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世界变局，突破美国围堵，推进中华复兴
——《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自序
郑彪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世界（政治）变局。近代以来，大的世界变局有三次，有两种情况和性质，一种是向前发展，是历史进步；另一种是向后倒退，走向人类毁灭；如果说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看起来似乎是进步，其实是倒退，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者是看起来似乎是倒退，其实是进步，如席卷美欧的“占领运动”、中国的“唱红打黑”和共同富裕，都反映了历史趋势。人类正义这种东西，听起来虚无缥缈，实际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真实存在。一部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主要是阶级斗争史，无非是另一种表述，与前者本质上无异。所谓“文明冲突”者，何尝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冲突？一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以来就确立了正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子曰“政者，正也！”自秦汉以来，形成东亚地缘政治体系，也叫朝贡体系，或称儒家文明圈，奉行王道，就是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近代以来西方靠以殖民战争为先锋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崛起，资本代表邪恶，于是将邪恶的利益最大化，终于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代表正义。20世纪的世界政治表现为两种主义的冲突，本质上是正义与邪恶的决战，结果是表面上看两种主义两败俱伤，但毕竟历史水落石出，正义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向着社会主义，历史又走向东方。所以，经过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反复折腾，西方和国际垄断资本的霸权，已经是强弩之末，而“强弩之末，不可以穿鲁缟。”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个人类历史的大是非，大趋势，中国尤其要看透。看透历史，需要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比较东西方文化的视角。
恩格斯说历史的发展由于合力，现实政治极其复杂，正义与邪恶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实际上正义势力中存有邪恶（中国传统文化将正义与邪恶归结为人的心术不同，即公心与私心的矛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提倡公心，抑制私心，如《礼记》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音举）能，讲信修睦。”这也是几千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和道德支撑，否则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何以持续生存几千年而不灭？实际上现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应遵循这一中华文明大道，不必汲汲西求，舍本逐末），或侵入邪恶，此所以正义事业也会走弯路，有曲折，如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事业；邪恶势力中也滋生正义，此所以有新思想新制度产生，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又正义与邪恶，祸福相依，过犹不及，此消彼长，彼消此长，故历史进步可以演变为倒退，倒退也可以转化为进步。其中的关键是什么？毛泽东说得最精辟、简洁和通俗：“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8页）说世界变局有两种或三种情况，是理论抽象，实际情况极其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当局者迷，往往难以正确认识判断。究竟如何判断分析，需要有正确的立场、价值判断和理论工具（包括方法），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判断，会选择不同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会得出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处在世界变局的转捩点上，必须洞察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了解它将会给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带来什么，从而顺应和把握时局，趋利避害，才可言发展和改革，才可言中华复兴；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变局是把握中国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一次世界变局是16-18世纪三百年近代西方崛起和19世纪确立全球霸权，中国对此懵然无知，导致从历史上的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强国地位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殖民地，这是酿成中国近代史悲剧的一个关键因素。
明清两朝正值世界近代史的转捩点。这次世界变局历时三百年，如此漫长的大变局，中国竟然懵然无知，清朝直到覆灭之前，才疾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能不呜呼哀哉？明郑和远洋归来，已察觉“近来海上不平静”，怎么个不平静，原因何在，对我的影响如何？朝野都懵然无知，也不想知道。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为耶稣会士长期归化而能终生保持高度警觉（至少自汉朝就有的“夷夏之防”实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反“西化”、反“和平演变”的早期意识形态，主要针对游牧文化。唐代又有辟佛运动，宋儒更高唱夷夏之防，明清儒则公开揭露和斥责耶稣会士“以夷变夏”的政治图谋，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反“西化”，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反“和平演变”和当前的反对“西化分化”，实际上一脉相承，不是什么倒退）不受，能够自觉地抵制其“西化”政治图谋（康熙和整个清廷对传教士从西方教廷领取津贴和指令一事极为敏感和反感，康熙后来不惜与西方决裂，实与此有关。物换星移，现今已演变为极少数中国人直接从西方得到津贴和指令），难能可贵，但是他对近代西方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争先对外殖民扩张，靠战争崛起引起东西方地缘政治变局的大势和危险，只是到了晚年才稍有觉察，却判断失误，认为西方的威胁还很遥远，“千百年后恐受其累”。结果是迅雷不及掩耳，从“康乾盛世”到道光沦陷，不过四十几年光景！康熙身边那么多传教士，显然所谓康乾盛世的清政府被西方实施了地缘政治战略欺骗，这一点应无疑问。此外，乾隆皇帝号称文治武功，文治如修篡《四库全书》，不失为一桩文化大繁荣的豪举，然则其大搞文字狱，禁锢思想，以致清代文化工程浩大，但学术思想却无法恢弘博大，实与此有莫大关系。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自我感觉太好，昧于东西方地缘政治格局的翻盘，缺乏忧患意识，对马戈尔尼大型外交使团带来的大量重要信息视若无睹，更错误地将其视为贡使，与送上门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转机失之交臂，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却被使团深刻细致的全方位地缘政治侦察搞得底儿掉，焉得不败？道光以后，全赖几千年中华文明哺育的，不甘心作亡国奴的人民群众的殊死斗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才将一个贫弱之极、奄奄一息的中国勉强带入二十世纪。
第二次世界变局是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成功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四分五裂、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终于重新站立起来，不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且成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和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力量。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中国的外部条件逐渐恶化，特别是由于美国与苏联搞了实质上的“G2”，致使中国在被迫独自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外因通过内引起作用，这也是中国后来政治思想领域矛盾不断激化，进而付出十年文革高昂代价的一个重大原因。但这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遭遇挫折，其成就仍然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特别是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巨大。尤其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中国义无反顾地高举义旗，反帝反修，两面开弓，竟能以一弱对两强，硬是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扭成中美苏“大三角”态势，且在其中拥有独特的道德优势（苏联出兵阿富汗后，中国在“大三角“中独占道德高地），致使美国总统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不是趋谒也是趋谒），提出中美联手改变世界的动议，毛泽东对此没有理睬，但是却抓住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就此发生历史性转折。中国从此一举摆脱了一度形成的地缘政治困境，世界格局也由此加速演进。就中国而言，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语）历史证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判断完全正确，文革的发动也事出有因。新中国虽然底子薄，不富裕，却在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初级工业化和取得“两弹一星”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成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初步实现了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梦想。这其中，中国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趋势、世界政治形势乃至中国国情得以正确认识并把握自身命运，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和发展新中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而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保持了全球政治的广阔视野和深刻卓越的思维，更是一个突出的特征。这些，都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人珍惜。
冷战的历史条件，注定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充满曲折坎坷，包括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充满曲折坎坷，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建国以后，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学术研究长期受到冲击干扰，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整个社会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的深刻变化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后来甚至缺乏基本情况的了解。且经过十年文革，社会对政治普遍感到疲惫和厌倦，对长期以来高积累条件下人民生活贫困感到困惑，人心思变、思富。这也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在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巨大风险缺少警惕和认识，全社会西化思潮和崇洋媚外心理逐渐泛滥成灾，特别是学术研究普遍“美国化”而导致近年来内外环境急遽复杂化的一个社会历史背景。这些都与一个时期以来对世界形势演变的分析不够科学和深入，判断不尽准确和全面有关。尽管如此，任何时候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思想政治领域坚持反对西方“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并没有错，而且近年来随着历史向纵深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反帝反修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里不涉及对文革的全面评价），为世界和中国深入理解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包括深入理解苏联解体和90年代以来的世界进程，以及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提供了独特的历史经验和视角。
第三次世界变局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两极世界格局倾覆。这次世界变局，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影响当代世界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条件下全球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人口等诸种危机爆发，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而美苏对抗进入关键时刻；在政治层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发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推动历史倒转，试图完成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世界政府”）。在西强我弱的形势下，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战略机遇期，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都是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的新的伟大成就，既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这个时期，从一开始美国就极力将中国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力图搞新的“G2”，而中国则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英明。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还是形成了实际上存在的极其错综复杂的“中美国”关系。这个时期美国不断地忽悠中国，包括为思想界灌输种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迷魂汤，是否对中国继续搞了“西化分化”并实施了地缘战略欺骗？答案也是肯定的，而且无法否认，这方面美国的成绩不俗，以致最近洪博培在美国总统竞选演说中公然提出“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并公开支持并寄厚望于中国内部的敌对势力。这三十二年来，中国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历史转折来的太快太急，中国来不及对世界进行从容不迫的深入研究，“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走一步，看一步”有其不可避免性，也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对这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发生的世界历史倒退和全球变局，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足够的历史纵深，很难认识清楚。既然认识不够，也说不清楚，就不免在某些方面误入歧途，歧路就不免亡羊，即付出历史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尽管中央一再强调加强忧患意识，但思想界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巨大风险长期认识不足，特别是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认识估计不足，应对不力，这是导致八十年代北京风波和经济改革遭受重挫的一个主观原因。后来邓小平对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说，针对南方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冷战已经开始。话说得委婉，其实冷战根本就没有停过，这一点并未逃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法眼，所以有陈云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苦口婆心的谈话：“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这次世界变局使得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外部条件急遽复杂化，美国日益公开将中国视为敌手，2012年1月5日美国五角大楼发表的美军新战略更公然宣称“在太平洋和霍尔木兹海峡与中共和伊朗抗衡”。实际上，党内外在这方面的思考、探索和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前述邓、陈等领导人的谆谆告诫以外，江泽民在1995年就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2000年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2012年1月1日《求是》杂志更发表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与此同时，全社会和思想界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探索和斗争也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和十七大即将召开的背景下，发生了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第三次改革争论（2004年夏至2006年10月），而近年来国际形势也在发生迅速而重大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失败导致美国搞出2008年金融海啸，殃及全球，终于激起方兴未艾的美欧“占领”运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是在这种背景下，刚刚过去的2011年成为世界觉醒年，西方叫“世界愤怒年”。
正确认识现阶段世界变局是当前推进中华复兴伟业的一个关键因素。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多年来国际舆论把中国改革开放捧到天上，其中多有捧杀；又有人说中国经济学家被美国人洗脑，装了“芯片”，既是嘲笑，却多半是实情；还有人说三十年来中国人其实是迷迷糊糊走到今天，竟也赢得一些复兴气象，殊为惊人，此种话暗含玄机，似不全是胡说。32年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成就巨大，但在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就国际领域特别是国际政治领域和加入WTO以后的世界经济领域而言，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的赢家，但实际上到底中国是完胜，还是一胜一负，或者是胜少负多，近年来国内分歧很大，实际上胜负仍在未定之天，言之尚早。至少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已经是事实。原因主要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知己，不知彼；甚至既不够知己，也不够知彼，而被国际垄断资本和敌对势力在思想政治等一系列领域钻了空子。多年来中央一贯强调要加强忧患意识，非常英明。历史上真正的大智慧都是“生于忧患”，历史铸成的大错归根结蒂都是“死于安乐”。当前也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民族的精神从迷信西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种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认识问题的实质，以开辟未来的道路。毋庸讳言，近年来有一些人对重新发现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深感震惊，对国际敌对势力分裂中国和灭亡中国已经图穷匕见的现实目瞪口呆，更有少数人对即使“耳背”也终于听到的愈来愈近的战争脚步惊慌失措，甚至在各种内外地缘政治压力下从惊慌失措发展到政治失态，以致发生在历史上中外“文明冲突”时所常见的却历来为国人所不齿的种种“出格”的非理性言论举措。这些都与长期以来，国内思想界学术界长期存在的西化倾向有关。所以，批判性的反思需要全球视野、国际视野，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胡锦涛总书记的这种提法和措辞非同寻常，可见形势相当严峻。严峻的形势正在呼唤学术界来认真从事研究。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次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我们和我们的西方盟友，在全人类中已经在人数上居于少数。我们面对着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丧失优势的可能性。这场最后灾难的危险，现在正唤醒我们来认真从事研究。”（（美）费正清著，孙瑞琴、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页）后来，新自由主义的西风一度压倒了东风。转眼之间，新自由主义遭遇全球性破产，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动荡大调整时期，已经是西风残照，东（南）风又渐劲吹的时刻了。“这场（人类）最后灾难的危险，现在正唤醒我们来认真从事研究。”
这是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截稿于2011年6月。半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很快，验证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全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基本方法，辅之以传统方法和地缘政治学方法，在“文明冲突”正在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力图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置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在全球地缘政治矛盾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既是一个重大和迫切的时代性课题，也是一种艰辛的学术尝试。多年来，笔者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对象，力求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力求按照时代的要求，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方向开拓创新。然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或得其下，也未可知，总之需要广大读者检验，需要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由于本书研究的问题太大，涉及太广，笔者才力有限，只求局部有所突破，错误和缺点一定很多，诚恳地期待读者审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毛增余副社长对书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彭彩霞主任在审稿和编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本书稿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的嘉许、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彪
2012年1月10日于杭州雄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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