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命运,决定着理解与团结的可能。这就是阶级的意味。
“培育相同命运人类之间的团结,才能打破压迫者强加的隔离”——这就是国际主义的价值。
尽管“国际主义”在汉语中遭到篡改和玷污,变成一个惟利是图、背信弃义的代名词,但却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越来越醒目了。
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是黑色的
文/苏珊·阿布哈瓦 译/玛万
我随巴勒斯坦文学节前往加沙的意义之一就是:讨论巴勒斯坦人斗争的精髓是黑色的,需要与我们的“天然盟友”建立更牢固的关系,特别是非洲和南美。
在一次活动中,一位观众质疑向非洲寻求结盟或援助的作用,他说,那里的人们“饥饿、贫穷,自己也需要帮助”。
我指出,那些向他灌输非洲人民这一形象的人,也是这样把我们的形象传送给世界各地的。我们也被看作是“无助、饥饿、贫穷”的。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被当人看,而被当作野人,被当作恐怖分子。而我们丰富的一面、我们的坚忍同他们(指非洲、南美人民)的智慧、文化、社会和历史生活则被忽略了。或者更糟糕,被故意遮蔽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面对的挑战是,应该把所有真相都摆在桌面上。
艾曼的回答更好,这个灵魂高洁的人正打算在加沙开始一个电影计划,帮助孩子们应对他们生活中的暴力现实。他只是说:“那又怎么样!饥饿、贫穷就不能有尊严么?”
萨米哈是一位有天赋的巴勒斯坦作家,生活在加沙。她指出,像这样的陈腔滥调的确阻碍了迫切需要结盟的各被压迫民族的团结。还有拉娜,加沙巴勒斯坦文学节的组织者,不知疲倦、总是微笑着,令人温暖。她常说,当我们谈到加入“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指的是欧洲和美国,因为有些人让我们相信这是唯一重要的地方——正是这些国家,他们毁灭了我们的社会并为之喝彩——似乎我们的自由只能来自这些国家。
当然这不是事实。理解了这一点,需要我们重新调整巴勒斯坦斗争的方向,与原住民的斗争——遭边缘化的、发不出声音的人们的斗争——站在一起。我想,这种斗争从精神到政治上都是黑色的。因为,数世纪以来,没有比白人至上主义施加给黑色身躯的野蛮更甚的了。
对我来说,黑色是殖民主义和霸权的受害者,包括所有被迫继承的内部冲突所带来的自卑情结、阻力、黑色权利和黑色授权的冲击。
天然盟友
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弗朗茨·法农描写了某种源自白人殖民奴役黑人所造成的自卑情结的自恋。他说:“黑人不惜一切代价,想向白人证明他们的丰富思想、他们的(与白人)平等的智慧。”仅此一句,就揭示了巴勒斯坦人与“世界”对话中的盎格鲁中心本质。
我们在与欧洲、白美洲的对话中,总是在试图证明我们的人性。一方面我们在乞求接纳和团结,另一方面,我们接受了白人的各种各样的同情(也是白人的负担),好像这就是真正的团结,或者像一片面包加一句我们“还做得不够好”的告诫。
这并不是说,白人个体从未给予过真正的团结。像若雪·柯利、汤姆·赫恩德尔、维托里奥·阿里戈尼等等这样的人们,他们付出的的爱和牺牲是不能否认的。这种超越种族的团结和支持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不同种族的人对待我们是不同的。
面对非洲人民,以及曾受奴役的美洲后裔,无需多费口舌。我们从来不必向他们证明我们为自由而斗争的价值和正义。这就是我所说的“天然同盟”。这些人们从心底里深深深深地懂得,被世界的主流认为是害虫意味着什么。他们懂得,“大地上的可怜虫”是什么意思。
一些犹太人也许还记得,他们也曾是我们的天然同盟。继续敲欧洲和白美洲的门,包括以色列人的门,乞求“请帮帮我吧,请看看我吧,我和你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用。继续接受有条件的施舍是没用的,这把我们曾经骄傲的民族变成了乞丐民族,乐意为了黄油而献歌献舞。这是一种耻辱,会削弱我们。更重要的是,不必这样。
任何还抱着为基本的自由、家园、尊严而与以色列“谈判”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活生生的自卑情结典范。这是我们黑色斗争的核心。我们的解放斗争,其精神和政治,本色是黑的。
这种消极情结的特征之一就是,一边憎恨着压迫者,一边想要满足压迫者的所有要求。法农对这种“对白色的期望”的精准描述是我所不能及的。对于巴勒斯坦问题而言,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可以称作受害者情节。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爱德华·赛义德演讲。那是在奥达(Al-Awda)回家权利集会上,我想是第一届,在2000年。他说:“我们(巴勒斯坦人)应该记住团结在这里和在所有其他地方对我们的表现。”
我常常想起这些话,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他的话的含义领会得并不够。我们未能识别向我们展示的团结的源头。我们沉浸在自己的痛苦和悲伤里(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关注自己的受难而把他人的痛苦排除在外——这非常相似压迫我们的人(尽管不完全来自同一种自我苦难迷恋)。
巴勒斯坦人获得的黑色支持
事实上,大量主动援助都来自那些本身就是殖民统治、剥削、贪婪资本主义和制度性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的民族。
几年前,我有幸受邀参加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召开的妇女国际民主联合会(Federación Democrática Internacional de Mujeres)。与会的妇女来自拉美各地,从墨西哥到智利、阿根廷的各个地方。论坛讨论的是她们的社会所面临的疾病:性别歧视、资本主义、对老年人的歧视、对同性恋的憎恶、种族主义、偷窃土地、剥削、环境破坏、原住民权利、家长统治、阶级歧视等等。
拉美之外,她们只邀请了两个代表团。一个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妇女代表团,一个就是北美妇女代表团——大部分团员是非白人妇女,包括我,一个巴勒斯坦人。
两周前,非洲女作家组织在加纳召开会议。讨论的是非洲的疾病——这片大陆仍在数百年白人统治、剥削、奴役等等之后蹒跚而行。会议仍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重要讨论内容。
南非的Kwazulu-Natal大学举办“作家时代”文学节,唯一邀请的一位非非洲作家是巴勒斯坦人。这是一种与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起的深沉表达,源自一种与生俱来的理解——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一样的痛苦,一样的斗争。
为我们发出最大声音的是非洲人、非裔美国人,比如德斯蒙德·图图、安吉拉·戴维斯、爱丽丝·沃克、辛西娅·麦金尼。如果图图把正义斗争的焦点只集中在他的国家仍在恶化的经济隔离上,谁也不能指责他。如果戴维斯和沃克花费大量精力与数百年美国奴役带来的长久而痛苦的后遗症——巨大的社会不公和经济不义作斗争,也没有人能指责她们。
我可以继续列下去。这些社群和个体向我们伸出援手——他们原本可以不管我们,忙自己的艰难的斗争。而这样的例子很少来自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特别是那些富油国家——他们有能力施以真正影响、带来重要的改变。
我知道,我们也从以色列的压迫和种族清洗中站出来,不管是对海啸遇难者、缅甸的罗兴亚人,还是孟加拉受剥削的工厂工人,表达了我们的支持。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向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尽管我们一无所有,只有来自班图斯坦隔离区(ghettos)和难民营的暖心话语。
因为,这是人类精神的美好精髓。
因为,有一种自由,只是人类自由的子集。因为,培育相同命运人类之间的团结,才能打破压迫者强加的隔离,比如加沙封锁。
因为,美国和欧盟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永远不是我们的朋友。
苏珊·阿布哈瓦,《大卫的伤疤》(Mornings in Jenin),“巴勒斯坦游乐场Playgrounds for Palestine”创始人
原载中文伊斯兰民刊《关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来源http://electronicintifa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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