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

　　背景

　　这是一封写给卡洛斯•吉哈诺(Carlos Quijano)的信。他是乌拉圭周刊Marcha的编辑。该刊于1965年3月12日，以“来自阿尔及尔，为Marcha所作：今天的古巴革命”为题发表了本文，其中添加了编辑的注释：“切•格瓦拉从阿尔及尔给Marcha发来此信。文章非常重要，特别是作为古巴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如何理解古巴革命的目标。文章旨在引发讨论，同时，为当前社会主义思想基础提供一个新的角度。”1965年11月5日，本文再版，标题为“独家：来自切•格瓦拉的特别笔记”。一份备忘录解释道，Marcha的阿根廷读者未能读到第一版，因为第一次出版那一期杂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禁。

　　写作时,格瓦拉正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海外旅行——期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然后对一些非洲国家进行访问。

　　小标题来自古巴原版，由出版者添加。

　　文中粗体字为本刊所加。

　　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

　　(1965年3月)

　　文/Che Guevara 译/玛万

　　亲爱的同志：

　　尽管推迟了，我还是在非洲之行中记下了这些笔记，[1]希望以这种方式履行我的承诺。那么，我接下来要谈谈标题所示内容。我想，乌拉圭的读者们可能会感兴趣的。

　　在针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中，资本主义代言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社会主义或者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了国家而抹杀个人。我打算不单从理论上反驳这一论点，而是要站在古巴已有事实的基础上(来驳斥)，同时加入关于普遍本质的阐释。首先，让我大体描述一下我们在夺取政权前后的革命斗争史。

　　众所周知，革命斗争开始的确切日期是1953年7月26日。至1959年1月达到高潮。当天早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小组袭击了奥里恩特(Oriente)省的蒙卡达(Moncada)营地。袭击失败了;失败进而变成一场灾难;幸存者入狱，获特赦重得自由后，他们又开始革命斗争。这一过程只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个人是基本因素。我们信任于他——拥有名姓的某个个体——任务的成败依靠这个人的行动能力。接着是游击战时期。这是在两种氛围下发展的：人民仍在沉睡，需要动员起来;作为先锋的游击队，是驱动人民的马达，革命意识和军事积极性的发电机。这支先锋是催化剂，是创造胜利的必要个体条件。

　　在此，在思维的无产阶级化框架内，在这场习惯和思想革命的框架内，个体还是基本因素。每一位达到革命武装高级职位的马埃斯特腊山战士，他∕她都有出色的行为记录。他们以此而获得某个职位。

　　英雄式的第一阶段

　　这是英雄式的第一时期。战士们竞相承担最繁重、最危险的任务，没有什么比完成任务更让他们感到满足。在我们的革命教育工作中，经常回到这种有教育意义的话题。从战士们的态度上，可以一瞥未来的新人。[2]

　　在我们的历史中，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奉献时有发生。(1962年)10月(导弹)危机中，(1963年10月)弗洛拉(Flora)飓风时，我们亲见了杰出的英勇行为和全体人民所作的牺牲。[3]从意识形态角度找出使这种英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长存的方法，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

　　1959年1月，革命政府建立，各种不可靠(treacherous)的资产阶级都参与进来。反叛部队的出现是捍卫政权斗争的根本原因。严重的矛盾立刻发展起来。起初，在1959年2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取代前总理担任政府领袖后，问题解决了。同年7月，总统乌鲁西亚(Urrutia)迫于人民压力而辞职，这一问题空前严重。[4]

　　在古巴革命史上，此刻出现了一个角色，特征鲜明，有条不紊(systematically)地再次出现：人民。这种多层面的存在不是像(资产阶级)所宣称的那样，是某种同质化的(执政体制将其改造为那种同质物)成分的总和，像羊群一样行动。是的，人民毫不犹豫地跟随领袖，主要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但他之所以赢得这样的信赖，确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解释了人民的诉求与渴望的含义，他为实现自己的承诺而真诚地努力。

　　群众的参与

　　群众参与了土地改革，参与了管理国有企业的困难任务;[5]群众英勇地经历了猪湾事件;[6]在抗击中情局武装的各种强盗组织中变得坚强;在十月危机中，度过了现代最重要的危机之一;今天，群众仍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

　　表面看来，那些主张个人从属于国家的人可能是正确的。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纪律执行政府下达的任务，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国防、体育等领域。活动通常是菲德尔，或者其他革命领袖发起，解释给人民，让任务变成他们自己的。有时候，党和政府把地方经验普及开来，也遵从同样的程序。

　　然而，国家有时候也犯错误。错误发生时，你会发现集体热情下降——因为构成群众的元素热情降低。工作陷于麻木状态，直至降低到微乎其微的程度。这时就需要校正了。1962年3月就是如此，这是由阿尼巴尔·埃斯卡兰蒂(Anibal Escalante)强加给党的宗派思想造成的。[7]显然，这种机制不足以确保合理政策的连续。需要与人民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我们必须在未来加以改善。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中，我们现在运用几近直觉的方法，去试探对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普遍反映。

　　在这方面，菲德尔是大师。只有亲眼所见，才能领会他特有的将自己与人民融为一体的方式。在群众大会上，你看到的就像是两个音叉，通过震动来互动，生成新的旋律。菲德尔和群众在日益频繁的对话中，开始一起震动，达到高潮，然后在“我们奋斗!”、“胜利!”的高呼中结束。没有这种革命经历的人，很难理解这种个人与群众之间息息相通的辩证统一，双方相互关联，群众作为一个个体的集合，与其领袖互动。

　　这种模式的某些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能看到，比如当政治家显示出调动民意的能力时。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运动——如果是，称他们为资本家就不准确了——它的出现只是受个体激发;或者说，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终结了人民的幻想，才可称为真正的社会运动。

　　无形的资本主义规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受制于无情的规则的程度通常超乎想象。被疏离的人类标本整体被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价值规律系在社会上。[8]这一规则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生活的路径和命运。资本主义规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隐蔽的、无形的，在人们未察觉的情况下起作用。个体只看见前方似乎无垠的广阔地平线。资本主义宣传者就是这么描绘的，他们声称要从洛克菲勒[9]的榜样——不管是真是假——中习得个人成功的教训。(然而)出现一个洛克菲勒所需的贫困和苦难的量，积聚这么巨大财富所需的极度邪恶与堕落，却不在画面之内，人民的力量并不总能清晰地揭露这一点。(这里应该讨论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如何为了一定程度上共谋剥削而依附国家，而逐渐丧失其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又如何同时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斗志，但这不在本文的论题之内)

　　不管怎样，通往成功的道路被描绘成危险丛生——这些危险，个体似乎可以通过品质、才能加以克服，从而实现目标。回报就在远处;道路是孤单的。而且，这是狼之间的竞赛。个体的成功只建立在他人的失败之上。

　　个人和社会主义

　　接下来，我要尝试定义个体。他是全新而动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剧本中的演员，有着双重的属性，既是独特的个体，又是社会的分子。

　　我想，就从认识个体品质的不完整(假设每个人是个未完成的产品)开始吧。在个体意识中，过去的痕迹被带入现在，必然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来加以消除。[10]过程是双面的。一方面，社会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教育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个体进行自觉的自我教育。形成中的新社会必须与过去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个过去不仅使自己在个体意识中被感知——孤立个体的系统教育残余仍很有分量，同时还通过这一过渡时期的特有特征——此时的商品关系仍然存在——被感知。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只要它还存在，就仍能在生产组织并最终在意识中感受到其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将过渡时期描述为资本主义体系被自身矛盾所毁灭产生的不稳定的转化结果。然而在历史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之树要首先剥离的柔弱枝干——列宁预见到的一种现象。

　　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人们总能感受到它的影响。但并非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导致其穷途末路，引起体系的爆炸。摆脱国外压迫者的解放斗争;战争等客观事件造成的穷困，特权阶层将这一结果压在被剥削者的脊背上;旨在推翻新殖民政权的解放运动;……这些都是引起爆炸的常见因素。自觉行动完成其余部分。这些国家还未对社会劳动力进行完善教育，简单的占有过程中，财富是群众遥不可及的。发育不良和通常的资本抽逃，使迅速转变不可能没有牺牲。[11]在建设经济基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追随物质利益的惯性，以此作为杠杆加速发展，这种诱惑非常巨大。

　　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幻想在资本主义(以商品作为经济细胞，以收益和个人物质利益为杠杆等)留给我们的钝器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只能走进死胡同。穿过许多十字路口，经历长途跋涉，你停在那里：此时很难辨清你究竟在哪里拐错了弯。同时，已有的经济基础逐渐削弱了发展意识。建设共产主义，必然要拥有新的物质基础，同时塑造新的个人。

　　新的自觉

　　所以，选择正确方式激发群众热情非常重要。基本上，正确方式应当以道德为其特征，但也不应忽视合理运用物质奖励——特别是在某个社会阶段。[12]

　　正如我所说过的，在巨大的危险面前，利用道德激励动员有力的热情很容易，但保持这种热情需要发展自觉性，需要新的价值尺度。社会整体必须转换成一所大学校。

　　这种现象大致类似资本主义自觉性形成的初期过程。资本主义利用武力，但也教育体系中的人民。利用委托人实施直接的宣传，通过某些理论(神圣起源或自然法则原理)来解释阶级社会的必然性。这欺骗了群众，使他们认为自己所受压迫是不可抗争的。

　　接下来是改善的希望——对此，资本主义与早期的等级制不同，后者是没有出口的。对于一些人来说，等级制的原则仍然有效：顺从者在死后得到回报，享受极乐世界，依照古老的信仰，善有善报。对另外一些人则有创新：阶级划分由命运决定，但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发明精神等跳出自己的阶级。这一过程，这种独立奋斗的神话，深藏着虚伪，是自私自利的范例，谎言成了真理。

　　而我们的直接教育需要更重大的意义。[13]解释要因真实而令人信服;无需遁词。通过国家教育组织来完成综合的、技术的、意识形态的教育，比如教育部、党的信息机构等。让教育在群众中生根，可以预见，新的劳动态度将会成为一种习惯。群众将其变为自身习惯，并影响那些尚未实现这一点的人。这是一种间接教育群众的形式，和有组织的直接教育一样有力。

　　自觉自学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自觉的。个体不断感到新社会力量的影响，认识到他们并不完全符合其标准。在间接教育的压力之下，他们试图调整自己到一种感觉良好的状态，未能达到标准是由于过去缺乏自身发展。他们教育自己。

　　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看到，崭新的人类诞生了。这一形象尚未完成——永远也不会，因为这一过程和新经济模式的发展相伴，共同前进。

　　除了那些缺乏教育而走上满足个人野心的孤独之路的人外，还有些人，即便在这种统一前进的新情境中，仍倾向于与群众分离。而重要的是，个体每一天都感到更自觉地需要融入社会，同时，也更自觉意识到他们作为社会引擎的意义。

　　他们不再全然孤单地行走在通往遥远成功的迷茫之路上。他们跟随党——由先进工人、先进个体组成的先锋，这些先锋与群众一起前进，亲密交流。[14]先锋放眼未来及未来的回报，但这种回报不是个人回报。奖品是一个新社会——其中的个体将拥有不同特征的共产主义人类社会。

　　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有时我们会迷路，必须折回。有时我们走得太快，和群众分开了。有时我们走得太慢，都能感到接踵而至的人们的急切呼吸。在我们的革命热情中，我们努力加速前进，做好开路工作。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从群众中吸取养分;只有我们起到榜样作用时，他们才会前进得更快。

　　道德激励很重要，实际上仍要将激励分为两大类(当然不包括少数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这说明相对缺乏发展的社会自觉。先锋群体在意识形态上比群众更先进;后者理解新价值，但不够充分。而前者已发生了质变，作为前锋，他们能够做出牺牲，后者只看到部分图景，需要受到激励和一定强度的压力。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不仅针对被战胜的阶级，也针对获胜阶级的一些个体。

　　这一切意味着，完满成功需要一系列的机制和革命制度(Institutions)。[15]伴随奔向未来的群众形象的是制度化的概念，协调的渠道、步骤、抑制和激励机制促进前进，促进自然选择那些必然进入先锋的人，报酬那些履行职责的人，惩罚那些破坏社会建设的人。

　　革命的制度化

　　革命的制度化还未实现。我们在寻找的新制度，要能实现政府和社群的整体完全一致，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特殊条件，无论如何要避免把陈腐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比如议院)移植到我们的社会。

　　一些旨在逐步将革命制度化的实验已在进行，并不仓促。我们所关切的是最重要的制动器，不要让任何制度的确立将我们与群众、个体分离，使我们忽略了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革命希望：见证人类从异化(alienation)中解放出来。

　　尽管缺乏制度——这需要逐步克服。但由于群众是自觉个体的集合，为同一事业奋斗，他们现在正创造着历史。社会主义中的个体，看起来整齐划一，却更加完整。尽管缺乏完美的机制，但自我表达和将自己融于社会有机体的机会永远是更大的。

　　仍有必要在所有的管理和生产结构中，深化个体和集体的自觉参与，将之与技术和意识形态教育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个体才会认识到，这些过程是唇齿相依的，进步是同步的。通过这种方式，作为社会存在，个体将实现完全自觉，相当于异化链被打破，完全领悟了人。这可以具体地被解释为，通过解放劳动力，通过文化和艺术表达个体的状况，重新赢得个体的真实天性。

　　工作的新身份

　　为了发展新文化，工作需要获得一种新身份。[16]作为商品的人类消失了，就位的体系为完成个体的社会职责确立了配额。生产资料属于社会，机器只是履行职责的管道。人开始变得自由，工作不再是为满足肉体需要。个体开始从工作中看到自己，通过创造出的物品、完成的工作来理解他们作为人的全部意义。工作成为一种自我表达，奉献于表现自己的人生、履行社会责任;而不必再是将个体的一部分抛弃，以劳动力形式贩卖。

　　我们尽一切可能使工作成为一种社会责任，一方面将它与技术发展相联系，以便为更大的自由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所欣赏的义务劳动相联系，个体真正成为完整的人，不再为了基本物质需要而将自己卖作商品，被迫工作。当然，即便是义务劳动，仍有强制性的一面。我们还缺乏把所有的强制都转化为社会性格的条件反射，在许多情况下，环境压力之下仍有强迫。(菲德尔称之为道德强迫。)个体的工作态度仍需要经历全面的精神重生，从直接的社会环境压力中解放出来，与新的习惯建立关联。那将是共产主义。自觉性方面的改变不是自动发生的，就像经济的改变一样。变化是缓慢的，没有节奏的;有些时期加速，有些时期减缓，甚至倒退。

　　此外，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不是在应对纯粹的过渡期(如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而是一种他未曾预见的新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或者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这种过渡发生在暴力阶级斗争中，含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导致对其实质的完整理解不清晰。[17]

　　如果我们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阻碍了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还未发展)的系统疗法，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仍在襁褓之中，在详细阐述更大范围的经济政治理论之前，有必要全力调查这一时期所有主要特性。

　　无疑，最终的理论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支柱：新人类的教育和技术的发展。这两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将技术作为基石的观念没有理由被推迟，因为这不存在盲目前行的问题，可以沿着世界先进国家已经开始的漫长道路走。所以，菲德尔坚定不移地要求，要对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对其先锋加强科技培训。

　　个人主义

　　在不发生生产活动的思想领域，很容易区分物质和精神需要。长期以来，个体努力通过文化艺术将自身从异化中解放出来。一个人每天有8小时或超过8小时的时间是死亡的，此时的他∕她只是个商品;个体在他们的精神创造中重又复生。但这种药方也带着同样的病菌：孤单个体寻求与世界相适应的细菌。个体的个性受到环境压迫，个体要进行保护，个体仍怀着纯洁的希望，对美学思想有反应。这只是试图逃避。价值规律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甚至只运用纯粹的经验方法——用复杂的脚手架拱围着这一规律，把它变作温顺的奴仆。上层建筑利用了一种艺术，从事这种艺术的艺术家们必须接受教育。反抗被机器减弱，只有杰出的天才才可能创造自己的工作。其余的人成为羞答答的雇工，或者被压榨。

　　艺术实验学校的发明，据说是阐释自由;但这种“实验”是有限度的、不能感知的，直到发生冲突，即，直到个体异化真正产生问题。无意义的愤怒或粗俗的娱乐因此成了缓解人们焦虑的便利的安全阀。利用艺术作为抗议武器的试图遭到反对。

　　那些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获得各种荣誉——就像猴子跳了转圈圈舞后会得到奖赏。条件是，不要试图逃出无形的笼子。

　　艺术实验的新生机

　　革命取得政权后，那些已经完全被旧制度体制化了的人就会逃亡。

　　其余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革命者——都将发现一条新的道路。艺术探索经历新的生机。然而，道路多少已经在那儿，逃避现实的观念藏在“自由”这个词后面。甚至经常可以在革命者中间看到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意识。

　　经历了同样过程的国家，曾尝试用夸张的教条主义手段，来打击这种倾向。大众文化实际上变成了禁忌，艺术理想的最高境界被宣布为：机械而精确地反映大自然。这后来被用来证明他们所希望展示的社会面貌：理想的社会，没有冲突，也没有矛盾。

　　社会主义很年轻，会犯错误。我们革命者常缺乏知识和知性的大无畏精神，以满足运用与传统迥然的方法来发展新人类的任务;传统方法因受到创造它们的社会的影响而遭损害。(又一次提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一主题。)迷茫弥漫四处，物质建设问题吞没了我们。缺乏具有伟大革命威信的权威艺术家。党员必须承担这个任务，探索实现教育人民这一主要目标。

　　当时的追求是简化了的，人人都懂，官员都懂。真正的艺术实验结束，大众文化问题变成消化吸收社会主义的现在和已经死亡(因此是不危险的)的过去。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脱胎于上个世纪艺术的基础上。[18]而19世纪的现实艺术也有阶级性，相比颓废的20世纪艺术，可能是更纯粹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艺术揭示了被异化个体的痛苦。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只留下尸臭——今日艺术的颓废。

　　但为什么要试图在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式中寻找唯一有效的药方呢?我们不能把“自由”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因为前者尚未诞生，也不会诞生，除非新社会得到完全的发展。我们绝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把现实主义推上教皇的宝座，谴责19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所有艺术，那样我们就会犯普鲁东主义错误，回到过去，给大众的艺术表现力穿上紧身衣，这群新生的人们正在塑造自己。要发展意识形态—文化机制，允许自由探索，也允许薅锄在国家资助的沃壤中极易繁殖的野草。

　　在我们国家里，推崇现实主义的错误尚未出现，相反的情况却出现了。因为还没理解新个体的创作需求，新人类们既不代表19世纪的思想，也不代表我们这个颓废、病态的世纪的思想。

　　我们必须要创造21世纪的人类，尽管这仍只是个主观愿望，尚未成体系。这的确是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基本目标之一。当我们就此在理论层面取得了坚实的成功时，或者反之，我们通过坚实的调查得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结果——我们就为马列主义、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反对19世纪人，使我们重新陷入20世纪的颓废。这不是什么严重错误，但我们必须克服它，以免为修正主义打开大门。广大群众在继续发展。社会中的新思想正在成为良好的要素。社会所有成员全面发展所需的可能材料，使得这一任务愈加富有成效。现在是奋斗的时代。未来是我们的。

　　崭新的革命一代

　　总之，我们的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的“原罪”：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可以努力嫁接榆树，让它结出梨子，但同时我们必须种梨树。新一代即将到来，他们没有原罪。伟大艺术家的出现将大大增加，拓宽文化领域、丰富表达方式。

　　我们的任务是，要防止这一代被冲突撕裂、堕落、败坏新一代。我们绝不制造官方思想的忠实奴仆，也不制造靠消耗国家为生——实践带引号的自由——的“奖学金生”。改革者(Revolutionaries)将到来，他们用人民的真实嗓门，唱着新人类之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在我们的社会中，青年和党起着重要作用。[19]特别是前者，他们是一块可塑的泥土，新人将由此而生，毫无旧的瑕疵。依我们的希望来对待年轻人。他们的教育将一天天更加完善，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忽视将他们与工作相结合。我们的奖学金生在假期或学习过程中做体力劳动。工作有时是一种奖励，有时是一种教育，但永远不是惩罚。新一代正在诞生。党是个先锋组织，由最优秀的工人构成，由他们的工友推举为党员。党是少数，但因为干部的素质，很有威信。我们希望党成为扩大的政党，但只有在群众达到先锋水平时、当他们受到共产主义教育时，才能得以实现。我们不断地向着这种教育努力。党是鲜活的榜样;党的干部知道辛勤工作和奉献。他们通过行动领导群众完成革命任务——迎着建设困难、阶级敌人、旧疾、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个人的角色

　　现在，我需要解释一下个人扮演的角色，作为个体的男男女女领导着群众，创造着历史。这是我们的经验，不是处方。

　　起初的阶段，菲德尔推动着革命，也是革命的领袖。[20]他总是定下革命基调。还有一个良好的革命者团队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沿着同一条路发展。还有因信任而追随领袖的伟大群众。群众相信这些领袖，因为后者知道如何诠释他们的希望。

　　不是一个人有多少公斤肉吃，不是一个人一年可以去海滨度假胜地多少次，不是一个人能用现在的工资买回多少外国的好东西，而是让个体感到更加完整，拥有更多的精神财富、更多的责任。

　　在我们国家，人民知道，他们正生活其中的光辉时代是一种牺牲。他们熟悉牺牲。人们首先从马埃斯特腊山和其它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懂得了牺牲。接着，每个古巴人都知道了。古巴是美洲的先锋，因为其先锋地位，为了向拉美群众展示通向彻底自由的道路，所以必须奉献牺牲。在国内，领袖要履行自己的先锋职责。一定要真诚地告诉大家，在真正的革命中，要付出他∕她的一切，不求任何物质回报，革命先锋的任务既高尚又痛苦。

　　热爱人类

　　冒着被嘲笑的风险，我要说，真正的革命是由伟大的爱引导的。——缺乏这种品质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的。也许这就是领袖的一个伟大之处，他∕她必须将热情的灵魂与冷静的智慧相结合，毫不畏缩地做出痛苦决定。我们的革命先锋必须将这种对人民的爱、对最神圣事业的爱变为理想，并使之合而为一、不可分割。他们不能因为一些世俗感情，而把这种爱降为一般人们所表现出的爱。

　　革命领袖也有刚学会走路、还没学会叫“爸爸”的孩子。他们的妻子也是为取得革命胜利要牺牲的一部分。他们的朋友严格限定在革命同志圈。此外，没有生活。

　　在这种环境下，人必须拥有巨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巨大的正义感，强烈地渴望真理，以避免极端教条主义、冷漠的循规蹈矩或者脱离群众。每一天，我们都要努力，使这种对人类的爱转变成实际行动，转变成行动的榜样，转变成动力。

　　革命者是党内革命意识形态的动力，要心无旁骛地从事这类活动，直至生命结束，直至完成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本地最紧迫的任务完成后，如果他的革命的热情减弱，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其领导的革命将不再是推动力，而沉入舒适的休眠状态，我们不可调和的敌人帝国主义将利用这一点取得优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一项义务，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要这样教育我们的人民。

　　教条主义的危险

　　在现在的情势下，当然存在各种危险，不光是教条主义，不光是在伟大征程中冻结与群众的联系。我们还有可能陷入的软弱之地。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她为革命奉献了终生，就意味着：作为回报，他∕她不该再担心他∕她的孩子缺什么东西，他∕她的孩子鞋子烂了，他∕她的家人缺乏某些必需品……那么，被未来的腐败细菌感染的大门就打开了。

　　我们要保持这样的想法：我们的孩子们可能拥有或缺少其他一般人家的孩子拥有或缺少的东西;我们的家人应该对此表示理解，努力去理解。革命是由人来完成的，但个体要在每一天里锻炼他们的革命精神。

　　这样，我们向前进。在这支长长的队伍前头——我们既不惭愧也不畏惧地说——是菲德尔;紧随其后的是最优秀的党的干部;紧跟他们的，是全体人民。一个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的坚实个体集合，一群已经意识到要做什么的男男女女，为摆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而战斗的人民，二者如此密切，我们能感受到人民的巨大力量。

　　这个伟大的群体进行自我组织。其组织源自他们认识到这个组织的必要。它不再是分散的力量，像手榴弹炸开一样在空气中飞散成无数碎片，用尽全力试图从不确定的未来获得某种保护，和同伴们一起垂死挣扎。

　　我们知道前方需要牺牲，作为一个国家，作为先锋，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英勇付出代价。作为领袖，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为有资格说我们是美洲先进人民的领袖而付出代价。[21]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奉献自己，自觉从履行职责的享受中得到回报，自觉与每一个人向着地平线处闪烁的新人类前进。

　　请允许我作出如下结论：[22]

　　我们社会主义者更自由，因为我们更满足;我们更满足，因为我们更自由。

　　我们(生命)完整自由的骨架已形成。还缺血肉和衣服，我们来创造。

　　我们的自由和它的每日维护用鲜血和牺牲来实现。我们的牺牲是自觉的——献给我们创建的自由。

　　前路漫漫，晦明错现。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我们将创造21世纪的人类——我们自己。我们将在日常行动中锻炼自己，用新技术创造新人类。

　　个人在动员和领导群众中发挥作用。他们代表了最高道德，是人民的希望，不迷失道路。

　　铺路的是先锋队，是优秀分子、党的佼佼者。

　　我们工作的粘土(上帝创造人类的元素)是青年。我们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为接过我们手中的旗做准备。

　　如果这封词不达意的信能说明一点问题，便是实现了写信的初衷。

　　请接受我们的问候——握手或圣母颂辞：

　　Patria o muerte！

　　原载中文伊斯兰民刊《关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原文http://www.marxists.org/

        注：

　　[1] 至切给吉哈诺发出此信，他已游历非洲(1964年12月始)一段时间。此次非洲之行，切与非洲革命领袖进行多次会面。

　　[2] 切的“未来男女”概念，是古巴革命战争中战士自觉的第一证据，他在“反叛部队的社会理想”(1959)一文中有探讨。这些想法在“革命的医生”(1960)这一演讲中有深入发展，他描述了作为革命果实，古巴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个体”，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像经历革命一样教育人……”这些最初的想法进一步发展成为切的个体概念——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直接和自觉的参与者。本文提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综合想法。

　　[3] 革命初期的这两个事件严峻考验了古巴人民面对灾难的英勇：首先，是1962年十月的(导弹)危机，美国企图颠覆古巴革命的行径，把世界带到危机边缘;接着，在1963年10月4日，弗洛拉(Flora)飓风席卷了古巴东部地区，造成1000多人死亡。然而，切相信，如果确实创建了新社会，群众要像在特殊环境中表现出的英勇一样，在每天的活动中也具有同样的意识。

　　[4] 1959年1月1日革命胜利，这意味着有史以来古巴人民第一次获得了真实的参政权利。开始，政府由多少支持革命的传统政党成员组成。当推行的政策影响了统治阶级时，一些异议者出现，成为未来反对革命的种子，他们后来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在早期的对峙中，当曼纽尔•乌鲁西亚总统已然成为使人民受益的法律的绊脚石时，公众压力迫他辞职。同时，在古巴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菲德尔担任政府领袖，成为总理。

　　[5] 取得政权仅4个月后，1959年5月17日颁布的土改法，被视为完成1953年蒙卡达革命计划的决定性步骤。切与革命领袖推荐的其他同志一道参与了这一新法律的起草。

　　[6] 1961年4月17日，由美国政府训练和资助的雇佣兵与流亡的反革命组织一道，从猪湾入侵古巴。这是美国计划的一部分，试图动摇并最终推翻革命。在这样的环境下，古巴群众感到，他们是社会改造真正进程的参与者，表现出愿意保卫革命果实，能够打败破坏革命的任何企图的勇气。

　　[7] 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古巴的宗派主义表现。这迫使革命领袖采取措施防止群众中分裂政府的趋势。作为一名领袖，切参与了这一过程，多次分析了这种分裂的严重后果。比如，他在1963年出版的《马列主义政党》一书序言中表达了这些观点，他这样解释道：“领袖犯了错误;党失去了那些与群众相连的核心品质，未能贯彻民主集中制和牺牲精神……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功能丧失……幸运的是，这种宗派主义类型的腐朽根基已被摧毁。”

　　[8] 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讨论，形成了切的部分经济理论架构轮廓，以及他对预算财政体系最初的想法。由于他的革命人道主义立场，切抛弃了包含利用资本主义工具或恋物癖的任何想法。在“论价值的概念”一文中，他广泛探讨了这些想法，该文发表在1963年10月《我们的工业》杂志上。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切在那些年开始的经济讨论的发端，具有国际意义。他以自己典型的严苛作风引导这些辩论，勾画出需要遵行的指导方针，切写道：“我们希望弄清楚，只有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沉着利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加以引导，我们发起的讨论对我们的发展才可能珍贵无比。”

　　[9] 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因为一次“意外的好运”——据说，当时，他的家族发现了石油——赚了大钱。多年来，洛克菲勒的经济实力使他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对拉美政策——不管谁入主白宫。

　　[10] 对切来说，如果经济思想不与社会和政治意识相结合，社会主义就不存在。无法意识到权利和责任，是不可能建设新社会的。这种态度应该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机制，表达这一态度的本质形式应该是自觉的。在本文中，切分析了自觉的决定性作用，与建立在社会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分离之上的“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产生的扭曲形成对比。不幸的是，历史事件表明，切是正确的，道德和政治危机使社会主义体系崩溃。切与此有关的作品包括：“集体讨论：决定和个体的责任”(1961年)，“论党的建设”(1963年)，“为共产主义劳动颁发证书”(1964年)，“新的工作态度”(1964年)。

　　[11] 从早期切尝试定义第三世界现实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发育不良的概念。在“古巴：历史的例外还是反殖民斗争的先锋?”(1961年)中，切问道：“什么是‘发育不良’?拥有巨大头颅、丰满前胸的侏儒就是‘发育不良’，他易折的双腿和短小的两臂与其它骨骼不匹配。他是反常、扭曲发展的产物。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被礼貌地称为‘发育不良’(underdeveloped)。事实上，我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资本主义令我们经济畸形，只特别发展了那些补充资本主义(宗主国)复杂经济所需的工业或农业分支。”

　　[12] 切认为，只有当工作成为完全令人(精神而非物质)满足的社会责任，并且通过有利于自觉工作的价值体系来维持时，人类才获得完全解放。这只有通过系统教育来实现，在各教育阶段，集体行动不断增加。切认识到这是困难的，需要时间来实现。为加快这个进程，他发展了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方法，将集体和个体利益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道德和物质鼓励——加深自觉性来发展社会主义。见切的演讲“向竞赛优胜者致敬”(Homage to Emulation Prize Winners，1962)和“新的工作态度”(A New Attitude to Work，1964)。

　　[13] 在创造新人类的过程中，切认为教育应该与生产直接相关，应该在每天进行，这是个人改善自我的唯一途径。这也要在集体精神中进行，这样就可以发展自觉意识，具有更大的影响。在实践层面上，他在工业部发展了一套教育体系，确保工人的最低培训水平，以便他们满足古巴面临的新科技挑战。

　　[14] 切探讨了先锋的突出作用。首先，他解释了先锋是领导斗争的必要成分，是防守的第一线。革命之后，切看到，先锋为群众提供了真正的动力，使他们积极参加新社会建设;先锋的最前面是党。因此，切有时候坚持主张，革命是一种加速的过程，那些积极分子有权利疲倦，但不应该厌倦做先锋。

　　[15] 切担任领导的时候，古巴革命还没达到制度化的水平，旧政权的结构尚未完全剔除。然而，切认为，制度化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使群众和先锋成为整体。数年之后，1976年，在古巴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制度化这项任务编入法律，表现了革命创造的政权结构。

　　[16] 切认为，工作在新社会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作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工作之间的不同。他注意到，要让工人竭尽全力、把职责和奉献置于个体收益之上需要什么。在1961年的一次演讲中，切这样提到每日的工作：“最困难、最持久的任务既不是激烈短暂的牺牲，也不是同志们为保卫革命而付出的时间，而是每日的长时间……”

　　[17] 为了理解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会淘汰前一个社会的固有根基，切调查了继承的生产关系。他坚持认为，要结束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唯一的方式就是两个根本改变：增加产量，深化自觉。

　　[18] 考虑到当时古巴社会和政权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像“古巴社会主义和人”这样的文章，难免要讨论文化。在一个出身于不发达地区，仍带着统治阶级强加的新殖民文化色彩的国家，思考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方是过去的价值观，一方是试图在人民和真正的社会正义实现统一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百花齐放(all-encompassing)文化，二者之间冲突不断。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顽固的酒文化，以及所谓“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教条和独裁倾向，使得斗争愈加艰难。解药就是，保护古巴文化中最优秀、最独特的部分，避免极端，努力建设一种表达大多数人的感受而不粗俗的、非模式化(schemas)的文化。这是古巴革命文化发展中一直保持的远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不能够阻碍大众文化的真实进程。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表达。

　　[19] 切曾广泛分析新社会建设中党和革命青年的作用：“论党的建设”，“马列主义党”，“成为年轻的共产党员”，“青年和革命”。

　　[20] 1955年，菲德尔和切在墨西哥第一次见面后，即建立了友谊，标志着解放拉美、建设新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方法的会合。切经常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到菲德尔，评价他的领袖和政治家品质，对他充满真诚的钦佩和敬意。菲德尔也无数次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应当深入研究他们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一段卓越的历史。更多参考请见切的“革命战争轶事”，“游击战”，“古巴：历史的例外还是反殖民斗争的先锋?”，“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马列主义党”。

　　[21] 古巴革命不同阶段的研究——从游击战到取得革命政权——系统地反映在切的所有作品和演讲中。他总是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展示古巴的榜样意义，作为自由的符号，展现一个不发达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获的果实。除了已经引用的，还可参见：“辞别国际志愿工作旅”(1960)，“古巴革命对拉美的影响”(1962)。

　　[22] 切在此处的结论中概括了一些充满他的著作的最重要的概念，优美地在本篇中加以综合。这些思想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包含哲学、道德、政治，贯穿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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