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后殖民
萨义德并没有在《东方学》中提出破解东方主义迷局的方法，而是在其后的著作——作为《东方学》的续篇——《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了“对位阅读法”、“年代错位法”，作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阅读方法：“在叙述法国历史的同时，要看到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在阅读19世纪的法国历史的同时，请你参阅胡志明主席的宣言，等等。他甚至具体到要求重写经典、收回命名权等写作技术上的策略，并相信从帝国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摆脱出来是可能的。”
在解读文学话语时，萨义德主张将文本中的内容同整个大背景中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揭示文本背后的权力因素，以及这些文本，在政治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可能后果，也就是要求一种更完整的阅读历史的大视野，点对点的还原整个历史截面。我们在阅读现代西方文化时，要将东西双方的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时刻保持一种大局观，保持对东西二元对立的警惕。不同于其他文学批评家,萨义德十分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关系,从文化和政治的批评眼光去分析文化文本和社会文本,从文化角度进行文学研究。这些方法是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的最好途径，为避免重蹈本质主义的覆辙提供了一种可能，直接指向了一种百花齐鸣的文化未来。
刘东先生在为汉学(即有关中国的东方学)《阅读中国》作序时写到一段话，“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多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地分化和毒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在这种境况下，避免西方的话语场,积极主动建构东方自己的话语权便具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在剔除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语境中自己表述自己，收回对自己的命名权，呈现东方人自己理解出来的东方形象。
萨义德在否定存在东方实体的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惑，如果否定了这些和我们有关的概念，将其视为强加的，从来都不存在的，那么，在否认之后，我们究竟是谁?这极易将我们引向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抛弃民族身份认同，抛弃文化身份认同，成为一个世界的流浪者，失去归属感。或者另一个极端，我们接受这些西方给定的框架，深化自己的东方身份，在此境况下不可自拔，陷入了一个“东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种族主义”的、甚至是“东方民粹主义”的怪圈之中。在认识自己时，必须是在对印度的了解中，对日本的心平气静中体验出来的，没有哪个民族生来就是本质化的符号，使用东方和东方人的概念时，这里面包含着多元的内涵。而对西方也一样，那里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都各不相同，他们无不从侧面给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提供着一种建议。
我们最熟知的东方主义是泛滥的关于各民族的定论，他们以一种本质主义的类型化的语气来说：印度人是冥思的，中国人是缺乏精确性的，日本人是集团主义的，等等。所以，要坚持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去描述西方，怀疑那些抽象出来的关于西方的腔调，避免复制东方学研究的老路，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观注入生命力。
总之，东西双方的差异只是一种历史过程中的存在，必须要以清醒的态度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元素，承认不同，从历史的眼光中看待不同。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抗和殖民，并不意味着描述和被描述，求同存异，价值共存才是我们的选择，多元的，各言其说的，百花齐放的文化景观才是未来世界文明的生存之道。
阅读《东方学》，难度不小，最大的障碍在于一系列陌生的人名和观点，从远至古希腊的埃斯库洛斯的《波斯人》喜剧，近到乔姆斯基对越南战争的评论，萨义德以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梳理出这样一个庞大的谱系。而在认识东方时，对我们来说，西方的阿拉伯研究(东方学的重头戏)又是一个太过陌生的领域。虽然如此，这本书的影响对于身处于西方主导语境下的我们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部著作有人赞颂有人贬抑。
在今天，后殖民话语依然强势，而殖民、后殖民、新殖民(就像西方指责的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那样)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并没有褪色，甚至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老殖民主义式的强权干预在中东随处可见，新殖民式的自我东方化现象此起彼伏，这个世界自资本主义航海大发现以后，似乎从来没有平静过。但是，现在随处可见的东方崛起也使得我们相信：世界史正在熊熊逆火中撕开一页，未来也许会总结，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时间，乃是世界史上又一个意义重大的分期线，为了意识到现在我们正在度过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分期时间，也许需要重新回头梳理一下西方究竟如何控制了东方，以至于我们压抑了如此之久。
不可否认，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倡导的后殖民主义并不能解决第三世界与西方之间可能出现的一切文化政治问题，也不是用于理解双方关系的唯一理论。但是，后殖民主义对差异的高度关注，对权力近乎痛恨的批驳，使人们在探索这个纷繁杂芜的世界时，会多一份冷静与反思。后殖民主义并不诉诸强力的解构，而是借助迂回的建设，以求在东西之间开辟一方催生多种可能的空间。这也许就是东方学带给我们新的灵感吧。
节选自《东方，该如何是好》一文
原载中文伊斯兰民刊《关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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