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一章 全球地缘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分析
19世纪是西方文明引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在全世界摧枯拉朽、高歌猛进的世纪，待到19世纪末，西方的全球霸权确立，也就是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衰落的开始。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着西方文明的分裂，作为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试图引领人类在政治上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转型，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抵抗，在西欧国家没有成功。但是资本主义却自我爆炸，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更导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都在欧洲，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没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其崩溃导致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主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世界政治转型的成果，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于是20世纪人类历史得以大踏步前进，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变得比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公平许多，不仅许多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开始获得独立和解放，得以过上人的生活，且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状况更得到大幅改善，这一切都得益于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胜利成果。然而，人类历史的演进并非是线性的，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取决于全球地缘政治力量或称阶级力量对比。在冷战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世界格局发生的长期量变，也是地缘政治力量对比的长期量变，使得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西方地缘政治均势逐渐遭到破坏，终于导致一场巨大的质变即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导致两级世界格局倾覆，其结果导致历史大幅度倒退，更为严重的是，它所引发的全球地缘政治灾难虽然已经相当广泛、严重和惊人，但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特别是“文明冲突”的背景考察，可以说总体上这场人类社会的灾难还未有穷期，还刚刚开始。这就使得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增加了许多地缘政治变数，总体上将会更加艰难，更加诡谲，更加凶险。
苏联解体，历史倒退，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和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追随者弹冠相庆，一时间由美国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转眼之间，福山发现不对：历史还在继续，于是他自认走眼，收回成论。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正好20年。这20年中，人们先是目睹了前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俄罗斯遭到空前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重创;不旋踵人们又目睹了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由于单边主义横行不可持续而从霸主国的巅峰跌落。世界进入以生存大博弈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本质，表现为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生存大博弈和与之相适应的两种基本地缘政治趋势。(参见本书第二章)
20年来世界格局的倾覆、分化和改组，犹如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历史大潮将尚未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民族复兴刚刚起步的中国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不仅如此，中国实际上还成为了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这一切都来得太快，特别是，这一切的利害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于全球地缘政治力量博弈的各方和人类社会，关系都极其重大。所以，进入世界新时代，世界各国无不高度重视地缘政治，重视战略，重视经济和文化也是基于其在全球地缘政治和战略中地位更加重要。而地缘政治战略问题，由于西方将“文明冲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故对于非西方文明国家和有色人种来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大和紧迫。对中国来说，不言而喻，更是如此。研究和制定战略，前提就是对全球地缘经济政治格局演变有一个尽可能科学和靠谱的分析。在这方面，中国特别需要摆脱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和理论的束缚，进行独立思考。
第一节 探索世界格局演变的真相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最终确立了对世界的政治霸权地位，到19世纪末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形成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体系，亦即形成了西方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近代几百年来欧洲白人殖民者杀遍五大洲的有色人种，所向披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堆积，以及建立起世界霸权，不仅将18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长期敬畏心理一扫而光，而且使其走向另一个极端，滋生了一种妄自尊大和无所不能的心理错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西方人受到基督教等地缘政治因素的长期影响原本就有的偏执的社会心理和强加于人的倾向，更演变成一种白人种族主义的盲目的优越感。他们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历史原本就缺乏了解，更缺乏正确的理解，流于肤浅，充满偏见，加以种族主义恶性膨胀和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导致西方的大量著作对人类文明史的描述充斥着精心炮制的谎言和偏见。这方面突出地表现在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中，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史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历史和现实的描述和研究中，充斥着“西方中心论”。这种情况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本身，贬低了东方特别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演进中的贡献，特别是刻意回避和掩盖了中华文明对西方社会进步乃至在近代崛起中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也使得人类文明和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线索遭到扭曲。当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近代西方崛起以来几百年中“由犹太及盎格鲁-撒克逊上层精英联盟组成的近代共济会，以及以罗斯切尔德、摩根和洛克菲勒三大犹太金融系统金融家族为核心而组成的现代共济会”在“近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中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存在”及其“深深影响着欧美以及全世界的历史”(1)(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新版序，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长期以来被西方国家刻意掩盖，直到最近几年才得以在国际上曝光，以致当代人对于所谓“世界内幕”的了解近乎空白。这是令人震惊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在于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积极主动地顺应和推动世界格局向历史进步的健康方向演进，为此需要探索世界格局演变的真相。
一、“西方中心”是一个被历史进程颠覆的神话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直到近代，特别是东亚，在人类历史和世界五大洲中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连西方文明所依托的基督教，都起源于亚洲。换言之，在历史上是东方文明为西方文明发蒙，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而鼻子稍扁的东亚黄种人，还有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等，都曾经是白皮肤、黄头发、深目高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明引路人，亨廷顿的著作并不讳言这个历史事实，他甚至坦率地批评说：“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 (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菲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他还引用汤因比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结论说：“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以及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3)(同上，第29页)实际上公认的西方文明形成时间为公元11世纪中叶，中国已进入北宋中期。所谓西方文明继承了古典遗产，那主要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如果要将西方文明历史的源头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也只能说其文明史是断续的而不是连续的，其断续时间之久，相当惊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主要从遗存的历史文献中重拾古希腊文明，向历史接续文明香火，但是距古希腊存在已经一千多年了，这就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根基。其历史积淀其实主要在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当代考古学的新成就更将其大幅度向前延伸，西方的史学在其社会科学中是最后产生的(19世纪末)，而中国史学如果从孔子著《春秋》(人类第一部编年史)算起，至今也已经两千五百年了。中华文明两千多年一以贯之，光彩夺目，引人入胜，令人叫绝，确是并世无两，独步全球。但是西方人善于学习异族先进文明，勇于探索和创新，近代以来得以后来居上，其文明也确有独到之处。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些启蒙主义大师身上，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他们朝气蓬勃，充满理性和科学精神，反倒多不是“西方中心论”者。恰恰相反，由于那是一个由中学西渐所推动的全球化时期，欧洲处于被中国启蒙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理性的时代。令许多欧洲启蒙大师们(也是基督徒们)极为惊讶的是，欧洲小邦林立，自古以来战争不断，社会非暴力强制(军队和法制)便一刻也不能维持，而中国偌大一个幅员相当于欧洲的国家，竟能凭借儒学(不靠军队和警察维持)而实行德治，得以持续生存两千多年而不坠，实在不可思议，令人向往。这些近代早期的欧洲思想家们也颇能见贤思齐，于是不顾宗教束缚，纷纷“改换门庭”。众所周知的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斯密等西方大师级人物，多是孔子、老子的超级“粉丝”：魁奈更被加冕为“欧洲的孔夫子”;而斯密则从老子“无为而治”的中学西译中得到灵感，创立了“自由放任”学说;而据说伏尔泰先生竟让家里的耶稣“下岗”，而高挂孔子像每日顶礼膜拜;时值欧洲陷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打得昏天黑地，莱布尼茨竟提出要中国政府向欧洲派遣大批儒学“传教士”，以拯救西方文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7-18世纪的西方国家，尚且懂得向中国汲取精神文化，那是一个理性时代;21世纪西方最强大的美国，只一味向中国要(借)钱，可见当代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理性。
西方有感恩节，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感恩文化，近代崛起以后，用当代著名法国文化学者安田蒲(Rene Etiemble，1909-2002)的话说，西方对中国忘恩负义。其实这仍是中国观念，西方文化更没有“义”的观念。美国人讲感恩，如感谢上帝，实为感谢自己，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不欠任何人的，包括印第安人和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哟当代歌德美誉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藐视。”这当然是指西方。近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对中国忘恩负义;一是对马克思忘恩负义。伯尔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隐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4)((德)海因里希·伯尔：《假如没有马克思》，《伯尔文论》转引自网 2008年9月4日)所以，到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建立起世界霸权以后，为防止被别人赶上来，乃对于“野蛮落后”的有色人种，实行武力压制和政治文化欺骗。西方世界霸权建立之日，正需要穿上华丽的意识形态外套，将历史的真相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靠对外发动殖民战争和掠夺财富崛起的历史真相加以掩盖和“合理”诠释，以便在全世界瞒天过海，更蒙骗东方，欺世盗名，维护霸权。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经济学、经济史学等等，担负起为维护西方垄断资本统治而诠释历史的功能，所以百多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文献都渗透着白人种族主义和贯穿了“‘西方中心’论”，完全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
说到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霸权造就了意识形态霸权，再利用意识形态霸权这种“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可见，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率先实行“政治挂帅”。斯大林关于“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的说法，道出了一个事实，但仍是西方观念。中国史学自“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提倡微言大义，也是继承和弘扬三代以来先贤的优秀传统;到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提倡信史的优秀史学传统奠基。以后虽多是后朝人写前朝史，即使是官方修史，不免曲笔，也不能完全胡说，与胜利者、失败者关系不大。西方国家古代无所谓史学，更无这种史学传统。到了19世纪建立史学，历史就由“胜利者”任意涂抹了，这种观点和学风传到中国，连倡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也跟着西方学舌，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难怪李大钊先生讥讽胡适是“阿鹦、阿鹉”。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胜利者们用“西方中心论”书写了全部人类文明史。苏联作为欧洲的东方人，对此不忿，曾经以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身份占领人类道德高地，一度拥有西方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软实力，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强大的“苏联学派”，将西方书写的世界史和全部社会科学多次重写，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东西方对抗的均势(一度占有优势)，大大削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即便如此，苏联学者仍然不免欧洲文化视角，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尊重和研究，导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能力、智慧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潜力估计不足，这也是导致后来中苏分裂的一个不为人注意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这方面美国尤甚于苏联，某些美国政治家和学者例如小布什总统、福山教授等尤其缺乏历史感，即使如亨廷顿有较高的史学素养和历史感，以及有较宽广的文明视野的人，也难以摆脱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苏联解体以后，“历史终结论”喧嚣一时，原本在20世纪已经衰落的“西方中心论”一度似乎又像打了鸡血一样，理直气壮起来。没想到不旋踵之间，美国的全球政治行情暴跌，在制造出金融海啸进而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即使在欧美国家，要说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多少“寿命”，也没有人相信了。而美国金融海啸，更被国际间视为西方文明崩溃。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文化”。(5)((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克·斯考克罗夫特著，姚芸竹译：《大博弈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换言之，美国人内心普遍存在一种极度沮丧的心理暗示：“美国(要)完了”。预感到自己“要完了”，所以要拼命找替罪羊，不断地折腾中国。还是美国人自己观察得透彻：“从本质上说，责怪中国是一种美国集体自我憎恨(指“美国的决策者和舆论领袖们对于自己在国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无能感到非常沮丧”——引者)的表现。”(6)((美)斯蒂芬·里克特：《美国和反华主义的兴起》，《全球主义》在线杂志2007年11月1日)
20世纪以来在东西方学术界，一直有一批具有真才实学而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他们深邃的眼光很早就洞穿历史的迷雾，预见到西方文化的没落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如西方有英国的汤因比，东方有日本的池田大作，更早还有辜鸿铭、梁漱溟等文化大师和思想家。实际上，关于西方衰落的争论和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和批判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这方面最为脍炙人口的在东方有中国的辜鸿铭，在西方有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而风靡国际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19世纪以来西方根据“欧洲中心论”构筑的社会科学体系给予了无情的嘲笑：“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领地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并将其当作中心的太阳。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但是，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7)((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页)。人类是一种健忘的动物，冷战的胜利更使得西方人的政治健忘症达到极点，亨廷顿就指出白人比有色人种更“健忘”，他说西方人赢得世界，从来不是靠思想、价值观和宗教，而是靠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点，而有色人种从来没有忘记。其实，有色人种不仅“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而且一开始就能洞穿西方文化的肺腑，如辜鸿铭对专程拜访他的德国学者说，西方无非是一种“机关枪文化”，他直呼西方人是“食人兽”(语出孟子“率兽而食人”)。当年辜鸿铭对中西文化的博学和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连珠妙语不知征服了多少西方人，使其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一文化名人，据说连李大钊先生都对其夸赞有加，说中国五千年文化钟出一个辜鸿铭，足矣。殊不知，辜鸿铭先生的背后还有一位有趣的高人，即辜鸿铭的“教父”、英国绅士布朗先生。布朗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深邃的文化洞察力的英国富翁，他曾对少年辜鸿铭说出了他拯救人类的崇高文化理想：“我计划让你在德国学科学，再送你去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学成之后，送你回中国，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学深学透。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要知道，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野兽国家。他们依仗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疯狂侵略别的国家。最惨的是非洲的黑种人，成千上万地被抓走，当作奴隶卖给美国。美洲的红种人，快被杀光，灭种了!我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8)(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转引自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页)布朗先生的一段话恰恰代表了19世纪末西方有识之士的见解。现在距离布朗先生说这段话，一百多年过去了，百年前是美国人消灭红种人，进入21世纪，人类的危机更加深重，将是谁人亡国，谁人灭种?深入研究美国的外交战略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中乃有难以对有色人种直言的无限深意。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原本将西方文化优越的神话扔进了大西洋，但是战后1/4世纪的经济繁荣和社会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入低迷，使得虚幻的西方文化和种族优越感重新“真实”起来。另一方面，为世人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以及随着20世纪总体上西方持续衰落和世界经济政治重心持续东移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70年代以来“西方中心论”已经为西方学术界、知识界主流所吐弃，并对世界政治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这方面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这是近几十年来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前沿的进步思潮和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前德国驻华大使康拉德·赛茨说：“欧洲把先进于他人的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9)((德)康拉德·赛茨著，许文敏、李卡宁译：《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页)基督教视上帝为地球的第一推动力，赛茨坦率地将中国的技术发明视为欧洲的第一推动力，此说有趣，历史的发展正在恢复这个有趣的真相。近年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依附”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更是颠覆了以往西方主流学者撰写的世界经济史。这本著作以雄辩的事实提出，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东亚，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和边缘的部分。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了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或骑在亚洲的脖子上。(10)((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后勒口)他无情地嘲笑西方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看不见公元1800年以前全球经济的“森林”(体系)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并发现中国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11)((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他说：“亚洲，尤其是东亚，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和边缘的部分”，套用依附经济学的概念，实际上这是说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而欧洲则长期处于外围或边缘的依附地位。弗兰克道出这样一个被蒙尘的历史事实，如同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童言无忌的男孩，令一部分地球人尴尬，一部分人困惑，另一部分人振奋。这是一本世界体系的颠覆性著作，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的话说，“《白银资本》代表了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12)((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值得注意的是，《白银资本》这样一本西方学术大家的勇敢、正直而严肃的科学探索之作，也是一本为中华复兴助推的著作，得以在中国出版，为长期以来混沌迷茫的中国学界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清新的风。这样一本在欧洲也引起强烈反响的著作，2008年在中国出版后，遭到某种微妙的冷遇，是与国内学术界的生态相适应的。这本书的中译本前面有一篇貌似商榷，但主旨是批判性的文章，一方面有保留地承认“弗兰克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另一方面又不经论证就断言：弗兰克“这个新理论，且不说能否成立，单单是它的大而无当就使它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自1993年发表以来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13)(参见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城译：《白银资本》中文版卷首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华人学者王国斌教授说，《白银资本》“引起国际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巨大的震撼和争议”(14)(参见该书中文版序言)，且该书获得了1999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何谓“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白银资本》实际上代表着当代世界体系重心持续东移历史趋势下的一种崭新的学术方向，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学术(意识形态)反应，正方兴未艾。赛兹尖锐地指出：“欧洲遇到了中国儒家精英们所担心的问题，开放通往外国的大门势必伴随着对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冲击。虽说对波旁王朝统治没有太大冲击，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传统的社会秩序却随着外来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思想的传入而遇到了震动，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这种震动。由此直至欧洲在19、20世纪毁灭中国文化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化巨人笼罩着欧洲。”(15)((德)康拉德·赛茨著，许文敏、李卡宁译：《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8页)赛茨这里讲的是历史上西方的“中国旋风”。岂只经济史，整个人类文明史，“西方中心论”都是一个已经被历史进程颠覆而破灭的神话。如今被湮没的历史卷土重来，一些西方人心里雪亮，而正义的人们为之振奋。有趣的是，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国际著名学者对话中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基肖尔·马赫布巴尼)说：“过去200年美国和西方对世界那种难以置信的主导基本上是认为的历史瞬间。在过去的2000年的1800年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是中国和印度。因此，到2050年或更早，世界头号经济体将是中国，第二大经济体是印度，第三大经济体是美国。这是正常的事态发展，亚洲的文化复兴是21世纪将发生的最大事件。”对此，约瑟夫·奈竟不能置一词，而选择了回避。马凯硕还指出：“美国的软实力是我们在当今世界看到的，泄气最快的一个泡沫。这是西方主宰世界的认为历史瞬间的一部分，但这种软实力正在快速消散。”众所周知，奈在不久前刚刚给美国的软实力打了90分，给中国打了60分，因此对马凯硕指出美国软实力是“泄气最快的一个泡沫，正在快速消散”的事实面前，奈的反应相当尴尬，在无奈之下只好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所谓民调来搪塞。(16)(参见(美(瑟奇·施梅曼：《实力跷跷板》，《国际先驱论坛报》2011年6月24日。《参考消息》7月1日转载)现在，弗兰克的观点已经成为西方许多学者的共识，只是在中国的影响还不够大。2010年8月美国著名学者和科学家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所做了题为《世界秩序勾勒》的演讲，他也坦言欧洲占领之前的世界格局和市场是由东方主导的，实为在当今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之际，为中国“给力”。现在许多国际进步人士都在“挺中”，为中国“给力”，与百年前布朗先生对辜鸿铭所说“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两者之间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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