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慎重对待当前的策略”——尼共（毛）也许过于强调了通过制宪会议推动运动进展的可能性
（随着尼泊尔在策略和战略上的进展，印共马克思派和修正主义者不断呼吁毛派以尼泊尔毛派为榜样，就此，《人民进行曲》试图了解毛派的回应。最后，我们收到了印共（毛）发言人的电子邮件回复。下面就是我们的通讯记者对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萨德同志2006年6月底所作的采访。）
记者：对目前尼泊尔的进展你有何评论？
阿萨德：我们一直高度关注着尼泊尔革命的进展。尼泊尔人民以卓越的武装斗争为基础，发动了反对反动、独裁的贾南德拉政权的大示威，这的确是历史性的。尼泊尔人民在尼泊尔历史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迫使法西斯国王放弃了强硬的立场，将权力让给了议会。特别是6月加德满都百万人大示威以及各地区举行的数十万人的示威显示了毛派与日俱增的力量。毛派的影响已经包围了城市。我党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追求民主和建立新社会的人民抗争。然而，印度革命者希望尼泊尔的斗争能够继续下去直到推翻国王和所谓的议会，通过革命的和民主的手段夺取政权。我们希望毛派主动引导现在的政治进程。对与七党联盟的联合需要保持警惕，他们背叛人民的利益对国王实行妥协。
记者：你如何看待尼共（毛）参加过渡政府和遵守制宪会议的决定的策略呢？
阿萨德：尼泊尔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是复杂的。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削弱，我们目睹了许多持续几十年的人民战争陷于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尼泊尔党和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我们感到需要慎重对待当前的策略。我们认为毛派与买办资产阶级政党和封建势力（如尼泊尔大会党、修正主义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以及其他统治阶级的政党）共同形成新政府是行不通的，因为两者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从制宪会议到尼泊尔民主共和国的设想是错误的。从上层进行修修补补，满足特定的被剥夺的人民的权利是可能的，但是却永远都不能解决人民的最基本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通过旧的国家机器打碎封建主义，破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无论你对它作什么样的粉饰。没有革命性的剧变，上述目的就不会达到。无疑，发动全国性的群众动员，努力创造一种更广泛的高潮，是为革命往前更进一步所做的正面准备，但是毛派领导人几次访谈中所做的声明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对通过制宪议会推动运动以及对与7党的联盟都寄予了过多的期望。这里面包含着危险。在当前毛派已经建立了25000人规模的人民军队、根据地、统一战线和新政权并宣布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的时候，这种暗示尤其危险。他们挫败了王军的镇压，保存了军队的力量和政治主动。但现在几乎从不提起战略进攻以及这种进攻进展如何了。他们当然也提到了二月革命和向十月革命过渡，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后者如何适应其战略进攻计划。
记者：你如何评论革命政权的解散和两个军队的合并？
阿萨德：革命政权是人民反对旧的国家机器的持久战的产物，是毛派在地区一级水平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光辉例子。当前的任务和战术应当是加强革命政权，并将其锻造成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式的革命政权，以准备更大的起义。在巩固这些政权的同时，需要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夺取城市，适时夺取最后的胜利。事实上，面对尼泊尔当前的形势，毛派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加强群众动员，把当前的政权发展为夺取全国政权的雏形，或者由于阶级力量的不平衡，需要巩固根据地，以推动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并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尼泊尔――盘踞在加德满都和少数几个城市的反动政权和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的尼泊尔――的合并是可能的。
至于两军合并为一个重组的国家军队，这是更危险的。毛说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一切。军队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怎么能拥有同一个军队呢？把人民的军队与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军队（直到现在还是国王的忠实仆从）合并在一起，人民在反动的武装攻势下就会毫无防御。在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中，人民由于共产党的错误路线而遭受了严重损失。在印度尼西亚，有对共产党和同情者进行的残酷的大屠杀，就是因为共产党把反动的统治阶级认为是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力量而与之亲密无间。之前还有智利、尼加拉瓜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例子。我们不能排除在革命力量解除了武装或被削弱后，反动的统治阶级发动政变重新攫取政权的可能。二战后在法国、希腊等国家都有这样的例子。当然，如果毛派不对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构成威胁，愿意融入体制内，他们也会被统治阶级热烈欢迎。邀请联合国监督停火、解散人民武装同样是危险的。联合国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只会为尼泊尔反动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总的来说，尼共（毛）解散农村中的革命的人民政府以及把人民解放军与反动军队合并在一起的决定会开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掉已取得的所有革命成果的进程。
记者：各种各样的印度议会党，当然也包括左翼政党如印共和印共（马），都欢呼尼泊尔毛派加入过渡政府、实行议会民主的路线，认为这会对印度毛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你们的党是怎么评价这种影响的呢？
阿萨德：认为尼泊尔的进程对我国的毛泽东主义运动会产生“积极的”（他们所谓积极就是要毛派放弃武装斗争、参加所谓的主流议会政治）影响，这不过是他们那些党派的主观臆想罢了。任何熟悉印度毛泽东主义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的四十年间贯穿的无数起起落落，都知道我们的运动怎样浴火重生。即使是我们的运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不利于革命的强弱对比时，印度真正的毛派从没有犹豫不决或者离开他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通过人民持久战夺取政权的路线。他们不仅拒绝议会路线，而且也与那些以策略为名义参与选举的政党斗争。当然，也有一些假的革命政党如印共－马列（解放）最终堕落为议会党派，但这暴露了他们是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帜的修正主义政党。
印度的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政党和所谓的左派政党在普拉昌达同志领导的尼共（毛）改变姿态时得意洋洋是毫不足怪的。他们无疑会欢迎尼共（毛）所采取的路线，呼吁印度毛派认清武装斗争是无用的，要他们跟随尼泊尔毛派的脚步加入到印度的议会政治的猪圈里。作为革命的仇敌和对头，所有这些政党都站在反对印度人民战争的最前沿。尼共（毛）与反动政党一同参加政府，宣布承认法治和未来的宪法，在选举制宪会议之后成为议会选举游戏的参与者，这样的决定使得尼泊尔统治阶级政党和印度议会制度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事实上，在去年2月份印度教徒报的采访里，普拉昌达同志自己就暗示了他的多党民主路线会对印度毛派有“积极”的影响。印度的统治阶级，听到普拉昌达同志许诺进行多党民主以及他想通过在尼泊尔建立多党民主向印度的纳萨尔运动传递信息后，一定很是如释重负。
当问到他如果见到印度总理莫罕·辛格时会说些什么，普拉昌达同志说：“我们为真正的多党民主而战斗，但他们却被囚禁在巴特那、西里古里、金奈等地。如果你把他们都释放了，我们就会释放一个信息。如果你们觉得印度的纳萨尔运动对你们成为问题，而我们在尼泊尔正通过新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因此如果你们释放了我们的同志，我们又成功地在尼泊尔建立起了多党民主制度，那么这对印度纳萨尔运动来说就是重大的消息。换句话说，他们就有根据思考新的政治途径。光说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多党民主把我们所讲的变成现实。”
这真让人担心，普拉昌达同志不是要求印度统治阶级停止所有的干涉尼泊尔内部事务的行径，而是谈论他们的策略如何会给印度毛派的观点带来改变。不消说，这些言论不仅会引起我国目睹了印度议会民主制度的肮脏的革命群众的愤怒，而且在他们的革命实践中会证明是他们的设想完全错误的。
记者：印共马及其高层领导西塔拉姆·叶楚里，扮演了一个在毛派和七党联盟间的印度救世主的形象。在返回印度后，他和他的党建议印度毛派遵从尼共（毛）的路线。在身为（印度）毛派死敌的情况下作这些举动，你认为应如何解释？除此之外，叶楚里告诉媒体，印度毛派计划要杀掉他，而且这个秘密决定是由尼泊尔毛派告知的。你对此有何评论？
阿萨德：印共马是印度统治阶级政党之一，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首要任务看起来是把尼泊尔毛派引入议会民主的“主流”，他们对我们一直也是这么鼓吹的。当我们不同意时，他们就采取最卑劣的国家恐怖的手段，如在西孟加拉邦做的那样。他们的目的在两个国家是相同的，就是安抚在印度用子弹镇压毛派，在尼泊尔用糖衣炮弹来安抚毛派。叶楚里和印共马在卡兰·辛格大惨败后在印度统治阶级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当他过分展示自己的“外交手段”而且处在被边缘化的现在，他就又炒起了印度毛派要暗杀他的冷饭，以重新得到信任，试图在两个毛派政党中间撒下不信任的种子。一个真正的憍底利耶！（印度孔雀王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开国丞相。――译者注）
记者：为什么你要反对尼共（毛）的多党民主的策略呢？
阿萨德：首先，我们对普拉昌达同志提出的建议感到极度不安，这种建议体现在许多访谈中，他的党承诺搞多党民主，而且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实行。2003年全体会议文件对尼共（毛）的多党民主或政党竞争的概念是非常含混不清的，如到底是在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之后还是在这之前。它只是说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宪法范围内组织政党竞争是可能的。然而，2005年11月，在尼共（毛）与七党联盟达成德里12点协议后的一系列声明、采访和文件中，却完全支持在制宪会议之后的现存体制内进行多党竞争。
还有，对参与多党竞争的政党的阶级属性的表述含混不清。2003年的文件清晰地表述说，这些力量其本质将是反封建和反帝的，而2005年11月之后的文件和采访中，则是七党联盟中的党派，而他们主要地在本质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尽管是反王室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对贾南德拉独裁统治的。
事实上，在2003年5月由普拉昌达同志提出被中央委员会采纳的《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同名文件里，正确地描述了尼泊尔议会党派，它说：“在形式上，王室、议会和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方的斗争关系，实质上，却只有两方（反动的和民主的力量）。事实证明，王室独裁政权和议会党派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不过是在旧的国家里分享权力罢了。事实一再证明以（虚假的）国家主义自居的尼泊尔王室，以（虚假的）民主自居的议会，基于同样的阶级属性，都希望占据权力的宝座，背叛国家和人民。
“尼泊尔不同的反动组织之间的互相攻讦和矛盾实际上是背后不同的国际反动中心利益的矛盾的反映，这一点体现在我们一直用阶级的和理论的角度所做的阐述中，现在，在停火和和谈进程中变得更清楚了。王室及其军队是被西方特别是被美帝国主义操控和保护的，主要的议会党派则是印度统治者所掌握，目的是为寻求建立南亚霸权，两者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竞争。因此，全党务必了解，在目前的特别是在王室大屠杀后的政治进程背景中，认为王室或者议会党派哪个更民主或更国家主义，都是非常有害和错误的。在今天的尼泊尔，非常清楚，我们绝不能与王室或者议会党派有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除开在特定的形势下掌握矛盾的需要。”
虽然上述对议会党派的民主的虚伪性和对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强权的忠实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很不幸，尼共（毛）没有从战略的和阶级的观点坚持这个分析。在形成联盟的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做出必要的调整，与议会党派达成相互谅解和策略上的统一，这是一方面；但对这些党派的阶级属性产生幻想，忽视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的联系则会给最后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危害。
更进一步，我们发现普拉昌达同志和尼共（毛）把策略变成了战略，认为这是21世界革命的道路。因此，在印度教徒报对普拉昌达同志作的专访中，他强调毛派对多党民主的许诺不是策略性的而是过去三年党内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后的结果。他说：“我们关于多党民主的决定是战略上的，是理论成熟的，我们要告诉议会党派，我们已准备好与你们进行和平竞争了。”
尼共（毛）领袖直接向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的议会党派做出保证，他们的党准备与其进行和平竞争。通过宣布关于多党民主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理论成熟的，普拉昌达同志把一个危险的假设带到了前台，认为与统治阶级政党可以和平共存，而不是通过革命推翻它；认为与包括统治阶级政党在内的其他议会党派可以以所谓议会选举的名义进行和平竞争，而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在不确定的阶段内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为封建买办反动势力利用群众的落后性、借助国内外反动派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大力援助来攫取政权，以劫持整个社会，以民主的和国家主义的名义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转向维持现有制度（即便换了个新的外观），为这些目标大开后门。不管我们建设一个更民主的制度的意图有多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的规律都不容许有这样的制度存在。从巴黎公社到亚非拉的稍早的革命的历史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那么你是否支持多党民主，至少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如果不支持，革命后的政府将会是什么形式呢？
阿萨德：在政府的形式方面，按照马列毛主义的理解，最适合无产阶级的形式是公社或者苏维埃或者革命委员会，这些形式可以最好地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只要这些形式不是一个摆设或者仅仅是一个立法机关，它应当是立法和执行兼而有之的。这些实体的代表是选举出来的，如果他们不能为人民服务，则随时可以被人民罢免。在人民持久战争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所有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民主地通过村庄大会选举出来的，且可以被村庄大会罢免。在这里，权力机构和人民的意志是紧密结合的，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在全印度夺取政权后，一直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所有的真诚的反帝、反封建政党都将是新政权的组成部分，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则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前提下才发生。这并不否认对群众的大多数实行民主，但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们要在政权的各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包括党内。有人能够设想出一个更好的政权形式和锻造民主的形式以适应这种情况吗？
列宁说，“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这是列宁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话。从那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议会及其相关的制度变得更加腐败可以说已经烂透了。
新政权如何建立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巴黎公社。公社的概念在苏联的苏维埃体制、中国的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试验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现在正由毛派在世界各地的根据地里实践着。
列宁同志还清晰地解释了议会在最民主的国家里是如何运作的，并将它与公社相对比，表明公社（或者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和中国的革命委员会）是最适宜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政权形式。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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