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新闻媒体上展示的童子军的形象进行了透视：在这篇对历史过程进行分析的文章当中，将这一现象与战争中的儿童这一普遍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这一主题也关系到不同时期的美洲和欧洲——并指出有必要阐述非洲儿童地位的历史。
在非洲的冲突当中，战争中的儿童问题首先是人道主义组织所炫耀的问题。况且，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连串的冲突为萨哈拉以东的非洲（subsaharienne）（利比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布隆迪，卢旺达，刚果布，刚果金，苏丹，象牙海岸，等等）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国际舆论认为，冷战后非洲危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大量使用童子军。非洲儿童扛着比自己还高的俄式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典型的非洲暴力的象征，对于西方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不可容忍的、非理性的野蛮暴力的象征。
一些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比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儿童权益维护组织”（Save the Children）或者“制止使用童子军”联盟（Coalition to Stop the Use of Child Soldiers）举办了积极的活动，以反对使用童子军。虽然这些组织使人们注意到拉丁美洲（哥伦比亚）、中东（巴勒斯坦）或亚洲（缅甸）的冲突当中有儿童参加，但非洲常常被说成是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作法最为猖獗的地方。比如，在“人权观察”所提出的九份过去十年使用童子军的报告当中，有七份是撒哈拉东部非洲国家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运动鼓励并促使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些公约，限制在战争形势下招募未成年人从军，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申明或重申儿童的权利。虽然从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以来，战争期间便对儿童给予特别的保护，但到了1977签订附加议定书的时候，国际人道主义话语当中才开始提到童子军的问题。到了1989年底，联合国大会才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今天，这是得到联合国成员国批准最多的一份公约。在1990年开始的非洲大陆冲突当中，这些国际公约第一次受到了最为严峻的考验。而且也作为法律根据，为几个在战争中使用未成年人的领导人或者党派判了徒刑。最近的一次是对Lord’s Resistance Army (LRA)的判决，该组织的领导人在乌干达经过十九年的武装斗争之后，被国际刑事法院（CCI）控诉为犯有战争罪，尤其是他们劫持和招募了数千名童子军。这一控诉可以成为先例，并作为乌干达军队的法律依据，逮捕现在躲在南苏丹的叛军首领。战争中的儿童国际法是自从冷战以来重新调整国际关系的一个工具。
人道主义和司法的话语也促使人们了解了战争中的儿童状况。这些话语主要是引导人们揭露对儿间实行暴力的人，揭露使儿童“成为受害者”的人1。这些话语还使人们习惯了一些规定性和标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人道主义组织在现场采取行动的基础，比如如何使儿童重新回到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当中，如何使儿童再次回到学校，如何帮助他们治疗心理障碍，如何使已经失去了童年的儿童再一次拥有自己的童年。但是，我们应当把这种对战争中的儿童的人道主义论述放在更为宽广的背景当中来看待。一些国际上的人士对最近几十年以来非洲冲突的论述2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这些危机视为犯罪，而这种犯罪的最初动机，或者说是唯一的动机，就是夺取和积累财富。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揭露使用童子军，并把对童子军的使用看作是一种野蛮的，犯罪的行为，从而也就把非洲的冲突纳入了一个非政治化的，认为它是犯罪的过程。我们在强调这一联系的同时，并不是要诋毁与人道主义世界有联系的“专家”们向我们描绘的情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像有些人那样，指责这些人道主义组织所从事的研究是简单化的，象漫画一样对事实进行了夸大，这样说也是有些不符合实际的。4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从很大程度上受短期或中期行动要求的影响，另外也是在非洲暴力犯罪的背景之下完成的。
本文的宗旨首先是做历史学的研究。我们没有阐述任何特别的案例，也没有揭示解决童子军问题的任何新的办法。我们只想说明历史知识，以及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的社会科学知识，从何种程度上能够为加强、补充和修改人道主义关于战争中的儿童问题的话语。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可以烛照当代历史知识当中模糊的角落或者未曾思考过的问题，并呼吁人们对非洲的儿童问题进行新的研究。由于历史学家可以把使用童子军的问题放在更加长远的动态历史中去考察，把这一问题纳入一个更加细致、更加明确的儿童的历史当中，所以历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是有发言权的。除了童子军的问题之外，我们的研究也呼吁历史学家关注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是有人非常肤浅地论述过，但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通过对非洲和西方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我们首先可以解构那些认为童子军只是一个远离欧洲的范畴，只是当代非洲的危机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的话语。我们在关注非洲大陆长期的历史的同时，还可以设法理解在当代的冲突当中使用童子军的特殊之处。借此我们可以呼吁人们通过历史的研究，恢复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之间的连续性。童子军，只是别人的暴力吗？
童子军已经变成了失去控制的非洲大陆的象征，变成了与西方的现代性显然是毫无关系的一个“黑暗的核心”。成了一场新的“人道主义十字军”征战讨伐的对象，成了西方新干涉主义征战讨伐的对象，从道德说教的角度上看，这与上个世纪以传播文明为宗旨的使命有很多相似之处5。当然，人道主义行动是真诚的，但我们应理解的是，西方努力想使对非洲的干预合法化，儿童在这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比如国际社会从军事上和财政上对塞拉利昂进行了大规模的干涉，导致今天这个国家成了联合国的保护国，干涉的部分理由就是有必要减轻在冲突中受害的儿童的痛苦。
难道只有非洲大陆才使用童子军，只有非洲才有这种令人不可容忍的，令西方新干涉主义有了根据的暴力吗？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可以在关于战争中的儿童问题的争论中引入具有阐释作用的比较视角。深深扎根在现实当中的人道主义话语，把童子军看成是后殖民时代非洲危机的症状。看到在战争时期，儿童被当作工具一样地使用，而且不幸地是这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人道主义者很难过。其实儿童参加打仗的事并不只是在非洲大陆有，而且这一现象也不仅仅表达了今天向现代化过渡的南方国家的危机。
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回溯到十三世纪初期的“儿童十字军”时代。6萨毕纳•洛里伽（Sabina Loriga）提醒我们说，在普鲁士，1733年由执政国王弗雷德里克-吉约姆一世（Frédéric-Guillaume Ier）引入的“兵役制度要求，所有的男性属民从十岁开始，每年必须接受二个月或三个月的军事训练”7。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家还指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重大冲突当中，儿童既是战争暴力的实行者，又是特别的受害者。艾勒阿诺•比肖普（Eleanor Bishop）8和艾米•维纳（Emmy Werner）9，以及德尼•克西（Dennis Keesee）10在各自的研究中都指出“童子军”在美国国内战争当中的作用。在法国，斯戴凡•奥杜恩-鲁佐（Stéphane Audoin-Rouzeau）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表明，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别暴力的受害者，但为了避免加重人们的心灵受到的伤害，儿童受到的伤害很快便被人掩饰了起来。11在德国，吉多•科诺普（Guido Knopp）写了一本在纳粹的军队中如何使用儿童的专题论文，很值得关注。12从上述不同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儿童有时是暴力的制造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历史学家塔拉•扎哈拉（Tara Zahra）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不太公开的冲突当中，捷克和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如何争夺儿童，不惜以民族财产的名义，把儿童从他们的家里抢夺出来。就是在非洲，殖民主义暴力也把儿童当作是最喜欢的目标。在和平化的运动当中，法国的军官用尽心机抓一些儿童当作人质，最好是当地领导人的孩子，并送他们去上学，让他们相信殖民主义者的话。13在法属苏丹，也就是现在的马里，殖民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学校的名称在很长时间里就叫“人质学校”（école des otages），后来才在征服之后，改名叫“领袖子弟学校”（école des fils de chefs）。在殖民后的最初一些年，当和平运动正处在高潮的时候，通过行政手段拉孩子们来上学，接受强迫式的学校教育，经常被认为是对儿童的劫持。原来当过小学教员的尼日利亚政治家布布•哈马在回忆录中说，他被强抓去上学时，他自己的母亲也因此而悲痛欲绝。14殖民主义者对反叛运动或者抗议活动的镇压有时候便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瞄准儿童。二十世纪初在纳米比来，德国军队接到命令，不能放过异族民众中的任何人：德国将军冯•特洛萨（von Trotha）特别要求手下的部队杀死所有敢于走出Kalahari，企图回到被移殖民强抢了的土地上的异族人，包括儿童和妇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肯尼亚，镇压莫莫起义（insurrection Mau Mau）的政策所特别针对的，就是吉库尤人的儿童。吉库尤人的孩子们被关在集中营里，举行特别的仪式，让他们洗清与莫莫的盟约。英国政府认为，为了保证持久地恢复殖民秩序，必须“保护”和“清除”年轻一代的吉库尤人。15莫莫党本身也招募儿童，八岁的时候就为他们举办宣誓的仪式，并让他们担任各种工作（情报，在营地里干家务活，有时候还参加战斗）。16
因此，在战争期间招募儿童，或者以儿童为目标的作法并不是非洲所特有的，而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现象。虽然在冲突时期把儿童作为工具或者“目标”这种可悲的事到处都有，但我们仍应强调并理解与非洲大陆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特点。
从长期来看的非洲儿童的历史
我们通过西方社会的历史，通过移殖民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非洲的冲突当中，让战争中的儿童所遭受的暴力并不完全是个别现象，或者至少这并不是只有非洲的社会才有的野蛮的祖传旧习。尽管如此，作为暴力制造者或者受害者的儿童，好像在冷战后撒哈拉以东非洲的冲突当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比其它的地方更加重要。童子军这一现象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在非洲却比在其它的地方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然而，有些对这一事实是有争议的，他们很恰当地指出说，童子军的现象并不是非洲所特有的17。所不同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在美国国内战争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童子军的参与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是通过十分特殊的语域来理解的，那就是英雄儿童的语域。18这些儿童的行动被“英雄化”了，而他们的死被看作是为了更高的价值而做出的牺牲，比如为了民族的价值。相反，非洲战争中儿童的参战总是被人从负面去看待，总是通过儿童受害者，被利用的儿童这个语域被理解的。任何更高的价值或者更高的利益都无法使对儿童的利用合法化，儿童参加战争从根本上被认为是成年人的暴力或者操纵的结果。但保尔•理查德（Paul Richards）和彼得•克里金（Peter Krijn）的研究成果还是表明，非洲的童子军是有政治意识的，他们参加战争，即使是被迫的，有时候也是他们的某种策略，能够保证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人生存下去19。另外，欧洲社会的历史记忆从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对儿童的暴力行为20，但在非洲冲突中对儿童的暴力却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揭露针对非洲儿童的暴力，就可以使西方干预的企图合法化；西方人动不动就喜欢教训别人，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过去。把这一类的话语纳入西方人看待非洲大陆的长期的历史之中，有助于再一次激活野蛮的非洲的形象，从反面把西方的社会衬托得更好，从而使西方人更加相信自己所代表的，是更加先进的文明。21虽然这类的批评是有意义的，但它并不排除以其它的方式参照当代非洲历史的某些特点，解释为什么会在战争中使用童子军。
解决冲突所涉及到的国际组织也试图理解童子军在撒哈拉以东的非洲冲突当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轻型武器的扩散常常被认为是招募童子军的推动力之一：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像AK4722这一类既“轻巧”，杀伤力又大的武器这一事实，就能说明为什么有人使用儿童来打仗，因为有了这种武器，一个孩子马上就会变成一架杀人的机器，不管他的力气有多大。但这个理由还是受到一些专家们的置疑。他们说，现代的武器并不一定比十九世纪的火器更加轻盈23。另外一个理由说，儿童由于意识不到恐惧，所以不知道害怕，而且很容易让儿童绝对忠诚。这个理由并不一定都很令人信服24，而且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童子军的使用在今天比昨天更厉害。
显而易见的是，要想弄清这一点，历史的视角是必要的，这样，我们从历时的角度，可以看到撒哈拉以东非洲冲突当中使用童子军的另外 一种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以特别的方式，把童子军现象放在中期和长期的非洲社会儿童的历史的框架的背景当中，我们便无法理解这一现象。首先我们必须重申的是，儿童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生物上的范畴，而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其历史在欧洲和非洲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菲利普•阿利耶（Philippe Ariès）说，认为儿童纯洁，与成年人不同的观念，是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比较新的观念。虽然有人提出置疑，菲利普•阿利耶的研究成果还是告诉我们，儿童问题是一种范畴，我们应当恢复这一范畴的历史性。因此，在西方社会以及在限制使用童子军的国际协议中处在中心地位的法定年龄的概念，在非洲社会仍然很难实行。从殖民时期以来，对儿童的这种观念无疑已经开始深入非洲的社会，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法衡量对儿童的几种观念共存的状况导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非洲社会发展并经常保留着它们自己对儿童的看法。像玛丽亚娜•费姆（Mariane Ferme）之类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撒哈拉以东的非洲，儿童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模糊的时期，一种混合的，不稳定的状态。 同样，儿童与战争行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根据萨毕纳•洛里伽的分析，在西方，士兵的年龄问题只是在十七世纪后半叶才提出来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年龄小的人死亡率高，第二个原因是军官很难让年轻的士兵遵守纪律。 十九世纪，“整个欧洲在几年的时间里，军队里的儿童都被清理了出来，另外建立了预备役的培训系统[……]。因此，战争与青年男性的阳钢之气之间的联系，是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慢慢建立起来的，到了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才传播和巩固了下来” 。不仅仅是欧洲，西方在儿童和战争之间的新的关系从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关于儿童的国际公约的起草。但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种在西方还比较新近，在二十世纪的冲突当中又受到了严重的扭曲现象，对非洲大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非洲和西方儿童历史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表现方式的不同。经济结构也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决定了儿童与社会的关系。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倾向于将儿童从生产体系当中抽出来，使儿童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消费者。在非洲社会，儿童仍然代表着一种实质性的劳动力，动员这一劳动力是十分重要的。在有关这方面的很多研究当中，萨拉•贝里（Sara Berry）关于约鲁巴社会（les sociétés Yorouba）的经济变化和传递观念的研究表明，儿童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在变化，但把儿童看成是潜在的劳动力的观念仍然很强。28
历史学家还关注非洲社会在动员儿童劳动力方面有哪些特点。有些指出，向大西洋彼岸贩卖黑人的交易使很多社会失去了劳动力，很早就不得不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力，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样一来，贩卖黑人对非洲社会造成的损害可以说明为什么非洲社会把儿童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是一种可以在平时和战时动员的劳动力或人工。但这种论据还没有为所有研究大西洋两岸贩卖人口的学者们所接受。除了奴隶制对非洲社会的影响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同这一事实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指出，儿童也是贩卖黑人的受害者。比如戴维•艾尔迪（David Eltis）就认为，向新大陆转运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奴隶是不到十四岁的儿童。保尔•洛夫乔伊（Paul Lovejoy）认为，转运到外边去的奴隶和在当地受到剥削的奴隶之间的分界线，主要是在性别上，而不是在生理年龄上。他认为，十九世纪，大西洋两岸贩卖黑人的奴隶受害者百分之七十是男人，但儿童的数量呈增长的趋势。29非洲奴隶制的发展，不管与大西洋两岸的黑人贩卖是不是有关系30，总之是使儿童成了捕捉和劳动力动员的优先目标。洛萨林•肖（Rosalind Shaw）对塞拉利昂奴隶制回忆的研究成果表明，口头文学和故事当中有很多荆棘丛林中的野兽掠夺儿童的故事。这些故事无疑表明当地人害怕自己的孩子被人贩子抢走。31但是，大西洋人口贩卖，而且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殖民主义之前的奴隶制对儿童在非洲社会的地位以在平时和战时把儿童当作工具使用的逻辑的影响，还是应当以更加详细的方式进行研究。也许需要区别对待那些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经历过黑人贩卖的社会。我们还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殖民化的时候，奴隶制的废除对于奴隶儿童来说，是不是形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变化。
根据研究劳动历史的学者们的分析，奴隶制的废除所表达的，远不是对非洲的一种人道主义的愿望，而是为了建立起能够动员和剥削非洲劳动力的其它形式，建立起更加适合新殖民经济的形式。32但是，专门研究童工的著作很少。贝夫莱•格里耶（Beverly Grier）强调说，在殖民时期的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维）童工是殖民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部分原因是父系社会的结构，但是殖民地的法律也为此提供了方便。33哈密尔顿•西弗•西姆拉纳（Hamilton Sipho Simelane）对殖民时期的斯威士兰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4可惜的是这两项研究都比较孤立，只是涉及到南部非洲的个别案例。现在还没有移殖民之前和移殖民期间非洲社会儿童的历史研究。除了几项特别范畴的研究成果，比如对混血儿的研究35，或者对殖民宣传中儿童的地位的研究36之外，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学的空白。青年的范畴无疑引起研究非洲历史学的学者们越来越大的兴趣37，但是这些学者还很少有专门归纳儿童研究的。38今天，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在非洲战争中儿童的历史问题上存在着很多不明确的地方，很多泛泛而论的东西。比如，奥利弗•费莱（Oliver Furley）以对马撒依社会（sociétés Massaï）的研究为基础，认为殖民前的非洲不曾有过童子军的现象39，而戴维•洛森（David Rosen）则根据芒德社会（sociétés Mende）的例子，认为童子军是殖民时期之前就有的一种作法，与奴隶制度时的贩卖黑人有关。在为“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所作的一项报告中，托姆•贝奈（Tom W. Bennet）难能可贵地以明确的历史学视角，研究了童子军的问题。40他的文章主要以二手的资料为基础，对童子军是一种古老的“非洲传统”的思想提出了置疑。由于资料来源有限41，文章的很难区别年轻的成年人，青年人和儿童这些范畴，这使他的研究成果的意义受到了大大的限制。但无论如何，以上引述的都是以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为基础，并不是专门研究战争中的儿童问题的。当代专家对历史的参照缺乏精确性，其原因正是由于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研究。除了童子军的问题之外，在对非洲儿童问题的研究上对历史有着急迫的需要。我们对后殖民时期社会的动态发展了解得也许稍微多一些，尤其是处在战争中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年轻战士和童子军在这些国家所起的作用的确促使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一些政治科学的专家探索最近的历史。从这方面来说，阿布杜拉•易卜拉辛（Abdullah Ibrahim）和帕特里克•姆阿纳（Patrick Muana）对塞拉利昂青年的政治动员的研究非常值得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塞拉利昂在国内战争期间招募年轻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暴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精英动员青年人的传统的延续。根据他们的分析，一些从事政治军事的人招募童子军，与和平时期为开采塞拉利昂的钻石而动员像奴隶般的童工有着相似之处。42这些研究成果鼓励我们将童子军问题与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非洲经济中使用童工的更加长远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童子军的形象无所不在，被认为是现代的一种反差，使我们看不到对儿童的暴力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连续性。今天，在塞拉利昂或者刚果东部露天矿干活的未成年儿童和童子军的形象，在国际上所激起或动员起来的情绪是不一样的。但在这两种非洲儿童的形象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有一种很有前途的研究潮流在政治科学和人类学领域已经有了较大的规模，但还没有影响到历史的话语。一些研究人员，比如保尔•里查德，试图超越童子军“受害论”的话语。虽然他们也揭露战争期间对儿童行使的暴力，但他们也寻求说明，儿童也是战争的真正的参与者，在战争因素所强加给人的一些限制当中，他们也能够使用他们自己的策略。正如讲伊拉克北部一个难民营的故事的电影《Turtles can Fly》43中的主要公一样，孩子们也是参与者，他们的活动余地说到底比老一辈的人要大得多。
在战争期间，有些事会发生颠倒，从而使老一辈的人失去了对小一辈人的控制，有的时候整座城市会落入一些年轻人组成的团伙手中，而且这些青年团伙的头目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掌控制这些人。
一些先驱者——比如克里斯蒂安•吉弗雷（Christian Geffray）——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莫桑比克的一部分青年人来说，社会无法从经济和社会上接纳年轻人，参加武装运动是他们摆脱被边缘化的一种方式。44这些武装运动组成了真正的“社会战争团体”，年青人在团体里从俘虏到年轻士兵，按照明确的角色和地位，一级一级向上攀升。45阿尔辛达•洪瓦纳（Alcinda Honwana）把这一类的论理扩展到参战人员当中最年轻的人这个范畴。她不否认压迫和限制的效果，却又指出说，青年战士“在社会上占有的是中间的位置，处在成人的世界和青年人的世界之间，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活风格。在这些两栖性的空间当中，他们并不是没有行动的能力。他们既是清白的，又是有罪的，更主要的是，他们是战术的行动者”46。其实，如果我们很好地读一读阿赫马杜•古鲁马（Ahmadou Kourouma）47或者肯•萨洛•维瓦（Ken Saro Wiwa） 的故事，我们就会明白，童子军除了所忍受的暴力之外，其实并不是没有理智的。这无疑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隐暗的角落，很难探索，探索起来也很微妙，但是这个角落里也许隐藏着一些关键因素，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儿童和青年人参与了当代非洲的冲突。今天，关注撒哈拉以东非洲战争中的儿童问题的人需要历史。要想与人道主义组织只会揭露，只会指手划脚地教训人的做法决裂，历史的视角是必要的。人道主义组织的做法有其重要性，但有时候会妨碍我们真正地衡量这一现象的大小。通过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首先可以让我们以相对的角度来看待所谓非洲冲突的特殊性，并强调指出在战争中儿童被当作工具使用的这一可悲的，司空见惯的特点。历史学家还应说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冲突当中，童子军的行动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形式。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本文只能指出历史学关于儿童问题研究采取了畏缩不前的态度，相反对青年问题的研究却越来越多。我们现在还无法衡量非洲的人口贩卖以及后来的殖民化对撒哈拉以东非洲儿童的观念和境遇所产生的影响。但我们可以提出假设说，以更加长远的视角对童子军的现象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受益非浅：把战时和平时截然分开，也许影响了我们理解非洲社会儿童的作用以及儿童被作为工具使用的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可以引起人们关注人道主义的视角，同时指出，战时童子军的形象和平时未成年儿童的形象之间存在着令人吃惊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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