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本文北京大学毕业，去英国留学，研究欧洲问题，参加各类研讨会……正是一条中规中矩又封闭的学院精英路。然而，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一次短期采访，改变了他的道路。这是一次历史与现实的穿越。他不仅发现自己的研究论题其实在伊斯兰世界也有深远的历史回响被遮蔽，同时置身于真实的埃及“革命”现场，更发现很多现实也被主流媒体屏蔽——所见所得与媒体渲染尤其是网上狂欢相去甚远。于是毕业后选择去埃及工作。
当国内的看客在一厢情愿地狂欢、煽动，他在“阿拉伯之冬”的乱世一待就是两年。通过实地考察，头脚并用做学问，为我们发回鲜活而沉重的一手考察资料。分别介绍埃及“革命”中的不同政治势力，把更多笔墨放在民众身上。不轻易肯定任何一方。连载的两篇已经挑战了我们的想象。比如埃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是些什么人，穆兄会到底有多民粹，自由主义与民粹是否有逻辑关联……既不像国内欢呼茉莉花者想的那样，“自由主义者”就代表进步;也不像警惕者想的那样，精英掀翻既有结构从而把民粹势力放出笼——本文认为，穆兄会基本盘并不民粹，至今不断煽动民粹和暴乱的恰恰是激进的精英媒体。穆兄会也没有想象中的强大，革命后的问题倒是有中国经验可以参照。的冷静观察并没有遮蔽灵魂，我们能感受到文中对埃及人民深切的同情。
让狂欢者去狂欢，我们期待更多年轻的清醒者。观察者网热忱期待散布海内外、在各个角落默默耕耘的青年探索者们，将四处碰壁的声音传递给我们，将无援的思想保留给我们，为沉默的多数发言，为精英的重担发言，为中国与世界发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埃及革命观察(一)：自由主义者与世俗派
两年前，埃及示威者在短短20多天内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赶下政治舞台。这是主要政治派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众求发展、求变革的心愿。在这股历史合力中，埃及的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自身的种种矛盾，两年来，他们始终缺乏来自民众的广泛支持。
自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发革命以来，各国学者运用一系列理论和概念为之解读、定性。其中一些学术探讨与所在国的实地情况、与当地民众的所思所想是有偏差的。仅就埃及1.25革命而言，这场变革具有多重属性，难以一概而论。将其简单地归为民主化浪潮、宗教革命、或是改善民生的运动都不够准确。
两年前，每个参与者都带着自己的憧憬和主张加入变革的潮流。穆巴拉克宣布下台后，当短期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社会的凝聚力也逐渐消散。不同团体都坚称是革命的“接班人”，他们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无法调和。而大众则夹在他们的争论之间，迫切等待生活改善，却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希望。基于在埃及近两年的生活经历和实地观察，我希望绕开一些过于学术化的探讨，仅从埃及国内不同社会群体入手，为读者提供分析和讨论的素材。这篇文章单说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义者。
需要指出的是，将他们称作“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出于叙述方便，且埃及国内也这样称呼，因此沿用。事实上，这样的归类是不准确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些人自身的矛盾性格。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正义、公民自由、信仰平等，以及提高女性地位、重振民族尊严是受到埃及民众拥护的。
埃及自由主义者街头涂鸦
然而这样的政治主张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行为很不一致：比如，自由主义者支持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改革埃及政治制度，却极力避免革命后伊斯兰势力通过民主程序崛起;他们自诩革命的领导者，却未能在选举中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他们欢呼埃及革命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却对被推翻的旧政权心存留恋;如今，面对穆尔西政府的种种弊病，他们一方面选择在体制外抗争，敦促总统下台，另一方面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过渡方案;他们声称正在领导民众进行反政府抗议，事实上却是被示威者领导。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埃及民众感触很深。
从收入水平上看，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义者大多处于普通民众不可企及的社会上层，有较多的海外关系。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期间(1970-2011)，他们凭借政治裙带、海外关系和土地资本积累了大量财富。1.25革命开始后，这些家庭的第二、第三代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对西方话语的了解一度成为向国际媒体通报埃及革命消息的“发言人”。
然而，这些人仅仅是埃及“革命青年”(shabab thawra)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是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从打招呼、说话、走路到吃饭、交通和购物，这些年轻人的一举一动都仿佛和同龄人身处两个世界。当我们一起学习和活动时，他们的问题常常令我无从回答：“你怎么能到街市上买日用品?”“你居然坐地铁和小巴?还吃Kusheri(一种传统的街头小吃)?!”“为什么要和看门的人打招呼?”(详见博文《两校琐记》)。
在一个半数人口日均收入不及两美元的国家里，这些人可以开着跑车驰骋于别墅和商厦间，每天在餐厅里享受几百镑一顿的菜肴;当穷人因买不起房子而一年四季住在尼罗河畔的无篷船上时，他们可以在私人游艇上聚会到天亮。这些坚信民主和自由的年轻人严守着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不越雷池一步。身份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几乎成了埃及社会几十年不变的戒律。
在埃及，收入水平的差距直接决定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从受教育程度看，高额收入使自由和世俗主义者有权享受不同于大众的“精英”教育。他们不会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起读免费的公立中学和大学，而是去多语种的私立高中上学，之后进入开罗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埃及英国大学(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德国大学(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国际大学(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或者直接赴海外深造。与拥有25万本科生而拥挤不堪的开罗大学相比，埃及的这些私立学府采取小班教学，用外语讲授西方课程。而后者的学费也几乎与欧美高校无异。
在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看来，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埃及革命的发起者，关键在良好的教育基础：“公立大学的教育是垃圾”，“埃及人被歪曲了的伊斯兰教义洗脑，不懂得如何实现民主和自由”。在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开罗美国大学，学生们经常说，出了这个校门就是另一个世界，那里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被宗教愚弄、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然而其他埃及人却普遍认为，这些外国政府所设的私立大学“不属于埃及”，是西方“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工具”;“那里的学生没有良好的宗教信仰，也不觉得自己是埃及人。”
自由主义者认为1.25革命是自由战胜专制的开始，并致力于将民主抗争进行到底。但他们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态度并不明朗，这是与伊斯兰党派整齐划一地例数前政府“罪行”截然不同的。在与旧政权的关系上，埃及的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是穆巴拉克政权的受益者。在革命后的政党政治中，奉行自由和世俗主义的政党领导人有些曾是前政府高官，一些党派——如埃及会议党(hizb-l-muatamir-l-misrii)——甚至直接吸纳已被解散的民族民主党(穆巴拉克所在的执政党)党员加入。反对者据此将自由主义者称为“前政府余孽”。这样的归类是以偏概全的。
事实上，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义者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态度有许多种。仅就我现有的采访来看，尽管一些省市或军队要员及其家属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穆巴拉克，大多数人还是批评穆巴拉克政府长期垄断政权，选举舞弊严重，人们没有自由。一些年轻人说，革命前警察和内政部对民众暴虐，随意抓人关入监狱，他们两年前走上广场就是因为看到朋友和亲人被警察打死打伤。也有些人表示，两年前他们为了民主、自由而抗争，旨在向政府施压、敦促政治改革，但穆巴拉克下台并非他们所愿。
尽管对前政府的评价各异，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却一致认为眼下是“埃及历史上最坏的时期”。这句话是针对革命后伊斯兰势力崛起而言的。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希望维持埃及政府50多年来的世俗化政策，强调政治与宗教应截然分离，抑制伊斯兰团体发展。这样的立场赢得了作为少数群体的埃及基督教徒的支持。
此外，他们还主张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有人甚至提议为了向自由国家迈进，埃及应建立佛教和印度教徒的礼拜场所，引得民众议论纷纷。两年来，在自由主义者之间普遍存在的共识是：1.25革命是他们领导埃及人推翻专制的民主化运动，然而革命开始后，以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盖过了民主、自由的声音，并通过宗教愚民手段篡夺了革命成果;于是，随着穆巴拉克下台，二次革命的序幕被拉开，埃及面临的首要问题变成如何避免伊斯兰势力崛起，如何避免民主革命演变成一些人所谓的“伊斯兰革命”。
由于穆兄会在革命前属于政府规定的非法组织，直到今天很多自由和世俗主义者仍质疑它的合法性，认为穆兄会无权组党参政。然而两个绕不开的问题是：
首先，自由主义者力图阻止伊斯兰党派掌握政权，但又不得不承认后者应有的政治权利。毕竟，被前政府强力打压的伊斯兰党团在革命后通过民主程序走上政治舞台，是顺应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主张的。第二，世俗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宗教完全分离在相当一部分埃及民众看来既不美好、也不可行，因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伊斯兰是生活的总方法。许多埃及人信赖、认可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更是认为，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各种问题积重难返正是政府强化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义渐行渐远的恶果。
埃及数千人上街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下台后，自由和世俗主义者曾一度对穆兄会和其他更保守的伊斯兰组织谈虎色变。在2011年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期间，穆兄会打出沿用已久的口号——伊斯兰是解决问题之道(al-islam howa-l-hal)——为候选人拉票。此举遭到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的强烈批评。他们组成“埃及阵营”(al-kutla-l-misriya)，声称穆兄会和萨拉菲(salafi)是一群用宗教操控人民的政治投机分子，并表示伊斯兰党派比穆巴拉克和军政府更可怕——后者不过贪恋权力，前者则依仗无知民众对宗教的盲目崇拜有系统地剥夺公民自由。
当时，多数埃及媒体也为自由派造势，社会上谣言四起。第一轮选举结束后，比穆兄会更保守的萨拉菲光明党(hizbnour)成为继穆兄会后得票最多的党团，恐惧情绪顿时充斥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一些媒体散布消息说，保守的伊斯兰势力一旦上台会在全国禁酒，并强制外国游客遵守伊斯兰教法，甚至破坏包括狮身人面像在内的一切宗教偶像。
然而，大多数埃及民众真心认为伊斯兰是解决问题之道，尽管他们对如何协调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有不同看法。2013年年初，埃及通过了革命后的新宪法。其中第二条规定，伊斯兰教法(sharia)原则是国家立法的首要依据。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因此组成“救国阵线”(gabha-l- inkaz-l-watani)，反对新宪法突出伊斯兰地位。一些学者和媒体分析说，正是这一条款引起埃及民众的强烈争论，导致数十万人上街抗议。这是有失事实的。民众上街抗议，争论的焦点并非宗教问题。绝大多数埃及人拥护伊斯兰教法，并支持将它纳入新宪法。
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通晓西方的话语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外界对埃及革命的解读。然而缺乏群众基础是他们两年来一直难以回避的问题。鉴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与前政府和伊斯兰势力的关系，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义者被反对派贴上“社会上层”、“旧政权余孽”、“美国傀儡”和“反伊斯兰”、“亲以色列”的标签。这些称号在社会广泛流传，特别是亲美、对以色列缓和、反对伊斯兰三条，已经跨过了埃及民众可以容忍的底线。
2012年9月，埃及示威者冲击美国使馆后，一些美国官员来到埃及问：为什么我们给埃及这么多经济和军事支持，他们却这样对待我们?埃及人给出的答案是近乎一致的：因为美国的资金和武器最终只会流入那些支持美国和以色列、诋毁伊斯兰、那些在美欧有大量存款的埃及人手中。自由和世俗主义者想要摆脱公众的这种看法，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
自今年1月25日纪念革命两周年起，埃及国内反对总统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不时在多省演变为激烈的暴力冲突。但在抗议现政府的旗号下，不同政治组织的主张有很大差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世俗派政党组成的救国阵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被一些人解读为抗议穆尔西政府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领导者和最前线。然而必须说明的是，救国阵线始终不是埃及抗议浪潮的领导者，也没有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恰恰相反，他们是依靠批判穆尔西政府而存在的，其政治主张随着示威者的口号摇摆不定。
除反对穆兄会以外，救国阵线缺乏坚定的内部共识、独立的政治主张和明确的救国路线。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退出制宪委员会、拒绝参加政府发起的对话进程和4月即将到来的人民议会选举，更是被许多人指责为“缺乏建设性”、“唯恐天下不乱”。时至今日，埃及人的抗议之声已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和总统府波及到其他省份，救国阵线与穆兄会一并成为众矢之的。大批民众认为，无论是伊斯兰势力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后者只想利用示威者作炮灰把穆兄会赶下台，从而攫取政治权力。
当前，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党派之间的争执难以调和，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自由和世俗主义者的群众基础非常有限，它与伊斯兰势力的对抗并非(一些媒体所言的)埃及社会断裂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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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观察(二)：温和的穆兄会和激进的媒体
听说我要用中文写有关埃及伊斯兰党团的随笔，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的一些朋友说：“希望你能告诉一些中国读者我们的想法，从埃及和西方媒体那里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的。”
埃及绝大多数伊斯兰团体在1•25革命后获得了合法地位，纷纷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走上了体制内的轨道。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穆兄会及其“自由和正义党”，其次是更倾向回归传统的萨拉菲穆斯林(salafi，即祖先)和他们组成的以光明党(hizb nur)为首的政党联盟。此外，一些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在革命后步入政坛，例如被美国和欧盟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集团”(al-gamaa-al-islamiyya)及其“建设和发展党”(hizb-l-benaa-wa-l-tanmia)。
宗教专制正在压倒民主革命？
提到伊斯兰团体和党派，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由于穆兄会长期以来是埃及群众基础最强的反对派，1•25革命爆发伊始，“伊斯兰革命会不会盖过民主浪潮”就成了埃及国内外媒体讨论的热点。尽管穆兄会和萨拉菲政党一次次誓言绝不会用宗教主导政治，也无意强化宗教对社会的约束，两年来，伊斯兰革命和宗教专制始终是媒体和反对派热议的话题。
2011年底，革命后的人民议会举行首次选举，禁酒、禁穿比基尼、捣毁古埃及塑像、强制女人戴头巾的传闻在埃及主流媒体频频出现。我已数不清当时有多少人对我说，埃及会变成伊朗或沙特，街上随时会有宗教“警察”执法。
然而与媒体报道中咄咄逼人的形象相比，现实生活中的穆斯林兄弟、萨拉菲和他们的支持者给我的感觉要温和许多。他们对宗教非常虔诚，对学习、工作和家庭有更强的责任感，且在道德品行上比一般埃及人出众。
“媒体说我们会搞宗教专制，这样的话已经吵嚷了两年。但穆尔西上台后发生过一起强制女人戴头巾或是禁酒的事吗?至少我没听说过。”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教法系的学生Hossam Ed-Deen对我说。
伊斯兰党团和支持者认为，西方和埃及媒体正通过炒作“伊斯兰革命”引发公众和外界的恐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自由和正义党党首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解放广场上曾多次出现英文横幅，上面写着类似“穆兄会强制妇女戴头巾”之类的标语。走在横幅下我常常想，广场上有多少埃及人能看懂这些英文呢?很显然，这样的标语不是打给本国人看的，而是有意将“宗教专制正压倒民主革命”的讯号传递给外国。
事实上，即便在革命后的今天，如果埃及女人以保守的方式带头巾到开罗上层社区的高档俱乐部去，工作人员依然会以着装不合“规定”为由将其拒之门外。至于戴面纱的女性就更不要说了。在最近发生的反对穆兄会的示威中，甚至有不戴头巾的女青年大声告诉黑袍蒙面的路人：“你对伊斯兰的解读是错误的”。
然而出了上层社会的社交圈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很少有人支持穆斯林女性出门不戴头巾。女人蒙面纱和男性蓄胡须被认为是忠诚于信仰和家庭的象征，得到广泛称赞。革命后，越来越多的空乘人员、主持人和警察自发请求修改革命前的规定，保证他们在工作期间蓄胡和戴头巾的权利。一些西方评论者借此抱怨埃及的宗教保守势力抬头，但将上述事件归结为伊斯兰团体谋划宗教革命却不免牵强附会。事实上，尽管伊斯兰党派在革命后崭露头角引来世界关注，他们对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仍然是很有限的(埃及革命观察(三)：革命接班人之争)。
伴随着自由的不公报道
说起革命两年来的变化，伊斯兰党团的支持者有喜悦也有苦衷。
“1•25革命以来，年轻人显然有了更多结社集会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比如成立政党、示威游行、发放传单或是街头演讲。现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一些景点，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图书专柜，游客可以免费取阅有关伊斯兰的图书资料。这样的情景在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Sukrat Hadad和Abdullah Gaber在开罗向我介绍他们去年年初成立的社团组织。二人都是穆兄会的坚定支持者。
他们的社团名为Ahlan(你好)。Sukrat介绍说，“协会成立的目的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伊斯兰的不实报道。同时我们也想告诉游客，许多穆斯林败坏的行为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义本身。” Ahlan一经成立就吸引了来自埃及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们募集资金并请专业人士编辑了一批有关伊斯兰专题的小册子，用各国语言出版，方便外国游客索取。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举办公益讲座和聚会活动。
“成立这样的组织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但革命前，穆巴拉克为了讨好西方不允许我们存在。”——在一个穆斯林占人口90%且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前政府严格限制伊斯兰团体活动是这些年轻人难以接受的。
1•25革命后，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埃及发展起来：有的像Ahlan一样宣传宗教，有的推广旅游，有的致力于扶贫和帮助残疾人，还有的向本地人普及本国历史文化知识。这些团体政见不同，理念也各异。但参加他们的活动，每次都让我感到来自年轻人的创意和朝气。这些社团的组织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向我表示，革命前组织类似活动十分困难：那时成立一个社团需要上报有关部门层层审批，最后不是被拒就是不了了之;现在政府不管这些，公民有了更多自主权，只要有想法就能将其付诸实践。
但对于伊斯兰党团来说，伴随自由、喜悦而来的也有困惑、委屈和苦闷。此时此刻，仍有部分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市郊的“媒体城”(Egyptian Media Production City)静坐，抗议国内报刊电视“一边倒”的不公正报道。
“埃及各大媒体一直号召大众与我们抗争，革命前如此，革命后也是一样，”一提起媒体，他们群情激奋。两年来，伊斯兰党团和埃及媒体的冲突此起彼伏，但都不及3月底这次抗议来得激烈。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2月以来反对派在穆兄会驻地的抗议。在冲击议会、各部委和总统府后，反对派将新的目标锁定在位于开罗Moqattam地区的穆兄会总部。3月中旬，一些记者和反对派艺术家企图冲进穆兄会办公区并在墙上涂写抗议口号。保安制止未果，双方动手。3月22日，埃及多省发生针对穆兄会办公机构的打砸抢烧。示威者围攻并用武器袭击街上手无寸铁的兄弟会支持者，导致近200人受伤。此外，在Moqattam地区还发生了冲击清真寺和焚烧穆兄会成员的暴力事件。视频和照片在网上公布，令埃及人惊骇不已。
当地时间2013年3月22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反对者与支持者22日在开罗的穆兄会总部外发生冲突，造成近200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埃及三大国有报业集团《金字塔报》(al-ahram)、《今日新闻》(akhbar-l-yom)和《共和国报》(al-gomhuria)及多数电视频道却对反对派的暴力轻描淡写，继续把矛头指向伊斯兰党派。英文的《埃及独立报》(Egypt Independent)和《埃及每日新闻》(Daily News Egypt)更是将暴力归咎于政府，指责穆尔西的“恶治”扭曲了埃及人的性格，助长了人性中暴力、血腥的一面。
“如果是穆兄会支持者到街上打砸，媒体还会是这样报道吗?”Hossam忿忿不平，“反对派有权在街上涂鸦，但我们也有权管辖自己的办公场所不受他们侵犯。那些记者名义上是采访报道，实际上却和反对派一起带着凶器冲击办公室。视频已经公布，可埃及媒体却置之不理。”
“不论发生了什么，媒体都说是穆兄会和穆尔西的责任，”在旅游公司工作的Nesma Salah说道，“3月9号足球流氓烧了警察俱乐部和足协，媒体批评他们维护治安不力;没人到埃及旅游、投资也说成是他们搞宗教专制的结果。记者们抗议现在没有新闻自由，怒斥穆尔西是像穆巴拉克一样的独裁者。可他们不要忘了，革命前埃及媒体是受政府严格限制的，那时他们对穆巴拉克敢说一个‘不’字?而现在报纸、电视上到处都在鼓励人们推翻政府，怎么还说没有言论自由呢?”Nesma并不是伊斯兰党团的成员，也说不上是它们的追随者。她说：“我不敢对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他们会说我是穆斯林兄弟。”
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政府对埃及媒体实施管控。媒体负责人大多是穆巴拉克所在的民族民主党党员。当时，穆兄会和一些极端伊斯兰团体被政府列为非法组织，是媒体必须抨击的对象(萨拉菲在宗教上有合法地位，但不得参政)。革命后，埃及媒体获得了更多报道自由，从旧政权的宣传工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代言人和自由的捍卫者。但在其内部，领导层和从业人员并未调整，依然保持着和前政府成员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虽不能公开批评1•25革命，声援穆巴拉克，但面对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埃及媒体延续了革命前的报道思维。用假新闻制造轰动效应、夸大示威规模、粉饰反对派，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正因如此，外国驻埃新闻机构援引当地媒体消息时都是反复核实、慎之又慎。Hossam自嘲地表示：“以前我觉得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如今和埃及媒体比起来，我倒宁可选择前者。”
作为还击，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们开始创立自己的网上媒体。他们通过社交网站实时上传新闻资讯、视频资料和分析评论。说起这段经历，这些人喜忧参半：喜的是革命后他们得到了发表言论以正视听的自由，忧的是官方媒体公开制造谣言诋毁总统，令普通百姓无所适从。
在政府层面，埃及媒体的报道使穆尔西深陷两难。媒体一面批评他维护治安不力，一面又源源不断地号召反对派去“和平”示威。众所周知，自1•25革命后，埃及就再没有所谓的和平抗议。仅去年一年，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就高达3800次，绝大多数伴随着与警察的暴力对抗、不同党派间的扭打和焚烧公共建筑、袭击救援车辆、冲击政府机构和外国使馆等行为。自今年1月25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起，一群身着黑衣、头戴面罩的示威者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他们自称属于“黑色阵营”(Black Bloc)，直言不讳地号召用暴力和极端手段推翻穆兄会和穆尔西的统治。如今，示威者封锁道路、劫持公车、打砸商铺在开罗市民眼中已是见怪不怪。
面对日益频发的暴力、抢劫、绑架和骚扰，如果政府下狠心动用国家权力维稳，会立即被媒体和反对派谴责为专制镇压，进而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但如果不下大力整治，政府又会被斥责为无能，重振旅游业、吸引投资的计划都将成为泡影。
2013年3月，世界经济论坛提供的旅游竞争力指数(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显示，埃及从2009年排名第64位(共140个国家)跌落至85名。埃及旅游部发布数据说，从1•25革命到今年2月，地方旅游收入损失达25亿埃镑。旅游业是埃及的支柱产业。消息公布后，反对派表示游客之所以不愿来埃及，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伊斯兰势力上台后变得越来越保守、专制。而伊斯兰党派则指责反对派煽动持续不断的暴力致使外国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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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观察(三)：革命接班人之争
埃及1•25革命后，伴随伊斯兰党团在政治上异军突起，其支持者与反对派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各领域频繁交锋。他们之间的斗争归结到最后指向了同一个主题：谁最有资格在革命后掌握政权;谁才是埃及革命的合格接班人。
伊斯兰党团的支持者和反对派都自诩为1.25革命的接班人。下面首先说说反对派的构成以及他们与伊斯兰势力争论的焦点。
目前，埃及的反对派主要由四股力量组成。发挥主要作用的首先是穆巴拉克的余党(al-fulul)和支持者，包括前政府官员、原民族民主党(穆巴拉克领导的政党，革命后已被解散)党员和武装部队的部分军官。他们有较强的组织力，有一套自上至下的联络网，以策划、指导反对派的活动(如投票、结社、抗议示威等等)。尽管武装部队高层一再强调无意重新介入埃及内政，但我接触到的数量有限的几位将官确实有等待穆尔西倒台、进而扩大军队权力的想法。
反对派中的第二股力量是一批革命后新组建的政党，比如奉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党派。它们的政治立场和定位比较混杂，其中一部分和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有重合。这些党派在联合起来抗议伊斯兰团体的同时也互相声讨;一些党员一面敦促穆尔西下台，一面要求本政党重组、党首辞职。总的来说，他们聚合力、组织力和影响力不及前政府的支持者。
第三类是对社会不满的无业青年。这些人每天在街上无所事事，哪里发生冲突就过去参与。球迷俱乐部是他们的重要活动平台。那里有很多经验丰富的示威者，曾在穆巴拉克、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穆尔西执政时期与政府“作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受雇于前政府支持者和反对派政党——用食物、金钱和毒品换取平民上街抗议，两年来这样的利益交换伴随着开罗百姓的生活。
最后，反对派中还有不满物价上涨、治安不稳、收入缩水或是担心宗教专制的一部分民众。
反对派誓言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的逻辑是，1.25革命的成果已被穆兄会篡夺，所以必须发动二次革命，领导人民推翻新的独裁者，把埃及带向民主和自由。反对派认为1.25革命带给埃及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人民有能力推翻独裁者;街头的呐喊终将压倒体制内的声音并倒逼政府行为。面对革命后伊斯兰党派与日俱增的政治影响，反对派在穆尔西当选后批评他只关心穆兄会的利益，无视其他埃及人死活，变成了穆兄会总训导(al-murshi-l-a’am)的傀儡。
虽然反对派中有一部分人利用百姓对生活的不满推动改朝换代、重掌政权，但其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肯、真诚的意见。他们认为尽管穆尔西赢得了总统选举、伊斯兰党派占据了议会多数，但他们不配作1.25革命的接班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穆兄会和伊斯兰党派的性质上说，这些反对者无法接受埃及总统从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埃及自1952年七月革命以来在政教关系上是没有类似先例的。穆兄会虽然组建了自由和正义党，希望把宗教组织和政党活动分开，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二者界限并不清晰。在反对派看来，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神职人员直接上台干政，有悖于“政教分离”原则和埃及前三任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正因如此，在穆尔西主动辞去自由和正义党党首职务后，一些反对者进一步敦促他退出穆兄会，从而真正成为“全体埃及人的总统”。
反对派中有人担心穆兄会把宗教引入政治，将宗教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另一些人则表示，穆兄会的错误在于把政治引入宗教，也就是说，革命前伊斯兰团体履行宗教义务、开展公益活动是值得赞赏的，但他们选择参政则意味着把污浊的政治交易带到宗教事务中，玷污了伊斯兰教的纯洁性。
在政教关系以外，反对派还对伊斯兰党派的竞选方式提出质疑。穆兄会和萨拉菲在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中使用宗教口号造势，而且曾面向穷人发放食物。这种行为虽延续了穆斯林兄弟近半个世纪以来扶助贫困的传统，但在选举期间则有拉票舞弊之嫌。反对派认为埃及穷人多、大众受教育程度低，伊斯兰党派用宗教蛊惑人心，靠小恩小惠收买选票，因此才取得革命后的执政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那些革命后刚刚组建、资金不足、尚且名不见经传的小党派意见最大。由于目前还不能在选举竞争中胜过伊斯兰势力，这些政党多次拒绝了穆尔西政府发起的对话提议，并抵制下半年的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至于宗教口号、发放食物是否违反选举规则，革命前的埃及选举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4月3日，埃及议会上院批准了修改后的选举法，允许竞选期间使用宗教标语作宣传，但带有性别和宗教歧视的除外。
第三，穆尔西当选总统后的一些举措招致反对派的强烈不满，比如更换总检察长;发布总统指令允许短时期行政干涉立法;以及在反对派退出制宪进程后执意将新宪法付诸公投。此外，去年12月反对派冲击总统府期间，穆兄会的支持者与示威人群大打出手，政府动用警力打压、驱散抗议者。反对派据此声讨伊斯兰党派和穆尔西像前政府一样打压公民自由，在国计民生上无所作为，且严重动摇了埃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女性权利和宗教平等显然也是反对派关注的重点。对于这两个问题，埃及在革命前就处理得不好(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革命后伊斯兰党派上台为反对派增添了更多疑虑。女性示威者批评伊斯兰党团男女分开的活动方式，要求增加议会选举中女性候选人的名额。最近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等宗教少数派(在埃及国内，逊尼穆斯林占人口90%)联合召开发布会，评估穆兄会上台后宗教弱势群体的地位和现状。与会者普遍感到忧虑重重。其实，早在1.25革命发生后、穆兄会上台前就有不少埃及基督教徒凭借海外关系和西方政府的帮助移民国外了。一年多来我几次到他们在开罗的聚居区，觉得一次比一次冷清。
此外，在对外关系上，1.25革命时示威者敦促穆巴拉克下台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亲美、对以色列缓和的外交政策。埃及人觉得这是丧失国家尊严的奇耻大辱。在以往的宣传中，穆兄会将自己定位在西方和以色列的对立面。然而穆尔西上台后却迫于压力，未能坚持穆兄会一贯宣扬的强硬立场。埃及民众对此失望不已。相当多的反对者甚至坚信，穆兄会在革命后取得政权这一事件本身就是美国策划的阴谋，即美国扶植穆兄会作为新的代理人掌控埃及政局，维系埃以关系中埃方的弱势地位。
与反对派对照起来，伊斯兰党团的支持者则遵循着另一套“革命逻辑”。他们认为穆尔西的政治合法性来自民主选举：他作为自由和正义党党首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当选后立即辞去了党内职务，是全部埃及人的总统。在政府支持者看来，1.25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穆巴拉克执政30年来留下的旧秩序。在此背景下，穆尔西更换武装部队领导人、解除总检察长职务、实施短时间的行政干涉立法是正义之举，为的是贯彻1.25革命的精神，大刀阔斧地清除现政府中的穆巴拉克余党。比如，穆尔西下令更换穆巴拉克时期的总检察长Abdel Maguid Mahmoud，就是因为后者在革命后不仅留任原职，还判处前政府雇佣的打手无罪释放。这些被告曾在1.25革命期间杀害了超过850名和平示威者。“穆尔西的行为或许现在会被埃及人指责为独裁，但从长远看他清理了前政府余孽，为国家发展铺平了道路。”
当反对派指责穆尔西上台后只会抓权，在内政外交上一事无成时，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则列举了总统执政9个月以来的政绩，比如吸引韩国、中国、印度、土耳其投资兴建工业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设立工人健康保险，兴建垃圾回收处理系统，减免农业税，抚恤1.25革命烈士，处置贪腐官员，斡旋加沙危机等等。支持者认为，伊斯兰党派面对的是埃及数十年的积习、革命后的百事俱废和原封未动的旧政府公务员。仅凭9个月就对新政府盖棺定论过于草率，何况自穆尔西上台之日起，反对派从未停止过制造危机。
面对反对派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和抵制议会选举的号召，伊斯兰党团的支持者指出，反对势力应该在今年的议会选举和四年后的总统大选中与伊斯兰势力一争高下;如今正是因为他们群众基础薄弱，在选举中没有胜算，所以才鼓动街头暴力，促使总统下台、穆兄会解散，以便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伊斯兰党团的支持者和反对派都自封为革命的旗手和接班人，二者关于“正统”地位的争执贯穿革命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始终。前者是穆巴拉克时期的主要反对派，是1.25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在取得政权后决心继续履行革命使命，清算前政府的残余势力。而目前的反对派则自称是1.25革命的实际发起者，在穆巴拉克下台、革命取得初步胜利时被穆兄会挤下了政治舞台;为了保住埃及革命的成果，他们必须领导针对新独裁者的“二次革命”。
2012年夏天总统选举结束后，围绕着“谁接班革命”的问题，埃及社会的对立和分化日益加深。每当遇到埃及记者或是观点激进的反对派，他们都近乎狂热地向我讲两年前的革命如何伟大，发誓要为了面包、尊严、正义和自由抗争到底。反之，伊斯兰党团的支持者也带着同样的激情，用不同逻辑阐述着相似的理想。
两年前的革命和自此之后近乎每周不断的集会、示威深深触动了埃及人的精神世界，重塑了他们审视许多问题的观点和视角。为此，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由衷感慨道：“现在埃及人无论说起什么都必和革命挂钩，有些人被革命‘折腾’得精神都不正常了!”抗议人群中，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派频频打出的“继续革命”的口号，然而现在埃及人最需要的恐怕不是延续、而是转变革命思维，走上一条更加务实、着眼建设的发展道路。
埃及青年亲吻穆尔西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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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观察(四)：“民主”话语表错情?
4月15日，埃及一家法院宣布，穆巴拉克在1·25革命期间杀害示威者的案件中无罪。与此同时，针对他及家人腐败调查还在进行。两天来，穆巴拉克的支持和反对者在法庭外对峙：在革命中被暴徒殴打致死的烈士家属痛哭欲绝，而正对他们的另一些人则亲吻着前总统的画像，直言不讳地打出横幅说穆巴拉克是世界级的伟大领袖。
穆巴拉克的审判久拖不决，埃及国内政治、经济危机重重，一些人开始怀念革命前的日子，对前总统的批判比两年前柔和了许多。社交网站上，力挺穆巴拉克的新闻网页“对不起，总统”获得了超过一百万人的关注和支持。穆巴拉克和穆尔西相比孰优孰劣;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埃及经济衰退究竟是谁造成的——这些问题成了现政府支持者和反对派热议的焦点。
尽管反对派和埃及媒体指责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搞宗教专制，怒斥穆尔西取代穆巴拉克成了埃及的新独裁者，值得关注的问题却是：与前政府和民族民主党相比，作为埃及总统的穆尔西和他背后的穆兄会到底有多大权力。对于这个疑问，反对派异口同声地表示，穆尔西独断专行、限制公民自由，其扩权揽权比穆巴拉克更甚。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和一些驻埃的西方外交官则对此有所保留。
1·25革命后，穆兄会组建自由和正义党。其政治影响力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背后是有历史积淀的。
在正式组党参与议会选举之前，穆兄会成员主要通过宗教宣传和向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积累下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广泛的群众影响。上世纪80年代，穆兄会开始在埃及24个行业协会中开展活动。凭借廉洁高效的服务，穆斯林兄弟的到来打破了这些机构长期以来的腐朽之风。在行业协会中，穆兄会成员致力于为大学毕业生寻找就业门路，提供健康保险、创业贷款、甚至是毕业生服兵役期间的小额补贴。于是，自80年代中期起，兄弟会先后取得了医生、工程师、药剂师协会的领导权，并在法律、教师协会和各高校学生会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埃及，医学、工程和法律是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才有资格选择的专业。穆兄会的活动得到了不少科技、医学、工程和商界精英的支持和加盟。在穆斯林兄弟中，具备高学历、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的社会精英大有人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材料学博士穆罕默德•穆尔西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进军行业协会外，穆兄会还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埃及普及免费教育、建立免费医院和贫困救济体系，因而赢得了社会下层的信任和支持。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穆兄会无法正式组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转而在体制外经营福利事业，成为许多穷人维系生存的最后保障。上述因素聚在一起，加上有力的宗教宣传，使穆兄会在革命前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如今，埃及人虽然对穆斯林兄弟在1·25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革命爆发后没有他们的组织动员，埃及政权更迭的道路可能会很漫长。
2012年6月24日，穆尔西的支持者庆祝选举胜利。穆兄会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埃及普及免费教育、建立免费医院和贫困救济体系，因而赢得了社会下层的信任和支持。
穆巴拉克下台后，在2011年年底举行的人民议会选举中，自由和正义党取得37.5%席位，萨拉菲光明党党团得到27.8%，伊斯兰党派占据压倒性多数。2012年7月，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自此，穆兄会从前政府打压的反对派变成了埃及(至少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从民众同情、声援的“弱者”变成了发泄不满的众矢之的。
值得注意的是，穆兄会和其他一些伊斯兰团体虽然具备丰富的基层经历，却对领导内阁官僚和埃及庞大的行政机构经验不足。在2013年1月新调整的埃及内阁中，自由和正义党党员占35位部长中的4位。其他31位部长虽不从属任何党派，但大多与前政府联系密切，和穆尔西若即若离。两年前穆巴拉克的追随者如今依旧掌控着埃及的经济、军事、法律和外交大权。穆尔西就任后遇到的突出问题是：总统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更换与自己离心离德的旧政府人马，然而此举又会被外界解读为扩权和独裁，授反对派以柄。当埃及人看到武装警察(像穆巴拉克时代一样)暴力驱逐示威者，并以此声讨总统时，却往往忽视了穆尔西对内政部(统管全国警察)和其他国家机关有限的控制力。
除内阁外，埃及总统与司法系统、国家情报总局(mukhabarat)和军队的关系也在穆尔西上台后呈现出和穆巴拉克时期截然不同的态势。为清算1.25革命期间受雇于穆巴拉克政府的打手(他们杀害了超过850名示威者)，穆尔西曾于去年11月下令更换穆巴拉克时期的总检察长Abdel Maguid Mahmoud(此人在革命后留任总检察长，并判处被告无罪释放)，不料竟遭到上诉法院的坚决抵制。一些埃及人对此次(4月15日)穆巴拉克审判非常不满，原因之一就是法官和调查人员曾长期在前政府任职，与穆巴拉克的关系不明不白。
在总统与情报系统关系上，今年4月，埃及中间党(hizb-l-wasat)党首爆出革命后情报总局收买、扶植数以万计的无业青年暴力对抗穆兄会的传闻。情报总局负责人随即予以否认并要求总统出面澄清，却迟迟得不到穆尔西的回应。
而对于武装部队，穆尔西于4月中旬为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加官进爵。据埃及媒体和部分官员透露，穆尔西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换取部队高层不发动军事政变的明确保证。
在内阁成员以下，埃及公务员队伍中抗议总统和伊斯兰党派的大有人在。这点仅从埃及驻外使节身上便可窥见一斑。埃及政府机关的组成人员和办事风格在革命后几乎没有变化：一个办公室职位由几个文员同时占据;普通公务员在退休前把位置“传”给亲戚——这样的“传统”在各部委继续保持。埃及人办理结婚登记和行政审批、驻埃外交官与埃及外交部交涉、外国人在埃申请居留等等都必须或多或少地向公务员行贿。每天被抗议之声缠身的穆尔西没有精力和政治资本去推动行政改革、裁撤冗员、扭转整个社会数十年来的积习。
穆尔西就职后，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埃及民生一直得不到明显改善。民众对总统、对自由和正义党的支持率也随之下滑。今年4月初，开罗Baseera民调中心公布数据显示，穆尔西的支持率由年初的53%跌至47%。3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明天重新举行总统选举，会继续为穆尔西投票，另有近40%的人不置可否。相比之下，穆尔西执政百天(2012年10月中旬)时，愿意再次为他投票的受访者比例高达58%。埃及媒体借此强调，总统的所作所为正日益走向公众利益的对立面。
在3月刚刚结束的药剂师和新闻工协会选举中，穆兄会成员的得票比例也大幅缩水。相应地，独立候选人和无党派人士获得了更多发言权。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党团在新闻工协会中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执委席位。取代上一届主席Mohammad El-Wali(穆兄会成员)的是纳赛尔派的Diaa Rashwan，得票紧随其后的则是穆巴拉克时期官方媒体《金字塔报》的执行主编Abdel-Mohsen Salama。
面对日益激烈的抗议浪潮，伊斯兰党派转而采取低调、克制的态度：穆尔西发起与埃及传媒的对话，撤消了此前对一些媒体“歪曲报道”的起诉;在刚刚结束的高校学生会竞选中，穆兄会决定只竞争委员会中一半的席位，以保证多元利益表达;自去年年底示威者袭击总统府并与政府支持者发生激战起，穆兄会果断取消了此后的大规模集会，避免与反对派发生正面冲突，并支持政府对使用暴力的组织成员绳之以法。今年3月22日针对穆斯林兄弟的袭击发生后，依然不见大批伊斯兰党派支持者走上街头与反对派抗争。
面对反对势力在政府中的掣肘和越发不利的舆论环境，穆兄会开始回归秉承了近半个世纪的基层路线。在埃及当前的政治背景下，务实和联系社会下层是伊斯兰团体较之反对派政党的最显著优势。今年年初，以纪念1.25革命两周年和组织创建85周年为契机，穆兄会发起了名为“共同建设埃及”(Ma’an Nabni Misr)的大规模公益行动，并号召其他党派成员加入。该项目延续了穆兄会以往的传统，着眼于教育、医疗、扶贫等公共领域。穆兄会总部近日公布数据说，截至2月初，他们已在各省修缮校舍1200余间、植树14万棵、为23万人提供免费诊治并发放药物。年初，我在开罗曾看到穆斯林兄弟整治市容、绿化环境，但对于上述“成果”，尚无从考证是否属实。
另一方面，就穆尔西和穆兄会的反对者而言，尽管埃及媒体一次次预测反政府游行规模可能超过1·25革命，“二次革命”的声势始终与两年前相差甚远。部分反对派政党虽然组成“国家拯救阵线”(gabha-l-inkaz-l-watani)向伊斯兰势力施压，但其内部利益分歧较大，至今拿不出针对国计民生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今年4月初的Baseera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从没听说过“国家拯救阵线”。而在了解这一政党联盟的人中，只有30%表示支持，支持率较此前持续下降;49%的人对该组织的表现作负面评价。
如今，围绕“新独裁者”的权力来源、大小、范围等话题，穆尔西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僵持不下。在民众层面，双方的争吵日趋表面化。进入2013年以来，网上热议的话题包括：两年前尚未取得合法地位时，穆兄会有没有资格组建政党、推举总统候选人(穆兄会今年3月才正式获得非政府组织身份)?埃及人松散、暴力的性格是与生俱来，还是穆尔西独裁的恶果?在3月22日袭击穆兄会总部和去年12月总统府冲突中，究竟是反对派还是穆兄会使用了更多暴力?穆兄会总训导(al-murshi-l-a’am)穆罕默德•巴迪带家人在购物中心用餐是否暴露出该组织虚伪的宗教宣传?……这些无谓的讨论正离埃及亟待解决的民生议题渐行渐远。
而在对外、特别是对美关系上，双方的辩论也呈现类似的特征：伊斯兰势力批评美国长期支持独裁者(穆巴拉克)，现在又和反对派沆瀣一气，目的是推翻民选的穆尔西政府，扶植更加顺从美国的代理人;反对派则怒斥美国暗中帮助穆兄会上台、指定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独裁者掌控埃及政治，取代革命前日渐不听西方指挥的穆巴拉克。
在一次次讨论会上，类似的互相指责频频上演。每当遇到美国学者和官员在台上讲话，穆尔西的支持者和反对派都会以“美国为什么支持独裁者”为话题反复提问。面对如此场面，一位常驻中东多年的美国大使略带怒色地对埃及听众说：“在经历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我们既无心也无力深度介入你们内政的烂摊子。我们现在的目光在亚洲，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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