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
许多美国学者的长处是有全球视野，熟悉地缘政治，也就善于“政治挂帅”，而且有比较文化的视角。又由于美国长期居霸主地位，学术上也颇能引领潮流，更喜用新概念，却往往无甚高论，背后掩盖的的是西方思想理论的贫乏。例如政治思想和实践，在华丽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虚伪理论的背后，如最近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美国的政治文化还停留在16世纪。这是由于美国文明终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后发的文明，历史实在太短，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两者同时并存，近年来后者已经日益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严峻的现实令人类社会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日益将目光投向古老的却又焕发出青春活力的东方文明。
一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并非完整的概念，但却是新瓶装老酒，其内涵是一个久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美国的历史短而血腥，暴力和冲突特征极为鲜明，由美国学者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偶然。其实中国早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就注意到“文明冲突”问题的重要，《春秋》有大义微言，而孔子一辈子崇拜周公。中国古人是有高远的政治文化理想。中国文化贵和，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尚和而不同，不喜言冲突，更无“文明冲突”的提法，中国的提法叫“华夷之辨（防）”。这也是中国名称的由来，中国最早是相对于四夷称。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坚信自己的文明为高，特别是坚信自己的价值观为最，而事实上这一文明也逐渐被当时的大部分狄夷所接受，中华文明体遂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而中华文明也不断吸收融合了某些其它文明的成果，如春秋时赵国率先改行胡服骑射，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改革。（1）但是在文明体系特别是在价值观层面上，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历次文明冲突中从未放弃，坚持和而不同。中国历史上与外部的文明冲突，大而论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二是与佛教文明的冲突；三是近代以来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佛教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最后将其中国化，而佛教在印度竟绝了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支流。这里不作讨论。而匈奴的游牧文明实与欧洲的海盗文明和后来的基督教文明有其价值观相通。实际上汉击匈奴推动西方民族大迁徙，游牧文明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史记》描述匈奴游牧文明的特征如：“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逐水草，迁徙鸟举”；因经济落后，老是发生饥荒，“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好杀伐”，“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兽聚而鸟散”，“侵盗暴虐”，“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2）这些特征，与西方自古农业落后，难以温饱，兼靠在海洋谋生，漂泊不定，生死无常，不得已多行海盗勾当兼做商业的经济社会特征相似，以及多与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许多野蛮落后的情形仿佛。“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不顾国际法，动辄大肆轰炸，大打出手，至今一些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行事。所以，中华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就重“华夷之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政治分裂、佛教东传几百年的惨痛教训以后，也包括汲取唐朝的政治-文化上的教训（唐朝政治强，文化上表面繁荣，背后缺少中国文化本位的主心骨，鲁迅说“长安大有胡气”，其实指出了唐朝的“西化”倾向。唐朝的“西化”，包括朝廷各级官员多用胡人，特别是藩镇，无华夷之防，有第五纵队，终于闹出安史之乱。唐后政治和文化堕落，故又经历了五代那个“无耻的时期”，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对五代的评价），宋明儒遂高唱“华夷之防”，其中有深刻的道理。至于16世纪末西方耶稣会士登陆传教以来，其“以夷变夏”的政治图谋被士大夫识破，中西文明冲突逐渐激化，一路发展到20世纪的“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以及“颜色革命”之类，花样翻新，却都是一脉相承。
二
宋朝发展极不平衡，政治上弱，主要是朝廷弱，特别是武备远不如汉唐，而经济文化科技包括外贸发达，为世界之最，特别是文化可以圈点，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由于政治原因，士大夫分裂为两路。宋朝优待官员，又以能养士著称，钱穆先生指出，宋朝鉴于唐朝藩镇割据而亡的教训，“极力想抑制武人．．．．．．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文臣虽极受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吮吸国家的精血。”（3）特别是面临辽金的入侵威胁，每逢临难，朝廷一班官员老是力主迁都，怂恿皇上逃跑。士大夫的另一路，就是新儒家的崛起。这是由宋太祖开风气，“他登位以后，只表彰个性耿直之士，使世人明了，新风气已经开始了。文治成就使得有宋一朝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三个高点。由于宋太祖开了新风气，到了真宗、仁宗两朝，耿介直言的名臣辈出。他们以耿介和知耻为无上荣耀。由于这些人的产生，使五代无耻之风一扫而光。甚至到宋室南渡以后，还有很多忠贞之士起而捍卫国家，不论如何危险，屈服于异族统治者为数还是很少。一直到南宋末年，还不乏死难之士。”（4）可见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东汉末年佛教东传，到宋朝仍然盛行，所以有新儒家兴起。宋后的学者有理想，有担当，决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宋后八百年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儒又高唱夷夏之防，无论在朝在野，无论文官武将，都涌现出大批杰出的爱国救亡的仁人志士。这里引用一首宋词，用以比较古今文明冲突。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阁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
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南宋）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刘克庄反对投降派，崇拜辛弃疾，是南宋后期重要的爱国词人。这首词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在现实中也有针对性，能翻出新意，且能对号入座，这里需要略加解释。“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起笔突兀，有注家说“这场公事”乃“不知所指何事”，岂不知“北望神州路”已经点明，是兴亡大事。“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这一句是历史比较，历史记载，“自靖康以来，中原之民不从金者，于太行山相结保聚。”《宋史·宗泽传》说，当时爱国将领宗泽招抚了义军多路，首领多人，于是“陕西、京东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泽节制”，所以抗金力量“声威日著，北方闻其名，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建炎初，宗汝霖（泽）留守东京，群‘盗’降服者百余万，皆谓汝霖曰宗爷爷，愿效死力。”（5）如果将这段历史与20世纪中共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共合作打败日本侵略者乃至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从此树立了中国人站起来了的当代国际形象相比，前者实在是小焉者，但是历史意义都很重大。从1949年到70年代中国到处三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历史情景，与南宋人“必曰宗爷爷”，实为人民群众作为被保护者、被解放者真情流露、自发产生的同一心声，属于古今同一种文化心理，与个人崇拜不崇拜没什么太大关系。“今把作握蛇骑虎”，是说当时南宋朝廷为史弥远等卖国投降派把持，将义军和人民群众视为长蛇难握，猛虎难骑，不敢依靠，而抱畏惧和敌视态度，于是一派大好的抗金形势急转直下。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战场，正如刘国光同志所指出，两种发展观、改革观和开放观之间的斗争已经具有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性质。（6）在当前内外形势下，党在理论上和执政能力上更加成熟，政治上益发坚定，人民群众也已经觉醒，而某些学者、官员对人民群众的心态复杂，是否有些“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阁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这两句是刘克庄勉励陈子华到真州后效法“宗爷”和岳飞，岳飞也有一段故事，就是义军领袖张用曾“投戈下拜”岳飞，曰“真吾父也”。刘克庄希望陈效法宗、岳，招抚各路人马，收复和安定齐鲁等北方失地。有趣的是，近三四十年来世界流行新自由主义美国化，许多国家的精英的立场、价值观改变，不难理解，但是真正改换门庭，转向美国“投戈下拜”或心甘情愿作第五纵队的，还是极少数；能对美国人叫“真吾父也”的，相信更少。但是当代真就出了奇人奇事，一位曾经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但必须跟着美国走，而且要“给美国人当孙子”。这相当于对美国人说“真吾爷也”，这可真是今古奇观，破了天荒了。但是从当代国际政治看，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过程中，一批“三高人士（高知、高干、高管）”和社会名流被西方的糖弹、银弹、肉弹击中落马，或者思想上作了帝国主义的俘虏，政治上做了沉船派而自我翻船、身败名裂的，也都颇有一些人，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也是国际阶级斗争现象。
下阕是说国内“文明冲突”的形势。“两淮萧瑟惟狐兔”，是讲当时的现实：金兵入侵，大河南北，国土沦丧，游牧文明横行，中原惨遭屠戮，人烟稀少，齐鲁沦陷，洙水和泗水流域，这些中华文明的弦歌圣地，到处充斥着膻腥野蛮的异族文化。比刘克庄稍早些的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有“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一段名句，就是说的齐鲁大地孔子故乡“全盘西化”而“遣人惊”的情景。南宋人的承受力差，据说如今曲阜都要建圣三一大教堂了，人们却还在为孔子争执不休，可见现代某些中国人对“文明冲突”的愚昧颟顸麻木，不知张孝祥、刘克庄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祖生，指东晋爱国志士祖狄，曾有中流击水曰“祖狄不收复中原，有如江水”的豪言壮语。在问，现在还有祖狄吗？“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是指斥一些人丧心麻木，卖国求荣，不思复兴中华。“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这是嘲笑一班士大夫气短胆怯，畏敌如虎，完成中华复兴的伟业靠这些人肯定不行。“如新妇”的比喻，是指既怯又羞，历史上再无耻的中国人，卖国总不敢过于公然，总要有所遮掩。然而，时过境迁，如今西方价值观流行，“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耻”的做人底线被钱冲破，卖国也与时俱进，在某些圈子中已经被认为“卖国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了。“空目送，塞鸿去”，是送别语，寄以无限期望，也表现出的豪情壮志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三
文化包括文学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本质，是啥？是政治的另一种表达，韩愈说“文以载道”是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已。回过头看，《谈话》所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多年来的某些文化文学和学术，脱离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变成了表达狭隘渺小的感情和思想的工具、载体，成为名利场，甚至变成表达别国利益或西方跨国公司利益的工具，也就走进了死胡同。“算事业须由人做”，小事业贵在坚持，需要恒心；大事业需要高远的理想，需要正确的价值观支撑。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是因为真正的士君子，心中有道，有理想，能以身殉道，此为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密码所在。当代私有化崇拜者乃抱定一个信念，说什么有恒产才有恒心，只表明其心中无理想，属于孟子所骂“杨朱为我”，“是禽兽也”一类。说到这里，不妨节外生枝，插入一段古今思想史的比较，能发人思考。
杨朱，即杨子，春秋魏国人。杨子生活的时代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极端个人主义。当其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7）可见杨子当时也是诸子百家中名震一时的人物，其学说也曾有过一些影响，“杨学”也一度成为一种显学。然而个人主义毕竟无益于治平社会，徒乱人心，所以待孟子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一出，将其痛骂一顿，批得体无完肤，于是社会正气上扬，加以中国人心崇尚正义，杨学终于为世所不容，竟至在中国思想史上消声遁迹了。孟子的做法是师法孔子，他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8）孟子被尊为亚圣，足见孟子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孟子影响大，也是由于他代表正义，所以拥护追随者众多。稍后的韩非子贵为国君之子和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将孟子批杨墨的思想上升为国家干部政策，说：“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乱世而卒不快，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命。”（9）意思是说，杨、墨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们的学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能给他们官作。其实，韩非子不如孟子严厉，孟子的说法是不仅不能给官作，而且这样做人都不行，因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10）孔孟的儒学从百家争鸣中胜出之后，一行两千多年，杨朱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毫无地位，只是在社会上因为符合人性的弱点，也符合统治阶级的腐朽性，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不能登大雅之堂，作为社会边缘思想尚能存在。但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杨朱的个人主义思想得了西方来的风气，死灰复燃，特别是随着19世纪中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来，中国思想界风云激荡起来，杨朱之言再次“盈天下”，中国人一盘散沙，以至于到清亡前夕的1904年梁启超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11）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能存续几千年而至今日，儒学的大群主义能凝聚人心，功不可没，近代以来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除了政府腐败无能之外，中外的杨学（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可谓洋派“杨学”，则斯密应拜杨朱为祖师爷）泛滥是一个思想根源。直至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接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杨学再次被社会历史边缘化，中国人于是重新抱团，有了核心，有了方向，才有了胜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涌入，中外杨学再次泛滥，祸乱社会人心，许多人为此忧心冲冲。人们似乎再次听到梁启超的黄钟大吕的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其实亡不了，不过是中国思想史上百年前一段故事的重演，终不能长久，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方人对这个道理不太明白，是因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太不了解，或者了解个皮毛，缺乏深度。更不待说，如今中国还有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掌舵，对此，一些中国人也看走眼，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是因为既不懂中国历史文化，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其知识结构中主要是一些不完整的自由主义西学碎片。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事业，如果无理想，无一支能前赴后继的先锋队，更无实现的可能。此道理由苏联演变可证，从中国现阶段中国某些西化派的言行也可见，这是一群缺少公心和没有理想的人。1994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前民进中央主席、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雷洁琼先生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乃有历史和现实的深意，故能引起社会强烈的共鸣。所以，一个民族、国家，更不必说政党、领袖，追求正义、真理即大多数人民利益，还是追求小集团利益、个人利益，归根结蒂是为公还是为私，这其中对事业成败关系至大。宋儒称为公还是为私是人的心术好坏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实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理论、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现实中两种发展观、两种改革观、两种开放观的根本区别所在，更是中西方两种文化和两种价值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扩张至东亚，从几度遭到明朝海军痛击不能登陆中国，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始发生中西文明冲突。早期传教士多为饱学之士，受西方教廷长期训练，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献身精神，派遣来华负有政治使命，即以夷变夏，现代语叫和平演变。对此政治图谋，明清两朝先进士大夫虽无马克思主义，不懂阶级分析，但是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文明分析，对中西文明冲突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风险，同样有深刻敏锐的国际政治洞察力，能够洞穿其肺腑，加以顽强地抵制。而且，极少数皈依了基督教的朝官对此也有警觉。徐光启是近代伟大的科学家，当年为西方几何学和天文学所吸引，皈依了基督教，晚年对西方传教“以夷变夏”动机也有所洞察。他在1622年即去世的前11年，已经看出“红毛”的侵略性，指出：“若此夷得志，是．．．．．．百季之患。”（12）95年以后，1717年康熙皇帝也指出：“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14）清廷对当时西方崛起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无从了解，康熙皇帝的判断似乎仅凭直觉，而且当时正是西方重商主义全盛时期，在东亚，英国已经控制了印度，而葡萄牙传教士在印度通过没收当地人的财产，将其投入监狱等暴力手段强迫推行罗马天主教的活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垂涎已久，虎视眈眈，对这些情况和东亚地缘政治变局以及日益逼近中国的侵略大势，来华的传教士不可能不知道，相信康熙必定被身边的洋顾问们搞了地缘政治欺骗，否则绝不可能有“千百年后”这一显然不着边际的判断。直到20世纪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从此对国际政治的观察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才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才不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便很容易落入帝国主义的陷阱。
康熙皇帝的一个过人之处，在于他在欣赏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对身边的西方传教士长期想要归化他的企图一直有高度的警觉，清庭对于传教士从罗马教廷得到津贴和指令以及老想搞以夷变夏的政治图谋尤其深恶痛绝，这是后来康熙皇帝下令驱逐传教士和所谓“礼仪之争”的根本原因所在。那时候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罗马教廷和西方传教士在政治上承担同样的使命。但是西方在中国传教，忙活了几百年，直到20世纪初也不过才有信众几十万人，主要限于社会下层的穷苦百姓，有的是为了“吃教饭”，洋人称之为“Rice Christians”。“吃教饭”，包括挟洋自重，历来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所不齿，更不屑为，新中国就更不待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风气都是如此。即使经过民初以来全盘西化浪潮的猛烈冲击，直到解放前，没有国学根底，仅靠一张西方文凭，满嘴跑洋话和西方概念，在国民党政府的名牌大学里也是很难混的。20世纪“五四”时代在中西文明冲突中，中国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文化学术大师，可谓群星璀璨，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多能中西合璧，是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现在就不行，全社会疾呼没有大师，又流行“打造”，于是学术明星辈出，学术大师依然难觅。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是今天据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有几千万基督徒，西方思潮的影响之大更可谓空前，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的风气盛极一时，某种势力（被民间称为沉船派）的活动极为猖獗，已经敢于公开在政治上向执政党叫板（与20世纪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相比，前者已然是小巫），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也自发地组织起维护正义也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全民公诉”，两军对垒，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罕见的地缘政治现象，从国际背景看，也是当代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地缘政治现象。
新中国建国以后，限于历史条件，与西方政治文化隔绝，苏学独秀，也只一时，实际上苏学也是西学的一支，即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文化的结合，有西方文化渊源。但毕竟中国总体上与西方文化隔绝多年，而这几十年恰是西方战后的“黄金机遇期”，生活水平和社会面貌根本改变，由于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依托，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一度表现出“软实力”，苏联的和平演变，说到底是被美国的软实力所征服。中国的情况和走过的道路有所不同。中国太穷，物质基础太落后，比苏联还要落后很多，遑论美国？中国想要避免苏联的厄运（对此，毛、周都有科学预见），毛泽东另辟蹊径，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反修防修运动，这方面历史证明有利有弊；而在经济领域更严防一切资本主义倾向，结果是一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试图通过文化革命来解决政治问题。结果政治问题没解决，文化成为牺牲品。这方面的代价很大：既然西学长期隔绝，苏学也就流行一时，传统文化又命运多舛，该“破”的和不该“破”的文化全都破了，该“立”的文化没立起来，所剩下的文化就不多了。整个社会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文化也是“目”，文革狂飙一起，大学停办，中小学停课，再来个上山下乡运动，文化更加断裂，最后反过来又殃及政治。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够，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再缺少文化基础，缺乏鉴别能力，政治形势一变，国门洞开，政治大潮与各种西方思潮一起汹涌，意识形态成为软肋，加以西方势力乘机推波助澜，各方面出现一些偏差，实难完全避免。但是毕竟走得太远，代价太大。回过头看，无论世人如何评价那段历史，经过了历史发展和反复折腾，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全社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毛泽东生前的理论和实践在政治上有其深刻的道理和成果，主要表现为全党全军全民在思想政治上得到一次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大演习，这对于中国发展和改革走过不平凡的道路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折腾至今中国仍没有发生苏东剧变，人民群众对“颜色革命”和西方那一套“普世价值”有清醒的认识，愿意跟着共产党“唱红打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所以，经历了历史的狂风暴雨，急流险滩，以及和平但不平和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人，稍有政治头脑，都懂得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不可分割，共和国62年历史不可分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
四
改革开放以来，恰好赶上美国大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将冷战推向高潮，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再次受到一次全盘西化浪潮猛烈冲击，有利有弊，而且利弊都极度凸显出来。这一次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教育虽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西化思潮和理论以及崇洋媚外的风气也得到空前的泛滥，达到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高潮，这一次不仅要将传统文化连根拔起，而且危及中国政制，两者加起来就是动摇国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成为经济的牺牲品，主要表现为西化的冲击很大。物极必反，西化闹到极致，危及政制，动摇国本，使得事情开始向健康方向发展。到底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如何？当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内外都极为关注，见仁见智，看多看空，分歧不小。判断这个大问题，需要有马克思主义，也要有一些中西历史文化的根基，自由主义理论靠不住。其实中国的未来，主要由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合力决定，由人民的意愿决定，其中正义具有无比巨大的凝聚力，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和中国道统、政统和学统的大本大原所在，外力不是不起作用，但是从来不能起决定作用。近年来关于左派右派的提法流行起来，这里摘录一段被海外称为中共高级智囊的刘吉先生对右派的精彩画像和评论，笔者以为不乏见地，这里借花献佛，以飨读者。
刘吉先生说，现阶段“中国右派的特点”，第一，是“崇拜和向往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了解，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也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无不经历过漫长的对外侵略（殖民）、对内盘剥的历程。今日仍利用其科技、经济和军事的既得优势攫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美国占用世界42%的能源！）和进行不平等贸易来获利。而望眼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仍处在贫穷和愚昧之中。他们更不了解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特别北欧各国，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基础要求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正应当是这些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已走到自己生命尾声的资本主义制度”；
他指出，右派的第二个特点，是“没有任何什么值得注意的创意，只有简单照搬。中国如何搞资本主义，他们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回答。只是照搬西方，突出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的议会民主。他们天真地以为照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就会立即享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完全无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刘吉指出，右派的第三个特点，是“屈服于国际资本主义压力，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因此，他们往往是美国‘软实力’的应声虫，传播和响应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创新’的观点，甚至有的与外国一些反华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制造事端，考海外舆论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还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他们看到一个‘世界多奇妙’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向往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成改革开放，但是一直企图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导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14）
刘吉描述的右派，是一个时期以来随国际思潮涌起的一股力量，是乘势而起，所乘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势力。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破产，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都焦头烂额，正穷途末路。其实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其势力和影响都要比在中国大得多，结果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但权力仍牢牢地把握在民族主义者手中，此由俄罗斯政坛即将换届的动向可知。换言之，俄罗斯在与西方的这场“文明冲突”上总算扳回一局。中国的情况多有不同，看起来民族主义者似乎不占上风，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把握着总舵，中国历史航程前面的激流险滩仍然多有，但总体上这条巨轮仍将乘长风，破万里浪，行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道，并能参与引领人类文明转型。刘吉所说的右派，被称为“沉船派”，虽然“一直企图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导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而且也可说成就可观，多年来山重水复，风高浪急，险象环生，毕竟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复辟，并没有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会不会功亏一篑？或是未来社会主义又将迎来柳暗花明？历史究竟如何演进，有无悬念，人们正拭目以待。
注释：
（1）2011年9月29日凤凰台某评论员竟然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没有改革这种东西”，并在《时事开讲》中放言高论，这种不学无术直令人晕倒。此人喜言东西方政治，但“言必称希腊”，殊不知政治这玩意乃是中国古人的绝活，中国人就因政治上早慧，乃从长期征战杀伐中提炼出正义非正义的人类价值，进而将政治定义为“政者，正也”，后以儒家文化引领东亚世界数千年文化进程者。以此言之，中国政治-文明最早脱离野蛮时代。美国政治至今达不到这个人类文明高度，本质上还停留在“五月花号”时代，此时美国右翼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的。而中国人变法的历史可谓久矣，商鞅变法时，西方人在哪里？
（2）参见《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
（3）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549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同上，第796页。
（5）转引自《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3页。
（6）参见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高峰、毛立言主编：《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和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7）《孟子·滕文公下》。
（8）同上。
（9）《韩非子·六反》。
（10） 《孟子·滕文公下》。
（11）梁启超：《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明）徐光启：《与吴生白方伯书》，载《徐氏庖言》卷四，转引自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3）《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谕大学士九卿》。
（14）刘吉：《中国可能出现三种情况》，香港《多维月刊》2009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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