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春，沙特费瑟尔国王基金颁奖，荣获伊斯兰宜教奖的有二位，一位是南非的阿哈默德迪达(本刊189期曾介绍过他的大作《古兰——人间最大的神迹》)，另外一位是法国大哲学家贾鲁第教授。
贾鲁第(RogerG，Garaudy)出生贫苦，深知贫苦大众的痛苦，擅长钻研哲学。二十岁(1932年)时，以悲天悯人的心情，一方面信了基督教．一方面参加了共产党。出於他在哲学上非凡的成就，而变成法国共产党的灵魂人物，历任法共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达二十余年。并主编法共机关杂志《共产主义》。一九六八年，他觉得法共领导人所走路线并不能造福人民，乃著文抨击，连续二年，法共不能容忍，乃将之开除党籍。
身为哲学家的贾氏，对此毫不介意，继续钻研如何拯救人类的问题．由於真主给他的光亮，他发现了伊斯兰，如荒漠饮甘泉，他终於找到了答案．这是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不能提供的答案，一九八一年他皈信了回教。
今年七月，象牙海岸回教学生联盟请他到象国做一系列之演讲，象国惟一报纸，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全页的篇幅，刊载了该报对他的采访问答。
我读完这篇访问记，深感贾氏思路清晰，独具慧眼的看法，故不揣简陋，编译以供教胞参考。
一、问：贾教授，能否请您对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您的童年，您出生时的环境，以及您府上为何是无神论?
答：我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我的父母在宗教上是无神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一九三三年，我二十岁，那时世局混乱，经济大危机，希特勒出掌政权．我们觉得前途无望，快到世界末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基督教．因为我觉得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争权夺利，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视绝对真理为废话。所以我认为，要想社会恢复秩序，必先恢复绝对真理及其基本信仰，因为这些都是来自独一的造物主。那时候，我结交了许多耶稣教徒，我也成了一个新教徒。我认为这样做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古兰说，亚伯拉罕是宗教之父。称他为父，是因为他无条件归顺上帝，甚至不惜牺牲其独子。可是我在基督教中却找不到吾人面临田局的解决之道。
那时候，我只是哲学系的一个学生，我已经将马克思全集念完。当我读到第二十八册时，我加入了共产党。我说：“我赞成，我赞成是因为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亚于一个宗教，基本上它不是无神论，因为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以天主教为中心的保守社会中。相反地，马克思主义乃是一个(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历史创新的方法论(une methodologicde l'initiatiVe historique)。换言之，它是对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矛盾加以分析的一种艺术和科学，井由分析其矛盾而对症下药。这一点，我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之处。”
那么，我怎么会由一个共产党员而转变成一个回教徒呢？就我个人而言，选择马克思主义同时又选择基督教，二者并不矛盾。相反地，二者有相辅相成之功效。一方面我植根于亚伯拉罕的绝对价值(真理)，另一方面，我找到了分析矛盾及寻求解救之方法。
二、问：贾教授，在谈及您皈信回教以前，我们想请您先说明一下，您是如何与法国共产党决裂的?为什么法共在一九七○年将您开除党籍?
答：这绝不是决裂。第一，我做了三十七年的共产党，做了二十年的党中委，做了十二年的政治同委员，我主办理论杂志《共产主义》，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及主席，我一直尝试将马克思的方法付诸实现，自一九六八年起，在一个基本问题(不是偶发事件)上，我和党处于对立地位。简言之，有三个原因：第一、一九六八年法国社会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一千万工人罢工，差不多所有薪水阶级都参加，所有大学都关闭，因为这是学生们所发动．这时是六月初，法共秘书长马歇(GeorgesMar-chais)在《人道报》(L'Humanite系法共机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毫不重视。他说，这些学生飞扬浮躁，成不了气候，我们革命大业和他们毫不相干。我当天就对马歇说，你是法共的挖墓人。当时我是法共政治局委员。
一九六八年我个人认为，有许多事情失败了，学生终於互相殴斗，而工人并未获得任何好处。那时候革命份子常说： “研究资本主义的危机，揭发其缺点。”自一九六八年五月起，学生、工人不断请愿，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失败时比成功更危险，资本主义盛极时，人类反随愈大。一九六八年资本主义并无败象！失业率低，并有相当的成长率，它的地位很坚固，可是却在这时爆发了这次大运动，这原是应在危机时所暴发的。我认为这是首先应加考虑的。革命份子不应再传达危机之分析。而应就资本主义所孕育出的文化，寻求一个可行之路。这是当时共产党所拒绝的，于是我觉得我该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入侵捷克事件，法共谴责苏联的军事行动，我在一项公报中加添了一句（这是我首次公开责难，光是谴责军事干预是不够的）：“一个政权如此失策，是否还算一个社会主义者呢?”
第三个原因，当时法共正循旧有路线制定一套新方案，我建议应改弦易辙，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改弦易辙》(I-Alternative)，指出法共应走的新方向，这些都是一九六八年发生的事。一九七○年我才被党开除，因我说过，我决不辞职，因为假使我辞职，就表示我认错了，我仍认为错不在我。所以继续我的论点，不断著文。他们忍耐了两年，终于将我开赊，这就是我脱离共产党的三大原因。
三、问：在你皈信回教之前，你曾写过一本有名的书：《上帝已死》(Dieu est nort)。
答：你应当将副标题一并念出：《评黑格尔》(Essai sur Hegel)，《上帝已死》是基督教赞美诗的老调，上帝自己为了复活而死在十字架上，黑格尔一再重复此一主题，所以我就以此为书名，发表我对黑格尔的研究。
四、问：以后你又写了一本不大为人所知的书：《向人类呼唤》(I' appel aux vivants)。
答：这本书的出版比《上帝死了》要近得多，这可说是《改弦易辙》的续集，因为我觉得共产党的作风太陈旧过时，所以为未来提供一个新方向。
五、问：回头来谈回教，你已经脱离了两个团体，是不是对这第三个团体抱有最大希望呢?
答：我得重复一下，我没有脱离共产党，是他们赶我出来的，他们不再需要我，至于基督教，我并未被逐出，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教会，在新教中，无人有资格逐我出教，我和旧日教友仍维持良好友谊。举—个例，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哲学遗言》(Testament Philosophique)的序言就是由谢努神父(Le Pere Chenu 法国天主教最伟大的神学家)所写。这本书叙述了我皈信伊斯兰的心路历程。由此可知，我和基督教井未决裂。
我不喜欢“改宗”(Conversion)这一名词，因为这个字似指弃甲就乙。事实上，我觉得它有一种“完美”(Acco,plissement)的涵养。我过去在马克思主义及基督教中所寻觅的，却在伊斯兰中得到答案。
就我而言，这是一条漫长的心路历程。有人说：“真蠢！先是基督教、共产党，现在又成为回教徒。”事实并非这样，刚才我已说过，我会自动同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我皈信回教只是五年前的事。我第一本写回教的书籍是在一九四五年，书名《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文化所作之历史性贡献》。为了这本书，我被扣上反法的帽子，被逐出突尼西亚及阿尔及利亚，因为我在书中叙述了伊斯兰及阿拉伯文化的重要性。
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又被告作反法宣传，因为我曾将谢赫·阿布杜·卡德尔 (I'Emir Abd el Kader)及一位十九世纪的军头加以比较。前者是最伟大神秘主义者之一，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家，后者原由伊本·阿拉比(Ibn d'Arabie)之引进而参加了神秘主义。我率直指出，征服阿尔及利亚的一批法国军人，特别是Bugeot,Cavaignac，圣阿诸元帅(Ie marechal de St-Arnaud)等等才是真正的战犯。这并不是我说的，我只是从他们的大作中摘出的，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带回了满满一桶耳朵，是从俘虏的身上割下的。”这是典型的战犯，那时候，我还不是回教徒。
后来我又写了两本书，《回教的承诺》(Promesses del'Islam)、《未来的希望在回教》I'Is lam habite No-tre Avenir)，那时候，我仍不是回教徒。
六、问：你信回教有多久了?
答：五年前我才信回教，那是一九八一年。
七、问：回教的五功，你的看法如何?
答：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服真主，所以它也是真主造化人类后第一个宗教(开天古教)。因此回教的五功乃是“先验性的肯定”(I'affirmation de la trascendance)：真主是造化主，他是独一的，他具有绝对价值。其次，一个人并不因死亡而告完结，人是属于大我的一部分(UMMA稳麦)，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稳麦中对其他分子均有责任，休戚相关。这是回教的根本。
谈到五功，不能不提到圣训，它规定了一系列象征性的动作，这是两大基本原则。以礼拜来说，它并不仅是一个柔软体操，它是信徒与真主接触的时间。礼拜时，我面对他，我求他的指引，指示我正路。礼拜的动作虽是传统上的一部份，仍应确实遵守。但是应当谨记，这不是目的，而是提醒自己的一个方法，个人能力有时有尽，我得不断求真主指导我人生的道路，在商业上，在政治上，在家庭上等等。
其次谈到封斋，它可提醒人类，和其他动物不一样，能够抑制自然欲望，能够断绝自然欲求，可是拉玛丹的封斋，都常变成虚伪。某一个回教国家的经济部长曾对我说：“拉玛丹月进口的食品，比平常多百分之二十。”换言之，人们并未封斋，他们只是变更用饭时间，这是违背古兰训示的，在拉玛丹月，应当整个月吃得比平常少，这才算真正封斋。
再谈朝觐，这是一件大好之事，可使全世界教徒联合一致，更加团结。在穆圣时代，一个回教徒一生至少要朝觐一次，今日全球有八亿回教徒，究竟有多少去朝过觐?共产国家的回教徒有多少人能来朝觐?这尚不太重要。朝觐是一件非常进步的事情。它可融合许多文明，许多文化。全世界的回教徒相聚在一起。不过，不能仅为朝觐而朝觐。
天课，这不是社会保险，也不是只付一笔小钱而已。可惜天课从未能彻底施行。它曾施惠于穷人，但不要忘记，这是一种财产税，而不是所得税，不是仅仅扣你薪水2.5％，而是就你一年所有加以课税。换句话说，依照天课精神，一笔财产，四十年后就化为乌有。(译者按，这一点贾氏似有所误解)也就是说，没有人能指望依赖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而生活。我们应明瞭五功的精意，它只是一种方法，提醒我们了解伊斯兰的真谛。
八、问：你所认识的屈基维兹(Michel Chudkiewcz)信回教已三十五年。他说回教正患心灵及知识贫乏症……
答：我也有同感，你提的问题很好。屈基维兹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他也曾出版过许多Ahd el Kader 心灵方面的著作。他是研究二十世纪苏非的专家。他新出的名著《圣洁之标记》(Ie Sceau de laSaintete)是以伊本·阿拉比为题材。
今日回教最大的不幸就是将苏非主义排在回教生活之外。一个错误的想法：苏非主义是出世的，这是不对的。就以阿卜杜·卡德尔为例吧，他是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军人，一位政治家，这是一位完人，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当我第一次去沙特阿拉伯，他们要我参加一项会议，我谈到伊本·阿拉比，大家说我谈到魔鬼，我竟引起众怒。
其实，二件事被混为一淡。例如，贵国(象牙海岸)的隐士制度(Ma rabouti sme)就和阿尔及利亚不同。我说的隐士制度是指北非所实行的那一种。在法国占领期中，法国人优遇隐士。相反地，他们围剿那些进步份子如谢赫·本·巴迪，谢赫·伊卜拉欣等人。我有幸在谢赫·伊卜拉欣去世前认识他，那时我在阿尔及利亚。我认为隐士制度与苏非主义全然无关。我们如果将苏非自伊斯兰中抽掉，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贫乏。
刚才我曾提到沙特人非常不快，因为我提到伊本·阿拉比，但更恶劣的是，他的原著竟被篡改。举一个例，伊玛目安萨里(Al Ghasaly)乃公认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权威，他是波斯人，也是一位神秘大师。可是他对(神爱)(I' Amour divin)的巨著，从未被人引用，在《圣学复苏》(Ia R’ege'ne'ra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一书中，他说面临伊斯兰之枯燥乏味，苏非主义乃是一剂起死回生之良药(Devant le des-se'chement de I'Islam le Soufi sme e'tait une facon dea r'ege'rer)。在沙特阿拉伯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此句从未被引用，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贫乏。
九、问：我们以前在阿必尚的法国文化中心，昨天又在雅木苏克罗(按Yamoussoukro系象牙海岸新都)听到你的演讲，好像你想使“教法”(Ia Charia)升华(sublimer)，我们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请道其详。
答：现有教法完全是模拟西方，从6300节古兰中，摘出220节有关法律的经文，再依照罗马法学家的方法加以处理。换言之，拿它当成法律条文，并机械式的加以演绎应用，完全无视时代及情况。古兰，天启也，和罗马法完全是两回事，罗马法是谈抽象法，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以三段论(syllogisme)加以演绎，然后用之於实际案例。
古兰天启是以实事为例，用绝对的价值、永恒的原则、提供解决办法。真主说：“我在古兰里昭示世人各种事例，好让他们思考。”(第三十九章第二十七节)
这种对“事例”的“思考”，决不是机械的演绎，自贬原则。相反地，应自历史上的实例，依永恒而绝对性的原则，在“思考”后，予以提升。换言之，把握住这项原则，以类推法(analogie)，解决前所未有的新的难题。
十、问：古兰有云，小偷应当砍手，这是否教法中的一部?
答：回教徒读古兰应依照古兰训示我们的方法去读，不可以死读古兰与圣训，要活学活用。真主是以口授方式下降古兰，并以启示方式形成圣训，而静听并加诠释者则是人，这些人属于某一时代的法学家及信士。我们应当以虔信尊敬的态度去研读，仿照他们去解决我们当前的难题。不是重复他们的公式，而是从他们的方法及取灵感，他们曾用他们的智慧使伊斯兰得以生存于一个新的阿拉伯帝国之中，这个帝国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麦地那群居的时代。
古兰第五章第三十八节说：“砍掉小偷的手。”可是欧麦尔哈里发(Ie Calife Omar lbn Al Khattab)却在饥荒时断然停用此一刑法。有一段圣训说；“任何社会中只要有一人挨饿，真主就不保佑这个社会。”阿布达武德(Abou Dawud)及纳撒伊(En Nassal)说：一个地主坚持要砍掉他麦田中偷穗人的手。穆圣说：此人饥饿，你并未供他吃。然后圣人给这位挨饿人一批小麦。
由上述二例可知，在伊斯兰价值观中，社会公道要高於财产保证。自古到今，有钱有势的人常引经据典，要砍小偷的手，很有趣味的是，另一段古兰(第111章)，也皇皇载明：“累积财富者，应砍掉他的双手。”
废弃过去殖民主义强制施行的欧洲法，而恢复实施回教法，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今日这一举措常被有钱有势者，弄成一个四不像(与麦地那时代对偷窃、高利贷、敛财等所采各式各样措施相比，今天实行回教法，情形要更严重得多)，在一个公道尚未建立，充满因贫困或虚荣而行窃的社会中，骤然下令实行“回教法”未免本末倒置，藉口严格执行教法，事实上背叛了古兰的精神。在上述的两个例子中，穆圣和欧麦尔哈里发非但没有处罚因贫而偷窃之人，反而处罚不给穷人衣食教育的富人。
由赌博、商业投机、做股票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正常运作而获得的财富，均被认作合法，其实这都是大规模的窃盗行为。严格执行应有其时效。在我们这一时代，对“小偷”的定义非常明确。可是在一个以“高利贷”(Riba)为基础的社会中(如西方社会)，我们就变成“合法小偷”的帮凶，受打击的只是那些没钱的人。要实行回教法，就要在公私生活的每一时刻遵奉古兰。
换言之，要记住一言一行均在真主注视下，不能有欺骗，不问在商业交易上、私人来往上，以及政治活动上。实行回教法，并不光是砍手，而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均应浸润於真主光辉之中。
回教法是一部神圣法律，绝非一潭死水，而是一条闪亮耀眼万古长流不息的大川，孕育两岸永保肥沃。
这条流向海洋的大川有其不变的源头，记得有一个人描写自己如何与僵化了的传统作殊死斗，忠于祖先香火，并不是保存那些灰烬，而是应将火苗维持不熄。所以砍手的事可以委诸屠夫，与教法全不相干，砍小偷的手，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伪善。
十一、问：您曾谈到苏丹这个国家。在安燕亚人、黑人与中央政府之间有一个可怕的问题，黑人指控政府强制推行阿文及回教文化，而安燕亚人则要保存原有的基督教或多神教信仰……
答：我觉得首先应将事情分析清楚。古兰经是对全人类的一个信息，而传统则是阿拉伯的。因此回教是受拜占庭及罗马文化浸润而扎根在这些国家，它就如此发展开来。假如它不再发展，那是因为有人要它阿拉伯化，变成一个阿拉伯的伊斯兰。很抱歉，我之归信回教，并不是说，变成—个十世纪阿巴斯王朝的阿拉伯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文化，而伊斯兰有能力使这些文化在它的大道上复苏起来。
十二、问：今天有一个被世人视为危险的国家竟是伊朗。这个国家曾产生过许多回教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诗人，何以今日竟如此开倒车！请您解释一下。
答：我觉得不应再夸张，也不应使用敌手的字眼。事实上，那些毛拉(回教学者之尊称)在发动革命上，起了非常肯定的作用。真主至大，一群手无寸铁的者百姓，竟将该地区武器最精良的政府一举推翻。这真不可思议，这是信仰的奇迹，我们大家都为之惊愕莫名，兴奋万状。可是不要忘记，这些毛拉一旦大权在握，并未善加利用其权力，反而做出许多蠢事。说它是一个开倒车的政权，我则不敢苟同。我曾去过伊朗多次，很多事情令我不快，有一天我甚至说：伊斯兰恩宠了伊朗，而毛拉则使伊朗遭人诅咒。我有一本书尚未出版《二十世纪的回教》。昨晚已将其大意向大家说过，而惟一能将此文全文刊出的回教国家只有一个：伊朗。刊在一家日报上，文末加注一条：“如对本文不同意，请将意见惠寄，以便转致著者”。马来西亚亦曾刊出此文，但它不是阿拉伯国家可谓异数。
十三问：阻碍回教发展的因素之一，例如在非洲，似乎是它的“阿拉伯化”，愈来愈有被民族主义所利用的迹象，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中有回教“部落”的现象，作为一个非阿拉伯的知识份子，应如何疏导此一危险倾向?
答：我愿重复一句，不应将“全人类的信息”与“地方性的传统”混为一谈。我曾对阿尔及利亚的文化部长说过：应将伊斯兰非阿拉伯化(Il faut desarabriser I'Islam)。我们非常尊重阿拉伯的传统，但这是他们的，你们是非洲人，我是欧洲人，另外一个可能是中国人。没有理由要我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过去，问题是应将这些统—在伊斯兰的康壮大道上。
十四问：愈来愈多的非洲人常发问，是不是阿拉伯文应成为回教唯一的语文?
答，我原坦白的回答你．古兰经中并无此项规定，它只说，真主向人类差遣了—位阿拉伯先知。它又说：他曾向各民族差遣过使者。昨晚我曾向不懂阿文的人朗诵古兰半小时，有人告诉我会场中会讲阿文的人极为有限，你这是什么道理?古兰原极优美为什么不用让大家听得懂的语文来念?对只懂巴乌勒(Baoul象牙海岸主要土语)语的人，就应用巴乌勒语来念。如果认为真主只会说阿语，那才是大不敬。在法国曾有很长一段时期用拉丁文做弥撒，没有人听得懂。大公会议(Concfle)以后宣布“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去念，中文、英文等等……”我相信，回教徒很可能有兴趣，使用自己懂得的语言。阿拉伯文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语文，是今日世界上最优美文字之一，是一种诗歌的语言，它的结构如此丰富、壮丽出色，但这并不是说就可用它来作一种统治的工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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