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可能嗎？
Rolf Bergkvist著 Linn Hjort英譯 兆立中譯
社會改革，群眾化的組織，在北邊野心勃勃的超級大國：委內瑞拉社會正處在驚人的變化之中。但是，隱藏在雨果．查韋斯關於新世紀的社會主義的言論的背後，現實情況和社會機制是屬於哪一種呢？委內瑞拉向哪裏走？
在今日的委內瑞拉，真的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嗎？在目前這個時期，美國政府可以公開誣衊某某國家藏有“巨大殺傷力武器”，然後運用軍事力量開戰，並且佔領別人的國土，這樣的問題似乎有點不大現實。但是，提出這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倒不是像表面看起來的那麼奇怪呢！
委內瑞拉總統雨果．查韋斯在2005年五一勞動節的長篇演說中宣佈：“要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達到我們的目標是不可能的，要找到一條中間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我現在請求全體委內瑞拉人民在新世紀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必須為二十一世紀建立新的社會主義。”
在這裏，請求的人不是學術界人士或理論系統建立者，而是走到革命進程前線的人物。這一段話並不是在勞動階級的紀念日所使用的暫時的措辭，而是反映查韋斯去年幾篇演說中已然很清楚的政治激進立場。
查韋斯已在去年八、九月──在嬴取了人民繼續信任他擔任總統的全民投票之後──就開始指出現在必須“在革命中進行革命”。他在好幾篇演說中猛烈攻擊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不人道的制度。他在今年開始強調有必要為新世紀“發明”新社會主義。
也許應該被指出的是，為了使這個對比更清楚，同一查韋斯，在1998年的總統選舉之後，堅定地主張他要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採取“中間道路”。現在，他要的道路卻是“玻利瓦爾革命”，並不是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中間道路。
進展
政府到目前為止的成就，詳細情況暫且不說，只是簡要列舉以下幾點：
（一） 發動土地改革運動，將未開墾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貧農和農業工人。
（二） 完成掃除文盲運動，使一百五十萬人民學會唸字和寫字。
（三） 讓窮苦兒童接受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
（四） 開展全面的技能發展計劃以減少失業。
（五） 在最貧困的社區建立300個初級保健護理中心，提供免費保健服務。
（六） 對160種主要食糧和60種家庭必需品實施價格管制。
（七） 建立超級市場連鎖店，食物的價格獲得政府很多補貼。
（八） 在最窮苦的社區設立施食處，免費或以低價供應食物。
（九） 停止所有將本國石油工業私有化的計劃。
（十） 開辦新銀行，向小公司、工人和婦女的合作社提供低息貸款。
（十一）引進拉丁美洲另類計劃，代替美國大公司要設立的自由貿易區。
這些改革措施的明顯結果就是對民主的信念大為提高了。根據智利公司Latino Barometer去年夏天的調查指出，整個拉丁美洲對“民主”的支持已經降低，自從1996年以來，已經降落了8%，整個大陸的平均數則跌至53%。
調查中唯一例外是委內瑞拉。委內瑞拉人民對民主的信任已經增加12%，達到74%。這些數字也被1998年以來參加選舉的人數增加所證實。1999年4月的全民投票（議決是否建立立憲會議），委內瑞拉39%人口投了票。2004年8月的全民投票，議決確認或終止查韋斯的總統職位，75%人口投了票──委內瑞拉投票的歷史上最高數字之一。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民間組織相當大的增長。很多民間組織是在最近五年中因為開創的社會改革而興起的。免費的保健護理中心是由1萬2千位古巴醫生提供服務，這是國家資助的，但管理則由社區所選出的地方保健委員會來負責。
教育改革已經大大發展到現存教育部門以外，有自願者擔任各個程度（從識字運動到中學及大學程度）的教學工作，包括在極大程度上集體“自籌學費”的團體。設立施食處，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每天提供一餐或兩餐飯，食物由政府資助，但是由社區的婦女來管理。
窮人房屋和建築物的擁有權的文件的分配，已經與社區中不同種類的組織連繫。在這種組織發展得最好的地區，已經能夠把貧民區非常普遍的罪惡幫派清除出去。與這種房屋組織發展起來的同時，一種更政治化的組織也發展起來了。在8月全民公決之前幾個月，120萬人積極參加了為著使查韋斯再度當選而成立的助選團。在一個只有2500萬人口的國家中，120萬名政治活躍份子是個很大的數目。
新工會組織
除了社區組織以外，一個新的全國工會組織UNT（委內瑞拉全國總工會）也創立了。UNT於2003年8月成立，目的主要是對抗舊的總工會CTV，因為第一，CTV支持2002年4月失敗的政變；第二，CTV支持同樣失敗的、國有石油公司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的關廠行動。
幾十年來，CTV的領導層一直與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民主行動黨有關連。在以上的兩個情況中，CTV的領導層都與最大的僱主組織Fedecamaras合作，企圖以議會之外的方法把查韋斯免職。對許多工人而言，這是必須組織一個新的民主工會組織的最後證據。經過了僅僅兩年的努力，UNT已嬴取了比CTV更多的會員。根據UNT領導人，在2005年春天會員人數約有60萬會員，而CTV則只有30萬會員。這些數字當然不是很確實：CTV的代表可能會提出不同的數字。
一個比較客觀的尺度能夠衡量這兩個工會的相對力量，是各自所簽的協議的數目。在2003—2004期間，76.5%的集體協議是與UNT簽訂，只有20.2%是與CTV簽訂。這主要是由於UNT在公共部門佔優勢。但即使在私有部門，50.3%的協議是與UNT簽訂，45.2%是與CTV簽訂。
從數字上來看，工會組織的人數還沒有達到我上面描述的參與改革的人數，原因是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大多數人民都沒有在私有或國有公司中有固定的工作。大多數工人階級在所謂非正規的部門謀生糊口。儘管如此，這是工作場所的組織，也許會扮演給整個運動注入革命動力的角色。我在下面將會再談這一點。
可是資本主義還在
上面所提到的社會改革對數以百萬人計的人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衝擊。例如，僅僅去年，有人計算，全國2500萬人口中大約有一半的人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教育。
這些改革還沒有改變社會的結構。委內瑞拉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大多數主要的生產手段是被一小群國內外的業主所控制的。部份重工業部門，幾乎所有的大眾傳播媒介以及整個金融部門，都是由這個階級擁有的。
資產階級對經濟的核心部份行使權力或者──像在國有公司的情況──間接地通過腐敗的公務員。這意味著一切已經發動的社會變革都有被搞垮的危險。當新近成立的合作社在市場上遇到競爭的時候，就會有生存的困難。
如果合作社要繼續生存，就必須脫離原有的市場，獨立生產自己的貨品與服務，連繫新的民主結構，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真正社會需要。
為保健中心、學校和日間托管中心提供資金，久而久之會與銀行制度的所有制發生公開的衝突。即使大部份資金由國有石油公司的利潤來支持，但錢還是不夠。2004年政府的支出比上一年增加47%，為了彌補支出，政府以高息向私人銀行貸款。
事實上，過去四年政府不斷欠著委內瑞拉銀行的債項。單是2004年，私人銀行的利潤是13.8億美元──比上年多了一點──這利潤主要來自國家的債項和政府所發行的以美元為單位的公債的交易(這是政府幾年前建立的貨幣管制的一個合法的漏洞。）
這意味著銀行老闆繼續收到巨額收入，也意味著他們可能繼續利用這筆錢在政治局勢有困難時破壞改革的政策。
查韋斯已經開辦新公司來避免這個問題。婦女銀行Banmujer已經向新的婦女合作社提供低息貸款、性別教育和經濟建議。很多新的國有銀行也做同樣的事情。
新開的國有超級市場連鎖MERCAL，在大約一年之內便佔據基本食物市場35%至40%。這個連鎖店獲得政府補貼，降低食物價格。為了打破私人電視頻道對新聞報導的壟斷，政府設立國營電視頻道Telesur，以整個南美洲為對象。
暫時廣傳像查韋斯那樣對待基本的權力問題，也是無可厚非。當工人階級缺乏自己的強大組織，缺乏政治覺悟，即相信通過集體的、以階級為基礎的行動（像1998年委內瑞拉那樣），在結構上改變社會，那麼，革命的政府也許需要“購買時間”〔意指用拖延手法來爭取時間〕來達到這些主觀情況。
但是，用那個方法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如果有甚麼事情一再被拉丁美洲的二十世紀歷史所證實，那正是這一點：若果改革要永垂不朽，那麼，巨大的土地財產、最重要的工業和整個金融部門必須從現有的階級所有制中解放出來，放置在社會所有制之下。
在所有類似的社會改革已經開始的國家──有時比委內瑞拉更激進──都被資產階級社會阻止和粉碎（例如1930年代卡地納斯統治的墨西哥，1940年代庇隆統治的阿根廷，玻利維亞在1952年革命以後的時期等等）。
這個規則的唯一例外是古巴。古巴的改革，保證永遠都提供保健服務、免費教育和日間托兒服務，唯一原因是將生產手段社會化。在這個意義上，查韋斯完全是正確的；要使改革長存，就沒有中間的道路。現在的問題是：前途到底是甚麼樣子呢？
“沒有工人的管制，就不會有革命”
UNT五一勞動節遊行的主要口號是“工人對國家和（私人）公司的共同管理和控制”。五一前幾個星期，UNT提出了新的法律草案，要求“工人在工廠中有共同管理權”。
UNT希望議會通過這條法律，規定國有公司的管理部門直接選出工人代表，而且鼓勵私營公司採用這個辦法。這法案反映工人階級過去六個月所取得的勝利，以及在鬥爭中獲得新的經驗和討論。
委內瑞拉最大的造紙廠Venepal的工人在一月底獲得重大的勝利。經過好幾年的鬥爭、屢屢發生的佔領工廠，以及全國要求充公的運動，這個造紙廠終於被收歸國有。查韋斯總統在一－包括保守的反對派在內的──議會決定這個做法是“為了社會的利益”的第二天，就簽了國有化的決定。
幾乎緊接著這個勝利，私有公司CNV的一群工人經過一段時期的停頓之後，重新發起對這個公司的佔領，要求國有化和工人管制。CNV替國有石油公司PDVSA生產高壓通風設備，而且－一像Venepal那樣──已被業主宣佈破產。議會重新正式宣佈沒收該公司是“為了社會的利益”，CNV在四月底被收歸國有。
其實早在2002年底石油公司PDVSA的“關廠”事件中，已經有人提出“共同管理”或者“工人管制”的問題。為了對付管理層使用關廠的行動（來創造經濟危機以逼使查韋斯辭職），一群群工人試圖保存工廠繼續生產。
當時關廠行動失敗以後，最激進的工人以“工人管制”的口號作為防止管理層破壞行動的唯一有效辦法。但是，事實上，幾乎一點成果都沒有。今天，工會領袖解釋，當時由於工人組織有弱點，加上不理解“工人管制”口號在實際情況的意義，所以失去了機會。
儘管幾家私人公司在2003年夏天被佔領了，儘管公開跟資本家進行鬥爭的工人團體之間有著協調，這個鬥爭並沒有導至巨大的成功。這些佔領工廠的事件──除了Venepal──便逐漸銷聲匿跡。
Venepal造紙廠工人的勝利也激勵了其他國有公司的工人們振奮起來。三月和四月的時候，鋁公司Alcasa和電力公司Cadafe的工人選出了新的管理部門。
在2005年四月，工人之間的討論和所採取的實際行動做得最好的似乎就在於這兩家公司。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激進的工會領袖並不代表整個工會運動。簡短陳述他們目前的想法，也許會使工人覺得有興趣的。
三月底智利記者Marta Harnecker訪問Alcasa鋁公司的工會領袖（當時工人剛選出新管理部門）。該工會主席Trino Silva對公司的工人管制提出三項重要原則：（１）選任管理部門的工人繼續收到與過去一樣的薪水；（２）國有公司並不屬於該廠的工人而是全體人民的財產；（３）因此，“有組織的社會”必須選出代表參加管理部門。
四月中舉行的國際團結會議上，這兩家公司的好幾位工會領袖都參加，電力公司Cadafe工會領袖Joaquim Osorio解釋說，他們並不奮力爭取西班牙、德國和阿根廷的工會那種“共同決定權”，因為一般說來，“共同決定權”“試圖使工會領袖同化以及融入資本主義公司的機制”。
“我們可以從這些模式中學到東西，但是我們要發展的東西是全新的模式，將會在另一個社會結構中運作。這個東西我們在Cadafe稱之為玻利瓦爾社會主義，既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我們工人也擁有權力”。
Venepal 紙廠工人似乎選擇有別於這種激進看法的行動。一月份的國有化之後，紙廠工人認為“現在工人已經控制工廠，所以工會沒必要存在”，因此把工會取消了。其他工廠的工會積極份子已經公開批評這個決定，而且表示關切那種明顯潛伏在背後的狹隘的公司視野。
即使UNT作為全國組織，使用工人在公司中有共同決定權這個口號，這並不意味大家對這個口號的意義有統一的觀點，或者有共同的長期看法。不同派系的工會以不同方法詮釋這口號。
資產階級國家機制
資本家階級繼續對委內瑞拉的經濟有控制權，意味著資本家階級統治國家機制。在這個資產階級國家背後的“商業觀念”（business idea）是保證物質價值繼續向資本家轉移。
國家機制在總體上表達了現存的階級社會，因此，永遠不能夠“被教育”或者“被改革為”其他東西。前面所說可以用更簡單、更清晰的方式來表示。實際上在國家機制的30萬名公務員中，絕大多數人完全反對查韋斯發動的革命。這個資產階級官僚體制中有些人試圖歇盡全力破壞社會改革，其他人則被動地阻礙民主的決定。
為了舉例說明這些“國家指揮的”破壞行動，提一提以下就足夠了：2002-2003年的國有石油公司PPVSA的關廠事件，是由高層管理部門和公務員以及CTV工會組織的官僚合謀，即國家最重要的管理機構負責計劃，而公務員則負責具體的組織活動。
更驚人的是以下的事實：先前的改革是真正在資產階級國家之外實現的，掃除文盲運動、教育改革、保健所等社會改革，都因為創立新法例、相應的機構，以及靠古巴的醫生、牙醫、護士和教師的幫助，才能實現。沒有古巴的實際支持，委內瑞拉決不可能實現這些社會改革。
要“解決”這個阻擋去路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制，最簡單的辦法是讓全部80萬公務員都退休（或者直言不諱，解僱）。這樣做的小缺點當然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石油公司關廠行動以後，PDSVA至少有一萬八千名經理和公務員被解僱。儘管如此，這家公司大體上依然腐敗。其他國有公司的情況也一樣。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辦法是現存的機制被由下而上的、截然不同的管理制度代替。
人民的權力
從工人控制生產所得的經驗以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是擴大民主制度和在全國層面上促進另類的人民力量調配的主要關鍵。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為工作間的民主組織（管制委員會、工人議會、工會的大型集會）與因應改革而出現的、以社區為主的、自發的組織之間，建立良好的聯繫。
為了使社會改革延續下去，當前的公司管理層（國有和私有）和以資產階級為主的國家的公務員，必須由民主管制組織與全由工人怎麼樣使用資源的計劃所替代。
因此，僅僅在公司層面或者有限的本土社區組織要求共同管理權是不夠的。直接的民主組織將會為權力機構奠定基礎，社會所有階層的代表都被選任和可被罷免──從工作間的本地管制委員會到國家的總統都包括在內。
去年秋天的全民投票，有60%投票給查韋斯繼續留任──即使產生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架構──那次成為很好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典範：罷免任何人都是可能的──無一例外！在今天的拉丁美洲，沒有一個新自由主義政府準備像委內瑞拉那樣的全民投票，反而被人民起義推翻，比如厄瓜多爾、玻利維亞、阿根廷、秘魯、巴拉圭…。
建立必須的聯繫的主要阻礙是運動內的官僚體制。去年，查韋斯的政黨內有基層公開批評上層的領導。再者，即使查韋斯認真處理至少一部份的批評，可能陸續有反對這一官僚層的鬥爭。
死亡威脅與生存的可能性
查韋斯唯一能夠充分調動國家是軍隊。四個服務單位的士兵和官員都積極參加掃除文盲運動，他們負責運動的後勤工作，並且以個人身份擔當教育者。軍用車輛經常運輸食物給MERCAL店，在一些罪案頻頻發生的貧民區，士兵保證了周圍附近的安全。
兵團開設課程給成人和兒童。2004年11月，我參觀加拉加斯最大的兵團Forte Tiuna，與Rafael Angel Studro中校同行，我駕車一個多小時，穿梭於新的教育中心，在那大片的土地上開辦了不同的課程：種菜、養豬、養雞的農村合作社，餐飲服務的婦女合作社等。
由以前當傘兵的查韋斯下令軍隊“對貧窮開戰”的例子多不勝數，這樣至少意味軍隊與附近的貧民區之間那道傳統的圍牆已經被推倒。
軍隊和社區融合，解釋了為甚麼至今大部份的士兵和在操作層面的指揮官仍然對查韋斯忠心耿耿。軍隊大部份從中下階層或者貧窮家庭招募士兵，2002年的軍事政變，只有少數的高級軍官參加，相反有成千上萬來自貧民區的平民重新建立民主體制。
參加政變的軍官手裏完全沒有軍隊，但這並不使軍隊避開貪污，或者阻止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政府企圖為已發動的軍事侵略作串謀，去年年底發生的一個例子說明這一點。
12月中，FARC代表Rodrigo Granda Escobar 在加拉加斯被綁架。他被帶到邊境及移交哥倫比亞警察。綁架事件是委內瑞拉警察做的，他們被大量美金收買去幹非法勾當。如果有人不認為美國情報機關積極尋找類似的貪污的人，藉以滲透軍隊，那就太天真了。
結論只能是窮人必須組織起來，在軍事上保衛剛剛取得勝利的改革。面對美國政府越來越強烈的口頭威脅，查韋斯於2005年推行新軍事策略，保衛國家，避免被侵襲，除了傳統的軍事體制，民間保衛隊也組織起來。
“民間保衛隊”（Unidades Populares de Defensa, UPD）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組織十萬至十五萬名武裝的、受過軍訓的男女。他們的基地是工作間或者社區，每一隊伍有50至500人。萬一遇到侵襲，他們不必依賴常規軍隊，便能夠展開持久的游擊戰，對付侵略者──即軍事術語的“不對稱的戰爭”。
美國的計劃
到目前為止，美國企圖推翻查韋斯，不論是否用武力，均告失敗。結果是委內瑞拉國內結盟的資產階級的勢力大大被削弱。美國支持2002年4月失敗的政變，導致數以百計的、支持美國的官員被辭退。另外，在石油公司PDSVA，大約18000名的經理和高級職員因為支持失敗的關廠事件而被辭退。
美國給錢煽動，卻導致2004年8月15日的全民投票，重重打敗資產階級反對派（還有打擊那些憎恨查韋斯的中產階級的選民的士氣），但卻掀動最大的政治動員，捍衛革命。
這些反擊使革命進程更加激進，同時也幾乎消滅任何對付查韋斯的保守派。全民投票之後，加上10月底州長選舉失敗，便再沒有任何政治保守派。
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當今的查韋斯是目前全拉丁美洲最受人民愛戴的總統，這是唯一顯示政治權力關係的表現。
這就是為甚麼布殊政權自從2005年初，比較明顯地開始轉用“從外面”攻擊的軍事策略，與Alvaro Uribe統治的哥倫比亞獨裁政權合作。為了這次軍事干預，雙方早已開始準備。美國和哥倫比亞在2005年初，大大加強他們在委內瑞拉邊境的軍事基地。
邊界侵犯作為“試驗”，定期發生，以測試委內瑞拉防衛的準備程度。那些“試驗”由哥倫比亞正規軍和輔助軍實行。2004年，委內瑞拉有6名駐邊境士兵被殺。2005年5月，逾100名哥倫比亞輔助軍在加拉加斯的地區被逮住，他們在那裏正在準備策動軍事恐怖活動。
最近幾年，美國政府為哥倫比亞提供三千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增加三倍的軍隊數目（超過275 000名士兵），特別增加空軍的軍火（主要是直昇機和戰鬥飛機），提供先進的軍事技術和幾千名軍事顧問（軍官及“僱用”的專家）。美國也在厄瓜多爾、秘魯和多明尼加共和國建立新的軍事基地，還有，過去幾個月，在委內瑞拉海岸線以外舉行海軍行動。
有計劃地挑釁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爆發邊界事件，乃美國軍事干預的最佳時機。這種事件能夠升級至武裝衝突，讓美國介入，“保衛”哥倫比亞，美國的技倆包括空襲、從停駐海岸線以外的戰艦上發炮，特種部隊上岸刺殺委內瑞拉政府和群眾運動裏面的重要人物，以及由被滲入的輔助軍策動起義，背後的支持者有國際大眾傳媒、金融銀行家和石油公司經理。
可是就像佔領伊拉克那樣，最終比布殊政府想像的還要昂貴和危險，在軍事上攻擊委內瑞拉將會遇上幾道難題而失敗。儘管過去三年，哥倫比亞農村爆發激烈的恐怖事件，Uribe政府都無法消滅FARC或者ELN游擊隊。對哥倫比亞政府來說，在這樣的情況下開闢兩個戰場，不會沒有困難的。在邊境集結的軍隊，為政治－軍事的游擊隊組織打開新的地理局勢，重新攻擊大城市裏的軍事和警察目標。
再加上政治的激進化，委內瑞拉的革命進程激發哥倫比亞數以百萬的窮人組織起來，也許使美國支持的Uribe政權陷入死胡同，除了哥倫比亞的極權政府，沒有南美洲的國家願意派一名士兵參加美國主導的、對委內瑞拉的攻擊。
同時，美國在這個時候策動大模規侵襲的機會很低。美國十五萬名士兵深陷於其佔領的伊拉克，加上新戰場優先選在伊朗／敘利亞一帶，所以美國軍事干預只會限於空襲、海軍發炮和派遣特種部隊。就像反對攻打伊拉克那樣，軍事侵略將會立即促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武裝起來保衛國土。
捍衛進行的社會改革，與保衛薩達姆的獨裁政權完全不一樣。
另外，由於捍衛社會改革的階級特色，升級的軍事侵略或會激化革命更進一步：支持美國軍事干預的國內資本家階級那種反革命的立場，可能立即使他們的公司或者財產充公。
這完全有可能與早期的古巴革命相似；為了捍衛反對美國侵略的民主革命，古巴領袖推行經濟社會化，以及將當權的階級的財產充公。
在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會意味對玻利瓦爾革命構成死亡的威脅，也長遠地威脅古巴革命的存活。雖然加重整個拉丁美洲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但卻削弱支持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府，而且煽起反帝國主義的新浪潮。
這個死亡威脅一定要認真對待，但卻不容許其壓倒那民主的玻利瓦爾革命可能發展為這個世紀的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活生生的可能性。絕對沒有歷史定律能夠躲避這種發展的。
（譯自《國際觀點》第369期，2005年7/8月號，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同意轉載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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