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美劳工运动的跨国合作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它以传统劳工运动中的工会为基础，同时又加入了两国甚至美洲其他国家的众多非政府行为体（诸如人权与环境保护主义组织、一些地方性的活动团体、基金会、媒体和个人等）。该运动借助《北美劳工合作协议》（NAALC）框架下的跨国和跨政府的合作，突破北美传统劳工运动中的国界限制，以劳工权利的改善和劳工阶层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改进为主要斗争目标，结成跨国网络进行集体活动。至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历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签署及实施三个阶段，期间虽几经变折，但总体来看，其行为主体在网络构建和运动策略上越来越趋于成熟。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提上日程之前，墨美两国的劳工运动虽然互有交集，但是规模和频数都相当小。劳工运动根植于一国国内的经济社会背景。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而墨西哥则是长期受革命制度党控制的“中等工业化国家”，在一向以世界榜样自诩的美国人那里，墨西哥并不能称得上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友邻。两国的劳工运动在背景、目标、策略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比如墨西哥劳工移民在美国的大量存在就曾引起美国底层劳工的强烈不满和排斥），因此，能实现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很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美国制造业工厂开始纷纷倒闭，墨西哥的经济陷入困境，两国的工会组织乃至普通工人之间的联系开始增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关注国内来自墨西哥、中美洲以及拉美的移民工厂和农场工人当中的草根劳工组织。
20世纪80年代，在对NAFTA的可行性进行讨论的背景下，一向反对自由贸易的劳工运动将目标由国内开始转向邻近国家所组成的地区，他们与担心一体化对环境造成威胁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一道，借助加拿大活动家在反自由贸易运动中的组织经验和运动模式，探索跨国联盟战略。
以美国电气、无线电及机器工人联合会（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of America，简写UE）为例，在一次由加拿大主办的北美劳工会议上，UE的组织者遇见了墨西哥“真正的工人阵线”（Authentic Workers’ Front，简写FAT）的领导人。经会谈，两个组织决定建立战略联盟，在各自工作的国家内协同组织。于是，UE直接卷入墨西哥的各种工厂运动，而FAT则派出人员代表拉美劳工去美国工厂工作。它们始互相直接参与对方的组织并参加集体谈判，在建立国际团结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移民团体与其家乡之间的联系为这样的跨国联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以工会为中心的劳工行动和墨西哥、中美洲支持劳工权利诉求的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在反一体化方面达成了一致。它们一方面介入墨美边境地区的客户工业，另一方面致力于建立自己的通讯系统和研究机构，在推动运动的同时，也为运动提供独立的政策分析。
到了NAFTA谈判期间，墨美劳工运动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活动家加强了与加拿大活动者的跨边界联系。两国的工会、环境保护主义集团、一些智囊机构以及自称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起了联盟，并且对国会进行了密集的游说。一方面，活动家们认识到NAFTA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觉察到在塑造协议过程中与相似立场团体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协议的长时间谈判也允许这些活动家创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包括劳工和环保主义者克服过去的冲突而加紧合作。因此，在谈判期间，基于反对NAFTA的共同立场，劳工运动事实上结成了广泛而复杂的联盟。
在1991-1994年间，美国带有保护主义倾向的市民贸易运动（the Citizen’s Trade Campaign，简写CTC）在美国劳联的带动下，以普通大众为基础，联合一些成员工会、季节性的游说组织和主要的环保主义团体，试图阻止NAFTA在美国国会的通过；而责任贸易联盟（the 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Trade，简写ART）则组织起一些在跨边界交流中表现积极的工会（例如UE）、美加墨三国当中的劳工和环保NGOs、一些政策研究机构等，关注跨边界交流，开拓出了一套类似于“公平贸易”的方案。与此平行的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劳工和非政府组织结成了同盟，大力支持边境客户工业的劳工运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边境正义联盟（Coalition for Justice in the Maquiladoras，简写CJM）到1998年8月涵括了美墨近500个劳工、宗教、环境和妇女组织等，成为墨西哥最主要的劳工团结组织。
由于NAFTA在谈判期间受到的强大阻力，老布什政府承诺在协议中纳入劳工和环境方面的考虑，继任的克林顿政府兑现了这一承诺。《北美劳工合作协议》（NAALC）在制度上为三国劳工提供了权益受损的投诉平台。它规定了一些劳工权益的基本原则，并且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以促进北美地区关于劳工法和劳工政策的合作。借助于这一平台，墨美两国的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发起了多起投诉，其中大多数投诉是关于劳资冲突的，很多投诉涉及劳工的自由联合权、集体谈判权以及罢工权受到的侵犯。它们利用NAALC发展了一些新战略，例如不同国家的工会互相交换投诉申请、通过三国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来锁定具体雇主目标、三国工会共享组织人员等。这些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投诉平台受三国劳工部长组成的劳工合作委员会管理，实质上镶嵌于国内官僚结构之中，还直接受政府管理，而且没有强制实施权，因此其实际效能遭到了众多批评与质疑。
不可否认的是，三国的劳工运动确实借助这一官方平台加强了联系。例如，FAT联合其他六个北美工会（包括UE、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纺织品贸易及产业工人联盟、国际卡车司机协会、加拿大汽车工人以及纸业联合工人）在多国汽车组件制造公司埃克林内组成了埃克林工人联盟（Echlin Workers Alliance）。在这一联盟中，埃克林在每个分厂中的工会工人都能够与其他兄弟工会分享自己的组织经验，比较工资和收益，以及讨论应对公司管理的策略。1997年，成员工会就墨西哥城一家名为伊塔普萨（ITAPSA）刹车厂中工人的自由联合权和选举权受损一事向NAALC提出了投诉。NAALC在经过调查以及与埃克林协商后给出的结果是埃克林同意对声称的权利受损展开研究，并讨论一系列行为守则的实施。这些投诉迫使跨国公司遏制子公司的某些违法行为，可能预示着跨国劳工运动将开始参与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制订之中。
今天，墨美劳工运动间的跨国合作甚至可以用“墨美跨国劳工运动”来表述。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墨美跨国劳工运动在动员基础和运动框架上都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新意”：首先是参与运动的主体较之以往的劳工运动有较大扩展，除了本国的工会和各种其他的非政府行为体之外，还加入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他国的工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其次，这一合作利用NAALC 所提供的政治结构，将劳工运动的诉求上升至官僚机构和跨国的地区平台；第三，在具体的战略运用中，他们利用通讯技术的发展，采取跨国倡议网络的形式互相协调合作。这些在传统劳工运动中是很难见到的。
然而，这样一种声势浩大的跨国家、跨阶层和跨领域的联合的背后，是不是代表着全世界分裂的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国际联合，还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这倒不见得。
首先，美国参与这些跨国劳工运动的主体大多是在北美一体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了的群体，墨西哥参与的反而是精英群体。墨西哥的这些精英群体主导的劳工运动，虽然短期内会促进就业劳工的生活得以改善，但从长期来看，对墨西哥的普通工人的福祉乃至墨西哥整个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十分有利。劳工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除了传统的资本方之外，还有“不负责任的”墨美两国政府。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在劳工运动压力下做出的改变劳工政策和劳工标准的决策，在提高墨西哥劳动力价格的同时，也会降低墨西哥对外资的吸引力，从而减少墨西哥大众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墨西哥的精英群体在利用这些运动揽到政治资本、进入决策层之后，则不一定继续支持劳工运动，而可能更多的站在上位者的角度控制、甚至打压劳工运动，这让劳工运动的前景失去了光彩。
其次，我们都知道，传统劳工运动的行为主体一般拥有近似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上，国际工运也是由受剥削与压迫的工人阶级占主导。但在墨美劳工运动中，这一特征却并不突出。参与运动的行为体形形色色，有底层劳工，也有中产阶级；有工会组织，也有环保主义者、人权组织等，很难将他们归为某一个社会阶层或者某个领域。这是墨美跨国劳工运动的“亮点”，但也是其“底色”。墨美国内传统劳工运动者放弃自己的原有战略而与众多其他国家、其他领域的活动家一起，跨越阶层、领域结成大联盟，其他领域的运动者放弃自己原来的运动领域转而加入劳工运动队伍，这似乎是劳工运动的高涨表现。但事实上，这样的跨国合作是发生在全球化下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而本应作为劳资协调方的国家“袖手旁观”的大环境下，它其实是劳工（以及被经济一体化边缘了的群体）处境更为艰难的结果。他们放弃以往运动中对自己身份和明确目标的坚持而加入这样的超越身份的国际性运动中，正是困境之下的无奈之举。此外，墨美劳工运动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也经常发生各利益团体之间的纷争和冲突。因此，我们很难看到这一跨国劳工运动的光明前景。而对它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景象，我也只能用资本压力下的“畸形儿”一词加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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