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躺在担架上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关在笼子里，接受埃及法庭的审判。把权力关进笼子，比把一个人关进笼子，在“技术上”难得多。
昨天，躺在担架上的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关在笼子里，接受埃及法庭的审判。中国微博上有人这样留言：在台上不把权力关在囚笼里，下台了只好把自己关进笼子里。这话听着相当有道理，孰不知，把权力关进笼子，比把一个人关进笼子，在“技术上”难得多。
革命后的埃及做的最轰动的事，就是审判穆巴拉克。因为这件事最容易，可以很廉价地显示埃及“民主革命的成果”。当初为换取穆巴拉克下台不审判他的承诺被放弃了，当然，无论维持还是放弃那个承诺，在政治上都有其道理。
穆巴拉克遭审判是历史原生态里的一杯苦酒，可惜穆巴拉克从没有把它拿出来品尝一口。他曾是战斗英雄，后成为美国人的坚定同盟者，还是阿拉伯世界温和政治的象征，他以为这一切可以给他带来安全，但在他彻底失去人民支持的最后一刻，他的所有政治盟友都毫不犹豫抛弃了他。
处置穆巴拉克，从理论上说应是处置穆巴拉克时代的一部分。今天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对立犹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种种分歧也都在。埃及社会进步面临的人口膨胀、就业没有着落，宗教极端主义干扰世俗政治和经济等等难题，都不是能随穆巴拉克带走的。“杀了他”能获得几声喝彩，但难的是“杀掉穆巴拉克时代”。
政治清算往往是“继续革命”的号角，它常是革命的复杂后果难以收拾的临时交代。非洲有一场“最不彻底的革命”，那就是南非白人政权的垮台。曼德拉领导的新政权没有热衷清算，而是强调“民族和解”。这种“不痛快”的革命方式给南非制造的社会代价最小。
南非当时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基础，促成了革命的相对“温柔”，当然曼德拉个人的智慧和理性，也对革命的平稳过渡起了作用。埃及既无南非当时的社会条件，也没有一个曼德拉那样的核心人物，所有人的命运都在随波逐流。
潮流的形成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对历史的选择是无法拒绝和质疑的。穆巴拉克罪有应得，埃及今天的命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一个民族把它的遭遇归罪于一个人，很可能意味着，它的清醒程度还不足以把自己从落后的下行道拉出来。
埃及基本上没有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他们先是被苏联的援助绑架，后又被美国的援助绑架。埃及的利益一直是缝制大国利益的一块“布头”。世界敏感地区的小国大多如此，能掌握自己命运是穷国的一种奢侈。
穆巴拉克遭审判，一定程度上是他的前任萨达特总统被暗杀的“续集”。动荡的穷国通常不是任何人“好命运”的生产地。民间悲苦多难，统治者的命运往往是民众命运的总和。纵观世界历史，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很多或被废黜，或被暗杀，他们在台上的风光使他们的结局看上去尤其惨烈、滑稽。
统治者的清醒很难，社会的清醒同样不容易。埃及革命仅半年就审判穆巴拉克，埃及社会需要在很短的视距上看清刚刚谢幕而且过于庞大的时代。这对埃及社会无疑是巨大考验。世界上没人有兴趣这时对埃及说些“逆耳忠言”，大家犯不着，埃及怎么做完全是它自己的事。衷心祝埃及好运。
附文1：田文林：审判穆巴拉克的多重意蕴
8月3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开罗公开出庭受审，并面临贪腐、滥权及镇压示威者等多项指控，若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死刑。这位在埃及和中东舞台叱咤风云30年的政治强人，最终命运却是黯然下台并被公开审判，让人不胜唏嘘。联想到2003年萨达姆被判死刑，以及仍在为保住权力而苦苦挣扎的卡扎菲和萨利赫，不能不让人感叹：中东盛行多年的“强人政治”似乎已日薄西山。
审判穆巴拉克，与当前埃及特定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目前，埃及仅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打破旧政权阶段，而革命的第二阶段，即未来最高权力归属何处，仍是很大未知数。目前，埃及政坛主要存在三种势力：一种是以“四六青年运动”为代表的平民革命派，他们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过程中出力最多，但目前享受到的“革命成果”十分有限，因此他们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仍不断示威游行，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种是以坦塔维军政府为代表的稳健派，这批势力脱胎于旧政权，但鉴于穆巴拉克已成为“不可接触者”，因此有意识与旧政权保持距离，并在中下层民众推动下，不断显示革命姿态；第三种势力是曾受益于穆巴拉克统治的保守势力，他们在埃及革命中政治经济利益不断受损，因此最不希望穆巴拉克受审，而倾向于保持现状，甚至回到旧日好时光。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过渡政府公审穆巴拉克，显然政治考虑居多。一则是与旧政权彻底划清界限。年初埃及民众群起抗议，实际就是因为穆巴拉克政权在政治、经济乃至对外方面弊端重重，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而穆巴拉克作为旧政权的“总代表”，很大程度要对当前埃及的衰朽状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审判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实际就是对埃及过去30年统治的总清算，是对革命民众的基本交代。再则，该事件还有布局未来全国大选。埃及年底前要举行全国大选，各派势力均摩拳擦掌。而在民众“革命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情况下，谁能在未来竞选中获得更大影响，很大程度取决于“谁更革命”。而审判穆巴拉克，无疑是最能体现“革命意志”、赢取民心的一项举动。穆巴拉克公开受审，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埃及政局继续朝“深化革命”的方向发展。
然而，正像政治钟摆向一端摆动之后，会接着向另一方向摆动一样，埃及当前政治变革也面临相似问题。事实上，评价历史人物往往需要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人们经常说“盖棺定论”，其实“盖棺”未必能够“定论”，况且穆巴拉克被推翻不过几个月。现在就公审穆巴拉克，显然过于仓促了些。客观地说，穆巴拉克执政30年并非一无是处。在1973年战争中穆巴拉克表现杰出，赢得“杰出英雄”称号，还获得 “西奈之星”最高军事奖章。1981年穆巴拉克继承总统后，推行有别于纳赛尔和萨达特的中间道路，最大限度地团结、平衡了国内各派势力。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执政时期太长了，使各种问题充分暴露，而民众很自然地将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穆巴拉克。但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各种难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加剧。通货膨胀、资本外流、外汇锐减等问题相互交织。因政局动荡，埃及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40％，埃及旅游业每天损失超过4千万埃镑。同时，埃及宏观经济也深受牵连。埃及本财年经济增长率从年初时预期的6％，调低至1％左右，为1992年以来最低值。而埃及过渡政府显然无力解决这些难题。这种局面使部分埃及人重新怀念穆巴拉克时期的秩序和稳定，对穆巴拉克受审心态复杂。
事实上，衡量一国政治更替能否称得上“革命”，关键不是是否出现了政权更替，而是政权更替的同时，是否实现了统治阶级的更替。如果没有阶级更替，而只是更换领导人个人，不过是改朝换代罢了。而从埃及剧变的情况看，埃及中下层阶级虽然参与了这场政治变革，但基本属于自发运动，距离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政治力量还有很长距离要走。而当前埃及政坛风流人物，无论是穆萨、巴拉迪，还是坦塔维，都看不出有过多阶级变革，尤其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争夺变成了竞相寻找政治筹码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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