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如何与中国作战

编者按

1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布什到访中国，距离美防长拉氏离华仅一个月。

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后，新保守主义渐成美国政学两界的主流，在思想舆论和外交政策取向上，对非西方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敌视成分上升。一强独大的美国，“传教士心态” （missionary complex）—希望别国接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日趋膨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两位高阶政要相继访华，自然引来海内外对中美关系的特别关注。

今年以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度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愈发强势。布什的到访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新的调整，中美首脑会晤能否使低落的中美关系峰回路转，人们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同历届总统一样，布什只会代表美国的利益，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中美交往在跌宕起伏中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百余年来，为什么总是喜怒无常、磕碰不断？了解一下美国人眼里的中国，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中美关系的症结何在。

本刊在此摘登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我们将如何与中国作战》等10篇美国政要、学者和传媒人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或演讲，让读者了解“原汁原味”的、在当下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的中国观。

中东不过只是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光点，而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的军事竞赛将成为21世纪的特点，中国将比过去的俄国更难对付。——《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号

文/罗伯特·卡普兰   翻译/岳健勇  陈漫

罗伯特·卡普兰,美国国际问题学者。卡普兰以前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报记者，后来担任了《大西洋月刊》的国际记者，负责报道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1994年，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长文《乱世将临》而一举成名。这篇文章被认为是3本对未来世界最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其他两本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从那以后，卡普兰的文章就成为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必读”。布什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论”，不仅仅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也是受到卡普兰著作的影响。《华盛顿邮报》曾刊登专文评论说，卡普兰影响了“布什的世界观”。

卡普兰还为《福布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撰稿，著有7本关于国际关系的书籍和游记，其中包括《巴尔干的幽灵》、《阿拉伯人》、《地球之末》、《来临的无政府主义》等。

《大西洋月刊》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主流综合性杂志之一，立场保守，中间偏右，倾向知识分子。

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陆军，无论是常规力量还是游击队这类反叛力量。这种情况不久将发生变化，中国海军正蓄势待发，准备深入太平洋，那时，它将很快与不愿意从亚洲沿海大陆架后退的美国海空军迎头相撞。不难想象出以下结果：过去数十年的冷战将重演，世界的重心将不在欧洲的心脏，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此处上一次为人瞩目是在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曾在此发起猛攻）。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将会利用其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可以延伸到远至中亚的后方基地，在太平洋地区反反复复地与我们玩不对称的游戏，中国最终将能够从其沿海和内地向太平洋里的移动舰船精确发射导弹。

在任何海上交战中，中国将拥有对美国明显的优势，尽管中国在军事技术实力上还比较落后。首先，中国有距离近的优势，中国军队是这场竞赛中废寝忘食的学生，并且学习得很快，它的“软”力量在渐增，这体现了它的某种非凡的适应能力。当无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填补安全真空的时候，中国则在填补经济真空，环顾全球，在那些像大洋洲陷入困境的太平洋岛国、巴拿马运河区以及偏远的非洲国家这样的不大相关的地区，中国人正在通过建立商业社区和外交前哨、谈判建筑工程及贸易协定等方式，间接地成为当地的主人。搏动着消费和好斗的能量、自恃其大部分农民不是文盲（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对美国的自由帝国构成了主要的常规性威胁。

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采取类似的务实的办法，才能使我们适应中国的再次崛起。反之，就只有把21世纪的地球变成战场。无论何时，大国在崛起或重新崛起时（最近的两个例子是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都会变得格外咄咄逼人，从而把世界投入到剧烈的动荡之中。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建造柴油动力潜艇和核潜艇，这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但力图保护自己的沿海大陆架，而且还试图把势力范围扩张到太平洋深处以及太平洋以外的地区。

这完全是正当的。确切地说，中国的统治者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为13亿人民中的许多人谋求解放了的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保护运送来自中东及其他地区的能源资源的海上通道。自然，他们不会相信美国和印度会为中国人提供这种保护。考虑到此一利害关系，以及大国在追求各自的正当利益时发生冲突的历史教训，美中之间有可能在21世纪爆发决定性的军事冲突：假如不是与中国的一场大的战争，那就是一连串的冷战式的延续几年或数十年的对峙。所有这一切大多将发生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所负责的地区范围之内。

像那些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一样，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与人人都密切注视的那些流氓国家不同）都有持久作战的能力，即便其中一方在一场大的战斗或导弹交锋中失利。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迈克尔·伏克尔（供职于在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说：“和中国结束战争可能意味着实行某种形式的政权更迭，因为我们不希望让某个被打伤的、愤怒的政权还留在台上”。另一位五角大楼的分析家对我说：“要结束与中国的战争，就必须大大削弱他们的军事能力，从而威胁他们能源的来源以及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此后的世界将不会和现在一样。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不论我们怎么说和怎么做，中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军事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财力，我们惟一现实的目标或许是鼓励中国进行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投资。我们的努力需要格外小心，因为中国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过去的苏联或今天的俄国，它兼具软力量和硬力量。商界对中国很着迷，不必恳求他们在那里投资，就像恳求他们在非洲和诸多其他地方投资那样。中国传统的权威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混合在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着广泛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同时，因为中国正在改善几亿人民的物质福利，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不会完全像苏联的萨哈罗夫和沙兰斯基的困境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民主只有在专制显而易见、令人憎恶且并不成功的地方，如乌克兰和津巴布韦才有吸引力。

当前，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可能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美国海军战舰“满负荷排水量”总计达286万吨，世界其他国家的军舰满负荷排水量全部加起来也不过304万吨，中国海军军舰满负荷排水量只有263,064吨。全世界34艘航空母舰中，美国就占了24艘，中国一艘也没有（这是中国在海啸发生后无法施救的一个主要原因）。统计上的差距还不止这些。但正如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资深分析家罗伯特·沃克指出的，在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雅典对没有海军的斯巴达有着极大的优势，但斯巴达最终成为了胜利者。

中国已决心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但中国的海军与空军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无法与我们匹敌，因而中国人不会和我们打常规的空战和海战，就像二战中在太平洋发生的战斗……但中国人会像恐怖分子所做的那样，以非对称的方式与我们交战。在伊拉克，叛乱分子用汽车炸弹向我们展示了不对称的“低端”，但是，中国人则准备向我们展示这种艺术的“高端”，这就是威胁所在。

中国人有许多办法运用其不够先进的军事力量来取得与我们在政治和战略上的某种对等。据一位我曾经与之交谈的前潜艇指挥官，也是海军战略家的人士分析，中国人已经认真研究了我们最近在巴尔干和波斯湾战争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完全了解我们的军事力量对海军投送的依赖程度，海军投送指的是，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达目标（如伊拉克）附近向敌人的纵深目标发射导弹的能力。为适应这种军事打击，中国人把光纤系统埋在了地下，把防御能力转移到了西部纵深，同时制定了攻击性的战略，使导弹具有打击美国财富和权力的最高象征—航空母舰的能力。中国的一枚巡航导弹即便不能击沉美国航母，但只要击中了，其政治和心理效应将是灾难性的，就像基地组织对双塔的攻击。中国正在集中力量发展导弹和潜艇，以便在特定的遭遇战中羞辱我们，他们的远程导弹计划应当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高度的关注。

在拥有先进的导弹系统后，中国人就能够在我们驰援之前向台湾发射成百上千枚的导弹。这样的打击能力，加之新型的潜艇部队（如果不考虑质量，其水下力量的规模将很快超过我们），将足以使中国人强制其他国家拒绝美国军舰挂靠其港口。中国现有的70艘潜艇的绝大部分是俄国人设计的过时的柴油动力潜艇，但这些潜艇可以被用来在南中国海、东海以及黄海机动布雷。在这些海域，《华尔街日报》记者大卫·拉格写道:“海水深度不均，背景噪音大，海流湍急，热层错动”，这将使对潜艇的侦察异常困难；加之到2010年之前，中国海军将部署17艘新型隐型柴油动力潜艇和3艘核潜艇，人们可以想象中国就能够对我们或对我们的某个亚洲盟国发起骚扰性的攻击，继而，就可能全面展开模糊性强制行动。例如，对台湾的电力电网发起一连串无法追踪的网络攻击，以逐步消磨人心士气，这不是科幻小说；中国人已经在网络战的训练和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不是民主政体，就认为中国在操纵民主政体选民的心理上不是专家。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预料到的是中国某种力量的展示，就像2001年春他们成功地迫使美国海军的EP-3E侦察机降落那样。这样的战术比现在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更能代表21世纪战争形态的趋势，中国在这个竞技场上也将不乏表现的机会。在一次我们每两年一度举行的环太平洋海军演习时，中国能够让它的一艘潜艇潜行在我们的航母战斗群之下，然后浮出海面。中国人已经能够在海面上放置一个移动目标，然后以潜艇或陆基导弹命中之，以显示他们不但有能力威胁航母、而且有能力威胁驱逐舰、护卫舰和巡洋舰。

对此我们应当如何作出军事上的反应呢？我们不能拘泥于常规的思维及方法。目前，我们的海军是“远洋”力量，负责对和平时期辽阔洋域的控制（这是个不小的功绩），使世界自由贸易的大部分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美国的军舰和水手，全球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我们越来越需要有三类不同的海军：第一类是用以保持我们把海洋作为平台进行离岸轰炸（以支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军事行动）的能力；第二类是用于沿海特种作战（以打击基地设在如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等地及附近的恐怖主义集团）；第三类用以提高我们的隐型作战能力（在中国大陆沿海、台湾海峡及其他地区巡逻）。鉴于那些运转不灵的太平洋岛国纷纷与中国加强联系，这三大类海军对迫使中国改弦更张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一定的作用。

21世纪前半叶不会完全像20世纪后半叶那样稳定，因为世界不会完全像冷战时期那样处于两极格局。北京与华盛顿在太平洋的战斗不会支配世界政治的全部，但它将是一系列地区性争夺中最重要的。不过，它将成为美国对外防御态势构建的焦点。如果我们明智的话，我们应当重新与欧洲协调一致，无论我们在军事上适应中国崛起做得多么成功，我们目前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显然是不能持久的。

中国军事上的挑战对于美国海军官兵来说已经成为现实。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3期 总第2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