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为“阿拉伯之春”兴奋了一阵子，现在可能已把有关国家抛诸脑后。但，革命过后的北非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到现在仍深陷经济泥沼，从经济危机再爆发最新一轮的政治危机，这可能也给了我们一记当头棒喝。在过去全球化的模式下，导致多国社会动荡，究竟哪里出了错?
自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一上台即振臂一呼，共同全力推动自由市场主宰论，这意味必须扫除任何阻碍资本流动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法律规范、环保意识，乃至国与国的疆界。
这一切体现于对资本流动的去监管化、对经济与非经济产业的私有化、利润的最大化和利得税的最低化，无论是专政或民主国家，都无一不受冲击。
只要看看埃及，1981年当穆巴拉克接任，新自由主义也随着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上台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西方希望把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该地区，也即鼓励开放国内市场、调低税率、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产业、提升资本的流通度等。
到了1991年，美国向埃及减免外债，同时要求穆巴拉克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议，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就是改革税制以吸引私人投资、把公营企业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等。在寡头政权与美国合力推动的自由经济下，私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正好为统治阶层和其他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窃取国产的良机。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对外资更完全不设限，没有红利税，并取消投资资本最低要求，外资自由进出。但他们没有在埃及制造可持续性就业机会，又没有令埃及的贫穷得到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危机爆发。
最近在新闻上，得知IMF正与埃及新政府，商讨最新的援助方案。方案不仅要巩固过去的经济结构，而且进一步深化私有化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向全球兜售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推手，正是总部设在美国的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斯蒂格利茨还说，IMF在不少地方都反映着，其政策主要跟着美国财政部走，财政部则与美国金融界关系千丝万缕，而后者所关注的是私有化所带来的商机，以及他们能否夺得垄断的地位。
换言之，这种私有化不是按整体社会利益的私有化，而是朝向企业利益垄断的私有化，而自由贸易亦可作如是观。
早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财政部要为国内累积的庞大资本寻求投资管道，他们便透过自由贸易谈判，还有迅速发展的资讯科技，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使得热钱在这些地区流窜，终于导致危机爆发。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亚及东南亚，还有现在北非的埃及与突尼斯，以及“欧猪国家”，经济危机先后爆发。此时，IMF便会提出纾困方案，不外乎缩减政府支出、加强私有化等板斧。但这却引发滞胀，经济不稳。
受援国为求稳定经济，则必须向IMF提出更多的借贷，结果造成恶债。至于“欧猪国家”，政府为救助银行进一步深化主权债务危机。IMF的所谓救援，反之把许多国家推入恶性循还的陷阱。想不到的是，这种手段竟然也是一种财富大转移，最后转到华尔街去。
美国知名社会科学家兼作家苏珊·佐滋曾批评欧盟跟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走，并大力巩固IMF的结构调整政策，也强迫“欧猪国家”接受IMF的救援方案。
佐滋说，欧盟这次要拯救的乃是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深受危机的欧盟成员国。她哀叹欧盟日益不民主，里斯本条约便是一例，这是欧盟力抗成员国人民的看法，两番硬闯通过的。
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的其中一项权力，就是可进一步在成员国之间扩展私有化的领域，打开所有具有经济效益的服务、面向市场竞争，这包括非经济领域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供水等。
结果“欧猪国家”等小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面对欧盟与IMF的所谓救助方案，不得不深化私有化而贱卖国产，究竟最后的得益者是谁?讽刺的是，他们在经济上越获得救援，政治和社会上愈加动荡，此刻“欧猪国家”竟然与北非国家的命运不谋而合。事实上，英国经济也每况愈下，撒切尔主义的后遗症赤裸呈现。英国人最后发现私有化带来的成本效益与上升的生产力，竟然令价格不降反升，而且还要承受多项公共服务削减之苦，扩大经济不公的情况。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香港往金融方向转型，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去监管化，维持单一低税制度、私营化和公务员合约制、外派公共服务、削减政府开支、大学教育和文化政策商品化、压制工会等等，当中最令我们难忘的，包括私有化带动贱卖仍有赚钱能力的房委会资产，以及去监管化带来的雷曼香港迷你债券的悲剧。要知道，香港是售卖雷曼香港迷你债券最多的地方之一。
新自由主义在香港最能体现自由的反讽。这匹所谓自由之马引领香港走向垄断型经济，财富高度集中，收入愈见不公。
为香港资深新闻工，也是两岸三地、华语媒体中著名的战地女记者，以及知名的国际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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