统地说秦统一中国;对秦统一中国文明，则没有自觉的历史定位。我的文明价值理念，将秦的统一归整为两个基 本方面：一是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二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疆域统一，是硬件统一，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也做到了。文明统一，是软件统一，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根 本没有意识。在这两个统一中，秦统一中国文明是根本。
关于秦统一中国文明的价值判断，轴心所在是秦帝国政权的性质。
激情批评者们认为：秦帝国政权是专制主义，是没有文明价值的，是必须否定的。《大秦帝国》非但肯定秦帝国的专制主义政权，且过度抬高，这是对专制主义的颂扬。网络批评的极端语言是：《大秦帝国》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
明确地说，这种激情批评，我不能认同。
专制主义理论，是一种舶来理论。以此解释并评判中国的古典政治文明史，导致 了中国文明价值评判的极大混乱。客观地说，自从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传入中国，并构成中国近现代人文理论体系的基础框架之后，西方政治学说与中国历史现实之 间，就一直存在着内在错位的巨大缺失。所谓内在错位，其实际表现是这样一种现象：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或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总是很难接近真 相，更谈不上揭示实质;无论是西方理论家，还是中国的西方理念信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评判，对中国现实的预测，基本上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不得要领的。 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测不准”现象，自近代史以来，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遍事实;其直接原因，就是这种内在的错位缺失。
这里的根本原因，则是更为深刻的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
什么是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就是西方学说对中国文明的整体评判，是西方文明 本位，而仅仅将中国文明看做一种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文明现象。这就是最大的错位。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其民族生存方式，其社会生活方式，其 价值观念体系，其以文字为核心的所有的文化呈现形式，等等基本方面，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另一元的整体特质;中国文明，绝不是基本面同一于西方文明而只具有局 部特殊性的东方文明。全面而客观的文明评判立场，应该是多元本位，将中国文明看做整体上的一种独立文明形态，以中国文明价值观分析中国，而不是以西方文明 价值观分析中国，才能真实地理解中国。果真如此，诸多四不像式的研究结论，至少可以大大减少。
由于这种文明评判的整体错位，西方人针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分析与评判，基本上 牛头不对马嘴。西方政治学说被中国人硬生生搬来作为研究理念，则其成果绝大多数都远离真相，都似是而非。关于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对于中国古典社会的政权性 质，西方理论家将大禹治水后开始的国家政权，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国家政权，都一律笼统地定性为“东方专制主义”。如此囫囵化、简单化的论断，居然是西方理论 家的东方学名著。关于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以“封建社会”这个翻译出来的范畴，去定性秦帝国之后的整个中国古典社会，其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之大，令人哭笑莫 名。
激情批评者们将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定性为专制主义，也是上述囫囵评判 的例证之一。他们所依据的西方政治学说的简单逻辑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权形式，都是专制主义;中国自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权，一直到明清政权，都是专制主 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自然是铁定的专制主义。
果真如此，人类国家时代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太脸谱化了。
既然是依据西方政治学说，我们就先来看看西方人的权威说法。在《大不列颠百 科全书》中，对专制主义的定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特别是君主政体。这种制度的本质是，统治权不受任何其他机构 (无论是司法、立法、宗教、经济或选举机构)的监督。法国的路易十四对此作了最有名的解释，他说‘朕即国家’。”之后，是对专制主义在近代欧洲表现形式的 分析，通篇没有提到中国。依据这一定义，一个政权是否专制主义，其本质界限，不在于它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也不在于它是中央集权制还是另外形式的专制统 治，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否“不受任何其他机构的监督”。显然，这一定义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根据这一定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似乎还有很大距离。
其一，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有监督制约的权力体系。
权力监督之一，秦帝国有“凡事皆有法式”的体系化的秦法，举国上下有尊奉法制的传统，执法之严明历史罕见，始皇帝远远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依据上述定义，这是来自司法、立法两方面的监督。
权力监督之二，秦帝国中央权力系统中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府。就地位说，它位列三公，几乎与丞相同爵;就权力说，它享有监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实际政务监督权，并非虚设。依据上述定义，这似乎还是列举形式之外的一种国家权力监督。
权力监督之三，公议制度的监督。秦帝国时代，朝臣公议是一种议事制度。秦史 大家马非百先生的《秦始皇帝传》中，专门有“取消议事制度”一节。也就是说，秦帝国创制的前期，若干重大创意的推行，秦始皇都下令群臣公议;创制后期，则 因为议论“以古非今”而助长分封制复辟思潮，所以下令取消。以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说，无论以何种理由取消议事制度，都是专制主义的。但是，依据当时的历史 实践，为了维护新的政治文明，取缔“以古非今”的制度根基，不能说没有任何合理性;更不能因为议事制度的取消，就判定中央权力失去了所有的监督。
其二，秦帝国所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具有最为深厚的时代根基。
任何制度的创立，其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根基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了当时社 会的利益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特定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从社会利益的需求说，秦之中央集权制，是在五百余年裂土分治的历史背景下创建的。五百余年的历 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同一文明根基的华夏世界的裂土分治，只能带来深重的社会灾难;除了分治时代的既得利益集团，广大的社会意识对继续保持分治状态是深 恶痛绝的，要求治权统一，是最为主流的社会利益需求。
从政治文明的内在需求说，华夏政治哲学具有深厚的“尚一”理念。“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尚一理念的最经典表述。也就是说，中国族群的社会实践价值观，从来都是崇尚“事权归一”的。民谚谓之，龙多主旱。由于生存环境的险 恶，华夏族群从远古时代起，就有诸多族群结成一体，在统一号令下协力生存的传统。可以说，从黄帝炎帝时代最初创立族群最高联盟政权开始，“尚一”理念，就 牢牢扎根于我们的文明基因了。及至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分治，中国实际上进入了创造新的“尚一”形式的历史道路，也就是说，从联邦诸侯制的旧的松散“尚一”形 式，跨越到中央集权制的新的紧密化的“尚一”形式。这当然是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从根本上说，秦帝国统一中国疆域，创建中央集权制，是完全符合华夏 族群的政治文明价值观的，并不是凭空飞跃的。
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有效地结束了华夏世界范围内的区 域相互封锁，有效地结束了分治时代的连绵战争，使华夏世界获得了统一治权条件下的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基于强大历史需求而产生的政体，这种已经被历史 实践证明其强大功效与伟大贡献的政权形式，不是简单地将其冠名为专制主义，便可以否定其文明史地位的。
其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与后世的皇权制是两回事。
评判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不能以后世的流变为根基，不能囫囵化。秦帝国之后百余年，汉武帝抛弃了华夏世界的多元文化传统，建立了一元特质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制由此埋下了蜕变的种子，渐渐走向了彻底板结。
这个板结过程是：皇权日益覆盖全部中央权力，并渐渐以皇权制取代了秦帝国开 创的中央集权制。其具体表现是：以丞相府为首的中央政府系统的权力，日渐分解，日渐缩小;直至清代，丞相直接沦落为皇帝上书房的“行走”;监察系统与言官 系统的权力，也迅速缩小，迅速虚化;皇帝直辖独断的权力，则日渐增大;唐宋之后，皇帝权力已经接近于基本没有限制，是为皇权制。这种不断沉沦的变化，是历 史的事实。这里的要害是，皇权制与秦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制，不是一回事，不能归结为一体作囫囵化评判。
从总体上说，秦帝国首创的中央集权制，是一种以皇帝为轴心的整个中央权力系 统行使最高治权的集权政体;西汉之后渐渐流变成的皇权制，则是皇权系统几乎完全取代中央行政系统的决策权力，走向专制主义的趋势明显化。但是，我们不能因 此判定，中央集权制在创造阶段就是专制主义。应当说，在遵奉法治的秦帝国时代，其中央集权制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政治文明创造。这是历史实践的展现过程， 不是任何理论评判所能改变的。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不需要以西方学说定性。
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一个定性秦帝国政权的最适当的范畴。
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古今中外的政权形式，不仅仅是专制与民主两种形式，还 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第三形态甚或第四形态的政权;它们既非民主制政权，也非专制主义政权;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政治文明形态的政权形式。如果一定要用 民主与专制这样的绝对标尺，划分纷繁复杂的政治文明实践，我们必然失之于简单化囫囵化，无助于我们接近历史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谬误。虽然，中央集权制与君主制，是最可能产生专制主义 的两种政权形式。但是，毕竟不能等同。否则，日本国有天皇制，英国有国王制，它们究竟是民主制政权，还是专制主义政权?从本质上说，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制约平衡，无论从哪个时代的标准说，它与专制主义政权都不是一回事。
四对秦政秦皇的咒语已经被历史实践破解了
秦帝国暴政，秦始皇暴君，这两句政治咒语，早已经失灵了。
失灵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实践的真相已经不断被发掘出来。
秦帝国之后，秦政秦皇备受攻讦两千余年。这其中，也包括了对秦政奠基者商鞅 与商鞅变法的攻讦。秦始皇是暴君，秦帝国是暴政;年深月久，终成咒语。鸟瞰两千余年对秦政秦皇的攻讦史，其基本状况是：攻讦言辞猛烈，事实举证薄弱;唐代 之后，沦入基本不举证而只管念叨咒语的模式，咒语初步练成;宋明清时代，秦皇与暴君等同，秦政与暴政等同，升级为可以无条件引用的历史定式，咒语终于大 成。期间，偶有肯定秦皇秦政之异声，会立即被咒语浪潮窒息淹没。近代史以来救亡图存，风雷激荡，正面肯定秦政秦皇者不断发声，不断突破，咒语开始失灵，暴 政暴君的定式开始流产。
及至当下，社会精神日趋多元，不再盲目追随知识分子阶层起舞。社会历史意识 对秦政秦皇的评价，日渐趋于静默，开始进入了真正的思索状态。与此同时，对中国文明史已经开始了相对深入观察的世界目光，也在越来越多的各种形式作品中， 将秦始皇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真实核心了;那种仅仅以儒家为坐标评判中国文明史的外国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虽然，古老的政治咒语还远远没有在中国遁迹。但 是，咒语信奉者们的用语已经日渐枯竭，理论已经日见苍白，其攻讦水准已经远远落后于古代了。
两千多年来，对秦政秦皇的攻讦，以西汉时期为最高水准。
虽然，西汉学者们列举的基本事实，大都经不起历史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毕 竟还自觉注意到了批评者的举证责任。其后任何时期的攻讦，都因为不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沦入咒语境地。颇有意思的是，两千余年来，除了秦末六国贵族的政治 谎言，除了董仲舒等人臆断式的批秦之论，除了焚书坑儒等几则两千余年不断翻炒的案例，对秦政秦皇的攻讦，竟然一直未能出现系统展示历史事实的真正有力的论 证篇章。客观地说，两千余年的批秦作文，绝大部分论断都是缺乏事实支持的。在他们的文章与言论中，既没有田野发掘重大事实的支持，也没有史书明载的基本事 实的系统举证。
对于这个古老的问题，我愿提供一个论证方向，以资批评者考虑。
什么是暴政?当时的政治家们很清楚。商鞅的著名论断是：杀人不为暴，赏人不 为仁者，国法明也。这就是说：依法处决罪犯，不是暴政;无视法律，滥杀无辜臣民，才是暴政。法律之外滥行赏赐，不是仁政;依法赏赐，才是仁政。这一论断， 无论从历史实践看，还是从当代文明理念看，都是成立的，都是难以推翻的。但是，以某种当代法学理念，这一论断潜藏着一个隐隐的缝隙——法有恶法、良法之 分;所谓恶法，就是将国家统治方式推向罪恶行为的法律;譬如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法，导致了整个国家机器的种族灭绝罪行，就是恶法。如此理念之下，若能系统研 究秦法，大量举证秦法的恶法律条，从基本方面证明：秦法是恶法，将秦帝国的统治方式与秦始皇本人的政治行为，推向了罪恶实践，出现了若干数量的大屠杀，导 致了社会大倒退。倘能如此，无疑是暴政成立的最根本证据了。在此条件下，再去搜寻秦始皇的暴行，也许会容易一些。
至少，这是治学的正当路径，其力量远远大于概念化批评。
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领域总的来说有一个方向，就是研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哪些是最优秀的传统和根基，哪些是值得抛弃的地方。
《大秦帝国》是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我们民族在五千年文明中最辉煌的那一 段。成语也好，历史故事也好，我们文明最强势的根基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奠定的。在我的作品中，讲了前三千年历史中，给我们奠定的历史传统有哪些。用意向性 的话来说，就是打开我们的精神空间，因为我们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整个世界上我们是唯一以主体民族延续的方式一直存在到现在的国家。
世界自有国家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公元前四千多年，两河流域 形成了国家，我们也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由夏朝进入了国家时期。在六千多年的历史里面，我们是唯一以国家形式、以主体民族不变的方式，在固有的领土上一直生 存到现在的国家。很多国家一次灭亡就彻底灭亡了，国家一灭亡，民族就消散了，再也找不见主体了。只有中国把国家政权的灭亡和民族文明的发展当作两个不同的 重叠、不同的范畴，所以在中国，国家政权一代一代地灭亡，却并不影响文明，所以中国虽然会改朝换代，但却是正常形态的一个国家。
因为历史很古老，所以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可以说在世界 文明研究史领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其中一个最大的方面，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历史不清楚。所谓不清楚不是事件不清楚，而是在历史结构上不清楚，在核心价 值观上不清楚。所谓历史结构不清楚，就是不懂得我们国家的文明在五千年历史中经过了哪几个大的阶段，每一个大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历史特征。所谓核心价值观念 不清楚，就是在主要的思想价值传统的意义上，不了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问题事件、问题人物，各个时代累积起来，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积累下来 了，几乎把我们的精神空间堆满，如同一个古老的房子、古老的庄园，里面堆积满了古老的东西，很多是过时的、报废的、不能再用的，但是仍然堆积在这个庄园 里，所以要搞新的建设，未来文明的重建，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根基找出来，这个根基更多地表现在我们的历史意识，表现在我们的精神形态上。
2
所以在中国现在提出和完成文明重建的任务，首先是要打开我们的精神空间。一 个民族的精神空间是什么，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容纳程度、开放程度。表面上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改革是基本的方面之一，开放是另一个基本方面，但是这不 意味着我们的精神从深层根基里面顺利进行了清理，不意味着我们内部的精神空间有相当大的自由余地。
我今天说打开精神空间这个话题，一方面是想说一下我们的精神空间里哪些是可 以报废的旧东西。中国人最关心政治，而政治文明也是自有国家形态以来，一个民族最核心、最灵魂的部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是这个国家能够真正走 向未来，以及国家能否重新振兴的东西。而我们国家，很多旧的政治文明意识还保留在整个社会普遍的政治意识里，这就对政治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阻力。这些基本方 面要清理。
第一类属于已经报废的，比如君主制、宗法制、三纲五常、王道人治这些，都是 已经过时的，在那个时代曾经发挥过历史作用，但是在现代文明情况下，它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拿宗法制来说，从西周把它制度化以后，一直到清末，在中国社会 中它是最核心最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一。宗法制当初产生的意义，对我们民族文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容纳力，能否摆脱氏族这种权力的建制， 是远古国家产生时一个巨大的历史界标。而中国在很早时，从黄帝时代起，一直到三皇五帝的尧舜禹，一直到大禹治水，夏商周，这个时候中国用宗法制的理念，超 越了氏族制度，因为宗法制的基本点是王权大于族权，我们永远要记住，它的历史进步性就体现在这，王权一旦超越氏族，中国的民族就越来越大，为融合力、交流 能力以及容纳民族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政治基础。但是宗法制在后来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几千年之后，它就完全成了束缚我们精神和社会结构发展的一个枷锁。所以已 经成为了需报废的东西。
另外一部分是作为病态的一种传统。从政治上来讲，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政治潜规 则，就是阴谋政治权。第一写权谋，第二写所谓三角恋，这是现在历史剧的两大特色，而这两大特色恰恰是政治中的不良遗产。真正的政治阳光性，我们文明政治中 那些优秀的传统，并没有去表现。历史剧你写政治不好好写，写军事也不好好写，写的是所谓的人物命运，所谓的人性，把人性简单化为原理关系，把政治中的人性 简单化为争权夺利和阴谋论。实际上，我们中国古典政治最健康的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主流是阳光政权。后来后世阴谋政治化越来越严重，全部成了阴谋政治、权 术政治的基本原则。
第二个是官僚政治、官僚主义，历史上有太多太多。另外比如明哲保身，这在中 国政治里面成为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和追求。所谓急流勇退，官当到一定的地步，事做到一定的地步，你就要知道往后退步，这样能全身而退能自保，这是中国道家 思想渗透我们政治生活以后出现的一个基本的所谓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从先秦时代就有，自然消退，弱势，守弱理念，等等。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也鲜明地表达了这种 理念，对凡是明哲保身、不敢替中国负责任的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从国家意识，从民族意识，从社会意识，从国家要求方面说，就是有负面的影响，所以 这种传统也是我们政治中的灰色传统。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政治上的强制言论。对言论管制，这在中国也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值得抛弃的。
还有，我们的意识中，忠臣是值得崇拜的。但只有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提出过大忠 误国。忠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叫叫做偏执的方面，他是以人站队，他不是以国家利益，以社会需要去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是根据人，忠君，忠于领袖个 人，这叫忠。当然，在几千年的历史大潮里也有外犯入侵、国家兴亡的时刻，很多人也是真正为国家，哪怕国君没有了抵抗，我也要抵抗，这是对国家的忠诚。但是 更多的真正传统力量表现出来的理念是忠于国君。在历史上，只有在春秋战国，法家提出来批判了这种意识。
另外，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法治，而我们国家的普遍意识，对法治确实是普遍的 无知、普遍的轻视。法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对统治方式的选择，对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我们国家这么多政法院校，这么多法院，上上下下，但是没有人、或 者说很少有人在著作里面、在日常言行里面，能把这个法治准确使用。
上面说的，一种是报废的传统，一种是病态的传统，还有一种真正称得起纯粹的 历史垃圾的东西，我们更应该放弃，就是政治腐败，比如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等等，有些甚至成为官场潜规则，这影响着每一个人对政治的 认识，也影响着每一个政治官员对政治采取的对策。实际上，政治的腐败性，任何时代都有，这些历史垃圾在任何时代都是垃圾，任何时代都曾经强烈地反对过，现 在更应该反对。它不以正面价值的方式影响我们，他以堕落的方式来腐蚀我们的灵魂，这对于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巨大的锈蚀作用，是在政治方面的不良遗产。
3
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累积了很多不良的影响，这在我们每个人的言行里面，写的散文、诗里面，在方方面面中表现出来。
中国人精神状态中的保守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中国的保守主义最大的思想基 础、思想体系就是儒家，《大秦帝国》对儒家写了很多，因为我认为要澄清中国文明问题有两个最基本的轴心，第一是对秦的评价，始皇帝也好，秦帝国也好，是对 秦文明地位的评价。第二个对儒家的评价。我们从西汉以来到现在，两千多年，我们的历史意识中最基本的争论的问题也是这两个，一个是否定秦，一个是独尊儒。
我们有一个基本立场现在需要澄清，儒家是我们的保守主义体系，但是儒家也是 我们百家思想里面的一个，我们反对儒家，只是在独尊意义上反对，不是在多元意义上反对儒家，它不能成为神，不能说我们把其他百家、把多元化传统抛弃了，只 把儒家留下来作为独尊，这对我们思想源流的干涸带来了极大的严重影响。就是说，我们的历史文化根基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和民族有多元化的 思想体系存在的情况下，保守主义才有历史价值。如果把多元化取消了，保守主义本身就成为全负面的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虽然一直独尊儒家，但是儒家远远没有泯灭我们 在前三千年里面奠定的强大的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虽然我们的文明发展从大趋势上说是一步一步跌落，但是每当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在前三千年奠定的传 统，那些优秀的阳光的价值，始终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奔腾，所以一旦国家出现危难的时候，没人想儒家，没人以儒家的价值观和理论去指导，都是热血地去挽救国 家，救亡图存。所以虽然独尊儒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全部锈蚀我们的精神根基。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对儒家的评价就可以轻视，儒家 的保守主义对我们国家带来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尤其在我们中国文化阶层里。
所以我们对儒家的评判，只是基于反对独尊的意义上我们去评判儒家，我们不主张打倒儒家，也不主张取缔儒家，事实上作为这种确实有过历史价值，而且有很多个人修身理念、伦理观念，在我们民族中也可以重新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 是在思想体系上不能把它当作中国文明的唯一一类，我们的代表是综合性的一个结构体系，是百家体系，多元体系，儒家应该合理化地回到多元结构里去，而不应该 以孤零零的枯木树桩立在那，所以说保守主义对我们最大的思想影响在这里，是我们民族在普遍的思想意识里面受到最大的一点负面的影响，我们应该清除它。
另外一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虚无主义，具体说是道家理念的影响。道家思想的主要体现，就是虚无主义：第一守弱;第二，该隐晦的时候要隐晦。所谓虚无主义就是蔑视一切功业，什么建功立业、政绩，这些东西永远要剔除，把所有人的死亡看作同样的没有价值。
儒家在这方面比道家还要好一些。比如司马迁有一句著名的话，毛泽东也用过，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儒家的精神，是把人的死和价值性区分开来，你入世，你做出来一番事业和没做出来一番事业，你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和个 人生命的意义上是不同的，但是道家认为人最终都是要死，而且都是最后归于无的，所以道家主张绝圣弃智。社会虽然有阴暗面，但是社会总体仍然是往前发展，所 以这一点对我们克服虚无主义，对于我们树立一种正面、积极的、阳光的、健康的精神状态特别重要，对于我们拓展生存空间也特别重要。假如说一个人以虚无主义 的精神理念统治了自己的思想，认为他的思想基调是悲凉的，那么他肯定是对现实采取否定的。
还有我们的学问之风，考试、应试学风、考据意识，等等，也严重影响中国学人 阶层的学风。中国科举制是古典文明中的重大贡献，但是科举制也对我们中国治学、修学、教育的传统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是以考试为 准，这种风气直到现在在大学教育中还非常流行。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精神空间要拓展，也应该重新整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中 国文明中的阳光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比如说谈到政治文明的阳光性，还有中国文明的生命力，我们一定不要丧失希望。我前面虽然谈到中国文明中不好的那些传 统，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深刻认识这些不良传统、历史垃圾的存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文明中那些真正优势的东西，没有被我们发现，没有被我们 系统总结。我们现在要做这种工作，要认识到我们民族中的阳光性和生命力，年轻人要赋予对中国文明的信心。曾经有个英国的史学家说过，因为西方文明很衰弱， 要振兴，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还有没有信心。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文明能否振兴，民族能否振兴，国家能否振兴，就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对自 己的文明是否还有足够强大的自信，这是我今天说的。
英国就有个史学家写了一本《虚拟的历史》，对世界历史许多事情进行了推想假 设。虚拟历史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原本的逻辑可以延展到什么地方。我认为扶苏如果顺利继位，中国文明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因为秦灭亡后，代替的是楚文化。秦在 文化意义上骨感更强，而楚文化肉感更强。如果秦朝接班顺利，能让秦文明有哪怕一百年的发展，中国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始皇帝在13年的时间内把文明盘点得 这么丰富，我相信秦在之后会更深刻地思考如何有限度地强大与扩张。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