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二十世纪初的“公理”、“科学”，再到今天的“普世价值”，西方中心论围绕这些概念已经“忽优”中国人几代人，一百多年，也不知何时中止——我们知识分子有责任让人们从这种愚昧中解脱出来！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曾经有一段时间西方的所有概念似乎都成了“公理”，“无政府主义”是，“暗杀”也是……
一﹑欧美大人物们的“低碳”﹑“全球变暖”大合唱
30年前，《寂静的春天》热销，我请教中科院院士﹑英国皇家通讯院士﹑地球物理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黄秉维老先生，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力。黄老答曰：“极其局部，蚍蜉撼大树，人定胜天，早晚是个笑话。”
我对气候问题的关心，只是历史文化的，科学问题，比较专家之学。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历史不长，追溯精神源泉是欧美，北美﹑英国最突出。
北美源泉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启动，后经罗马俱乐部﹑绿色和平运动等多路组织发扬鼓吹，可以概括为对于工业文明本身的恐惧，只不过当时的议题是全球变冷，新冰河世纪来临。
但从1980年代起，变冷论改为变暖论，大趋势掉头向上。在这股自然道德基础和相关的恐惧情绪的渲染下，“暖派”得势，从唱冷变身唱暖，开始组织国际上的“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舆论。这个大弯是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想，主调总是西方的，换什么调也是西方说了算。1988年是个关键年。这一年，美国宇航局从事计算机模型模拟的科学家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国会做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听证会，证明1988年是20世纪最热的一年，室外温度摄氏38度，还不许开空调，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次会议的两位组织者之一，正是后来的碳运动政治主将——戈尔。同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而联合国的一位穿梭于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莫里斯•斯特朗经过十年的反复组织，终于在1992年召开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最重要的主题便是“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从此，国际“碳政治”正式启动。[1]
仅有情感化的“碳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碳科学”来支持。英国适逢其时。二战以来，英国的经济一直疲软，内政扯皮不断，“日不落帝国”已是昨日黄花，以至于最后在1970年代末发生了社会动乱。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重塑辉煌，誓言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撒切尔夫人在经济方面的思路主要有三条一﹑国有产业私有化；二﹑发挥英国当时被认为尚存在竞争力的产业，特别是核电技术的优势，进行经济转型；三﹑金融改革，鼓励投机赌博金融行业发展。1988年，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说，正式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当作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开始大力支持英国研究气候变化的科研机构——东英吉利大学（UEA）的气候研究中心（CRU）。同时，英国水文局前局长霍顿（John Houghton）出任IPCC主席。
今天检验撒切尔夫人当年的三项作为，可以看到英国的私有化并没有激发英国经济的雄起，英国的实体经济持续虚化，核电技术振兴不见踪影。她的系列政策只得到了两项结果：其一，英国成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与社会运动的全球大本营；其二，除美国华尔街之外，英国伦敦成为流窜在世界的金融资本的圣地，虽然也被美国的金融大鳄洗劫过一把。前者让英国成为碳道德和碳政治大国，后者则为碳金融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如影随形让英国成为碳金融大国。而英国工党在同时期也进行了整顿，疏远或抛弃传统工会支持者，主动适应并推动英国经济虚拟化的进程，与伦敦金融城结盟，同时热情拥抱碳道德与金融自由化。1990年代上台的首相布莱尔与首任大伦敦市市长列文斯通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而核心团队来自英国的IPCC则为《框架公约》提供作为国际协商依据的“评估报告”。不过，令IPCC更为头痛的乃是无法证明目前的变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这一点不能提供证据，那么就不能确定20世纪早期和1970年代末~1990年代的两段升温过程必然与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系，而这更可能是自然因素造成的。[2]
再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戈尔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失败后，成功地将自己转变为全球环保泰斗，现在时髦的称谓是华丽转身，风声水起。自从戈尔2006年拍摄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自己也获得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反对戈尔的声音不少，不仅针对戈尔本人，而且针对戈尔宣传的温室效应。[3]
媒体发现戈尔位于纳什维尔市的豪宅面积约一万平方英尺（约929平方米），拥有20个房间和八个浴室。而根据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数据，2008年一般美国家庭新建的房子平均面积大约2400平方英尺（223平方米），不足戈尔豪宅的四分之一。戈尔豪宅每天的用电量是普通家庭用电量的20倍以上。
对戈尔的质疑，还不止这些。他们继续发现，戈尔近年来一方面鼓吹绿色革命，另一方面大举投资相关的绿色产业。戈尔投资加利福尼亚“银泉网络公司”就是个典型例子。美国能源部2009年年底推出总额34亿美元的智能型电力输送网补助计划，银泉网络获得5.6亿美元的采购，仅这项计划就让戈尔在未来几年可望赚到2008年投资金额的好几倍。批评者认为，戈尔将因为政府推行他极力鼓吹的政策而获利，成为史上第一位“碳亿万富豪”。[4]
“气候门”﹑“冰川门”﹑“亚马逊门”这些造假门事件，地球人都知道，后面都要涉及，先不赘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始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许多媒体开始把焦点集中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帕乔里身上。据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月31日报道，记者发现帕乔里的家距办公地点其实只有一英里，他完全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或者乘坐专为他提供的环保电动车。而滑稽的是，帕乔里家裡总共拥有五辆汽车。[5]
帕乔里工作的研究所与一些企业有金融利益关联，西方几十家新闻媒体的曝光，不断充当揭老底战斗队，面对媒体揭发，西方大人物的谋略是黑不提白不提，揣着明白装煳涂，良心塞进裤裆裡。让自己控制的更大舆论把水搅溷，以使人们视觉疲劳，久攻于坚城之下，帅老兵疲。但是，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认为，作为环保领头人，帕乔里显然不该与能源公司有金钱关係。[6]
俨然成为中国常客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卸任后，对中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心：在他卸任后的2008年﹑2009年﹑2010年，这位贵客已经先后访问中国并组织﹑参与与中国环境有关的公众活动达14次，有桉可查的重要来访有三次。
他还对中国贵州的偏远农村情有独锺，“常回家看看”。
在2009年8月，布莱尔与央视《对话》节目进行了一次互动，节目名字叫《低碳，进行时》。然而节目裡，微妙的反差出现了，中方代表，主要围绕的话题都是节能减排降耗治污，我们向老师请教，中国能向西方购得哪些先进技术﹖而布莱尔则避而不答，他大谈其带来的恐怖灾难片，其实只是幌子。当主持人追问“如何能够做深入的工作”﹖布莱尔明言：“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碳交易市场”，至于“技术转让问题”等“次要”话题，“这是复杂的事情”。
此时，一个组织Wind Rush Ventures，布莱尔的私人投资基金（以气候碳汇交易为主），则已经打开了口袋，准备收获碳金融的丰厚果实（戈尔与布莱尔这两位碳政治高手，同时也都是碳金融高手。两人都参与了碳金融相关的金融投资，从相关活动——投资红利﹑演讲费等——中收获巨大。例如戈尔与从高盛出来的金融家布拉德共同筹资的GIM基金数额达到50亿美元）。
是的，碳交易市场，这才是布莱尔来华的真正目的。碳金融，这是来自实体经济已然基本虚化的“低碳先锋”国家英国的真实声音。[7]
昔日的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早已是东逝之水，除了金融衍生品，英国为当今世界还曾贡献了什么﹖既老又虚，如何才能实现老牛食嫩草﹑以老擒壮﹑以虚胜实的目的，姜还是老的辣，延续数百年的西方中心论，人为构造并佔据道德制高地，再与自己最擅长的上层财技相结合，当是维持掠夺食物链稳定不倒的一个巧妙攻略。
布莱尔所频繁造访中国南方最贫穷的贵州，当然是公关的最佳舞台，“道德产品”的优良加工厂。中国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毋庸置疑，中国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地进一步浇注并稳固近代五百年来西方对于东方的“优势文明”，道德高尚的悲悯布施关系，巩固在中国全面发展下已然摇摇欲坠的基本盘。西方输入中国的“低碳”观念，已同其所谓的“民主”﹑“人权”观念一起，在中国某些人心目中占据了“普世价值”的地位。既赚得盆满钵溢，又立了道德牌坊。赚大发了﹗中国是世界实体经济的火车头，中国技术专利已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榜首；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产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核电起点就是世界的第三代，并且在可控核聚变领域不落后任何国家，在登陆月球后，中国掌握氦~3后，可以生产真正安全的，最低价的核电。
正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和个人名声或利益有关的公关策划，更是一场文明意义上精神与利益双重征服的标志战役。碳运动，既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羁绊，又能让西方金融资本大发其财，还能让西方继续佔据道德制高点，真可谓是一石数鸟。
道路在这里分叉，一边是节能﹑增效——建设性的道路，中国的专长：中国的比亚迪，中国的高铁，中国的低耗能芯片﹑通信基站，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解决了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中国的突飞勐进为人类做出的踏踏实实的贡献——中国主导；一边是低碳，虚拟手段获取利益的布局：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英国的PICC核心成员，英国的碳金融碳交易，英国在世界上摄取食物的捷径——英国（及美国与欧洲大陆）主导。经历了数十年虚化后的大不列颠仍然要在精神上高居霸主，它在21世纪的道德变体不会容许另一个文明凭藉自己的兢兢业业的努力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更不容许对国际“科学”和道德命题的设定权力提出挑战。
2009年冬天气候门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碳运动开始走向低潮，抢在基本面彻底瓦解前获取最大猎物——中国，可能是碳运动成功的最后希望。2010年，在全世界的“低碳”浪潮正在消退的时候，针对中国的“低碳”公关活动却高潮迭起，原因正在于此。这边厢布莱尔的御用NGO“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要包揽举办2010年坎昆会议大量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活动；那边厢，桑德尔的弟子﹑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正在倾力将碳金融引入中国……[8]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这是中国未来20年长期发展的既定方针，目前总体形势高度有利于中国，欧﹑日﹑美各国的传统技术或者新技术在以不同的形态不断流向中国，“吸收 — 再创造”的过程不断上演。中国自身提高能源﹑材料效率，保护环境，与西方的“低碳”运动并无关联。西方“碳社运”的主力军20多年来只是在使用“低碳”大搞宣泄式的社会运动或公关秀，基本没有做过什么促进能源有效利用的实事（即使有也基本是非西方国家 — 日本完成的）。英国和瑞典当年的领导人试图用低碳来促核能都失败，主动权反向落入绿色和平之手，被利用来进行社会宣泄制造紊乱。中国的崛起不会得到他们的承认和肯定——2010年年初香港的高铁风波，2010年对于比亚迪的舆论围剿已经体现了这种心态，这在他们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间充分表现。
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现代化药方是经济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宪政化，发展“低碳化”，能源再生化，好听，好看，但“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西方的药方，我们能照单全收吗﹖
中华文明不是那种在掠夺式索取与崩溃式恐惧的两极之间回荡摇摆的文明。当濒临破灭的“碳泡沫”盯住这个迅速复兴的文明，为了自己的延续存在而开始叩关敲门的时候，中国难道会被其一直牵着鼻子走吗﹖[9]
“史上最牛的会议”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09年召开，一夜春风来，千树万花开，其实只是冬天裡的一把火，“低碳”被无限地放大和传诵，中国的官产学媒，老少妇孺都被“低碳”。对低碳的各种解读层出不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溷杂。
就在人们面对哥本哈根大会即将无疾而终的最后时刻，2009年12月18日18时50分，踌躇满志的奥巴马不顾外交礼仪贸然推开了一扇大门，“闯”进会场，该会场正坐着“金砖四国”的领导人：中国总理温家宝﹑巴西总统卢拉﹑印度总理辛格与南非总统祖马。[10]集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临终关怀于一身，上台11天就增兵阿富汗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总理先生，你准备好和我见面了吗﹖准备好了吗﹖”面对奥巴马的唐突之举，温家宝站起身来，礼貌地表示欢迎他“加入”，一起参与讨论。于是四国会议变成了五国商讨，并最终取得共识——出台了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大会最后以有胜于无的低限度协议宣告结束了。
奥巴马对金砖四国在减排低碳上不依不饶，小肚鸡肠铢缁必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小道理必须服从发达国家“低碳”的硬道理。发展中国家不是说“不”，而是力争共识，但发达国家满意了吗﹖
环保人士批评哥本哈根大会十分失败，除了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外，没有太多积极成果，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77国集团更是认为协议草桉“史上最糟”。“国际地球之友”的主席巴希则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悲惨的失败”。[11]
2009年12月7日，当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的时候，只能容纳1.5万人的贝拉中心当天“被迫”接待3.4万人，其中媒体记者多达五千人，确认参加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就超过了一百人，这种规模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一热闹非凡的场景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让世界民众心田里闪耀着一种希望﹑一种期待﹑一种梦想。于是，让笔者想起一句西谚：什么叫庸人，庸人就是一根直肠，充满了恐惧与希望。
哥本哈根大会开幕式后的第一场新闻发佈会上出现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幕：一名斐济代表在谈到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消失危险的太平洋岛国时泪洒会场。
发布会开始后，来自太平洋岛国斐济的女孩们从主席台的左侧进入，在主席台前举起了横幅：一千万个人需要一个公平的﹑目标严格﹑具有法律效应的国际协定。
“我有一个希望，15年后我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家，而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美丽的岛屿。”来自斐济的女孩拉维塔哽咽地诉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却最大。我们需要一份对穷人和穷国都公平的协议。”“希望你能帮助我。”拉维塔转向哥本哈根大会主席康妮•赫泽高，康妮把她紧紧地搂在怀裡。[12]
与哥本哈根大会开幕时的柔情似水的煽情相比，“冬天里的童话”演变成难以言表的矛盾与纠结，愤怒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空前高涨，与日俱增。低碳博弈的硝烟更浓，西方国家万众一心，众口一词，“2009年年底人类在哥本哈根错过了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千夫所指，“中国要负主要责任”。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的峰会上，清凉温柔的海风，清澈湛蓝的海水，白色细软的沙滩将把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再次逼向悬崖边缘，“全世界在等待中国态度的转变”。慎终追远，深稽博考，凡是和西方不保持一致的，都是罪魁祸首。
巴菲特2009年底斥资263亿美元，收购全美第二大铁路企业北伯林顿铁路公司，参与低碳经济，成为美国新能源策略的马前卒。
二﹑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谎言和骗局
全球变暖已成为最大的环境问题，关于全球变暖的报道到处可见。气候在变暖，且是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的变暖，早已被奉为真理。一个看起来逻辑完美又浅显易懂的推理被重复强调：人类活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温室效应增强→全球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增加，物种大量地灭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被淹没，海洋和陆地的生态系统遭受致命破坏→人类灭绝，地球毁灭；为了避免灾难，人类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强制进行碳减排和碳交易……
西方的硬道理举重若轻，以简驭繁，彷佛一面照妖镜，照耀出中国发展才是硬道理，追求GDP的心浮气躁，红尘热客。对西方的真经瓮天蠡海，似是而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妄想擢发升天迷失了对地球负责的大方向。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对这个逻辑链条提出疑问。全球变暖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的是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吗﹖[13]
在戈尔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2006年上映一年之后，英国的一个电视节目製作人马丁•德金（Martin Durkin）拍了一部和他唱反调的片子《全球变暖大骗局》，用列举数据﹑採访科学家的方式，试图说明全球变暖是由于太阳辐射的变动引起的，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无关，而且欧美“气候因二氧化碳排放而变暖”的大人物们在此名义下，干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这部片子中，提出了十大质问：
1﹑大气运动是个很複杂的过程，太阳﹑洋流﹑宇宙射线都会参与其中，怎么能简单地都怪罪于二氧化碳呢﹖
2﹑二氧化碳只是地球大气很小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么小部分的气体增加，有多少是人引起的也很难说。
3﹑温度和二氧化碳的相关曲线和人类发展的进程曲线不符，人类工业高速发展发生在1970年代，但是温度急速增长却在1940年代。
4﹑温度和二氧化碳的相互关係更像是因为气温上升了，二氧化碳总量跟着增加，可否解释为：因为海洋本身能存储二氧化碳，如果温度升高肯定会有二氧化碳从裡面释放出来﹖
5﹑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是水蒸气。
6﹑一万年内就有过两次大的温暖期，一次在14世纪，一次在大禹治水时期，这如何解释﹖
7﹑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成本高昂而且不稳定，因此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这影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8﹑现在大量的研究经费用于研究全球变暖的影响和预测，但是有多少经费是给这些反对全球变暖的科学家进行研究的呢﹖
9﹑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格陵兰冰架完全融化的事情，是否有此事﹖
10﹑全球变暖的重要证据 —“曲棍球棒”气温曲线在科学界到底有没有可信度﹖[14]
人们尖锐的质问，直接针对戈尔和IPCC。
全球变暖真的可怕吗﹖某些科学家们声称，全球变暖会导致乾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增多。他们将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归咎于全球变暖，深入人心。
但事实上呢﹖8000~4000多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是近万年来的最暖时期，全球各地的温度比现在高2~5摄氏度。那个时期的地球远比现在暖湿，人类生存条件奇佳，人类的发展出现飞跃，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文明相继诞生，人类从此进入文明社会。这段时期也被古气候学家称为“人类最适宜气候期”。
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时期确实存在。不过那并不是气候温暖期，而是气候寒冷期。在距今4000~3700年和距今3100~2900年，及17世纪附近，有过三次千年尺度的寒冷期，出现了严重的低温冷害﹑洪涝﹑乾旱﹑沙漠化灾害，造成印度河文明在3900年前突然湮灭﹑环地中海文明在三千年前衰落等悲剧的出现。[15]
IPCC 2007年报告的主要内容陆续公佈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增浓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妇孺皆知，深入人心。一时间，人人谈变暖，个个说减排。“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假作真来真亦假，照样能编织逻辑完善的成套体系，表面上严丝合缝，鸡蛋一样无懈可击，实际上前提就是假命题。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借用“他山之石”挑战主流视野的科学研究，以供读者参考。
Zbigniew Jaworowski发表论文：〈二氧化碳：我们时代最大的科学丑闻〉。[16] 该文编者按称：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一定全盘认同的观点，但他提供了这个看待全球变暖的独家视角，却让人感到非常震撼，也掀开了不少以前可能被某些宣传所掩盖了的真相，这篇长达15页的文章中所体现出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性不容置疑。以下是该文的摘要：
IPCC 2007年报告的决策概要部分四个基本声明为：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后果，2005年它的大气含量为379ppmv，在过去的65万年中它升高了180~300ppmv；自从1750年开始，人类活动就导致了气候变暖；最近半个世纪的变暖为过去1300年来的顶峰，并且“很像”是人类温室气体浓度改变造成的；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还将持续几个世纪。如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各种各样的灾难都有可能发生。
这个报告中所有的措词都很强，经常出现诸如“很可能”﹑“极有可能”﹑“非常可信”﹑“毫不含煳”。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是该报告的基石，然后据此构建了整个全球变暖的大厦。而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该报告称二氧化碳为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殊不知更重要的一种温室气体却是水蒸气，它对于温室效应的贡献达到了95％，而该报告却对此绝口不提。另一个没被该报告提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二氧化碳年度排放中的97％来自大自然中的山脉和海洋，而人类活动充其量只贡献了3％，而这3％对于整个温室效应的贡献只不过是0.12％。把这么微小的部分放大到会带来人类能量系统的改变甚至毁灭，而视长期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本来就存在较大波动的事实于不见，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过去几十年以来，有很多从事冰河学研究的气候学家，他们致力于从远古的冰核中挖出两条“事实”：二氧化碳含量在大气中升高了；它们是人类活动带来的。且不说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冰核能否从头到尾保持为一个封闭系统，更让人怀疑的是，在冷水中二氧化碳的溶解度达到氮气的70倍和氧气的30倍，那么谁能确保冰核能真正纪录下当时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呢﹖在1821~1961年间，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研究者进行了九万多次二氧化碳含量的直接测量……这些测量结果在175份技术论文刊物上发表，Ernst-Georg Beck去年对它们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分析，这些研究显示：人类二氧化碳排放比起1880年增加了30倍，而它在大气中的含量和1940年以前做出的纪录基本相似。但气候学家们对此却可以置若罔闻，并非因为这些结果是错的（要知道测量者中甚至包括了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唯一的理由是它们对于人为导致气候变暖的假设并不支持。
这篇论文的Zbigniew Jaworowski是全世界着名的“人为导致全球变暖论”的怀疑者，他相信二氧化碳并没有给全球温度带来明显的影响，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气温升高早于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之前；无论是远古还是近代，气候温暖时期的冰核中二氧化碳浓度都不高。反之，他认为：倒是升高的气温可能带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因为由此而致腐殖质的增多以及海洋中二氧化碳溶解度的下降。[17]
历史，就怕对比，其魅力也在这裡，从全球气候变冷到全球气候变暖，全是西方的馈赠，真假难辨，有如历史回放，天道轮回。经都是西方的经，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想，西方的图谋到底是什么﹖
京都会议一年后，“碳科学”柳暗花明，“莫道前途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刚刚毕业的古气候学博士曼恩（Michael Mann），制出了一条神奇的曲线图，这条曲线描述的是1400~1980年这大约六百年间北半球平均温度的变化曲线（后长度延长到一千年）。曼恩画出来的曲线，左边大部分阶段都比较平坦，甚至略有下降，而到了20世纪的一百年﹑也就是曲线的右翼末端却陡然上升。前段平直﹑末端翘起，这条曲线看起来很像一条曲棍球球杆，故名“曲棍球曲线”。与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中的一千年温度还原图相比，原有曲线中中世纪温暖期的鼓起和15~18世纪的小冰期凹陷被“削峰填谷”。显而易见，该曲线重要性在于易于用来“否定”通常人们质疑气候变暖说的理由—— 20世纪这样幅度的升温过程在古代也有过。这样一来，1998年是一千年以来最热的一年，20世纪是一千年以来最热的一个世纪的断言在该曲线的佐证下就变得理直气壮了，牛气冲天了，与20世纪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曲线摆在一起，相关关係乃至因果关係立刻就“显而易见”了，拨云见天了。
IPCC核心成员霍顿爵士和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获知这条曲线之后，大喜过望。2001年，霍顿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成了有十分成熟的科学依据。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把“曲棍球曲线”放在题头（标题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获得了震慑人心的效果。而曼恩则成为报告的科学基础章节的主笔，在学术上可谓一步登天，一夜成名。围绕着曼恩，IPCC的科学核心组织进行了重组，原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将琼斯和布里发立即成为曼恩的追随者。曲棍球曲线成为IPCC的科学根基，IPCC核心团队便成为“曲棍球团队”，由曼恩及其学生﹑学术界亲缘人员和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原核心一起组成。
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看似已是板上钉钉，钢鞭证据，无可置疑了。不过，还有一个疑问：这个曲线是怎么得来的﹖有系列记载的温度资料是从1850年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温度记录。因此，古气象温度（19世纪中叶之前的温度）必须通过其他变量（来自树轮﹑冰芯﹑沉积泥块等等）还原得到，这些变量就称之为代理变量。各条代理变量都是一条长达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串）。所谓古气候温度还原就是对各条时间数据系列赋予一定权重的加总得到的结果。曼恩的曲棍球曲线就是“加出来”的一个古气候。这样的赋予权重加总的方法，之前的骨干学者并不是没有想到，但是谁也没有做出像曼恩这样漂亮的曲线：前九百年总体平坦，小有波动，波澜不惊，后一百年陡然向上。
后来，戈尔在《不可忽视的真相》中就拿这条曲线作为贯穿始终的经典：你说中世纪有温暖期﹖你看看这里：一两个凸起的小痘痘而已嘛。
由此可见，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的所谓的“科学根基”，是统计学，而不是物理学。这就给后来戏剧化的突变埋下了伏笔。在曲棍球曲线纳入到第三次评估报告让碳科学似乎大势已定后不久，政治上也取得了突破。本来，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对于京都议定书不感冒（美国是因为小布什上台的原因，具有雄厚科研基础的俄罗斯则历来不认同这套理论），2003年底，碳盟主英国和俄罗斯达成妥协，俄罗斯用批准京都议定书换取英国支持俄罗斯“入世”。2004年底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一年也成为碳金融元年。[18]曲棍球曲线被证伪。但是正在国际碳运动欢呼雀跃之时，曲棍球曲线的科学基础已经悄然开始冰消雪化。
曼恩的科研基础在于统计学，那么熟悉统计学的人们都可以来检视他的研究成果。曼恩用来得到模拟古气候温度曲线的方法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叫做“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这个方法并不高深。
2002年，加拿大人麦金泰尔（Steven McIntyre）经过曲折要到曼恩的数据和分析方法。麦金泰尔退休前是从事矿业地质数据分析的工程师，对于数据统计非常敏感，曼恩这条曲线和维京人殖民格陵兰的历史存在潜在冲突，他因此对这条曲线产生了好奇和疑问，遂欲一探究竟。麦金泰尔拿到数据后，按照统计学通用的方法对于这些数据进行了权重加总，让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了：按照正常的“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加权曲线和曼恩的完全不符，其结果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类似于噪声波动的序列，并没有明确的走势，更没有进入20世纪突然翘起的形状。曲棍球曲线根本不存在﹗
曼恩的根本错误：所谓主成分分析在确定权重过程中需要对于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的一道关键步骤是要减去各条时间序列数据各自的均值，按照常理，应该减去各自序列总长度的均值（大部分长达数百年，如六百年），但是曼恩的处理步骤，是只减去了从1902年开始的近一百年部分的（1902~1980年）数据的均值。正是这样一个错误，使得少数几条前平后翘的样本被赋予了极高的权重，这样一来，自然加总得到的就是一条前平后翘的曲棍球曲线。而这些前平后翘的样本来源非常狭窄，都来自北美西北部一处地方的狐尾松年轮。换句话说，一个山坡上的几棵松树代表了全世界，换句话说，一颗精子，能让全世界的母体受孕，而其他研究样本统统不作数。
发现了这些错误之后，2003年麦金泰尔与另一位麦基特里克发表了一篇论文。2005年，针对曼恩的回应，两麦再次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麦金泰尔做了模拟实验，证明曼恩“大变曲棍球”的戏法对于任意（随机）数据都是有效的。反过来，说明这样的曲棍球“研究成果”是主题先行的结论﹗
曲棍球戏法，是气候学界的地沟油，是三聚氰胺奶粉，造假绝不是中国的专利。两麦的分析结论为人类进行了一场日光浴。
曼恩等人对此百般阻挠和压制。不过这件事情不久之后还是引起了美国的关注。2006年，美国国会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对这场“曼恩 — 麦金泰尔”的科研论战进行调查。一方面国会组织了由“主成分分析”统计方法的国内学术领军人物魏格曼（Wegman）带头的调查小组，一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其中一些人物与IPCC关系很好）也组织了一个气候模型的重要参与者诺斯带头的调查组，双方在国会山进行了一场交锋。魏格曼教授明确表示曼恩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能作为科学基础。而诺斯则闪烁其词，说“曼恩的方法‘有问题’，‘但不影响气候重建的成果’”，他的咋呼，一句话，两麦是咸吃萝卜澹操心。到底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不做表态，拖延时间。让主流媒体不关注或不明白这次质询，才是诺斯率团搅局的真实目的。[19]
一时间，质疑并没有引起全球关注。曲棍球曲线仍旧惑乱人心。
曲棍球团队和IPCC则抓紧进行宣传造势，为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鼓噪而进，以求犁庭扫闾。期间，戈尔的《不可忽视的真相》﹑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纷纷出炉，戈尔和IPCC还同获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彷佛胜券在握。《真相》和第四次评估报告纷纷採用加重的不容置疑的语气，以“喜马拉雅冰川即将在2035年绝大部分融化”﹑电脑製作出来的北极熊溺死在海洋等耸动语言和形象，全力推销：“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拯救地球，时间只剩下几年时间”﹗
2009年气候门事件。2009年11月17日，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20天前，对于IPCC核心科学骨干“曲棍球团队”的致命打击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到来了，这就是“气候门”事件。IPCC科学团队的大本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和曼恩等人的往来邮件被曝光，曼恩与其曲棍球团队如何刻意制造﹑完善及如何对麦金泰尔的声音进行打压的内幕完全泄漏。气候门龙捲风席捲欧美。当事人陷入惶恐，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琼斯坦言：那天晚上我真想自杀了结﹗为什么气候门那么重要﹖因为气候门打破了原来“麦金泰尔冲击波”在小范围较量的格局，直接以大众能看懂的方式把这个关键争议公之天下，言之凿凿。造假者岂不前功尽弃，毁于一旦﹖
在这种情况下，碳运动集团处理的主要方针仍然是转移视线，大事化小，小步后退，等到事情有些澹化的时候再捲土重来，和对付麦金泰尔冲击波如出一辙。不过不管如何，碳运动的科学支柱已经坍塌了。碳运动的光环已经褪去了。[20]
黄伟夫的研究十分专业：地球物理所的专家论证，近一万年来的四次暖期（两大两小），温度分别比现在高1~5摄氏度，甚至比IPCC等所渲染的导致全球大灾难的温度警戒线也高得多，但海平面最高的时期也只比现在高2~3米。全球变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问题，远没有IPCC渲染的那样严重，人类完全有能力应对，荷兰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
IPCC声称，如果全球温度与1980~1999年相比上升1.5~2.5摄氏度，全球20~3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风险，如果上升3.5度，则会导致40~70％的物种灭绝。实际上，现代几乎所有的物种在地球上至少存在了一百万年的历史。在这一百万年裡的暖期，全球气温要远高于IPCC所预言的阈值温度，却没有哪个物种因此灭绝。它们在之前更高的温度暖化中没有灭绝，怎么会在这次的“暖化”中灭绝呢﹖现在造成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捕杀﹑对栖息地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作物，而与气温变化无关。
人类本来就是动物，但人类又是其它动物的天敌。人类真正的原罪是来源于动物又比一般动物更凶猛。动物只能适应环境，慾望有限，而人类确有无限的慾望，创造了透支环境。透支环境就是透支未来，科学技术与环境的承受能力赛跑。刘源说，“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这不，如此讲“畜道”的地方，却大量使用能致人性命的“瘦肉精”。这才是人类的真问题。
再说冰川门。法国的卫星观测表明，南极地区每年降水超过1.81厘米，这意味着南极大陆每年的冰雪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450亿吨。从南极中山﹑长城站的观测数据看，目前南极西部地区的冰雪在融化，而东部地区的冰雪在增加。
再说冰川融化。普通民众误以为没有人类的影响，冰川面积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即使IPCC的“冰川门”丑闻曝光，但“人类活动造成冰川融化”的观点依然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上。竺可桢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所引用的“一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变化图”说明，仅仅是这一万年来，雪线高度的变化就非常大，也就是说冰川面积的变化非常大。按照自然变化规律，雪线高度存在向上变化的趋势，冰川面积将继续减小，这与人类排放二氧化碳无关。同时，这种变化波动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属正常变化。
气候变暖是好事，气候变冷才是坏事。一万年来，地球经历了四次暖期和四次冷期。所谓的“极端天气”﹑“气候灾难”，在冷期出现的频率远远大于暖期。现在民众感觉“极端天气”增多，更多是因为在信息时代，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手机短信用户和计算机网络用户动辄几亿，几何级数增长。日本福岛核事故，从沿海城市到拉萨，同一天抢购食盐，谣言比风都快。无怪乎，我家的保姆都能讲出2012年地球要毁灭，而且言之凿凿，有根有据。这是信息垃圾相关的传播频率被有意或无意增加的缘故。[21]
太阳的辐射是短波辐射，大气的吸收很弱。地表在吸收了直接来自太阳的短波辐射后，能以长波辐射形式，把这种太阳能量重新释放出来。温室气体指的就是大气中能与长波辐射产生共振，使其本身的分子温度上升从而使大气保持温暖的气体。这种温室气体使地球变得更温暖，因而被称为“温室效应”（准确的说法是“大气保温效应”或“大气效应”）。
地球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包括以下几种：水汽﹑臭氧﹑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氢氟氯碳化物类（CFCs，HFCs，HC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等。
二氧化碳的分子结构决定只能和15微米带﹑十微米带﹑5.2微米带等波段的长波辐射产生共振。而水汽的共振区间几乎覆盖了所有波段。除了15微米的二氧化碳共振能力最主要的波段外，几乎在四微米以上的所有波段，水汽的共振能力，即长波辐射吸收能力，都远远大于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在同等浓度下，水汽的温室效应远远强于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和水汽在大气中的浓度又分别是多少呢﹖
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体积浓度是385ppm（1ppm表示体积浓度为百万分之一），不到大气的万分之四。大气中的水汽浓度则平均高达10000ppm（1％），其在近地面大气层中佔4％以上。也就是说，水汽在空气中的浓度平均是二氧化碳的26倍，在近地面层大气中更是二氧化碳的一百倍以上。
通过比较二氧化碳和水汽的长波辐射吸收能力与浓度，可得到一个结论——二氧化碳在“温室效应”中的作用非常小。
此外，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已经基本饱和。二氧化碳吸收能力最强的波段为15微米光带中心波段，这个波段吸收的地球辐射佔二氧化碳全部吸收强度的90％左右，而二氧化碳这个波段吸收地面辐射的能力早已饱和，即使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增加八倍也不会增强。5.2微米光带和十微米光带虽未饱和，但吸收能力极弱，可以忽略不计。只有15微米光带两翼没有饱和且有较大的吸收能力，但是即使在这个波段，吸收能力也远低于水汽。[22]
二氧化碳在“温室效应”中的作用非常小，并且其温室效应也已经基本饱和。很明显，二氧化碳在气候变化中作用非常有限，其浓度增加对气候的影响非常微小，完全应该忽略不计。即使我们现在不排放任何二氧化碳，和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一样，气候变化水汽﹑二氧化碳﹑氧气和臭氧﹑一氧化二氮以及甲烷的吸收光谱（盛裴轩等，2003）都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现在的气候变暖是自然因素引起的正常变化。
1860~2000年以来全球气温的变化（引自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数据来自各地的温度计，没有考虑城市中的温度计受城市热岛效应而产生的误差。假如消除因城市热岛效应造成的误差，则所有的数据都应下调，并且越往后下调幅度越大。
自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比例逐年升高。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真的会增强温室效应的话，那么在这二百多年裡，全球气温应该持续上升，并随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多，升温幅度应该越来越大。但实际却相反，从1860~2000年全球气温变化曲线图看，在1940年之前全球气温上升明显，但那时的二氧化碳排放却很低。另一方面，从1935年到197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而全球气温却出现持续40年的下降。1968年冬，冰岛与格陵兰岛居然被冰盖连接起来，以至于与现在相反的全球变冷观点，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流观点。1974年《时代》杂志甚至预测另一个“冰川期”将到来。
与全球变暖理论惊人地相同，当时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排放了大量的烟雾，造成部分太阳光无法进入地表，所以，为了“拯救全人类”，应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竺可桢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驳斥了当时盛行的“全球变冷”观点。研究证明，目前正处在17世纪小冰期盛期已过的增暖期，全球气温存在变暖的趋势，其将会在波动中上升，这个上升的趋势早在1700年就已开始了，它比工业革命还早了一百多年。竺可桢明确指出“地球上气候大的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所控制，气候上小的变动，如年温1~2摄氏度的变动，则受大气环流所左右”。这个事实反驳了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了全球变暖的谬论。[23]
中国气象科学院研究员任振球认为：人为温室效应和自然因素两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这裡所说的自然因素主要是天文因子的影响：一是太阳活动在近百年的总趋势在增强，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已实测到太阳活动在增强。随此，近20年来火星表面温度上升了0.65摄氏度，火星南极的冰帽也在逐渐融化。二是根据他的研究，准週期为1000~1400年尺度的气候变迁，主要是由八大行星的地心会聚且地心张角小于∕等于47度的力矩效应所引起；而当前正处在此种千年尺度週期变化的温暖阶段（17世纪小冰期已过去四百年）。因此，上述两种天文背景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必须考虑。
任振球认为：与许多主流学者的看法相反，历史气候变迁的事实至少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的气候变暖期，往往是全球严重自然灾害相对较轻﹑较少的时期；而气候变冷期，才是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的群发期。例如六千年前的温暖期，当时的全球温度比现今约高2.5~3摄氏度，与温室效应数值模拟的结论到21世纪末的全球温度大体相当；而六千年前青藏高原的降水相当丰富，那时它的湖泊水面高度比现今分别高8~60米，塔里木和罗布泊的水量都很大。可见，高原冰川因气候增暖而消融，并不等于多年降水总量的减少。在六千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大为缩小。[24]
多四季学说的启示。多四季学说的提出者董妙先认为：天文地质化石等各方面的大量证据表明，地球上曾经经历过不同週期的四季变化，有一年及数年的小四季，也有五百年﹑两千年﹑上万年的四季，还有长达五百万年﹑2600万年﹑2.3亿年（太阳绕银心运动的週期）等各种不同週期的大四季。由于整个太阳系在绕行中相当靠近某个恆星体系，如天文学家赫谢尔证实太阳系大约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穿越太空向武仙星座方向运动，因而整个地球在一定的时期内变得越来越温暖。据科学的统计，近代地球的平均温度按每百年1.1摄氏度的速率在上升。地球物理所进行的观测表明：几乎所有各处的冰川确实都在退缩。据1959年的报告，喜马拉雅山的最大冰川之一从1935年已经后退了210米，有一些冰川已经后退了三百米，甚至还有退缩六百米的。海平面每年都在升高，而这正是冰川融化所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这些决不是“温室效应”所能左右的。[25]
按与太阳热源的远近，我们的地球相应的正处于大春季。地质资料表明，地中海自成海以来，至少乾枯过15次。在1954~1957年间，中国学者在西安半坡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生活在那裡的貉﹑水獐等动物的骨骼，在甘肃还挖掘出完整的象化石 — 黄河古象。河南古称豫州，与大象有关，可见今日生活在南方热带森林的象群，昔日在黄河流域繁衍，说明五千多年前，地球气温是何等的高﹗20世纪初，全球开始进入新的五百年的小春季（每个两千年的中四季又包含了一个小四季，每季约五百年）。公元1400~1900公元年这五百年间是世界寒冷的时期，称之为“小冰河期”。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表明上次小冰河期已过去，我们进入了新的五百年的春季。气温总的趋势在升高，这其中虽然包含了温室效应的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地球在天体运行中的位置关係。因为人类在远古时代的气温比现在还要高得多。[26]
日美欧科学家最近对南极冰芯进行的分析显示，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夏季日照时增加，是促使地球的冰期与间冰期转换的关键原因。这一结果为解释上述转换的着名“米氏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前南斯拉夫学者米兰科维奇在80多年前提出了“米氏学说”：由于地球公转轨道偏心率等因素的变化，导致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夏季日照量出现週期性变化，这是造成地球的冰期和间冰期相互转换的根本原因。日本极地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报告说，他们对南极冰芯进行分析后确认，北半球日照量的变化可以引发包括南半球在内的全球尺度的气候变化。对比结果表明：过去几十万年中地球上共发生过四次冰期向间冰期的转变，全部由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夏季日照量增大所引起。[27]
综上所述，根据地球上生物和人类的历史来看，他们曾经经过多次冷暖交替的週期变化；几十万年以来，全球温度的趋势性变化的主要动因仍是自主自律的，它主要服从于米兰科维奇週期，[28] 此其一。
其二，在今后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气候增温阶段，减少人类排碳，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气温的趋势性上升，但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进行减排仍有必要，可以改善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和大气环境。
《京都议定书》，双刃剑，一个硬币的两面，要把握的是度。中国主动减排，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还是硬道理。不许中国发展，要发展就要向西方交碳税，买碳指标，这裡有霸道。帝国主义决不是陈年往事，我们是反帝不脸红。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金融海啸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英法成百亿地消减军费，穷得都快当裤子的法国却在海外专找小国弱国，同时打三场战争。萨科奇在他众多红颜知己面前，特男子汉。他自诩“国际”，嫌你捣乱，你若心悦诚服，全面接受，甘做附庸，上交供赋，他给你一席之地，分你一杯羹，这是西方基本文化立场和霸道。
其三，气候变暖并不全是消极的作用。在遥远的地质暖期，恰恰是物种极为丰富的时期；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得益于气候变暖；而在气候非常温暖湿润的二叠纪，我国北方拥有大量的森林，成为石油﹑煤炭得以富积的重要时期；六千万年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4~10倍于今天的含量，但它并没有毁灭地球，生物反而向更高级的形式进步了；到了11~12万年前的温暖时代，欧亚大陆人类正从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那时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与现在相当。3~4万年前，又是一个温暖时期，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同样迎来黄金扩张期，北美﹑澳洲及我国青藏高原的人类都是那时迁徙过去的。6000~3500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我国大禹治水的年代），地球年均温度比现在高2~4摄氏度，全球普遍温暖，欧洲大陆酷夏频频，而中国则持续暖冬；于是植物生长期延长，冰点天气缩短，落叶林北移，这让人类的食物更加丰富，活动范围更广阔，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和民族的大繁荣。
其四，气候变暖对人类最大的不利作用是海面上升。IPCC曾经预测，21世纪海平面上升的最大值为0.81米，但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报告说，21世纪海平面将会上升1.63米。海平面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海洋变暖导致海水膨胀；二是陆地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主要影响之一。变暖既然不是人类的行为可以左右，人类只能敬畏自然，适应大自然的无穷法力，荷兰国土有相当部分在海平面之下，还不是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生聚教训，早筹良策，岂有它哉﹗
二氧化碳的增加造成全球变暖，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定论。2004年上映的电影《后天》中的景象，所依据的理论就是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变暖，从而引起冰雪灾害等极端天气频发，温室效应导致两极冰盖消融，水温和盐分的改变引发了洋流和气流循环的变化，最终使中高纬度地区进入了新的冰川时代。电影中美国被全部冰冻，政府不得不带领民众退往仍然温暖的墨西哥。人们经常拿现实中的极端天气与电影中的情节作类比，提出正是由于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让全球变暖，才导致了这些极端天气的出现。
钱维宏教授认为电影《后天》中的科学观点值得商榷，甚至有荒谬之处，因为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多，应该会导致全球温度一起升高，不可能有些地方升高，有些地方降低。钱教授太和西方电影较真儿了，西方电影有寻常看不见，深锁烟雾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通过高投入，大製作的票房价值实现。这不，电影《2012》对全球气候变暖忽悠得更邪乎，但几乎人见人爱，美轮美奂，全世界都为其大掏腰包。
低碳为什么这么热﹖中国的许多学者认识到，低碳热是被气候现象﹑科学理论﹑媒体“吓”出来的，被环保主义运动“喊”出来的，也是被国际博弈产生的国际法“框”出来的，更是被低碳经济的大蛋糕“诱”出来的。这都对，但最根本的，“低碳”﹑“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的嗜血本性一也没有变。接轨不能目中无人，更不能只有西方人，没有东方人，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得益。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发达国家就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了美国锅裡的就该牺牲中国碗裡的，为了争能源，就把中国开除球籍。
三﹑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
可见，所谓“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加剧从而造成全球灾难性地变暖”理论纯属无稽之谈。那么许多人大肆宣扬这种谬论的居心安在﹖且让我们从他们所设计的碳交易讲起。
在西方，“碳泡沫”除了“碳科学”外，由“碳道德”﹑“碳社运∕碳政治”和“碳金融”三者构成。“碳社运”鼓吹“碳道德”，“碳道德”支持“碳金融”，“碳金融”反哺“碳运动”。这碳道德和碳运动的主推实体在西方定义为“左派”，而碳金融的主力属于“金融右派”，看似是政治光谱两极，却暗藏相通之处，两者极具互补性。就如中国“弘扬传统”，提倡儒教者，不少是“左派”，但他们对西方馈赠的“强国梦”暗渡陈仓。普世价值和儒教的和合学，相互之间也是暗送秋波，势合形离。
“碳道德”﹑“碳运动”的奠基者文化左派，其最大特点是对于人类文明持一种“有罪”的心理，希望用一种倒退回田园生活的方式去赎罪，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心态。但是这种极端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于是这些组织纷纷退而求其次，大搞“不以善小而不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能拯救地球”等社会运动来寻求慰藉，可是这些NGO发明出来的小事要么效果有限，徒增浪费，要么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全球熄灯一小时”运动就是典型的具有破坏性（加大电力负载的瞬间波动产生振荡，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桉例。这批组织最大的特点是特别喜欢拉演员，特别是女性演员进行公关宣传，以“感染社会”，最后无一例外走向行为艺术：要么是上层的公关姿态秀，走走场子（如布莱尔的“气候组织”在中国和某些演员男女之间的合作），要么是下层草根激烈的冲撞社会，宣泄情感（如绿色和平在英美的举动），从来不思考自己行动的社会后果是什么。
中国已经第三次参加这项走秀活动，也是请大美女李冰冰担任形象大使。款腕星与官产学媒能搞出什么低碳生活﹖这不都是鬼蜮伎俩包藏祸心。深文周纳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目的都是要穷国为富国买单。
文化左派与金融右派本是欢喜冤家，但弔诡的是，双方在碳运动方面走到了一起，合力吹起了空前绝后的碳泡沫。
本质是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主义﹑制度﹑机制，能够有效地遏制美国向全球转嫁金融危机代价；对于西方的全球化，中国除了尽力“融入”，现在也没有“去依附”的能力；对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也无法建立自己完整的话语体系，现实就是这样，但不能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该反对的也不反对，该批判的也不批判。
四处寻觅和开发投机领域是金融资本的天性。嗅觉灵敏的金融资本，很快就从碳运动那裡发现了发财的机会。早在里约会议时，相关的碳排放权作为商品及其衍生品（期货﹑期权）的开发就已经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利率期货合约的发明者桑德尔（Richard Sandor）构想出来了。在英国政府﹑戈尔和IPCC各股势力的大力推动下，京都会议于1997年召开。《京都议定书》中设定了三种减排机制，其中两种都涉及排放额交易：发达国家之间合作减排的JI（Joint Implementation）和发展中国家减排后创造碳汇经中介收购再提供给发达国家的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这就是碳金融的法律依据。不过，由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法律效力生效前，碳金融并不为资本市场所重视，除了一个倒霉的实体——安然公司之外，早期的碳金融少有私人实体问津，只有世界银行和部分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的政府组织的碳基金进行少量CDM项目的碳汇收购。
2004年底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各类“气候变化”的老牌NGO欢声雷动，而私人碳金融则按捺不住，开始狂奔。各大碳基金纷纷在金融管制鬆散的离岸地（如伦敦）成立。2004年是英国和欧洲的碳基金和与碳基金直接相关的NGO成立的“爆发年”，布莱尔的马甲NGO“气候组织”就是这一时机诞生的。很快，碳基金的目标就对准了中国，第一步是在中国搞CDM项目，让中国部分企业作为碳汇的创造者，得小利，碳基金收购倒卖，得大利，而更大的未来利益则在于让中国成为碳汇的购买者。同时，美国的桑德尔则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又成立了欧洲气候交易所。他的思路就是建立一个一统江湖的交易平台，让碳金融告别零敲碎打的柜檯交易状态 — 试想未来全球24小时一边排放二氧化碳一边要进行碳交易，他这个交易所抽取佣金还不是抽到手软﹖
在同一时期，另一隻力量开始大规模加入“碳运动”，这就是西方投行等华尔街机构。本来，这类机构没有太关注气候变化，至多将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公关活动做点姿态，例如汇丰银行提出的银行运作“碳中和”概念。这原因主要是京都议定书在国际上并未生效，同时美国房地产带动的次贷等业务还蒸蒸日上，看不上“碳交易”。事情到2006年开始起变化，一方面，欧洲带头的碳交易已经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开始“试运转”了，另一方面，次贷这碗饭也有点馊了。恰逢其时，碳运动盟主英国政府通过财政部，让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腾爵士（Nicholas Stern）撰写〈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史称〈史腾报告〉。这篇报告引起了华尔街的重视。2007年2月和9月，在与史腾爵士进行充分交流后，雷曼兄弟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卢爱林发表〈气候变化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Climate Change）和〈气候变化的生意II〉（The Business of Climate Change II）。同年雷曼成立“气候变化委员会”（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CEO富尔德在年报裡大谈这两份大报告，显然转向已成大势。倒霉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很快雷曼关门大吉，而碳金融交易随着大买家欧洲经济萎缩而行情向下，遭遇挫折。不过这不妨碍雷曼有它精神上的继承者 — 德意志银行，后者变成碳运动在金融界的先锋战士。德意志银行又设户外碳钟又设网络碳钟，代表华尔街全力向哥本哈根冲刺。气候门事件发生后，德意志银行则与“前休克疗法专家现气候变化活跃分子”萨克斯 — 因在苏联推行休克疗法失败而声名狼藉 — 领导的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中心（Earth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签署“战略性合作协议”，一週后就写了一份〈气候变化 — 谈谈主要“怀疑论者”的论据〉进行补救。
国人对碳金融的险恶认识尚浅，即以头罩环保光环的CDM机制为例来说明。不可否认的是，未来中国将会长期是全球第一碳排放国。那么，西方大力推销CDM机制，意图就是先拉中国进入强制减排的国家，而很快中国将不是CDM的碳汇创造国，而是碳汇淨购买国，这时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冤大头。因此，当前CDM的天上馅饼不过是引诱的小利，如被小利所迷惑，最后付出的代价将不知会多少倍于今日之短期收获。[29] 简练的分析十分到位：
IPCC为代表，遏制“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开出的药方是“碳交易”。简而言之，碳交易就是碳排放额超出国际会议分配配额的国家或地区向碳排放额没有超出配额的国家或地区购买碳排放额。
或许有人说，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小，现在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买碳税，并且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的。但是那只是表象，后面是陷阱。
IPCC在哥本哈根规定了一个450ppm的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目标。按照这个浓度目标，全世界到2050年只能排放八千亿吨二氧化碳。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的比例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似乎他们很“负责”﹑很“公平”﹑很“仗义”。八千亿吨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额，扣除了发达国家自己规定的碳排放额，馀下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以IPCC方桉为例，佔全球人口不到15％的发达国家自己确定的碳排放额为他们抢先佔了总份额40％以上，而给佔全球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只有50％多。发达国家被实质上规定拥有发展中国家2~3倍的人均碳排放权。而发展中国家对这样的一个陷阱似乎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只是强调发达国家到2020年，只比1990年减排25％是不够的，应该减排40％。接受发达国家自己提出按照现在各国实际的排放量进行减排的计划减排，发展中国家就进入了陷阱，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就被规定必须接受发达国家剥削。并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还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并已把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佔全球总人口15％的27个发达国家1900~2005年期间的人均累计排放为251.17吨碳，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3.33吨碳，相差7.54倍。这27个国家在1900~2005年期间排放了全球60％以上的二氧化碳。
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刚刚进入将要大规模排放二氧化碳的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早已完善，现在的碳排放以消费为主；而发展中国家的公路﹑铁路﹑基建等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现在的碳排放以投资为主。一个是生产“波音”﹑“空客”都要赔钱，从出生到坟墓都要用中国的尿不湿到中国出口的大理石石碑的高福利国家，在科学精神﹑法律精神﹑道德精神都站在制高点的后工业化发达国家；一个是劳动密集﹑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世界工厂。前者科学的﹑道德的向后者收碳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后者只能捨己从人，时乖命蹇。
以中国为例。IPCC分配给中国的碳排放额只够中国使用到2020年左右，此后中国每年需要花费一万亿人民币来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人均需向发达国家缴纳七百元左右。预计到2030年以后中国每年将花费一万亿美元以上购买碳排放权，人均需缴纳五千元﹗西方人可不是小商小贩，工厂裡精工细作，市场上精打细算。蝇头微利，铢缁必计，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西方的“低碳金融”是摘苹果的时候，他们要摘的苹果个最大，是整个地球上的新兴经济体﹗
发达国家不但不会偿还他们历史上过度享受而对全人类造成的环境威胁旧账，而且还理所当然地继续享受这种待遇，并规定发展中国家不得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得享受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或者花钜资购买所谓的“碳排放额”之后再发展）。
更可怕的是，现在美国欧盟已经开始着手对进口产品徵收“碳关税”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製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这一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税种，将起到两大作用：第一，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强力打压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力；第二，发达国家不需耗费一枪一弹，不需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并且还是在包括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一片叫好声中攫取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财富。
揭露碳减排阴谋并非是反对节能环保，恰恰相反，只有揭露了碳减排阴谋，才能更好地做节能环保事业。我们的世界存在着大量环境的问题，垃圾围城﹑化学污染﹑资源消耗殆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尤其是水﹑空气﹑食品污染）﹑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等，它们无处不在。但是，当我们都去为了“二氧化碳引发全球变暖导致地球毁灭”这样的一个伪命题而忽略了真问题的时候，“气候危机”所掩盖了的真正的问题和危机却会正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断恶化。[30]
脓疮溃烂，不是脓疮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出了问题。首先是西方身体出了问题，上百年的雾都伦敦，莱茵河几十年无鱼，现在却否极泰来，污染都转嫁给谁了﹖
如同理论界常常提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应该是不光与少数人发财的国际惯例接轨，而应该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劳动安全﹑事故赔偿﹑贫困标准﹑失业保障﹑医疗保险﹑最低工资等涉及多数劳动者福祉的国际惯例接轨，应当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努力方向。
世界金融海啸，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如果不按西方规则出牌，借机推翻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社保）：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出口就会减少；大多数人增加收入，扩大内需，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人民多消费；人民币减缓升值，投机热钱减少，廉价出口减少，贸易战减少。多好的事儿，但西方国家不答应，中国的中等收入者也会不答应，不少中等收入者连保姆也僱不起了。西方中产阶级有几家能僱得起保姆﹖
四﹑我们的方针是：节能减排降耗治污调水的渐进改革
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与低碳运动，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风声水起风马牛不相及。节能减排降耗治污也搞不得急风暴雨式的华丽转身。迄今为止，所有的可再生的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与不可再生的能源技术相比，仍是不成熟的技术，中国没有必要去当冤大头，去干枉费钱财的傻事。
最激进的欧盟也才设定了在2020年可再生能源佔总能耗比重20％的目标。这将意味着在更长的时间裡，化石能源依旧是世界能源最主要的供应者。化石能源这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结合体，还会主导世界的能源供应，也会继续排放二氧化碳。国际能源署发佈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证明，全球2005~2030年间，一次能源需求还将增加55％，年均增长率为1.8％。能源需求将达到177亿吨油当量，而2005年为114亿吨油当量。化石燃料仍将是一次能源的主要来源，在2005~2030年的能源需求增长总量中佔到84％。而石油仍是最重要的单种燃料，儘管它在全球需求中的比重从35％降到了32％。2030年的全球石油需求量将达到每日1.16亿桶，比2006年多出3200万桶（增长了37％）。从绝对数量上看，煤炭的需求量增幅最大，与近年来的飞速增长保持一致。在2005~2030年间煤炭需求量将上升73％，其在能源总需求中的比例也将从25％提高到28％。使用量增长大多来源于中国和印度。天然气的比例适度增加，从21％上升到22％。电力用量将翻一番，它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从17％上升到22％。[31]
核电是一种清洁﹑安全﹑经济﹑高效的能源，如果不出大事故，大众对它是又爱又怕。
截至2008年年底，全世界处于运行的核电机组439台，淨装机容量3.74亿千瓦，其中中国在运行核电机组11台，淨装机容量858.7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44台，淨装机容量3938万千瓦，其中中国在建机组12台，淨装机容量1188万千瓦。目前，核电已经与水电﹑火电一起成为支撑世界电源的三大支柱。
与水电﹑火电相比，核电是一种经济的能源。从投入产出分析看，建造核电站一次性投资很大。但是衡量核电站的经济性，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计算。对核电与煤电的成本进行比较发现：法国的煤电成本是核电的1.75倍，德国为1.64倍，意大利为1.57倍，日本为1.51倍，韩国为1.7倍，美国的核电成本早在1962年就低于煤电成本了。核电是新能源中唯一比煤电﹑水电成本更低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核电有着钜大的挑战。最大的阻力来自民众对核电安全的担忧。核电在1980年代的欧洲国家迅勐发展，但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勐烈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毁坏，同时发生了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周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造成了核电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故。使前苏联蒙受了钜大损失。据前苏联官方公佈，这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亿卢布（约合29亿美元），如果把前苏联在旅游﹑外贸和农业方面的损失合在一起，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同时，在核事故的危害下有33人死亡，三百多人因受到严重辐射先后被送入医院抢救，有更多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污染。为了防止进一步的辐射，前苏联将28万多人疏散到了辐射区以外。
切尔诺贝利事件后，核电发展经常会遇到钜大的民众政治压力。西方绿党就是靠反对核电的游行而脱颖而出的。中国的“绿运”有真诚的一面，也有不少人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夸大其词，搬弄是非，借绿自高，倚绿弄财。所以现在的核电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等亚太地区的新兴发展国家。而欧洲的核电发展进入了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在新能源规划中，英国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核电。美国几十年来停止了新建核电站。[32]
2011年3月初，刚刚发生的日本东北部九级大地震，福岛核电站机组发生核泄漏，全世界对福岛的关注甚至超过对日本地震﹑海啸的关注，福岛是不是第二个切尔诺贝利，事态仍在发展变化之中，人类忧心忡忡拭目以待。
尽管太阳能一直是被当作环保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重点发展。但事实上，计算能源的环保性不应该只看到产业链最末端其发挥作用的环节，更应该关注到製造光电过程中其上下游产业链的能耗﹑污染和排放。太阳能产业的核心是多晶硅，一千瓦光能需要十公斤多晶硅，製造这些多晶硅需要六千千瓦时左右的电能，排放超过40千克的有毒物质。按照每天发电八小时，每年工作250天计算，那么製造这些多晶硅的电源如果要多晶硅本身来提供的话，需要其3~5年的淨发电量才能实现。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光电的单位发电量固定资产投资是火电的2~3倍，光能发电的成本是火电的11~18倍，如果我们把固定资产增加的排放以及製造多晶硅时污染治理的排放﹑运营增加的排放以及产业链的其他排放算入光能发电的排放中，我们会发现太阳能的排放远超传统能源的排放。
还有，太阳能这种靠光转化为能量的技术转化率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绝大部分太阳能产品的能量转化率一直低于16％，极低的转化率导致了太阳能成本的偏高。以中国为例，最近中国国家发改委定的每千瓦时太阳能的价格是1.09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单位火电和水电0.2~0.3元的价格。目前仅靠政府杯水车薪的补贴，太阳能发电量是难以大面积推广的，这也是太阳能发展百年之后，仍在电能供应上远远不如煤电﹑水电﹑核电的最主要的原因。[33]
风能也许是大自然给人类最大的能源恩赐。目前按在80米高度处每秒6.9米的风速来计算，全球风能可利用资源量为72万亿千瓦。即使只成功利用了其中的20％，依然相当于世界能源消费量的总和或电力需求的七倍。所以，有钜大的空间也就有了钜大的发展。2007年，全球风能累计装机容量为9412.3万千瓦，新装机容量达到2007.6万千瓦，较之于2006年的装机容量增加32.1％。风能装机容量迅勐增长势头依然保持，2008年达到11881.2万千瓦，2009年突破1.4亿千瓦。
无独有偶，和太阳能一样，风电在产业链末端的发电环节是环保的，但回顾其产业链，我们发现风能产业在风机製造环节存在重大污染，从钢铁冶炼到污染极大的铸造以及后续加工安装，乃至风机每年一换且无法回收的润滑油。风电的成本偏贵，发电成本约是煤电的两倍。这种高成本首先源自于其单位发电量固定资产投资高达火电投资的三倍。
其次，在于风叶片使用寿命也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在中国2010年“两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在参加湖北团小组讨论时语出惊人：“国内纷纷上马的风力发电厂大多是形象工程。”他认为我国风沙伴存，风电设备受风沙磨损大，上马太多风电项目不符合我国国情。他进一步指出，再过五年，风电设备寿命肯定要出问题。苗圩同时认为，国外有风的地方没有沙，比如海洋风，我国是有风的地方多有沙，风沙对风力发电设备磨损非常厉害。风能发电风机应该是20年的寿命，但如果有风沙的侵蚀，寿命则一定不足20年。风电设备寿命的缩短，无疑进一步提高了风电的成本。风力是不稳定的，风大风小带来输电网的运行十分困难，所以，风电又有垃圾能源之称谓。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直接制约了风电的发展，所以在中国风电装机容量是1200万千瓦，但实际上生产的能量，只相当于五百万千瓦的火电，在电力当中佔的比例，连1％都不到，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34] 当然，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在沿海地区发展风电，还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纪末，世界上有24个国家的90％电力来自水电，有三分之一的国家的水电比重超过50％。而中国能源总储量的构成为原煤85.1％，水能11.9％，原油2.7％，天然气0.3％；能源剩馀可开发总储量的构成为原煤51.4％，水能44.6％，原油2.9％，天然气1.1％。中国常规能源资源以煤炭和水能为主，水能仅次于煤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中国也在水电发展上受益颇多。到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预计为约1.94亿千瓦。水电的开发目前看起来很清洁环保，但同样出面临钜大的挑战。
最大挑战来自环保的挑战。中国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确实发挥了钜大的作用。三峡水电站替代燃煤电厂，相当于七座260万千瓦的火电站，每年节煤五千万吨。
但三峡大坝也导致了众多的生态灾害。2010年的“两会”上，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曝光，三峡库区在蓄水175米后，已发生地质灾害252处。同时，山高坡陡，石漠化现象突出，水土流失面积48.6％。可见，凡事对立统一，有利有害，水电大建设伴随着环境大破坏。但人类总不能回归自然，重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所谓利大于弊，将来，三峡工程的最大作用，是南水北调的建设基础。
既然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太阳能转化，既然物质不灭，能量守恆，既然当前的新能源和再生能源技术仍不成熟，既然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希望我们少进口一些化石燃料多生产一些可再生能源。那么，我们也不能搞“两个凡是”，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西方人吃饭不吃屎，我们不能专吃屎不吃饭。我们既不能坐失机会，贻误发展，也不能一哄而上，一蹴而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现在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已经在全世界拔头筹，还不知是祸是福。二百家生产电动汽车，全是西方技术，生产的电池，耗能高于燃油汽车，废电池的处理，污染也大大高于汽车的尾气。我们面对一种新趋势的孕育期，应该一慢﹑二看﹑三通过﹑四引进最好最先进的技术﹑五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如我国的高铁。
邓英淘的新书《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其立场﹑观点﹑方法都先进，旧的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之路是以点块聚集的不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它是从减弱生物圈质能循环中获“利”，这是少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是一条死路。新的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之路则要从加强生物圈质能循环中获利，它是以分佈式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是中国及世界大多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此乃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或可谓之。邓英淘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分析与大量的数据计算，得出了石破天惊的结论：
综上所述，至21世纪中叶，水电﹑风力和生物质能三项总计，可更新能源生产量约合37亿吨标煤，在64亿吨标煤（16亿人口，人均四吨标煤）中所佔比例为57.8％。至21世纪末，水电﹑风力﹑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四项总计，可更新能源约合78亿吨标煤，佔80亿吨标煤（16亿人口，人均五吨标煤）的97.5％。也就是说，展望今后50~100年，我国的能源供给完全可以建基于可更新能源之上，且在技术上不存在颠覆性的障碍。
这是不是一种畅想﹖且看下述佐证：欧洲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近日发佈研究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通过取消政府对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补贴，建立更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为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等，报告称：如严格执行这些措施，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将十分可观。节能后，可再生能源将能够满足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核燃料将完全被淘汰，化石燃料将仅用于交通部门；全球70％的电力和65％的热力供应将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从2003年230亿吨降至115亿吨，能源成本将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变。[35]
包括邓英淘所提出的“大西线调水”，都是超前先进的，大方向政治正确。其背后的潜台词与笔者的一个判断，“先有帝国主义，后有资本主义”契合。帝国主义开疆裂土，瓜分世界，争夺生存空间，穷兵黩武，争夺的是市场和资源。但如果人类新的发展方式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是中国及世界大多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就丧失了，中国从物质基础上就笃定走社会主义之路。
但远水不解近渴，中国水资源短缺是一个致命的刚性约束，且日渐显现。中国水资源只佔世界的6.5％，人均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但消耗量佔世界的15.6％，生产了世界25％农产品，过度抽取地下水，生态灾害日重。西方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比如美国，已几十年不发展核能源。
在这方面，我更同意刘源上将的观点：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成熟﹑替代第三代的核电站，生产安全核电还要30~50年的时间。中国的南水北调也要先易后难，先少后多，逐成系统，逐步发展为大西线调水。中国还蕴藏世界第一的煤炭资源和煤层气资源，如果石油美元的恶果继续蔓延，美国佔便宜既没商量也没够，中国煤液化前景更可观。现在技术和成本已不是问题。中国的海水澹化，通过盐化工的中介，已经可以盈利。中国虽然缺水，但水能资源世界第一。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现代化，能源不是大问题，笃定不走老帝国主义之路﹗总之，我们相信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漫长。西方的馈赠“强国梦”，我们还要梦下去，但三招两式就能改变中国发展方式，从身板极差，到中国第一，我不信。
（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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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绿叶》2010年第11期，第121页。
[2]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绿叶》2010年第11期，第122页。
[3] 易鹏：《低碳真相》，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
[4] 易鹏：《低碳真相》第166~167页。
[5] 易鹏：《低碳真相》第164页。
[6] 易鹏：《低碳真相》第164~165页。
[7]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绿叶》2010年第11期，第128~129页。
[8]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绿叶》2010年第11期，第129~130页。
[9]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绿叶》2010年第11期，第130页。
[10] 易鹏：《低碳真相》第1~3页。
[11] 易鹏：《低碳真相》第1~3页
[12] 易鹏：《低碳真相》第12页。
[13] 黄伟夫：〈揭穿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谎言〉，《博览群书》2010年9期，第10页。
[14] 易鹏：《低碳真相》第162~163页。
[15] 黄伟夫：〈揭穿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谎言〉，《博览群书》2010年9期，第12页。
[16]《新发现》2007年第9期刊发了文章摘要，全文发于《21科学与技术》。
[17] 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大风出版社2011年，第181~183页。
[18]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立场〉，《绿叶》2010年11期，第123~124页。
[19] 相关论战，可参考《“曲棍球”幻像》（Hockey Stick Illusion）。中文着作方面，可参考黄为鹏：〈“曲棍球杆曲线”丑闻﹑气候泡沫与气候政治的未来〉，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总第38期。
[20]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绿叶》2010年11期，第125~126页。
[21] 黄伟夫：〈揭穿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谎言〉，《博览群书》2010年第9期，第11~12页。
[22] 参见刘玉芝﹑肖稳安﹑石广玉：〈论大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的饱和度〉，《地球科学进展》，2002年10月第17卷第5期，第653~657页。
[23] 黄伟夫：〈揭穿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谎言〉，《博览群书》2010年第9期，第12~13页。
[24] 任振球：〈当代气候变暖有待商榷的几个问题〉，《绿叶》2007年第8期。
[25] 董妙先：《多四季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多四季学说的内容是：地球在椭圆轨道上围绕太阳公转，形成週期为一年的四季。在它参与太阳系，围绕太阳和其近星系的质心公转，乃至围绕银河系的银心及更大星系公转时，由于不同强度的热源距离﹑辐射角的变化而形成不同週期﹑不同程度的四季变化。
[26] 董妙先：《多四季论》。
[27]《科技日报》2007年8月25日。
[28] 地球公转轨道变化的週期（约41万年和十万年的週期），地球自转轴倾角变化的週期（约4.1万年的週期），地球运动（几差）的週期（约2.3万年和1.9万年的週期）；太阳辐射量的变化是上述效应的综合结果 — 即米兰科维奇週期（《牛顿科学世界》2007年第10期）。
[29] 简练：〈“碳运动”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及中国〉，《绿叶》2010年第11期，第127~130页。
[30] 黄伟夫：〈揭穿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的谎言〉，《博览群书》2010年第9期，第13~15页。
[31] 易鹏：《低碳真相》第188页。
[32] 易鹏：《低碳真相》第190~191页。
[33] 易鹏：《低碳真相》第192~193页。
[34] 易鹏：《低碳真相》第194页。
[35] 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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