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五章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概念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现阶段世界体系发展和演变的产物。现阶段，是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门学科不但成为当今国际问题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而且已经成为西方许多大学的一门重要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前身是政治经济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又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影响。其实，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好，政治经济学也罢，就其本质而言，甚至就其内容和功能来说，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从一产生那天的重商主义形态起，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当然，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冷战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动，国际竞争的加剧，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①国际形势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现实需要推动下，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并更多地受到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关注，也是势所必然。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这门学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英美，进入我国学术界主要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事情。时逢改革开放，这门学科受到关注和普遍欢迎，正是顺理成章的。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发展和改革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引进学科，介绍学科、开阔眼界和启发思考这一引进初期的任务似乎已经基本完成。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继续引进(相反持续不断地跟踪国际学术前沿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说似应将主要精力逐步转移到如何研究这门学科，特别是如何以中国的视角来研究这门学科，使其更加适应我国的国情，符合我国的利益和需要，使其在我国更好地扎下根来，茁壮成长，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为此，需要先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概念方面作一些探讨。

　　第一节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亦新亦旧的学科。作为其前身的政治经济学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它的“原产地”是西欧。它的早期形态是重商主义，也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最早产生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西方早期城邦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航海、贸易和殖民，所以那里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使得近代资本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国际资本。没有资本，何来资本主义?而就西欧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说，离开国际市场，离开资本国际化，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产生。所以从经济学说史上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虽然没有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但是这三者的实体都有，而且是三位一体，就是政治经济学。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和继续发展，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演变的政治需要，政治经济学开始分化演变，到十九世纪末产生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反倒似有若无了。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西方国家的现实需要，也随着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分化与交叉、融合，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这样来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实在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可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也确实大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他们大都只说当时在英美国家产生了从政治经济互动角度对国际问题加以研究的需要。但是，背景研究对于了解任何一门学科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只好独立分析，又限于资料，就不免“管窥蠡测”了。

　　一、西方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虽是个新概念和独立学科，但是作为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这门学科的实体，历史上是以政治经济学形式久已存在的。按照当前一般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流行观点，就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即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而言，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也是西欧自十五世纪以来，民族国家蜂起，竞相争夺资源、财富(金银)和霸权时期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当时的西欧，无论在世界的地理位置还是政治经济地位，都是相当边缘化的。那里地方小，国家多，所以重商主义作为在西欧兴起的近代政治经济学，一兴起就不是哪一国的学说，而是西欧各国共同信奉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指南。随着十五纪末以后大航海运动展开和海外殖民地不断扩大，金银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西欧国家到十七世纪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视野随着殖民体系形成已经遍及欧、非、美、亚各大洲，斯密的《国富论》便以大量篇幅研究了罗马帝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以及经济学说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全球化最早的考察，至今发人深省。《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更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巨著。至于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写出《帝国主义论》，并亲手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到了列宁手里，第一次从理论变为成功的实践，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反观西方政治经济学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益庸俗化，七十年代以后更走上“去政治化”道路，②演变成经济学，更“抽象”掉国际政治，以至到后来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竟似有却无，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被取消了。 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近年来在西方卷土重来的原因之一。

　　说政治经济学从一诞生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丝毫没有贬低这门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恰恰相反，在当代全球化高度发展和引起极其复杂后果的条件下，这门学科的产生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对于理解当代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类发展所遭遇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机开始凸显，世界经济政治酝酿着深刻的变革。而恰恰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陷入“文革”的“昏睡”状态，苏联集团也由于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作出必要的反应。在这场深刻危机的应变中，西方国家率先做出反应，实行了全面的战略转变。西方能够在实践上及时地针对全球性危机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作出战略调整，占尽先机，得益于战后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人类发展的前沿，前沿自然便于观察;也得益于他们对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资源，将其在国家政府和国际协调等高层次的决策建立在强大的理论支持基础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

　　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面临危机。当代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的生产力迅猛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的框架内进行的。人类生产力的资本主义驱动方式造成有限的资源、生态、环境与生产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地球某些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性和难以恢复性与掠夺性开采以及投资回报的短期性之间的矛盾，诸如此类的种种矛盾，造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全球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形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灾难性冲突愈演愈烈。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此亮起了红灯，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全球和全人类的政治危机，它实际上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人类的经济基础和整个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都需要发生根本性改变，以便从根本上调整人类社会与地球的关系，实现“天人合一”，和谐共存。人类对此必须作出正确的反应，首先是政治哲学的彻底改变，然后是行为方式的彻底改变。但在实际上，由于人类被分割成民族国家，往往是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反应，越是强国，就越是如此。

　　其次，战后的两极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1)美国的西方霸主国地位的衰落。战后初期美国实力膨胀，为了抗衡苏联，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打朝鲜战争、充当世界警察、在全球部署军事基地等等，主动承担了大量对西方世界的国际义务，渐渐力不能支，终于在1971年宣布美圆与黄金“脱钩”，等于宣布存在了二十四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2)西方国家内部矛盾加剧，酝酿分裂。首先是由于欧洲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不一致，导致西欧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实行与苏联集团的缓和政策。③于是，戴高乐提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思想(1960年)，接着法国退出了“北约”(1966年);又有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进入七十年代，更有日美大闹经济摩擦，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3)社会主义运动出现衰退。先是东欧国家的“事件”不断，后是中苏公开分裂，中国发生“文革”动乱，中苏边境冲突引发危机，苏联进入“停滞时期”，等等。(4)石油输出国异军突起，石油资源的战略意义陡升。七十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给西方特别是美国以沉重打击，也使得石油作为战略资源的国际政治意义凸显，而石油输出国则一举成名，从原来“微不足道”的小国一跃成为国际政治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国家。(5)跨国公司崛起成为可以凌驾于许多民族国家之上的庞大而难以驾御的世界经济体。

　　再次，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对于全球危机和世界格局演变所作出的政治战略抉择。人类社会是分裂成政治利益集团的，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会为全人类利益作出政治反应，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只能分别作出自己的选择。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回过头去看，当时美国很快就作出了国际战略调整，从打开美中关系僵局到越南撤军;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到新自由主义战略;在在表明美英有一整套联手实施的战略决策，西欧和日本等富国俱乐部自然是配合的，至少是不反对的。反观苏联集团则对全球危机在政治上反应迟钝，表现颟顸，专注于东西方政治“缓和”，内政外交均无大的作为，最令人感慨的是苏联领导人对西方敌对的战略意图在政治上缺少洞察力，这表明苏联领导人是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欺骗”，从而为后来的政治惨败埋下祸根。中国虽然还没有来得及从总体上战略上做出调整，但是在“文革”的困难处境中，由于领导人的睿智及时调整了中美战略关系，一石两鸟，不仅摆脱了一触即发的中苏危机，更为后来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战略转折创造了政治和外交条件。

　　所谓七十年代美国对于全球危机和世界格局演变作出的战略反应，其政治思维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地球只有一个，人类已经陷入生存和发展危机，美国作为“上帝的选民”，必须保持霸主国地位;盎格鲁·撒克逊代表人类的优秀文明，在全球性危机中最有资格生存下去;它作为高等民族，不可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去分享千疮百孔的地球资源，这是“上帝的应许”;为了实现“上帝的意志”，需要创造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环顾世界，非洲在残喘，拉美是后院，实现“上帝意志”的唯一政治障碍是苏联集团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最大的“异教徒”;所以，结论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共产主义;鉴于美国自身在不断衰落，为此，必须趁自己还有力量的时候，不惜一切代价加快实施打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只要打败苏联，中国就独木难支，一旦在中国得手，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不在话下;又鉴于苏联军事强大，所以这场战争军事上只能是“佯攻”，即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而正面战场主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从战略欺骗和洗脑开始，对苏联精英集团大搞特搞“和平演变”;待到苏联集团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垮台”之后，美国经济也可能已经相当衰弱，但是美国作为胜利者，将是真正的霸主国，可以通吃全球资源，弥补亏空，恢复元气。这是基本思路。

　　为此，在实践上，美国必须尽快从越南拔出脚来，轻装上阵;而且要彻底分裂中苏，孤立苏联;击败苏联，摆平中国，余者不在话下;石油输出国只是养肥待宰的猪羊，先让你在圈里呆着，回头收拾;经济上保持全球霸权的办法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由美英等发达国家牢牢把握国际分工和全球金融的制高点;时不我待，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正在下降，而且(七十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表明)失去了对世界能源市场的控制，为了自由世界的利益，也为了“上帝的意志”，美苏对抗的胶着状态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必须尽快了断;自由竞争太慢，必须借助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战略;办法是对东方一面进行“缓和”的战略欺骗与新自由主义“和平演变”，一面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等措施将苏联逼进死胡同。毕竟美国的力量有限，而且处于衰落地位，在这场东西方的战略决战中胜算并没有把握。但是美国为此必须而且只能铤而走险，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赌博。具体做法是在国内，使用“里根经济学”一面掠夺国库和百姓，一面制造虚假繁荣和全球泡末，赢得(骗得或“贿”得，总之一样)选票，其实质是不惜使用大力举债、滥发美圆、双赤字等等透支国力的疯狂做法，向全世界“抵押”和“出售”美国信誉，实际上“抵押”和“出售”的是美国的前途命运(这是相当疯狂的孤注一掷);这种做法只要坚持五十年就能胜利，因为苏联一定抗不了五十年;即使自己也失败了，还有最后一招，就是美国可以利用自己掌握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进行全球讹诈，因为那时候苏联的核武器已经属于美国了;鉴于与苏联进行“世纪决战”动用武力没有胜算，主要靠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等)等国际政治战、经济战、金融战、心理战、外交战，诸如此类;一旦对苏联“不战而胜”，中国就相对容易对付(美国是这样想的，没想到西式思维管不了东方的事)，之后顺势摆平其它国家，实现“全球通吃”，就可以补偿一切“透支”，“赎回”美国;这时，美国就可以给世界“垃圾人口”拔下“奶嘴”，实行“断奶”，世界剩下20%的精英人口，地球和人类的危机也就解除了。从里根(撒切尔)到小布什，政治思维一脉相承。如此这般，其实并不高妙，不过是尼采哲学，只是它在西方还有一个别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场世纪性赌博进行得如何呢?“美利坚号”巨轮越过了大西洋，陷在了尼罗河;美国战胜了苏联，可苏联经过“瘦身”变成了俄罗斯，仍是一个“邪恶中心”，而美国自己则掉进了本·拉登为之精心设置的“死亡陷阱”。须知伊斯兰也是一个古老的有智慧的文明。如果美国人再让布什连任两届总统，本·拉登就大功告成了。到目前为止，事态的发展符合笔者根据事实推演出来的美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政客的疯狂预期。当然，目前出现的还只是美国这场疯狂的政治赌博(比希特勒疯狂得多)的阶段性后果，真正的后果和戏剧性场面还在后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些事件和某些国际态势促使美国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例如两次石油危机的沉重打击使得美国决心控制世界能源市场;又如跨国公司和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似乎很快将摧毁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从而对美国战略有利;推动全球化浪潮足以掩护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可以混水摸鱼;诸如此类，就不去一一分析了。

　　上述六七十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和世界格局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靠任何一个学科单打独斗的研究都是力不胜任的。时代呼唤一体化研究(unidisciplinary approach)、多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时代痛感迫切需要政治经济学这一在西方已经消失了近百年的学科。应当说，上述代表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大思路的确立，并不需要社会科学家假手其间，垄断资本集团的精英们完全可以乾纲独断。但是，这个大思路需要变成可操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等战略、策略、政策、办法，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以及各种强大的脑库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它还需要形成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去征服选民，去忽悠世界。如此巨大的系统工程，谈何容易?但是美国一向有办法——砸钱。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兴起的意识形态原因

　　舍得往研究领域砸钱，也不简单，一要有眼光;二要有钱。所幸美国不缺这些，战略利益压倒一切。战后科技革命推动西方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使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上占尽便宜，舍得往研发领域砸钱，是一个人所尽知的秘密。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所谓研发资金，是包括社会科学的。其中既有政府拨款，也有企业和组织资助。正因为如此，战后西方国家不仅是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且是“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与精神两者比翼齐飞的。

　　面对人类危机的挑战，自由主义理论无能为力。如同面对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随着发展和改革所带来的各类经济社会矛盾深化和激化，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无能为力一样。时代需要新的哲学，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一句话，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包括呼唤马克思主义，回归政治经济学，当然一切都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世界的变化和全球化进程，如何认识、理解和适应信息化时代瞬息万变的外部形势，如何及时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方面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以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和霸权，这需要有各种思想流派组成的高水平思想库的智力支持，政府垄断思想的做法例如麦卡锡主义不仅已经过时，而且会导致政治上闭目塞听而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不仅如此，西方垄断资本从历史经验中懂得：当代全球问题，根源在五百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对于认识当代全球问题所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论优势，至少对于西方政府来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且，经过麦卡锡主义的疯狂迫害以后，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容忍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危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西方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全盛时期，许多激进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将其运用于社会理论。进入七十年代，在官方默许实际上是幕后推动下，美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正如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时代变了。20世纪70年代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许多学生，此后纷纷受聘进入了专业和学术岗位，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目前已获得终身职位。”④这就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兴起。他坦率地说：“我关于阶级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高额研究经费，这些经费不仅支付了我的部分薪水，而且使我能够从教学中腾出时间进行写作。随着我的声名日益显赫，我获得了无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演讲的机会。我所在的社会学系和威斯康星大学给了我可观的报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和阶级分析学者，我不敢断言所有这些对我没有产生影响，我也不敢断言，面对自由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殷实的大学教授职位所带来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单凭我的意志就能够彻底抵制诱惑。”“在名校获得的特殊待遇，使许多激进人士完全有理由怀疑‘学院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怀疑在美国可能尤为强烈，因为这里甚至缺乏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更不必说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这种情况使得许多学院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在现实基础上与社会主义斗争发生系统的联系。”⑤如此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获得教授的“终身职位”、“名校的特殊待遇”、“高额研究经费”等等，在美英国家的七十年代竟“蔚然成风”，离开政府在背后的支持是难以设想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美英的学界竟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终身职位”，有“名校的特殊待遇”，有“高额研究经费”，而且能“声名显赫”，能“获得无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演讲的机会”，诸如此类的事情竟然背后得到美英政府的支持，这让笔者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自费研究者看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细想又是可以理解的。这恰恰说明美英政府政治上成熟，眼光和手腕高明。但是美英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不威胁政权，而且仅限于学术研究，也不可随意在公共媒体上传播，蛊惑人心。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决不可能这样做。

　　“回归马克思”和英美马克思主义兴起不仅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趋势，而且是全球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先声。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具有“普世性”，适应了美英等西方国家从政治与经济互动角度研究世界体系的需要。这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单一学科研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综合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青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恰恰在于综合性和鲜明的政治性。这一点恰中西方经济学的“软肋”。在西方，“回归政治经济学”和“回归马克思”是同一个思潮。这一思潮兴起的基本原因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求：第一，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解剖学”，“分析化学”，现有的任何理论比不上马克思主义，或说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优势，不可替代。这是西方学术界“回归马克思”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根本改变，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相分离，对发达国家政府有益无害，还能起到思想库和“警世钟”作用，使得官方态度改变。第二，在当代全球化引起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西方经济学束手无策，其认识客观世界的功能已经“残废”，自马歇尔以后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微观化、工具化，、数学化、公式化倾向，一句话，其“去政治化”倾向，使其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反而丧失了政策工具作用，成为一种经过乔装打扮的社会心理学和纯粹的意识形态，即成为政治工具。西方经济学的“去政治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将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十九世纪的顶峰，而在实践上这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需要之间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不仅需要打压马克思主义，而且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动“外科手术”进行阉割，就是“去政治化”。

　　吊诡的是，七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因陷于僵化而式微，却在英美受到青睐而兴起;英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成果被用来反制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服务。这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奇特的现象。近年来在中国和一些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趋势。“抬头望见北斗星”，困难时想起马克思，回归马克思。颇有些“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味道。今天的现实是东西方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穷国和富国都需要马克思，而且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种现象发人深省。这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普世价值”吗?实际情况是西方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政府对马克思主义是嘴上骂，偷着学，而且不光学，还学以致用。但是嘴上决不会说，结果是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得了实惠。这种情况发展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英从“偷着学”到公开学，公开容忍甚至资助马克思主义研究，这就是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戏剧般的命运变化。马克思在西方被公推为世界千年第一思想家，说明马克思在当代西方成为第一明星思想家，这个事实应当对中国有启示。西欧国家在二十世纪一直在研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所以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北欧模式。苏联则把马克思主义只当成革命工具，夺取政权前后和战前危机时期高举，战后和平时期苏共领导集团生活太舒服了，日益沉湎于“缓和”和“发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剩下口号，实际上被放弃了。这些巨大变化背后的原因和经验教训，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发掘。

　　概括起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兴起的意识形态原因主要是：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是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社会发展趋势使然。从理论上说，本来政治与经济就不可分，斯密的“经济人”原本就不是指自然人，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市场上追逐自身利益的“资本家”的理论抽象。这个“经济人”同时也就是“政治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兴起的公共选择学派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长期以来西方自己搞政治经济学“去政治化”的结果，把自己也搞糊涂了，忘记了老祖宗斯密的原意。或者说是斯密的原意经过“去政治化”的处理，被曲解的结果。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去政治化”，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诞生以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其消极后果之一就是损害了经济学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使其趋于边缘化。这是美国学者也承认的。一本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道：“我们的一些经济学界的同事曾经对那种玄妙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感到悲哀，这种经济方法将现实的政策问题和选择抽象为一系列的模型和公式”，而在实际上，是“个人和群体的社会选择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真正推动着全球经济。”⑥经济学可以“去政治化”，但是经济发展所发生的成本和带来的利益本身，从来都是“政治化”的。在当代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密切。从马歇尔以后，人为地将政治经济学作“去政治化”处理，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影响。“去政治化”的做法客观上无异于取消政治经济学，人为地造成西方学术界百年来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社会为此付出代价。而这种人为的做法本身，其目的也是相当“政治化”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在西方理论研究中“政治”与“经济”合流，原本就是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国际问题上，哪一个世界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等问题不是，甚至不首先是政治问题呢?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何尝不是政治经济学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新学科纷纷产生，实际上都反映了政治与经济合流的趋势。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美国霸权地位衰落在理论上的反映，在实践上是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美国深感世界霸权地位衰落，一方面在实践上需要进行重大的国际战略调整;另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对世界格局变动和美国的国际战略进行研究探索。世界格局变动和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首先吸引了英美国家学者注意。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六七十年代“为了加深对当代世界各种力量的理解，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⑦于是以金德尔博格的“霸权稳定理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霸权稳定理论”，其实质是“霸权危机理论”或“稳定霸权理论”，是为美国在国际霸权地位相对衰落条件下，寻求一种国际领袖地位的“次霸权”国际秩序提供理论依据。罗伯特·基欧汉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又一位有影响的学者，他的建树是提出了国际机制理论。他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对此作了阐述和辩护。《霸权之后》的书名准确地道出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深意。而英国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是“机制理论”最坦率也最激烈的批评者。她说：“机制理论充其量是是美国继续支配世界经济的一种手段”，“反映了竭力维护美国继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统治其它国家的愿望。”⑧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同时期美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的举措和态度变化，抽象掉它浮在表面的种种咄咄逼人的现象，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权势集团内心对其国际霸权地位衰落怀有深深的恐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霸权稳定论”和八十年代“国际机制”论的提出，到2006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对中国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这样一种绞尽脑汁的表述，都是如此。这一表述背后的心态就是担心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削弱的条件下，中国崛起会对美国利益进行“不负责任”的搅局。

　　第三，现存国际体系的演变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利益攸关的历史过程，为了使国家的国际战略和贸易、金融、外交和军事政策能够切实维护自身利益，需要进行极为繁重的理论创新。从美国霸权衰落到苏联解体，从欧盟东扩到和中国和平发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重建霸权地位的拼搏到二十一世纪初俄罗斯国势复振和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现存国际体系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等多种趋势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根本转型和重组的过程。这涉及到一系列极其错综复杂的全球和区域的重大问题协调和处理，利益和机制的调整，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规则修改和制度安排，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权衡和选择，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反复较量，各种路径、方案的制定、比较和选择，等等。这一切在在都关乎国家的兴衰和利益，都需要下大力进行理论研究。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问题，这样一门国际政治经济学真正是应运而生。正如1986年罗伯特·吉尔平所坦言：他所以积极倡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为必然要出现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勾画蓝图”。⑨ 1997年更有西方学者宣称，“现在要成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就要求首先是一位IPE学者”。(IPE即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缩写。⑩可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已经风靡。迅速发展的中国无疑也需要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勾画蓝图”，别人的蓝图显然不会适合我们的利益。由此产生了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创建这一学科的，多是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而不是经济学者。这简直是对西方经济学界的讽刺。这种情况决定了美英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些研究特点：第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基础雄厚，这些学者具有国际政治功底，又有宏观思维训练，很快就能进入该学科领域。但是不免受到知识结构限制，所以往往需要恶补经济学。如罗伯特·吉尔平先生五十多岁仍在恶补新古典经济学，其勇气和建树都令人钦佩。反观西方很少见经济学者进入该学科，以笔者的孤陋寡闻和“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似乎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局限性有关。首先，对于国际体系、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西方经济学那套分析工具不大管用，特别是数学化、模型化那套“花拳绣腿”上不了阵。远不如马克思主义，也不如摩根索的权力理论好用。这是百年来西方经济学被阉割的结果。譬如说，美国宣扬三天内拿下伊朗，我认为打不起来。这里需要逻辑判断和价值判断，需要知识积累，用数学方法就无能为力。这是许多大的金融投资公司雇佣首席经济学家的道理，因为它要参考这些判断来作出“作多”还是“作空”的投资决策。如果雇佣首席数学家干这事，就都赔光了。其次，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人”理论，这门学问搞久了，学者往往“经济人”化，视野不够宽阔，政治思维和宏观思维能力弱化，容易“走偏锋”。再次，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毕竟也是专业，包罗万象，相当复杂，即使搞宏观经济学的人，有宏观视野和思维能力，没有一定的积累，一时也难以上手。第二个特点，美英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全球化进程、后果及其影响，大体分两条战线，一种是官方色彩较多的研究，例如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理论;另一种是学术色彩多一些，吉尔平的著作似属于后者。

　　第二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经过重商主义以来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才达到十九世纪的成熟程度和科学高度。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刚刚三十多年，其学科体系和内容都在探索，包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的理解也众说纷纭，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这种机械地理解显然有失简单化。又如，吉尔平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把正统的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一般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侧重社会中的价格系统和市场作用，而政治学关注经济、政治和心理力量的作用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结果。”⑾这段话表明由于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了解不多，尽管他在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但是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解仍大可商榷。客观地说，这对于一个政治学家是无可厚非的。这也说明，这门学科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探讨都有极大的空间。在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是有机结合、浑然一体的，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因为现实中经济与政治是不能剥离的，剥离只是理论的抽象或人为的割裂。作为一种研究思路，特别是鉴于学科的现状，认为这门学科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门学科相加的思路毕竟也还有利于学科发展，也是现实的路径。但是不等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两个学科相加，两个学科的机械相加还是两个学科，正如1+1=2。当然，吉尔平的观点也有历史原因。自马歇尔以后，西方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西方政治经济学在近一个世纪里消失了。只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理查德·库铂(王旁Richard Cooper)、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Nye)、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和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努力，经济学和政治学分离的现象开始被打破。”⑿(同上)这才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开辟了道路。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一个有争议和颇费斟酌的问题，有的美国教科书也加以回避。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概括，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提法，一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综合说”;二是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框架说”。“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学问。他认为：‘为了加深对当代世界各种力量的理解，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现实世界的变革已使得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关系都更加紧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两者相互作用的理论阐述得还不够充分，过于简单，并且受到不同学派之间的人为束缚。”进而，这位学者认为，“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新兴学科。”⒀看来是从吉尔平说。笔者认为，前引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话不是学科定义。首先，所谓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⒁显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是对于国际体系中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的现象形态描述，它没有揭示国际体系内在矛盾运动的本质特征，本质特征需要由事物内在矛盾的内在联系来揭示。所以，它不是定义。其次，前引“吉尔平认为，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学问”，不是吉的原话，是原引用者对吉思想的概括。这一概括并没有背离吉的思想，但从笔者查吉尔平原著的上下文看，他是在呼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综合性研究，“下定义”与吉尔平著作的原意不符。⒂吉尔平的原话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政治学家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由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作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⒃可见吉尔平谈的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义，而是在讲这门学科对象的范围或外延。

　　苏珊·斯特兰奇“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是：‘这门学科是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一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⒄这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这个定义值得注意之处，至少有三点。第一，生产、交换和分配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四个环节(还有消费，但马克思明确认为消费只在一定意义上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阐明人类社会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规律的科学。斯特兰奇把“生产、交换和分配”即经济关系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她的贡献。第二，斯特兰奇把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心词，而加以由“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作为定语，在笔者看来这不但深刻，而且这样来给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强调全球制度安排的价值观念“组合”，可谓别具只眼。这一定义实际上揭示了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制度安排与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组合”互为里表的基本特征(虽然其主导地位已经塌陷)。第三，斯特兰奇的定义虽然主张研究“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却“省却”了“规律”一词，可见这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其实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实际上也是承认国际政治经济的运动是存在规律的，例如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所以，我们认为斯特兰奇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比较深刻和全面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理论上是正确的，实践上也适合中国的需要，可以拿来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里试表述如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全球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关系以及由这一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并与这一经济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相适应的一系列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的国际体系运动的客观规律的科学。鉴于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经济关系的载体主要还是民族国家，此外还有其它经济体(例如跨国公司、经济一体化组织等)，以及国家利益集团，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主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利益集团之间、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经济体之间、国家与经济体之间、国家利益集团与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物，而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现代经济的发展变化，把消费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必要的。

　　关于西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的提法，应当不会仅限于苏珊·斯特兰奇一说。但限于资料，这里无法加以评论。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总体上理论联系实际比较突出，当然也有区别，有的理论色彩浓一些，有的淡一些，实务多一些。斯特兰奇和吉尔平的著作属于前一种。

　　根据斯特兰奇用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的定义，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研究全球经济关系和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国际制度安排体系的运动规律，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和学科的本质属性或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两大阶级关系。虽然现今国际社会比马克思时代更加复杂，但是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与财富的生产、分配和再分配高度国际化，劳动者阶级同垄断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也高度国际化，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南北矛盾即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和其它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矛盾。虽然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也明显地分化，但是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北对立的局面。南北矛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国际表现，它仍是主导当代全球发展趋势的主要矛盾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南北矛盾仍在继续恶化。这就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宾汉顿大学布罗代尔中心主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所说的代表世界顶级富豪权贵的“达沃斯论坛”集团同代表世界穷国的“阿雷格里港论坛”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这场斗争将决定现存世界体系在例如未来最多五十年崩溃以后新体系的格局。⒅

　　尽管斯特兰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在理论上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研究者更多地还是关注那些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亟待解释和应对的问题。例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全球化和区域化、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性研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其自身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问题。既然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学科，学科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就不可能长期完全依赖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的成果，而应当有所前进。

　　限于资料，我们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发展的全貌还难以把握。但是我们可以从有代表性的学者的研究工作中探索其主流研究方向。从吉尔平先生的著作中我们知道，八十年代上半期该学科研究的“中心内容是世界市场经济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以及国家为自身利益而寻求影响市场力量的方式。”⒆这个研究方向同样适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我们的重点应在于研究如何为了维护中国利益和国家安全，以何种方式去参与世界市场和影响世界市场。参与世界市场和影响世界市场，都不仅仅是一个与国际如何“接轨”的问题，也有一个影响国际规则的问题。譬如，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市场许多重要商品例如矿产品的大买家，按照市场机制和国际惯例，大买家不仅要享受各种优惠，而且对于价格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吉尔平认为在这个国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大题目下有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市场相互依存与国际政治(尤其是存在或不存在政治领导时)的相互作用方式。第二个问题是经济与政治变化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产生了对全球经济活动分布，尤其是对所谓的现代工业优势地位的激烈国际竞争。第三个问题是世界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国家为控制或者至少是影响贸易、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其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⒇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概括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涵盖的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基本面的问题，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多属于基本理论层面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指在全球政治、经济等基本面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与国际分工的技术结构、部门结构和地域结构变动问题，各个国家和世界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主要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第三个问题主要涉及世界经济实务的两大主要领域——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不必单列)，在这两个领域所有问题的背后，都隐蔽着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安全、福利以及诸如此类种种关乎切身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当代金融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个领域国际斗争的错综复杂、惊心动魄和影响之大，任何其它领域和局外人难以想象。“金融游戏”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财富转移的“魔法”，一场人为引爆的金融危机足以使一个国家在几十年中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在转瞬之间就被席卷一空。在当代条件下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关系到战略利益，关系到国家命运。金融管理薄弱和金融技术落后，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软肋，特别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尤其如此。而国际金融恰恰是风险最大的领域，对国际游资来说也是获利机会最大的领域。可以说，当前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我国这一学科的当务之急。例如，在当前国际金融风险加大和美国对我国政府步步进逼以及不断增大政治压力的条件下，如何延缓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

　　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西方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围绕全球化展开的争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道景观。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不仅对全球化完全拥护，认为全球化不仅不可抗拒，而且会增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包括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从中受益。这是新自由主义观点。作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来说，大部分美国学者持此种观点是很自然的。相当数量的学者，也包括一部分美国学者指责全球化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明确指称全球化是世界贫富差距扩大和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恶化的罪魁祸首。在对全球化的指责中，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矛头指向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全球化把世界分成赢家和输家，这是公认的。据认为，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全球化”的地区是三位一体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以及东亚的若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沿海省份。国际舆论说，在全球化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少数赢家，这话很让一些官员兴奋莫名，也很让一般人糊涂。笼统地说中国到底是赢家还是输家，没有意义。吉尔平持论比较平实，他说：“我要强调指出，一国经济向全球各种市场力量开放，可能是(事实上通常是)一种挑战，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力量会造就赢家，并且至少在短期内也会造就输家。”“未能为全球化及扩大开放所产生的后果做好应付准备，就得吃苦头。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经历正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犯了严重的错误，它们在建立起能保障本国金融系统稳定的法规条例和机构之前，就降低了外国资本流入的壁垒。这种失策使金融投机毫无顾忌，其它违规活动也乘虚而入，1997年后这些国家被抛入金融危机之中。有些国家，直到2002年5月还没有完全从危机中复苏。”(21)中国由于资本帐户没有开放，躲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能不能躲过美国等国家处心积虑地为中国制造的金融危机，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万一躲不过，也必须抗过。全球化的类似苦头，我们也吃得不少，如何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加以总结，这是一个大题目。

　　九十年代吉尔平先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转向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目的在于探索新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或称体系)的框架。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全球政治经济学，但是今天这种提法已经不足以囊括其外延。因为太空已经开始全球化了，据说现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已经拥挤得如同长安街上的汽车了。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实在太多太广，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又不可能无所不包。笔者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外延或研究内容没有总体把握，最多有所谓千虑一得。所以这里关于这门学科当前的研究方向和问题，提供两个小资料。一份是借花献佛，转引王正毅教授的资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于国际体系中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按照一位西方学者的概括，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题目：(22)

　　(1) 政府和国内的利益如何影响对外经济政策?

　　(2)如何理解政治领导人以及政治制度管理和操作市场的不同方式?

　　(3)政治权力和国际制度在框定贸易流动和资本转让方面起什么样的作用?

　　(4)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能力是如何影响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5)南北发展差距的根源在哪里?

　　(6)国内和国际因素如何影响发展战略的选择?

　　(7)国际合作的根源和阻力是什么?

　　(8)国际经济竞争的特征是如何变化的?

　　(9)如何解释不同的发展战略的成功和失败?

　　(10)富国和穷国的政治利益如何影响外援的成功?

　　(11)如何理解南北双方在对外投资和借贷条件方面的讨价还价?

　　这些国外学者的选题都属于应用性研究，有些问题可以直接为我们选用，有些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可以借鉴。如问题(1)政府和国内的利益如何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前沿、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反过来提出：外国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其产业政策、贸易、财政、税收、金融和外交政策?如何影响国际监管?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如此等等。

　　另一份是笔者的读书笔记，虽然明知挂一漏万，仍愿意献丑于此，谨供参考和批评。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代表不同利益的流行的基本理论，各种新兴的思潮和基本理论，例如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史，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经济社会史，比较经济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案例分析、战略和政策分析，相关的比较分析，等等;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总体运行的理论和实践。例如包括全球化问题，国际格局的演变，世界权力及其结构，南北问题，国际竞争，国家和市场，国家之间和国际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及其利益关系变化，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规则、制度体系，国际体系的运行机制，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等等。

　　第三，专门领域，即国际经济政治互动下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合作、国际投资的理论和实践;合作与冲突，国际债务与依附问题;区域一体化和国别研究;等等。

　　第四，各种专题研究。例如，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加速变革的后果及其影响问题;非正式经济行为体问题，非政府组织问题;权力与安全问题：国际军备问题，核武器扩散问题，军费开支问题;等等。跨国公司问题：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对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影响问题;世界财富与安全问题：暴力与财富分配的关系;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趋势和影响问题;等等。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问题：技术进步的本质及其政治经济影响;信息通讯全球化的后果及其影响;科学技术进步与就业问题;世界贫困问题;等等。世界经济资源问题：全球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滥用问题;国际深海矿藏的开采权问题;捕鱼权问题;资源与国际冲突问题;世界政治资源问题;世界和地区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结构问题;联合国和国际组织问题;等等。

　　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外延太广，包罗万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无论基本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性问题的选题，都需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例如依附理论原本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对中国有重要意义，至少比自由主义理论有用得多。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等许多学者(这里只是随意举例)的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依附理论作为西方的非主流学说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

　　第三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它的学科归属，虽然也需要探讨，终归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倒是这门学科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性，最容易引起争论。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十分现实的问题。在当前条件下，为了学科发展和现实需要，又是一个必须说清楚的重要问题。所以这里联系实际，作一些有针对性的探讨。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归属，美国一般认为属于国际政治的一个新领域，吉尔平就是这样看的，同时他又使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著作的名字，并经常使用这个提法。这既说明一个历史事实，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由国际政治学者开辟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与这门学科的性质或说学科归属不是一回事，同时似乎表明吉尔平倾向于认为它是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但这也只是笔者“望文生义”的理解，吉尔平没有明确表述，从笔者接触到的美英有关著作中也看不到对此有专门论述，可见在美英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很重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归属，国内学者一般明确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3)

　　这种观点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不同有关，也同引进、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多属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现实情况有关。按照斯特兰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它是研究全球经济关系或说是世界体系的经济关系。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分析非常不同于所谓‘国际关系理论’。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世界体系分析所探索的范围远远超过国际关系。”“当前形态的世界体系分析问世已经几十年了。它是一种不断演进的分析形式，但它首先是对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式的批判方式。它寻求重新书写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体制结构和运行原则，阐明体系目前出现的结构性危机及其对未来行动的意义以及重新评价现存的体系所构建起来的知识结构。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此刻它当然还没有完成。”(24)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研究也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国际关系”，看来他倾向于两者不是一个学科，因为外延相差太大。他的这一观点还揭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高屋建瓴的。这个“巨大的任务”决定了这门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有的地位。

　　从美国的情况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时间不长，也多是国际政治学者参与。罗伯特·吉尔平就是以国际政治学家后来“恶补”经济学理论进而奠定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的。他对此也很坦率。(25)或许由于美国的体制，学科有无“婆家”并不重要。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学有没有“婆家”不清楚，至少俄罗斯从苏联承袭下来的传统，国际问题研究一般还是放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学科框架内。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引进不算晚，但需要给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学科位置，即找一个“婆家”却不容易。在我国，国际关系这门学科长期处于“妾身不明”的状态而终于被取消，几级学科都不是。(26)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为国际关系的分支，将使其“无地自容”，没有学科位置。根据教育部的现行分类，论其真正的学科地位，应定位于二级学科。可是现行学科分类的十二个一级学科中，既有政治学，也有经济学。所以在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既可以认政治学，也可以认经济学为“婆家”(后者正符合斯特兰奇定义的原义)，分别位列其下，与二级学科的国际政治和理论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科平行。问题是实际工作中不可能“一女两嫁”，可是也不妨从权处理。因为硬性划归，总会给许多非经济学或非政治学出身的学者带来不便。真不知“春”归何处。其实怎么归，都是纸上谈兵，最终取决于本学科的建设。现在条件虽不成熟，但先“正名”也有意义。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既是古训，也是现实。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落后，“事不成”，以至于国际关系学至今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归根结底还是学科建设本身不足。为了便于学科发展，不如先找一个婆家，管它是谁，“靓女先嫁”了再说。

　　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是一门基本理论学科，又是一门具有很强的应用性的学科，而且显然也属于交叉学科，对此一般没有异议。这也是这门新兴学科的优势。从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来看，还刚刚起步，距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现已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国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毕竟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学科，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也有较好的基础，许多学校设有国际关系学院，相关学科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我们有最大的优势，即中国发展的优势。现在的中国，虽说还不到“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程度，但却是世界的焦点所在。中国有了这个优势，国际政治经济学进了中国门，娶了这个媳妇进门，它就有了天然的优势，有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这是中国学术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一切还需要来自各学科的学者消除门户之见，提倡宽容，共同努力，“杂交”才有优势，才更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独立学科的发展。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和“普世性”

　　顾名思义，政治经济学历来有鲜明的政治性。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的著作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年)，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的著作也叫《献给英明人士》，大有晁错上汉文帝论贵粟疏的味道。(27)总之，无论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政治意味都很浓，政治目的十分明确，都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与权力的利益，到了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其政治性已差不多发挥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极致。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突出地表现为为资产阶级政府的辩护性。马歇尔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的政治性表现为形式上的“去政治化”，放弃政治敏感的宏观经济，一头钻进微观经济，实际上还是以“经济人”理论为基础，还是与斯密同一个“政治性”。凯恩斯经济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中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难道不是最大的政治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难道不是政治经济学?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更是不争的事实。哈耶克坦言自己最初是受到业师米塞斯反共立场的吸引，政治性何其鲜明?当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锻造新自由主义时，将其攻击社会主义苏联的著作命名为《通往奴役的道路》，政治性何其鲜明?而且那也可称作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至于到了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下了“崽”，生出“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国际政治“宝贝”，如同哪吒闹海，硬是把个拉美和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搞得人仰马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另一种政治性，过去叫无产阶级性、党性和阶级性，近些年不大提了。但是政治性不是不提就消失了。特别是阶级这东西，不是闭上眼睛，它就不存在的。给阶级穿上阶层的外套，如同“皇帝的新装”，没用的，它还是阶级。事实反复证明，社会科学这东西，政治性无处不在，不是这一种政治性，就是那一种政治性。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穷国的政治经济学，是穷人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富国经济学，富人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两种经济学不能互通，凯恩斯经济学就已经与马克思主义“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也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但是没有必要为此而把西方经济学打扮成天使，在世界上要找纯粹的经济学，客观的、中立的经济学——没有。萨缪尔逊是一位极聪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对经济学教科书动了“去政治化”手术——“忽略”了阶级斗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教科书出了五十多版，每次再版都要小动一下。大动几次，小动五十多次，经济学就脱胎换骨，变成“社会心理学”了。坚持阶级斗争是一种政治性，“忽略”阶级斗争同样是一种政治性。而在发展中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受损的也是劳动者的利益，而萨缪尔逊经济学是维护资本的利益，两者的政治性是一样的，但维护的对象，完全相反。

　　政治经济学从诞生起就具有国际政治经济学性质，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在国际领域的延伸或应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早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至少在西方的政府层面、国际机构层面(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是如此，在西方学术界的一些人那里也是如此。例如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以及很多与他差不多背景的美国教授都深深地直接卷入了俄罗斯盖达尔政府“休克疗法”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至于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包装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们，就更是一支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经济学家的庞大队伍。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那么，为什么一个时期以来那种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所谓“普世价值”或“全人类价值”(或称“普世性”)的观点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其实没有什么神秘，只是势所使然。而势是会转的，势转而衰，附着在势上的一切，也就都不可避免地衰了。例如在中国，2002-2003年就是个转势的拐点，特别是2003年的“非典”危机，危机一过，“和谐社会”的势就势如破竹，到十七大就定了乾坤了。自古以来，研究“势”都是一门大学问，古代叫“帝王学”，与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大有相通之处。

　　从理论上说，任何时代人类积累的知识都会有一部分具有普世性，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就说中国“土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当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就受到广泛欢迎，现在早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不是普世性?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被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门前，这既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又是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国际精神，这不是普世性?诸如此类的普世性，借用葛优的广告词“这卡那卡的，多了。”从实践上看，西方国家的一些正直的学者出于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对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不满，在学术活动中追求“普世性”成为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思潮。但是，这种思潮也有被利用的倾向。必须看到，“普世性”不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特征，不是主流，更不是本质。相反，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必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由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一点也具有“普世性”，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例外的。理论和政策“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片面追求“普世性”，会使一个国家丧失政治思维能力，使苏联栽了跟头，从苏联“栽”成俄罗斯。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是虚伪的，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罢了。理论本来就是政治的“连体人”。事实还证明，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利用这一思潮作为冷战手段，巧妙地将“普世价值”、“全人类价值”与新自由主义“打包”成“全球化”意识形态向全世界大力“推销”，确实有一定的欺骗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充斥着这些“普世价值”和“全人类价值”思想。不是说“普世价值”完全没有价值，而是说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要用来指导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而在思想与实践中间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还需要创造许多必不可少的条件。不顾这些条件，也不顾国际力量对比，片面向弱势国家宣传和鼓吹“普世价值”和“全人类价值”(因为西方国家根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甚至说都不屑于说，对他们宣传的作用等于零)，在国际政治上等于为西方国家散发“蒙汗药”。至于不顾这些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直接将“普世价值”用来指导本国外交政策和学术，无异于政治自杀，苏联就是前车之鉴。老实说，在当前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条件追求“普世价值”，至少是不急之务。在我国当前内外矛盾极为错综复杂而内外形势又相当严峻的今天，仍然听信已经失势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西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普世性”，且不说它不符合中国利益;就是从赶潮流看，也已经过时了。在“文明的冲突”提上日程，美英等国家根本无视“普世价值”而高扬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旗帜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奋斗救亡图存，要他们去追求“普世价值”这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不急之务，就是本末倒置了。这种牧师的“梦幻曲”如果出于“老外”之口，不听他的倒也罢了。如果是出于“老内”，就需要击一猛掌了。

　　按照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国际政治舞台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屠宰场”。国际政治就是“绞肉机”。全球化五百多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输家，至于被绞杀灭亡的民族不只凡几。青年学生不懂政治，充满幼稚的幻想，需要教给他们。经验告诉我们，虽说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往往只有在吃够苦头之后，才真正理解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际政治。但是，人类是健忘的动物，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一种“常见病”，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教育。美国在这方面很有一套，从十八世纪开国不久就在中小学开设美国历史课程，爱国主义教育两百多年前就“从娃娃抓起”了。1996年美国更颁布《幼儿园到4年级历史课程全国标准》，(28)相当于对幼儿园起到小学的历史课都使用统编教科书，非常政治化的。而中国却在搞历史教科书的“去政治化”，美其名曰以“文明为主线”。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一比就立判高下。

　　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这门学科诞生不久，但是它的根子扎得很深，它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重商主义。这样一来，五百多年中方法论的演变就足以大书特书了。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只能实行“抓大放小”，“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着眼现实，加以概括，有所取舍。特别是鉴于研究方法极为重要，它甚至能决定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成败。所以，还需要回答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面临的某些现实问题。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挑战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二次大战以后，随着东西方政治军事对抗和冷战展开，对发展中国家这一“中间地带”的争夺，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苏联“输出革命”包括理论，美国也“输出援助”和经济发展理论。一个美国人不无得意地说：“在20世纪，西方风格的经济学指导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经济思想。”(29)这既是战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根源。近代以来，西方在大部分时间里垄断了世界经济，也垄断了经济思想史。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国地位。从推行马歇尔计划和与苏联争夺发展中国家的做法看，美国作为霸主国是很“负责任”的。美国得以居高临下地向发展中国家灌输这样一种理念：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来源于其经济理论科学的先进昌明(这一科学的核心和基础被解释为亚当 •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其经济理论的先进，来源于它有一套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实，马克思主义在美英国家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局限，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例如如何解释战后美国霸权衰落，如何建立新的霸权理论以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可说是个中权威。但是，他提出的“国家生命周期”论，把霸权国的兴起和衰落归结为类似人体的生命周期(出生、成长、成熟、死亡)，(30)尽管提法似乎新鲜，但是比喻不能代替分析，远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得深刻。这是吉尔平等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因。

　　概括起来，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势和劣势，有这样几个最突出的特征：首先是实证分析重于规范分析;其次是定量分析重于定性分析;再次是对内生变量的分析重于外生变量的分析。其实，西方经济学的这三个特征，集中表现为“去政治化”的政治特征。而“去政治化”的方法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在极力贬低经济活动中国家机器和阶级斗争的作用的同时，极力夸大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由于“去政治化”到后来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摒弃“价值判断”和“不承认道德”，而走向以实证分析完全取代规范分析。以至于经济学论文充斥着数学公式而没有经济思想，而走向以定量分析完全取代定性分析;以至于置一切制约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为外生变量而不顾，一头扎进价格、需求和货币等内生变量，而走向以内生分析完全取代外生分析。这种不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不需要鉴别资料，更不需要注明出处的公式化研究，实际上如同“傻瓜照相机”一样，用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照出来的片子也是没什么意思的。于是，经济学就从经济学说蜕变成一种万能的“工具箱”，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学。正因为经济学工具“万能”了，也就“无能”了，以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对于现代西方政府的政策咨询能力遭到普遍质疑和攻击。这是二十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悲剧。正如吉尔平所批评的：“数十年来，经济学越来越远离公共话语，不仅广大公众难以与它接近，而且学术界同事也觉得同它疏远了。这种现象是极其不幸的，”而且“经济学与公众脱节的问题特别令人烦恼，因为经济学家留下的思想真空往往由误解经济学或者故意滥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人来填补，他们力图用这种或那种万灵药来解决国内和国际的经济问题。”(31)

　　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去政治化”趋势受到西方政府的纵容和鼓励，因为它符合国际垄断资本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树立“经济学样本”和对外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经过经济学精心“包装”过的社会心理学。但是，经济学“去政治化”也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削弱了发达国家自己客观地认识国际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以及制定政策的能力。正如凯恩斯所说，“经济学理论没有提供一套可以马上适用于制定政策的依据。它不是一种学说，只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维的手段或思考的方法，能帮助掌握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32)经济学自重商主义起，到古典经济学，都是一种学说，到了当代，却“沦为”一种没有思想的纯粹“方法”，这是经济学的倒退。事与愿违，它既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西方学者的不满。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曾尖锐地抨击了西方经济学的三种错误倾向：“忽视其它领域专家的意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建议中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向政府提供咨询时眼高手低，力不从心。”(33)可见不仅是学说本身，即使在指导政策方面，现代经济学同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相比，也是退化而不是进化了。这种情况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学家的形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甚至不客气地说，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把这些经济学家蟑螂扔进马桶里冲掉。”(34)虽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明知“经济学理论没有提供一套可以适用于制定政策的依据。它不是一种学说，只是一种方法”，但是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用以制定政策。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论点，发展中国家其所以经济落后，源于其错误的价格政策，以及政府的过度活动引起太多的国家干预，市场机制不能自由发挥调节作用，导致资源配置不当。这方面吃亏最大的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十九世纪吃尽了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苦头，二十世纪再次遭受新自由主义误导。同美国相比，拉美国家的民族独立只晚了四十年，而两百年后的今天仍处于严重依附地位，同美国相比则有霄壤之别。这其中政治上缺少独立自主，理论上被别人牵了鼻子，实践上走不出自己的道路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十九世纪末以来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方法即边际分析方法，在二次大战以后已经开始被西方经济学家自己超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主张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角度研究国际问题，这是对西方经济理论“去政治化”的否定。同时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贸易理论等学科的兴起实际上都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政治社会因素。这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均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35)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兴起，更是掀起了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思潮。这一切都表明在西方国家，经济学“去政治化”的路子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二、价值判断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内在需要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学、国际问题研究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流行一种以超越政治鸣高的思潮，以经济学界为甚，主张经济学不承认价值判断，经济学是客观的，经济学家是中立的。这是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一种未必糊涂但却是有害的观念。

　　价值判断是任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固有的，也是不可能回避和回避不了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搞经济学“去政治化”，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殖民体系已经形成，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一切领域垄断资本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既定，也就是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格局既定。这时候对于世界霸权国家来说“价值”已经不需要“判断”，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特别是在美国“独霸”世界的条件下，更是如此。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价值不仅需要判断，而且需要深入分析之后才能判断，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发展和改革的“陷阱”。不仅如此，一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反映该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和价值标准。在强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中，经济学“去政治化”对发达国家有利，越是把经济学打扮成“不含价值判断的”，“客观的，”“中立的”，“普世的”，越是有利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洗脑，越是有利于误导对方和维护自己的强势地位。而且，西方国家的价值判断已经隐蔽地含在经济理论之中。例如“经济人”理论，发展中国家充其量是“小经济人”，是小鱼;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是“大经济人”，是大鱼;大鱼吃小鱼，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律”。WTO和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的“游戏规则”既定，谁能玩儿过谁，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而发展中国家不行，自己的每一点利益都需要睁大了眼看，也不见得看清楚;全力以赴去争，尚不见得争得到。所以，一事当先，必须有价值判断，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否则稀里糊涂，被人卖了，还要帮人家数钱。在全球化浪潮裹挟和“包装”着新自由主义滚滚而来的时代，这种事太多了。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版本，更要有符合自己价值和利益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有独立的立场和视角。例如，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国家普遍认为，现存以多边组织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不过是以往殖民时代的延伸。不仅如此，这一体系还强行推广西方价值观念，同时侵蚀各国原有的生活习惯与社会组织结构。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要比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无条件地复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要深刻得多。其实严肃的西方学者也是明确主张学术研究需要引进价值判断的。汤因比正是在历史研究中引入价值观，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形成独特的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的忧患和拯救是他的思想的中心线索，包括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肯定并寄予厚望都是基于价值判断。不仅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持肯定的价值判断，也基于对西方弱肉强食文明否定的价值判断。汤因比如此，托尔斯泰也是如此，沃勒斯坦也是如此。(36)学者拥护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问题不搞清楚，离开价值判断，研究的意义何在?

　　著名经济学前辈陈岱孙教授曾指出：“实证经济论者否定价值判断。但是否定不等于不存在。数理模型分析了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种结果。但是这种结果是否符合现实实际，完全与价值判断无关吗?当然不是。”(37)不仅陈岱老如此，关梦老也是如此，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是如此。他们这一代学者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有过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生活的经验，他们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使得他们的思想和研究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就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终生不渝。

　　国际政治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一样，既是规范的科学，又是实证的科学。请注意我把“规范”放在“实证”前面。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很强，民族性也很强。有一种观点，据说全球化正在“抹去”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边界，发展中国家要接受这个历史趋势。这种观点夸大了全球化作用，完全无视全球化五百年的历史并没有消灭西方民族国家的现实，消灭的只是非西方民族和国家。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和理解不同;关注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强调什么问题，回避什么问题，掩盖什么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来研究问题，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问题和解释问题，等等，无不涉及到研究者和国家的价值判断问题。例如对于近年来中国和平发展，国际上议论纷纷，“中国威胁论”一时蜂起。“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说，哪一个“蛙声”不代表一定的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不含有相应的价值判断?近年来关于国内发展和改革问题的争论也是一样。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意识形态是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武器或工具。认错或拿错了武器，会自伤，甚至自戕。拿武器的方法也非常重要，方法选择由理论的政治性质决定，归根结底由国家利益决定。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后发国家本来就处于劣势，更必须讲求方法，选择对自己有利有用的理论，才能照亮自己的道路。十八世纪的美国选择了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得以强国;十九世纪的德国靠李斯特的理论得以崛起;这两个国家都没有选择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这种西方大国崛起的真正理论“诀窍”，是绝不会写进萨缪尔逊的教科书的。近代德国和日本硬是以国家干预作为自己的“比较优势”大获成功而不被谴责。现在中国总体上刚刚温饱有余，“全面小康社会”尚待建设，何以富国大国们就如此聒噪不休?多数人是“百犬吠声”，随帮唱影，可以理解;可个别国家却是“一犬吠日”，岂非欺人太甚?近年来俄罗斯不看西方脸色，断然将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再国有化，而且不仅将能源在理论上上升为地缘政治工具，在外交实践上楞是把能源牌玩儿得出神入化，直令西方和国际社会看得目瞪口呆。想必这是俄国人大彻大悟，“觉今是而昨非”的选择。俄国人这一招玩儿得漂亮，其重要的国际启示，就是“剌剌古”叫唤不能听。(38)结果是小布什把普京请到他老爹的农场庄园善加款待，一番觥筹交错之后，俄美照“打”不误。中国人的弱点之一是太在意别人(国)的议论，这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历史的心理反映。古代中国(例如盛唐时代、清代嘉庆以前等强盛时期)不是这种心理。盛唐时代称洋人为“胡儿”与晚清积弱叫“洋大人”一样，都不足取。

　　当然，俄罗斯的做法虽有启示，不能照搬。俄罗斯人是草原烈马性格，又是新败复起，心态和手法都不免过于激烈。中国人历史悠久，文化绵长，性格温和敦厚，如今处于崛起之初，还要建设“和谐世界”，所以，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徐图大计，以柔克刚，对人对己都好。所以一定要选择对自己有利有用的理论。选择需要眼光，但首先是中国眼。

　　既然价值判断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学者就要有价值判断。这就注定学者在国家社会发展中要承担一定的角色，负有一定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就使得学者在立论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倾向于一定的社会利益集团，有时候免不了要做律师或辩护士。不做“甲方”的“律师”，就做“乙方”的“律师”，总之免不了做“律师”。因为社会总是需要律师和辩护士。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家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但是实际上马克思自己是自觉地充当了无产阶级的辩护士。作辩护士没什么不好，也不是不要科学性，关键是作谁的辩护士。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辩护士”队伍已经形成，随着形势发展还将分化。当然，学者的科学研究同充当辩护士还是要有区别，就是通过尽可能客观的研究来反映社会真实，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使命和责任，同人诸君千万别“小看”自己，不能甘于只当辩护士，虽然辩护士是受人尊敬的。如果要辩护，也不光是为某一方辩护，归根结底还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辩护，为中国辩护。有人会说，你这是唱高调。没错，就是要有人唱高调。不是说一个民族需要有“仰望星空”的人吗?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就是“仰望星空”的人，这是学科对象决定的。书生报国一纸笔，读书岂为稻粱谋?这是中国古代先进士大夫的立身原则，有现实意义。现在到处是“低调俱乐部”，缺乏和声效果，不好听，需要更多的人参加“高调俱乐部”。现在党的十七大开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已经高扬，是时候了。这两年我把手机铃声设定为“解放军进行曲”，一次上课前忘了关机，手机一响：“向前，向前，向前……”，学生哄堂大笑。我故作正色说：“笑什么?现在你们就缺这个!”百多个学生立马肃然。可见学生还是“孺子可教”，关键是教师。看不起教师，今人有甚于古人者。现在一个科长，就敢于对教授呼来喝去。不要说在民初，就是在五十年代，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既有客观原因，也与少数教师不够自重有关。其实教师者，国之名器所在，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有的方面远甚于公务员。一些人无知，不必计较(计较也没用，徒生烦恼)，我辈教授，岂可自轻自贱?

　　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要有价值判断，要有社会历史责任感。这既是客观需要，也是国际学界的共识。正如沃勒斯坦所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客观性和责任感问题。我不认为存在什么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不可能是客观的”。“我们大家都无可补救地是我们的背景、我们所接受的训练、我们个人自身的能力和社会角色，以及我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的压力的产物……作为学者或科学家，肯定要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特殊的角色。”“这里就产生了我们的责任感。它取决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既然我们要求有一个较平等较自由的世界，我们必须理解达到这一境界的各种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对迄今为止现代社会体系的性质和演变有个明晰的揭示，同时对它现在和未来在各方面或许可能取得的发展的幅度也须加以说明。这方面的知识将会成为一种力量。就我的承诺范围而言这种力量对那些代表世界上大多数深受压迫的人们的利益的集团应该是极其有用的。”(39)古人作学问，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专一于“酿酒”。今人比古人“聪明”，不在学问本身“耽误”功夫，相信我们浙江的一位前贤陆游讲的“功夫在诗外”，喜欢炒作。其实，陆游一辈子留下三万首诗，爱国之甚，勤奋之甚，哪里懂得炒作?从沃勒斯坦这段话里，我看到这位可敬的美国学者蜚声国际，其所以取得过人的学术成就，也由于他作为一个正直学者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和责任感，影响他的治学态度，使其在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西欧经济史方面能够言人所未言、言人所不敢言。这种作人态度、治学精神和学术成果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根据美国学者吉尔平的概括，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三种性质和功能不同的学说：“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40)与之相适应，三种不同的学说之间的区别，不独在于“性质和功能”不同，价值判断和追求的政治目标不同，也在于其基本方法不同。这里说的是基本方法不同，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与其它学说的根本区别。但是在具体方法上，不同的学说是有交叉的。

　　(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以后，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中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的先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兴起，要比自由主义晚得多。尽管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挫，处于低潮，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它的实践处境要好得多，竟能还在新自由主义横行背景下的国际学术界——其实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支撑起“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其实是很不简单的。这个事实也有力地说明思想的力量之强大，是有甚于政治的，也是没有国界的，是“全球化”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重新兴起，除了它在内容方面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巨大价值得到历史证明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西方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还是有用的，只要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强调的那些资本主义缺陷——资本主义发展中‘繁荣和萧条’周期、大量的财富与广泛的贫困并存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对市场份额的激烈角逐——依旧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会继续流传下去。不管人们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是打别的什么招牌，在世界经济的讨论中总会关注这些问题。”(41)请注意最后这句话中有玄机。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尽管一个时期以来，美英等国家“开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给予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各种必要的甚至于也是相当可观的研究条件，但是毕竟受到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学术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多的人未必愿意戴马克思主义者这顶帽子，因为时世多变，祸福难料。在美国，不仅麦卡锡的幽灵还在，其实天下也是“麦家”的天下。另外，现代的西方学术界，无论学者和个人的学术，已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阵线清楚，气氛也相对和谐，不象中国这样搞得剑拔弩张。(42)在西方国家，许多学者宁愿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可能“打别的什么招牌”;或者相反，也未可知。总之，很复杂和微妙。所以研究他们的观点和方法，需要仔细分辨其内容，而不是看他如何自我标榜。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不管那么多，“依附论”学者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以马克思主义为荣，就是另一番境界了。中国的经济绝不能走“依附”经济的道路，但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却大可以借鉴“依附论”学者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依附论”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最大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这是与自由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根本对立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类道德、感情和抽象的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出发，来考察世界体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归结为国际生产关系，把国际生产关系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这样就可以揭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形态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趋势，就可以看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虽然世界革命的形势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终结时期”(沃勒斯坦语)，(43)如此这般，我们仍然可以揭示国际体系发展和演变的运动规律。其实，无论居官、经商还是作学问，看大势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别是居官，在中国居官，如果一味跟着美国人跑，不研究和不顺应中国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逆潮流而动，这是大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而环顾全球，看大势的最厉害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这是最大的大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好处多着呢。其实当代许多西方卓有成就的学者，例如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主持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的，被称为“后凯恩斯学派”创始人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说她是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也未尝不可嘛!以罗宾逊夫人的学术成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所以得不到，原因就在于此。萨缪尔逊为其喊冤，其实谁心里不雪亮呢?苏珊·斯特兰奇女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此类，“这卡那卡的，多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采取科学抽象法。科学抽象法就是通过运用人类思维的抽象能力从大量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现象中，抽去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的联系，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形成科学理论的方法。科学抽象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斯特兰奇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就是科学抽象法的运用。自由主义的某些学说，其所以流于肤浅，其方法论的原因就在于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能或不敢，或有意不去探讨事物内部的联系，回避对本质的揭示。例如金德尔伯格是西方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但是他的“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模拟人的生命周期来解释世界霸权，虽然也可以成一家之言，毕竟不是深刻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包括两个互相区别和互相联系的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4)科学抽象法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科学抽象法，从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象中抽象出商品这一简单的概念，再通过对商品两因素矛盾的分析，层层剥笋，丝丝入扣，最后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规律。只不过，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反复的罢了。一般人所见不及此，随波逐流，信仰危机，是毫不奇怪的。科学抽象法的叙述方法本质上是逻辑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从理论上再现经济关系的方法，就是逻辑思维的分析方法。而历史的分析方法就是按照历史发展进程来研究和说明经济关系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45)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连同它的研究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和其它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是综合，研究方法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从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故步自封不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许多“依附论’学者就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我看来，其中不少学者仍然在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并没有妨碍其取得一流的学术成果。至于是否能得到国际公认，那是另一个问题。在当代世界，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必要一味追求我们的成果能够得到国际公认，只要对中国有用，就行了。许多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这也是一个事实。

　　(二)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老家在西欧。在历史上，自由主义作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自由主义作为先进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摧毁封建主义和战胜重商主义，曾有过一段光荣历史。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个不大走运的主义，虽然它的渊源不短，但是得势的好景不长，于是就不断地演变。例如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等，观点五花八门，却都属于一个大门派，即自由主义。其实大而化之，可以将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说分成两派。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兴起，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就遭遇逆境，难受了好一阵，终于分裂，产生了融入一些社会主义元素的现代自由主义，如杜威、凯恩斯、罗斯福等“新政”派，这一派经过斗争在三十年代得势并将优势保持到七十年代初;也形成了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派别。这一派在三十年代以后长期背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自由主义处于最垂头丧气而不得不借助于社会主义的时期。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衰落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时来运转、卷土重来时，已经改头换面，是新自由主义了。

　　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自然秩序”，其方法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是与古典经济学相一致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个人主义，其理论基础是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自由主义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派别，它的研究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崇尚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方法论的缺陷，竟然不能识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导致了欧洲的绥靖主义泛滥，这就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形见绌，甚至败给了现实主义。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是靠不住的。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倒是很实用的，例如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这些理论的内容和方法都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甚至更早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但是，现实主义又有很多种。按照吉尔平的看法，无论现实主义有多少种，在国际体系的无序性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有共识。在此基础上分成两派，对国际事务各有自己的观点。一派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城邦国家、帝国或民族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者，不承认有高于民族国家的权威。这一派的代表是摩根索。这一派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特点就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派是以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也叫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各国权力的分配。(46)其代表人物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ch Waltz)，代表作为《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版)。这一派看来主张世界体系控制下的“不完全竞争”，在西方被认为是“积极的政治经济学”。(47)

　　国际机制分析方法(International regime analysis)是目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国际机制被定义为“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根据这些原则和程序，行为者的期望在国际关系的某个范围内趋同，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人们在研究国际制度时的核心概念。”(48)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机制一般是指规则和谅解，国际制度一般指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实国际制度也是一种国际机制，是用来落实规则和谅解的机制，国际机制需要通过国际制度加以实现。例如联合国也可以理解为战后的一种国际机制。任何规则和谅解，任何国际机制都是为了维护一定的国际秩序，维护特定的利益的。国际机制必然对民族国家的经济、福利、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自己狭隘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常常试图控制国际机制。国际机制既是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又是政治斗争领域。这种观念与许多经济学家和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学者所持的国际机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中立的概念大相径庭。”(49)实际上如同现行国际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一样，这个体系当然是维护资本的利益的，因此这个体系下的国际机制自然也是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外围国家和边缘国家对于国际机制的形成制定没有什么话语权，自然其利益也就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实际上还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起影响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腐败机制”，例如国际贿赂，用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任何一种机制都是通过人来运作的，机制再好，政治腐败，人不行也是白费。在国际体系中，腐败和潜规则也是一种常见的机制。其实，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依附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借鉴国际机制的研究方法，研究国际“依附机制”的形成、结构和特征，寻找破解依附机制的途径和方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公共选择方法(Public choice analysis)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也就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学。这恰好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需要相吻合。实际上，战后初期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国家产生，一炮而红，恰恰是弥补了西方经济学长期“去政治化”造成经济与政治人为分离的学术真空。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以政府决策方式为研究对象。这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直到二次大战前的西方国家是绝对犯忌的，是学术禁区。古典经济学家也研究政府决策，但是政府尚能容忍，因为在李嘉图以前，他们毕竟经济理论上有贡献，在政治上还“搔不到痒处”。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得了，《资本论》一箭中的，直奔心脏，资产阶级政府无力招架，只能进行政治迫害和打压。但是从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去政治化”只能自欺欺人于一时，到了三十年代大危机和大灾难使得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学术禁区不攻自破，再不让学术研究介入决策，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政府的风险就忒大了。所以权衡机会成本，学术禁区就开放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兴起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抓不着”，西方政治家积重商主义以来几百年的政治经验，老奸巨滑，不认死理，只认利益，是政治上很精明、实践上很灵活的一种动物。爱认死理，这在国际政治上是最犯忌的。这样讲，是指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不是说不需要在国际上维护公平正义，那不符合中国的价值判断，不是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50)

　　公共选择方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也是多方面和见仁见智的，其突出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选择方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利益交换”的视角。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学是一种“交换的科学”。将这种视角用于观察政治过程，则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与“经济市场”平行的“政治市场”，政治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交换过程。据认为，在政治领域中，最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政党、阶级、集团等等，而是它们之间出于各自利益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产生于它们之间台前幕后的政治搏弈，即讨价还价、相互妥协和调整的过程。这个方法对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很实用的。

　　第二，公共选择方法将“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学领域，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公共选择理论用交易观点看待政治过程，来研究政府决策，认为政治领域如同经济领域一样，也充斥着“理性经济人”，他们必然也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主张破除凡是国家政府就必然尽心尽力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事实证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活动无不受到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利益的驱动。

　　第三，公共选择方法关于政府决策、寻租理论、官僚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研究等等，都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有所助益。

　　(三)民族主义

　　如果说内容庞杂是自由主义理论的特征，那么混乱则是民族主义理论的特征。民族主义理论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人为地造成的。其实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重商主义，就是西欧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后来的自由主义中的现实主义，如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其基本思想，还不是源于重商主义，即某种意义上的“白人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通过早期殖民扩张最早悟出了财富与权力之间的辨证关系。雅各布·瓦伊纳的一段精辟的话经常被引用，他说：“我相信，不管什么时期，什么国家或何种特殊场合，所有的重商主义者实际上均持有如下这些主张：(1)财富是实力的绝对基本因素，无论是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2)实力是获取并保持财富的必要而且有价值的手段;(3)财富与实力是国家政策的两个极端;(4)这两个极端从长远观点来看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为了军事防卫的需要，也是为了长远经济繁荣的利益，有必要做出某种经济牺牲。”(51)至今西方的全部国际政治经济学，无论何种派别，都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所以，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这是因为，西方在十八到十九世纪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对全世界的“比较优势”以后，不仅过河拆桥地在理论上妖魔化重商主义，也妖魔化民族主义。而自己却从来都在政策行动上坚持民族主义，但轻易不打民族主义的旗号。只是到了苏联解体以后，得意忘形，小布什把“十字军东征”挂在嘴边，亨廷顿更打出“文明冲突”的民族主义旗号，麒麟皮下终于露出了马脚。所以，民族主义实际上早就被西方变成了“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对于民族主义这块“臭豆腐”，西方国家自己几百年来是百吃不厌的。但是，全球化五百年以来，独食吃惯了，别人吃就不行。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被西方国家吃得够戗，落后挨打受欺负一个半世纪了，近年来稍有发展，“臭豆腐”就变成武松打虎的“哨棒”，被西方国家时不时就横扫过来。也有些中国乡愿跟在屁股后面喊，不能搞什么“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一个伪概念，实际上没有什么“狭隘民族主义”和“宽阔民族主义”，只有一个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没有还不行，既能照亮儿，否则看不清自己的路;又能取暖，否则会被冻死。另一方面，火又不能烧得太大，否则会烧了自己。但是总起来说，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

　　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这个道理表现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创造的“国家经济学”所依据的历史研究方法。他把自己基于德意志民族观点和利益所创作的学说命名为“国家经济学”，并开创了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关于李斯特的历史研究方法，本书的第十一章有专门论述。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发达富裕，又坐享太平盛世，学术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各种学术著作汗牛充栋。一位西方学者指出，其中“大量发表的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概念和理论。”(52)其实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最重要的还在于它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为我们开阔了学术眼界，启发了思考，也丰富了思想。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它为我国深入开展比较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顺便说一句，比较研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从同外国、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找到后进的民族国家经济崛起的道路，这是李斯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出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不朽的贡献。

　　以上论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和介绍，虽然不免挂一漏万，也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注释：

　　① 就客观的实际情况而言，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从来都是密切不可分的。分离是人为的。与其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产生是由于战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莫如说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人为地将政治经济学“去政治化”造成学术领域经济与政治的研究分离，这种情况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时已经难以为继。

　　②2005年刘国光教授所激烈批评的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倾向，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主要是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去政治化”倾向。经济学“去政治化”就是“去马克思主义化”，这在东西方都是同出一辙的。这股西风就是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国际思潮，特别是在苏联东欧传播很快，但是在我国1989-1992年一度受到重挫。它卷土重来，收复失地，并迅速蔓延和占领高校的教学领域，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苏东剧变以后的事情。

　　③ 德国称之为“新东方政策”，意即既要保持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也要同东方国家实现某种政治谅解。正如前德国总理勃兰特所说：“我们的民族利益不允许我们站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我们的国家需要同西方保持合作和协议的关系，需要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在这种背景下，我着重强调德国人民需要和平，确切地说，需要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人民和平相处。”(转引自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 1945-1948》，第2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美)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中译本，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同上，第3页。

　　⑥(美)弗里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中译本，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⑧转引自(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中译本，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 同⑧，第3页。

　　⑩ 转引自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第3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⑾ 同⑦，中译本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⑿ 同上。

　　⒀ 参见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⒁《现代汉语词典》第254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⒂ 同⑧，第1-2页。

　　⒃ 同⑨，第26页。

　　⒄同⑧，第5页。

　　⒅ 参见路爱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世界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⒆ 同⑧，第20页。

　　⒇ 同上。

　　(21)同上，中文版序言。

　　(22)同④，第15页。

　　(23)参见袁明为朱文莉著《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同(18)。

　　(25) 同⑦，英文版原序。

　　(26)这方面国内曾有尖锐泼辣的议论，见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27)晁错(前200-前154年)，汉文帝时任太子家令，人称“智囊”。论贵粟疏是指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粮食紧缺，晁错上书提出重农邑商、奖励粮食生产和入粟受爵的办法，被采纳。经过文景两朝推行，粮食增产，边关巩固。后又多次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吴楚七乱时，被景帝错杀。引出这段注释，在于说明一个观点。有论者据此说明中国古代即是重农主义。其实，中国古代重农传统几千年如一日这个事实，与近代西方的重农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古代的重农，是重粮食，即“贵粟”，意在使用价值。十八世纪的法国重农主义，重在“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这两者是天壤之别，所以强调中国的“重农”比西方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意义。但是中国正因为以农业立国，有几千年精耕细作的传统，单产高，耕地面积广，粮食基本能够自给自足，所以社会相对稳定。这一点西方差得远，西方中世纪农业极其落后，几乎不会种地，不仅单产低，而且耕地少，导致中世纪晚期的饥荒遍地，加以瘟疫流行，酿成动乱不止，终于对外扩张找到出路。这是中西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差别，也是理解近代大航海运动兴起的一个关键所在。

　　(28)据有关资料，1992年美国《历史课程全国标准项目》开始启动。1996年，三个《标推》，即《世界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通往今天之路》、《美国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美国的历程》和《幼儿园到4年级历史课程全国标准》正式发表。这三个《标准》实际上是《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中的主要教育改革目标之一，从而成为国家立法的一部分。(谭国雄：《美国的历史教育很讲政治》，2006年5月12日《》网)

　　(29)(美)马克·斯考森著：《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中译本，第8页，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

　　(30)(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中译本，第1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1)同⑧，第9页。

　　(32)同⑧，第44页。

　　(33)同⑧，第61页。

　　(34)同⑧，第68页。

　　(35)参见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中译本，第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6)沃勒斯坦毫不掩饰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厌恶和对中华文明的推崇。他说：“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7)《陈岱孙文集》(下卷)，9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8)“剌剌古”是东北地区农田里一种昆虫的俗称。这种昆虫成群结队，往往在春播时“聒噪不休”。但农民不受干扰，照样种地。故有“听剌剌古叫唤还不种地了”的俗语。

　　(39)(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第1卷，第8-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0)同⑧，第9页。

　　(41) 同⑧，第9-10页。

　　(42)这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虽然国情不同，但也有一比。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也是无处藏身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一度“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气候使然，也可说是形势比人强，却是逆流。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主流”与“非主流”打得昏天黑地，正是这一背景下转型期经济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的结果，未可厚非的。至于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其实近年来大政方针的发展变化和中共十七大文献已经给出结论。这也叫作形势比人强，却是真正的历史“主流”，需要学者同人审时度势，不可自误误人的。

　　(43)同(21)。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论断。这里引用西方学者的论述，也算是一种方法论的“与时俱进”。其实，读沃勒斯坦的著作，他的“一体化”研究方法中有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是很明显的。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6)同⑧，第12页。

　　(47)同⑧，第39页注释11。

　　(48)同⑧，第75页。

　　(49)同⑧，第81页。

　　(50)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51)同⑧，第29-30页。

　　(52)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第20页，商务引书馆2003年版。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