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期信息战的基础
改革时期信息战的主要结构是一个三部曲：纠错一深化一破坏。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纠正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前一时期造成的频频出现的荒唐事件和过火行为。这个阶段客观上获得了社会的支持。深化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它在舆论摆向相反方向的过程中发生了，但还不是很明显。可是后来，现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直接介入了行动，他的言行从比较温和和理智逐渐变得极其强硬。他和他的集团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决定，正是这些决定标志着信息战从深化阶段向破坏阶段过渡。而对于社会舆论来说，由于大众传媒的强烈影响，向最后的破坏阶段的过渡搞得神不知鬼不觉。在所有关键性问题上，都是这样一种情况。
此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与苏共中央并列的第二权力中心。在苏联，每家都有电视，许多出版物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大众传媒观点每天都在进入人们的头脑。实际上，信息心理战第三阶段一开始，大众媒体就转到了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控制与指挥之下，并开始独立于中央委员会和苏共的其他机构。所有关键岗位也逐渐转入第五纵队之手(即开始为西方所控制)。苏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制反民族出版物(如B·科罗季奇的《星火》杂志)的中心。
大众传媒把自由这个概念捧上了天。大家都很清楚，以前意识形态领域有种种限制和障碍，对信息报道有严格审查措施，常出现毫无道理的封禁。所有这一切的确本该抛弃。但受同一中心指挥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根据第五纵队的计划行事的。多兀论的表象，掩盖了大众媒体上开展的一场精心组织的有目的的运动。它把矛头指向国家生活的根本。起领导作用的小集团都由往日热忱的“列宁主义者”——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亚·雅科夫列夫、瓦·梅德维杰夫、维·科罗季奇、德·沃尔科戈诺夫等)组成。这些人从前对异己思想口诛笔伐，推行严格追剿“反社会主义”观点的新闻与书刊检查制度，而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竭力反对“极权主义”苏维埃国家和同样“
极权主义”的70年历史的斗士。他们与连续在自己的讲话中大谈社会主义伟大、必须遵奉列宁遗训和纠偏的戈尔巴乔夫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述三个阶段中的四个具体事例。
1.与80年代初形成对照的是，坦率真诚、公开性和纠错的口号给人以更多的希望。但是，这些口号以及与这些口号相关的种种问题，却逐渐变成了重新开始攻击斯大林并随后开始攻击整个苏维埃历史的工具。前面讲过，斯大林时代已经从地平线消失了。现在人变了，情况变了，问题也变了。可是关于现实问题的讨论却逐渐被反斯大林言论偷换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主编是戈尔巴乔夫)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贬损过去(从1917年开始)的揭发材料。情绪越来越趋于白热化。赫鲁晓夫一苏斯洛夫40年来的宣传达到了目的。对斯大林时代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把那个时代的人都说成是木头人。然后，整个苏联时期都被戴上“极权主义”的帽子，涂抹得一团漆黑。报刊上甚至有人说，战争能取得胜利只是靠了督战队(人们因为害怕来自背后的子弹)和填满德军战壕的尸体(例如，有人居然言之凿凿，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
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但在末尾有明显的加速，从最初的纠错到彻底否定苏联的过去，其潜台词是把苏联人变为次等人。
2.80年代初，计划经济中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以前，正是计划使国家实现了强有力的飞跃，得以集中力量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并使国家成为超级大国。但是渐渐地出现了不良趋向：高度集中、制定毫无进取心的计划、半截子工程、库存超标、计划僵硬等等。改革势在必行，但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实际上是在搞垮经济(其具体措施可见第4章第1节)。经济上的混乱已经过了极限，而大众传媒却还在宣布罪魁祸首是计划体制，而且被扣上了行政命令体制的帽子。于是，本来是令西方感到妒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计划，反倒成了“令人羞愧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巨大的成就，什么超级大国，有的只是一个不开化的国家，只是苏联佬，在世界上只能算做二等公民。
3.改革开始以前，首先在思想生活领域曾有过许多严格规定。由于为改革奠定基础而特别受到推崇的著作都是一些像列·伊·勃列日涅夫和康·乌
·契尔年科的“文集”，像意识形态专家们撰写的《科学共产主义》之类的博大精深的著作，像维·科罗季奇的《仇恨的面孔》那样思想性高不可攀的成果，以及由意识形态专家撰写的关于先进人物的著作。与这批“伟大著作
”相对立的是，一批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侦探小说、移居国外的苏联侨民著作、抽象派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等等等等，统统被宣布为唯心主义，遭到查禁。当这个毫无道理的禁区被取消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是这种装腔作势的公开性却渐渐转化成对于整个苏联过去的诋毁，它集中在各种真真假假的“历史污点”上。大众传媒的做法低级庸俗。它们需要轰动效应。性的问题五花八门，沉渣泛起。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呼声日高，对各种性变态兴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袭来。它能带来利润，还能得到拨款，而苏联曾经拥有的大量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却完全消失了。正如人们所说，印刷出版方面的限制取消了，科学出版物却消失了，相应的书店和有关图书发行部也关门了。“这么一个民族，还要科学干什么?”——有一篇文章竟这样写。
4.80年代前夕，苏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消极因素：形式主义；以任命取代选举；党内领导干部素质降低；入党不是出于信仰，而是为了往上爬。因此，提倡一切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取消各种特权等做法受到普遍赞许。但形势发展越来越深入，致使看起来苏共走过的这条路上不公正之处比比皆是。最后竞宣布为有罪。狂涛浊浪朝列宁袭来，对他的造谣污蔑无所不用其极。更有甚者，我们这个国家本世纪以来走过的道路竟也被说成是反文明的和有罪的。实际上，镇压在各个层次上发挥着监督作用的苏联共产党，就为全面地、不受监督地盗取一个超级大国经过多少代人创造出来的国家财富扫清了道路。这一过程以戈尔巴乔夫在第27次党代会上发誓忠于党和列宁为开端，而结局则清楚地反映在《独立报》的一篇文章中：
民主应该从悔过开始。应该从禁止共产主义，禁止它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实践开始。自命为共产主义的党，在民主的俄罗斯应当被宣布为非法。
“纠错一深化一破坏”三部曲堪称改革时期信息战的标准模式。就其显示的力量、出人意表的程度和效力而言，它们可以与以往最出色的行动相媲美。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最初阶段，借助钟摆效应，毫不显眼地转入了第二阶段。然后，在以苏联共产党名义行动的戈尔比集团与“独立”的大众传媒共同努力下，社会又进入了破坏阶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部分试图捍卫苏联利益的高层领导人那里。所有注意力都被锁定到第一阶段，而戈尔巴乔夫的破坏性活动始终是在暗中进行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相信了戈尔巴乔夫三年。他们没有意识到，毫不留情的信息战正在进行，于是他们自己也将死在信息武器的枪口下。
P.22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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