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3日
风继续吹：玻利维亚左翼报告
陈 泰
2005年12月18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议会及各省行政长官的选举。据国家选举法庭的统计，投票人数达到注册选民（约四百万人）的85%。“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候选人埃沃•莫拉莱斯得票54%（约190万票），当选拉美的首位原住民总统。此外，MAS还囊括下院的多数议席及三个省长席位。
直至投票前夕，群众运动的领导层未能达成一致枪口对外。主要工会COB和著名原住民领袖Felipe Quispe均号召抵制选举。然而群众另有打算，用选票把莫拉莱斯抬进总统府。在头号城市拉巴斯和群众抗议的中心EI Alto，老莫的得票率分别高达64%与80%；大资本控制严密的呈克鲁斯（Santa Cruz）地区，仍有30%以上的投票选民支持莫莱斯。几近完美的胜利，让MAS的头头们喜洋洋：“我党刚取得极好的选举结果，这使我们可以伸张民众意志”（MAS国会议员Cesar Navarro）。新出炉的总统更是滔滔不绝，大谈“（原住民）符合不愿再忍受了，他们爆发出力量反对（现行）经济模式及政治代表，反对美国、世界银行和IMF，反对偷盗我国民族财富的跨国公司”。
部分群连领导层为何不愿支持莫拉莱斯？是政治分歧，还是权力之争？解开这个谜团，得先看莫总统执政后手段如何。
踩着两只鸡蛋跳舞：“穷人内阁”保卫私有产权
莫先生及手下干将很明白：自己高票当选，全是顺水行船的结果。借一位著名群连干部的话说，MSA的上台“要感谢已推翻新自由主义（在玻主导地位）的社会运动”（Cochabamba市“水与生命保卫委员会”协调委员Juan Rojas）。MAS的基层支柱是山区原住民，缺管工业中心的组织网络；上台后，老莫离不开众多群众组织的捍卫；MAS的工商赞助者也急欲分享执政红利，联合政府势在必行。
2005年12月21日，新总统在集会上许诺“部长和副部长的职位，只属于具备社会良知和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专家”。2006年1月中旬，老莫的心腹宣布“建立一个原住民参与的、为穷人出力的穷人内阁，时机已经成熟”（总理Ramon Quintana），发誓新政府必定“依靠道德与爱国心，保卫民族（利益）”。
正式就职后，总统推出一个“拼盘内阁”，力求各方的平衡。除了副总统Alvaro Linera（原游击军EGTK司令），大批群连头脑应邀入阁——水资源部长Abel Manani（街区委员会联合会FEJUVE的EIAlto分部首脑），司法部长Casimira Rodriguez（清洁女工工会领袖），劳动部长Santiago Galvez (工会领袖)，矿业部长Walter Villaroel (矿工合作社代表)。安置好穷鬼以后，总统的有产盟友列队登场。90年代私有化的两位“黑幕明星”——老政客Walker Miguel 和东部巨商Salvador Ric分别出任国防部长与市政服务部长。与官僚的社会构成相仿，总统及亲信以弥合劳资封立为基本国策;一位高官简炼地概括了新政府的总战略：“我们不反对自由市场。我们主张能让民族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副总统Alvaro Linera）。老莫本人陀螺似地担保“取消国有和私有企业的自由裁员权，并取消自由进口制。这两点是现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的主要支柱”；转身又劝慰工商界把心放宽：“请传达一个消息：我决无反对企业家的任何意愿，（竞选中）许多企业家支持过我。”
当局煞费苦心，极力维持“民族团结政府”的跨阶级形象。为避免触怒大资本，老莫撕毁了对国企职工50%加薪的竞选许诺，但也废除了新自由主义路线的一个主要产物——作恶20年的自由合同法令。竞选结束后，群众干部们早早放话“我们辛苦奋斗，不是为了一帮新人取代旧精英”；过分迎合资方，邻国“进步总统”古代雷斯的下场即是前车之鉴。对此，“平民总统”莫拉莱斯心知肚明。略加筹备后，他亮出了几样改良真货。
总统的真家伙：从能源国有化到三国经济同盟
MAS的总统竞选纲要以本党政纲为蓝本。抛开“巩固公民社会”一类的主流套话、真正触动利益分配秩序的政纲内容，首推“天然气国有化”2006年5月1日，莫总统签署N28701号法令，启动油气资源国有化。法令要点如下：自2006年5月1日起，国有石油公司YPFB全面负责本土油气产品的管理及商业运作（确定贸易条件、内销和出口的规模及价格）；180天内，所有在玻外资能源公司与YPFB重签合同；对混合制公司实行股份重组。消息传出，外资震怒。
玻国能源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环节，有几大外资集团控制；Petrobras（巴西）、Repsol（西班牙）、Total（法国）和BP（英国）。Petrobras和 Repsol两家掌握了玻国70%的天然气资源，德资也有一定的份额。对这一能源新政，国际老板们连唬带骂——Petrobras总裁Jose Gabrielli威胁说“这一决定使（我方）在玻业务无法继续”，Repsol董事会主席Antoni Brufau警告玻国不得妄想背离“国家和商界之间惯用的生意逻辑”云云。国际金融机构也匆忙上阵，要求莫总统“仔细考虑，是否赔偿由于能源国有化遭受损失的外资公司”（IMF代表Masood Ahmed）。
莫氏政权的改良尝试，可算新时代上演的一出悲剧。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区，当局常借助资源出口筹措工业化资金；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出口所得，执政者难免与外商既得利益发生重撞。苏中阵营的覆灭，使亚非拉有产自强派更加依赖市场规则，与缝隙中暂行办法；行情看涨的工业原料，是他们不多的几张好牌。上台后，莫拉莱斯迅速澄清既定方针——“收回国内天然资源并（依靠它们）实行工业化。对我来说，油气矿藏仍是我国人民的（主要）希望”。以上思路，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出售天然气的收入有助我国自立，而不必（继续）向美国讨赏”。更改以往“割肉饲虎”偏袒外资的能源合同，成了当务之急。
鉴于在玻外资规模巨大牵动甚多，诸位新当家的应对极有分寸。他们与“剥夺剥夺者”一类的革命措施撇清关系，反复申明“我们不打算剥夺Repsol（及其它外资）的在玻产业”（副总统Alvaro Linera）。挟选举大胜的余威，执政党部分头脑一度调门很高（“我们欢迎私人投资，但私人资本必须遵守我方的规则。谁不喜欢，可以走”），但很快就冷却下来了，强调“需要与（商业）伙伴们一起从事工业化，在所有场合分享收入”（莫拉莱斯）。并发出具体信号：“我方愿与Repsol合作，它是个好商业伙伴”（副总统Alvaro Linera）。
整修内务之余，莫总统积极寻求外援。2006年4月29日，玻利维亚、古巴和委瑞内拉三国在哈瓦那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以落实“玻利瓦尔模式”为目标，展开广泛的合作。三方承诺互相提供投资免税待遇，古委两国许诺广泛援助玻方（从医疗服务到能源技术）。截至2006年7月底，部分对玻援助已到位。
从古柯种植问题，进一步看莫氏改良的方向
众所周知，MAS一向以原住民保护者自居，抨击华盛顿的“国际扫毒”实为对拉美原住民的妖魔化。大选后，新任外长David Choquehuanca 提出“需要开展国际性运动，消除古柯歧视现象”；其他高官则呼吁“扩大古柯类产品的合法市场”（总理Ramon Quintana），通过开发古柯食品解决山民贫困（莫拉莱斯）。上任后，总统正式任命一位古柯Felipe Caceres 负责中央的古柯事务部。
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如何看待上述言行呢？无论古柯是否具有大众食品的潜力，觉悟的无产者不会盲从帝国主义鼓吹的所谓“禁毒”。传统的古柯种植所以成为“问题”，源自玻国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边缘角色。50年代的半吊子子土改，让得到土地的民众更深地卷入国际市场；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皮鞭抽垮了玻利维亚农业。生存压力下，大批破产小农选择了制毒为目标的商业种植。80年代中期，当地古柯年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种毒收入的主要份额，始终属于控制毒品生产运输的大有产者及国家盟友。90年代后，美洲大陆的有产政权纷纷打起“扫毒”旗号，肆意残害群众组织和左翼骨干；在玻利维亚，《禁毒法》赋予侦察机关巨大权力（随意逮捕和长期拘押），成为扫荡工农运动的绝佳工具。为了拼凑“战果”，警方把无数潦倒的运毒跑腿抓进监狱，却几乎从不触动与国家秩序融为一体的毒商巨子。
产业化的毒品制造，无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部分。身患这一社会恶疾，玻利维亚工农面临两种选择：剥夺有产阶级，通过工人政权建立集体农业，这是符合自身历史利益的道路；或者在市场框架内，用资本和技术落实古柯生产的非毒品用途，并催生一个农庄有产阶层，这是莫拉莱斯的道路。后者胜算几何呢？
半年来，莫政权摇摆于政治钢丝上；表面的意气风发，难掩当局如履薄冰的心境。摆脱世代绝望与赤贫，是老莫对山区乡亲与城市贫民开出的社会支票；有产精英的钱柜，是老莫及同仁不敢（不愿）碰触的禁区；既有官僚机器，是MAS兑现改良的主要渠道；工业化、扶助古柯农与扩展社会福利的一切希望，寄托于持续走高的国际能源市场：改良大计的基本资金来源。令老莫欣慰的是多数群连领袖和自己一样，眼巴巴地盼望“（能源国有化）这一变革很快——最好数月内——就带来更多国库收入，创造更多工作岗位”（COR-EI Alto执行书记Edgar Patana）。工农运动的局限性，给改主义阵营提供了一定的周旋空间。
工农运动的状态：力不足，头更晕
90年代末以来，南美陷入持久的统治危机；民众暴动夹杂着总罢工，很是热闹。街头起义使多位爱国政客（从查韦斯到莫拉莱斯）借势上台，但各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未受触动。有组织工农的力量有限以及根深蒂固的阶级妥协路线，是起义没能转化为社会变革的两大主因。
不久前，一位群连活动家直率地指“无论在玻利维亚还是委内瑞拉，我们仍看不大量群众动员”（无地农运动MST领袖J.Stedile）。新自由主义打击了诸多后进国家的工业，造成产业工人的分散和退化（转为散工、黑工、商贩或出国谋生）。在玻利维亚，世界银行操纵的“结构调整”使数万矿工失业，相对瓦解了玻国左翼工连的历史核心；黑工现象泛滥，使工人的组织难度加大，工会官员层也承认“与过去相比，我们（工会）的人数有相当下降（COB执行书记Jaime Solares）。工连的思想与组织局限，直接导致群众运动喧嚣有余，却难以扳倒资本的统治。贫民，商贩和学生的激愤抗议促成无数街头骚乱，但很难升华为明晰的阶级觉悟；他们认识水平，浓缩于MAS的一条标语：“我们想生活得更好，这就叫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对具体执政者的愤恨与反美宣泄，并不妨碍底层民众轻信某些有产宣传。类似思想糨糊的最好例证，来自近年的抗议中心EI Alto—当地群连组织众多，巧妙的形象包装让右翼政客Jose Paredes两度当选市长。
在运动上层，多数领导人与“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的马列原则保持距离。实践中，他们大都倾向于“不强调阶级（羞异）、政治色彩、种族或宗教原则。我们协调委员（的社会身份）首先是一方乡亲”。运动内部，不少干部与莫拉莱斯集团积怨甚深，公开骂他“不是革命者，而且改良主义者”（Jaime Solares），乃至指责他卷入毒品交易（原住民运动领袖Felipe Quispe）。然而，仔细端详反莫派的主张和口号，便会发觉它们（“围绕天然气无条件国有化的革命纲领，创建革命力量与原住民的立宪会议”）与MAS的政纲并无本质差别。反莫派的怨恨，大都来自各组的地盘之争；毫不厅怪，老莫当政后，多位反莫派领袖随即转舵入阁。
立宪会议 托派的角色“宗派主义”
与阿连德相仿，莫拉莱斯凭选票上台；与当年的智利不同，玻利维亚并无苏东阵营的有力外援和心理支持。与此相应，新政权的旗帜上找不到“玻苏友好万岁！”一类的字眼，而写满“召开立宪会议（Asamblea Constituyente）！”和“建设安第斯资本主义！”的口号。作为“安第斯资本主义”理论的发明人，Alvaro Linera颇似莫政权的心灵化身——打过游击、坐过牢，也一度与矿工运动中的托派势力明争暗斗；如今出任副总统，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就政治道路的选择之争，Linera宣称改良主义的“物质前提是我国城乡的小生产现状。（近年）社会起义的成员是小生产者：农民、古柯农、小老板和矿业合作社成员。小生产者组成的民族没有社会革命的空间。
诚然，玻国的现有群众组织多半不以生产原则划分（工会、农会），而是社会抗议的“街道组织”或“族群组织”。然而，产业工人的部分消极（远非总体消极），无法否定大工业的主导角色——在玻国，大公司占有321450名员工，占经济活动的65%；小型企业和农业占有多数劳动力，却只能占经济活动的25%；许多矿工（约五万人）的确组织在合作社里，但采矿业仍受大资本主导，合作社的“纸糊城堡”不能使矿工逃避这一基本矛盾。不必冗长地大发议论，指出一点就够了：难道不是莫拉莱斯和Linera本人，视“区区”几家油气工厂为国脉所在，对它们的归属和收分配大动心机？
阶级统治的特征，决定了谁拥有、控制社会生产的主导部门，谁就拥有自己的国家政权。无论玻利维亚或委内瑞拉，只要“新”当政者不肯根本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就等于自动地为旧秩序的首席得利群体——资产阶级及其盟友效劳。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革命政府”——与阿连德“人民政府”相仿——仍是不折不扣的老板政府。玻国的一些工会官员叫嚷什么“如果查韦斯类型的爱国军人（在玻）上台，我头一个支持他结束不公正和赤贫” （Jaime Solares），委内瑞拉的先进工人却从实践中得出另一番结论。就查韦斯倡导的“企业共同管理”，部分工连干部看到“国有和私有工业（局部）双重政权是现实的政治问题”（UNT全国协调委员奥秘查林诺）；这一局面的形成，与老板的爱国心无关：“由于革命运动（的存在），资本家被迫与工人分享权力。归根到底，会有一方获胜，不是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工人已看清一点：这些高级主管或老板的存在，与生产管理的任何客观需要无关”。
数年来，一批国际托派组织积极介入委内瑞拉的工农运动组织建设上有所突破。然而，他们对查韦斯政权——尤其对查总统本人——大都极尽回护，美滋滋地表示“我们对查韦斯有一定影响。我给他阅读托洛茨基和我的书。他读后很喜欢，喜欢书中阐述的思想。他正朝着（上述思想指出的）方向前进”（IMT主要领袖阿兰•伍茨）。这类歌功颂德的作法客观上掩盖了现政权的有产性质。在玻利维亚，当局极力渲染资合的气氛，大谈所谓“民众愿意参与（起草）和签署（结束）社会各（阶级）力量冲突的‘和解约定’，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Alvaro Linera）并吹嘘“立宪法会议一切都能改变，直至国旗。立宪会议的胜利意味着民主革命和非殖民化（的胜利）”。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一位拉美老同志跟着帮腔，声称立宪会议“将使各族人民和各社会运动和解”（原秘鲁农连活动家乌戈•布兰科）。上述托派人士的言行，无一例外地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名义。
何为宗派主义？简约地说，工人先锋组织的日常存在意义，在于千方百计地促进劳苦大众的自我组织和阶级觉醒。为此，工人先锋可采取最大的技术灵活性，也需遵守最苛刻的政治原则。宗派主义恰好表现为无视本阶级的得失，只关注自身的具体政党、圈子和派系的集团利益（说得更坦率些，归根到底是头脑及亲信的个人好处）。部分宗派分子喜谈“联合”，却把任何联合都归结于上层交易。交易成功，则恪守互不侵犯的的“攻守同盟”，对盟友损害无产者的言行讳莫如深；交易失败，则或有彼此谩骂的好戏出台。另有部分宗派分子惯于关起门来充大，孤芳自赏是他们的代名词；表面清高的背后，争藏的仍是个人利益（时常仅是一点可怜的虚名和“领袖身份”）至尊无上的有产心理。无论具体症状如何，宗派情绪毒害的左翼分子都乐见“竞争对手”的挫折，背地里笑得前仰后合；至于解放的事业是否受到损害，他们并不在意。
宗派行为的根源，在于用集团（及个人）的眼前红利取代阶级事业的历史前途；因此，它与丧失立场的机会主义互为表里，互相转人。以委内瑞拉的变革来说，高呼“所有左派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革命免遭帝国主义和寡头的毒手。这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原则！”（阿兰•伍茨）而不深入解释保卫的具体对象，等于误导群众。工人先锋的保卫对象，是改良进程中涌起的工农基层倡议及斗争成果，而非借助底层“优化”有产秩序的查政权。就莫拉莱斯的新政而言，工业无产者的主导角色固然让“社区自救”和“族群文化”喧嚣一时淹没，但“我希望，（玻利维亚的经验将证明）‘革命（先锋）党’的缺席是个优势而非缺陷”（乌戈•布兰科）一类理论创新（实为退化）更无前途可言。“本阶级利益至上；共同打，分开走；监督同盟者如监督敌人；公开揭露盟友任何有损无产者的行为；工人应以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旗帜、自己的纲领走上政治舞台”等列宁原则，仍是阶级战争的胜利法宝。
苏中复辟后，十月革命开创的共连分崩离析，已不复存大。作为具体历史时期的产物，托洛茨基派（至少口头上）保持了布尔会维主义的若干精髓，立下大功；国际托派的各支流变曾犯下数次机会主义大错，包括断送1952年玻利维亚的工人革命。实践中的托派，多半并非什么“纯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纯正的老机会主义”；90年代后，托派的整体堕落越发加速。由于左翼的普遍细碎化，国际托派（与同门冤家——原亲苏派、毛派或无政府主义派相似）大都处于“有心为恶，奈何气喘”的单薄状态，但散布的阶级妥协毒素仍值得工农警觉。
“不是我们，就是他们”
2006年的拉美大陆，风势正劲；玻国的能源国有化，仅是风中的一声呼哨。在巴西，又一位工会领袖（A.Santos）遭枪杀；在墨西哥，特种警员攻击了罢工的炼钢工人，死伤上百；至于查韦斯政权，它坚持禁止系列骨干企业职工的工会权，以免“坏人破坏生产”。无论众多左翼小知识分子如何一相情愿，拉美群连的一线活动家无奈地承认“确实，我们这里发生了改变，但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深”（J.Stedile）；立宪会议或许能变更国旗的颜色，却掩盖不了玻利维亚的阶级现实。正如一位工人所说，“不是我们，就是他们！”；不是工人革命，就是老板专政；不是无产大众的钢铁团队，就是剥削阶级的国家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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