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折射西方媒体制度困境 吕岩松
1999年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后，很多西方记者第一时间聚集在使馆大门口采访，他们问我夫人的感受，我夫人只说了两个英文单词，“北约、灭绝人性”。瞬间，照相机的闪光灯、摄像机的照明灯全都熄灭了，这些西方记者掉头就走。这一刻，我再次感受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透过它，我们看到西方传媒、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滥用自由困境、伦理道德困境、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困境以及体制弊端、民主制度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与政府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媒体集团特别是跨国传媒巨头还与政界、商界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政界人物拉拢甚至取悦媒体；为获取媒体舆论支持，相关职能部门对媒体的不当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媒体不惜采用窃听、贿赂等非法途径获取内幕。西方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体绑架民意、民意胁迫政客、政客勾结媒体”这个难以解脱的恶性循环。
美国学者班尼特说：“所有的政治角色，从总统到议员，从利益集团到激进主义者，都统统将新闻看作他们走向政治的关键。”因窃听丑闻而被捕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前新闻主管、《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以其强大的媒体资源和人脉资源，就曾经在保守党的选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英国《每日快报》政治评论员彼德·奥波恩评价说，“过去20多年，摆在每个英国政治家眼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学会同默多克打交道，搞好关系”。这是对垄断传媒机制、变形民主体制的一个很形象的概括。
窃听丑闻并非西方媒体罔顾社会责任、滥用新闻自由的偶发事件。它折射出西方媒体发展及民主体制遭遇的制度困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反面教材。它提示我们要进一步引导国内媒体健康发展，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正确认识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要加强对新闻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推动媒体自律，提升社会责任感。
新闻自由是一种权利，但它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所讲的新闻自由，是一种内含责任的自由，是一种被赋予政治使命的自由。新闻事业应该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民族的团结富强而服务，新闻自由必须基于这样的前提下来实现。
（为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
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相矛盾 马胜荣
客观、独立地报道新闻事件应该是媒体展开新闻报道的理想目标，但真正实现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报道者所处的政治环境、教育背景以及个体报道者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境外和西方许多媒体和新闻院校推崇的主流新闻理论只强调新闻传播的客观公正性和媒体本身的独立性，而不谈实现“客观、公正”传播的条件。《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反映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矛盾。
1.无限夸大媒体的“公器”作用，否定媒体明显的政治属性。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世界新闻报》同英国政界人物、警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这些联系达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调查，但是从《世界新闻报》的做法可以看出，它所宣称的“独立”立场是虚伪的。在美国CBS电视台担任过近30年记者和制片人的伯纳德·戈德堡在2002年出版的《偏见》一书中披露了这家电视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容，如：为什么美国大的电视网会在黄金时间漏报某条重大新闻？美国新闻机构政治上的考虑是如何压倒事实本身的？为什么美国的大媒体把一些人的激情演讲称之为自由演讲，而把另一些人的同类演讲称之为煽动恐怖主义？
2.代表公众利益还是追逐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充分表明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这种利益驱动下，所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只是一种空洞的标榜。
3.以捍卫“自由”为名，滥用“新闻自由”。境外和西方不少媒体常常以“自由”和“人权”卫士的面貌出现，《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正体现了西方一些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自由”不能成为侵犯他人尊严和隐私乃至他国和他国公民利益的保护伞。
客观、公正地向公众传播新闻事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除了运动的物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因此，新闻的本源应该是物质的东西，是人类在同自然界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实在。与此同时，新闻稿件又是思想的产物，必然带有政治和文化色彩。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和由此揭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西方新闻机构和新闻院校所宣称的新闻传播“客观、公正”的理念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距离。
（为新华社原副社长）
没有边界的“新闻自由”可耻 苏宁
号称发行量最大的英语报纸之一、有着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于2011年7月10日停刊，不是因为经营不善，不是因为网络的竞争威胁，而是因为涉嫌窃听罪行。
1.“伟大”小报的可耻。《世界新闻报》最后一期社论的上方印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1843—2011”字样。最后一期的封底，引用了乔治·奥威尔1946年所写《英式谋杀的没落》。英国传媒专家阿特余森将这篇文章解读为对英国小报的批判。《世界新闻报》自称“伟大”，却一贯刻意迎合英国大众对凶杀等暴力事件的疯狂热衷，并不断推波助澜，肆意侵犯公民的隐私。《世界新闻报》的窃听行为，不仅公然违反英国报业的自律守则，而且明显涉嫌违反法律和侵犯人权。它为了疯狂追求刺激性新闻而突破法律和道德约束，最终走上穷途末路。由此可见，“伟大”是不能自封的，超越法律和道德的“新闻自由”是可耻的。
2.利益集团的附庸。《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暴露了西方国家一些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附庸，而不是西方所自我标榜的公众利益代言人。默多克与英国政界过从甚密，他对英国前首相布朗和部分工党议员施加影响，要求对《世界新闻报》2006年窃听事件调查高抬贵手。工党执政时期，默多克旗下发行量大的小报公开支持工党，至工党大势已去，即转向保守党。在英国，新闻业、政界、警界之间的利益交叉非常繁复，财团、政治利益集团、警察部门等利益集团对一些新闻机构明里暗里进行操控，使其本质上成为一种附庸，根本没有所谓的客观、公正，更没有独立的价值观。《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充分说明，很多西方媒体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逐利，自由和人权，不过是用来获得销售额的虚伪标签。
3.必须合法地获取新闻。《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说明对所谓独家新闻不择手段的追求，一旦触犯法律底线，注定为法治社会和伦理标准所不容。对照这起事件，我们更加认识到媒体公信力与影响力、传播力的重要性。公信力是基石，不仅来自准确、权威的事实报道，也来自对法律的遵从和对道德的恪守。在合法地获取新闻方面，必需对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正确的行为指导、加强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才能确保新闻事业的健康良好发展。
（为京华时报总编辑助理）
从“窃听丑闻”所想到的 张延平
最近发生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不仅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媒体所谓尊重人权的虚伪，也警醒我们在媒体市场化的大潮中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
一直以来，西方媒体强调“尊重人权”、“尊重个人隐私”，还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而“窃听丑闻”极大讽刺了西方媒体所谓的“人权”和“自由”，他们不仅违背了新闻伦理，冲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更是侵犯了人类基本人权中的隐私权，暴露了西方媒体新闻观的自相矛盾。
《世界新闻报》采取窃听方式获取新闻，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情，他们的“皇室记者”乃至副总编辑都曾因涉案窃听而被捕。甚至有消息称，英国大部分媒体都雇佣了私家侦探，通过窃听获取新闻。
为什么西方媒体记者会冒着践踏道德底线和触犯法律的巨大风险，去做那些无法面对公众的事情呢？原因是背后的经济利益。
《世界新闻报》依靠记者提供的“独家新闻”，吸引英国中下层读者的眼球，进而获得可观的收入。而新闻竞争的白热化，使“独家新闻”的获取越来越难，于是记者就不择手段、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挖”新闻。而西方媒体的管理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仅采取默认的态度，还会给予这些记者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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