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透视西方新闻自由谜局
2011年9月10日，四月网和《环球财经》杂志联合主办了题为“透视西方新闻自由谜局”的讲座，著名旅法观察家宋鲁郑先生以英国“窃听门”为切入点，探讨西方新闻自由华丽外衣下的真实面貌
■环球财经实习记者 邹玄/整理
资本控制政党的“自由”真相
今年2月英国出现的“窃听门”事件，使大家不禁疑问，通行行业几十年的潜规则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我的观点是，每当西方国家遭遇经济危机，硬实力受到冲击，软实力便开始出现问题。而且从西方全局来看，“窃听门”事件不是个案，挪威种族袭击事件、伦敦的骚乱、希腊政府通过包装假的数据加入欧盟，以及前世界货币基金卡恩“强奸门”、美国发生的议员枪击案，这些都是经济危机大背景下软实力出问题的体现。
英国“窃听门”事件的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选举导致资本控制一切，一是政党轮换为财团提供了契机。
如果一个事件同时涉及政界、商界、媒体、警察，我们就应该从制度上找根源。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力量：政治的权力、资本的权力和大众的权利，如果政治的权力统治一切，我们称之为政治集权；如果是资本力量统治一切，我们称之为资本集权或者市场集权；如果是大众的力量占主导，那就是暴民组织。西方的民主必须通过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是他们的理论。但选举必须要有钱，这种方式就给资本统治这个社会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民主政体定期换人换党，当一个政党执政时能够拥有很大的权力，也不缺乏资金，可当它在野时就十分落魄。我曾四次应邀访问中国台湾，并参加2008、2009年“大选”观察团。我了解到，当民进党“执政”时，如果面临“选举”，民进党会给每一位“候选人”35万元新台币的支持。但民进党下台后，非但不会出钱支持“选举”，参选后拿到的“选举”补助金的1/3还需要上交。为了偿还下台之后欠下的两亿新台币负债，民进党竭尽所能地节约开支，党主席和秘书长不领薪水，“中央党部”没有钱买电风扇。这时如果有财团伸出援手，尤其是一个媒体财团时，一个在野党是很难抵挡诱惑的。
《希拉克自传》里讲过一件事，一次希拉克到达索集团的办公室去，正好达索秘书进来通报说XX来了，此人是当时法国政坛要人，达索是其主要资助人之一。达索听了以后连身子都没动，很干脆地回答道：“信封（钱）在第二个抽屉里。”资本与政治的这种关系，是我坚决反对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大多数媒体也是由财团、资本控制的。
我去中国台湾的时候，很多当地朋友告诉我，台湾有两大乱源，一是“立法院”，二是媒体。中国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于2007年超过日本，居亚洲第一。但调查显示，台湾媒体只得到了1%的公众信任。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说“台湾媒体从过去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今日民主时代的疯狗，没有能力处理真相。”有位在《中国时报》任职的朋友告诉我，在这份报纸被旺旺集团收购后，《中国时报》的风格就变了。曾经有一次，为了防止发生异见，老板守在现场，务必看到工作人员按照他的意图制作完毕后才离去。这就是我看到的“新闻自由”的真相。
西方各国新闻自由历程
从另一层面上讲，新闻自由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或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的新闻自由理念经过了近200年的社会实践，才发展成现在的模样。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的第二年公布了权利法案，这个法案只保证议员在议会里有言论自由；直到1850年，英国才正式确立新闻自由。如果从光荣革命算起，这个过程长达150多年，从相关理论提出到成为现实则历经了200年。这些理论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市场理论、民主促进理论以及新闻自由理论。
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提出了自由平等的理念，当时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新闻自由立法的政论家，但法国一直到1881年7月29日颁布《新闻自由法》才算是实现了新闻自由。但这个新闻自由的规定仅仅局限于立法民企，广播和电视仍然是国家控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左派上台才允许建立私人广播电台，放开了国家对广播电台的垄断。
在西方新闻自由发展了200多年后，严重侵犯新闻自由的情形仍屡有发生。比如2008年法国《解放报》前社长因发表涉嫌诽谤某位企业家的文章，在某日凌晨被捕，而最后调查的结果是无罪释放。
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后，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原则，但其新闻自由则是在20世纪突破几个大案裁定后才达到今天的程度，这个过程也历经约200年。而且直到今天，美国仍然频频发生侵犯新闻自由的事件，比如2003年美国在未详细说明情况下驱逐和扣留了10余名记者；伊拉克战争时美国炮轰记者所住的宾馆，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越南战争时由于媒体报道了阵亡士兵的棺材，在美国引发一场反战运动，于是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严禁媒体拍摄棺材的照片或镜头。
从上述主要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新闻自由是一个定量而非定性的、不断发展中的概念，绝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西方经常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但是和30年前相比，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承认，我们的新闻越来越自由，中国也比很多国家的新闻要自由。从发展的角度讲，新闻日益透明和公开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衡量一个国家新闻是否自由要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来判断，而不是以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某一个国家的情况作为判断标准。西方恰恰在这一点上违反了合理性，他们用200年时间发展过来，然后拿着他们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是不公平的。
西方推行新闻自由实为本国利益
西方把新闻自由当作国家博弈和谋取私利的手段，用双重标准来推动新闻自由，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利益。
比如2009年伊朗发生骚乱，当时反对派用Twitter组织抗议行动，而恰好Twitter此时正准备终止服务进行升级，美国政府于是劝说Twitter等抗议行动后再终止服务。同样，2009年5月美国将古巴的MSN关闭掉，对该国进行信息封锁与孤立。中国于1992年首次提请加入联合互联网也遭到美国拒绝。去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发生了一次冲突，巴勒斯坦人民通过Facebook来组织抗议行动，结果Facebook主动把网站删掉，说其鼓吹暴动，埃及的遭遇也是一样。中国2008年“3·14事件”中，西方媒体亦大肆扭曲事实，宣扬藏独。
西方的媒体实际上是不能做到公正与合法的，但是他们非常“高明地”将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捆绑在一起，表面上看是在说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在否定他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宣称只有民主才有法治，才有新闻自由。
西方对媒体的控制手段与技巧较为成熟
以法国为例，西方有几大类对新闻的控制、管理的有效手段。
第一，媒体都控制在政府、财团手里。比如法国电视一台老板是布依格（法国最大电信公司之一），法国二台、三台是法国政府的电视台，法国三大电视台基本垄断了法国电视资讯。法国名列第一的日报《费加罗》，其最大的股东是法国军工企业达索集团。法新社名义上是独立的报业联营企业，实际上是法国官方通讯社。萨科齐上台后用新的经济手段控制媒体，比如说晚上8点之后国营电视台不能再播放广告，没有钱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请。
第二，法国媒体不能挑战或否定法国的价值观，不能否定法国的政治制度。法国宪法最后一条就规定“共和政体不得作为修宪议题”。德国宪法也有一条规定：言论自由，但要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
第三，法国的新闻自由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梅纳尔，他在2008年的“中法冲突”中扮演了一个“过于积极”的角色，结果当年9月以健康原因辞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国媒体报道，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出面指责。
最后一条，也是法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控制媒体最出名的规定是“政治正确”：不能谈种族，不能谈纳粹。不光媒体有政治正确，历史课本、杂志也有。如谈到法国对外殖民的原因时，总结法国的历史课本、杂志，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是为了传播文明，发展文明，维持和平；第二是为了用基督教教化异教徒；第三是为了寻找资源（不是掠夺资源）。这就是他们对殖民的解释。
很多法国人不知道“中法战争”，也不知道“火烧圆明园”。2009年在巴黎拍卖从中国掠夺走的文物兔首、鼠首，这个事件影响很大，媒体无法掩盖，但报道很有技巧。首先得解释这两件文物是从哪儿来的，《世界报》是这样报道的：是“西方联军”从中国偷来的。大家都知道，“火烧圆明园”的主力就是“英法联军”，但法国媒体用笼统含混的“西方”一词，这是他们惯常使用的报道技巧。
中国应走自主的新闻自由道路
迅速崛起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应该从西方的新闻自由中借鉴什么？
第一，新闻自由是伴随人类在经济社会上的进步而产生的，是一个历史过程，绝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和制度没有关系。
第二，衡量新闻自由的前提是国家的稳定发展，民族的团结富强，国家的经济进步。
第三，在全球化国家利益博弈日益激烈的时代，新闻自由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本。
第四，新闻媒体在自律的同时，国家一方面应将新闻管理法治化，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国情确立我们自己的“政治正确”，比如说绝不允许媒体煽动政治对立。
西方有适合自己发展的阶段，符合自己国情和传统的新闻自由。中国也应该建立适合自己发展的阶段，符合自己传统和国情的新闻自由，而且应该像西方一样将新闻自由的标准法治化、习俗化，提高对媒体的管理技巧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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