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香港返还后的东亚与日本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进取意志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扩张意志，在钓鱼岛和竹岛问题上表现地尤为明显，然而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归以及其后对东亚今后秩序变动的影响，意义非凡，让日本人由战前军事力量和战后经济力量支撑起来的“东亚家长”心态受到打击。

被“反掠夺”回来的香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中国手里。这对于日本意味着什么呢？至少不是说什么“祝贺返还”之类没营养话的时候。第一，“返还”这个说法对中国来讲是不准确的，对于中国来讲只能是“收回”。日本人所说的“返还”，是把香港问题当成别人家的事情。英国已经将香港还给中国，这不就完事了吗，——这种想法也太把自己当做旁观者了。说实在话，我认为日本和不得不把放弃香港的英国一样拥有某种共同感受也都不奇怪。对于香港返还，必须当做关系日本本身在东亚的过去与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加以关注。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归对东亚今后秩序变动的影响，是意义堪比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于欧洲的重大事件。

当然，正义在中国一方。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外国政府统治了150多年的领土主权得以收复，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正当的，我们日本人也应对这个邻国对于领土和主权的执着表示敬意。然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从英国的立场上加以考虑呢？因为在中国眼中，英国和日本在香港这150年来的历史中，是位于同等地位的。收回香港是“对150年耻辱历史的清算”，这句话不仅是对英国也是对日本发出的。

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是由18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中承认割让香港岛后开始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北京条约》又把位于香港岛对岸的九龙纳入英国领下。1898年九龙半岛的其余全部（新界）和235个小岛及附近海域租借给英国，租期至1997年6月30日（通称九十九年条约）。这是中国在日清战争[1]战败后三年后的事情。刚被日本在肚子一记重击，又被英国人轻轻松松地乘虚而入，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感受吧。

150多年中，香港也并不是一直被英国统治，1941年12月到45年8月的三年八个月是日军的占领时期，赶跑英军的日军离开后，香港又挂上了英国国旗。中国人对于日本占领香港的感觉，只不过是英国统治再继续中的一个间歇。用稍微粗俗一点的话讲，英国从中国抢走了香港，短期内香港又被日本抢走，之后又重回英国之手。而现在是被掠夺的东西终于回到了原主人手里。这就是香港回归的“基本流程”。英国当然会有巨大的失落感，这是出于“被反掠夺者”的孤独，这种感觉对于我们日本也并不是无缘的。

始于高杉晋作的危机感的亚洲战略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出现之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就已经出现了与其成为香港那样被命运玩弄的角色，还不如努力在国家间的游戏中扮演英国式的角色的想法。我感觉1862年高杉晋作在上海对中国的观察是这一想法的原点之一。他在当年五月到七月，受长州藩[2]主之命视察上海，留下了名为《上海掩留目录》的日记。

“5月21日，上午去古董店看字画，一天都在想上海这个城市的事情。在这里支那人几乎都成了外国人的佣人，英国人法国人走在街上，支那人都要小心翼翼地把道路让开。这里主权还属于支那吗？简直和英法的殖民地一样了。北京远在300里[3]之外，那里一定还留有过去中国的风韵吧，希望如此。然而，这样的中国的人们看着现在这片土地，肯定会想到些什么吧。再返回头来想想我国的情况，如果我们对此毫不在意，这种命运也肯定将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原文的现代语翻译引自奈良本辰也著《高杉晋作》，中公新书出版）

当时上海的领有权还在中国手里，但在1842年对英割让香港的同时已被迫开港。在以英法为主的列强的居住地中，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在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之乱中消耗很大，上海的防卫只能依靠当地驻扎的外国军队。正如晋作的感受，这里简直就是殖民地。他敏锐地嗅到，被属国化之风即将由香港蔓延到上海。

高杉晋作的上海日记将清朝顽固愚昧的锁国政策列为中国衰落的最大原因。而当晋作回国后，在其最后的五年生涯里到处奔忙的事情却反倒是为打倒德川幕府而开展的彻底坚决的反开国——攘夷的行动。从上海回国的当年年末，就和盟友久坂玄瑞等火攻位于品川御殿山的英国公使馆，两年后的1864年8月，又在下关有勇无谋的卷入了同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的“战争”。

在幕末的长州藩有一种规模宏大的开国论，即该藩直目付（官职名）长井雅乐所倡导的“航海远略策”。主要内容是，不执着于充满弊端的锁国策，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同掌握先进文明的外国交流，致力于充实国力，将来要把国力提升至与进入亚洲的欧美列强同等的水平。然而，这种主张对希望推进开国路线的德川幕府持容忍态度，因此在倒幕的激烈较量中一时间销声匿迹。晋作本人当然是想在打到幕府之后再实行“航海远略策”。虽然他在明治新政府成立前去世，但他的后继者继承了他的志向。

“航海远略策”的延伸就是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主义，最初的领土扩张行为是1879年作为“废藩置县”的归结，将琉球王国“合并”入日本。日清战争之后“合并”台湾（1895年），日俄战争后“合并”韩国（1910年）。从1941年末到1945年占领香港，也应视为相同的潮流。也许把“航海远略策”同“大东亚共荣圈”联系到一起与长井雅乐的原意不符，然而，到如今的“香港返还”的1997年，我们日本人应该意识到并牢记的就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进取意志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扩张意志，首先是出于“不要让这个国家变成香港一样”的“高杉晋作的危机感”。

另一个返还——冲绳

1997年也是“冲绳返还25周年”。香港返还时，被返还的，即收回主权的主体是中国。那么收回冲绳的是谁呢？也许有读者会说这还有什么讨论必要吗，难道不是还给日本吗？我十分了解各位读者的心情，但我仍想提出这个问题。冲绳返还的有功之臣是佐藤荣作首相，他在1965年8月作为在职首相在战后首次访问冲绳，刚降落在那霸机场，“不实现冲绳回归祖国，日本的二战就不算结束”的历史性名句就脱口而出。佐藤首相按自己的政治承诺，在1972年5月实现了美国向日本返还冲绳行政权。但我感觉他的“名句”倒有点像“谜句”。多数国民认为冲绳原本是“日本的一部分”，被返还的对象不应该是日本以外的国家。而这种感觉在最近的美军基地搬迁和振兴地方经济等冲绳问题上，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些“大和人”（冲绳人对冲绳以外日本人的称呼）的思考方式。

冲绳什么时候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呢？就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并不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之前它是作为15世纪以来的琉球王国而存在的。琉球王国从明朝时就处于中国的册封体制之下，册封体制就是中国王朝的皇帝凭借他的权威以册封的方式巩固周边国国王的地位，受册封的周边国家国王定期向中国皇帝派去持有文书贡品的使者表示对皇帝的忠诚，这称为朝贡。作为回礼，朝贡国可以将当时亚洲最先进国家——中国的物产带回海外。琉球王国就是在以中国为最高顶点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将立国的生存基础放在朝贡贸易上的国家。

介入琉球王国生存基础的，是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岛津氏对琉球的入侵。1609年，被三千余萨摩军压制的琉球王国成为岛津氏的傀儡国家。岛津氏在琉球全境实施与自己属藩相同的检地[4]政策，按“知行”级别给予琉球国王总石数九万石的封赏，并规定其中三成要作为纳贡上缴的义务。另一方面，仍然维持琉球同中国的朝贡贸易，其利益则流向岛津氏。琉球国继续对中国的朝贡贸易，意味着琉球的国家主体同中国的两国间关系是得到承认的，岛津氏并没有完全夺取琉球王国，琉球的直接统治主体——尚氏的王统仍在其王府首里城里得以存续。不过，琉球王国的版图中，临近萨摩藩领地的奄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与论岛等五岛被割，这五岛现在当然不属于冲绳县而属于鹿儿岛县。

琉球王国被日本这个国家所夺取，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高杉晋作的后继者们开始着手实施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其最初目标即为琉球。明治新政府于1871年7月断然实施了“废藩置县”，将当时261个藩按府县制重新编制，萨摩藩成了鹿儿岛县，而并非一藩的琉球王国当然被排除在该行动之外。但明治新政府还是想把琉球王国纳入到新的明治国家体制中，其后的过程只能说是蛮不讲理。首先是第二年9月先把琉球王国改成“琉球藩”，又按“废藩置县”程序变更为琉球县。琉球王国提出反对，提出“我们并非日本的一藩，而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一主张也被欧美列强当做笑话似的接受了。率黑船迫使日本开国的美国佩里将军在1854年同日本国（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同琉球王国也交换了同样的外交文书琉美修好条约。

1879年3月，明治新政府动员了军队和警察，对进行抵抗的琉球王国采取行动，琉球王朝被强制搬出首里城，成为末代国王的尚泰王也被强制搬到东京，拥有450余年历史的琉球王朝从此灭亡。此事件被称为“琉球处分”。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中国清朝政府的动向：自明朝以来将琉球王国置于册封体制下的中国主张对琉球王国的宗主权（琉球在1874年仍向中国派出朝贡船），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撤回“合并琉球”的举动，日本方面对此不能无视，于是准备将琉球一分为二，将宫古、八重山两岛交与中国，作为代价要求拥有与欧美列强同等的通商权，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历史事实并不广为人知。分岛方案在清朝内部因反对而未获批准，成为日中之间未决的悬案。事情在1895年随着日本方面在日清战争的胜利而有了了结，连台湾都割让出来的清朝也无法再主张分割琉球，由此琉球整体就成了日本领土。

尖阁与竹岛——被试探的领土感觉

对日本在明治新政府的勃兴期强取琉球（冲绳）的表现感到反感的读者应该不少。我因工作需要到那霸出差，冲绳的人经常说自己不是日本人，而认为是这样的，表示首肯的 “大和人”却几乎没有。就算不搬出考古学者的考证，我们的源流也都是相同的日本人。然而，不应被忘记的是，我们这一民族国家的统合过程过于生硬，并且，作为历史的选择，也存在相同的日本人形成两个国家而共存共生的可能性。单一民族国家日本中的复杂性，以及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在冲绳的历史当中可见一二。

位于冲绳县内的日本领土中，被这种“掠夺、被掠夺”方式所动摇着的是尖阁诸岛[5]。尖阁诸岛位于本来要分割给中国的八重山诸岛西北150公里、台湾东北约190公里、中国本土东面约350公里处。日本政府在日清战争胜利后，在准备议和会议的1895年1月的阁僚会议决定，将尖阁诸岛编入八重山诸岛中的石垣岛的行政管辖下。中国对此不予承认。1992年2月中国制定领海法，将尖阁诸岛明记为中国领土。

中国方面不承认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的最后王牌应该就是上面提到的“琉球处分”。日本政府在将琉球王国纳入日本国时去除了尖阁诸岛，而且在清政府表示异议时，还提出了将邻近尖阁诸岛的八重山诸岛割让于中国的方案。中方看来这也应是一种返还行为吧。至少在他们看来，八重山或尖阁群岛问题上，日本政府的领土主张的证据是极为脆弱的，因此，日本政府才会利用日清战争胜利这一压倒性的外交优势来确立对尖阁诸岛的领有权。

对中国来说，如果把收回香港作为“收复上溯到日清战争或鸦片战争时失掉的领土”的运动的开始，那么香港回归后，台湾以及尖阁诸岛成为随后的目标是理所当然的。而那时候我们日本人会以怎样的对自己的领土的历史正当性认识和热情来应对尖阁诸岛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仅从尖阁诸岛周围海域可能存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经济巨大利益上去考虑。“国境的重新划定”这一国与国之间角力游戏中，日本这个国家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他的态度与力量都是焦点问题。

与尖阁诸岛具有相似历史意义的还有一个岛屿，就是竹岛。竹岛位于隐岐岛西159公里，韩国的郁陵岛东南92公里，由大小两个岩礁（东岛、西岛）为中心组成。围绕此岛日本与韩国的领有权问题也很暧昧。关于竹岛的历史记录是韩国方面较早，十五世纪李氏朝鲜王朝的形成期就提及过此岛，而日本是在17世纪以后才知此岛，有1618年伯耆国（今鸟取县）的大谷、村川两家从江户幕府拜领竹岛，开辟渔场的记载。17世纪末，由于两国渔民的冲突日趋明显，幕府通过对马藩主的宗氏向朝鲜方提出禁止出海捕鱼的要求，而朝鲜李朝当局主张竹岛是本国领土，因而谈判破裂。韩国将竹岛称为独岛，这一名称自19世纪末开始使用，有记录称当时在岛上设有属朝鲜所有的灯塔。

日本政府最后解决竹岛领有权问题也同尖阁诸岛一样是一场战争，即日俄战争。1905年1月，内阁会议决定竹岛成为岛根县行政管辖下的日本领土，1904年2月开始的日俄战争正在日军占优的局面下向前发展，宣布拥有竹岛主权时朝鲜半岛已处于日本的军事压制之下，这与日清战争时宣布拥有尖阁诸岛主权的日本外交手法极为酷似。而这一手法随着日本军事力量这一外交要素的“褪色”而开始变得走样。二战后，占领日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将竹岛认定为韩国领有的郁陵岛的附属岛屿，在1952年，韩国单方宣布被称为“李承晚线”的韩国管理海域，竹岛（独岛）当然被纳入线内区域。竹岛的主权问题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解决办法，依然余音未绝。日本政府也一直以“1905年1月的内阁会议决定”作为大前提保持交涉态势。

我们日本人必须把尖阁和竹岛的领有权问题放在心上。日本人自“高杉晋作的危机感”以来，在东亚的“上升”意志最终变成了“扩张”意志。如果用三级跳作比喻，日清战争就是三级跳中的第一跳，日俄战争就是第二跳，大东亚战争则是最后一跳。但大东亚战争的失败就像是从第三跳的高处重重摔到地上，只能对“扩张”意志进行清算。这也是1951年旧金山条约的意义所在。但这一清算的考验似乎仍在继续。

我并不是要说尖阁诸岛和竹岛都是日本人侵略的结果，应趁早丢开手。而是这两个问题深究下去，掩埋在历史当中的暧昧部分并不是一种黑白分明的局面。这就到了考验我们日本人对自己的历史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国土的责任心与热情的时候了。不能把外交当成一场低水平的足球比赛，日本人不能像只知道围着球跑成一团的运动员一样，眼光只盯着尖阁诸岛或者竹岛，而缺乏关注日本周边新时代状况的广阔视野。而且我们也决不能陷于“那只不过是一个无人岛罢了”的漠不关心和贪图安逸的妥协当中。

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日本在面向21世纪的东亚世界的存在和保有相应地位的整体构想力，以及支撑构想力的爱国心（也可以说是名誉心）。尖阁诸岛及竹岛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试金石。这种困难的外交公案，日本政府将如何应对，日本人又应该给予怎样的支持呢？中国、台湾以及韩国都在一边强调自己的主张一边凝视着日本的举动，他们想看清楚的是，也许就是日本在参与亚洲事务上的新的可能性的水平吧。

希望与中国对等的圣德太子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是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带给隋炀帝的国书的开头，是推古天皇时代的摄政，实际掌握政权的圣德太子。隋书记载：“（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圣德太子完全没有本国地位卑下的意识，并不是对中国大陆上崛起的帝国的傲慢之举，而是他以在所居住的斑鸠宫的辽阔的上空鸟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感觉，从而产生了写下以上开头的念头。

圣德太子登上历史舞台的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东北亚的局势慢慢转向紧迫，大和朝廷登陆朝鲜半岛的桥头堡“任那日本府[6]”已在562年失守，朝鲜半岛处于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争霸时期。有一种很妙的比较，用现代韩国的地理讲，新罗位于日本海沿岸，占大约韩国整体一半的区域，包括产生过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三位总统的大邸庆尚北道和现在金泳三总统的出生地釜山庆尚南道；与此相对，百济则包括金泳三总统宿敌金大中的出生地光州全罗道；位于靠近黄海、东海地区，而高句丽如果粗略的说起来位于如今的北朝鲜。在圣德太子时代，新罗正在朝鲜半岛切实地逐渐积蓄力量。

这也可说是如今的韩国的情况。1997年12月将要举行的总统选举将会选出朴正熙总统以来的第五位总统，这个人选为新罗出身的可能性仍然很高。以前我和在首尔的朋友讨论朝鲜南北何时能够统一的问题时，他立刻说，“怎么也得等到南部内部统一了”。这次的总统选举也许将成为以新罗基础达成韩国内部的国家整合的历史性大关节。

我的朋友也谈了竹岛问题，说那是“新罗的领土”。如果不把竹岛作为“新罗的领土”从日本那里完整地夺回来，新罗对朝鲜半岛的整合就无从谈起。竹岛既是同日本之间的外交问题，也关系到韩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这种感觉基本不存在于日本人对竹岛所有权问题的意识当中。如果说“竹岛返还”是朝鲜半岛南部整合甚至是南北统一的重要杠杆的话，那么日本外交掌握着朝鲜半岛政治变动的一把钥匙，这一看法就是成立的。

话题再回到圣德太子时代。隋朝在大陆实现了国家统一（589年）后，被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所刺激，开始向三个国家分别要求朝贡关系；而圣德太子把日本定位为“日出国”的想法也于此刻膨胀起来。如果只是在桌子上摆上沙盘来思考日本的前途的话，那除了等待隋帝国“同心圆”式的朝贡关系的到来没有其它办法。于是圣德太子奋起，尽量以超越沙盘和对手想法的高度战略眼光来远眺。这时，才知道原来对自己的定位已成了固有观念的俘虏，而现在思想才重获自由，开始产生出新的“游戏感觉”，也就是新的战略构想力。圣德太子对局势的把握力似乎超越了大和朝廷的时间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复苏。

圣德太子的基本战略是与大陆新的统一力量隋朝进行直接交涉，在朝鲜半岛复杂的争霸局面中争取以同等于中国的位置和影响力参与其中。因此，他对日本天皇的对外称呼十分挑剔，还向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朝鲜半岛三国提出了也要同样向日本进行朝贡的要求，并尝试几次向新罗施以武力威胁。然而随着622年太子去世，其后继者并没能成功遵从他正确的战略方向。

朝鲜半岛的势力地图，由在618年消灭隋朝的唐帝国和与其携手建立共同战线的新罗主导。666年，百济被唐新联军灭国，668年高句丽也同样灭亡，以新罗为中心统一半岛的动力高涨。百济灭亡不久后的661年到663年，日本曾三度派兵支持百济，但三度均遭彻底失败，即所谓“白村江败战”。据说日本派去支持百济的总兵力达27000人之多。为何日军会失败呢？原因有唐军相对日本“急就章”似的水上部队拥有丰富的海上经验；日本方面对以海流为主的情报搜集的粗疏；作为混成编队的日本联军缺乏团队意识；以及国内后方支持体制的薄弱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是被新罗这一朝鲜半岛的新的国家能量，以及唐朝这样一个大陆国家的崛起所完全压倒和遏制。

日军惨败于唐新罗联军的冲击相当巨大。自4世纪后半叶就作为日本经营朝鲜半岛的据点的任那日本府，其在6世纪后半的失守也说明日本强势的半岛外交、大陆外交在物理上的溃败。同时，被“中国之力”所压制的现实带给当时日本领导人的挫折感甚至是恐惧感也相当深刻。村松刚在其遗作《世界史中的日本》（PHP研究所出版）中记载了，在大东亚战争（用他的话来讲是对美战争）失败后的1945年8月末，昭和天皇向位于大津，供奉天智天皇的近江神宫派出敕使的事情。这传递出的是，面临白村江以来的败战残局处置的昭和天皇的意志与危机感。自“白村江败战”后，日本积极向半岛和大陆扩张的动作一直萎靡不振。

到白村江之战为止的半世纪与今后50年

圣德太子“日出国”的国书到白村江败战的约“半世纪”，同围绕日本周边的东亚局势“今后50年”进行比较的话，虽然有些近乎荒唐无稽，但对我来讲却是一个绝妙的题目。可以想见日本在东亚的走向有两种剧本，一是遭遇白村江败战这样的事件，使日本的影响力大幅下降的路线；另一种则是对自我的存在和能起到的作用有明确的自信，并维持相当的影响力的路线。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1997年5月经合组织（OECD）公布了一份令人吃惊的关于世界经济的长期预测，提到“2020年以购买力评价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占到世界总份额的约两成，大大超过美国的11%和日本的5%”。在这四五年间，世界银行及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世界性的智库或以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内部具有影响力的机构经常会做此类的预测工作。OECD的预测往往是其中对中国评价最高的。而我关心的却是，对“21世纪中国超大国论”的不认同感已经越来越淡薄。似乎中国会成为大国的观念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已开始产生。

高杉晋作视察上海以来，从哪方面来讲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印象都不是“强大”而是“积弱”。这就反映出了“明治维新”与“大化改新”这两个“国家改革事业”的差异。两者的异同点可从各种角度加以探讨。而于我印象最深的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国内的改革与整合动力最终转化为针对近邻东亚各国的扩张主义，而大化改新（645年）时的国家重建动力由于有强大中国的存在，最终只限于日本内部。形成这一历史分歧点的就是“白村江败战”。

我在第五章中还会详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扩张主义中曾两次体验了“东亚家长”的感觉。一次是从日清、日俄战争到大东亚共荣圈的过程，日本的开战同对亚洲的侵略是为了“自存自卫”的唯一民族选择。同时为向欧美列强反戈一击而主张“亚洲的解放”，这一家长感觉在战后被当做“恶性家长主义”被深入批判。但至少这种家长志向是明确的。

“恶性家长主义”随着大东亚战争失败而消失，而通过战后日本经济人的努力，新的家长主义又一次形成。经济人充满活力，并不把大东亚战争的失败当做自己的责任，而是充满了“战败国的重建要通过我们的双手来实现”的干劲和活力。经济人的“坂上之云[7]”式的努力在战后大大开拓了日本的前途。而他们所领导的日本产业在亚洲的成功轨迹被称为“雁行发展”。

“雁行发展”是指日本在先，其后跟随的是亚洲新兴工业国（NIES）以及东盟（ASEAN），像背朝夕阳飞翔的大雁群一样的发展模式。推动这种机制发展的条件是日本以自主技术（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和自主市场（国内市场）的互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在国内形成新的产业“金字塔”，而亚洲各国将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放在模仿日本的产业“金字塔”上，雁行发展的成功，使得战后日本人在亚洲的家长感觉重又复苏。

然而，他们的家长主义说到底不过是“疑似家长主义”。日本并不是为了夺回亚洲家长的宝座而推行雁行发展模式，而不过是以冷战结构的保护伞掩盖了作为战败国的政治脆弱性，从而第一个赶上了亚洲高速增长的大潮。其中立志打造全面型产业结构的日本经济，把周边亚洲各国当做了“废弃与重建”（Scrap and build）的接收器。因此在日本尚未建立“自主技术”和“自主市场”的领域，恐怕还离亚洲家长的宝座尚远，而紧盯日本后背的亚洲各国也不会把日本当成伙伴，这就是“疑似家长主义”在日本产业上的局限。

成为“新家长”的意义与战略

 “1997年7月1日以后” 对于日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高杉晋作的危机感”以来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主义型生存战略”并未随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受挫而消失，而是被战后经济人所继承。这一生存战略现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拐点。战前的军事力量、战后的经济力量所支撑起来的，日本人在东亚的家长式秩序感觉及自信似乎将要崩溃。再进一步说，收回香港带给中国的自信和巨大影响力的复苏，以及其周边各国的防卫性整合力量中产生的巨大漩涡，将给日本带来巨大冲击。

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以“现代版新罗”思想在朝鲜半岛的展开做基础的，统一的“新朝鲜”将会像曾经的新罗实现统一后那样，不仅针对日本加强自身的独立性、平等性，同时相对中国的自立意志也会加强。相同的情形也会在“东盟十国”内产生。香港回归同时的1997年7月东盟外交部长会议召开，即使缅甸人权问题、柬埔寨政变内乱问题依然存在，缅甸、老挝、柬埔寨仍以几乎是强行的方式被吸引到东盟行列。这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对于三国，特别是缅甸的吸引力所引发的危机感带来的影响（注，三国中柬埔寨的加盟将在12月的东盟首脑会议中再协商）。

“香港之后是台湾”的压力一日大似一日的台湾，它的将来也不好预测。我在第八章中尝试以“华人性—非华人性”、“大陆性—海洋性”这两个坐标轴来对东亚进行“新的分类”，中国与台湾虽然在华人性上相同，但在“大陆性—海洋性”中确是明显无法相容的。因此“海洋性”是将台湾引向日本的重要的“纽带”，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反映迟钝，日本也许就会被中台联手的外交操弄于股掌之中。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台湾也许会把中国“收复失地”意志的矛头转移到与日本相关的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这样既能为台湾争取中台冲突的缓冲时间同时，也能更好地观察和评判日本作为非华人海洋国家将采取何种行动。

而日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不输于圣德太子的“鸟瞰式”的（战略）构想能力，我们也应以日本列岛上空的角度，将远东大陆以及南中国海纳入视线，对我们这个国家重新定位。这时必须放在心上的是，在日本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倾向中，要避免陷于“白村江综合症”。即便我们不是已放弃香港的英国，也绝不能放弃“夺取”而被中国“夺回来”的感觉所左右。

现在我们急需新的家长主义战略，他的根本既不应是战前的“恶性家长主义”也不应是战后的“疑似家长主义”。新战略既要对自己的生存策略进行考虑，同时也要有接受为目标实现所付出的成本和风险的考验的战略思维与主体意识。同时，必须完全排除唯我独尊式的自以为是和自命清高的意识。如果站在通商战略的角度就是，不是只顾在技术开发与市场开拓领域乃至产业基础设施行业进行毫无意义的“国际中心化”的竞争，而是在东亚共存与融合的基础上求得生存发展的，战略性“分享（sharing）”的思路。

然而，在开展战略性“分享”的同时不能忘记的是，能够对抗中国统合型影响力的中国外延国家群网络，其核心枢纽必须由日本担任。因为一个没有核心的网络最终只不过是乌合之众，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下只能被中国统合重组。日本是能够蜕变成东亚的“新家长”，还是被排除在新的动力结构（dynamism）之外从而衰落，东亚正在密切注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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