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斯大林化”与苏联的解体 刘书林 内容提要: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相继发动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股思潮成为导致苏联崩溃的重要力量。 “非斯大林化”运动是导致苏联崩溃的重要力量。苏联解体带来的历史性灾难使俄罗斯人开始重新认识斯大林。 一、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是掀起公开“非斯大林化”浪潮的始作俑者,开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后继领导人否定制度创始者的先例。至今,那些为苏联的崩溃而暗自高兴的人,还毫不迟疑地把戈尔巴乔夫葬送苏联的业绩的起点,归于赫鲁晓夫的大反斯大林的活动。 本来,在苏共20大的会议期间,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严重性作了讲究方式方法的批评,已经表现了纠正斯大林错误的巨大决心和勇气。但是,赫鲁晓夫从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野心出发,在苏共20大已经闭幕的情况下,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56年2月24日深夜突然召开紧急会议,抛出那份“秘密报告”。他打着反对个人崇拜旗号,夸大或编造情节,煽动代表们的情绪,把一切脏水都泼到斯大林身上。当年五一节,赫鲁晓夫决定莫斯科红场不再挂斯大林的画像,并要求中国等国家也不要挂斯大林画像。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立场向全世界公开。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内引导了所谓“解冻”的思潮和向右转的趋势;在国际上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波兰、匈牙利的动乱;同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共浪潮,西方反共势力抓住赫鲁晓夫提供的“材料”,污蔑社会主义为“极权统治”,“不人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党员思想混乱,大量退党,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喧噪。 面对“秘密报告”引起的动荡,波兰、匈牙利出现的严重局面,赫鲁晓夫威信大跌。中国《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对斯大林评价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同志的不同意见发表后,赫鲁晓夫又企图掩饰自己的大反斯大林的立场。他在1956年12月31日的迎新宴会上特地与中国驻苏大使拥抱并请他坐在自己身边,赫鲁晓夫在祝酒辞中说:“敌人说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因此而感到骄傲。”他还表示同意中国《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的观点,赞扬文章“很广泛,很深刻,很正确,这是中国人民的声音,它将起很大作用。”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宴会上说:“我们苏联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愿意像斯大林那样,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忠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之际,他让党刊《共产党人》发表长篇文章,高度评价斯大林的功绩。这样做也难以收回“秘密报告”造成的恶劣影响。如果说这是赫鲁晓夫的悔过之举,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再一次全盘否定斯大林。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再一次出尔反尔,大反斯大林,并且把已被他打成“反党集团”的马林柯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名字与斯大林的名字并列。他还主持会议通过了他的建议: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的水晶棺搬出,焚尸扬灰,埋进一个小坟墓中。同时,在全国到处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塑像。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作为甚至超过了无产阶级的敌人所为。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受过斯大林执政时期某些政策伤害的知名人士,都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待斯大林。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 1959年斯大林 80诞辰纪念日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在最严酷的考验年代,由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统帅斯大林来领导俄国,这是俄国莫大的幸福。在他所生活的多变而严酷的时代里,他是一位受到敬仰的最杰出的人物。”“斯大林身上的这种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他成了各个时代的国家和各族人民领导人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胸怀也与赫鲁晓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自从1921年起住在苏联,从事新闻工作。1949年,她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被捕入狱,之后又被驱逐出境。但是,在她1956年写的《斯大林时代》一书序言中却高度评价斯大林:“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斯大林时代不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足以制止希特勒的力量,它还建设了今天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基地;创造了富余的力量,让亚非前殖民地人民能有自由在公开市场上选择发展道路。”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客观上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揭开了斯大林也有错误的盖子,使得苏联一贯正确的神话破除,但是这点积极意义被大得不可比拟的灾难性后果所掩盖。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打破了苏联一代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对自己先进的社会制度的信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开了否定苏联历史的先河。 二、勃列日涅夫继续了“非斯大林化”的错误 在苏共22大上,勃列日涅夫曾经吹捧赫鲁晓夫“有权受到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爱戴和深深的尊敬”、“创造件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而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又和柯西金联合起来,以政变方式取代了赫鲁晓夫,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苏共领导人亲身体验到了赫鲁晓夫的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政策的害处,不得不花费很大的气力调整赫鲁晓夫的过激政策。他们与赫鲁晓夫有了很大的不同,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一代领导人不仅发展了大党主义的错误,而且基本上保留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错误。这就使得苏联的悲剧在继续。 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认识到赫鲁晓夫推行“菲斯大林化”的严重危害。1964年10月14日他担任总书记,上台伊始,就声明继承赫鲁晓夫20大以来的路线。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已由党在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和苏共纲领确定了”,“党实行自己的总路线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调和地一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1964年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宇航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党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理论界继续出现“非斯大林化”的思潮。1964年10月28日,《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刊登了三篇文章攻击斯大林。11月17日,《真理报》借口为纳萨列佳“恢复名誉”,11月18日《真理报》又借口为党和国家“卓越活动家”科西奥尔恢复名誉,11月25日的《消息报》借口纪念齐亚夫金,12月1日《消息报》借口为一个一度反对列宁的人恢复名誉,继续大反斯大林。12月6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党内那些不同意赫鲁晓夫“全民党”的理论的人,“想一笔勾销全民国家的思想,勾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使我国回到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制度中去,这种企图尤其是站不住脚的”,表示“坚定地走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的道路”。攻击斯大林的文章一直持续到1965年2月。 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引起了党内健康力量的怀疑和不满。许多党员对勃列日涅夫以“恢复名誉”为名,实际上搞“翻案风”的做法提出了质问:过去难道都错了?难道我们过去不曾有过敌人吗?一律恢复名誉是否太过分了?1965年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发现了“非斯大林化”的背后出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进而威胁到自己统治的稳定,方才有所顾忌。1965年2月22日,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在《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勇敢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对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的片面观点,把过去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位,遮住了苏联人民伟大的、真正的英雄事业。”“过于醉心于描写个人迷信时期的专横、无辜被判刑的人们的精神感受和肉体上的痛苦”,“这会混淆苏联人民的视听,尤其是青年”。 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战略是,一方面平息人民群众对“非斯大林化”的不满,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则继续维持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得他不得不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勃列日涅夫借口强调反法西斯战争中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贬低斯大林的突出贡献。他说:“在非常情况下……组成了以联共(布)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在我国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同时又强调:“我们始终不渝地实现反映在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在这期间,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继续贬低和丑化斯大林,这也可以视为勃列日涅夫政策的形象化。电影故事片《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斯大林的形象是一直抽烟,一言不发。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六卷,攻击斯大林是个“专制暴君”,“像野兽一样阴险”,在他身上“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结合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制造的政治氛围使得托洛茨基主义、右派主义、民族主义等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思想势力大为活跃。一批军界老帅,联名写信给苏共领导,要求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23次代表大会上“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但党的23大并没有作出反映。不仅如此,1966年政府还把一些反斯大林的文学作品《布拉茨克水电站》、《一页日记》、《主席》等列为“列宁文艺奖金”,这就可以看出政府“非斯大林化”的底蕴。 有时候也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姿态,以调节政治温度。1966年 11月5日莫斯科电视台播放了斯大林1941年阅兵的场面,勃列日涅夫在格鲁吉亚讲话称斯大林是1917年革命的一个创始人。1967年5月30日《红星报》发表文章,认为在阐述卫国战争时片面地强调其发生了“错误和失算”,是不客观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表现了很大的坚定性,他正确地领导了整个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有不少功劳。”但是,作为官方喉舌的《真理报》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宣传提纲中,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一笔带过,十分冷淡。 1967年10月意大利《晚邮报》刊登了署名文章,谈到了苏联人民对国家领导人的实际看法,很具有代表性:“和我谈过话的不少人对斯大林都表示尊敬”,“对赫鲁晓夫的谴责是一致的、全面的,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人民怀着一种含糊的等着瞧的想法。对这个政权的批判是相当多的。” 勃列日涅夫从来就不曾想对斯大林作出适当地恢复名誉的举措。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军界领导人的压力,政府才不得不对斯大林作出某些客观评价。1968年1月苏联元帅罗克索夫斯基为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5周年,提出必须对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作出应有的评价。同年2月,国防部长在纪念建军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谈到了斯大林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起的作用。1968年6月,卫国战争期间的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的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出版,《红星报》的书评说:“书中客观地、用具体例子说明了最高统帅斯大林的作用”,“本书激起了为我们的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我们的最高军事领导而自豪的感情”。《书评》第25期刊登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称赞什捷缅科的文章:“卫国战争期间,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及其工作机构总参谋部牢牢地掌握住了对战争和战役的计划和领导。”还说书中引用的证据“反对那些想歪曲历史真相,胡乱寻找有关某些个人的无用的编造材料的人”,但是大本营否定赫鲁晓夫的一次建议是正确的。1969年4月,《红星报》载文评论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朱可夫早在1967年9月就针对污蔑斯大林独断专行的说法表示“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本回忆录中则称斯大林是“令人尊敬的最高统帅”。 苏联的理论界也有坚持公正评价斯大林的人。1968年4月,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斯大林“尽管有严重错误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出了一些重大贡献。”1969年2月,《共产党人》杂志载文评价几本回忆录,认为这些书“有助于恢复斯大林作为战争年代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最高统帅的形象,彻底戳穿了所谓他在军事上是外行、根据地球仪指挥战争、不容许别人提意见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尽管斯大林的性格有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仍然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共产党人》杂志载文批评了几种错误倾向,其中就有一项是:“利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把那些年代描绘成全是错误和挫折’。”这个评论击中了问题的要害。1970年2月,苏联党史专家出版的《苏共党史》增订本第三版中,实际上实现了有限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效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真正的“主流”导向中,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严格保持赫鲁晓夫时期的基调的。1969年12月21日,《真理报》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列宁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却强调:对斯大林的评价仍然要遵守1956年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执政时期,都没有能够摆脱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影响,没有走出赫鲁晓夫的阴影。他坚持“非斯大林化”的后果,加剧了苏联人民群众中的信仰危机,使苏联在表面强大的现象后面,悄然走向崩溃的边缘。 三、戈尔巴乔夫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五花八门,反映了现实中各种经济利益的不同声音,表达了对未来的不同设想和期盼。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3月上台后,重新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斯大林时期的档案材料公布于众,国家领导人讲话屡屡出现对斯大林的批判和责备,讨论斯大林问题的圆桌会议频频举行,报刊上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连篇累牍。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代名词,遭到粗暴的批判。 随着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都被当成“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遭到否定。这新一轮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目的就是颠覆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事后,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暴露了心迹:“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 在苏联国内,极端主义的思潮很快由反对斯大林转向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苏共“民主纲领派”的头目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说:“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就是这种允许恐怖、允许党的垄断的思想成为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类型的基础。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应当从坏的斯大林转向好的列宁。我感到这个口号是无益的、是前途无望的。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看来,否定斯大林的最终目的就是否定列宁。 在苏联,官方延续了几十年的“非斯大林化”,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1)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在诽谤斯大林的氛围中,似乎苏联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历史,不光彩的历史,与这样的历史彻底决裂,必然导致走向灭亡苏联的方向。在面对即将提交苏共28大的纲领时,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波兰大使布罗维克夫的发言说:“有人使祖国——我们的母亲状况恶化,使她由一个举世钦佩的强国变成了一个过去充满错误、现在没有快乐和前途未卜的国家。”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尔金在回首往事时指出:“领导集团忙于解释改革的含义,就像表演脱衣舞那样,把一层层弊端一股脑儿都甩到前人头上。”“情况越来越糟:党总是在自我批评,说要为自己过去的罪过负责,可是又无力改变现状。这使得人民对它疏远,把它视为万恶之源。……他们大声疾呼,既否定过去,也否定现在,可是又拿不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否定苏联的历史而导致政治的崩溃。 (2)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官方持久地“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制造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概念,把苏联的实践归于“斯大林模式”,把社会主义制度归于“斯大林模式”,随之被否定。 (3)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主义目标。在苏联,一旦历史被践踏,共产主义理想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苏共28大的纲领,最终作出了抛弃共产主义目标的决定,公开提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博尔金形象地揭露戈尔巴乔夫说;“他被迫带领党的信徒们进了屠场,而最后只有他自己不仅毫发未损,还更加肥了。” (4)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苏联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共1990年二月全会上介绍了现实严重的情况:“最近,各种势力明确地显示出了意识形态上的面目:从具有左翼激进色彩和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势力,到具有公开的民族主义、反共主义、甚至君主制色彩的势力。其中许多势力正在搞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如果说它们以前是在改革的口号下暗中搞鬼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则往往是否定苏共的政策,并公然企图夺取政权。” (5)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背叛的思潮很快就从否定斯大林转向全面否定列宁。在苏共1990年二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恰恰在我们的报刊上,而不是在外国的报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绘成暴君,据说列宁策动了恐怖行动,也是他建立了集中营。一句话,他不是劳动人民的领袖,而是个鬼蜮。”“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苏联剧变后,戈尔巴乔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年轻时的列宁,却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反对斯大林借以进一步反对列宁的实质。 (6)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非斯大林化”把斯大林妖魔化,也就拆毁了苏共执政权力的基础。在苏共提交28大的纲领中,就公然提出建议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的规定。 正是以上六个方面的因素直接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这六个方面都起源于“非斯大林化”。 四、俄罗斯人民重新评价斯大林 苏联的“改革”常常以否定历史为基础,那么“改革”的失败也必然导致人民对被歪曲了的历史的重新反思。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代领导人都以“非斯大林化”起家,那么,他们最终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也必然使人民回归斯大林、重新评价斯大林。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苏联解体以后,人民群众就逐渐开始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客观评价斯大林的氛围逐渐形成。至2003年,以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为契机,形成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这次对斯大林重评的高潮是群众性的,其参与者有俄罗斯学者、广大民众、青年、国家领导人、各主要政党,还有昔日曾经激烈批评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现在都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斯大林的功过,给斯大林以应有的评价,还斯大林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 1、俄罗斯各个政党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进程中,俄罗斯各个政党对斯大林的态度大部分是肯定的居多数。 俄罗斯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一直是旗帜鲜明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向斯大林敬献花圈后对记者说,斯大林是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和军事统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人民打败了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他很遗憾地表示,我们没有完成斯大林的遗训——保住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2003年3月3日晚,俄共在莫斯科“巴库”电影院举行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活动,整个晚会响彻歌颂斯大林的歌曲。 其他政党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过程中也有明显的反映。根据有关调查,重新肯定斯大林的人数,在统一俄罗斯党中占58%,在自由民主党中占83%,甚至在右翼的“亚博卢”党中也占了41%。 针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 20大和22大的《决议》,“独联体——苏共”的第 32次代表大会,决定撤消20大和22大的《决议》。党的领导人奥•舍宁和阿•科萨波夫在报告中强烈谴责了赫鲁晓夫集团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名,肆无忌惮地攻击斯大林的行径,总结和吸取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 2、昔日“持不同政见者”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进程中,过去曾经作为激烈反对斯大林的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受斯大林严厉处置的人,对斯大林态度的转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苏联作家弗•卡尔波夫1941年曾经因抨击斯大林而被判苦役,曾在-50℃严寒的地方劳动。现在,他说“我不责备他”,希望今天的普京“像斯大林一样严厉,迫使所有的人遵守法律”。他的最新著作《最高统帅》为斯大林辩护,成为今日俄罗斯的畅销书。书中说:“斯大林不是天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并非斯大林制造了恐怖制度,那是诽谤。” 哲学家亚•季诺维耶夫1939年曾经是谋杀斯大林小组的成员,一直从事反斯大林的非法宣传活动,并因此曾经遭到逮捕。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他却对斯大林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2003年3月4日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世纪的名字》一文中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总把斯大林描述为‘当今的列宁’。现在我认为这种描述是正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建设现实共产主义的实践中,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对列宁主义这一思想体系作了最好的阐释。他是列宁忠实的学生和继承人。”“没有列宁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没有斯大林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社会。”“20世纪将被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曾经对斯大林进行了种种攻击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看到苏联解体后的混乱情况深受触动。他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已经用肯定的笔调写斯大林,不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描绘成一团漆黑了。他承认自己过去反共和反斯大林的言论太过分了。他说:“总之,斯大林这个人犯了很多错误,甚至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总是想方设法把苏联的经济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 3、俄罗斯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进程中,俄罗斯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也有突出的表现。这说明:当前俄罗斯掌握政权的人,看到民间不可抗拒的维护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为了维护稳定,不得不对斯大林的评价走向公正。 2000年5月7日,普京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不能成为那种不明白自己历史的人。我们应当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国家。”谁都明白,他讲的不能忘记的这个人,正是斯大林。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兰记者采访,回答有关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时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普京主张俄罗斯保留苏联时期的国歌、军旗,也体现了他对苏联历史成就的尊重。2003年12月21日,推举普京为2004年总统候选人的俄罗斯统一党会议在莫斯科国立钢铁和冶金学院召开。对此,《明天》报报道说,会议的时间是斯大林的诞辰日,会议的地点包含着斯大林的名字的词根(“钢铁”),意在表明他要像斯大林一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统治俄罗斯。 2003年伏尔加格勒州政府作出恢复城市原来名称“斯大林格勒”的决议。该决议说:“斯大林格勒是俄罗斯历史中最光荣的名字。斯大林是强大俄罗斯的象征。重新使用这个名字,有助于使俄罗斯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现在有十几个州政府联合签名,支持伏尔加格勒州政府这一改名的要求。 据2003年11月13日《俄罗斯报》报道,俄罗斯秋明州伊希姆市政府决定,在该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在原来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的位置上,重新树立斯大林纪念碑。一位副市长讲话说,卫国战争期间,伊希姆市人民就是从这个广场出发,高喊着“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奔向前线的。她说:“政府这个决定得到普遍的支持。这样做是还历史的公正,使人们心里永远纪念战争的胜利。”看来,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和肆无忌惮可以横行一时,而人民心目中的斯大林形象是推不倒的。 4、俄罗斯民众和青年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在俄罗斯各大城市的书店和报亭,回忆录书籍中,最多的是回忆斯大林的回忆录。俄罗斯各个大的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反映斯大林时代成就的专题文章和影片播放。 2003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 86周年的群众集会中,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列宁主义万岁!”“戈尔巴乔夫、叶里钦是搞垮苏联的历史罪人!”“斯大林是强大的俄罗斯的象征!” 青年的觉悟和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值得特别注意。以前主要是老一代人怀念斯大林,现在情况变了。许多研究者指出,俄罗斯的年轻人“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基•亚基梅茨在《斯大林先生万岁》一文中写道:“目前20岁一代的人更希望国家强大和有秩序,而这些恰恰是现在的俄罗斯所缺的。对这一代人,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在其心目中是不坏的象征。”许多青年人加入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浪潮中。这使得“非斯大林化”的一位遗老不得不写了“致年轻的斯大林主义者一封信”,对年轻人进行说教,坚持说苏联解体是斯大林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这个反面教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相当多的年轻人“认为苏联历史是值得肯定的,卫国战争是英雄的时期,这一切与斯大林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青年是看基本事实的。任何假科学的说教都难以欺骗青年。 2003年3月5 日,俄罗斯举行了有众多学者参加的“我们怎样认识斯大林”的圆桌会议。在会上,齐普科教授指出:“今天俄罗斯年轻人对斯大林主义兴趣的增长和试图重新评价历史……是俄罗斯现实存在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说500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俄罗斯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尖锐地感受到国家的衰落和混乱,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感情。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了对斯大林的向往。” 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前后的几年中,俄罗斯学界和民众涌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热潮不是偶然的,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 (1)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在今日世界的处境迫使民众反思历史,更加理解历史上的斯大林。苏联剧变后,国内出现悲剧性的生活状况,俄罗斯在遭受贫穷,人民把视野转向苏联历史上光辉、强大的斯大林时代。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急转直下,日渐衰微,也使他们怀念斯大林时代的大国地位。 (2)俄罗斯现实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民群众渴望秩序与安定,呼吁以有效的铁碗手段维护秩序,这也必然对斯大林时期政策的理解。经过苏联解体后苦难的教训,俄罗斯人总结出了稳定和秩序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对秩序的需求,产生对斯大林主义的需求。现代化必须使秩序制度化,必须具有相应的权威,俄罗斯特别需要严厉的整顿秩序的机构和手段。 (3)重新评价斯大林时期是出于对未来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希望。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趋势,显示了超级大国的优势,俄罗斯显然被甩出了超级大国的行列。希望国家迅速振兴、摆脱困境的思想必然使人民重新怀念历史上迅速振兴的斯大林时代。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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