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巴威尔 著 吴万伟 译
我的学习经历是非常曲折的。当我回顾历史，发现就好像有一天整个事业都不在我的雷达屏幕上，第二天我明白了那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阿姆斯特丹，1997年我飞到这个城市，一年后移居那里。1但是直到1999年我在主要由穆斯林居民的社区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这个城市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几乎是完全隔离的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基本上由种族上的荷兰人组成，世俗的，自由的，由于婴儿出生率低，人口持续下降。另一个世界主要由穆斯林移民组成，生活在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分割开来的飞地，他们的独裁的领袖蔑视民主，人口迅速增加（由于婴儿出生率高，移民增加）。我很快发现这个区分在整个西欧普遍存在。显然社会摩擦越来越多产生了隔阂。
但是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或者不愿意讨论。当我来到阿姆斯特丹图书馆寻找这个方面的资料时，只见到两本书。（当时互联网远非现在这么内容丰富）一是美国学者约翰•艾波西图（John L. Esposito）《伊斯兰的威胁》（The Islamic Threat）(1992)，坚持没有这种威胁，另外一本是英国作家亚当•拉伯（Adam LeBor）的《转向东方的心》（A Heart Turned East (1997),赞美穆斯林为欧洲带来的“看不见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上帝和精神”2。
当然，有些思想深刻的观察家已经公开发表了对欧洲正在进行的转型的担心，但是我直到迁往奥斯陆后才明白。伊拉克移民瓦里德阿尔库巴斯（Walid al-Kubaisi）在1996年的回忆录《我的信仰，我的神话》（Min Tro, Din Myte）中描述了一个挪威的上层精英不仅不能鼓励融合，而且由于被误导的,优越感的对外国人的浪漫主义推动，积极地破坏融合以致于责骂自由派思想家（像al-Kubaisi）因为生活在西方的部分吸引力是西方的民主。3接着是社会人类学家乌尼维坎（Unni Wikan）多年来一直呼吁族群融合的努力。他被挪威政府聘请制订移民家庭计划，维坎敦促政府关注穆斯林妇女和儿童的公民权利，她知道其中的许多人在父权家庭中遭受严重的虐待，但是她的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政府挑战穆斯林丈夫和父亲的权威是非常不尊重的表现。当然，也有荷兰社会学家后来成为政治家的皮姆•福图纳（Pim Fortuyn），他的书《反对将我们的文化伊斯兰化》（Tegen de islamitisering van onze cultuur）采取反对约翰•艾波西图的立场，指出自己的国家中出现没有修养的穆斯林亚文化确实威胁了民主价值，而且荷兰除非认真对待这个威胁否则就要完蛋4。虽然福图纳的书1997年就出版了，我没有听说过，后来很长时间也没有。
这些声音虽然强烈，但是基本上是荒野上的声音，政界，学界，媒体都拒绝聆听。如果阿尔库巴斯的主张被主流媒体忽略，如果维坎的建议被不加思考地抛弃，福图纳虽然在荷兰老百姓中找到热烈的听众和支持者，却被荷兰精英阶层妖魔化。虽然他是个自由派，追求自由和男女平等，政治人物和新闻记者把他成为法西斯主义者。这种一系列的歪曲终于导致他2002年5月6日被绿党激进分子刺杀，凶手对刺杀动机的描述读起来就像主流媒体对他的指控的总结。
发言者被迫沉默了，但是他的信息继续在其他离经叛道的欧洲人的著作中表现出来，尤其是9-11事件刺激后，开始赢得人们的支持。比如，传奇性的意大利记者奥利阿娜•法拉希（Oriana Fallaci）在回应9-11的《愤怒与傲慢》（The Rage and the Pride）中（激烈的抗议a cri de coeur）写到“我非常非常非常生气，对冷血的，明晰的，理性的狂怒的生气，我想啐到他们脸上。”5“他们”不仅指恐怖分子而且指欧洲精英，他们必须摆脱时髦的反美主义和反犹太人主义，承认西方自由的真正威胁，并采取行动捍卫自由。文明，美国，自由，个人主义，西方对法拉希来说都是看不见的，为这些辩护的人是英雄，没有能承认它们的价值的人是傻瓜，试图毁灭它们的人是不能轻视的威胁。作为长期的左翼人士法拉希用激情的，漫谈式的，高度个人色彩的语言谴责左派人士的喜爱阿拉法特，称赞纽约市长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攻击穆斯林歧视女性，回忆采访巴基斯坦领袖阿里布托（Ali Bhutto），布托夫人回忆童年时代的包办婚姻，说“没有哪个宗教比我的宗教更压迫人了”。法拉希在本书中遵从《理性的力量》（La Forza del Raggione)对左派的谴责，像伊斯兰教“认为自己得到善良和真理的上帝的亲吻，像伊斯兰教从不承认犯罪或者犯错误，难怪意大利人中皈依伊斯兰教者95%来自左派。”6
法国人对公立学校戴头巾的争论引起两本简短的，热情的书，由居住在巴黎的伊朗小说家查哈多特德嘉宛（Chahadortt Djavann）撰写,开头说“我戴头巾十年了”不戴头巾毋宁死，和（Que pense Allah de l’Europe?）(书中她把头巾比作纳粹时代欧洲的犹太人被迫用的黄星（yellow star）。7 激烈的抗议也来自索邦大学（Sorbonne）历史教授盖伊•米利埃（Guy Millière）,在书《Qui a peur de l’islam!》中令人信服的说“伊斯兰将成为21世纪法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决定法国生存还是灭亡”。从荷兰作家和媒体人物梵高（Theo van Gogh）在一系列的报纸专栏挑衅性的标题如安拉无所不知（Allah weet het beter ）冒失地刺穿伊斯兰和欧洲传统的虔诚信仰。8其他的书如果说不那么爱争辩的，却同样是紧迫的。在丹麦，《西方的伊斯兰》（Islam i vesten）是多数为穆斯林难民的文集，书中坦率地讨论了伊斯兰教教义，人权，男女角色。《战争之家》（I krigens hus ）考察了在穆斯林世界一个世纪之久的反对西方背景下欧洲伊斯兰的兴起。9挪威的一本文集《美好的意图，糟糕的结果》（Gode formål—gale følger）考察了该国移民政策的历史和后果，而《女性融合》（Feminin integrering）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几个欧洲国家的移民数量并没有通过婚姻融入主流社会，相反他们和国外的伊斯兰信徒结婚仍然处于隔离的状态。10
与此同时，维坎的《慷慨的背叛》（Generous Betrayal）承认总体上美国的移民政策收到理想效果，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11为什么？她承认差别在于美国人的现实主义和欧洲人的天真。不是从美国人移民政策的成功历史中学习经验，欧洲政策制订者认为美国是冷酷的物质利益主义者，国家强迫移民去掉自己的身份认同，听任他们在激烈竞争的经济体制中挣扎。他们推行一种自认为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多元文化的政策。(维坎称为“不现实的乌托邦空想”)在这个途径下，既不鼓励工作，也不鼓励融合，对待移民非常慷慨，他们相信小心谨慎地对待，保持一定的距离将会得到移民的感激。但是这个政策的后果是年轻的一代欧洲出生的穆斯林女性中大部分和她们在北非和南亚村庄里的老祖母一样受到压迫过着隐居的生活。一代欧洲出生的穆斯林男性没有谋生技能，不服管教，对不切实际的恩人充满蔑视，很容易成为极端伊斯兰分子和恐怖主义征募者蛊惑和猎取的目标。
在《慷慨的背叛》中维坎讲了几个故事说明了对移民传统的错误的“尊重”如何导致对个人权利的拒绝。其中一个传统是包办婚姻。维坎写了挪威出生的姑娘爱莎（Aisha）,父母决定把她运回故乡摩洛哥强迫她嫁人。当时爱莎14岁知道了这个可怕的后果后向挪威儿童保护机构求助，但是为了不被看作缺乏文化敏感性，他们拒绝干预。另外一个传统是“荣誉处死”（honor killing）即通过处死被玷污了的女性家人（比如被强奸了）而恢复家族的荣誉。维坎在她的书《为了荣誉》（For ærens skyld）中描写了这种风俗，让人忧虑，不仅因为描写了被家人残酷处死的姑娘，因为维坎让人吃惊地坚持认为那些处死自己家人的凶手也是受害者，她的主张是文化意识形态强加在他们身上无法摆脱的义务。12(使用同样的逻辑，人们可能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把小孩往毒气室中扔的军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纳粹种族理论的无助的工具。)
所有这些书都表达了多数普通欧洲人的担心，打破了欧洲政治界，学术界，媒体精英对于移民和民族融合问题上沉默的墙壁。总体上看，它们描绘了移民社区越来越和主流社会隔离的阴森的图画，欧洲出生的年轻穆斯林男人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加入伊斯兰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阵营，欧洲的主流社会过分沉溺于政治正确而不能勇敢面对这个问题。有些书强调受这些问题影响最大的人好像是穆斯林自己，被虐待的妇女到妇女保护中心避难，蹒跚学步的孩子忍受割礼的折磨（clitoridectomy）,孩子被送往外国像监狱一样的可兰经学校（Koran schools），十多岁的姑娘被迫嫁给文盲地痞，这些人认为打骂妻子是上帝给予的权利。
第二节
在造成欧洲移民社区困难过程中，伊斯兰本身起了什么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普遍的共识。伊斯兰世界问题专家维坎解除了伊斯兰的所有责任，认为麻烦在于某些文化中主导地位的宗教碰巧是伊斯兰，而表示宗教本身的问题。在穆斯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阿尔库巴斯提出相反的观点坚持认为穆斯林社区消极黑暗面不能和伊斯兰脱离关系，因为伊斯兰是造成这样的社区的最强大力量。
最近一些书试图探讨西方对穆斯林信仰以及它与欧洲融合危机和反恐战争的关系的越来越多的好奇和关心。在《伊斯兰的危机》中，杰出的学者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尽管强调他对伊斯兰没有憎恶，（给予单调和贫穷的生活尊严和意义，教导不同种族的人兄弟般友好相处，并不必然把它看作有问题（伊斯兰不是西方的敌人）,但是他承认世界上对于伊斯兰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的观点大部分来自穆斯林教义和历史。13但是他接着说伊斯兰的西方观点（尤其是美国观点）也受到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强调了埃及激进分子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当代伊斯兰思想的强大影响。此人1940年代在美国居住的两年让他见识了建立在“好时代”和“好玩”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库特布的阿拉伯文著作中就没有翻译这些词）,对从上教堂的机会到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等一切东西都厌恶之极。伊斯兰的魔鬼不是“帝国主义者或者剥削者”而是“诱惑者”路易斯说，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或者剥削造成了伊斯兰分子而是美国文化的诱惑力，强大的吸引力让他们感到害怕。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者是由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产生的呢？路易斯指出虽然绝对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包括苏联在境内严厉镇压伊斯兰）对穆斯林生活的破坏性远远影响超过美国曾经做的事情，但是穆斯林领袖批评俄罗斯比批评美国要少得多。（有些穆斯林国家拒绝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甚至公开为这个行动辩护）同样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比阿拉伯和以色列所有战争加起来的总和多得多，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么，为什么穆斯林这么反对以色列呢？路易斯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一个人们不能自由批评自己主人的社会中，“以色列就充当了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压迫的替罪羊，一个转移愤怒的出口”。（人们可能说这样起作用吗？在阿拉伯语教材和媒体上提到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不管是在穆斯林世界还是在欧洲都像是纳粹宣传的腔调）但是路易斯表现出对普通穆斯林百姓的同情，认为大部分恐怖分子是极端瓦哈比教派（Wahhabist theology）的信徒，这个信仰的实践者多数不是极端分子，9-11事件不符合可兰经的戒律。
在这些方面，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强烈反对。在《揭开伊斯兰的面纱》（Islam Unveiled）中，尽管承认尊重穆斯林，“伟大的中世纪的文明”，他连续考察了一连串的风俗如奴隶制，一夫多妻制，少儿婚姻，女性歧视，不平等的离婚法律，叛徒的死刑，异教徒的惩罚，在每种情况下，他都大量引用可兰经或者过去和现在的可兰经学者的著作说明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伊斯兰教赞许的。14斯宾塞反驳路易斯认为瓦哈比教派的主张体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观点，认为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认为“可兰经（Qur’an）是字面上的永远正确的，包括对暴力的告诫。有些穆斯林自由派认为可兰经对战斗的告诫是呼吁发动对罪恶和错误的精神战争，但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更加严厉的批评来自1995年发表的笔名为瓦拉克（Ibn Warraq）的“我为什么不是穆斯林？”（Why I Am Not a Muslim）在9-11之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15瓦拉克在穆斯林国家长大但是现在成为世俗的人道主义者，崇尚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他写这本书（标题显然是受到罗素（Bertrand Russell）“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启发）是作为对1989年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杀令（fatwa）的回应。瓦拉克写到“一个人有机会表现生死重要问题立场是非常罕见的，拉什迪问题和伊斯兰的兴起就是这样的两个问题，这本书就反映了我的立场。”他的批评毫不留情：“对于女性，非穆斯林，异教徒，伊斯兰文明中显示的奴隶的令人恐怖的行为是可兰经以及伊斯兰学者制订的原则造成的直接的后果。伊斯兰法律是极权特征的理论基础，目的是控制个人生活从生到死的每个方面。”他承认这个理论并没有总是付诸实践，换句话说，伊斯兰文化常常没有可兰经规定的那么严厉，但是他接着说在女性割礼上，一直非常严厉。他坚持说“艾波西图和所有伊斯兰的西方道歉者不能明白的是伊斯兰是个威胁，是对成千上万穆斯林的威胁。”
瓦拉克的书中的一个高潮是他讨论欧洲作家和学者的精彩言论，这些人对伊斯兰一知半解的着迷产生宽厚的形象帮助形成现代西方对穆斯林文化和信仰的观点。比如不仅伏尔泰和吉本（Gibbon）崇拜伊斯兰缺乏专门的神职阶层，以及所谓的理性主义和启蒙。对暴君有慈悲宽宏的卡莱尔（Carlyle）崇拜穆斯林对于强大领袖的偏爱。这些人发现伊斯兰是个用来鞭挞基督教的有用的鞭子。简而言之，瓦拉克强烈反对西方的“东方主义”，但是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基于外来者对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解释本质上来说是有文化偏见的，因而是不合法的而拒绝不同，瓦拉克反对它因为它浪漫的拒绝全面的观看让人不舒服的现实。
像斯宾塞,瓦拉克花费大量篇幅一条一条对伊斯兰历史和神学进行批评分析。虽然他的对于可兰经历史错误的非常详细的观点，伊斯兰法律和普遍的人权宣言的不一致地方，革命理论的合法性对世俗读者好像更难启示性。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章节（其中他对比了欧洲人帝国和穆斯林帝国对臣民的态度）关于dhimmitude (在穆斯林国家强加在非穆斯林身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关于伊斯兰对异端邪说的迫害，关于穆斯林女性的角色（他引用了保护强奸犯，惩罚受害者的法律）是引人入胜的。瓦拉克认为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ed Ali Jinnah）“设想的基本上是世俗国家”。他喜欢威士忌和猪肉在当今巴基斯坦“很可能在公开场合被严厉批评”。尽管可兰经禁止同性恋，但是“阿拉伯语有些最伟大的诗人经常以最直率的，让人想象到的直白的语言赞美同性恋。”就像斯宾塞的书包含一章题目是“伊斯兰和自由民主相容吗？”（末尾引用发人深省的大卫•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的话来说明没有人能够在伊斯兰世界建立公民社会）瓦拉克也有一章题目是“伊斯兰和民主和人权相容吗？”（他的回答是干脆的不）瓦拉克结尾的句子呼应了1995年的话“最终的战争可能不是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进行，而是在尊重自由的人和不尊重自由的人之间的战争。”
《离开伊斯兰》（Leaving Islam）瓦拉克的最新著作，是研究伊斯兰叛徒，对他们的惩罚就是处死。16他回顾了穆斯林世界最著名的叛徒和自由思想家的历史，大量引用了从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他的诗很少表达正统思想)，提供了好几页值得异端言论从反对宗教的诗人（al-Maarri(973?058):“穆罕默德或弥赛亚!你听我说，根本就没有完整的真理，创造太阳和月亮的神，怎样把光亮普照大地，我怎么看不见一丝。”但是《离开伊斯兰》大部分是离开伊斯兰的人的证言。有些人皈依基督教或者印度教，但是多数人自称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或者人文主义者。他们质疑伊斯兰的原因各种各样。有些人厌恶教徒的虚伪，对女性的虐待，或者憎恨犹太人，印度教徒，或者同性恋者，也有些人因为信徒的美德没有得到上帝的回报而失去了信仰。有些人发现可兰经缺乏道德力量，有些人觉得它不合逻辑。有些人拒绝了神的观点，还有些拒绝伊斯兰的神的地位的看法，认为太狭隘了。巴基斯坦裔美国哲学家伊凡卡瓦珈（Irfan Khawaja）记得在17岁的时候阅读过萨义德的《东方学》，他更喜欢（伯纳德•路易斯）抱怨说“北美和英国的穆斯林社区恐怕是最不负责任的。如果谈到伊斯兰可能面临的现实的时候，因为他们“应该知道得更多些”，同样的，在五岁的时候认定可兰经宣扬的理论是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接受的思想的一个巴基斯坦男人抱怨说西方的宗教学教授除了伊斯兰教，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宗教都被他们批判遍了。
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对此抱怨深有同感。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极端的儿子》（Radical Son (1998)）讲述了他的政治历程, 霍洛维茨对左翼美国学界和激进分子的行为惊骇不已。他们本来声称支持女性权利和同性恋者权利，但是自从9-11之后，和反对这些权利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同流合污，一相情愿地为他们开脱，为他们辩护。17正如霍洛维茨在《非神圣的同盟》（Unholy Alliance）中强调的，某些左派分子和伊斯兰法西斯分子的合作关系不是体现在他们共同的信仰上而是体现在共同的仇恨上（美国资本主义）和共同的心态上（纯粹化，末日恐怖的，空想的）：“两个运动都有极权主义者的愿望要把革命法律推行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都遵从公正法则，要求绝对的忠诚。”像路易斯一样，霍洛维茨回顾了西方极权主义和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历史渊源：“1930年代及其以后，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学习榜样。195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共产国家结成军事和外交同盟，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对西方进行谴责。”后来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赢得了西方左派的支持，通过“把自己的运动描绘成受压迫者的革命。”时至今日，许多把卡斯特罗看作对抗美国巨人（Goliath）的英雄牧羊人大卫的人毫不费力地就能把伊斯兰领袖当作勇敢的受害者。霍洛维茨一直被指责，被贴上伊拉克战争反对者反美标签，他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他尊重反对战争的基本立场，但是他并不赞同那些否认穆斯林世界压迫人的现实，或者那些花言巧语把西方民主等同于塔利班暴政的人。
第三节
在谈论伊斯兰问题时，这些书的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们都拥抱一个信念或者偏见，那就是鼓励欧洲移民的多样化。他们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这些新来欧洲者这么坚决地拒绝融合。但是没有一本书解释欧洲穆斯林的处境，在复杂性上和能力上比埃及出生生活在瑞士的犹太人作家自称巴特耶（Bat Ye）(希伯莱语意思是“尼罗河的女儿”)的书《欧拉比亚：欧洲阿拉伯轴心》（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更出色。她在书中说大量移民和很少的民族融合不是欧洲领袖善良天真的愿望造成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欧洲左翼人士和阿拉伯国家政府在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广泛合作的后果。这个合作的长期目标就是把地中海两边融合起来成为一个联邦式的实体。18耶厄（Ye’or）称之为“欧拉比亚”（阿拉伯人的欧洲）
这本书实在太重要了。耶厄简直是发现了欧洲穆斯林关系的大一统理论（Grand Unifying Theory of Euro-Muslim relations）。当然，刚一看，她的解释好像太简单，人们可能纳闷她是否在宣扬一个偏执狂的阴谋理论，比如《布鲁塞尔老年人协议》（a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Brussels）但是她的引用完整，研究可靠，显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她的故事的核心是所谓的欧洲-阿拉伯对话（Euro-Arab Dialogue (EAD),欧盟和阿拉伯国家共同的倡议，闭门会议，议题保密，因此活动“免于别人的审查或者民主的控制。”EAD努力的一个结果就是制度化，在欧洲的媒体，学校，大学，推行严格的政治正确原则造成对美国和以色列本能的敌意和不容忍对阿拉伯政府和移民的批评。耶厄说欧洲人愚蠢地忍受了这些。“三十年的灌输，”尽管多数并没有包含仇恨，但是对于美国，犹太人，以色列的憎恶的文化确实形成了，尽管“欧洲理论家和欧洲老百姓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难以避免的影响，表现在最近这些年在欧洲城市里爆发的巨大的反美示威游行。
这个欧洲和阿拉伯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当法国领导人不是和在争取自由的事业中并肩作战的盟友美国建立牢固的战后同盟，（他们先被纳粹打败，很快可能被共产主义打败的危险），而是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并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走中间道路，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恢复法国已经消失的部分权力和荣誉。正如拿破仑曾经试图把整个欧洲都控制在法国手中，拿破仑的侄儿拿破仑三世企图建立“一个阿拉伯帝国从阿尔及尔到土耳其的”，因此法国的领袖现在目标是形成基本上由法国主导的欧洲联盟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其保护地。其观点是法国作为巨大实体的领袖可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领袖角色，作为苏联和美国的中间人。出于这个心狠手辣的，不讲道德的算计，产生了欧盟和欧洲阿拉伯对话EAD。
可以肯定，对法国来说得到帝国一样的东西不是欧盟或者EAD的唯一目的。在和阿拉伯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欧洲领导人还有其他动机如赢得市场，安抚恐怖分子，确保欧洲石油供应。为了这些目标，欧盟给独裁者和恐怖组织输送大量金钱，让欧洲-阿拉伯对话发生改变，奇怪地夸张的对阿拉伯文化和压迫性的阿拉伯政权的称赞，对美国和以色列强烈的谴责，吸收和支持了数百万的阿拉伯移民。按照耶厄的说法，欧洲无法融合这些移民是绝对故意的，是通过EAD的特别安排的结果，保护移民的独特性，排他主义，保持原有国家中的管辖权。” 耶厄预计随着欧洲阿拉伯人口继续增加，高卢人的横跨地中海的大帝国的梦想将真正成为现实，但是它不是欧洲人领导的自由人民的联盟，而是暴虐的阿拉伯哈里发的辖地。
《欧拉比亚》让人大开眼界，要求任何对理解欧洲当代困境及其未来命运有严肃兴趣的人阅读。可以肯定，我强烈质疑整个欧洲政治框架努力把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的意义。为了这个目标，努力鼓励移民和阻碍民族融合。正如耶厄自己承认的，最近一些年，欧洲有些政府实际上采取措施强迫融合，阻挡移民潮。虽然有些欧洲领袖也许真的在努力为欧洲-阿拉伯融合而努力，人们还是怀疑他们中很多人要么是拒绝承认推行的政策后果的没有责任心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要么是试图从自身的行为中获取利益的玩世不恭者。
耶厄回顾了几十年来欧洲阿拉伯合作的幕后交易，通过对话与肯那斯.提莫曼（Kenneth R. Timmerman）在《法国背叛美国》（The French Betrayal of America）记述了法国伊拉克之间的秘密合作，包括军火贸易，回扣佣金，贿赂等。19在法国生活多年的记者提莫曼决不是能说会道的法国批评家，愉快地承认法国在冷战时期对美国和以色列友好的行动，尤其是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当总统的时候。比如密特朗秘密资助以色列当它拿走伊拉克的法国生产的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偷偷地安排让他的共产党员交通部长不卷入战略调动计划（担心他把这些泄露给苏联）印象最深刻的是，和美国分享法国间谍收集的关于苏联试图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惊人的情报财富。虽然是个社会党人，密特朗“选择美国作为他的盟友”，因此，帮助里根赢得冷战”。但是如果说密特朗在和苏联对抗上和美国站在一边，他反对美国介入北非事务（明显的是1986年攻击利比亚）因为法国政治阶级认为非洲，这个法国政党的佣金和贿赂的丰富来源，是他们的“私有领地”。密特朗对冷战的忠诚的支持也不持久：在80年代后期，金钱上的考虑让他“改变立场”向苏联出售军火。
虽然如此，他和前任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该政府同意和伊拉克进行核合作协议中禁止犹太人参与)或者后任希拉克（Chirac）比起来还是个好的盟友。希拉克常常称萨达姆为他的“朋友”在海湾战争后帮助他免受联合国制裁。希拉克的腐败程度几乎毁了他的政治生涯，9-11事件挽救了他。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人反击，转移了人们对他肮脏的欺骗行为的注意力，使他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家和和平制造者。9-11恐怖分子不能做到的被右翼极端分子让-玛丽•勒庞（Jean Le Pen）做到了：在2002年选举中，勒庞最后成为希拉克的挑战者，让法国除了勒庞一小撮之外的每个法国人都站在希拉克一边。在赢得80%以上的选票当选后，希拉克简直被看作法国的救星“成为法兰西永恒价值的化身”。
所有这些都让阅读提莫曼对希拉克的卑鄙的贿赂和管钱袋的人的风流社会行为描写成为引人入胜的事情。从希拉克办公室厕所的存放的现金到奥尔赛堤岸（Quai d’Orsay）外交官官邸外面垃圾袋里的美国和联合国的保密文件。这些是不能容忍的，就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希拉克和萨达姆分享的情报。提莫曼的描写让从水门事件以来的华盛顿丑闻的整个历史简直就是女童子军的糖果把戏。他指出那在以前曾在我身上发生过。法国人对于他们的政治人物玩世不恭，腐败堕落司空见惯，因此很自然的认为美国的政治人物也是如此。人们或许回忆起在戛纳人们对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华氏9-11》（Fahrenheit 9/11）的欢呼，对于虚假和廉价的影射的模仿和拼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领袖真实生活中的贪婪和背信弃义让电影中对美国领袖的最强烈的指控都相形见绌。
但是《法国背叛美国》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贪婪的历史记录。也是对于权力和法国光荣的美好时光的留恋。和法国人密切工作的美国官员告诉提莫曼说“法国不是美国。他们就是不能克服这点”。提莫曼引用的段落从希拉克的密友维拉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现在法国总理)的书，提供了政治精英心态的让人担心的深邃观点。正如提莫曼指出的“一贯地倾向于独裁政权而不是民主，不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欧洲”。他观察到维拉潘对美国权力赤裸裸的羡慕，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旧情绪（拿破仑时代）。“当法国人被一个强大的国家征服的时候，只有服从”表明“一个危险的错觉，和对独裁政权的偏爱。”他们当然描绘了从现代欧洲历史中没有吸取经验教训的政府。一个法国政治人物告诉提莫曼说“当今法国外交政策继续认为伊拉克是个可以分享的蛋糕，而不是可以建立的民主国家”。看看维拉潘的顾问的评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指责（非法军火交易），但是没有签名（合同上的）我们被看作玩世不恭不讲道德的国家，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态度应该带来的生意。”
提莫曼同意盖伊米利埃（Guy Millière）的观点希拉克支持萨达姆基本上是因为后者在法国穆斯林中的崇高地位。他引用米利埃的话说“法国领袖决不会采取一个让激进的年轻穆斯林生气的决定”希拉克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就会造成“法国郊区的暴乱”(法国穆斯林社区的大部分都在城市郊区)20在法国这种妥协心态是本能的反应。在诺曼底登陆日（D-day）60周年纪念日前，提莫曼引用法国地方官员的话说，在《世界报》（Le Monde）上大声宣扬这种担心“我们要通过诺曼底传递给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什么信息，通过接受布什和普京在这个壮观景象和场景？”
第四节
从通过各方面展示欧洲面临的挑战的所有这些书到提摩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是从现实穿过镜子进入虚幻。21我在本文中谈到的作家中的大部分受到学术界的讽刺和批评，说他们缺乏政治正确意识。相反提摩西•阿什作为牛津大学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胡弗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他被看作世界一流的欧洲问题及其欧洲未来的专家，他在书中经常提起他参加的有关重大问题的让人敬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总而言之，他是欧洲学术界精英的代表，他的书的主要价值在于绝对准确地体现了当代欧洲精英的心态，傲慢，自以为是，和愚蠢。因此，值得我们仔细看看。
提摩西•阿什集中在他说声称的当今欧洲最重要的问题---欧洲戴高乐主义者（Euro-Gaullists）和欧洲大西洋主义者（Euroatlanticists）的冲突。前者希望欧洲成为平衡美国力量的砝码，后者寻求和保持与美国的密切联系。英国作为美国和欧洲的关键环节，在这场冲突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他问，英国应该转向哪边？他的回答是：两边都要顾。他反对美国或者欧洲更优越的观点，主要立场是美国和欧洲属于发达的自由民主的大家庭，“美国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些，欧洲在另外一些方面做得更好些”。这些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当他继续发展这个观点的时候，就把现实抛到脑后了。
尽管他试图让这本书成为对欧洲未来前景的展望，但是他完全忽视了两个关键的问题：欧洲日益增长的，越来越疏远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和欧洲面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脆弱性。他根本不同意法拉希和福图纳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的担心，反而认为这两个作家是麻烦制造者，指责法拉希的《愤怒和傲慢》“华而不实”，回应了荷兰精英的对福图纳的妖魔化，不诚实地把福图纳等同于极右派勒庞和奥地利的约尔克•海德尔（Jörg Haider）。他说这三个政治人物推行“破坏性的民粹政治”并“很可能颠覆欧洲民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的政党体制”，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事实：欧洲的政治精英已经这么脱离群众，这么不愿意正视群众关心的问题，因此许多选民不再支持他们。不幸的是，在有些国家选民除了转向极右分子如勒庞和海德尔没有别的选择。在荷兰福图纳成为自由主义的烈士，最近被荷兰人命名为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提摩西•阿什把他归类为法西斯分子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正如他看到的，欧洲兴起的自我隔离，反对民主的少数民族不是问题，问题是有些人关心这个发展。他解释说“欧洲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需要更多的移民来支持靠养老金生活的人，移民多数是穆斯林，对于穆斯林越来越多的欧洲来说，确定自己反伊斯兰世界是荒唐的，无异于自杀。”欧洲需要移民支持其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是个事实，但是这并不能也不应该关闭提出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大门。他指责说欧洲人没有让穆斯林产生在家的感觉，使他们仍然觉得不是真正的欧洲人。这是真实的，正如阿尔库巴斯明白指出的，那些愿意融入欧洲社会的移民往往受到限制，但是打击他们积极性的不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市民提摩西•阿什倾向于称他们为种族主义者，而是像提摩西•阿什这样愿意保留自己“文化优越性的”精英阶层。同样真实的情况是许多穆斯林移民并不想成为欧洲人，而这个事实提摩西•阿什是不大愿意承认的。在他看来，麻烦在于“民粹主义者，反对移民的党派”赢得了“不那么富裕的非本土出生的选民的支持，他们反对自己传统方式的任何剧烈改变，指责移民造成了犯罪率提高，和大量人员丢掉了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实际上到了亚洲。”这是不诚实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对待诸如利兹和伯明翰地方的劳动者合法担心，他们的生活因为社会问题而面目全非，但是在牛津大学，这些只是抽象概念。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一章又一章忽视或否认这些问题后，提摩西•阿什突然改变面孔，承认（在197页）欧洲面临伊斯兰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的解决，“我们在未来一些年将面临欧洲国家政治灾祸的螺旋式下降。阻止这个下降趋势是未来十年欧洲国内政治唯一最紧迫的任务。也许已经太晚了。”在196页之前一直假装欧洲政治的紧迫任务在其他地方之后突然承认这个，承认之后，马上把这个话题又抛到一边，继续谈论更舒服的幻想，即欧洲人真正的困境是英国如何把欧洲和美国团结起来。
虽然本书题目是《自由世界》，自由并没有在其雷达屏幕上占据重要地位。实际上，尽管他引人注目的连续使用“自由”这个词，他追求的是以典型的欧洲精英的方式，把注意力从自由转移到贫穷上来：不是把人们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是我们应该保证他们“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这是个清晰的观点，如果你和他争辩就好像你不关心贫困问题一样。但是他在玩文字游戏，劫持了“自由”这个词，认为自由就是对经济上的福利是有害的，而实际上正相反。至于他的副标题提到“让人惊讶的未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他提到比如美国拒绝承认京都议定书，美国需要尊重联合国等都是标准的陈词滥调。
提摩西•阿什也是典型的欧洲精英代表在漠视人类痛苦的现实方面。关于推翻萨达姆政权，他写到“是否能够称得上大屠杀也是一个最严重辩论的问题”。（需要多少死亡的孩子的坟墓才算够？我们开会讨论一下）他可以称得上西德那些急于重新统一德国的左派政客的典型，通过对苏联妥协20年，最终达到这个目标只是因为苏联垮台了，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功劳。他漫不经心地说“不要在乎路线的差别”，急于模糊为共产主义涂脂抹粉和解放人民的区别。像其他欧洲精英一样，他不相信真诚的爱国主义，崇拜欧盟，高声宣扬宗派性的欧洲人爱国主义（我们可以唱欧洲人的国歌，欧洲的象征，欧洲的国旗）鼓励“对整个欧洲的感情认同”。他进一步指出欧盟应该被德国，法国，英国领导。这怎么符合民主的原则呢？让人吃惊的是本书中有好多遥远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操纵群众的指南。他对欧盟的浪漫主义让人回想起早期欧洲的浪漫主义（拿破仑，第三帝国，共产主义）他和这些一样根本与热爱自由无关，却处处体现精英渴望形成大欧洲的意图。
为什么欧洲需要欧盟？提摩西•阿什的回答是“防止我们重新陷入过去战争和野蛮的糟糕的日子”，但是欧盟怎么就能保证免于“野蛮行径”呢？难道他没有看到自己对待恐怖主义和欧洲穆斯林的态度不正是以前欧洲自杀性的绥靖政策的翻版吗？他赞美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欧洲民众产生了新的欧洲，但是他是否感到不安呢，抗议者中很多人挥舞着标语牌把美国领袖等同于萨达姆，因而证明了欧洲人分不清民主和独裁的区别？他赞许地引用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对战后局势的观察:“子宫里已经有胚胎，从中很可能再爬出来一个希特勒”对于布莱希特来说，子宫就是资本主义，提摩西•阿什不同意这个观点，说子宫是“人的本性，被一些欧洲典型的愚蠢方式改变了”。但是他避免提到布莱希特是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因此很难说是个新欧洲的光彩形象，而是让人担心的典型，体现了一再证明了的欧洲人抛弃一种形式的独裁马上又拥抱另外一种形式的独裁。在提摩西•阿什看来，把民族国家等同于欧洲历史问题，主张不民主的欧盟超级国家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好像和布莱希特诅咒希特勒称赞斯大林一样愚昧无知。提摩西•阿什没有看到的是“欧洲独特的愚蠢形式”体现在布莱希特本人身上----受暴君的吸引，不能够欣赏和保护自由。
这个问题在《自由世界》中不断出现。他写到“即使联合国有可能完全由秘密的美国人（民主国家）组成，也是深深不是渴望得到的，因为怎么说世界政治的生物多样性—更不要提单纯的无聊了”。这可能是本书最让人恼火的句子了：显然，让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独裁统治下而不是民主社会中更好，因为它让联合国更有趣对提摩西•阿什之流。(这不是本书唯一的地方，的言论听起来就像戴维•络奇（David Lodge）小说中自我陶醉的学界明星的可笑人物)同样的，他蔑视—一点都没有创造性---“人类幸福的秘诀是神秘的，无法从沃尔玛超市中购买。”你在沃尔玛当然能得到更多的幸福，比起你在苏联时代的莫斯科食品市场上。同样道理，人们可以说人类的幸福不能被社会民主党包办一切的国家支配,这个说法至少在这个上下文里更相关些，因为美国并没有假装提供幸福。（美国缔造者的想法是国家不干预你的事情，给你足够的空间寻找你的幸福）欧洲社会民主的前提是政府，如果政府干预足够，就能提供一个秘诀确保自己公民的幸福最大化。
在最后一章谈到美国的时候，提摩西•阿什问到：自由的人是否对不自由的人漠不关心呢？不管人们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如何，有一个事实是成千的美国士兵在这些国家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正是遵循了这个原则决心给不自由的人带来自由。但是这里，他再次不谈这些，而是谈论重要的东西，比如参加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参与对话。通过消除西方和伊斯兰文化的区别，他写到“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民兵团伙强奸，对于穆斯林母亲和犹太人母亲是一样撕心裂肺的”或许是这样，但是犹太人父母决不会想到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把这个可怜的姑娘处死。(这样的荣誉处死尽管在欧洲很普遍，决不是提摩西•阿什的现实的一部分)他写到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的知识，有多少非穆斯林知道穆斯林的开斋节（Eid-ul-Fitr）是哪天，是关于什么的？”(我的教授大人，你不用担心，按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没有多就，所有的欧洲人都会知道的。)我倒要提出对于欧洲民主命运的更重要的问题：比如，丹麦的多少穆斯林能说丹麦语？在他的建议中有一项是欧洲鼓励“成立阿拉伯联盟”他没有提到阿拉伯的民主，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腐败的阿拉伯政府联盟比一个非统一的腐败阿拉伯政府就更好些。想象一下“2025年欧洲最好的情形”，欧洲的“合作伙伴”包括阿拉伯国家，俄国，“从马拉喀什（摩洛哥西部城市）经过开罗，耶路撒冷，巴格达，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赞叹到“那可不是一无所有。”是啊，，但那是欧拉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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