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的报告

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衰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2005年2月1日至4日，澳大利亚http://www.wsws.org网站分四次发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书记尼克•比姆斯在1月29日—30日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党员代表会上所作的题为《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衰落与社会主义的前景》的开场报告。比姆斯在该报告中考察、分析了美国全球霸权兴起、演变的全过程，并认为当前美国军国主义的爆发是美帝国主义历史性衰落的产物。比姆斯认为，“二战” 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巨大优势是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之一。现在，美国为了挽回霸权颓势，日益追求扩大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单边主义，因此美国不仅不再能够保证全球稳定，而且是世界政治中最不稳定的爆炸性因素。失去稳定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已走进了历史性的困境，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战争与革命时期。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近15年来政治版图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军国主义的爆发。
    1990年2月，我们的理论决议说了如下几点：“脱离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可能解释东欧政权的瓦解。东欧的社会剧变揭示的不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它们还从政治上最深刻地体现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总危机。”
    虽然苏联的失败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短期的政治优势，但它并未为资本主义带来新一轮的历史进步。它没有创建一个新的平衡基础。
    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为统治阶级克服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生产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提供物质手段。相反，战后政治秩序的瓦解意味着，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现在开始直接体现于政治上层建筑，其表现就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比以往更公开的冲突。
    这将我们带到近15年来政治版图中发生的第二个重要变化：美国军国主义的爆发。伊拉克战争推翻了战后时期治理国际关系的所有规则。在美国国内，一个否定美国司法系统的根本原则的、罪行累累的强盗政权出现了，而该政权内部没有出现任何有效的反对。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必定有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
    美国军国主义的爆发代表了美国的一种歇斯底里的企图：创建一个以美国为最高权力中心的全球帝国秩序，来解决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世界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日益深化的矛盾。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显然，众多的理论问题出现了。美国将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也就是美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吗？或是说，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将出现其他力量，改变行动方案，在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下，重建一种政治和经济平衡吗？
    为了考察这些问题，让我转向今年稍早时发生的一次重要讨论。1月6日，一个叫做新美国基金会的组织举行了一次主题为“制定2005年及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路线图” 的会议。两位客座发言人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前者是美国两任总统老布什和杰拉尔德•福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后者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斯考克罗夫特谈到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发生的“根本性” 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美国处于自罗马帝国以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的地位。然而，它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攻击的危险。
    第二个主要变化是全球化，它彻底地改变了世界运作的方式。“它根本性地侵蚀了国界，从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如此更多的力量如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环境力量和政治力量，恐怖主义也是其中的一支，来往穿越边界线，损害了民族国家一直具备的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福利的能力。”
    斯考克罗夫特在说，资产阶级规则赖以建立的基本单位即民族国家，已不再能够处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发展所引起的非常复杂的问题。
    布热津斯基说：“在同欧洲和日本的大联盟的基础上，与我们的主要盟友合作，努力把新觉醒的全球大众纳入世界体系中，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新的历史现实性。我们首次生活在一个全球民众在政治上普遍觉醒的世界。这在以前从未存在过。当然，这些民众集合的最前线，有两个先锋国家，它们包容了最多的人口，那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加在一起包括近30亿人口。如何将它们整合进国际体系将决定我们未来将具有的体系的性质。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完整的全球体系还是一个分裂和冲突的体系？新觉醒的政治大众是否将成为种族、宗教、民族主义乃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的基础？”
    布热津斯基还有巨大的未说出的恐惧：这些新觉醒的民众，会不会开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前景而斗争。
    美国外交政策圈子内部的讨论令人想起列宁和卡尔•考茨基之间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意义的观点交锋。列宁认为，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瓦解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要性。战争不是帝国主义强国的政策选择，而是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开始。战争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争夺市场和利润的竞争达到某点后就成为军事斗争。因此，结束战争以及在欧洲战场上已释放出来的野蛮的惟一办法，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
    考茨基反对该分析，他认为，在战争期间，资本主义会进入另一个阶段——超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形成一个神圣同盟，达成协议和平地瓜分世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世界战争的结果“可能是弃绝军备竞赛的最强者的联盟”。
    列宁不同意考茨基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任何和平只能是暂时的。在一个特定时期达成的暂时妥协体现了特定的力量平衡，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的自身原因，这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由此而为新的冲突创造条件。
    以上述争论的观点考察斯考克罗夫特和布热津斯基两位先生的论述，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们的论点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复杂性意味着，不可能以单边主义计划实现美国的霸权。这不仅冒有引发其他主要强国反对美国的风险，甚至还将促使在政治上普遍新觉醒的民众反对美国。必须以一个主要强国的大联盟，也就是21世纪的超帝国主义计划代替单边主义。
    然而，这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过去50年的所谓的超帝国主义阶段会无限期地走进未来吗？还是我们就将看到列宁一直认为的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特有的现象即帝国主义国家间冲突（包括战争）的再次出现？    
    美国外交政策的行为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这是没问题的。但其原因既不是因为布什政府的败坏，也不是因为新保守派的阴谋，而是被美帝国主义的历史性发展及其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所决定。

                          矛盾的暂时解决与重新激化

    由于美国经济扩张的需要，威尔逊领导美国参加“一战”。正当美国将要接手全球领导权时，俄国发生了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美国未能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建，因为欧洲的政权还是强大得不易撼动。结果，和平安排没有真正地恢复经济和政治平衡。引起战争的所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都未得到解决。“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结束仅二十年，帝国主义国家间对抗的加深和强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只有在“二战”结束时，随着德国和日本战败以及英国及其帝国被严重削弱，美国才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巨大经济优势和主导地位，这样它才能着手重建世界资本主义秩序。
    托洛茨基在其1933年11月撰写的著名文章《民族主义与经济生活》中已经指出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必然性。美国资本主义通过标准化的大生产，已将劳动生产率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写道，这些方式注定要找到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通道。
   “但是每一个国家都用高关税和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欧洲根本不买美国的货物，相反还大规模扩充军备。而危机重重的日本牢牢地控制着本国市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突然发现，在远远落后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障碍面前，自己是如此地软弱无力。劳动生产率的规律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
   “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发挥作用，迟早，美国资本主义要打开全世界的市场。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很高的破坏力效率。是我在危言耸听吗？”
    确实，战争为美国力量的全球扩张开辟了道路。
    由美国主持的战后重建，基于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对美国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的采用和扩张，为美国公司制造了新的机会，这确保了资本再生产的扩大。美国的巨大资本资源已足以挽救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
    但战后重建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欧洲大国的复兴削弱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基础即美国经济的巨大相对优势和绝对支配地位。此外，战后重建促进的生产、贸易和投资的扩大意味着货币体系建立于其上的国家管制体系与资本向全球的日渐扩张相冲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既体现了美国的相对削弱，又体现了世界经济的扩张与国家经济管制之间日渐加强的冲突。
    为力图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尼克松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意味着引发事实上的长期性的衰退，并将严格地限制美国的国际支出。虽然欧洲会反对新的体系，但它们将不得不接受美元，因为还不存在其他可以运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
    固定汇率关系的结束，带来国家金融管制的结束和全球金融市场不可抑制地上升到当今的地位：它使甚至最强国或国家集团的经济也相形见绌。
    一些数据说明了这点。在2001年4月到2004年4月间，全球外汇市场每日成交量上升57%，达到1.9万亿美元，而复杂的衍生品市场每日成交量上升77%，达到1.2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估计，衍生品市场的价值已达到红200万亿美元，约6倍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
    战后繁荣时期的生产扩大不仅毁灭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还带来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再次出现。资本主义从1974年到1975年动衰退中恢复过来了，但利润率却未能回到战后繁荣时期的水平。对利润率的持续压力引起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滞胀现象（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并引起生产过程本身的影响深远的变化。
    资本开始了生产过程的重组和结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攻击，力图扩大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克服对利润率的压力。该转变的结果是各生产领域的全球化和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经济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这些变化同20世纪头十年流水线生产的发展一样地影响深远。但是，存在一个截然的不同：尽管广泛地应用了新的和大规模的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并未享有一个再生产扩大的时期，即一个与战后类似的时期。
    相反，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却以增长缓慢和完全停滞为特征。90年代前5年，在泰国面临衰退、欧洲出现低增长而日本股票市场崩溃和地价出现泡沫时，不断上升的增长主要源于“亚洲经济奇迹”。在1997—19988年的亚洲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成了另一个增长的主要来源。例如，据估计，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消耗了约30%的世界出口，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占近98%。也就是说，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70%的地区只生产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2%。
    回顾近20年来即自1987年10月股票市场崩溃后时期的世界经济，显然，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如战后繁荣时期那样的利润扩大，而是来自持续注入的流动资金。
    美联储对1987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反应是拧开金融笼头。影响之一是造成了日本的股票和地价泡沫，90年代早期最终破灭，将日本送进一个至今还未恢复过来的通货紧缩和停滞的时期。
    1994年，美联储在实行了简单的货币政策之后力求紧缩银根。这导致了美国的债券市场危机。流动资金的注入极大地促进了证券市场，推动了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但美联储主席没有采取任何压缩泡沫的行动。相反，他成为“新经济”理论的主要提倡者，该理论认为，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和自由市场的奇迹意味着美国经济不再有商业周期。
    1997年到l998年的亚洲危机推进了美国金融市场，因为资本要寻求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但是，在1998年9月到10月，那些资金被抽离出时，引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危机，美国注入了30亿美元进行紧急援助，才避免了一次金融灾难。2001年，美联储以进一步地降低利率来应对股票市场下滑。但这只不过进一步制造泡沫。
    这个过程将会在何处结束呢？我们知道，人类的身体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注入激素维持运作。但是，该过程持续得越长，需要的注入量就越大，最终身体将垮掉。注入流动资金可以促进实体经济，但是，这存在极限。美国的净外债（NIIP）从1997年的 36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2.6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4年将上升到3.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近24%的国内生产总值。
    迄今为止，由于萨默斯所称的“金融恐怖平衡”，形势依然保持稳定。如果亚洲和其他的中央银行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形势将急剧逆转。当然，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这些国家自己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但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转移正在进行中。

                               世界进入危机时代

    尽管计算机化带来了生产过程的种种变化和劳动生产率毫无疑问的提高，资本主义发展曲线还是没有开始新一轮的上升。始于30年前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继续发展。
    当然，存在着扭转该趋势的歇斯底里的努力——“以剥夺进行积累”，即掠夺自然资源。将原先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这不仅包括保健，还包括教育甚至水）私有化以及从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榨取贡金（见大卫—哈维著的《新帝国主义》）。
    以剥夺进行积累还涉及保持一支庞大的全球劳动力后备军队伍，以持续地维持劳动力的低成本，这对于抵消一直存在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这—过程预示着将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阶级斗争，尤其是在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制造业中心的亚洲。政治和经济稳定严重地依赖于亚洲政权对工人阶级的镇压。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对于作为7个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亚洲政权持续如此做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其主要的镇压机器——以农民为基础的军队——正受到资本主义扩张过程本身的削弱。建立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亚洲工业化，依靠对农民经济安全的破坏和迫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这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反对现政权的联合斗争制造了条件。
    在世界所有地区，金融资本的需要正在摧毁旧的生产和经济组织形式。这里，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运作，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人们只需要回想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当时，“奇迹”经济体一陷入金融危机，就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好的要求“结构重组”的长长清单，这些要求的本质是要求该地区向外国资本、最重要的是向美国资本开放。
    迄今为止，最极端的情形是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之下，开采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将使美国的主要对手——法国、德国乃至中国获益，中国已经成为伊拉克石油勘探和开发中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从而，入侵和改变政权的目的不仅仅是植入“自由市场”，而是消除潜在的对手。
    相同的过程也可以在朝鲜看到。导致对抗的系列事件开始于2002年4月，当时韩国和朝鲜决定，落实两国铁路联通的计划，在朝鲜开城开发一个新的工业区，近1000家韩国公司预计将在该处设厂。其后日本首相访问朝鲜讨论关系正常化，美国的焦虑上升了。美国于是需要在东亚制造紧张。
    美国制造紧张的回报在伊拉克，是石油；而在朝鲜，是获得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
    如果我们考察美国本身，布什政权如强盗一样的政治特征体现了深层的经济过程。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寻求克服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的办法之一是疯狂的金融冒险和直接犯罪。谈到这里，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会跃然眼前，但它们只是大量强盗性金融资本中的两个而已。
    金融资本犯罪的可能性源于金融资本的本性。无论其采取什么形式，金融资本总是要占有其他地方生产的财富。布什政权比其一切前政权都更直接地代表了那些犯罪阶层。这种现象的根源是美国财富积累过程具有日渐加强的犯罪特征。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吗？我们的分析已揭示，它不可能。事实上，美帝国主义追求全球支配权的动力源于世界经济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已彻底地粉碎了旧的秩序。这一点是我们的理论的关键所在。美国军国主义以极端形式爆发，不是一个美国的问题，而是体现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已走进了历史的困境。
    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些。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那么非常清楚：美国资本主义曾具有的巨大优势证明是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当然，资产阶级也极大地依赖于工人阶层领导层的背叛。但是，甚至这些深层次、影响久远的背叛，加上美国的保护，也仅使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特定的扩张。现在，该情形已彻底改变了。美国不仅不再能够帮助全球稳定，而且是世界政治中最不稳定的爆炸性因素。
    这意味着，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大规模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时代，一个新的战争与革命的时期。工人阶级必须以社会革命解决“帝国主义的复杂情况”，并为以社会主义方式重组全球经济而努力奋斗。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