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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彪:"文明的冲突"解析

郑彪 · 2012-06-03 ·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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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冲突”解析

  

  郑彪

 

  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这是近代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始了真刀真枪的公开对抗,“阶级的冲突”被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起来,演变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主义的冲突”,具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实践提供了历史机遇。于是,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外化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和后来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主义的冲突”历史,并不为过。其实,被“主义的冲突”所掩盖着的仍是民族的冲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id J Toynbee,1889-1975)从文化角度提出关于文化的“挑战与反应”学说,本质上还是民族冲突。他认为,挑战与反应是文明成长的主要动力,当然也是文明(民族)灭亡的原因,那是因为落后民族没有对外民族的挑战做出成功应对,例如印地安人文明没有成功地应对欧洲白人的入侵。全球化的历史其实是欧洲白人对世界有色人种进行挑战、扩张、征服、掠夺以及部分灭绝的历史,日本是个例外。但是这个历史过程为二十世纪“主义的冲突”所掩盖,并由于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东西方的军事战略均势,由于殖民体系瓦解而从总体上遭到中断。这当然不符合西方资本集团利益。所以,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平衡打破,美国登上军事颠峰,俨然以尼采哲学的“超人”自居来“重估一切价值”,于是“民族的冲突 ”撕下了“主义”的面纱,“文明的冲突”自然就赤膊登场了。在西方看来,这就是冷战结束的历史意义。

 

  一、“现代十字军”的战表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不惜砸下重金搞“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意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但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核冬天”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地处美苏之间的西欧国家大都走上了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道路,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和平演变。这与美国战后的政治战略是南辕北辙的。美国与西欧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地理上靠近苏联,其中许多小国原本没有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和条件,也不想成为美苏对抗的炮灰。德国经过两次大战的失败,其悔过的表现不乏真诚和深刻的思考。这是西欧特别是北欧国家在福利国家道路上走得很远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不同,地处北美洲,周边没有敌人。美国是西方的政治领袖和霸主国,是民主形式掩盖下的寡头政治。虽然有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改善民生的举措,从根本上不过是为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空前政治危机中挽救垄断资本政权免遭灭顶之灾,是在政治上采取的权宜之计。,战后则是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美国称霸世界的念头从未削弱过。不同的国情和地缘政治条件,是七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诸多危机爆发的背景下除了英国以外的西欧国家与美国在政治上渐行渐远的原因。从本质上说,在人类整体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西欧更多地选择共存、多元、民主、和谐的发展道路。而美国明知道只有一个地球,资源有限,石油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人类生存危机,但是它断然选择了“赢家通吃”的道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这是美国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右翼的政治选择。这些右翼寡头推出的布什总统,头脑和才具虽然平平,但是政治上强硬,又拥有这个集团最强烈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掩盖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混合体,因此作总统最适合实现他们的利益。

  苏联解体以后,在布什政府看来,美国既然已经是“全(球)无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主义的冲突”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的外衣不再需要。于是“独夫之心,日渐骄固”。私心膨胀之下,“文明的冲突”理论应运而生,就是西方继“主义的冲突”获胜以后,西方基督教文明要通吃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其它文明。这么多文明冲突,说穿了主要就是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与中国、俄罗斯的“冲突”。把这两个国家灭了,就天下太平了,其它国家只是打扫战场的问题。只有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归结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再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和美国的全球战略高度,才能正确地解读。在他们看来,世界全球化即美国化之日,也就是“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之时。因此,“文明的冲突”理论散发着十字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血腥,本质上是对全世界的“异教徒”,首先是对中国和俄罗斯下战表。

 

  二、“文明冲突”与民(种)族冲突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有不同的派别,也有温和派。现在掌控布什政府的原教旨主义是其中最极端最凶残的派别,骨子里充满对异教徒的杀机。这在中世纪的八次十字军东征和近代欧洲宗教战争、宗教改革前后的历史中都得以充分地表现。近代以来这种宗教的狂热和杀机与资本的性格相融合,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血与火”的历史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悲惨世界”中都有极为典型的表现。西方文化中这种宗教的狂热、偏激和杀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在二十世纪,由于人类的进步,特别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资本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和法制的节制,西方宗教的狂热和偏见也受到压制,但是一有机会就会发作,例如表现为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歇斯底里。二战时的德国与日本,同为法西斯,但是前者与宗教密切相关,后者主要与日本岛国政治文化的负面因素相联系。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毒素而今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重新发作起来,在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当代新“十字军东征”的叫嚣和政策中得以体现,与希特勒当年堪可比拟。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如此疯狂,而是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但是原教旨主义对西方一般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主宰了西方的政治哲学,这样一来世界就在劫难逃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也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其实布什及其“狗头军师”使用的十字军的比喻是颇为不祥的,历史上西方八次十字军东征,均已失败告终,当年的阿拉伯人是很厉害的。中世纪阿拉伯人在中西之间树立的这个无可逾越的政治屏障,对中国的外部环境是有利的,所以阿拉伯人历史上就是中国的朋友。但是 1453年以后,西方民族国家兴起,早年强大称雄的阿拉伯文明逐渐在西方的分化、打击和宰割下衰落至今,被西方报了中世纪历史的“一箭之仇”,也是触目惊心的,可为今天中国认真借鉴的历史教训。从最早葡萄牙人的“十字军”到当代美国“十字军”,西方文化的所谓“政治使命感”都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原教旨主义。只不过事过境迁,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不同了,穿上了“西装革履”:现代的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等。卡特是作过总统的,他对此中奥秘当然心知肚明。他在2002年说,现今“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各种教派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都明显地趋向于原教旨主义。”(47)这是世界政治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倒退。他对什么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因为我与上帝结盟,所以我高人一等,我的观点应该流行,任何与我意见不同的人本来就是错误的’,进而推论,那些人本来就‘低人一等’,最后得出结论:他们只是‘近似人类的人’,因此,他们的生活不重要。这一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紧张的宗教冲突。”(48)卡特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说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圣经的原意比较,还是相当委婉和含蓄。需要根据圣经“翻译”一下:所谓“意见不同的人”就是指“异教徒”;所谓“近似人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不重要”,其实是他们“不是人”和“他们的生活不重要”,这里有翻译错误,因为“生命”和 “生活”在英文中是一个词(life)。所谓“得出结论;他们的生命不重要”,就是“杀异教徒”。所谓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紧张的宗教冲突”,其实不仅是造成宗教冲突,也包括意识形态冲突、制度冲突和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的基督教含义也是当代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含义,就是“杀异教徒”。这不仅是因为现在罗马教皇与美国早已经结成“神圣同盟”(国际政治同盟),而且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渗入西方文化的骨髓。离开宗教,对西方文化和政治无法正确解读。但是实际上,在那些人心里,真的是上帝与他“同在”吗?没有的事,上帝只是虚幻,只有他自己。卡特作过总统,上面的话说得委婉,不如学者来得直率。一位西方人写道:“一个奇怪的氛围弥漫在小布什的周围: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的妻子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赖斯的父亲是亚拉巴马州的传教士;领导总统讲话写作班子的麦克尔·吉尔森毕业于素有‘福音会哈佛’的惠顿学院。此人赞同基督教极右派的预言,认为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即将到来,反基督者将再次来临,然后是救世主即将显现。白宫的全体人员都参加每天的《圣经》学习小组。现在,总统府象一个巨大的祈祷厅。那些当权的人早晚集体阅读《圣经》之余,处理着美国和世界大事。”(49)在“主义的冲突”历史“终结”以后,世界进入混乱无序状态,“春秋无义战”频频发生,既无主义更无正义可言,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回归,以此为他们向一切敌对国家发动战争作舆论准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谁是异教徒和敌人,理论上没有确定的含义,但是实践上是清楚的,说到底,还不就是布什手里的屎盆子,说扣谁就扣谁。

  国际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义冲突,只是表象,背后是集团和国家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前途。但是这也只是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解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文化层面上作进一步的解读,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固然主义的冲突只是现象,利益的冲突是本质。但是在利益的冲突后面,已经不仅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图穷匕见出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华丽辞藻掩盖下的,是民族的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民族的冲突,比主义的冲突更深刻。西方文明是盎格鲁·撒克逊主导的文明。亨廷顿把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列为八大文明。它们依次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其实搞这么多文明并列,玩的是障眼法。在西方人眼里,现今称得上或有资格与西方文明冲突,或说有资格被西方文明视为对手的无非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中国)、东正教文明(俄罗斯)和伊斯兰文明(阿拉伯国家)。历史无数次证明,对手(民族)消灭了,文明就没了。如同1453年拜占庭帝国覆灭,拜占庭文明就消失了一样。所以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民族的冲突,但是后者好说不好听,还是“文明的冲突”的提法更“文明”一些。其实都是一样,图穷匕见。问题还在于,美英做事既阴险又不留余地,1453年拜占廷文明灭亡以后,几百年来阿拉伯文明对于基督教文明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到二战以后英国又弄出个以色列来,把个阿拉伯世界搞得人仰马翻不算,美国还要占人家园,灭人种族和文明,仅仅是为了中东的石油和战略位置。阿拉伯人眼看没有活路,被迫走上“恐怖主义”道路,无非是拼死作最后一搏。所谓“恐怖主义”,表面上很“恐怖”,本质上也是可怜巴巴的“主义”。所以,“文明的冲突”既是人类原始的冲突,也是最现代的冲突,或许是最后的冲突,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在今天需要修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是“最后的斗争”,因为那只是“主义的冲突”。“最后的斗争”是“文明的冲突”。当“文明的冲突”历史也终结了,地球经过“核冬天”的“洗礼”,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同某小说中所描写的,就剩下一个人(与基督同在的民族),还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好还有一个卖大饼的。那时地球上只剩下20%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就都不那么危机了,剩下的人类极少数白人精英(有色人种的精英不要存此等妄想),还可以从容研究宇宙移民问题。现在不是已经在为极少数超级富豪着手准备后路了吗?发展中国家的富豪们(例如阿拉伯的石油巨富们)以为,凭着手里的“旧船票”(巨额石油美圆)能够登上通往太空移民点的“布什号”客船(宇宙飞船)吗?如果他们懂一点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就应当明白该支持谁,该往哪里撒钱。从伊朗要在中国建油库,看得出来,事情在起变化。伊朗的强硬,源于政治上清醒,心理上坚强,其实对美国人,他们看得很透。阿拉伯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历史上长期强大的民族,现在也不乏高人,不是白给的(它致命的问题是不团结,也是由于上了殖民者的套)。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变化的。变亦变,不变亦变。中国就是要在变中崛起和复兴。

  当代“文明的冲突”表现为种族的冲突,在美国“反恐战争”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恐怖主义”者似乎是一些沉默寡言、只做不说,上来就拼命的人,其实有深刻的政治头脑。“恐怖主义”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索罗斯有一个不乏深刻的说明。他说:“在本·拉登看来,美国的文明是退化的文明(这是不乏深刻的思想—— 引者)。美国富裕而强大,但没有真正的信仰(同样不乏深刻——引者)。为了使信仰获胜,必须毁灭美国文明。而毁灭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美国的弱点:畏惧死亡。美国对恐怖主义袭击做出的回应将是竭力打击看不见的敌人。因为罪魁祸首一直不见踪影,美国的本能反应就是找到一个无辜的替罪羊。而替罪羊一定是穆斯林,而伊斯兰将被激怒,以致于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挑起普遍对抗。尽管西方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但是伊斯兰将最终取得胜利,因为它具有主要的竞争性优势:伊斯兰人不畏惧死亡。”(50)索罗斯的这段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而本·拉登则是魔鬼般天才的超级国际战略家。他接着分析道:“到目前为止,事态的发展符合了我推演出来的本·拉登的疯狂预期。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楼确实坍塌了,使恐怖主义袭击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匪夷所思。而布什总统做出的回应就是向恐怖主义宣战。本·拉登真正的期望无疑就是美国反击阿富汗;那就是为什么本·拉登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两天,指使刺客暗杀了阿富汗的马苏德将军(Ahmed Shah Massoud),一名唯一能够有效地组织战役组织反对塔利班军队的指挥官。美国入侵伊拉克不啻为送给本·拉登的意外的礼物。来到阿拉伯土地的美国士兵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基地组织培养出来的恐怖分子。沉睡的细胞苏醒了。据说,在沙特阿拉伯,大约3000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人离开了本国。这 3000人里,必定有一部分活跃在伊拉克。布什总统说伊拉克已经成为反恐战争的中心前线,此话不假。无论布什总统是否知情,他已经陷入了恐怖分子的盘算之中。”(51)

  文明的冲突演化成民族的冲突,盎格鲁·萨克逊人正在阿拉伯人的战略诱导下,同阿拉伯人在中东展开对决。结果会如何呢?美国有军事优势,它可以赢得战争。阿拉伯人有道义优势和“竞争性优势”,它可以赢得胜利。美国右翼太狂,他们不过是一些不懂辩证法的“唯武器论者”和“唯实力论者”,苏联解体使得他们忘乎所以,现在一只脚还陷在伊拉克,就迫不及待地将枪口对准中国,同时又对准俄罗斯,希特勒尚且懂得避免两面作战,美国如此疯狂,结果会如何,难道还需要论证吗?他们不过是一群现代尼采,尼采最后疯掉了,他们现在就“疯”掉了。其实他们没有真疯,问题在于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无限膨胀,加上宗教中毒太深,已经不是不管别人死活,而是为了自己活得好,根本不让别人活,逼得全世界被迫合伙与他们拼命。这样一来,形势就必然逆转。

  中国几千年的古代优秀文明,如同“太极拳”、“少林拳”,于今仍有用武之地,必须发扬光大,健脑健体,强身防身。中华文明这套古老的“功夫”,西方没有。西方文明基本上是近五百年兴起的文明,其核心竞争力是宗教的狂热、偏见和野蛮(野蛮对文明,一直是一种强大的竞争力,如古代的斯巴达对雅典)加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如原子弹、导弹、航天、高科技一类如同西方的“拳击术”,中国必须全部学到手,加以创新。文明不好学,野蛮好学。中国原也是崇文尚武的民族。这样学习下来,中国人就有中西两套功夫对付西方一套拳。再“祭”出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法宝,在《战国策》、合纵连横的基础上,推动出一个无形的当代国际统一战线,纵使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其奈我中华民族何?待到中国崛起,他日更将纵横捭阖于世界舞台,展开其有声有色的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看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顶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遥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52)那么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看正在崛起的中国,它就已经是乘风破浪于世界公海、八方围堵也不能阻拦的一艘巨轮,是东方重新升起的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修炼了七七四十九天后登炉而出、正在得道成仙的孙悟空。玉帝当初既是小心眼,也是被宵小包围,听信西学谗言,迷信武力,以至于犯了战略错误。要是有东方智慧,采用怀柔之术,早封了孙悟空“齐天大圣”,何至于撕破脸皮,后来打上灵霄宝殿,大闹天宫?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压在五行山底下的孙悟空,已经恢复了当年的自信。

  谈到文明冲突与民族冲突,需要对日本说上几句。日本是近代西方列强中唯一的有色人种,是列强中的“少数民族”。日本文明在东亚是一个晚近发展的文明,因此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隋唐文化的边缘上发展起来,近代又嫁接了西方文明。日本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没有得其精妙,例如仁义礼智信这些“精华素”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有限,只得些皮毛,多为表面文章。例如历代日本天皇的名讳中都有一个“仁”字,但是日本对于自己民族以及文明的母体——中国的态度,前恭而后倨,近代以来很少释放出善意,完全看不出来,反而几次加害于其文明母体。其民族精神的深处,其实有很隐蔽的自卑感在作祟,因为其文明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如同日本人的礼节,烦琐而多表面文章。日本人内心崇尚强者,蔑视弱者,完全是西方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但是毕竟日本与中国半是同文同种,其现代文化其实属于中西之间的一个边缘地带。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其文化出了日本列岛,在亚洲以外的影响有限。战后日本的政治捏在美国人手里,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搞得半死。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冲突中,日本文明被亨廷顿列于中华文明之后,这是何意?如果日本以为自己是世界经济大国,在文明的冲突中可保无忧,可能就打错了算盘。其实即使日本右翼,与美国右翼也不是一回事,因为DNA不同。既然日本文明是介于中西之间,毕竟离中国近得多些,根子在中国。在当代文明冲突的格局中,中日文明有没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衰落真的对日本有利?日本在西方人、美国人内心深处,究竟是同类还是异类?抑或也是“异教徒”?所以,处理二十一世纪日中关系,不光需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还要有关于文明的思考,要有战略眼光。关于文明的思考,比关于主义的思考来得深刻。文明冲突的实质是盎格鲁·萨克逊要横扫一切异教徒,日本的利益在哪里呢?日本人喜欢读《三国演义》,须知中日均被大洋彼岸的国家欺负,中日修好,则成”“犄角之势”,则“亚洲雄风震天吼”,白种人拿黄种人没办法。日本人也熟悉《西游记》,中日是孙悟空,大洋彼岸的国家是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行山。与中国修好,则不用唐僧搭救,五行山不推自倒。孙悟空解放出来,不是大闹天宫,而是做善事,成正果。对世界进步有大作用,日本也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和利益。否则,与中国较劲,叫板,没有用的,越不过去。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最近李光耀先生也说:日本也不能与中国抗衡。所以,中日两国,抗衡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修好则比翼齐飞,腾飞世界。日本人不是崇拜唐代中国吗?唐初四杰的王勃有诗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中日,如能象战后法德一样化敌为友,则将化腐朽为神奇,对世界和平进步,对亚洲振兴,对两国自身利益的意义,比法德修好大得许多。跟着美国,日本永远是个“套中人”,如同孙悟空逃不脱如来佛的手心。与中国修好,就能解“套”,还能腾飞。总之,战略利益,日本要想清楚。

  日本这个民族,历史上长期生活在中华文明的阴影中,近代得以鲤鱼翻身,自是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以上不是全面考察日本,所以似乎负面说得多些,其实也正因为如此,才与我中华可以互补。

  (本文系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四章“文明的演进和冲突”第二节,标题有改动。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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