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恩•佩利 魏文 编译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加拿大,基层的团体持续地做出努力强调对穷人的大规模拘押和定罪的不公正,特别是逮捕与毒品有联系的有色种穷人。但是很少有人分析这种战争的机制 背后的理由和它对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影响。
美国在从伊拉克或阿富汗撤出以前,它已经卷入了从墨西哥的北部边界到南美洲的秘鲁的一系列冲突。不论是政府或是媒体都将其认定为“反对毒品的战争”。重要的是日益增多的“反对毒品的战争”与跨国公司的扩张联系在一起,让它们控制市场、工人和自然资源。
在洪都拉斯今年5月4名印第安人被杀害,当时洪都拉斯的警察从美国国务院的一架直升机上向他们开火,这一切都是在美国穿制服的特工的监视下进行的。在墨西哥根据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哥伦比亚的方针,警察和军队已经被改造。
在哥伦比亚,战争已经经历40年,耗费了上万亿美元,但是现在被确定为“反对犯罪的斗争”。在80年代,哥伦比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准军事化的国家,根据历史学家赫尔曼•卡斯塔涅达的说法,这一进程“表现为对政府的官员(主要是政府官员,但是不排除对左派)、民众的政治领导人、工人、农民、教师、人权积极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进行威胁、袭击、有选择的暗杀和集体屠杀”。
美国以资助哥伦比亚反对贩毒的计划的形式,帮助这个国家加强了准军事集团和非官方的警察,他们与哥伦比亚的军队一起巡逻,参与国内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制迁移居民。
诺姆•乔姆斯基在今年5月的一次演说中说,“说反毒战争已经失败是不理解某些事情”。“人们应当自问,面对他们所说的已经十分明显地不起作用,他们还在试图这样做,他们的头脑里想些什么,他们可能的意图是什么?”
乔姆斯基的评论为积极分子和记者指明了紧急调查的一个领域,他们愿意理解现在进行的“反对毒品的战争”。越来越清楚的是为了共同重建由美国的美洲领导的军事化的原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重新审视所谓“反对毒品的战争”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评估有利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在哥伦比亚、墨西哥和中美洲采矿业的方式。
当政变不够时的战争
拉克尔•古铁雷斯说,“这就如同在新自由主义开始时所感觉到的”,这是对试图理解在墨西哥进行的战争的反思。拉克尔现在是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的学者,80年代中期在玻利维亚她曾经是一名地下战士,当时新自由主义最初的政策对那个国家产生影响,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她回到墨西哥已经十年。
拉克尔说,“问题是在墨西哥冲突不起作用”。这不是因为缺乏冲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第一次以结构调整计划的方式引入。这就结束了一个经济持续增长、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和被称为“墨西哥奇迹”的石油高价的时期。
托姆•巴里在1995年出版的《萨帕塔的报复》一书中写道,“从1980年到1991年,墨西哥接受了世界银行13笔结构调整贷款,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墨西哥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6项协议,所有这些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在80年代,有时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石油价格与比索(墨西哥货币)一起下滑。墨西哥的国有企业从1983年的2000多家减少到1993年的200家。1991年墨西哥的计划为政府的国库带来更多的资金(94亿美元),在整个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公共企业全部出售。到1994年底,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条约,见证了萨帕塔分子的起义,墨西哥货币再次贬值。
但是到了21世纪,墨西哥的土地和经济仍然没有向外国投资者全面开放。墨西哥银行今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虽然有了这些改革,最近30年墨西哥的经济的表现是令人不满意的”。
农民和印第安社区继续使用关于资源丰富的土地的公社的证书。大量的中产阶级变成小企业的所有者,最富有的墨西哥的家庭保持对赢利的经济部门的控制。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墨西哥最富有的10个家庭“并不是提高墨西哥经济竞争力唯一的障碍”。墨西哥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排名第17的大型石油公司,继续控制在国家手里。
除了一种经济的冲突之外,一项综合的战略已经证实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墨西哥必须确保当地的警察、军队和整个司法制度根据美国的准则发挥作用。这就是在讨论会上人们所了解的“反对毒品的战争”。
从尼克松任美国总统的时期起,美国在诸如哥伦比亚和阿富汗这些国家的“反对毒品的战争”中投入了近1万亿美元。在打击毒品的政策与改善投资的气氛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仔细审视从2000年以来至2006年美国在哥伦比亚的参与可以反映出来。最近20年通过全国的和国际的试验这项战略已经完善和扩大了。
哥伦比亚的经济模式
“哥伦比亚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和哥伦比亚共同提供资金的为期6年的反毒斗争计划。非美国的外交官们披露“哥伦比亚计划”的第一份草案是用英文写成的,然后翻译成西班牙文。
从开始实施“哥伦比亚计划”以来的11年间,美国政府为实施反对毒品的法律措施已经耗费了36亿多美元。但是,美国政府通报说“哥伦比亚继续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之一,同样是一个海洛因和大麻的来源国”。
2008年美国统计办公室发现“哥伦比亚计划”没有实现减少毒品生产的目标,因为“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在2000-2006年间估计增加了”。
这并不是改变战略的一个原因,“哥伦比亚计划”的失败被缩小了,以有利于一系列与安全相关的新出现的指数,改善企业的环境。美国资源管理副部长布拉弗德•希金斯提出的理由是,“在很大意义上,哥伦比亚的计划和美国的支持自从我们原来很狭窄的重点转向一项能够作为向其他失败的或有缺陷的国家通报的努力的模式的综合战略起,已经发生了变化”。
此前美国为了在哥伦比亚实施与毒品有关的惩罚所做出的努力对美国的投资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美国企业委员会是美国在哥伦比亚的企业的一个组织,该协会称它的会员企业由于惩罚损失了8.75亿美元。同年,美国国务院宣布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进出口银行要求惩罚的结果冻结了15亿美元的投资信贷。这包括美国在哥伦比亚石油工业运营的一家公司2.8亿美元的损失。
根据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报告,“哥伦比亚计划”的目标是“推动创造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条件”,扩大“减税的优惠以便补偿贩毒造成的消极后果,支持扩大就业机会的一项自由贸易协议”。
“哥伦比亚计划”开始实施时,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估计为24亿美元。2011年在哥伦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44亿美元,其增长指数是拉丁美洲最高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为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重要的部门,超过90年代中期10%左右,2010年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近三分之一,达到43亿美元。
2003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准许私人通过前国有的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的石油门部门投资。从2010年起,矿业部门(包括煤矿)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0多亿美元,这占非石油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多。
200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吹嘘“2003年以后哥伦比亚经济的起飞不是偶然的”。哥伦比亚经济体制的52个领域成为“哥伦比亚计划”进行改革的部门,“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技术援助设计和制定从财政改革到加强金融部门的政策,改善小企业的环境以及其他项目”。
这是通过将法律的改革与财政的刺激相结合而实现的,签署了新的自由贸易协议(哥伦比亚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以及采矿工业的军事化。美国培训了保护输油管道、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能源营”。
2007年由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制定的一份报告称,哥伦比亚“实现了有力的增长,增长率提高、失业减少、投资水平的提高、贸易的扩张、通货膨胀率下降和投资者信心的提高给人深刻的印象”。报告说,这些有利的因素“与安全的改善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在合法的经济部门帮助创造更多的就业,这是对非法和活动的一种选择”。
从美国国务院的观点来说,“哥伦比亚计划”不是一个失败。但是事实完全相反:准许为美国的干涉创造一种新的有效的模式。2010年哥伦比亚最大的外国投资国是巴拿马和安吉拉(英国的海外领地),这是两个“财政天堂”,它们之后才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百慕大和西班牙。
“综合战略”这个词汇被用来强调“哥伦比亚计划”,反映的是反对起义的战争的官方语言。“反对起义是战争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实现这这些目标需要协调许多非军事机构和东道国的机构在综合研究中的努力”,这可以在2006年发表的一份美国陆军反起义手册中看到。
总审计局国际事务和贸易局局长甚至在众议院的证词中说,“国际的计划面对减少非法毒品供应的重大的挑战,但是支持美国对外政策总的目标”。
但是,正如德尔加多•拉莫斯和马丽亚•罗马诺所指出的,在反对毒品的战争中“战略是复杂的和危险的,因为它与表面上对立的多个复杂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当事人有联系,但是他们以增加权力或财富的方式得到好处”。同时,很清楚的是“在本地区对人和国家的剥削和资源的开发加深了”。根据这些背景,我们来考察墨西哥的问题。
墨西哥模式的实施
2006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在选举的争夺之后,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得龙和他的夫人邀请时任美国大使安东尼奥•加尔萨和他的夫人共进晚餐。卡尔德龙在某个时候对大使说,改善安全是他的政府关键的一部分工作。
加尔萨在向美国国务院他的上司提出的书面总结中提到了这次晚餐,包括卡尔德龙的评论。根据他自己的报告,大使回答说,“在竞争中的利润,教育和就业可能因与毒品有联系的有组织犯罪的团伙而迅速变得黯然失色”。为了推动墨西哥的经济,“外国人和墨西哥人同样值得向他们确保法律占主导地位”。
几乎两个月以后,卡尔德龙在墨西哥发动了反对毒品的战争。第二年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宣布实施“梅里达倡议”,这被说成是“美国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反对毒品和援助打击犯罪的一揽子计划”。在乔治•布什2008年签署协议的时候,加尔萨所说的反对贩毒的斗争目的是推动交易被人遗忘了。相反,谇员们支持法律草案主要的理由是阻止毒品流向美国。
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批评者一致认为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梅里达倡议”是经过加工的“哥伦比亚计划”翻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夏天在危地马拉城对中美洲参加安全会议的代表们说,“我们知道美国支持了哥伦比亚,现在支持墨西哥,以便有好的领导,积极的投资和承诺的合作去改变方向”。
2008-2010年美国为“梅里达倡议”向墨西哥提供了13亿美元,墨西哥政府按1比13的比例提供配套资金。同期注入中美洲的“中美洲地区安全倡议”的资金达到2.48亿美元,同时为“加勒比流域安全倡议”提供资金,其中用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资金为4200万美元。
梅里达的“综合战略”包括培训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的士兵和警察的资金,警察的军事化,用美国的装备武装当地的安全力量,将墨西哥的司法制度改造成一种公开审判的制度,使墨西哥-美国的边界现代化,促进机构的加强和经济改革。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目标之一是“让墨西哥政府在减少垄断和消除反竞争的做法上变得更有效率”,集中在与电信、银行、控制能源有关的立法。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推动新的调控系统,实行私有化,解除控制,在运输、金融、能源和电信部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与墨西哥联邦电力委员会一起,墨西哥石油公司是私有化的努力最珍视的“珍珠”。许多杰出的墨西哥人主张将石油公司么有化,其中包括革命制度党的佩尼亚•涅托(现已就任墨西哥总统)。墨西哥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建议在石油部门采用哥伦比亚的改革模式。
2012年3月,墨西哥银行的一名代表谈到中央银行有待进行改革的议程,其中包括在墨西哥能够为企业的生意进一步提供便利,取消阻止劳工灵活性的“法律障碍”,“加强法制国家”,巩固宏观经济政策等。
2008年在金融危机扩大到墨西哥以前,外国直接投资曾达到230.2亿美元,但是第二年下降到114亿美元。2011年恢复到194.3亿美元,主要是在制造业部门(占44.1%),其次是金融服务业(占18%)和矿业(占8%)。最近有关当局宣布在汽车和墨西哥中部的太空生产将出现一个新的投资高潮。
2011年墨西哥财政部长布鲁诺•费拉里曾说,“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打击犯罪的斗争,将打击犯罪放在主要位置,以便保障未来的投资和现有的投资”。
费拉里的断言现在得到跨国公司企业精英的经验的支持。根据2009年《商业周刊》的报道,在胡亚雷斯城和其他沿着贩毒通道的边境城市,包括雷诺萨、新拉雷多和提华纳等城市,对外国人和工厂袭击的频率有所下降。
警察已经接受培训,有关的跨国公司得到专门的指导。在一家公司的行政人员被绑架以后,警察建议公司的管理者改变工作的路线,在太阳落山之前离开胡亚雷斯城,走主要的大道。沿着这些道路警察加强了巡逻,“在边界和工业园之间建立相对安全的走廊”。
跨国公司所需要的另一种安全更为重要。正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官员强调的那样,“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与法律安全和国家的风险有关的安全”。
这个“安全”的概念让人联想到哥伦比亚的模式:使准军事化为资本服务。这个模式包括组建准军事人员的敢死队,迁移平民,增加暴力。在贸易部门受到反对毒品的战争的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工人、小企业和当地精英的一个阶层。
尽管 “反对毒品的战争”的这些非官方因素有时表现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损失或威胁。事实上控制工人和将将农民他们的土地上赶走的是暴力,但这对跨国公司的扩张有利。
哥伦比亚模式的另一面
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和农民几代人都保卫了他们的土地的集体的证书,但是准军事集团强迫他们逃离家园。
戴维•马赫尔和安德雷•汤普森针对这种现象写道,“准军事力量在一个通过在经济上重要的地区强迫印第安人和农民社区迁移的积累资本的过程中继续取得进展。哥伦比亚的大多数公民继续离开他们的土地,被暴力驱赶离开自己的家园,以满足外国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的)对哥伦比亚土地的贪婪的胃口,同时为哥伦比亚的社会带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计划”。
2001年准军事集团对哥伦比亚一半的强制迁移负有责任,游击队对20%的强制迁移负有责任。准军事集团对反对起义的组织对跨国公司也是有利的:“作为它长期支持反对起义运动的一部分,准军事集团和国家的暴力将民众的团体作为系统的目标,如工会组织被认为对有利于哥伦比亚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和稳定的一种威胁。这将哥伦比亚变成一个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很糟糕的劳动条件和低工资能保持很高的利润指数”。
一些外国公司考查过准军事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关系。2007年3月在华盛顿区的一个法庭上,美国奇基塔•布兰德香蕉公司承认曾经100多次付款给哥伦比亚联合自卫组织(即准军事集团),累计达170多万美元。美国司法部证实了这一点。受害者的律师称,跨国公司向恐怖分子付给这些血腥的钱是为了保护它自己的金融利益。
(直到现在的)经验
要证实美国跨国公司与准军事集团之间的直接合谋一般来说是困难的,在证据出现时可能不会立即揭露。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德克萨斯的一些公司被指控与墨西哥的洛斯塞塔斯合谋以便非法进口盗窃的燃料。洛斯塞塔斯是海湾贩毒集团的武装臂膀,在墨西哥的东北部地区活动。2010年该集团分裂以后,洛斯塞塔斯本质上变成一个毒品-准军事团伙,尽管媒体还将它称为一个贩毒集团。
危地马拉的教授马克西莫•巴蒂乌尔指出,必须注意到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和危地马拉总统莫里纳一样,想扩大“哥伦比亚计划”,这不仅意味着加强反对贩毒的斗争,而且实际上意味着将建立一种准军事主义的组织形式,以便创造一种反对起义的新类型,而不是反对社会运动的类型,而是反对印第安社区的一种类型。
准军事化也可能影响到本地的和地区的以至本国与国民经济有联系的资本家,迫使他们关闭自己的商店和生意。这同时就为跨国公司和投资者进入原先由当地的资本家控制的经济部门开辟了空间。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科雷亚•卡布雷拉说,受暴力影响更大的多是小企业和那些位于墨西哥北部各州的企业。不安全在更大的程度影响小生产者、企业家和商人,因为有组织犯罪团伙更容易渗透到他们中去,而那些大企业的董事们在很多情况下从国外进行操作。
根据墨西哥一个企业家协会的统计,2011年由于不安全有16万个企业关闭。卡布雷拉今年内月在南下加利福尼亚说,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恢复有利于大企业,正在将墨西哥人变成职员,而不是企业家。
哥伦比亚的背景和现在其他地方的事件提供了可能的深入调查的领域,以便更好地确定墨西哥和中美洲以什么方式屈从于一个准军事恐怖的模式……“在创造和保持适合于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扩张的条件,如很低的劳工成本和得到土地”。
更多地研究受美国的反毒政策鼓励的新经济政策可能有助于披露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已经开始的经济变革的规模。
墨西哥的选举没有承诺减缓恐怖和战争的暴力,很可能至少在今后6年暴力将继续存在。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建议继续或加强反对黑社会的战争。他们关于在墨西哥的战争的演说可能仅限于面对自由化在理论上禁止毒品。这类讨论作为揭露和动员对“反对毒品的战争”的抵抗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这涉及建立更好的社会控制和对土地与人员的控制,以利于资本的扩张。(为加拿大独立记者、加拿大温哥华媒体合作社的创始人之一)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7期,摘译自2012年11月30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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