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古埃及中王朝时期，尼罗河三角洲曾经历了反复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留存至今的当时文字《伊普味陈辞》对此描述“大地如陶轮般翻转起来”。
谁也未曾想到，自2011年至今，短短两年多时间，埃及政局重演了陶轮般翻转的一幕：2011年“2.11革命”，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被推翻;2012年6月30日，经历17个月漫长、波折而痛苦的过渡期，带有宗教原教旨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执政，穆尔西(MohammedMorsi)成为民选总统;2013年7月3日，也即兄弟会和穆尔西庆祝执政一周年盛典刚过，埃及发生军事政变，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刚上任仅两天的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德利。曼苏尔闪电就任代总统。
倘如某些分析家所言，穆巴拉克的下台，是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春风终于吹入昔日铁板一块的阿拉伯世界玉门关，兄弟会的执政，是民主意志战胜独裁意志，那么7月3日所发生的一切，又该算作什么?
政变：军方出手，总统入狱
此次“7.3”政变的萌芽，出现在6月26日，当天，由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NSF)，开始在开罗和埃及各地发动大规模“倒穆”行动，在短短几天内便号称征集了2200万人签名，要求穆尔西下台，遭到穆尔西断然拒绝，兄弟会并在全国范围内动员支持者发起反示威，持续的暴力冲突导致包括1名美国人在内的1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首都开罗死亡8人;6月30日，穆尔西举办执政一周年庆典，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当天的示威和街头两派对抗导致16人丧生;7月1日，NSF向穆尔西发出“24小时内辞职”最后通牒，同日埃及国防部长西西(AbdelFattah al-Sissi)代表军方出手，向穆尔西发出“48小时内向示威者作出满意交代，否则军方干预”的最后通牒。
对此兄弟会和穆尔西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姿态，7月2日，穆尔西发表电视讲话，称“人们选了我，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为维护国家秩序愿献出生命”，从而拒绝了军方的48小时最后通牒，和反对派的下台要求。穆尔西称，合法性是解决流血冲突的唯一保证，辞职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他称清除穆巴拉克政权残余和解决腐败“需要一段时间”，他还在推特上呼吁军方收回最后通牒。
同日，军方再度“逼宫”，并推出“路线图”，称一旦最后通牒无效，军方将中止宪法，解散政府和议会，组建由平民技术派人士组成的临时政府，并将成立委员会修宪，制定新的议会选举法草案，在9-12个月内完成过渡期，恢复民主制度。
对此穆尔西和兄弟会再度回绝，并警告称“颠覆民选政府就是政变”。
7月3日夜，政变爆发，穆尔西在网上发布最后消息表示绝不屈服、号召“和平抵抗”后不久，便被军方逮捕。几小时后，代总统曼苏尔便宣誓就职。
为什么是军方
埃及军官团在埃及现当代政治舞台历来发挥重要作用。早在1881年，埃及军官团就发动阿拉比起义，进行了近代第一次独立运动尝试;1956年，纳赛尔等军官团成员发动“5.18”起义，成立了埃及共和国;从1952年至2011年，埃及经历了长达近60年，历经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世的军人政权;2011年埃及“2.11革命”，穆巴拉克辞职，起到关键作用并接管政权的，仍是由军官团组成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
由于在历史上多次扮演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角色，埃及军方在在埃及社会享有较高认知程度，“尼罗河革命”后虽曾受到“暴力对待示威者”或“恋栈不交权”等指控，被国内各政治派别和国际间批评，但随着去年6月30日兑现承诺，还政于民，这种指控也烟消云散。此次之所以主动出手，首先是因为对埃及政治僵局感到不耐烦，并认为如今是再度介入的时机。
其次，军方在穆巴拉克时代和后穆巴拉克时代一直享有政治、经济等方面诸多特权，但去年8月12日，即兄弟会掌权后不到两个月，穆尔西发布政令，解除任职20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HusseinTantaoui和总参谋长安南将军SamiAnan职务，极大削弱了军官团的影响力，对此军官团虽表面顺从，却一直在等待时机出手干预，避免埃及政局向更加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维护自身在埃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特权。
这个时机显然就是此刻。
穆尔西和兄弟会执政前夕，如今构成NSF的大多数世俗政治派别一直站在反军方立场上，其领袖巴拉迪多次高呼“军方下台”等口号，抨击SCAF恋栈，但此次他们却对军方在关键时刻的出手大声欢呼，甚至喊出“军官团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敦促军人早日干政——因为军人不出手，他们就算喊破嗓子，坐穿解放广场的水泥地，兄弟会也决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权力;埃及逊尼派穆斯林最高圣地——爱资哈尔清真寺大阿訇塔伊布(AhmedEl-Taïeb)，科普特基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TheodoreII)这两个在埃及社会享有崇高声望的宗教领袖，在政变前后均对军方的行为表示理解;直到不久前还是兄弟会盟友的、比兄弟会更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政党——萨拉菲光明党(AlNur)6月30日拒绝出席支持穆尔西的集会，表示和兄弟会分道扬镳，并在政变前夕宣布支持军方“路线图”;在穆尔西内阁中，外长阿姆鲁(MohammedKamelAmr)等5名阁员也在军方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后辞职……可以说，政变前，，军方得到埃及除兄弟会方面外，几乎所有政治、宗教派别的支持，一向靠支持者众多、倚仗人海战术在政坛大占便宜的兄弟会，此次也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尝到势单力孤的滋味。此时出手，对军方而言，可谓成功率最高，阻力和负面效应最小。
政变原因之一：“大饼综合症”
所谓“大饼综合症”，指的是民生和经济。
穆巴拉克时代晚期，埃及之所以爆发革命，和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息息相关，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青年失业率高达20.4%的现实，让大批年轻人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美国挟每年13亿美元军援和2亿美元特办援助施压，不仅确保埃及军官团在关键时刻由“保穆”转向“倒穆”，也令原本并不亲美的兄弟会和穆尔西，不得不对美国的政治存在假以颜色。卡塔尔和沙特两个中东产油国在“尼罗河革命”之中、之后，都扮演重要角色，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沙特中东电视台等媒体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革命”成功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的一次多达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1月又增加25亿(构成不变)，今年4月再度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而沙特则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言，经济上的死结难解，让穆巴拉克这个看似强大的政权，在反对派合力面前一触即溃，而美国、卡塔尔和沙特的“输血”，确保了“尼罗河革命”后的埃及政权，在经济欲振乏力，社会动荡不休，国际评级机构不断降低埃及债务评级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最基本的社会福利补贴，让普通埃及人能吃上补贴后廉价的大饼。
然而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
美国自不必说。正是挟13亿军费之重，美国2011年才得以鼓动军官团倒戈，迫使“老朋友”穆巴拉克让位;也正是靠着这张王牌，在长达17个月的埃及政治过渡期，和整整1年的穆尔西执政期内，美国也才能对埃及内政外交颐指气使;卡塔尔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最大的“金主”，也是兄弟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对此埃及所付出的代价，则是拱手让出其在阿盟和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任由小小的卡塔尔呼风唤雨，兄弟会更被反对派讥为“卡塔尔埃米尔手中的提线木偶”;至于沙特，和埃及关系向来微妙，该国通过扶植比兄弟会更保守、更原教旨的萨拉菲光明党干预埃及政治，该党在相当长时间内扮演低调的兄弟会盟友角色，一旦时机成熟便峥嵘毕露。
兄弟会曾许愿上台后改善经济，但上台一年来，诸如“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等无一达到目标，支柱产业旅游业因政局不稳大幅滑坡，本币较去年贬值10%，刚刚结束的财年头11个月，财政赤字达到2049亿埃磅(约292.5亿美元)，占GDP总量11.8%，远高出3%国际警戒线，更比前一财年同期的1365亿埃镑飙升50%，上半财年经济增长率仅2.4%，2013、2014年预计也只有2.0%和2.3%，中长期增长预期仅3%，都只有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左右。
根据埃及中央统计局数据，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达9%，水电燃气同比涨价7%，蔬菜5%。随着夏季到来，电价飙升16.2%，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对此埃及不得不向IMF求援，争取48亿美元救助金，而代价则是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将意味着民众很难再吃到补贴的廉价大饼，用到补贴的廉价燃料，而倘不就范，沉重的福利负担，也迟早会压垮政府。
正是“大饼综合症”导致去年10月还高达80%的穆尔西支持率在政变前跌至50以下，并让示威者、尤其年轻人在街头和广场聚集不散。6月26日，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Hamadben Chalifa Al-Thani)退位，次日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大改组，兄弟会最大金主的变故，无疑令穆尔西根基动摇。
而另两大金主——美国和沙特也动向微妙。
前者在穆尔西和反对派对峙的关键时刻正在坦桑尼亚访问的奥巴马通过电话向穆尔西施压，敦促其“采取步骤”，推动埃及民主化进程，并“正视示威者的要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尽管奥巴马称“不支持任何一方或另一方”，但无疑给穆尔西以巨大压力。而和美国素来关系密切的军方敢于出手，出手后又一再宣称无意组织军政府，也并非看不到美国的影响因素。
后者的态度更加难以捉摸。6月30日，一直和兄弟会结盟的光明党突然拒绝参加支持兄弟会掌权一周年庆典，随即他们扭扭捏捏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光明党的倒戈和若干非兄弟会系政府阁员的离去，令兄弟会和穆尔西孤立无援，倒台成了迟早的事。政变发生后，沙特又成为第一个表示祝贺的国家，这不能不令人产生丰富联想。
政变原因二：兄弟会为丛驱雀
兄弟会虽是原教旨宗教团体，但历史悠久，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在上台前刻意表现出温和、世俗的一面，强调多元化、兼收并蓄，尊重少数民族，高唱民主、法制，一度引发国内外一片赞誉之声。去年6月30日穆尔西就职当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Patterson)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
然而上台后的兄弟会和穆尔西，却依仗着大选高达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高达80%)，不断强化自身权力：去年11月22日，穆尔西公布扩大总统职权、使之豁免任何司法审查的法令，引发政治危机;去年12月15和22日，强行通过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新宪法公投。穆尔西和兄弟会不断插手司法、立法系统和检察院的人事安排，试图“掺沙子”、“挖墙角”，在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中，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已达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击任命的)。
在兄弟会的不断集权化、原教旨化推动下，军方暂时蛰伏待机，自由派、世俗派和工团组织的影响力被局限在街头、广场，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受到歧视、排挤，妇女地位不断下降，外出安全得不到保证，甚至逊尼派正统传承的圣殿——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兄弟会密如蛛网的网络体系下，也显得“虚化”。在原教旨保守派阵营内部，萨拉菲光明党因与兄弟会“金主”不同而貌合神离，其余小派系虽有成员进入内阁，却多被兄弟会系阁员当作装点门面的花瓶。
在国际方面，穆尔西一味追随、配合卡塔尔，令另一个财大气粗的“海合会”国家沙特暗生不快;至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对穆尔西政权一直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一方面，穆尔西的原教旨色彩，和某些活动(如和伊朗打交道)令其不快和尴尬，另一方面，兄弟会是民选上台，埃及则是美国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建筑”，美方又不便拆台。
上述种种构成兄弟会政权的内忧外患，一旦时机成熟，便会集中爆发。
政变之后
兄弟会在政变发生后并未屈服，就在政变发生之际，开罗、亚历山大等地仍有数以十万计的兄弟会信徒在举行支持穆尔西的示威集会，据埃及卫生部披露，全国范围内共有10人死亡，481人受伤。
政变进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及其在埃及的子台“半岛-Mubasher”正在直播开罗广场的支持穆尔西群众集会，在得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穆斯林兄弟会要员穆罕默德贝尔塔基(Mohammedal-Beltagy)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连线，指责西西犯下“叛国大罪”，并扬言埃及“即将爆发内战”。但此后不久，“半岛-Mubasher”和亲兄弟会的“Misr25”就被军警封闭。7月4日，兄弟会分支“伊斯兰联盟”发起“星期五抗议”倡议，号召信徒发扬埃及革命“逢星期五晚祷后必上街”的传统，和政变抗争到底。
政变爆发后，军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会政要，除穆尔西外，还有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的负责人、据说是“首席辅导员”的巴迪(MohammedBadie)，被公认为穆尔西后台的兄弟会“导师”、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沙特(Khairatal-Chater)，正义与发展党负责人卡塔尼(Saad El-Katatni)，兄弟会著名活动家巴尤米(RachedBayoum)等，总数据称多达300余人。兄弟会组织严密，核心机构成员许多都身份隐秘，拥有象征核心权力的“辅导员”称号者据说多达15人，但为人所熟知的仅寥寥几名，军方的集中搜捕和强力镇压，可以重创兄弟会，但不会摧毁其活动基础和土壤。
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军方发动政变的主要目的，并非在埃及恢复军政府，而是通过在关键时刻出手干预，避免埃及政局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维护自身在埃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特权。政变成功后，代理总统几小时后就宣誓就职，担任代理总统的人选，并非人们所熟知的政治或宗教界代表人物，而是两天前才匆匆就任最高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的、67岁且名不见经传的阿兹利。曼苏尔(AdlyMansour)，任命一个派系色彩淡薄的中性人物，目的显然只能是安抚人心，确保平稳过渡。不仅如此，埃及历史上军人干政后倘打算建立军人统治，必然会成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如果认为形势严峻，还会成立国防委员会(NDC)，宣布紧急状态，这些在此次政变过程中，至今均未出现。
这一切都似乎证实，军方不会直接走到政治前台实行军事统治，过渡期不论长短，最终都会导致普选，出现新的民选文人政府。
然而民选未必等于民主。正如更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巴拉迪等埃及世俗民主派领袖，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领袖魅力，巴拉迪的“救亡阵线”(NSF)，是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这其中有支持民主的、对民主不置可否的，也有支持工团主义、民粹主义却反对民主的，这样的组织能否形成选举合力令人怀疑，而巴拉迪等民主派更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历次选举的常败将军，如此惨淡的选举成绩，曾让他们在第一个过渡期里成为抵制立法选举的急先锋，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如今埃及政局虽变，世俗民主派的孱弱和投机惯性却并未改变，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民选他们就能成为幸运儿，更没人能保证，一旦他们再输掉民选，不会如此前一贯表现的那样，迅速走回接头，成为乞灵于街头政治、而非民主选票政治的“永恒反对派”。
此次政变前夕最醒目的政坛变局，是较兄弟会宗教色彩更浓更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政党——萨拉菲光明党(AlNur)，在选举前夕站到支持军方的一边。和兄弟会主要依赖卡塔尔支持不同，光明党的海外支持者是沙特，政变发生后，沙特政府是第一个向军方表示支持、向政变成功表示祝贺的国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称，埃及军方将埃及带出了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光明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历次选举中成绩不俗，仅次于兄弟会，群众基础稍逊于兄弟会但远胜四分五裂的世俗反对派(尤其自由派)，又无需为兄弟会执政期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糟糕表现负责，“一人一票”的民选，他们很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党派。很难想象，这个顽固主张教法治国、政要曾多次公然表示对非逊尼派穆斯林歧视态度的党派，在民选获胜后会实行民主。
不仅如此，兄弟会当年在野时，曾充分利用穆巴拉克糟糕的经济政绩，聚拢了广泛的人气，而一旦当权，经济上的乏善可陈便立即成为新执政者甩不掉的包袱。如今这个包袱势必交卸给新的政府和政党，且很可能更加沉重：由于社会动荡，IMF很可能搁置48亿美元救助;尽管军方否认是政变，但美国仍然可能援引本国“不向政变国家提供军援”的法律，冻结13亿军援;卡塔尔新埃米尔和换血后的主权基金风格尚未确定，此次政变推翻了卡塔尔力挺的兄弟会政权，封杀了半岛台，卡塔尔会否继续充当新政权金主，目前尚难预料，但即便愿意，也不会如以前对兄弟伙那般慷慨;至于沙特，会否利用金援扶植光明党，成为卡塔尔-兄弟会模式的翻板?
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在埃及，甚至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意识尚流于形式和表面，原教旨和宗教保守主义依旧是社会和民意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民选政治不必然导致民主政治，被某些人苦苦寻找、耐心甄别和勉力支持的“民主反对派”即便存在，也往往因在这种畸形民选政治氛围里无法出头，而被迫如巴拉迪那样，一次又一次走向广场，甚至拥抱武力，憧憬着在非常态的政治变局中，自己会阴差阳错地在非民选态势下被指定为过渡政府的掌门人，却对下一次民选不抱希望。这样的结果，只能徒然让陶轮翻转、再翻转，却始终停留在原来的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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