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全球化与“文明冲突”
郑彪
20世纪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只是表象，共济会们必须在“文明冲突”中胜出而独霸地球资源才是其地缘政治实质。所以，尽管俄罗斯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拥护西方价值观;尽管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对美国从大局出发，百般忍让，已经退无可退，对方仍不买账，实际上是必置中俄于死地而后快。区别只在于俄罗斯吃了美国的暴亏，其中明亏、暗亏、大亏、陷阱很多，但是痛定思痛，已经充分觉醒，并选择公然对抗;而中国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双赢的提法经常见诸于媒体，但实际上明亏、暗亏也吃了不少，近年来也在反思和觉醒，只是一味顾全大局，不好撕破脸。美国文化不同，占便宜就是好家伙，要里子不在乎面子，习惯于绷脸儿造。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只不过是将西方早已在干的事情公开点破提出，并加以理论化，相当于公开打出当代十字军东征的旗帜。这样，我们就可以懂得，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包括国际分工的地缘政治实质是全球范围内的(剩余)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公开掠夺、转移(掠夺的别名)世界资源和财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的实质都是争夺世界石油和地缘政治空间，无限印刷美元是公开掠夺世界财富的战争，现行金融贸易机制包括汇率机制是转移或巧取财富，美国强制性“摊派”债券则是豪夺，如此等等。
(一)当代国际分工与“文明冲突”
回顾战后国际分工格局演变，愈来愈明显地看出它与美国“文明冲突”和全球地缘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愈来愈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有色人种打入“竞次”的悲惨地位甚至绝境，这恰恰是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当代国际分工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国际分工的结果突出表现为全球性资本过度积累和南方国家(近年来也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动人民在内)的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甚至没有支付能力(坐以待毙)。从几百年来的旧殖民体系来看，是工人生产，资本家消费和挥霍;或是黑人和有色人种生产，白人消费和挥霍;在殖民体系瓦解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穷人生产，少数富豪挥霍;当代国际分工，仍然是有色人种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产业链和食物链低端，许多民族勉强活着或濒于死亡，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处于高端，坐拥大部分财富。与历史上不同的是，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搞种族灭绝，但是有地域性，如对非洲黑人、南北美的印第安人、东南亚的华人，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在“减少”世界人口和“文明冲突”掩护下将种族灭绝作为全球战略，如俄罗斯格拉季耶夫教授所指出的，“休克疗法”的本质是种族灭绝。廖子光先生也指出，美国人对中国购买了过多的美国债券和美国资本账户盈余视而不见，“他们带着冷战甚至一个世纪前的种族歧视敌意，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作为最新的替罪羊而大肆鞭挞。”(92)((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他们设置陷阱，有意借(骗的别名)中国太多的钱，还不起，也不想还，反过来还嘲笑、侮辱中国，倒打中国一耙。“中美国”国际分工的本质，就是中国不仅要借给美国人钱花，还要为美国人打工卖命，被其敲骨吸髓，这种国际分工是将中国定位为殖民地，只是披着华丽的外衣，美其名为“中美共治”，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拒绝。
其次，几百年来西方国家奴役、掠夺、剥削非西方文明国家，将其“分工”为西方宗主国的殖民地，对这些民族、国家和文明一贯表现出毁灭性企图，也确实有许多民族和文明被西方文明“冲突”掉而灭亡了。而中国是其中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肢解的少数大国。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服从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分工”，特别是对西方文明认为是最难以同化的亚洲国家，在美元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分工条件下，被集体打入向生存底线竞争的行列，这是发展中国家、亚洲包括东亚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必须集体走出这条死胡同。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乃是一盘“大棋局”。
美国本质上是政治型商人，从英国那里继承下地缘政治学遗产，有政治眼光，以霸权玩生意，所以经商往往先设局，且有“大手笔”。当代国际市场上最大手笔的生意，就是战争，也是地缘政治博弈，如冷战胜利，美国不仅收回投资，而且回报极其丰厚。美国善于将生意与政治结合起来，还表现在采用衍生品市场手法的地缘政治游戏。美国是拿世界政治经济当作一个复杂的期货合约，一会做多，一会做空，在此处做多，在彼处做空，加以到处玩套利、对冲，来回洗劫世界财富，时刻不忘服务于独霸全球的地缘政治目的。日本抓住19世纪的地缘政治机遇，强行搭上西方的便车，成为列强中唯一一张黄色的脸，并非为其所乐见。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扶植了日本和亚洲“四小”，让他们着实过了些年好日子，名利双收。美国搞垮了苏联东欧国家以后，以为中国也已经入瓮，冷战行将结束，日本和东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下降，美国回手就联合西欧制造了日元的“广场协议”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前者搞得日本至今没有走出危机，又遭到这次特大地震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重创国运和地缘政治地位，后者则洗劫了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日本也是商业性国家，但却是技术型商人，被称为“经济动物”，缺乏战略思维能力，属于《曹刿论战》中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一类，玩不过地缘政治型商人美国。日本被美国坑得经济萧条了二十多年，至今没有希望走出危机，却在美国挑唆下再度与中国较劲，是不是“未能远谋”?许多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追随美国，却遭此洗劫，又恨又怕，正不知今后向哪里举步，向西还是向东?正在东盟“10+3”发展出现喜人势头之时，2009年希拉里跑到东南亚高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竟也有些效果，并不奇怪。东南亚小国多，在大国之间难处，不难理解。但是某些东亚国家，对西方往往抱有政治上的幻想，也不懂得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真义和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目的，更忘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东亚古训，一厢情愿地跟着美国跑，实为一场危险的赌博，也是东亚国家的悲哀。
再次，当前，农业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空前严重，发展中国家亦即非西方文明国家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世界农业问题主要是由不公平的农产品贸易条件造成的，特别是由西方国家高额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制度造成的。近年来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与“种族清洗”的舆论四起，首先威胁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是首当其冲。《关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第一次就农业问题进行跨国谈判，世界农业的巨头公司如美国嘉吉公司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参加谈判，随后签订的《农业协定(AOA)》的主要目的是农业商品贸易自由化。中国有必要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和现实情况，重新审查加入WTO的有关条款，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包括食品安全。从地缘政治学看，美国的国际分工特征是：占据资本-技术密集型高端行业——最赚钱的行业;金融“服务”业——巧取豪夺和转移国际财富的行业，用巴菲特的话说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种子供应商，是掐住人类脖子的行业的垄断者;美国又是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者，拥有最现代化的军队和遍布世界七百多个军事基地，连美国生产的粮食和种子都被怀疑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武器;如此等等。这种国际分工使得美国在“文明冲突”中占据的极为有利的地位，占有先机、主动和优势。
幸好，世界并不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而且随着世界各国的政治觉醒，世界体系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只有加强南南合作，提高在解决南北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行持续有效的斗争，舍此没有活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大，综合实力已经空前提高，但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劣势。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地区经济格局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心角色，如何发挥中国巨大的地缘政治潜力，不断加强和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有效地应对美国发动的这场来者不善的“文明冲突”，是本世纪上半叶面临的一场最严峻的考验。
(二)经济全球化加剧了“文明冲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游荡着一个西方种族主义的幽灵，背后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无论其如何难以令人接受，这是一个难以否认的基本事实。所以，对于非西方文明国家而言，盘点经济全球化必须建立地缘文明的视角。由此观察，也不难看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存在以下几个特征和趋势。
(1)总体上表现出白种人强者恒强，有色人种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
近代西方海外扩张以来，几百年中全球有色人种惨遭西方殖民者屠戮和掠夺，许多文明、民族包括人种遭到灭绝，殖民主义实为白人种族主义的别名。2011年全球70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大约为10亿，40亿以上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20世纪殖民体系瓦解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种族主义统治，这被美国认为是威胁“(自由)世界安全”。但实际上，有色人种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即使在美国，占人口30%的拉美裔和27%的黑人仍处于贫困线以下，(93)((美)劳伦斯·哈里森：《文化为什么重要》，亨廷顿、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绪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有色人种至今
仍被视为“白种人的负担”。
(2)加剧了全球“黄金十亿”内部以及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两极分化，
美国和西欧共有十亿人口，大体上是盎格鲁-撒克逊为首的白人世界，自称地球人口的“黄金十亿”。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崩溃，但是新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白人统治和有色人种被统治的格局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以移民国家著称，本质上自始就是犹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共济会是其秘密联盟)统治，也是经合组织中社会最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基尼系数就不断上升。1991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裕阶层拥有国家40%的财富，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家庭占家庭总收入的47.3%和家庭净资产的84.7%(后者为2004年数字)。“这种不平等来自劳资之间，管理人员和普通人员之间，标准和非标准职业之间，以及大公司和转包商之间的相当大的收入差距。正是垄断资本的活动拉大了这些差距。”(94)(同上)“里根将国家债务平均分配给全国民众，而克林顿把所有财富分配给富人。”(95)((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这方面美国具代表性，其它发达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
这种情况发生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背景下，原因主要是：第一，20世纪70年代苏联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退导致世界政治天平向西倾斜，这种趋势直接损害了发达国家乃至全球劳动对资本的政治地位。这个原因具有根本性。第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通过对外投资和外包，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资本可以灵活运动，选择投资地点，劳动者选择就业却受到极大限制，加以失业率上升，即使极其有限的跨国就业也很难找到好的机会。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对资本的谈判地位。第三，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有利于资本)同时，对劳动力市场自由放任实为放任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劳动力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到劳资双方的权利平衡，其方式与工会的瓦解如出一辙。”(96)(同上)这是指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各种资本和冒险家的乐园，由于宽松优惠的法制、政策环境非常有利于资本，资本对劳动的掠夺也就更加野蛮和肆无忌惮。第四，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期造成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分化、政治意识蜕化，甚至失去政治意识，加以工会瓦解，使其在资本的进攻面前一盘散沙，软弱无力。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分裂，不仅拉大了南北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加剧了南半球人民的贫困。1981-2005年，全球日生活费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有所减少，但是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却明显增加。2008年房地产泡沫崩溃后，约有一亿人长年面临饥荒和慢性饥荒。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使得发展中国家更难以解决国内贫困问题，世界每年死于饥饿的人口就有1500万人。(97)(Caroline Thomas,Global governance,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the challenge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Pluto Press,2000,p.9.转引自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在世界70亿总人口中有超过3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98)(同上，第4页)这是世界经济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穷人生产太多而无力消费，富人利润太多而消费有限，所以世界只有更加公平地消费才有利于从根本上扩大消费，这就需要将所有制结构改造、充分就业和提高工资作为全球经济政策的社会目标。托马斯·弗里德曼鼓吹全球化会为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带来好处，区别只是“先富后富”，事实证明是蒙人和扯淡。所以，国际公认令人绝望的贫困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和一些非西方文明国家选择不对称战争甚至寻求发展核武器的经济根源。
(3)加剧人类生存危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即有色人种的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地缘政治战略，实际上将种族灭绝作为战略目标，“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工具，实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极大地扭曲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掠夺了这些国家的财富，恶化了它们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在这一背景下，在撒哈拉以南出现了一批(大约有四十个)所谓“第四世界”国家，西方称之为“失败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缺乏生存能力，外资无利可图，被资本主义世界“遗忘”。所谓被“遗忘”，就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被国际分工所排斥，其贸易地位急遽下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死角。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中，非洲次大陆的人均收入就下降了30%。目前非洲在国际分工中最后一席之地的脆弱地位仅靠原料产地维系，一旦这个地位丧失，则整个非洲大陆都面临被国际垄断资本排挤出局的危险，这意味着近代几百年来非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全部历史命运的终结，实为被“开除球籍”。当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是成批地将一些弱国排挤出局，搞得不好，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和人口沦为“第四世界”，前引数字，世界每年死于饥饿的人口就有1500万人，在世界近70亿总人口中有约3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也就是濒于死亡的，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而这正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需要的。不要以为这种情况与地球上的其他人无关，或者以为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延续至今的，一种曾经在20世纪得到遏制，但并未根本扭转甚至有所逆转和恶化的全球地缘政治趋势。从全球化更广阔的背景，必须看到美英等西方国家坚持“文明冲突”来者不善，杀气腾腾。欧盟和北约东扩已经“捞过了界”，进入亚洲;美加墨的北美一体化正在发展，美国更是以我为敌，八方包围上来;随着国际政治失衡，国际斗争越来越回到殖民地时代，越来越带有血腥味。著名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在电脑时代，一个横跨大西洋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龙头的英语白人民族共同体正在迅速兴起，这种“讲英语的‘纯白人民族主义’(Pure White Nationalism)”与希特勒的“亚利安民族主义(Aryan Nationalism)”已经有所不同，是囊括犹太民族的。(98)(参见(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卷，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西方人不仅公开叫板，而且已经打到了中国大门口，大兵压境。另一方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西方要吞没中华文明和通吃世界，实不可能，但中国也需要加速觉醒。
第二，加剧破坏生态环境、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主要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损害和威胁。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农业产业链拉长，单一种植倾向和农产品加工业长足发展，出现了高度机械化和资本密集化的农业活动。高度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和运输，消耗巨量的化肥、地下水和矿物燃料，特别是化学农业和石油农业导致这种工业化农业难以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的种子，经过千百年种植优选而来，适应本土气候，所需要的水资源很少，也不需要化肥和除草剂。而产业化农业是以化石燃料、化学肥料和杀虫剂、除草剂为基础，其水资源消耗是传统农业的10倍。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目前中国产业化农业消耗的化肥和杀虫剂是美欧国家的3倍以上，中国工业种子需要消耗的水资源已占到中国需要消耗的全部水资源的75%以上。(99)(刘军洛：《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多角世界的金融战》，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怎么办?南水北调工程是成就，更是迫不得已，而且一旦临战，如何应对?据报道，日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开始推进海外农田和水资源购买战略。啥叫“购买”战略?就是开始抢购海外资源了，特别是日本，为了挽救自身的地缘政治危机，已经确立新的扩张战略，这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下手灭亡。至于转基因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难以控制的生物侵移以及对人类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潜在的危害，这些事件在许多国家都有发现和报道，近年来在中国也引起日益强烈的社会反响。
赫德森揭露说，美国的世界粮食战略是“两步走”：第一阶段，大力鼓励发展中国家建立城市工业基础设施以及以出口为导向的开采业和运输业，但是却(诱导其)完全忽视农业的相应发展，从而使大批未经培训和难以管理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业被荒废甚至放弃。这个过程，美国则通过向这些国家廉价出口粮食和灌输自由贸易理念将问题长期掩盖起来，中国是否正在被纳入这个过程，亟需检讨。第二阶段，当发展中国家愈来愈多的人口涌向城市，农业、农村愈来愈薄弱和萧条，而脆弱的出口导向战略导致向底线竞争，以及社会分化导致社会政治动荡时，美国就会操纵国际粮价大幅上涨。这时，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竞争将由于社会分化、粮食短缺和政治动荡出现内战甚至种族灭绝冲突，转化为大规模地缘政治灾难，以往的经济繁荣和现代化成就将在转眼间灰飞烟灭，人口急遽“减少”。这就是美国粮食战的地缘战略，其基本思路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必须与他们的矿产日益迫近的枯竭同步减少”。(100)((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笔者研究经济史发现，马尔萨斯理论源于欧洲中世纪由大规模饥荒、瘟疫和战乱造成的长达两百年的地缘政治灾难，导致人口大规模减少，那是自然历史过程发生的地缘政治灾难;欧洲殖民者在北美以屠杀和生物战争手段灭绝印第安人的历史经验，则是人为推动的地缘政治灾难;当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受到历史启发，以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人为地制造全球地缘政治灾难，达到“减少”世界人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色人种的目的，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已经得到证明。赫德森说：“现在处于依赖地位的各国人民想摆脱这种命运，但这不是世界银行也不是美国政府及其附庸政权所想要的结果。”(101)(同上)只有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才能够深刻理解美国长期对本国农产品实行高额补贴，而且长期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拒绝取消这一补贴的原因。
第三，经济全球化摧毁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在造成无数农民破产的同时，加剧了农业工业化趋势。而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农业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农产品加工业也不能为人民的食品提供安全保障。此外经济全球化加速破坏生态环境，损害自然环境和物种多样性一体化，进而威胁人类生存。(102)(同上)近年来这些问题已经威胁到许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安全，在中国也正在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四，经济全球化威胁普通人的生存。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垄断资本扩张和统治，将发展的大部分好处归于自己，还为企业减税并大力推动全球公共项目私有化，迫使民族国家和政府难以维持公共服务。“《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优先考虑的便是与公共项目有关的商业决策。《服务贸易总协议》为大型公司逼迫当地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私有化大开方便之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确保垄断资本有权把活的物种如种子和遗传信息据为私人财产。”(103)(同上)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更不必说地方政府和消费者个人)越来越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囊中物。日本经济学家Yasuo Fukuda对全球的观察其实也适合某些中国地方的情况，例如近年来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对中国一系列产业的控制，对农业种子的控制，对某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如自来水供应的控制，等等。经济全球化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其结果是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日益丧失自由和生存权，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俘虏和人质，证明全球化的本质与民主背道而驰。而跨国公司正在超越民族国家，力图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已经攫取到人类社会的某种控制权。一般人迷信自由主义宣传，如乔治·弗里德曼所说的：全球化会使各国先后受益。中国也有“先富后富”，问题在于“先富带后富”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必须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和强大的上层建筑的保护，这两条没有了，就只剩下两极分化一途了。在笔者看来，即使发展中国家先富的一些人，其实也有不测之忧：穷人(劳动者)不过是被资本“先吃”，富人(民族资本)不过是被国际垄断资本“后吃”，总之是小鱼吃虾米，大鱼吃小鱼，迟早被吃;这是资本的逻辑，此外还有“文明冲突”的逻辑，有色人种无论贫富，都在劫难逃。所以，中国人无论贫富，要想避免被吃的命运，只有靠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靠全民族团结一致，以及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
以上几点只是择要而论，管中窥豹。将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联系起来加以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分析，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既有世界生产力发展趋势的一面，但好处却被国际垄断资本“偏得”了，总起来说发展中国家是输家，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的必然后果。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成为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其后果与美国的世界霸权和“减少”世界人口的战略相一致。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人类社会带上悬崖，好在全球政治觉醒时代已经到来，中国需要顺势而为，乘势而起，否则，恐怕如廖子光先生所言：“中国如果将自己的未来寄托于脱轨的全球化和即将崩溃的全球体系，如同登上一艘即将沉没的船。”(104)((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本文系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三章“当代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的一个目，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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