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智利的独裁和屠杀-阿连德的死因成谜

美国在智利的独裁和屠杀-阿连德的死因成谜

智利纪念军事政变36周年[组图]2009年09月12日

2011年07月20日 人民网

　　人民网墨西哥城7月19日电 (记者 邹志鹏) 据路透社报道，负责调查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死因的法医研究组19日宣布调查结果，确认这位智利惟一的民选马克思主义总统阿连德在1973年的军事政变中系自杀身亡，从而排除了此前多方质疑的他杀的可能性。

　　参与此次开馆验尸工作的西班牙籍医生费尔南多·埃切维利亚当天对媒体表示，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这是一起自杀行为，“我们对此不容置疑”。调查组的另一位英国籍弹药专家大卫·普赖尔说，“的确是有两颗子弹，但只留下一处枪伤。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第三者参与。”

　　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阵亡。政变后，皮诺切特政权不允许阿连德的家人看到他的尸体，也没有对阿连德的死进行犯罪调查。

　　根据智利官方的说法，当时总统府遭到空中和地面的攻击，阿连德用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突击步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圣地亚哥一家军队医院在阿连德死后不久对其进行了尸体解剖，认定阿连德系自杀，因为他的下巴上有一处自杀留下的枪伤。

　　但一位名叫拉瓦纳尔的验尸员则认为，根据最初的尸体解剖情况，阿连德身上有两处枪伤，与自杀造成的枪伤不符。与此同时，包括卡斯特罗在内一些左翼领导人、外国记者以及智利当地一些媒体都质疑智利官方的说法，认为阿连德是被政变士兵处决的。阿连德的死亡遂成一谜团。

　　今年5月23日，智利第二次对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开棺验尸，以最终确定阿连德是自杀还是在1973年的政变中被处决的。★

 附：背景资料1

《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连载三
智利总统阿连德之死

　原载《青年参考》

　：：　［美］　史蒂文·金泽　：：译者　张浩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史蒂文·金泽撰写的《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一书，详尽地揭露了美国在过去１００年中颠覆外国政权的种种手段，并对其动机进行了深入剖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当选智利总统。这位左翼政治家维护本国经济主权和反对美国霸权的进步主张，严重威胁了华盛顿在拉美的既得利益，在白宫引起了空前的恐慌。在美方的煽动和怂恿下，智利军方以一场血腥的武装叛乱摧毁了本国的民主制度，坚持抵抗的阿连德本人也不幸身亡。

１．阿连德当选令华盛顿恐慌
　　１９７０年初秋的一天，从早餐开始一直到晚餐前，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策划了一件普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他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听取了关于“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的警告，最后决定推翻一个当时尚未掌权的政府——这回，美国人的目标锁定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
　　镶边眼镜、花呢夹克、稍显不羁的八字胡，这一切都让阿连德看上去像个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但另一方面，这位智利总统又是个真诚的革命者，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让他热衷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毫无疑问，阿连德也是个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他十分欣赏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并立志将那些主宰本国经济命脉的美国公司收归国有。
　　从表面上看，针对智利而策划这次充满风险和暴力的阴谋似乎有些不妥。智利是个小国，而且远离美国海岸，也从未对后者构成任何军事威胁。然而，在阿连德于当年９月４日赢得选举后，他所表现出的左倾立场还是让华盛顿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恐慌。很快，一封冗长的密电就从中情局总部发出，飞往早已安插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潜伏特工。
　　要鼓动智利国内外的情绪，让他们相信，阿连德上台无论对智利、拉美还是全世界都没好处……军事政变是惟一的解决之道，其关键则在于智利内部的心理战。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计策、手段，来制造其对阿连德的抵抗力量。辅助战应该更猛烈、更刺激……多举行大规模煽动性集会，直到那些共产主义者作出回应……如果我们能成功按照上述方式施压，可供利用的借口自然就会出现。
　　对方表示完全理解该指示的内容。“要在智利制造混乱，”他们在回电中说，“我们负责提供方案，但整个过程中必定会有流血产生。”

２．“我们应该摧毁他！”
　　同年１１月６日，仅仅在阿连德宣誓就职的两天后，理查德·尼克松便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正式将推翻他的计划提上日程。到会的军政要员没有一人怀疑这样做有何不妥。
　　“我们不想犯错，应该摧毁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说，“可以先给他点经济压力尝尝。”
　　“我同意，”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附和道，“必须尽快想办法挫败甚至直接推翻他。”
　　尼克松本人也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说明了阿连德之所以造成“威胁”的原因。谈话对于他为何醉心于发动政变只字未提，却让我们看到了美国高层的真实想法，极好地阐释了它的拉美政策——
　　如果我们不介入，阿连德就可以稳固自己的政权，那么全世界都会目睹他的成功。假设南美的领导人都认为也可以像智利那样做，我们可就麻烦了……记住，我们决不会允许失去拉美，要通过这件事释放出明确的信息，警告这些家伙休想蒙混过关！
　　尼克松公开表示，针对智利政府的颠覆计划将加速进行。在白宫授意下，中情局负责的一系列地下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历史资料显示，在随后的数年间，美国向智利反对党和其他政治组织提供了总共３５０万美元的秘密援助；圣地亚哥情报站花费２００万美元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信使报》上进行反政府宣传；此外，还有１５０多万美元给了商业、劳工与市民组织，以便后者策划针对阿连德的示威游行和暴力活动……
　　美国密谋干涉智利内政的计划不久后便被揭露了。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内部备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跨国公司、情报部门与政府串通一气，旨在推动智利陷入经济崩溃，从而造成危机以便军事干涉的种种图谋。消息一出，连许多美国人也感到愤怒。“白宫怎么可以阻止一位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执政呢，况且这个国家对美国还算友好？”《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质问道。

３．面对政变　阿连德抵抗到最后一刻
　　时间转眼到了１９７３年。随着南半球冬季的结束，这出戏剧终于拉开了它的最后一幕。９月９日，在自己女儿的生日晚宴上，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把空军司令古斯塔夫拉到一个角落，低声告诉后者一切准备妥当，剩下的事情只需“按一下电钮”即可大功告成。确定了最终的行动时间后，军官们在一封密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皮诺切特则在信封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这样，颠覆现政府的军事政变就算最终拍板了。
　　内外交困的阿连德只得提议以全民公投决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一切为时已晚。９月１０日，他的拥护者们在各大城市发现了军官们的反常行为；第二天凌晨１点半，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开始行动。正如皮诺切特等人预料的那样，政变依照计划按部就班地展开了，分头出击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广播电台、市政设施、警察局和其他要害部门。瓦尔帕莱索港早晨７点落入叛军之手，全国第三大城市康赛普西翁不久后也被占领。
　　心知大势已去，阿连德出人意料地回绝了下属们让他出国避难的请求，决定前往象征民主的货币宫进行最后的抵抗。９月１１日上午７点半，四辆蓝色“菲亚特”和一辆小货车出现在货币宫前的宪法广场上。阿连德大步从车中走出，他的身边跟随着２３名战士，每人都身佩自动手枪，还带着两挺机枪和三支火箭筒。阿连德手中则紧握着一杆卡斯特罗亲自赠送的冲锋枪，那上面铭刻着“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的字样。
　　总统将部下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自己将在货币宫献身。叛军首脑的电话也很快打来，声称如果阿连德愿意投降就放他一条生路。后者拒绝了——他知道，出尔反尔的皮诺切特一定会在他乘坐的飞机离开智利领空前将其击落。大约９点钟左右，他走上阳台，无比凄凉地望了一眼空荡荡的宪法广场，通过临时搭建的广播站向全国发表了最后的讲话：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随后的战斗已没有太多悬念。在重火力的掩护下，听命于皮诺切特的步兵团开始向货币宫进发，保卫者奋起反击，双方互有伤亡。中午时分，两家英国造的“猎鹰”战斗机升上了天空，旋即飞扑而下猛烈开火，势头之凶狠甚至让人怀疑它们是否是由美国人直接操纵。十几门大炮很快也加入了围攻的行列，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货币宫顿时一片火海，浓烟滚滚……
　　傍晚时分，全副武装的叛乱士兵终于攻陷了这座千疮百孔的建筑物，激烈的交火声逐渐沉寂了。“完成任务，”指挥这次袭击的哈维尔·帕拉西奥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货币宫已被攻下，总统死亡。”
　　阿连德去世时６５岁，当了１０４２天智利总统。

４．“那不是一段值得引以为荣的历史”
　　政变３１年后，由智利政府委任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总结道：“在独裁统治的年代，严刑拷打是一项国策，旨在镇压恐吓普通民众。”报告确认，在军政府掌权期间，全国有２７２５５人被折磨拷问，里卡多·拉戈斯总统宣布这些人将获得终身抚恤金。不久之后，时年８９岁的皮诺切特本人也受到了司法机关的软禁。
　　对于那段不光彩的岁月，智利三军总司令胡安·埃米利欧将军做了有历史意义的坦白：“智利军队……应对过去所有应受惩罚和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为负责；对任何人，我们都没有理由侵犯其人权。”
　　那么，倘若没有美国干涉，智利又会发生些什么呢？尼克松政府噩梦般的预测——阿连德将实行独裁统治并令他的国家成为苏联盟国或许会成为事实，但考虑到保守势力的制约和阿连德本人的民主背景，这种情况只有极小的可能性。至于皮诺切特之流“发动政变是为了阻止内战”的辩解更是天方夜谭。智利长期的政治传统已经表明，这个国家完全有能力找到一种不那么暴力而且符合宪法的途径来摆脱困境；如果这样，在随后那些年中，由于政治原因而遭逮捕、拷打和杀戮的人数肯定会少得多。
　　历史学家肯尼斯·麦克斯韦写道：“把问题留给智利人自己处理才是最理想的选择，阿连德或许会因为自身的因素而倒台，但绝不会成为献身未竟事业的悲剧英雄。”
　　今天的智利仍旧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度。美国的粗暴干涉与随之而来的独裁统治已在公众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也让人们相信，１９７３年的政变对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好处。连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都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
　　“那不是一段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历史。”他说。
　　
　　（：：节选自《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第一版，连载完） 

 附：背景资料2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娜奥米•克莱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伤害应一次为之，因感受痛楚较少，冒犯亦较少。
    --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论》，1513年

    如果采取这种休克手段，我认为应极详细地公开宣布，在极短期内实施。公众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顺应的行动。
    --弗里德曼给皮诺切特将军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诺切特将军和他的支持者，经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说那是军事政变，而是“一场战争”。圣地亚哥看起来确实像战区：坦克边开炮边隆隆开上林荫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战斗机的空中攻击。但这场战争有一个奇怪之处：它只有一方的军队。
    从一开始，皮诺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另一方面，阿连德总统拒绝把支持者组织成武装防卫联盟，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唯一的抵抗来自总统府（La Moneda）及其屋顶四周，阿连德和他的侍卫在那里奋勇防卫民主政治的象征。这很难称作一场公平决斗，虽然总统府内只有36名阿连德支持者，军方却对里面发射24枚火箭。
    这场行动的指挥官是虚荣而喜怒无常的皮诺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车一样）。显然他希望这个事件尽可能戏剧化和造成最大伤害，即使这次政变不是一场战争，其设计者也希望看起来像是--这是一场智利版的震慑。它确实带给智利人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和之前40年经历六任军政府统治的邻国阿根廷不同，智利从未有过这类暴力经验；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统治，而且过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断过。
    现在总统府陷入火海，总统的尸体被覆盖着用担架出来，他贴身的同僚被以步枪指着，脸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从华盛顿回国接任国防部长新职的勒特里尔，那天早上从距离总统府几分钟车程的家前往国防部办公室。他才走进前门就遭遇十二名穿着战斗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轻机枪瞄准他。
    在政变之前几年，来自美国（其中许多来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发智利军方的反共产党狂热，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者就是准俄国间谍，是一股与智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势力--一群本土的“内敌”。事实上，真正变成内敌的是军方，他们已准备把枪口转向宣誓保护的人民。
    阿连德死后，他的内阁遭逮捕，而且未出现明显的群众抵抗，军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在当天中午已经结束。勒特里尔和其他“贵宾”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麦哲伦海峡冰冷的道森岛（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诺切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不过，杀戮和关闭政府对智利的新军政府还不够，这些将领知道他们要掌控权力必须真正吓坏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据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报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约1.35万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车带走并遭到监禁。有5000人最后被关在圣地亚哥的两座大足球体育馆。在国家体育馆中，死亡取代足球成为公众表演。士兵巡视露天座位区，押着戴头套的告密者指认“颠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进更衣室，而包厢则被改装成临时酷刑室。数百人被处死。死尸开始出现在主要公路边，或浮尸于污浊的市区运河。
    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蓬车队”（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虽然皮诺切特的战争只有一边开战，其影响却与任何内战或外国侵略一样真实。总计有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

    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9月11日是充满期待和肾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罗已不眠不休地和海军的联络人合作，逐页取得“砖块”最后章节的认可。在政变当天，几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体《水星报》里。当外面街上传来枪响时，他们急忙印制这份文件，赶在军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报》编辑方丹（Arturo Fontaine）回忆说，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复印这份长文件”。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职位的三军将领办公桌上，都摆了这份计划。”
    定稿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自由市场的铁三角。受美国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曾尝试和平引进这些观念，采取民主政治辩论方式，但他们遭到全面拒绝。现在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计划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气氛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他们激进的观点。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现在不是在牢里、已经死亡，就是四处逃命；战斗机和死亡蓬车队的展示已让所有人乖乖就范。

  “对我们来说，这是革命。”皮诺切特的经济幕僚拉罗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说。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连德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以暴力终结，也是《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形容的一场“反革命”--芝加哥学派运动夺回发展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果的第一场胜利。阿连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处处可见节制与妥协，但现在情势将大为改观，以暴力推行的这场反叛可以一路畅行到底。在往后的许多年，“砖块”拟订的许多政策将在大规模危机掩护下，施行于数十个别的国家。但智利是这场反革命的发源地--恐怖的发源地。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校友、自称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变时正在哈佛写毕业论文。一听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国“协助创立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国家，让它从旧体制的灰烬中升起”。皮涅拉后来出任皮诺切特的劳动与矿业部长，他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激进、全面且持续迈向自由市场的行动”。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块”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结构，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秩序，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障碍；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满满地向皮诺切特保证，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参与，经济学的“自然”律会重新发现平衡，而被视为经济热病、表示市场出现不健康症状的通货膨胀，将神奇地下降。他们错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连德在位期间最高水平的近两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时，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实验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产品，许多智利人因而失业。本地企业因为无法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实验彻底失败。
    卡斯特罗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辩称（以地道的芝加哥风格），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在那一年半期间，许多智利企业精英吃尽芝加哥男孩的极端资本主义实验的苦头。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家，这些人从金融投机中大捞一票。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当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参与政变阴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兹，宣称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史上最大的失败”。制造商排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希望改变成管理式经济。“我们不可能让这种金融混乱继续主导智利，”萨恩兹说，“必须把庞大的金融资源导引到生产性投资，而不能让许多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睁睁看着那些资源被用于投机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两类人之间有不少重叠）的目标现在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决定该是招来大人物的时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应一家大银行之邀，搭机前往圣地亚哥协助拯救实验。
    弗里德曼受到军政府控制的媒体像摇滚巨星般的欢迎。他吹嘘的每句话都登上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听众：皮诺切特安排和他私下会晤。
    在停留期间，弗里德曼不断灌输一个主题：军政府已经有好的开始，它必须更放手拥抱自由市场。在演说和访问中，他使用一个以前从未公开用在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术语：他要求进行“休克治疗”。他说那是“唯一的药方。绝对是。没有别的良策。再也没有别的长期解决方法”。当智利记者指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场的措施时，弗里德曼生气地说：“我不赞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采用它们。我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不管在我自己的国家或在智利都一样。”

   与皮诺切特会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个人笔记，并在数十年后写进他的回忆录。他观察到这位将军“因为认同而被休克治疗的观念吸引，但显然对可能引发的短期失业感到苦恼”。皮诺切特在这时候已因为下令在足球体育馆进行屠杀而恶名传遍全球；这位独裁者对休克治疗造成人力损失（human cost）的“苦恼”，原本应该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罢。相反的，他在后续的一封信中强调他的论点，他赞许将军“极富智慧”的决定，但敦促皮诺切特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在六个月内削减25％……全面性的”，并同时采用一套支持企业的方案，以迈向“完全自由贸易”。弗里德曼预测，数十万个将被国营部门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间企业找到新工作，他们将同声歌颂皮诺切特“竭尽全力铲除阻挡民间市场的许多障碍”。
    弗里德曼向将军保证，如果听从这个建议，他将留下创造“经济奇迹”的英名；他“可以在数个月内终结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也会同样“短暂--在几个月内解决--而紧接而来的复苏将极其迅速”。皮诺切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这个词，并再三凸显“渐进策略行不通”。
    皮诺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达了“我对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证“此时正在完全实施这套计划”。弗里德曼访问后，皮诺切特立即开除他的经济部长，把职位交给卡斯特罗，后来又拔擢为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政府中到处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还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反对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的萨恩兹，被从制造商协会主席的职位赶下，换上对休克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业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让他们下地狱，我不会为他们说话。”新主席宣布说。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他对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17.7万个工业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沉的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经济休克疗法的理论一部分要靠预期心理在推升通胀过程扮演的角色。压抑通胀不只需要改变货币政策，也要改变消费者、雇主和劳工的行为。突然采取不协调的政策转变，目的是快速改变预期心理，向大众传达游戏规则已经大幅转向--价格不会继续上扬，工资也是。根据这套理论，愈快浇熄通胀预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业期就愈缩短。然而，特别是在当政者在大众间已丧失信用的国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断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导”大众这种痛苦的教训。

   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截至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响应是：“可笑的问题。”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然后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法兰克因为是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一封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公开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不靠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小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最早实行“所有权人国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热爱者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世界应该以这种方式运作，但除了这里，还有哪些国家施行它？”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s）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经济学家的顾客不是自己的国家。”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

    智利奇迹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视为弗里德曼理论有效的证明。皮诺切特2006年12月死时（比弗里德曼晚一个月），《纽约时报》赞誉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说，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智利奇迹”背后的事实，至今仍众说纷纭。
    皮诺切特掌权17年，在那段期间，他数度改变政策方向。被视为成功奇迹证明的那段稳定成长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执行休克疗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诺切特被迫大幅度调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完全与阿连德一样的措施：他把许多家这种公司收归国有。面对市场崩溃，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包括卡斯特罗。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诈欺调查，他们以科学中立掩饰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学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护智利经济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溃的是，皮诺切特从未把被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这表示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仍有稳定收入来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从来不是歌颂它的人宣称的“纯”自由市场实验室。相反的，这个国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极短时间从有钱跃升为超级富有，凭借的是一套以举债和用公帑大量补贴（和纾困）赚取暴利的公式。当奇迹背后的狂热与推销术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统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特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Corporatism（统合主义）这个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国家模式，由社会上的三种主要势力--政府、企业和工会--结盟而成，它们互相合作以确保以国家民族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实验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统合主义：一个警察国家和大企业互相支持的结盟，连手对第三个势力--劳工--发动全面战争，借以大幅增加联盟占有国家财富的比率。

    这场战争--许多智利人理所当然视为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战争--才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真相。到1988年，当经济已稳定且快速成长时，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不过，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国家。
    如果这种记录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算得上奇迹，也许休克治疗的作用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经济恢复健康。也许它原本就是为了它实际做到的事--把财富吸聚到顶层，并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休克到无以为生。
    这正是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勒特里尔的看法。在皮诺切特的监狱待了一年后，勒特里尔设法逃离智利，这要感谢国际间积极的游说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国迅速凋敝，勒特里尔1976年写道：“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资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尔当时无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学派统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来全球经济的一瞥。这个模式将一再重复，从俄罗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热投机的泡沫和可疑的会计操作，助长了暴利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由空荡如鬼城的工厂和昔日发展所遗留的破旧基础建设所围绕；约半数人口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失控的贪渎和亲信政治；国营中小企业灭绝；大量公共财富流入私人手中，紧接着是大量民间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财富泡沫中，奇迹看起来就像大萧条，但在这个密闭的泡沫里，获利流动如此顺畅和快速，让这些休克治疗式“改革”带来的暴利，变成像此后金融市场施打成瘾的高纯度古柯碱。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界对智利实验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但未重新评估放任主义的基本假设，反而还作出毒瘾者的反应：下一针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阵子，下一针来自拉丁美洲南锥的其他国家，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在那里快速扩散。巴西已被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掌控，几位弗里德曼的巴西学生位居要津。弗里德曼1973年访问巴西的时候，正是当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时候，他也宣称巴西的经济实验是“一项奇迹”。在乌拉圭，军方1973年发动政变，并在次年决定走芝加哥路线。由于乌拉圭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太少，将领们邀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哈伯格和（经济学教授）史佳斯达德（Larry Sjaastad）及他们的团队，其中包括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学生，来改革乌拉圭的税制与商业政策”。乌拉圭过去的平等主义社会立即遭到冲击：实质工资锐减28％，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编按：乌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现成群的拾荒者。

   紧接着加入实验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军政府从庇隆手中夺得政权。这表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曾经是发展主义橱窗的国家--现在都由美国支持的军政府统治，而且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活体实验室。
    据2007年3月公布的巴西解密文件，在阿根廷将领夺取政权前几周，他们与皮诺切特和巴西军政府联系，并“拟订未来政权将采取的主要步骤”。
    尽管有紧密的协调合作，阿根廷军政府并未像皮诺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实验；例如，它未把该国的石油蕴藏或社会安全私有化（这些都在后来才实行）。不过，在攻击曾把阿根廷贫民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政策和机制方面，军政府都遵循皮诺切特的做法，这也要归功于众多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参与芝加哥计划。
    新制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军政府占据重要的经济职位--如财政部长、央行总裁、财政部国库司司长，以及数个较低级的经济职位。不过，虽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热烈参与军政府，最高经济职位却由狄霍兹（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担任。狄霍兹是隶属农村社会组织（Sociedad Rural，是长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经济的牧牛场协会）的地主阶级，这些相当于阿根廷贵族阶级的家族宁愿维持封建经济秩序--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或肉类的价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负担得起。
    狄霍兹承袭他的父亲和祖父，长期担任农村社会组织主席；他也担任数家跨国企业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当他环顾自己在军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信这场政变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反抗，是对40年来阿根廷劳工势力扩张的反革命。
    狄霍兹当上经济部长的第一项措施是禁止罢工，以及容许雇主任意裁撤员工。他取消价格管制，导致食物价格飙涨。他也决定再度让阿根廷变回欢迎外国跨国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并在初期几年出售数百家国营企业。这些措施为他赢得许多华盛顿的强力支持者。解密的文件显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政变后不久告诉他的长官基辛格：“狄霍兹是个好人。我们一直都保持密切的咨询关系。”基辛格大为赞赏，因此在狄霍兹访问华盛顿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会面，以表达对他的礼遇。基辛格也表示愿意打几个电话，提供对阿根廷经济的协助。“我会打电话给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诉军政府的外交部长，洛克菲勒当时担任大通银行总裁。“我也会打电话给他哥哥，美国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为吸引投资，阿根廷在《商业周刊》刊登31页的广告增刊，由公关业巨擘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制作，在广告上宣称“历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励民间投资……我们正进行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我们正寻找伙伴。我们正挣脱国家统治主义的桎梏，并深信民间部门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样的，平民大众遭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在一年内，工资损失40％的价值，工厂关闭，贫穷蔓延。在军政府掌权前，阿根廷的贫民人数比法国或美国少--只有9％--失业率只有4.2％。现在这个国家开始出现被视为落后的发展不足迹象，贫穷的小区没有水供应，可预防的疾病四处蔓延。
    在智利，皮诺切特可以不受节制地使用经济政策压缩中产阶级，凭借的是他赖以掌权的休克和恐怖手段。虽然他的战斗机和行刑队在散播恐惧时极有效率，但它们却带来公关灾难。媒体报道皮诺切特的屠杀引发全球的谴责，欧洲和北美行动主义者积极向他们的政府游说断绝与智利的贸易--对一个宣称必须靠开放外资来维系国家生存的政权来说，这绝对是不利的结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显示，阿根廷的将军们筹划1976年的政变时，希望“避免类似反对智利的国际运动”。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的是较不耸人听闻的镇压技巧--较低调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过众目睽睽的国际媒体。在智利，皮诺切特很快诉诸失踪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杀戮或追捕猎物，而是绑架他们，带他们到隐秘的集中营，折磨并动辄杀害他们，然后宣称毫不知情。尸体被丢进集体坟场。据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员会，秘密警察处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从直升机上把尸体丢进海中，但“先以刀子切开他们的胃，以避免尸体浮上海面”。除了比较低调外，失踪还是一种比公开屠杀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国家机器可以用来让人凭空消失，就会让社会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踪已成为南锥各国芝加哥学派军政府的主要执法工具--而最热切采用这种做法的是盘踞阿根廷总统府的将领。到他们统治结束时，估计失踪的人数已多达3000人，其中有许多跟智利的失踪者一样，是从空中被抛进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浊的水里。
    阿根廷军政府擅长于公开与私下制造恐怖双管齐下--公开进行恰到好处的恐怖，可以让所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同时也隐瞒足够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认。在掌权初期，军政府便清楚展现它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一个人被从一辆福特猎鹰轿车（一种因为秘密警察使用而恶名昭彰的汽车）推出，然后被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着名的地标、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众目睽睽下被机枪打死。
    从此以后，军政府的杀戮转入地下，但永远在进行中。许多人目睹官方否认的失踪，整个街坊也默默知道发生什么事。每当有人被列为消灭目标，就会有一队军方车辆出现在那个人家门口或工作场所，整个街区被划为警戒区，经常上空还有一架嗡嗡盘旋的直升机。在大白天和邻居注视下，警察或士兵撞开大门，拖出受害者，他们在被推进等候的福特猎鹰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传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动还更嚣张：大家都知道警察会登上拥挤的市公交车，抓住乘客的头发拖下车；在圣塔菲市（Santa Fe），一对夫妻结婚当天在教堂的圣坛前，当着满室的宾客被绑架。

   在大众间展示的恐怖不限于逮捕。一旦遭羁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个遍布全国的酷刑集中营。许多集中营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最恶名远播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闹区大街一家歇业的运动俱乐部，一个位于中部布兰卡港（Bahia Blanca）的学校校舍，另一个则在一所营业中的医院侧厢建筑。在这些酷刑中心，军方车辆经常深夜疾驶进出，尖叫声不时从隔音不佳的墙内传出；有人目睹身体形状的怪异包裹被搬进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蝉的附近居民眼中。
    乌拉圭的政权也同样肆无忌惮：该国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个海军兵营，毗邻许多蒙得维的亚市民众喜欢散步与野餐的海滨区，但在独裁统治期间，这个美丽的地方空无一人，因为居民不想听到尖叫声。
    阿根廷军政府在处理受害者方面特别笨拙。在乡间散步可能以一场惊吓收场，因为集体坟场经常掩盖不全。尸体可能出现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齿（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况），或者可能被冲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边，在军政府的“死亡飞行”后，经常一次出现半打尸体。它们甚至会从天而降，被直升机丢到农户的田里。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况下，目睹他们的同胞惨遭抹除，但大多数人宣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话来描述当年内心明白、却因恐惧而闭上眼睛的矛盾：“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否认的事。”
    由于各国军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难到邻近国家，这里的政府便借恶名昭彰的大兀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锥国家的情报单位在这个行动中分享“颠覆分子”的信息--靠华盛顿提供的最新式计算机系统帮忙--并且给彼此的情报员自由出入边界，以方便绑架和刑讯。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规引渡”网络，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军政府也交换如何从囚犯榨取信息的方法。政变之后数天曾被关在体育馆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当时房间里有巴西士兵，建议如何以最科学的方法施加痛楚。
    这段期间南锥国家有许多机会可进行这类交流，有些还透过美国，并牵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国参议院调查美国干预智利，发现中情局训练皮诺切特的军队“控制颠覆分子”的方法。美国训练巴西和乌拉圭警察审讯技术，也出现在许多文件的记录。巴西法院的证词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巴西：毋忘教训》（Brazil: Never Again）说，部队军官参加陆军宪兵单位举办的正式“刑讯课程”，观赏幻灯片展示各种折磨方法。在这些课程中，囚犯被带进来作“现场展示”--在多达100名陆军士官观看和学习下，被残暴地刑讯。报告说，率先把这种做法引进巴西的是美国警官米特廖内（Dan Mitrione）。巴西军政府掌权初期，他在贝罗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担任警方教官，经常从街上抓来乞丐在教室折磨，让当地警察学习如何制造囚犯身体与心理的极度矛盾。米特廖内后来转到乌拉圭担任警察教官，1970年被图帕马洛（Tupamaro）游击队绑架并杀害。图帕马洛是极左派革命团体，他们策划掳杀米特廖内，以揭露他参与酷刑训练。他的一名学生说，米特廖内就像中情局手册的那样，坚称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学。他的座右铭是：“正确的痛苦，正确的剂量，在正确的地方。”

    酷刑训练的成果，在这段阴暗期所有南锥的人权报告都斑斑可考。它们再三证实库巴克手册上记录的独门手法：清晨的逮捕、戴头巾、严格的隔离、施药、强迫裸体、电击等。而且在每个地方，麦吉尔大学的刻意引发退化实验，都留下恐怖的痕迹。
    从智利国家体育馆被释放的囚犯说，强力照明灯一天24小时开着，供应食物的时间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强迫许多囚犯在头上覆盖毯子，让他们无法清楚地看和听，这些做法都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们在体育馆里。囚犯报告说，如此操纵的结果让他们丧失日夜的感觉，进而大为强化政变与随后的逮捕带来的震撼和惊慌。就好像体育馆变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他们则是一些怪异的感官操纵实验的对象。
    较忠实模仿中情局实验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监狱看到--木制的隔离室小到囚犯无法跪下或躺下。乌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监狱的囚犯则被送到“小岛”：狭小、没有窗户的囚房，随时有一个灯泡亮着。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离超过十年。“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们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坟墓，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太阳只是一个神话。”其中一名囚犯罗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忆说。他在11年半期间总共看到太阳八个小时。他的知觉在这段期间被剥夺到他“忘记颜色--当时没有任何颜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机械学校，隔离室被称作头罩（capucha）。在头罩里待三个月的米兰达（Juan Miranda）告诉我那个黑暗的地方说：“他们把你套上眼罩和头罩，手和腿锁上链子，让你在监狱的顶楼整天躺在泡棉垫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们以夹板隔开。守卫带食物进来时，他们命令我面对墙壁，然后取下头罩让我吃东西。这是我唯一被准许坐起来的时候；其他时候我们必须一直躺着。”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关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称作管子），以隔绝他们的知觉。
    隔离房里唯一的安慰是审讯室里更糟的待遇。南锥地区所有军政权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术是电击。电流通过囚犯身体的方式有数十种变化：用一般电线、军方野地电话线、从插入指甲下的针通电；把通电的夹子夹在牙龈、乳头、生殖器、耳朵、嘴巴、伤口；通电到泡在水里的身体以强化电流；通电到绑在台子或巴西式铁“龙椅”的身体。拥有牛群的阿根廷军政府对他们独特的贡献很自豪--囚犯在一张称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属床上接受电击，同时用赶牛棒刺他们。
    体验南锥酷刑体制的人数无法精确计算，但约略的数字在10万人到15万人之间，有数以万计的人遭杀害。

   一位困难时期的目击证人
    在那个年代身为左派分子注定会被猎杀。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时时刻刻都必须抢先秘密警察一步，过一种依靠藏匿所、电话密语和假身份勉强度日的生活。靠这种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该国传奇性的调查记者华尔士（Rodolfo Walsh）。这位喜爱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说作家以及得奖的短篇小说；他也是超级侦探，能破解军方密码，反过来调查周遭窥伺的特务。华尔士最成功的调查发生于他在古巴当新闻记者时，他在那里拦截并破解一份中情局的电报，因而揭发猪猡湾侵略计划。这个信息让卡斯特罗能够防备美国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军政府禁止庇隆主义并钳制民主时，华尔士决定加入武装的蒙特内罗（Montonero）运动，担任他们的情报专家。华尔士因此而名列军政府猎捕名单的榜首，而每次名单上有人被划掉，他就得更担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报，会引导警察找到他和伴侣费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小村庄。
    华尔士从他遍布各地的消息来源，尝试追踪军政府的许多罪行。他编纂死者和失踪者名单，记录集体坟场与秘密酷刑中心的地点。他自认对军方了如指掌，但1977阿根廷军政府加诸同胞的狂暴与残酷，仍令他大感震惊。在军事统治的第一年，他的数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营消失，他26岁的女儿维基也身亡，令华尔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猎鹰盘旋下，宁静的早晨对他而言是奢想。华尔士知道他的时间有限，于是想出纪念即将到来的军政府统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报纸一片歌功颂德中，他要亲自写下未受检查的报道，揭发导致他的国家沉沦的种种恶行。这篇文章的标题将是“一位作家给军政府的一封公开信”。华尔士写道，写这篇文章“并不指望有人听，而且确定会遭到迫害，但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诺，要为苦难的时代作见证”。
    这封信将成为对国家的恐怖手段和它们所服务的经济制度最强烈的谴责。华尔士计划用过去他散布地下公报的方式，散布他的“公开信”：印制十份，然后从不同的邮箱寄给挑选的联络人，由他们进一步散布。“我想让那些混蛋知道，我还在，还活着，而且还能写。”他坐在他的奥林匹亚牌打字机前告诉费雷拉。
    信一开始就记叙将领们的恐怖活动，它们使用“没有止境、精密复杂而且极大量的酷刑”，并由中情局参与训练阿根廷警察。在详细列出惨不忍睹的方法和坟场地址后，华尔士突然改变语气：“然而，这些已激发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们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这个政府的经济政策才真正让人发现，它不但解释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计划性悲剧（planned misery）以惩罚数百万人的穷凶极恶……只要花几个小时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逛逛，就能看到这种政策多快就把这个城市变成1000万人口的贫民窟。”

    华尔士描述的体系正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一个即将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模式。随着它未来数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后它将把半数的人口推到贫穷线下。华尔士发现它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一个审慎执行的计划--“计划性悲剧”。
    这封信签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变满一周年。第二天早上，华尔士和费雷拉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分头把信投入市区各处的邮箱。几个小时后，华尔士赶赴他与一位失踪同僚的家人安排的会面。结果这是一个圈套：有人在刑讯中招供，十名武装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华尔士。“活捉那个杂种，他是我的。”三名军政府领导人之一的马塞拉（Emilio Massera）海军上将据说这样命令士兵。华尔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恶；被捕才是罪恶。”他立即拔出枪，开始射击。他枪伤一名士兵，逼他们开火；当汽车开到海军机械学校时，他已气绝身亡。华尔士的尸体被火焚烧，然后丢入河中。
    “反恐战争”的封面故事
    南锥的军政府毫不掩饰想改造社会的革命野心，但它们仍精明地公开否认华尔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达成经济目标。然而，这些经济目标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吓大众和铲除障碍的体制，势必激起公众的反抗。
    国家进行的杀戮逐渐揭露后，军政府的理由是它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凶险的马克思主义恐怖分子的战争，幕后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资助和操控。如果军政府使用“肮脏”手段，那是因为它们的敌人更凶残。马塞拉上将使用今日听来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语言，称呼这是“一场争取自由和对抗暴政的战争……一场由爱生命者对抗爱死亡者的战争……我们是在对抗虚无主义者，对抗毁灭的代理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本身，虽然他们以社会十字军作为掩饰”。

    在智利政变策划期间，中情局资助一项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独裁者，工于心计的阴谋家，利用宪法体制下的民主夺取权力，但却准备实施苏联式的警察国家，智利人民将无法逃脱被钳制的命运。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最大的左派游击队组织--蒙特内罗和图帕马洛--被指为国家安全的危险威胁，导致将军别无选择，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国家，并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镇压它们。
    在每个例子中，威胁都被极度扩大，或完全由军政府捏造。在众多揭发的真相里，美国参议院1975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自己的情报显示，阿连德并未威胁到民主政治。至于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和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它们是广获支持的武装组织，有能力对军队和企业目标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在军方取得绝对权力时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在持续长达七年的独裁政权头六个月，就已被消灭（这是华尔士必须躲藏的原因）。国务院解密的文件证明，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诉基辛格，“恐怖组织已被瓦解”，但军政府在这个日期之后仍继续让成千上万的市民失踪。
    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也把在南锥的“肮脏战争”，描述成军方与凶恶的游击队间的战争，偶尔战斗会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华盛顿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
    2006年3月，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NSA）公布一份刚解密的国务院会议记录，会议日期就在阿根廷军政府发动1967年政变的两天前。在会议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我们必须预期阿根廷不久后会出现大镇压，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们必须下手很重，不只对恐怖分子，也对工会和政党的异议分子。”
    他们果然这么做。南锥恐怖政权的受害者绝大多数不是武装组织的成员，而是在工厂、农场、贫民窟和大学工作的非暴力行动主义者，他们是经济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左派政党的坚贞支持者。他们遭杀害不是因为有武器（大多数人没有武器），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在诞生当代资本主义的南锥，“反恐战争”是一场铲除这个新秩序所有障碍的战争。

第四章 清洗石板

：娜奥米?克莱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灭绝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并非偶尔，也非无理性；它是有系统地毁灭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国团体，其目的在改变这些团体，重塑其样貌、社会关系、命运与未来。
    --费尔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会学家，2004年

    我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着，而是知道我还活着。
    --维塔尼（Mario Vittani），关在阿根廷酷刑集中营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独裁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没有这么幸运。2006年9月，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终结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执行者终于被判终身监禁。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兹（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军政府年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
    在历史性的审判期间，关键证人罗培兹（Jorge Julio Lopez）却失踪。罗培兹在70年代曾经失踪、遭残暴刑讯，然后获释放--现在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阿根廷，罗培兹以第一个“两度失踪”者闻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无音讯，警方几已确定他遭绑架是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击证人--和恐怖年代一样的老伎俩。
    该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联邦法院55岁的罗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决艾契科拉兹犯六项杀人罪、六项非法监禁罪和七项刑讯罪。他在宣判时采取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他说，有罪的判决无法惩罚真正的罪行，但为了“建设集体记忆”，他必须再加注，判决是针对“1976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共和国发生的集体大屠杀所犯的所有违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这项判决，法官改写了阿根廷历史：70年代对左派分子的杀戮不是数十年来官方描述的“肮脏战争”，不是两方冲突且各自进行不同的罪行，失踪的人也不是疯狂的独裁者沉迷于虐待和个人权力的牺牲者。真正发生的是更科学、更骇人听闻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说的，那是一个“由国家的统治者执行的灭绝计划”。
    他解释说，杀戮是体制的一部分，早已计划好，并在全国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复制，且其明显的意图并非攻击个人，而是摧毁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会。种族屠杀是尝试谋杀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种族屠杀（Genocide）。

   罗桑斯基知道“种族屠杀”的措词将引发争议，因此写了一篇长篇判决文以佐证他的决定。他指出，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义这种罪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家、人种、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该公约并未包括消灭以政治信念为区分的群体--例如发生在阿根廷的情况--但罗桑斯基说，他认为此种排除并不合法。他举一段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历史，解释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针对纳粹大屠杀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造成种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毁灭”的种族屠杀行为。两年后“政治”这个词被从公约删除是应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毁灭一个“政治群体”算种族屠杀，他的血腥整肃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对者将符合公约的定义。斯大林获得其他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保留铲除政治异己的权利，所以政治这个词遭删除。
    罗桑斯基写道，他认为原始的联合国定义更加合法，因为尚未受到这种自利的妥协的干扰。他也举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项判决，在1998年让一名恶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讯者接受审判。该法院也判决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种族屠杀罪行”。它把军政府尝试扫除的群体定义为“压迫者认为不符合国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后的1999年，以发出皮诺切特逮捕令闻名的西班牙法官贾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张阿根廷发生种族屠杀。他也尝试为被当作灭绝对象的群体下定义。他写道，军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国达成的一样，而这个秩序容不下某些类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国家的理想配置”。
    当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统合独裁者的罪行，在规模上无法与纳粹和1994年卢旺达的情况相提并论。如果种族屠杀意指的是纳粹那样的大屠杀，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属于这个范畴。不过，如果种族屠杀是依照这些法院的定义，意指企图消灭阻碍政治目标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阿根廷，而是发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变成芝加哥学派实验室的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阻碍理想”的人是各阶层的左派分子：经济学家、施粥所的员工、工会分子、音乐家、农民组织分子、政治人物。这些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一个明确且遍及全区域的策略锁定，亦即以根除左派为目标的大兀鹰行动。
    共产主义崩解后，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视为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宣称可以避免人类重蹈集体坟场、大杀戮和酷刑室的历史覆辙，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对策。从芝加哥大学地下室脱逃的当代放任式自由市场宗教，最先应用在真实世界的地方是南锥，但它却未带来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况。它也未带来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夺取数万条人命的体制性谋杀，以及对10万到15万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尔说的，肃清社会的行动与这个计划的核心意识形态间，有一种“内在和谐”。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们提供建言，并在南锥军事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信仰一种纯粹本质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体制完全建基于对“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须依靠去除干预和“扭曲”才能成功。因为有这些特质，一个承诺忠实采用这种理想的政权，便无法接受其他与之竞争或妥协的世界观。为了达成理想，它必须独占意识形态；否则，根据其核心理论，经济信息就会变扭曲，整个体系将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几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锥更适合的地方，来进行这种绝对主义的实验。发展主义异军突起意味这个区域特别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学派视为扭曲或“不经济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里百花齐放的平民与智识运动，都与放任资本主义针锋相对。这些运动并非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且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芝加哥学派的转型在南锥受到热烈欢迎的可能性，大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比弗利山庄发生的可能性相当。
    在恐怖行动降临阿根廷前，华尔士曾写道：“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不管是监狱或死亡。因为你无法囚禁或杀死所有人民，因为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将拯救人民。”阿连德在看到坦克开至包围总统府时，发出的最后一通无线电也充满同样的顽强不屈，他说：“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种子，绝不可能被根除。”这是他对人民最后的遗言。“他们拥有蛮力；他们可以征服我们，但他们无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写下历史的是人民。”
    这个区域的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经济帮凶，对这些真理知之甚详。几位阿根廷军事政变的老兵解释军队的思维：“在1955年，我们相信问题是庇隆，所以我们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劳工阶级。”整个区域都是如此：问题既广且深。这种了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想要成功，军政府必须做阿连德宣称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涨时期撒下的种籽。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在政变后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个“改变智利人思想的长期而根本的行动”，呼应20年前智利计划之父、美国国际发展署帕特森说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办到？阿连德所说的种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个政党团体或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众文化--它是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学，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剧场，弗雷勒（Paulo Freire）激进的教育学，贾利安诺和华尔士的革命新闻报道。它是过去和当代从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传奇英雄与殉道者写下的历史。当军政府决心挑战阿连德的预言，把社会主义连根拔起时，它是向整个文化宣战。

    这种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政权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等着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疗。在巴西，军政府对左派分子的搜捕代号为清洗行动（Operation Cleanup）。在政变当天，皮诺切特形容阿连德和他的内阁为“那些即将毁掉国家的垃圾”。一个月后，他保证“铲除智利邪恶的根本”，进行“道德清洗”，以“净化罪恶”--遥遥呼应《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吁的“以铁扫帚无情地清扫”。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人起杀鸡儆猴作用。”军政府在阿根廷夺得政权后，士兵开进布兰卡港的南方大学，以“教唆颠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学者；同样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经济学系。“我们必须摧毁喂养、塑造和灌输颠覆分子的来源。”一位将军在记者会上宣布。清洗行动中总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识形态嫌犯”整肃。在高中，他们禁止学生作分组报告--因为分组报告被视为潜在的集体精神的迹象，可能危害“个人自由”。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现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碎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击他44次。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拉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贾利安诺从乌拉圭出走，而华尔士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就此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候，另一个消过毒、清洗过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是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的集会都被以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原驼（guanaco），取其像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

   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

    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在巴西，军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开始大规模镇压，但有一个例外：政变一发动后，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厂和农场的工会领袖。根据《巴西：毋忘教训》报告，他们被送往监狱，许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们受到当局反对的政治思想激励”。这份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引述军方自己的法庭记录说，大型工会联盟工人指挥总部（CGT）在军政府的法庭程序中，被当作“无所不在的恶魔，应加以驱除”。该报告直言不讳地下结论说，“1964年掌权的当局，对‘彻底清除’这个部门特别仔细”，原因是他们“担心抗拒会从工会蔓延到他们的经济计划，而计划的基础则是紧缩工资和把经济去国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利用政变初期的混乱，对工会运动展开猛烈攻击。这些行动显然都事先经过审慎规划，从政变的第一天就展开有系统的突击。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在接着数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大规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员会报告《永远不再》（Nunca Mas），记录了同样对工会有计划的攻击：“我们发现一大部分（对工人）的行动，是在政变当天进行，或政变后立即进行。”在攻击工厂的清单中，有一项证词特别暴露出“恐怖主义”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动分子的借口。曾被关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营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为一次即将进行的电厂罢工而监视她。这项罢工准备“示范如何抗拒军事独裁”，当然不为军政府所乐见。吉尤娜回忆说：“集中营里的士兵表示，他们决定把罢工‘蒙特内罗化’，让它变成非法。”（蒙特内罗是已被军队完全肃清的游击队组织。）罢工者与蒙特内罗毫无关系，但那已无关紧要。“珍珠营的士兵自己印制上有‘蒙特内罗’签名的宣传单--呼吁电厂工人罢工。”然后这些宣传品就变成必须绑架和杀害工会领袖的“证据”。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

  在阿根廷政变之前的年代，左派激进分子的崛起曾影响到外国公司，包括在经济和个人方面；从1973年到1976年，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杀。军政府取得权力并执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后，这类公司的命运大幅改观；现在它们可以把进口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支付较低的工资，任意裁撤员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润汇回母国。
    数家跨国公司热烈地表达它们的感激。阿根廷军事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福特汽车公司刊登一则庆贺的报纸广告，公开表明支持军政权的立场：“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对所有怀着善意的阿根廷人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车公司，将全力投入创造祖国的伟大命运。”外国企业不只是感谢军政府的贡献，有些公司还积极参与恐怖运动。在巴西，数家跨国公司通力合作，资助它们自己的民间酷刑队。1969年正当军政府进入最残暴的阶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队成立，取名侦察行动（Operation Bandeirants），简称OBAN。据《巴西：毋忘教训》，这支部队由军官组成，靠许多跨国公司的捐款资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报告说，由于OBAN不在军队和警察的正式编制里，因此“在使用审讯手段上享有弹性和免受刑责”，并很快以无与伦比的残暴声名远播。
    不过，最不避讳参与恐怖行动的跨国企业，是福特汽车的阿根廷分公司。该公司供应车辆给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被用在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的行动。阿根廷心理学家兼剧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这种车是“恐怖的象征，是死亡之车”。
    福特供应军方汽车，军政府则提供福特它擅长的服务--为工厂除掉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在政变前，福特被迫对工人作出重大让步：午餐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每辆汽车销售的1％用于社会服务计划。这种情况在政变那天完全改观，反革命从此展开。福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厂变成一座武装军营；在接下来的数周，工厂聚集了各式军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车和天上盘旋的直升机。工人作证说，一个有百名士兵的军队长期驻在该工厂。“我们在福特感觉好像在打仗。而军队是冲着我们工人来的。”工会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忆说。
    士兵搜寻整个厂房，抓住最活跃的工会成员并将他们戴上头罩，工厂的工头则协助指认他们。卓伊安尼是从生产线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记得“在囚禁我之前，他们押我在工厂游行。他们公然这么做是想让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这种手段消灭工厂的工会组织”。最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卓伊安尼并未被送到附近的监狱，据其他人转述，士兵把他们带到在工厂大门内设置的羁留所。就在工厂内几天前他们谈判合约的地方，这些工人遭到拳打脚踢，其中有两个人遭电击。他们被带往外面的监狱后，酷刑仍持续数周之久，有些长达数个月。工人的律师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会代表在这段期间遭绑架，其中有半数被拘禁在公司的厂房里；阿根廷的人权团体现在正在游说，把福特的工厂正式列入前秘密羁押所的清单。

   2002年，联邦检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对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称该公司应为在其厂房发生的镇压负法律责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谋绑架自己的员工，我想他们应为这件事负责。”卓伊安尼说。奔驰（Mercedes-Benz）也正面临类似的调查，该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与军方合作，肃清旗下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后来他们全部失踪，其中14名从此未再寻获。
    据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罗伯特（Karen Robert）的调查，到独裁统治结束时，“几乎所有工厂代表都已从阿根廷最大的工厂失踪……例如奔驰、克赖斯勒，以及菲亚特协和（Fiat Concord）。福特与奔驰都否认他们的主管在镇压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进行中。
    不只工会分子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任何人若抱着非纯粹追求获利的社会价值观，都是攻击对象。在该区域各地最残暴的攻击，都是针对曾为土地改革而抗争的农民。阿根廷农地联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领导者--他们曾散播农民有权拥有土地的煽动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们工作的农场边，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士兵用卡车电池为刺牛棒通电，把这种处处可见的农场工具用在农民身上。在另一方面，军政府的经济政策让地主和牧牛场业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兹解除牛肉价格管制，使肉价飙涨超过700％，为业主带来空前的获利。
    在贫民窟，先发制人的攻击目标是小区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教会工，他们组织社会最贫穷的一群人，要求医疗、公共住宅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构的“福利国”。“穷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顾他们！”他们一面这么告诉阿根廷医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电击我的牙龈、乳头、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与军政府合作的阿根廷传教士解释行动的指导原则说：“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是教会和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国家面对的危险。”这种“新国家面对的危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政府的许多受害者如此年轻。在阿根廷，3万名失踪者中有81％的年龄介于16岁到30岁。“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往后20年。”一位恶名昭彰的刑讯者对他的受害者说。
    最年轻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们在1976年联合请愿，要求降低公车票价。对军政府来说，集体行动显示这些青少年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病毒，其反应是屠杀者的愤怒，有6名敢于提出这种颠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并杀害。2006年终于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长艾契科拉兹，是参与这次攻击的关键人物。
    这类失踪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疗师尝试抹去经济中的集体主义遗毒时，休克部队则把那种文化的代表从街头、大学和工厂扫空。

    一些站在经济转型最前线的人不防备时会承认，达成他们的目标有赖大规模镇压。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关主管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负责把对企业友好的阿根廷军政府促销给世界，他告诉一名研究人员，为了打开阿根廷“受保护的国家主义”经济，动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说：“但没有人会投资一个卷入内战的国家。”然而他承认，死的人不只是游击队。“许多无辜者可能也被杀害，”他告诉作家费特罗维兹（Marguerite Feitlowitz）说，“但在那种情况下，需要用到极强大的武力。”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说。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涨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借着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升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只被打败，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疗”
    当政策尝试把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切除时，监狱里的酷刑则尝试从人的心智和精神将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的社论说的：“心智也必须清洗，因为那是错误诞生的地方。”

   许多施酷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给囚犯某种医疗，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被视为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响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整个区域内各国真相委员会报告的证词显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强迫他们背叛内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统。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左派来说，他们最珍视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进派历史学家拜尔（Osvaldo Bayer）所说的，“团结是唯一的超越神学”。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们热衷的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对囚犯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部分的内在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韦兰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与一个朋友约好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分子又增加一名。韦兰尼的酷刑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悲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的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成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上电视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疗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说中说，好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治疗--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被当作病菌。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身体的自然反应。”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 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移除坏疽的盲肠。犹太人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赤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如何对待酷刑营里的小孩。联合国有反集体屠杀的公约规范，明确的集体大屠杀行为包括“采取意图阻止群体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强迫转移一个群体的儿童到另一个群体”。
    据估计，有500名婴儿在阿根廷的酷刑营诞生，这些婴儿被立即纳入一个再造社会和创造新品种模范市民的计划。经过短暂的哺乳期后，数百名婴儿被卖给或送给大多与独裁政权有直接关系的领养夫妻。据辛苦找到数十名这些小孩的人权团体5月广场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领养的夫妻以军政府认定为“正常”和健康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价值教养这些小孩，而且从未告知他们的出身。婴儿的父母被视为病势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几乎都在酷刑营里遭杀害。盗窃婴儿并非出于个人罪行，而是有组织的国家行动。在一桩法庭诉讼中，1977年内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当作证据，文件的标题是“对遭羁押或失踪之政治与工会领袖，处理其未及龄子女的程序指示”。
    阿根廷历史的这一章，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儿童遭大规模盗窃极为相似，这些原住民儿童都被送进小区学校，禁止他们说母语，并被责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类似的族群至上思维显然也在运作，其根据并非人种，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阶级。
    政治杀戮与自由市场革命最明确的关联，要到阿根廷独裁统治结束四年后才被发现。在1987年，一队摄影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最豪华的太平洋购物商场（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惊骇地误闯一座废弃的酷刑中心。调查发现，在独裁统治期间，第一陆军兵团把部分失踪者藏匿在商场地下室；地牢墙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迹：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物区皇冠上的珠宝，是专为吸引国际消费而开设的明证。拱形的屋顶和精致的壁画，装饰了各式各样的品牌商店，从克丽丝汀迪奥（Christian Dior）、劳夫罗伦（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价格贵到绝大多数本地人买不起，但拣便宜的外国人却蜂拥而至，享受阿根廷币贬值的好处。
    对了解本身历史的阿根廷人来说，这座商场代表的是可怕的记忆。就像更早的老式资本主义征服建立在该国原住民的大坟场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计划则建立在曾关过成千上万不同信仰者的酷刑营上。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娜奥米?克莱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弗里德曼是“思想会带来后果”这个真理的体现。
    --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2002年5月

    人们被关进监牢好让价格得以自由。
    --贾利安诺，1990年

    有一阵子，南锥的罪行似乎真的可能被认定与新自由主义运动有关，使它在扩展到第一个实验室以外的地区前信誉扫地。弗里德曼1975年扭转大势的智利之旅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斯（Anthony Lewis）提出一个简单但爆炸性的问题：“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在智利只能以镇压的方式施行，它的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勒特里尔惨遭谋杀后，草根运动团体继承他的呼吁，要求智利经济革命的“思想建构者”应该为政策的人力损失负责。在那几年间，弗里德曼每次演讲都被人用勒特里尔的话打断，有几次他在接受表扬的场合被迫走厨房才能进场。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教授与军政府合作感到十分困扰，因此要求展开学术调查。一些学者支持这些学生，包括1930年代从法西斯欧洲逃到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汀特纳（Gerhard Tintner）。汀特纳比较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与纳粹下的德国，得出的结论是，弗里德曼支持皮诺切特就像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技术官僚。（弗里德曼反过来指控他的批评者为“纳粹主义”。）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都乐于以拉丁美洲芝加哥男孩创造的经济奇迹居功。1982年弗里德曼像骄傲的父亲般，在《新闻周刊》上洋洋得意地说：“芝加哥男孩……结合了杰出的思想与管理能力、信念带来的勇气，以及献身于实践的精神。”哈伯格曾说：“我对我的学生感到骄傲，超过我曾写的任何文章，事实上，拉丁小组带给我的光荣远超过我对学术文献的贡献。”不过，谈到他们学生创造的“奇迹”造成人力损失时，两人却马上认为与他们无关。
    “尽管我强烈反对智利的威权政治体制，”弗里德曼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上写道，“我不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提供技术经济建议给智利政府称得上邪恶。”
    弗里德曼在他的回忆录宣称，皮诺切特把头两年时间花在尝试自行管理经济，直到“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肆虐，且全球衰退引发智利的萧条，皮诺切特将军才转而求助于‘芝加哥男孩’”。这是公然窜改历史--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与军方合作，经济转型也始于军政府夺得权力的第一天。在其他方面，弗里德曼甚至宣称皮诺切特的整个统治--17年的独裁统治和数万人遭受酷刑--并非对民主政治的暴烈破坏，而是刚好相反。“对智利企业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确实在实现一个自由社会上作出了贡献。”弗里德曼说。

   勒特里尔遭到暗杀三周后，一则消息打断了皮诺切特的罪行如何反映在芝加哥学派运动上的争论。1976年，弗里德曼以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原创且重大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利用诺贝尔颁奖演说的机会声称，经济学是严格和客观的科学学科，就像生理学、化学和医学，依据的是公正检验可得的事实。他轻松地忽略了他得奖的理论前提已被排队领救济品的人民、伤寒瘟疫和关闭的工厂，活生生证明是错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残暴到愿意把弗里德曼的想法付诸实行的智利政权。

    一年后，另一件事重新定义了有关南锥争论的参考指标：国际特赦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因为它揭发智利和阿根廷侵害人权的勇气和义举。经济学奖实际上与和平奖互不干涉，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审查，并在不同的城市颁奖。不过，在旁观者眼中，两个全世界最受尊崇的评审委员会颁发两座诺贝尔奖，似乎作出了它们的宣判：酷刑室的休克应该被强烈谴责，但经济休克治疗应该获得掌声--两种形式的休克，借用勒特里尔充满讽刺的语句来说，是“完全无关”的。

    “人权”眼罩
    这堵思想防火墙被筑起，不只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政策与使用恐怖有关，部分问题也出在那些恐怖活动被塑造成狭隘的“侵犯人权”，而非具有明确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工具。这是因为70年代的南锥不只是新经济模式的实验场，也是晚进行动主义活动模式的实验室：草根的国际人权运动。在迫使军政府停止最恶劣的侵犯人权方面，这个运动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只专注在罪行而忽视背后的原因，却使人权运动反而协助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几乎毫发无损地脱离它的第一个血腥实验场。
    这种两难可以回溯到现代人权运动诞生的时刻，也就是1948年采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时。这份宣言一经写出，很快就变成冷战双方各自攻讦的武器，指控对方是希特勒再世。1967年的新闻报道揭露，专注于苏联侵犯人权的杰出人权团体国际法学家协会（ICJ）并非自称的公正仲裁者，而是暗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国际特赦组织为自己拟定严格的公正原则：其资金将完全来自会员，并严格保持“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党派、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为了证明该组织不会利用人权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同时“接纳”三种良心犯，分别来自“共产国家、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是当时整体人权运动的标杆，其立场是：侵犯人权是全球一致认定的罪恶，本身即是错的，因此无需判定侵犯为什么发生，只要尽可能详细和可信地记录。

    此一原则反映在记录南锥恐怖活动的方式。在秘密警察随时监视和骚扰下，人权组织派遣代表到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访问数百名酷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也想尽办法进入监狱，因为独立媒体被禁止进入，且军政府否认罪行，这些证词变成了原本没有机会写下来的原始历史文献。不过这些文献虽然重要，内容却有其限制：这些报告只记载了最令人厌恶的镇压方法，以及它们违反的联合国规章。
    国际特赦组织1976年的阿根廷报告虽然史无前例记录了军政府的残暴，并因此使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奖，但却充分暴露范围狭隘的问题。尽管报告内容忠实深入，却未能交代侵犯人权的原因。报告问及，“何种程度的侵犯是必要或可解释”的，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是军政府对“肮脏战争”的官方理由。在检验证据后，报告作出结论说，左派游击队造成的威胁，绝对与国家采取的镇压程度不成比例。
    但是还有其他理由让暴力是“必要和可解释”的吗？国际特赦组织未加着墨。事实上，在92页的报告中，该组织未提到军政府正对国家进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份报告并未评论贫穷加深或重分配财富计划的大幅逆转，虽然这些是军政府统治的核心政策。报告仔细列举军政府违反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命令，但不包括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侵犯食物与居住权利的命令，虽然这些权利也受联合国规章保护。如果军政府革命性的经济计划曾受到粗浅的检验，一定会暴露出为什么军政府必须采取额外的镇压，正如它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际特赦组织良心犯是和平的工会分子和社会工。
    另一项重大遗漏是，国际特赦组织描述冲突只局限在军方与左派极端分子。其他参与者完全未被提及--没有美国政府或中情局；没有本国地主；没有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实施“纯”资本主义的大计划，以及计划背后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都未被检验，使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残暴完全不合情理--它们只是随机发生、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在政治虚空中飘荡，虽被所有有良心的人所谴责，却完全无法理解。
    这股人权运动的每一面都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下运作，尽管理由不尽相同。在受影响的国家内部，率先呼吁注意恐怖行动的人是受害者的亲友，但他们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他们并未谈到失踪背后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因为谈论这些会使他们本身面临失踪的危险。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挺身而出的人权活动团体，最着名的是5月广场的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在阿根廷以“母亲们”着称。她们每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建筑外面示威时，不敢手持抗议牌--只是捧着失踪孩子的照片，一旁写着：“他们在哪里？”在宗教聚会中，她们默默围坐，戴着白色头巾，上头绣着她们孩子的姓名。许多母亲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但她们小心地不表达威胁政权的言论，只呈现母亲的悲伤，以及急于知道她们无辜的孩子被带往何处。

    在智利，最大的人权团体是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由反对党政治人物、律师和教会领袖组成。这些终身政治工知道，为终止酷刑和释放政治犯奔走努力，只是一个更大斗争的一部分，最终的目标是谁能控制智利的财富。但为了避免成为军政权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放弃左派过去谴责资产阶级的老套，学习使用“普遍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新语言。此种在北美和欧洲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摆脱了富人与贫民、弱者与强者、北方和南方的指涉，单纯地主张人人都有公平审判和免于残暴、非人道与悲惨待遇的权利。它不问为什么，只是主张如此。从充满法律术语与人类权利的人权论述中，他们发现在监狱的伙伴实际上是良心犯，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第19条的保护。
    对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来说，这种新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密码，就像音乐家把政治信息以隐晦的暗喻藏在歌词里，他们也以法律措辞伪装他们的左派思想--一种不用提到政治而参与政治的方法。
    当拉丁美洲的恐怖手段引起迅速扩张的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时，那些行动主义者有他们大不相同的理由避免谈论政治。

    福特对上福特
    不把国家恐怖的体制与其奉行的意识形态目标联结在一起，是这段期间几乎所有人权文献的特色。尽管国际特赦组织的保留可以理解为在冷战的紧张中尝试保持公正，但对其他许多团体来说，还有另一个影响因素：钱。这类工作最大的资金来源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在60年代，该组织只花一小部分预算在人权上；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会对拉丁美洲人权工作的贡献高达惊人的300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以这些钱支持拉丁美洲的团体，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员会，以及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团体。
    在军事政变前，福特基金会在南锥的主要角色是资助训练学者，大多数在经济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并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福特基金会国际部副总裁苏顿（Frank Sutton）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没有现代化的精英，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家。”虽然这与扶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的冷战逻辑完全吻合，福特的大部分学术援助也遵守极右派路线--拉丁美洲的学生被送到各式各样的美国大学，对拉丁美洲大学的各种研究所也提供资助，包括以左倾闻名的大型公立大学。

    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前面已讨论过，福特基金会是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与训练计划的最大赞助者，而该计划制造出数百个拉丁芝加哥男孩。福特也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赞助一个类似的计划，目的是吸引邻近国家的大学部经济系学生，以便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门下求学。这使得福特基金会不管是否刻意，成了在拉丁美洲散播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远超过美国政府的金援。
    当芝加哥男孩在皮诺切特的枪杆下取得权力后，福特基金会对它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资助芝加哥男孩，是基于该基金会“为促进民主目标的实现而改善经济研究机构”的宗旨。但福特在芝加哥和圣地亚哥协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在推翻智利的民主政治却扮演核心角色，过去培养的学生现在却在一个休克式的残暴环境中，应用他们受到的美国教育。让基金会更感棘手的是，这是在短短几年内第二次它扶持的对象选择以暴力夺取权力；第一次是苏哈托的血腥政变后，柏克莱帮的迅速蹿红。
    福特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成立经济学系，但福特的文件显示，当苏哈托掌控大权后，“几乎所有该计划培育的经济学家都被征召进入政府”。学系里几乎没有人留下来教学生。在197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民族主义暴乱，反对“外国颠覆”印度尼西亚经济；福特基金会变成群众愤怒的对象--许多人指出，福特基金会训练苏哈托的经济学家，出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与矿业财富给西方跨国公司。
    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与印度尼西亚的柏克莱帮间，福特得到的是不光彩的名声：从两个计划毕业的学生，掌控的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最残暴的右派独裁政权。虽然福特不可能事先知道它训练的毕业生会执行如此野蛮的暴政，但终究还是有人提出刺耳的质疑：为什么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基金会，却深深涉入独裁政权和暴力？
    不管是出于惊慌、社会良心或两者兼而有之，福特基金会处理独裁政权问题的手法堪称好企业的典型：主动出击。在70年代中期，福特从一家为所谓第三世界提供“技术专业”的制造者，转型为人权活动的资助者。这种大变身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尤其显得突兀。这些国家的左派被福特协助扶持的政权消灭后，只有福特资助新一代的人权律师，为释放成千上万被同样政权所囚禁的政治犯而努力。
    从福特经常妥协的历史来看，它一头栽进人权运动时，把这个领域的定义尽可能窄化并不令人意外。该基金会强烈偏爱那些宣称以法律手段为“法治”、“透明化”和“优良治理”而奋斗的团体。就像一位福特基金会的干部指出的，该基金会在智利的态度是“我们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涉入政治”。这不只因为福特原本就是保守的机构，习惯于与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合作而不背离，同时也是因为任何以智利镇压为目标的严肃调查，不可避免会直接溯及福特基金会，以及它将原教旨主义经济理念灌输给智利统治者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该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公司无法逃避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牵涉到工厂的活跃分子。今日，福特基金会已完全脱离汽车公司及其继承人，但在50和60年代资助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教育计划时并非如此。该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资金来自三位福特汽车主管的股票捐献，包括亨利与艾德索·福特（Edsel Ford）。随着基金会财富增加，它开始独立运作，但出脱福特汽车股票直到1974年才完成，当时是智利政变的次年，且印度尼西亚政变已是几年前的事；福特家族直到1976年才退出基金会董事会。
    在南锥，这些矛盾看起来十分超现实：一家与恐怖体制来往最密切的公司--被指控在厂房里设置秘密酷刑设施，参与自己员工的失踪--所遗留的慈善机构，却是最好且经常是唯一终结最恶劣人权侵犯的机会。透过资助人权运动人士，福特基金会在那段期间拯救过无数人命。而且美国国会削减对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事支持，逐渐迫使南锥的军政府减少使用最残暴的镇压手段，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该基金会。但当福特伸出援手时，它的努力却得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不管是否有自觉--就是人权运动思想上的诚实。该基金会决定参与人权运动但“不涉及政治”，因此制造了一种局限，使它几乎不可能追问它所记录的暴力：为什么发生这种事？谁能获利？
    对于自由市场革命的历史被传述的方式，这种局限扮演了破坏的角色，导致它们在极度暴力环境下诞生的污点大体上被遗漏。就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酷刑三缄其口（那与他们的专业领域无关），人权团体也很少提及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激进转变（那超出他们狭窄的法律视野）。
    镇压与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计划，这个观念只反映在这段期间的一项重大报告：《巴西：毋忘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唯一非由国家或外国基金会发表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它根据的是军方的法庭记录，由勇气过人的律师和教会活动分子，在国家仍处于独裁统治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影印得来。在详细记述一些最可怕的罪行后，报告的提出其他人刻意逃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平铺直叙地回答：“因为经济政策极度不受人口中最多数群体的欢迎，所以不得不借暴力来执行。”
    在独裁统治期间深入扎根的激进经济模式，后来证明比执行它的将军们还顽强。士兵回到他们的军营以后很久，拉丁美洲人也已经可以再度选举他们的政府，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根仍然牢牢抓住这块土地。
    阿根廷新闻记者兼教育家阿库纳（Claudia Acuna）告诉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很难完全了解暴力并非军政府的目标，而是手段。“他们侵犯人权如此令人发指，如此不可思议，阻止他们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能摧毁那些秘密酷刑营，却无法摧毁军政府创造的经济计划，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正如华尔士的预测，到最后，“计划性悲剧”所夺走的人命将多于子弹所夺走。以一个比喻来看，拉丁美洲南锥在70年代发生的事被以谋杀现场来看待，但事实上它却是极度暴力的武装抢劫现场。阿库纳告诉我：“那就好像以失踪者的血迹，来掩饰经济计划的代价。”
    有关“人权”能否真的与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辩论，并非只发生在拉丁美洲；每当国家以酷刑作为政策武器时，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尽管环绕着层层迷雾，加上想以无关政治的脱序行为来看待它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但酷刑并不特别复杂或神秘。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每当一国的独裁者或外国占领者缺乏统治所需的共识时，酷刑这种最残酷形式的高压统治工具就会出现：菲律宾的马克斯、伊拉克的萨达姆、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在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例子不胜枚举。大规模虐待囚犯实际上就是明确的迹象，显示政治人物尝试实施一套大多数被统治者反对的体制--不管是政治、宗教或经济体制。就像生态学家借特定的植物与鸟类“指标物种”（indicator species）来定义生态系统，酷刑就是一个施行极度反民主计划的政权的指标，就算这个政权是透过选举而取得政权也能适用。
    作为审讯时取得信息的手段，酷刑的不可靠已人尽皆知，但用来恐吓和控制人民，没有比酷刑更有效的方式。基于这个理由，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的自由派对本国士兵用电击和水刑对付阿尔及利亚解放战士义愤填膺，却不设法解决作为酷刑根本原因的占领，让许多阿尔及利亚人逐渐失去耐性。
    1962年，法国律师哈理密（Gisele Halimi）为数名遭强暴并在监狱受到酷刑的阿尔及利亚人辩护，他激愤地写道：“所有空谈都是相同的陈腔滥调：从酷刑在阿尔及利亚使用以来，说的是相同的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气愤，公众抗议是相同的声调，相同的承诺。这些例行公事并未阻止任何电击或水刑；对遏阻使用它们的人也丝毫未产生影响。”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到同一主题也表达相同看法：“以道德之名抗议‘过当’或‘滥用’是错的，这暗示了积极的共犯。没有‘滥用’或‘过当’，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
    她的论点是，占领无法以人道的方式达成；违背人的意志的统治绝非人道。西蒙·波伏娃写道，有两个选择：接受占领及执行它所需的手段，“否则便是拒绝，不只是拒绝某些具体的做法，而是拒绝容许它们存在，拒绝非得采取这些做法的更大目标”。今日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也面对同样明显的选择，而在70年代的南锥，这更是唯一的选择。就像没有温和仁慈的方法可以违背人的意志而占领，要夺走数百万人尊严过活所需的事物--芝加哥男孩决心做的事--也无法以和平方法达成。

    抢夺，不管是土地或生活方式，就需要动用武力，或至少需要令人相信的威胁；所以强盗会带枪，并经常使用。酷刑令人厌恶，但往往是达成特定目标的高度理性方式；事实上，它可能是达成那些目标唯一的方法。这引发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个当时在拉丁美洲许多人无法问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吗？它的目标是否有什么成分，会导致此种暴力的政治整肃，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权清洗运动的循环？
    这个问题最动人的证词之一来自托马塞拉（Sergio Tomasella），他是烟农兼前阿根廷农地联盟秘书长，曾遭到酷刑和监禁长达五年，并牵连他的妻子和许多朋友及家族成员。1990年5月，托马塞拉搭乘深夜巴士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农业省份柯利安特斯（Corrientes），准备在阿根廷反除罪法庭上发表意见，该法庭当时正听取独裁统治期间侵犯人权的证词。托马塞拉的证词与其他人不同，他穿着农场的衣服和工作靴站在都市听众前，解释为什么他是一场长期战争的受害者；这场战争一方是想要土地以开辟合作农场的贫穷农民，另一方则是势力庞大、拥有当地省份一半土地的牧场业主。“战线是连续不断的--那些从印第安人手上夺走土地的人，继续借他们的封建结构压迫我们。”
    他坚称自己与农地联盟的会员同伴所遭受的虐待，不能与殴打他们身体和摧毁他们运动网络背后的庞大经济利益切割。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宁可指出那些靠着阿根廷对外的经济依赖而获利的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外国独占公司强迫我们购买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学品，强迫我们接受科技和意识形态。这些全都透过拥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头统治者。但我们必须知道，寡头统治者也受到这些独占公司的控制，同样的福特汽车、孟山都（Monsanto，编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理斯（Philip Morris，编按：美国烟草公司）。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结构。这是我来这里必须谴责的。就是这样。”
    听众爆出热烈的掌声。托马塞拉以如下的话总结他的证词：“我相信，真理与正义经历许多世代后，终究会获胜。如果要在这场战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饴，但总有一天我将得胜。同时，我会知道敌人是谁，而敌人也知道我是谁。”
    芝加哥男孩70年代的第一场冒险，应该被当成是对人类的警告：他们的思想极其险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一个实验场的罪行就没有责任承担，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论家培育出来的次代弟子得以逃过刑责，继续游走世界寻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们再度生活在政商连手大屠杀的时代，许多国家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并以审慎计划的手段改造它们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失踪和酷刑也卷土重来。同样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目标与使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视为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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