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者在战栗——从帝国论争解读美国的悖理

超强者在战栗——从帝国论争解读美国的悖理

　文□押村高

 
 前言

　　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已过了五个月。美国人民的多数处在内外出刊的﹐新帝国主义批判书籍的巨浪侵袭中﹐且也面对着攻击伊拉克一事在国际法上的违法性逐渐成为自明常识的大小政潮中﹐竟然表示出他﹙她﹚们还是愿意再选出布什为总统。为甚么那么多的布什批判不克奏效﹐多数美国人对“帝国批判”还是不感痛痒。这中间﹐确有不论是N．詹姆斯基或I．华勒斯坦等人刻意揭发的“美国的恶意”﹐或者所谓“布什加新保守主义者窃据了美国核心”的图式﹐都无法解释的某种因素在。

　　为了理解美国的变调﹐或许有必要针对九．一一带给美国社会的冲击的深度﹐重新加以剖视一番。美国在该事件中所承受的﹐已经不是一般认识中的“国益”受损﹐而是第一次遭到称为“国土”的“身体”的直接攻击﹐因而丧失了平常心﹑平衡感﹐甚至深虑﹑中庸﹑宽容等一般正常的心理机制。我们可引用麦克尔．曼在“自我冲击的帝国”一书中的表述﹐那一次的空前体验使美国变成了“惊栗的强者”﹙注一﹚。不仅于此﹐布什政权的一再的错误对策﹐使得“变调”不停地深刻化。

　　美国一方面因为无法正确评估安全保障领域中的九．一一﹐而盲目追迹恐怖组织﹐向其影像扫射投弹﹐另一方面在意识型态上﹐大幅度荡向说得上是原理主义的新保守主义而不再荡回。甚至在政治社会面表现的是﹐为了安全保障而牺牲个人权利或社会的健全运作的﹐充满着矛盾的病态。着《新世界无秩序》的哲学者旨卫坦．杜突罗夫所解读的﹐布什政权下美国的最大的悖理﹐在于﹐主张中东民主主义的强化的一面﹐却在国内压缩民主主义﹐使其弱质化的事实﹙注二﹚。

　　若我们依据如此变调中的美国人的心理状态﹐或许美利坚帝国批判论所能运用的战略空间﹐会显得狭窄。因为当前的美国已经一头栽进与恐怖主义者的“无尽无休”的战争。根据不少世论调查报告﹐美国国民的恐怖心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而一路高涨着。而更糟的是﹐多数美国国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变成一个帝国。因此对于所谓的“帝国批判论”﹐即使出于同胞之口﹐也一律视为反美主义的烂调。

　　当然﹐若站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观点﹐美国是资本大国加军事大国﹐最符合帝国主义国家定义﹐不论里根时代的美国或廿一世纪的美国﹐基本上没有差别。如二00三年出刊的厄连．乌托的“资本的帝国”﹐认为随伴着资本全球化而来的﹐世界性阶级斗争的激化过程中﹐为了保护富国的利益﹐扮演着防卫阶级剥削制度的﹐警察角色的美国﹐正是当然的美利坚帝国﹙注三﹚。

　　但﹐此一类“纠弹”﹐现实上难以真正形成论争空间﹐进入生活化变调过程中的一般美国人的耳朵里﹐这一点也是事实。不过﹐所谓“美帝”的动员口号﹐当然也有可能导致一定的反美主义﹐甚至也可能产生引导世界疏离美国的效果﹐但针对当前“来自国际社会的批判反而刺戟了美国人的道德使命感”的怪异现象﹐却不具有太大的解释作用﹐这一点不可忽视。

　　原来﹐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以“帝国”一辞所具有的负面的﹐侮蔑性的语意为前提。但当前把这一名称用在美国﹐往往反而使得论争的双边﹐一时间失去交聚点。因为在论争的空间﹐有两种“扭曲力”同时介入的关系。其中的一种﹐是九○年代的美国﹐曾发生了有关“帝国”的界说内容的变化﹐对“帝国”赋给一种肯定性意涵的观念似有复活的趋势﹔另一种﹐是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到现在为止﹐认为自己与帝国完全没有任何瓜葛。

　　考察这种意识状态中的扭曲的同时﹐为了断定美国是不是一个帝国﹐如果是﹐与过去的帝国有如何的异处﹐我们必须深入现代美国人的精神构造的内面﹐进行必要的分析﹙注四﹚。

　　本论文将溯及九○年代美国的帝国论说﹐且随着考察的必要﹐提及其后各时期的主要争议点﹐包括几位重要论客的认识立场的时代性﹐加以追踪一番。

一﹑新保守主义者与帝国的意义变换

　　形成环绕帝国的新论争空间﹐起自美苏两极体制的对峙终止﹐和美利坚合众国不容怀疑的帝国建构的事实。在政治﹑外交﹑经济﹑情报﹑文化各领域﹐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事实存在的帝国”的出现﹐便是过去的帝国论和九○年代以降的帝国论的历史区隔点。

　　就如李查．哈思或安得．．巴塞维支所说﹐即便在公式表述上一直否认合众国政府是“帝国”﹐但事实上美国已经接受了历史上的德洛斯同盟盟主雅典﹑帝制罗马﹑大英帝国等曾经承担过的“帝国地位”﹐曾经背负过的“帝国问题”﹐这一点是难予否定的﹙注五﹚。

　　九○年代中叶﹐美国人一方面摸索着表现“自己的国家压倒性的优于他国”的适当的言辞﹐一方面也开始议论有关自国坐上了单极构造的中心位置的好处和坏处。那是“霸权”﹑“世界领导”﹑“美国和平”等等用辞造成了自家形象的时代。虽然如此﹐真正能表现当时一般美国人的心情的一句话﹐也许是属于传统现实主义派的哈思﹐在九七年写的书的题名—“不怎么情愿的警长”﹙注六﹚。也就是说﹐当时多数美国人的心情是﹐“领导者”的任务即使不得不接受﹐“帝国”还是免了吧。多数人还是把过去以门罗主义的口号支持西班牙帝国殖民地的独立的体验﹐以及﹐向与全体主义抗争的自由世界伸出援手的记忆﹐一直珍惜保留着。

　　但当廿世纪接近结束时﹐出现了把快要丧失肯定性意义﹐宁可说已经变成了侮蔑性用语的“帝国”﹐从说明概念﹐提升到理念目标的“帝国复权”运动的尝试。其开端﹐是华盛顿的决策精英们企图说服民众﹐帝国不是“是非的问题”﹐而是“事实的问题”。以此提法来填充事实与认识之间的落差。这种做法﹐是因为这些精英们希望遮住民众对美国在世界所推动的角色﹐所行使的破坏力的观察和视线﹐而能取得国民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

　　九八年﹐在“外交政策”上登载的论文“善意的帝国”中﹐放言“世界中有不少人期望着美国的霸权”﹐而引起了广泛注意的是新保守主义的一员﹐罗拔．克刚。他的论调﹐不管内容如何﹐相当技巧且雄辩。他一方面设立“善意”的限定词﹐另方面搬出“宿敌”法兰西﹐说一旦法国人掌握到了力量﹐有谁能保证他们会“不比美国傲慢﹐不比美国自私﹐不比美国容易走歪路呢﹖”巧妙地利用反语法﹐扫除了美国国民的道德上的犹豫心理﹙注七﹚。

　　当然﹐也有像“不要帝国要共和国”的﹐右派孤立主义者巴特里克．．布坎南那样﹐忧虑着帝国赞美会带来傲慢的人士。例如﹐在“外交事务”上刊登“名为帝国美利坚﹙同时也是帝国美利坚所面对﹚的凶险”一文的查尔士．．梅恩主张﹐没有从属国的同意﹐霸权国无法存续﹐美国应该回避单独行动主义或军事力的行使﹙注八﹚。但新保守主义者们则响应说﹐正当性来自对领导权的信赖﹐而那一种领导权﹐则来自毅然行使世界上所有的住民都能理解的共同语言—力量的“勇气”﹙注九﹚。

　　这种帝国论争的主轴﹐首先因为九．一一的一场恶梦﹐而经历了大幅度振动。再因为新保守主义者把九．一一解释成“帝国的问题”﹐而向右方向移动。其论旨﹐是断定九．一一为“美利坚帝国的悲剧”﹐而不是像查尔马兹．詹逊所说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应”﹙blowback﹚。是因为美国是“强国﹐所以有此不可回避的命运”。

　　一位领导者﹐会经常招来反感。霸权国家即使满怀善意﹐只因为比别国强有力﹐不可免地常遭敌视。因为如此﹐美国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将“帝国”联带着其“代价”接受下来。这样的言说﹐对于正处在自信丧失的心理谷底﹐天天自问“我们为甚么被憎恨﹖”同时也在反弹心情下觉得需要自我确认“爱国心”的一般美国人民大众﹐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九．一一发生后一个月﹐在“恐怖”和“愤怒”的异常气氛中﹐弱冠三十二岁的新保守主义者麦克斯．布特在“标准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利坚帝国的拥护”的论文。强调像阿富汗那样在暴政统治下痛苦不堪的多少国家﹐需要像当年大英帝国的那些“穿着骑马裤﹐戴着遮阳帽的总督们”的支配﹐亦即启蒙性统治﹐是必然的。美国背负着改变非民主主义国家体制的使命﹐而这种使命同时也完全符合美国本身的安全的最高课题﹙注十﹚。这一论文﹐几乎称得上是布什政权日后推进的新帝国主义的宣言。

　　就新保守主义者来说﹐这种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机会的来临﹐也许有一点意料之外。不错﹐以“标准周刊”为据点的论者们﹐如威廉．克里斯托尔﹑罗拔．克刚﹑麦克思．布托﹐还有保守派智库“美利坚新世纪企划”的杜马士．达那里等人﹐早在九○年代初期便经常发表帝国主义论调。他们认为老布什政权“稳健却过度怕事”﹐对接任的柯林顿政权﹐则批评说对诸如中东和平﹑北爱和平等与美国国益关系不大的问题过份介入。这一批人捧那位与“邪恶帝国”苏联战斗的里根为模范﹐一直等待着主导共和党政权的机会﹙注十一﹚。
虽然如此﹐九．一一发生之前﹐善意帝国论的支持者还是少数派。即使在列奥．殊特劳士的影响下学习过政治哲学的保罗．窝尔佛维支那样﹐主张把各地域的人民从暴政下解放﹐让他们选择自由政体﹐美国的国益便能大大地提高﹐这一类新保守主义论客﹐在布什政权的一角﹙国防部副部长﹚早已占有一席﹙注十二﹚。但在同一政权中﹐却有钱尼﹙副总统﹚或伦斯斐﹙国防部长﹚等人物﹐他们认为对国土的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的介入是不必要的﹐主张军事力的行使应该限制在明显的危机存在的范围内。如此﹐在布什政权诞生的初期﹐可以说“两种鹰派”共存在其中﹙注十三﹚。

　　但是﹐九．一一让两派联合起来了﹐扩大了新保守主义者的发声机会。不仅如此﹐开始时许多人都预想阿富汗战争必定是一场苦战﹐却看到了塔里班扫荡作战的顺利成果﹐美国人民从心中扫除了越战或苏马利亚军事介入事件的阴暗记忆。也带给伍尔福维支难得的发挥机会。他本人坚信﹐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就是他的理念的胜利﹗他逼着布什接受有关攻击伊拉克并促成中东民主化的政策。依据新保守主义者的言说﹐海珊虽然对美国形成了威胁﹐但他的暴君性格﹐反而让美国有机会向全世界明确地展示“美国全球政策的目的和道义使命”之所在﹙注十四﹚。

　　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处决独裁者海珊﹐其意义超越了惩罚一个中东无赖国家﹐而能进一步展现出后冷战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总决算的立场。因为﹐经历了“老布什的现实主义”和“柯林顿的自由主义”而仍能存续下来的伊拉克独裁者终被打倒﹐这件事表示的是﹐前面两个政权尚未完成的使命﹐延至今日总被完成了﹙注十五﹚。这一批人﹐原来就认定﹐适合于美国帝国理念的实践场所﹐早已经不是欧洲﹐而是中东。有关中东民主化与自由化的构想﹐从欧亚大陆一带的权益确保的视角来看﹐不仅可带来美国国益上的重大贡献﹐更能符合所谓“道德使命与国家利益的一致”的原则﹐可做为判断美国政策的良窳的基准。

　　九．一一发生后的短暂期间﹐布什还采取了维持与NATO或其它同盟国之间的连系﹐及与前东方阵营诸国的新同盟关系的建构等所谓的“选择性多国间主义”的方针。但不久在二○○二年的中间选举中共和党胜利﹐解消了总统就任时颇受议论的“当选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一举的成功﹐抹去了“外交经验贫乏”的贬辞。此后﹐终于撮合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型态和伦斯裴﹑钱尼等人的军事中心路线﹐形成了战略领导的双头马车﹐推出了军事力驱使下的中东民主化政策了。

　　不过﹐无论如何﹐在国民这一方缺乏一个帝国所必需的“统治意志”的美国﹐以言论自由和多样性的保证为卖点的美国﹐为甚么少数者的帝国思想能够掌握外交﹑安全保障的政策呢。或者﹐为甚么新保守主义者在短期间便能完成了帝国的“意义变换”呢。问题的答案﹐不论从新保守主义者的论理和布什政策的分析中﹐或从美国总统的权限的绝大性的系统解说中﹐恐怕都不可能发现。在下一节﹐笔者将针对这一点﹐检讨从批判性立场试做解析的美利坚帝国论。

二﹑增幅中的恐怖

　　代表美国的市民政治学的边查明．巴伯﹐认为“恐怖”是美国人委身于帝国的诱惑的原因。这种恐怖﹐只有“最强者”或“富有者”才能体会﹐因而很难使别国国民理解。举例说﹐布什在二○○二年九月十七日发表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到﹐美国所面对的危险是“连看不见的个人间的网络﹐都能使美国人陷入极度的混乱中。以不足一辆战车的成本﹐便能带给我国重大的混乱和祸害”﹙注十六﹚。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中的另一节也说到﹕“我们不能在危险增高的情况下束手”﹐“威胁愈大﹐不采取行动的危机也愈大”等﹐表现出恐惧﹑战栗的人的心境﹙注十七﹚。但在“恐怖的帝国”一文中﹐巴伯正从布什的如此的反应﹐看出了已经陷入恐怖主义者术中的﹐愚蠢的美国。因为恐怖主义者的武器﹐不是最新兵器﹐也不是大量杀戮武器﹐唯一的武器正是恐怖﹐他们的目标﹐不止于搞破坏﹐而是让敌人陷进“恐怖的链锁”﹙注十八﹚。

　　在美国人的不安心理中﹐的确存在着还不能说是妄想的联想﹐也是使他们的恐怖“狂奔”的原因之一。美国的媒体曾经对“地下铁撒林毒事件”大肆报导过﹙一九五五年﹚﹐还有“炭疽菌事件”﹙二○○一年﹚的宣传等﹐使得“恐怖”带上了真实感。美国人看过不少好来坞的恐怖电影﹐甚至海珊对反对派的处刑记录片等﹐一般美国人对恐怖的想象力并不缺乏。U．贝克所提倡的“成为危机社会的全球化社会”的图式﹐对于以“开放社会”为认同基础的美国人﹐更成为煽起恐怖感的东西﹙注十九﹚。

　　恐怖主义者经过这样的过程﹐成功播下了连全能者都变成无能者的不安的种子。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抑不住恐怖感的人们﹐把危险的“盖然性”膨胀为“确定性”。称为“大量破坏兵器”的怀疑﹐不知何时变成了“确证”。美国人一向认为“无策”就是失败主义﹐极端厌恶它。为了忘却恐怖中的自我﹐奔向先制行动。布什为了逃避恐怖采取了让别人恐怖的行为。

　　根据巴伯的诊断﹐敌人不是外在的恐怖主义者﹐而是自我内在的恐怖心结。人们无法采用使别人恐怖的手段来打败自己内心里的恐怖。克服恐怖的唯一的处方﹐唯有保持平静﹐对恐怖主义者的正确的战法﹐只有依赖国际连带和国际法理智解决事端。

　　美国力量的根源﹐是巴伯称为“金钱世界﹙muck world﹚”的市场经济的波涛织编而成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美国忘却了相互依存而走向单边行动﹐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存在理由。不过做为替代方法﹐巴伯所提的恐怖主义对策﹐亦即﹐依据人类共同体的普遍法所建立的秩序﹐民主国家协力执行的预防性外交等﹐或许有些部分稍欠现实性。但针对美国以军事力守护国际秩序的单边企图本身﹐正在瓦解国际秩序的警告﹐实际上包含着所有的政策担当者不得不倾听的论理价值。

　　九．一一的牺牲﹐若不加算影像带来的冲击﹐实际上不比冷战后的旧南斯拉夫纷争﹑苏马利亚或卢安达内战带来的祸害更大。但美国人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失常﹐也许是因为平日对现实威胁的毫无警觉﹐甚至对可能失去“帝国”的心理震撼的结果。本来﹐一个强国经常怀有受别国联合攻击的警戒心﹐有时候反会产生一种自我约束的作用。而现在已经达成不虞他国反击的武力条件的美国﹐却变成了恐怖的辩证法的俘虏﹐也许说得上是一种反常现象吧。提出这种指摘的是写“恐怖与帝国”的法国人彼厄尔．亚斯耐尔﹙注二十﹚。

　　书中说﹐美国人受惊战栗的样子﹐很像文明人漠然地害怕野蛮人。也就是﹐野蛮让人联想“疯狂”﹐而“疯狂”令人再联想“暴力”。根据亚斯耐尔﹐任何时代平静这种恐怖的方法是宗教。这可能就是近来布什常常口称上帝﹐一般美国人也异常地倾向“信仰”的理由。然而﹐为了镇静恐怖﹐需要“仪式”和“牲礼”。亚斯耐尔的解释是﹐布什选出不具有反击能力的弱国—阿富汗和伊拉克﹐做为“牲礼”。另外﹐根据二○○三年出英译本—“帝国以后”的﹐法国人爱玛纽尔．托杜的说法﹐攻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意义﹐不过是强者为了忘却“衰退的恐怖”而“虐待”弱者的行为﹙注二一﹚。

　　詹逊所作的“美利坚帝国的悲剧”﹐也生动地描出无法评估威胁实态的美国人的姿态。他说在地理上被海洋隔绝的美国人﹐不知道他区域经常体验到的“战火下的灾祸”为何物。对九．一一的浮动心态下的对应方式﹐表示着对现代战争的威胁的认识不足。也就是说﹐美国人缺少对“死亡攻击对活人的真正攻击效果”的理解能力﹙注二二﹚。针对惹来反击的恐怖﹐有时候也可能抑制战争的动机。但美国手中有长程巡航导弹﹐也能从超过对空炮火所及的高度施以空袭的能力﹐对来自远距离敌国的报复可以不在意。这就是美国经过詹逊所说的“无痛牙科手术式的战争”﹐或“非接触战争”等手段﹐走向军事帝国的由来﹙注二三﹚。再加上恐怖攻击下所扩大的“非守护不可的地点或责任”﹐和讨厌“束手无策”的“作为主义”连结起来﹐美国把自己推向“地球全体的军事管理”这种可怕的构想。

　　然而﹐威胁论本身会推荐出一些意图靠煽动威胁论获得优位的人物群。提出对恐怖主义的恐怖﹐是“为了增加共和党的得票﹐我们的领导者所发表的虚言所造成”这一类的怀疑论的社会学家曼﹐在他所作的“自我冲突的帝国”一书中﹐多处表示对“自行走向不能反映实态的威胁而战栗着”的美国人的慨叹。他引用布什演讲中的一句﹕“我们面对着过去所没有经历过﹐连想象都不曾想象过的危险…”﹐批评说“这些话惹来了欧洲人的失笑”﹐指出把恐怖主义者比拟为希特勒﹑斯大林的布什﹐还想从情势的混乱和人民的恐怖中捞到得分的布什﹐实在是够“幼稚”云﹙注二四﹚。

　　不用说﹐恐怖主义依靠人海战术这种低技术手段并且不具有继续不断接受人力资源供给的条件。减少恐怖主义的共鸣者﹐遮断其预备军的供给才是正面的课题。但美国在这时机却去侵略没有必要侵略的国家﹐引来阿拉伯人的反弹﹐尽干些相反的行动。这里﹐就是曼所描绘的第一个“自我冲突”。曼在书中﹐为了让布什能测定到威胁的实际规模﹐能把握九．一一的整体像﹐甚至想提供布什一把尺。他说﹐发生三千人牺牲的九．一一事件那年﹐在美国境内死于枪击事件的民众有三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者超过三万八千人﹙注二五﹚。

　　对土地丰饶﹐居住快适﹐且受海洋保护的美国﹐世界是安全的场所。甚至可以是继续安全的场所。但是﹐美国追击共产主义者﹐追求石油资源的支配﹐把美国军队派驻没有必要的地点﹐侵略可以放任不管的国家﹐支持一些国家恐怖主义。只要美国不去做上述的行动﹐只要停止这些行动﹐它所面对的危险便能消除﹐但它却相反地每日制造出新的危险。因此之故﹐曼指说美国确是“自我冲突的帝国”。

　　曼所描绘的美国虽然在军事上是巨人﹐但在政治﹑经济上是脆弱的。新帝国主义者为了掩饰自己的弱点﹐有时策划出军事力的行使。托杜称其为“演剧式”的小规模军事行动﹙注二六﹚。但那一类的行动效果无法长久。曼引用社会学者T．巴宋的话﹕“赤裸裸的力﹐不同于基于共识的行为﹐其价值会很快地贬低。实际上有愈用愈降低的趋势﹙注二七﹚。

　　如果说除了布什以外还有从恐怖受到利得的人土﹐则那些推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攻击的新保守主义者应该当之无愧。斯德芬．哈巴和约那散．库拉克两位的“孤独的美利坚”是针对新保守主义者把外交政策往错误的方向诱导的过程﹐做绵密的分析的劳作。在书中﹐他们注意到那些一方面不知如何抑制恐怖﹐却放行了新保守主义专横的美国国民的“无知”。这种无知﹐不是缺乏情报的无知﹐而是变成了“Fox News”﹙福斯新闻﹚的俘虏﹐视野狭窄化﹐对其他情报一概不顾的新型态的无知﹙注二八﹚。

　　根据哈巴和库拉克两人的分析﹐将国民多数放置于无知状态﹐美国民主政治的领导者们所应负的责任是沉重的。政治家“对最新的民调太过敏感”﹐媒体界则“只能谈些可以明示来源的消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需要有名人士的来宾。为了不得罪他们﹐总是把专访的预定内容先行通知他们”。学术界如何呢﹐“他们从联邦政府或财团那里平常就得到资金支持﹐只能讲些无关痛痒的话”。另方面﹐那些智库只期待着“带有党派色彩的资金”。上述的这些个人或团体﹐全部都有参与﹐共同形成肯定伊拉克战争的正当性的美国“国民认识”﹙注二九﹚。

三﹑从恐怖觉醒复归实用主义

　　帝国批判者的努力﹐极大部分耗在使美国人回复平常心的作业上。他们所期待的﹐是以实用主义来抑制恐怖心理所引发的冲动﹐并针对高唱霸权的人士﹐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的行动引起的得失问题。在这里﹐古代历史家奇第德士所描写的﹐举为雅典帝国的内部冲突主因的“权力对利益”的图式﹐再度被表显出来。例如﹕在国际关系论﹙IR﹚中﹐帝国批判论者G．约翰．爱肯伯里﹐呼吁美国大众﹐应该学习先人的经验﹐尽快回复健康时代的记忆。他的用意﹐是唤醒华盛顿的高官们﹐“不要在‘胜利’后犯下‘过度急切地追求霸权因而丧失一切’的错误”。

　　世界有人对美国还寄予信赖﹐承认其为领导者﹐是因为他们还抱有一种安全感﹐认为美国人的力量是“受约束的”。更进一步说﹐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战后的美国所建立﹐自己也置身其中的体制结构﹐国际机关﹑国际法。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对自己力量的奉献回收得不多﹐但帮助了国际社会建构了大家都能平等收到好处的制度和秩序。他们强调﹐正因为这一份努力﹐把“自我牺牲的霸权”的形象固定下来﹐取得了今日的普遍信赖云云。

　　另外﹐由侧面支撑这份信赖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或政策决定过程是开放性的﹐即使是他国﹐也有参与的机会。另外一种﹐是制度与同盟﹐是通过民主主义国家所批准的条约定下来的﹐在手续上﹐形成了不容易废弃的条件﹙注三十﹚。
虽然没有明示﹐爱肯伯里的批判所对准的是占据在华盛顿中枢地位的单边行动主义者。说这些人“毫无正当理由﹐无视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规范或制度﹐毫无忌惮地行使着美国的力量”。本来不存在于美国的遗传基因中的新帝国主义﹐不仅违背了先人的智慧﹐更将引起过去诸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的“过度展开﹙over stretch﹚”问题。爱肯伯里把布什的单边行动主义拿来和美国的“战后观点”相对比﹐提出劝告﹐应该放弃“作为主义”﹐复归于“现状维持政策”。

　　回顾美国建国以来的过程﹐或在与过去的帝国的对比之下﹐暴露新帝国主义的盲目性﹐纽奥尔．法卡逊在他的“巨像—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指责布什的政策是对传统的背离﹐在这一点他的目的和爱肯伯里是一致的。法卡逊描绘的近﹑现代史中的美国﹐不但“不认为本身是帝国”﹐更自认是“以反帝国主义为国策的国家”﹙注三一﹚。

　　不仅如此﹐美国与英国相比﹐一﹑对外国资本的过度依赖﹐表示出经济上的不健全。二﹑为扩张所需的干部﹐亦即﹐帝国的担当手不足。三﹑国民没有受到帝国国民的教育等等事实﹐看来相当劣势。像这样的国家﹐能够掌握到霸权﹐不过是因为在那一段时期它拥有足以和纳粹德国﹑大日本帝国﹑苏联帝国交战的军事力的缘故。

　　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时代的来临﹐并不像一些预告“历史的终焉”的人们所主张那样的自明。世界还需要力能排除建立制度基盘时的障碍的自由的帝国。也就是﹐美国应该承担的角色﹐是“必要时行使武力﹐在缺少法律或秩序的地方﹐建立它”。根据法卡逊的说辞﹐维持帝国的真正的力量﹐并不是军事力的行使本身﹐而是利用军事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注三二﹚。

　　美国的代表性战略家约雪夫．．奈﹙Jr﹚的议论中﹐随处出现对短视地追求国益的单边行动主义者运用审慎的“利害算计”施以反击的手法。奈的论敌﹐根特里查．莱斯﹐对“国益”一辞﹐定出“防止对美国本土的武力攻击﹐阻止对抗势力的出现﹐守护同盟国的利益”这样的界说。这时候﹐莱斯除了力倡对国益的忠诚﹐对“国际利益”的概念却认为那是“没有实体的东西”。不仅莱斯如此﹐凡重视国益的主权至上主义者们﹐都认为联合国或其它国际机关﹐虽然有时候也会产生利用价值﹐但基本上是爱干涉美国的政策方针﹐常想绑住美国手脚的存在﹙注三三﹚。

　　相对的﹐柯林顿政权时代经历过国防部副部长辅佐官的奈﹐在他的“美国力量的逆说”一书中﹐批判了联合国轻视论的视野狭窄﹐提出如下的议论。

　　他说﹐多边主义虽然有时代价高一点﹐但只要能从“更大的视野去了解﹐我们往往可以收回超过成本的利益”。国际法对美国有拘束力﹐短期间好像会限制美国的自由﹐但“它同时也能制约别国的行动﹐实际上带来美国的利益”﹙注三四﹚。

　　当我们听到新帝国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自然会联想到“战士对商人”的构图。追求霸权的战士﹐指的是新保守主义者﹐而计算得失的商人﹐是追求在政治经济学的界说范围内继续扮演温和霸权者的好处的实用主义者。回顾现代史﹐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具有这两个侧面﹐一直在两者的平衡点上运用着。但历来同时追求“霸权和实益”的美国﹐现在却面对了“霸权乎﹐实益乎”的大摇晃的局势。

四﹑潜存于帝国主义批判中的帝国氛围

　　认为单边行动主义是从美国传统的逸离的曼﹑法卡逊﹑爱肯伯里﹑奈等人士﹐对重视多边协调的柯林顿政权怀有一定的乡愁﹐是很清楚的。但﹐民主党政权时代的美国就不是帝国吗﹐还有﹐如果布什不和新保守主义者相提携﹐或者第二任期的布什被高尔所取代﹐在如此的情况下帝国主义批判就没有意义了吗﹖

在这里﹐也许我们有必要把帝国主义与帝国﹐慎重地加以区别。不过即使在这种区别上充分注意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指出﹐美国的“帝国式的行为模式”的起源﹐其实不在于布什政权﹐而在于更早之前。从后冷战的广度的文脉中去反映﹐美国一向以“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来建立基于自由与市场主义的世界秩序﹐这种普遍性目标﹐公开成为其奉行的公式。这种立场﹐把共产圈的崩溃视为霸权扩张的好机会﹐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以美国式价值观的浸透为目标﹐成为九○年代以降所有政权的共同方针。

　　但﹐就如多数论者所看透﹐美国主张的自由与市场主义的秩序﹐其实是被设计成让美国的军人﹑资本﹑企业﹑研究者﹑传播媒体等能成为最大受益者那样的构造的东西。不仅如此﹐假藉全球化名目的新自由主义的浸透﹐在世界各地对市场或文化都产生了破坏性的恶果。如果把它称做帝国式行为﹐其担当者倒还算不上布什政权﹐而是美利坚合众国本身。不错﹐在美国也存在着前面介绍过的抵抗力量。但我们即便在那些出自抵抗势力的批判布什帝国主义的字里行间﹐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出﹐帝国式氛围或气味还是相当浓厚。

　　
　　实际上﹐曼﹑法卡逊﹑爱肯伯里等人的帝国主义批判所共有的主题﹐是在历史或传统的比照下﹐逻辑严谨地解析出﹐布什的政策有可能自行破坏美国长年以来所建立的既有霸权。其真意是强调美国维持霸权是自明且正当的事﹐因而帝国的衰退或放弃﹐无论对美国﹐对世界﹐都属不幸。

　　在这里﹐我们再度倾听曼的帝国主义批判。他批判新保守主义者毫无忌惮夸说现在正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是一种“对力量的过度盲信”。但同时不忘附加说﹐“我并不是主张应该放弃帝国作风﹐归依和平﹐像联合国主义者喜欢高唱的善良而遵守多边主义那一类的和平主义国家”﹙注三五﹚。也就是说﹐应该加以谴责的只是有可能把帝国搞垮的布什的矛盾政策而已。“美国不久会自发地放弃帝国主义事业。然后﹐美国便能维持几乎所有的霸权”﹐这是曼所说的话。这时候﹐曼做为一个善意霸权的代言人站在我们的面前。

　　法卡逊也说﹕“世界需要强有力的自由的帝国”﹐“合众国才是承担这份任务的最佳候补”。他也放言﹐“只要美国是带来资本自由﹐投资自由的自由帝国﹐它便能比那些独立自诸帝国的民族国家或自决政府更有条件使其国民生活得更幸福﹙注三六﹚。他也介绍内战国家利伯利亚﹐说从美国回乡的解放奴隶﹐虽然在形式上学习美国制定宪法﹐创立了共和国﹐但如此达成的自决﹐不久带来了破坏性结果﹐变成了恶意的政府把国家推向破绽。他的论说的涵意﹐不外强调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价值观对世界民主化的有用性。

　　总结诸说的大概是爱肯伯里。他的主着“胜利之后”﹐简单地说﹐是论证当战后进入“无对手”状态的美国之所以没有变成专制君主﹙如有意便有可能﹚的理由﹐还有﹐世界的安定是如何依赖美国的自制。即使美国任意行使其力量﹐“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加以抑制”。虽然如此﹐美国的力量有“威胁性低﹐可抑制﹐可沟通的特质”。就因为如此﹐美国“能够继续坐在世界政治秩序中心的位置”﹙注三七﹚。他的意思﹐似乎要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感谢美国没有做出太多恶行。

　　爱肯伯里对美国善意的信仰﹐到了评论美国在后冷战的世界秩序建构中所完成的任务时﹐可以说发挥到极点。他说﹕“针对所谓的美国力量的傲慢性的指责﹐从战后期全体的现实来看﹐经常是小争论而已”。以整体情势来说﹐当欧洲各国批判美国的时候﹐并不是指责美国恐吓他国﹐干涉他国的行动﹐而是不满于“美国不愿明确地表态有意发挥其指导力”﹙注三八﹚。

　　尤有进者﹐爱氏在二○○四年的“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书评中﹐对新保守主义者的一般性帝国理念不用说﹐甚至对詹逊的“基地的帝国”﹐法卡逊的“自由的帝国”﹐巴伯的“恐怖的帝国”﹐曼的“自我冲突的帝国”﹐统统加以反驳﹐而以“称呼美国为帝国本身就是错误”来做为结论﹙注三九﹚。

　　合众国即便对“周边的弱小国家”采取了帝国式的态度﹐但对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是有安全保障共同体的建构﹐形成了不可能实行力量威吓的关系也是事实。就与先进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美国已经被编进各种利害交涉﹐相互主义的网络里面﹐几乎无法实行单独行动。在这种理由之下﹐爱肯伯里认定﹐称呼美国为帝国的人们﹐是忽视了大国间的和平这种“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际状况的进展”。

　　当然﹐如把问题重新放回美国国内论争的文脉中﹐我们可以认出沃尔福维支的新保守主义和爱肯伯里的新制度主义之间﹐有几近天壤之别的差异性。不过本人站在非美国国民的立场﹐可以坦白指出﹐这种论争﹐不过是同样浸没在帝国气氛中的两派的路线斗争而已。听到这样的论争﹐只有令人慨叹﹐难到世界上只有“新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善意帝国主义的美国”﹐或者说﹐只有最恶者和次恶者之间的选择吗﹗

结语

　　其实﹐把布什的外交政策批评为新帝国主义﹐多少掩饰了不得不放任美国单干的国际社会的脆弱构造﹐也就是﹐只有依赖美国的善意带来和平与安定的国际社会的无奈现实。还有﹐美国的霸权所反映出来的是﹐被美国国内的论争所迷惑﹐身不由己地被牵进布什共和党政权对柯林顿民主党政权的报复的漩涡中的国际社会的幼稚性。

　　根据写出“混沌的帝国”的法国人亚兰．约克斯的话﹐美国自从柯林顿政权时代﹐已经预料到了“混沌世界”将要到来。并有准备利用此种情势扩大势力的帝国意图。约克斯所看到的美国﹐是趁着全球化带来“巴尔干化”﹐及早进入该地区﹐扮演混沌的“调停者”的角色﹙注四十﹚。从另一方面看﹐美国的如此的企图﹐正表示着亚洲﹑中东﹑拉丁美洲﹐中．东欧等各地区﹐缺乏独力维持秩序与和平的意志和力量﹐提供美利坚帝国活跃的舞台﹐自己则甘愿接受反派或配角的地位。

　　这一种混沌﹐其实不外是美国制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所产生。新自由主义会让本来共和式的秩序﹐换句话是将政治的营为本身归于无效﹐从而造出无政府的空间。国民由市民被改变为消费者﹐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体感﹐因为规制和缓化﹑自由化等政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就这样﹐出现了使军事力为后盾的“合作的美利坚帝国”容易浸透的环境。

　美国的外交政策﹐说得更广泛一点﹐美国对世界的关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总统为首的政策精英﹑政治家﹑智库﹑学者﹑研究者﹑新闻工等的“作为”的成果。在这种意义上﹐把帝国产生的结果的责任﹐归之于这些范畴的人们﹐并不算是错误。但﹐美国的自由主义不让国民大众有运营帝国的自觉。尤有进者﹐美国的民主主义更使得国民相信自国的善意。亦即﹐帝国主义批判的声音传入他们耳朵的机会并不多﹐而国际社会虽然是帝国的利害关系圈﹐几乎不被允许对美利坚帝国内外作为的参与。

　　但即使如此﹐为了确认美国人的善意﹐取得他们的保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能追究美国提出解释的责任﹐总是一件好事。只是现在的国际社会并不具有这种力量。如此则﹐问题在于除美国外的﹐世界这一方面的组织力﹐被要求的﹐不是单纯的反美主义﹐而是不需依赖美国人的善意或自我批判的﹐能构想帝国批判论理的国际社会的力量。

译后小记

　　二○○五年七月号的日本“思想”月刊﹐注销押村高先生题为“超强者在战栗”一文。令人感受到广义的人文价值观﹐在伪说和混淆的时流泛滥中艰辛摇撸溯行的一幕幕﹐确是相当的庄严可观。

　　可谓入微穿细﹐深究当代帝国在九．一一弱者群的舍命反挑战事件中﹐如何的惊慌失措﹐横冲直撞﹐“令欧洲失笑”。却摆不脱资本主义内在侵略性的自绳自缚的宿命﹐特别是﹐美国执牌下的全球化中的巴尔干化现象的咒缚。当然尚未敢明白提示自己的预见—反恐战争的恐怖未来﹐烂熟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返祖趋向。却透过对学﹑政界﹐思想文化界的广博的引伸和剖析﹐描绘出受伤的最强国家上层的统治意态﹐所豢养的意识型态方阵﹐围圈下的在“最恶”和“次恶”的帝国之间的美国人的“自由选择”﹐亦即﹐美利坚优越主义的再确认﹐以及基层社会的深沉的生存恐惧。从而让一种模糊的方向感浮显出来。

　　一个外国人评论家﹐一个外国人读者﹐此时共同期盼的﹐不外这一类转折期的方向感觉﹐有赖于有心者群的﹐说明白一点﹐解放史基在线的不倦的营为﹐始能有一日具象化﹑有型化。

　　鉴于台湾政论界一向对美国﹐无论对其政府﹑社会﹑民心等﹐出于莫明心结的观点缺落﹐认识不毛状态﹐此文或可提供一些参考。

﹙原文刊自《思想》月刊﹐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二00五年七月号﹚

注释
注一﹕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 p. 43.
注二﹕Tzvetan Todorov, Le Nouveau Desordre Mondial : Reflexions d'un Europeen (Paris : Robert Laffont, 200 , p. 53.
注三﹕Ellen Meiksins Wood, Emipre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 Verso, 2003), pp. 143-163.
注四﹕强调“自由”侧面的研究近来有William E. Odom and Robert Dujarric, America's Inadvertent Empire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注五﹕Richard Haass, Imperial America, Foreign Affair, November 2000 ; Andrew J.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 Consequences of U. S. Diplomacy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243.
注六﹕Richard Haass, The Reluctant Sheriff :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77).
注七﹕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8.
注八﹕Charles William Maynes, The Perils of (and for) an Imperial America,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8 ; Patrick J. Buchanan, A Republic, Not an Empire : Reclaiming America's Destiny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9)
注九﹕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reprin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Present Danger :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an Francisco : Encounter Books, 2000), cited in Irwin Stelzer(ed.), The Neocon Reader (New York : Grove Press, 2004), pp.63-68.
注十﹕Max Boot, The Case for an American Empire, Weekly Standard, October 15, 2001.
注十一﹕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Irwin Stelzer (edited with and introduction by), The Neocon Reader (New York : Grove Press, 2004); Dan Plesch, Neo-conservative Thinking since the Onset of the Iraq War, Alex Danchev and John Macmillan (eds.) The Iraq Wa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pp.47-58.
注十二﹕Anne Norton,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注十三﹕James Lindsay and Ivo Daalder, It's Hawk vs. Hawk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Post, 27 October 2002.
注十四﹕Lawrence Kapl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War over Iraq : 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 (San Francisco : Encounter, 2003), p.iii.
注十五﹕Ibid.
注十六﹕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 September 2002.
注十七﹕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5.html
注十八﹕Benjamin Barber, Fear's Empire (New York and London : W.W. Norton & Company), pp.24-26.
注十九﹕Stanley Hoffmann with Frederic Bozo, Gulliver Unbound : America's Imperial Temptation and the War in Iraq (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p.48-49.
注二十﹕Pierre Hassner, La Terreur et L'empire : la Violence et la Paix II (Paris : Edition du Seuil, 2003), pp.393-398.
注二一﹕Emmanuel todd, Apres L'Empire : Essai sur la De-composition du Systeme Americain (Paris : edition gallimard, 2002), p.187.
注二二﹕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 Militarism, Securit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 Henry Holt & company, 2004), p.78.
注二三﹕Ibid., p.288.
注二四﹕Mann, op. cit., p.197.
注二五﹕Ibid., p.103.
注二六﹕Todd, op. cit.,p.190.
注二七﹕Mann, op. cit., pp.83-84.
注二八﹕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68-269.
注二九﹕Ibid., p.304.
注三十﹕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World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and Oxford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p.199-214.
注三一﹕Niall Ferguson, Colossus :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New York : Penguin Press, 2004), pp.290-295.
注三二﹕Ibid., pp.301-302.
注三三﹕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注三四﹕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8.
注三五﹕Mann, op. cit., p.12.
注三六﹕Ferguson, op. cit., pp.198;301.
注三七﹕Ikenberry, op. cit., pp.269-270.
注三八﹕Ibid., pp.252-253.
注三九﹕G. John Ikenberry, Illusions of Empire : 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注四十﹕Alain Joxe, L'Empire du Chaos : Les Republiques Face a la Domination Americaine dans l'Apres-guerre Froide (Paris : Edition La decouverte, 2002), 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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