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具有种族冲突的含义
郑彪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马克思说资本原始积累是“血与火”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种族扩张史，是殖民地人民的“血与火”。这种“悲情”是客观存在，历史上被宰割，却不允许人民有历史“悲情，岂非咄咄怪事?一些人出于故意或被洗脑，歪曲历史，掩盖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真相，美其名曰“以文明为主线”，其实是为虎作伥。终于图穷匕见，现在人家围堵过来，杀将上来，甚至兵临城下，虎视眈眈，而且打出“文明冲突”的旗帜，窗户纸已经捅破，甚至公开叫嚣战争，再不言语，就会被视为愚昧和软弱可欺，会引狼入室。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50)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全球不过是扩大的区域，全球政治也是种族的政治，不过是换上文明的概念，比较“文明”一些。只不过他没有这样直接赤裸地表述，但是至少已经在暗示，必须读懂。其实，“文明冲突”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含义是：基督徒已经摧毁了东正教(苏联)，现在需要摧毁儒教和伊斯兰教。虽然美国衰落，但是军事优势尚存，必要时不惜一战。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宗教的复兴，特别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美国起了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在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美国道德危机》和乔治·索罗斯的《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有所揭露，但是他们都是美国要人，话说得相对含蓄。对此揭露最彻底的是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的著作《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以上都有中译本)。亨廷顿说：“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剧烈的，并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51)不是“可能”产生，而是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政治的影响，所以索罗斯称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崇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不是偶然的。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其好战性和种族意义。亨廷顿还说，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52)在这些发生在非西方文明国家的种族灭绝现象的背后，是否有西方“看不见的手”在为之推波助澜?是什么人最希望世界大乱和非西方文明发生种族灭绝?用种族冲突来概括21世纪的国际政治，明示或暗示21世纪人类将面临一场种族决战，对谁有利呢?其实，对谁都不利，那将是人类毁灭，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但却是弱势文明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切实认真应对的。中国人由于文化原因，既善良又不熟悉宗教，更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去政治化”，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往往忽略其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主义背景，特别容易吃亏。
亨廷顿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适应了他们的目标，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其人民，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53)在亨廷顿看来，中国人争取独立自主，恢复民族尊严，过人应当过的日子，就是向西方挑战。难道中国人注定要永远给西方当马骑?这还不是种族主义?这恰恰说明过去中国的路走对了，今后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目标。他还预言：“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54)伊斯兰国家为什么“不宽容”?西方又岂止“傲慢”?中国更何尝“武断”?这都是哪儿跟哪儿?终于，亨廷顿憋不住，索性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55)这是预见，还是挑唆?或是诅咒?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有不少深刻的观察，同时也散发着一种西方没落悲观的种族主义气息，对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充满敌意，不少人竟浑然不觉，甚至有盲目崇拜者，也是咄咄怪事。
(节选自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一章“世界政治新时代”，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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